虽然历史上称呼宇文泰和高欢建立的两个魏国叫做西东魏国，但是对于宇文泰来说，他的魏国才是正版的魏国，东边的那个魏国是冒牌货，同样的，对于高欢来说，他的魏国才是正版的魏国，西边的那个魏国是冒牌货。 西魏和东魏隔着黄河和潼关对峙。两边都说自己是正版的北魏，但两边其实都是盗版的北魏，都是傀儡政权。原来的北魏的皇室现在只不过是个受人摆布的幌子。 幌子的背后是一个大的集团，这个集团叫做关陇集团，全称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陈寅恪多次引用《庾子山集》，证明关陇士人与鲜卑胡姓的关系。岑仲勉反对说：“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至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陈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于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外，无非歪曲史实以迁就其臆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认为岑氏对于陈说赵州昭庆二陵及《光业寺碑》未能提出反证，无法动摇陈说

府兵制由宇文泰首创，初唐时完善，高宗武后时衰落，玄宗时被彻底破坏。而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北朝隋唐曾盛极一时，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而太宗时期，权力渐衰，与新兴的山东豪杰颇有争斗。而长孙无忌出任顾命大臣，是关陇集团最后的闪光，武后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

柱国，为春秋战国时楚国所设立，意为军队的高级统帅，两汉时取消，宇文泰再兴西魏时又重新设立。在西魏大统十六年以前柱国大将军这一称号共封给八个人，分别是：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当时号称“八柱国家”，其中宇文泰总领诸军，而元欣为西魏皇族，兵权受到限制，剩下的六人每人统领两名大将军，即为府兵中的“十二大将军”。在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产生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直至唐初的新一代门阀贵族，而这几个时代的皇室后族大多都出自这些家族------宇文泰子孙为北周皇族，李虎子孙为唐朝皇族，大将军杨忠子孙为隋朝皇族，北周历代皇后多在这些家族中产生，隋文帝的皇后与唐高祖李渊之母都出自八柱国里的独孤信。而这些家族后来的盛况，都源于在南北朝最后的乱世中这些名将的丰功伟绩。

三征高句丽是为了对付关陇集团 我想应该是你看高月的小说天下枭雄得出的结论吧 这也许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绝不会是主要原因

八柱国不是北周的时候才是巅峰吗 隋炀帝时期经过一系列改革 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讨伐高句丽为的是对付关陇这种解释根本说不通。因为兵制是府兵制。而且一征高句丽的时候官员大臣绝大多数被安排进天子六军而非二十四军之中，要死也轮不到天子六军的人去死。

削弱他们的势力啊，没必要要他们去死，让他们出兵，然后损耗他们的手下兵力和财富，就可以达到削弱他们的目的了

节 出征军队数量及地域来源

关于唐太宗亲征高丽的发兵情况，史料中有较多记载。《旧唐书》载：

（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壬寅，车驾至洛阳宫。庚子，命太子詹事、英国公李绩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副之；刑部尚书、勋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舟师出莱州，左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发天下甲士，招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7]……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8]……

（贞观）十九年，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峡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趣平壤；又以特进英国公李绩为行军大总管，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副，领将军张士贵等率步骑六万趣辽东；两军合势，太宗亲御六军以会之。[9]

（十八年）七月甲午，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兵及契丹、奚以伐高丽。[10]……

（十一月）甲午，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李世绩、马周[11]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十六总管兵以伐高丽。[12]……

十九年二年庚戌，（上）如洛阳宫，以伐高丽。[13]……

帝幸洛阳，仍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常何、左难当副之，冉仁德、刘英行、张文干、庞孝泰、程名振为总管，帅江、吴、京、洛募兵凡四万，吴船五百，泛海趣平壤。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副之，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姜德本、麴智盛、吴黑闼隶之，帅骑士六万趣辽东。[14]

（贞观十八年三月）甲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等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15]……

（贞观十八年冬十月）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趣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16]……

（贞观十九年二月）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17]

宜令营州都督张俭守左宗卫率高履行等，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靺鞨，往辽东问罪。[18]……

可先遣使持节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英国公李绩，副总管江夏郡王道宗，士马如云，长驱辽左，奋夷岳之威，屠豕蛇于险渎，乘建瓴之势，斩鲸鲵于镂方，行军总管执失思力，行军总管契苾何力，率其种落，随机进讨，契丹方长于勾折奚方长苏支燕州刺史李元正，各率其众，绝其走伏。使持节平壤道总管张亮副总管常何总管左难当等，舟楫相继，直指平壤。新罗王金善德，倾其城邑，竭其府藏，荷不赀之泽，复累叶之仇，出乐浪而冲腹心，临沃沮而荡巢穴。百济王扶馀义慈，早著丹款，深识时机，弃历稔之私交，赞顺动之公战赢粮蓄锐，惟命是从。凡此诸军，万里齐举，顿天罗于海浦，横地网于辽阳，朕然后经涂白狼之右，亲巡元菟之城，执鼖鼓而戒六军，载太常而麾八阵。[19]

由此得知，此次出征的军队主要有：

1. 李（世）绩、李道宗所率六万步骑及降胡；

2. 张亮所率四万水军及三千募士；

3. 唐太宗所率军队。

另外，还有张俭所率先遣军，以及燕州刺史李元正所率部兵和契丹、奚、靺鞨番兵。由于此部分军队数量较少，行军路线也很短，且契丹、奚、靺鞨番兵又不直接受唐军统领，史料在后来战争中对其记载不多，因此后文中不对这部分军队作重点叙述。

从以上史料提供的数据来看，唐军此次征高丽的数量可确定在十万以上。《新唐书》提供了这样的资料：“始行，士十万，万驱，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十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20]

在《唐会要》中，也提供了这样的史料：“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张亮水军七万人，沉海溺死者数百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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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文章作者：边众

高句丽，也简称高丽，是西汉到隋唐时期东北地区出现的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边疆民族。周秦时期，高句丽的先人一直生活在东北地区。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高句丽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吉林东南部、辽河以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王朝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所灭，在历史上持续了705年之久。

图片为古辽东城的燕州城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

一、从高句丽民族起源看，我国学者大体上有秽貊说、夫余说、商人说、炎帝说等，但无论何种说法，都充分肯定高句丽民族先人的活动范围在周秦之际就在我国东北地区之内。周武王克商以后，周人的势力已超越今日东北的范围。

二、从高句丽政权建立情况看，国内外学者大都认同公元前37年建都于纥升骨，当时属汉玄菟郡管辖范围。高句丽政权先后臣属于汉玄菟郡、辽东郡，不断上表称臣、朝贡。

三、自汉至唐，我国历代王朝，包括分裂时期的各王朝都认为高句丽是边疆民族政权。如唐太宗视高句丽地区为中国的传统疆域，实现对高句丽的统一是完成“九瀛大定”的最后一项使命，这也是隋唐两朝不惜倾全国之力完成统一高句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高句丽也没有“自绝”于中国之外。高句丽给自己的定位一直都是中央王朝的边疆地方政权，主动和中央王朝建立臣属关系。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唐朝统一高句丽后，有一大批高句丽人不仅没有对唐朝抱有“亡国”之恨，反而为维护唐朝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五、从高句丽人的流向看，高句丽灭亡时，大多数都融入了汉族人群中。

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

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也出现了一个名为“高丽”的政权，因其统治者姓王，故学界以“王氏高丽”称之。尽管王氏高丽袭用了高句丽的称号，但二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首先是两个政权建立的时间悬殊、历史发展归属不同。其次是管辖境内居民构成不同。高氏高丽辖境内的居民以高句丽族为主。王氏高丽辖境内的居民以新罗人为主，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最后是王氏高丽非高氏高丽后裔，王氏高丽的王族也并非是高氏高丽的后裔。

高句丽、王氏高丽混淆的原因

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我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到了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了混乱，乃至明显的错误。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作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将属于我国历史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纳入到了朝鲜史中。其结果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政权冒名顶替，而且作为王氏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七世纪时，朝鲜半岛并存着三个国家，高句丽、新罗和百济，其中新罗一直对唐廷朝贡，关系比较亲密。642年，渊盖苏文杀死荣留王后立高宝藏为王，自己以摄政王身份独掌高句丽大权。643年九月，新罗遣使入朝，述说百济攻占其40余城，并与高句丽图谋断绝其与唐朝的通路。唐太宗命高句丽停止欺压新罗，遭渊盖苏文拒绝，唐太宗遂决定发兵东征高句丽。

645年二月，唐太宗以李勣为帅御驾亲征，继隋炀帝三征之后，再次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李勣指挥得法，屡败高句丽军，又在进攻辽东城时击退四万高句丽援军，五月十七克重镇辽东城（今辽宁辽阳），斩首一万，俘万余。六月，唐军围困安市城，并在城外设下陷阱，击溃十五万高句丽援军，斩敌两万，俘三万余，唐太宗将其中三千多靺鞨兵坑杀。得闻大军溃败，高句丽举国震恐，各小城守军纷纷弃城而逃。李世民本以为大局已定，高句丽指日可破，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会在安市这座孤立无援的小城下，遭遇与杨广如出一辙的命运。

七月，唐军开始大举攻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唐军围攻一个多月，安市城却岿然不动。李世民的御驾每经过城下，城上守军就擂鼓喊叫，肆意嘲笑，李勣遂愤然提议： “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安市百姓闻知此事，更加同仇敌忾，人人抱定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皆全力相助士卒守城，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唐军又猛攻数月，伤亡惨重，却仍不能下。

后来唐军想出一策，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动用了五十万人次的劳力，终于筑起一座比安市城墙还高出数丈的土山。本来唐军有望据此破城，但由于指挥失当，土山快建成时，竟被守军遣敢死队攻占，于是这座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方成的土山反倒成了高句丽人的前沿工事。李世民又气又恼，下死命令让唐军不计伤亡狂攻数日，却毫无成效。至九月，草枯水冻，粮草将竭，战马十不存一，李世民被迫泱泱班师。

安市城保卫战的辉煌胜利重挫了唐军，保住了高句丽的国脉，为力挽狂澜之大捷，意义非比寻常。唐帝国此次东征高丽历时一年，前期取得了多次胜利，攻占十城，共斩杀高丽士卒四万余人，虽然战马损失了十之八九，但唐军士卒阵亡却仅仅两千人，算得上是摧枯拉朽。（《通典》：“役殆两千余，骑失之八九。”）然而自从进攻安市以后，唐军的表现就十分拙劣，不仅失败连连，伤亡惨重，顿兵城下难以寸进，最后还把辛苦造成的土山拱手送敌，可谓是上演了一幕战争史上的笑料。

远征的唐军每日耗费的钱粮比就地取食的高句丽军多出近四倍，数十万大军日耗无算，国内百姓不堪重负，李世民自辽东返京时，有十四个县上万民书，要求减赋罢征。四川更是因此激起了民变，爆发了农民起义。可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后，唐军却连惨胜的结果都未能获得。六十万大军鏖战经年，进军尚不足百里，只攻下三城，远未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其实高句丽早已在与隋朝的多年征战中疲惫不堪，男丁伤亡惨重，很多次连孩童妇孺都走上城头助战，经济更是被兵火破坏殆尽，国力和战争潜力早已大不如前。

李世民十分沮丧，认为此战应属败仗，他痛心地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军撤走后，高句丽收复了所失土地，将国境再次推回到辽水一带。不过此战高句丽也损失惨重，士兵死伤数万，经济被严重破坏，李世民更在撤退时迁走了七万人口，较大地削弱了高句丽的国力。

其实李世民此次远征未竟全攻并不出奇，当年隋军也能在野战中轻松取胜，多次大破高句丽人，却在坚城之下难以寸进。唐军的战斗力未必能强过一征高丽时的大隋府兵，在安市城下束手无策也是正常现象。

647年三月，唐太宗再次对高句丽用兵。此次唐帝国的战略以袭扰为主，每到收获时节就大举攻袭，入境破坏其生产，并让其耽误农时，冀望通过烧杀抢掠的手段摧毁其经济基础，减耗其国力。这种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唐军袭扰部队数次击败高句丽军，高句丽人见野战不是唐军对手，只得退守城池，唐军纵横来去，“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几年下来，高句丽国内粮食基本告磬，穷困凋弊，高句丽王被迫于十二月遣子谢罪。

由于此时唐帝国的西部边境出现战乱，李世民的此次攻辽之战再次无疾而终。不久后，唐帝国联合回纥灭掉了薛延陀，于是重新将军事重心移往辽东半岛。李世民计划于649年征发三十万大军，彻底荡平高句丽，却在筹备过程中病死，征辽计划于是搁浅。

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兵入侵新罗，夺其三十三座城池，新罗王向唐求救。唐高宗李治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出兵征伐高句丽，唐与高句丽之间烽烟再起。

658年，程名振攻克高句丽赤烽镇，斩首三千。660年，薛仁贵在横山击败高句丽军。661年，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水陆大军十万攻百济，百济倾国迎战，被苏定方大破，百济亡。

661年，唐帝国对高句丽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唐军出动了“三十五军”，合计三十余万；而高句丽此时的机动兵力估计在十五万人以上，总兵力估计超过二十万。七月，苏定方部在大同江一带击败高句丽军，斩首数万，随即开始围攻平壤。661年九月，契苾何力率领的北路唐军取得了鸭绿水大捷，斩首三万级，余众悉降，歼灭了高句丽的北线主力，至此高句丽北面门户大开，北路唐军随时可以南下与苏定方部会合，形势对唐军十分有利。但此时铁勒九姓发动叛乱，回纥等部也大举犯边，北路军被调回抵御。

662年二月十八，渊盖苏文率高句丽主力大举进攻唐军庞孝泰部，“蛇水之战”爆发。此役高句丽大破唐军，数万唐军全军覆没，唐军主帅，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举军没”，他本人和“其子十三人皆战死”。苏定方部自七月就开始围攻平壤，却久攻不克，唐军粮草匮乏，侧翼的友军庞孝泰部又被全歼，遂被迫于662年三月撤军而返，未能实现攻克高句丽的战略目标。

“蛇水之战”是高句丽军对唐军取得的最大一次战役性胜利，史称“第一次平壤战争”。此战不仅成功地保卫了平壤城，更重挫了唐军的锐气。之后唐与新罗的联军不断进攻高句丽，却均为渊盖苏文击退，大唐和当年的隋朝一样，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而且战争耗费庞大，百姓困苦不堪，663年八月，为平息民怨，唐高宗“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战溺死者甚众，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

666年，唐帝国幸运且侥幸地迎来了转机。高句丽统帅，威信空前，统御高明，多次以非凡才能拯救了国家的渊盖苏文病死。这个铁腕的军事独裁者生前曾破百万隋军，败长孙无忌、李世勣、薛万彻、苏定方等名将，毙王君愕和庞孝泰，声威赫赫，堪称高句丽的擎天之柱。然而他死前没有安排好后续事宜，其三子爆发内斗，失败的长子渊男生率部叛国投唐，与侵略者一道杀向自己的祖国，局势立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666年九月，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击败高句丽军。667年九月，李绩克军事重镇新城，但防守不力，为渊男建夜袭，新城险些易手，关键时靠薛仁贵军驰援方得免。十月 ，庞同善军在金山路上遇到高句丽十万大军，被打得落荒而逃。高句丽军乘胜追击，却被前来救援的薛仁贵军拦腰截断，大败亏输，被斩杀五万余人。金山之战是唐初罕见的大规模遭遇战，是灭高句丽的四大战役中最大且最关键的一场战役，高句丽的精锐部队在此战中损失殆尽。

十一月，薛仁贵乘胜引三千精骑进攻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而高句丽则以数万大军往攻新城，两军偶遇于雪原之上，高句丽军不擅野战，更不擅遭遇战，被薛仁贵率领的玄甲军大破，被歼万人，余者溃退。668年二月，薛仁贵克扶余。泉男建遣兵五万欲夺回扶余城，在薛贺水与李勣军大战，大败而还，唐军斩俘三万余人。随后薛仁贵率部一路杀至平壤，沿途四十余城望风而降，高句丽人自此畏薛仁贵如虎。

薛仁贵与李绩大军和数万新罗军在平壤城下会师后，便开始攻城，此时高句丽主力伤亡惨重，城内兵微将寡，士气低落，高句丽国王高藏被迫出降，高句丽亡国。

高句丽最终战败亡国有四个主要原因：一是之前隋炀帝三次倾国征伐极大地消耗了高句丽的国力和战争潜力，唐朝面对的高句丽已经是一个元气大伤的国家。二是唐朝在正面进攻遭到和隋炀帝一样的失败后，采取了烧杀抢掠的经济战手段，这令本就民穷财匮的高句丽更是雪上加霜，而在长年的饥荒和内乱中，高句丽人的战争能力和战斗意志也日益减退。三是高句丽内乱给唐朝提供了机会，渊盖苏文在世时屡败唐军，李世民和李治父子束手无策。而渊盖苏文的卖国贼儿子渊男生对高句丽国内的优势、弱点知根知底，得到其鼎力支持的唐军才能避实击虚，势如破竹。四是指挥不当，以往高句丽人都是以主力死守城池，这种乌龟战术非常有效，从隋军到唐军都无可奈何。但自渊盖苏文死后，军事决策者频频举措失当，屡次让不擅野战的高句丽军与唐军在平原上相遇，致使精锐尽丧，之后连固守也无法做到。

大唐以举国之力对高句丽进行了长达二十三年的不间断征伐，终于成功将其灭国。其实高句丽这个民族十分团结，民族性极强，并不容易征服。渊盖苏文政变上台，以暴政治国，但高句丽上下却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或将领发动兵变，也没有下层百姓揭竿而起，举国上下众志成城，一致对敌。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凝聚力让高句丽抵挡住了大隋的三次征伐，最后反倒把隋朝拖垮了，然后又让李世民无功而返，遗恨而亡。

然而人力终有穷尽，高句丽以弹丸之地成功抵御泱泱中国数次倾国征伐，其实早已油尽灯枯，只是凭着一股保家卫国的锐气才能屡屡击退唐军，让庞大的唐帝国无可奈何。但随着渊盖苏文身死，内战爆发，败绩连连，终于势窘力穷。在扶余大败之后，各地军民渐渐失去信心，纷纷献城投降。这个民族的脊梁一断，也就走到了消亡之时。

在对高句丽的作战中，唐军中以名将薛仁贵统率的五万唐军战绩最为显赫，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消灭了数支高句丽军队，克城无数。而且薛仁贵率军大肆烧杀抢掠，屠戮平民，更是沉重打击了高句丽人的战争持久力和抵抗意志。唐高宗灭高句丽后，屠杀了大量的高句丽人，还将余者三万八千余户强行迁徙到西北服苦役，彻底消除了这个强悍不屈的民族重新崛起的可能。

在一片焦土之上，唐帝国于668年九月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并派薛仁贵统兵近三万驻守，意欲将朝鲜纳入版图。然而这种企图遭到了新罗的强烈抗拒，新罗不久后便开始武力驱逐唐朝势力。为了争夺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双发很快就爆发了长达八年的大战。

670年六月，新罗军夺原百济八十二城，斩五千唐军；671年六月，再次大破唐军，全歼五千余人，并占领百济全境，已被实际纳入唐版图的百济易手。672年八月，唐军大捷；673年，唐军进攻新罗，连败九仗，狼狈退回；675年二月，唐军大捷；675年九月，唐军王牌精锐薛仁贵部大败；新罗乘胜进攻由二十万唐军主力驻扎的买肖城，并取得了决定性的大捷，仅战马就缴获三万多匹，唐军伤亡惨重；此后新罗与唐交兵十八战，唐军皆北，新罗基本上控制了高句丽故地的整个南部。677年十一月，薛仁贵率水军进攻，先小胜，后在枝伐浦大败，被斩四千劲卒，大唐自此绝了反攻辽东之念。

670年至677年间， 在新罗和唐帝国之间爆发了二十多次战争，新罗军取得了其中大部分的胜利。随着唐军屡战屡败，唐帝国的势力逐渐被赶出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由新罗一统，大同江以北则由唐和渤海国瓜分。渤海国是由高句丽遗民大祚荣联合靺鞨而建立，自称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控制了原高句丽的大部分领土，这个“海东盛国”后来也成为唐与新罗间的缓冲区。

唐帝国在辽东铩羽而归，这令高宗李治十分不快，678年便欲再次征伐新罗，宰相侍中张文瓘力阻：“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旧唐书》）由于此时吐蕃大举犯边，唐帝国已经在事实上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不得不对新罗做出妥协。而且唐朝统治高层深知新罗实力甚强，攻取不易，勉强征伐劳民伤财，很可能会重蹈隋炀帝的覆辙。而且即使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以当地的民风，也很难安稳统治，会深陷于辽东半岛这个大泥淖中无法拔足。再加上新罗外交手腕圆滑，不似高句丽般桀骜不驯，即使在买肖城大捷之后，唐朝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之时，仍然能够放低姿态，遣使请罪，承认唐朝是宗主国，自己甘做藩属，给足了唐朝面子。否则万一高宗因下不来台阶，宁可冒亡国之险也要倾国进攻新罗，最终的胜负也难以预料，而两败俱伤却是无疑地。

新罗挟屡胜之威，又巧用外交手段，终于成为了实际上的胜利者，迫使唐帝国接受了既成事实。大唐的势力最终被赶出了朝鲜半岛，却无力改变现状，唯有暗气暗憋，自此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野心。此次失败重挫了大唐在邻国心中的威信，为日后突厥、渤海、契丹、奚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叛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既然唐帝国在新罗叛反后无力做出有效惩罚，只能任其得到巨大利益，那么其它的边疆都督府又怎会不加效仿呢？

唐帝国对高句丽的侵略战争持续了二十三年，之后又与新罗激战八年，一共打了三十一年仗，士兵死伤遍野，国力民力折损无数，最终却大败而回，未能成功控制辽东半岛，获得预期的领土和利益，反倒为人作嫁，促成了新罗的崛起。泱泱大国，劳心劳力，却寸土未得，终为天下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