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说,是先屠杀中国的还是中国领先世界的科技垃圾人口

  接上  浅析1983年版“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问题  最后各位自行比较,根据1983年版计算数据及1990年有关统计数据,把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出生人口数据等列出如下;  1、1959年,  按83年版数据计算1959年出生人口:16,503,603 人  按1990年仍生活在国内的1959年出生人口:14,378,626人  2、1960年,  按83年版数据计算1960年出生人口:13,915,080 人  按1990年仍生活在国内的1960年出生人口:14,443,119人   3、1961年,  按83年版数据计算1961年出生人口:11,899,146 人  按1990年仍生活在国内的1961年出生人口:11,504,496人  “1960年初人口与年末人口整整差1000万人”——这样巨大的“人口数字差”,绝不是“1960年的死亡率25.43‰,自然增长率   -4.57‰”所能办到的;必须再增大1960年的死亡人口数,或再减少1960年的出生人口数;只要“改写”新中国“大跃进年代”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就能够随意增大“这期间”的死亡人口,就能够快速地编造出“饿死N千万中国人”的“据”!   中国在已经过去的20年中,不仅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还进行了多次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   现在,我们已经在中国进行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还进行了多次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的“数据”,来“在1983年正式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中最有“特色”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   1,1983年正式公布的“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其中,白纸黑字地展示出“1960年初人口67,207万人,年末的人口66,207万人,出生人口数是13,915,080人;死亡人数是16,963,590人……   2,以后,中国在1990年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在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明明白白地展示出这样的数据:   1961年出生,年满29岁的中国人,在1990年7月,仍然有11,504,496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1960年出生,年满30岁的中国人,在1990年7月,仍然有14,443,119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1959年出生,年满31岁的中国人,在1990年7月,仍然有14,378,626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这就是说,出生在1960年的中国人,经过30年时间,在1990年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仍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竟然有14,443,119人!   3,中国在日完成的全国人口1.04%抽样调查。——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明明白白地展示出这样的数据:   1961年出生,年满34岁的中国人,在1995年10月,仍然有11,248,077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1960年出生,年满35岁的中国人,在1995年10月,仍然有14,491,481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1959年出生,年满36岁的中国人,在1995年10月,仍然有13,458,462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这就是说,出生在1960年的中国人,经过35年时间,在1995年10月完成全国人口1.04%抽样调查时,仍然有14,443,119人生活在中国境内!——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5岁;在1960年出生的中国人,经过35年,不仅没有人离开中国,还没有人死亡!   4,在“胡与赵”先后辞职以后,中国在2000年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明明白白展示出这样的数据:   1961年出生,年满39岁的中国人,在2000年10月,仍然有11,414,017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1960年出生,年满40岁的中国人,在2000年10月,仍然有14,684,726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1959年出生,年满41岁的中国人,在2000年10月,仍然有13,059,787人生活在中国境内!   这样的事实,是否能够说明:出生于1960年的13,915,080中国人,经过40年时间,竟然没有人离开中国,竟然没有人死亡!——比照在1983年正式公布的“1960年出生人口数13,915,080人;40年后竟然出现人数增多769,646人的“怪事”!   相比之下,在~1964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只有1960年出生的中国人,能够经过40年“不减反增”;其他年份出生的中国人,无不是逐年减少。1959年和1961年的人口数字,同样是在逐次减少!
  《新京报》采访章百家  作者:杨华云  来源:新京报  来源日期:  ■ 对话动机  去年7月21日,中共中央首次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今年1月11日,党史第二卷出版;近日,中组部、□□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又联合发文,决定今年在全国开展党史的学习教育。同时,各级组织部门将指导党校、干部学院搞好党史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加大党史特别是党的历史经验教育在干部教育培训中的分量和力度。  对于近期党史工作的多项并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向记者介绍了近年来党史研究的发展,并解析新出版的党史二卷的特点,漫谈研究党史的心得。  ■ 人物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外交史,近年主治改革开放史....  …………  …………  新京报:  有评论说,党史二卷首次公布了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的权威统计。  章百家: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就引用了国家统计局的这一数据。应注意的是,书中说“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仅仅是1960年一年,而非三年;减少的人口中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  至于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各有不同说法,差距悬殊,但引用任何个人的统计都会引起争议。因找不到权威数据,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按过去的表述。  对历史真相的复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部书并不刻意寻求突破。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一时仍难弄清的问题,以及个别仍比较敏感的问题都没有写到这本书里....  ------------------------------  这里说的是比较的清爽了的  原始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  但是!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一定真实可信吗?!  答案是否定的  转贴  ——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根本不可靠…………  黑毛的一伙,好不容易拿来一本某谠谠史2卷显摆,  可惜啊!  某谠谠史2卷的编写者(之一)还是说了句实话的,“至于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各有不同说法,差距悬殊,但引用任何个人的统计都会引起争议。因找不到权威数据,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按过去的表述”  “过去的表述”,原始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并不是“权威数据”!!  这,  不是我说的了,是某谠谠史砖家说的~~~~~~
  @红楼隔雨a
18:23:54  当大饥荒降临中国的1961年,M要求1961年“继续大跃进”使1961年成为“大学之年”“大比之年”(比粮食亩产量、比革命干劲;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只有刘少奇同志以非凡的勇气说出了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和责任!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三自一包等等。可以称之外“力挽狂澜”。他犯颜批评M的 大跃进反瞒产的九个指头论,反对嫁祸于天——“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同时痛切地呼吁“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  -----------------------------  至于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并无定论。因为“饿死 ”这个概念就很难明确地定义。况且,您这4000万人已经超过了 59到61年的总死亡人口(大约3600万人)。当时即便风调雨 顺,每年也有7、8百万的自然死亡(三年至少2000多万人)。  而且老共上台后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2.543%)也没有高 过1949年之前38年的平均值。民国那38年一共只增加了两三 千万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不足0.1%。如果当时的出生率和50年 代前半相当的话,死亡率应该超过3%。这是个高得很惊人的数字。 满清最后十年,人口还增加了5到7千万。即便把日本人杀害的三千 万都算进去,民国这38的人口增长率仍然低得不可思议。  老共上台,无论是整体上还是局部,死亡率都是大大降低的。所以才 能前7年增加1亿人口,30年增加五亿人口。
  那三年已经是历史了,我们也没必要再论毛如何了,只是历史不能更改。我们常骂日本篡改历史,现在国内有些人何尝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试图篡改历史呢?
  那几年肯定有人饿死,但肯定也没三千万,当然,不管饿死多少人都不是好事,在中国境内饿死了人,中国共产党不管怎么也不能洗脱责任,何况共产党本身就有责任,所以这事共产党根本就没法说,也确实没有没说什么,责任也担下来了,中共的态度还是好的,又过了这么多年,共产党也没有再犯过类似的错误,这种事也没必要天天说了  
  59、60年,山区可以上山搞点吃的,沿海可以下海搞。像皖北、豫东南平原地区,人口多,树皮野菜都啃光。问问65岁以上的农村人吧。  
  @我从未 89楼
18:35  毛时代凭票供应粮食,会有人饿死,会有人撑死吗?  难道定量不一样?  -----------------------------你问问,文革时农村人有没有供应粮票?没有。  
  @ 时间: 14:04:31  那几年肯定有人饿死,但肯定也没三千万,当然,不管饿死多少人都不是好事,在中国境内饿死了人,中国共产党不管怎么也不能洗脱责任,何况共产党本身就有责任,所以这事共产党根本就没法说,也确实没有没说什么,责任也担下来了,中共的态度还是好的,又过了这么多年,共产党也没有再犯过类似的错误,这种事也没必要天天说了  -----------------------------  “不管饿死多少人都不是好事”?!  知道不知道?!  今日的这个无耻下流没底线的“盛世”,
  @beisong1 14楼
19:13  这都是造谣,事实是那时候国富民强,人民自从四九年就不可能挨饿了,不能说拉的屎都有油水,但顿顿大白馒头都能保证,鱼和虾也都很便宜,一毛几一斤,我那时候一周能下两次馆子。  [来自QQ浏览器]  -----------------------------那时你还是个精子,知道个j8  
  转贴  西安14岁女孩因长期营养不良早逝,下岗父亲失声痛哭(组图)
[提要] 9月26日,西安14岁少女小灵(化名)去世,原因让人唏嘘: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贫血等多器官衰竭。什么让小灵遭此困境?2006年父亲下岗,每天捡破烂为生,母亲2007年因病去世,全家每月收入不到三百,几乎顿顿都是馒头面条。小灵今年刚升初三,身体不舒服也没钱去医院检查,只是在家休息,直到腿软撑不住了,但已回天乏力,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  本报讯 (记者 李小博) 看着女儿的遗像和骨灰盒,赵利营再也坐不住了,他打开衣柜整理出女儿的衣物,然后抱着女儿遗像痛哭起来。  妻子去世三年后再失独女  昨日下午3时许,在西安市东郊金花坊小区10号楼前,48岁的赵利营怀抱着一堆各色衣服缓缓地走到楼门口的垃圾台跟前,将衣物丢进去。他14岁的女儿小灵(化名)26日上午刚刚去世。  走进赵利营一楼的家里,昏暗的屋子里散发着一股霉味。赵利营的妻子2007年因病去世,全家就剩下他和女儿相依为命,“今年她刚升初三,8月30日还去学校了一趟,但再也没有去上课。”赵利营说,自开学后,女儿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家里没有钱,没有给孩子去医院检查,就让她在家里休息。”赵利营说,他发现女儿吃东西很少,而且一吃就吐,“到了24号上午,孩子突然说腿软,我就赶紧送她去医院。”  赵利营说:“都说虎毒不食子,这是我的孩子呀,没有钱我咋办?”床边柜子上放着孩子的骨灰盒,他从背后拿出女儿的遗像,照片里的女孩穿着校服,静静地盯着前方。“孩子和她妈的户口在她外婆家,过两天我要把她们的骨灰埋在一起。”  长期营养不良为死亡原因  “以前她妈也没有工作,但1000来块钱还能过活,自从我2006年下岗后,她妈也生病,这个家就乱了。”赵利营说,自妻子去世后,女儿就变得有些沉默了,而且很少和他交流。  赵利营说,他每天就是靠捡破烂为生,“一个月的收入只有二百七八,根本没法养活孩子。”  提起小灵的去世,小区75岁的杨阿姨不住地叹息,“多乖的娃呀,每天上下学都从这条路上经过,可惜这一下子不在了。”杨阿姨说,小灵的去世主要是因为营养不良,“总见到他(小灵父亲)提着馒头和面条回家,很少看到他买菜,孩子想吃上一顿肉都很难。”而另一位住户说,小灵的父亲以前有工作,“但下岗后就再也没有上过班,爱喝酒抽烟,是个可怜人。”  昨日下午5时,得知小灵已经去世的消息,班主任王老师有些惊讶。“我们24号晚上还去医院看她了,看着精神状态还不错,怎么一下子就没了。”王老师说,小灵的成绩属于中游水平,“她不爱说话,但是和同学们的关系都挺好的。”  从西京医院的死亡通知单上可以看到:小灵24日上午11时22分来医院就诊,26日上午11时05分去世,诊断一栏写着:感染性休克、恶液质,死亡原因为感染性休克。昨日下午6时,西京医院急诊科大夫称,小灵的病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贫血等多器官衰竭死亡。  大夫解释称,恶液质是指由于全身许多脏器发生障碍导致的一种中毒状态。  记者就此咨询了西安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保健医生,她说营养不良常有两种症状,消瘦:由于热能严重不足引起,身材矮小、消瘦,皮下脂肪消失;另一种为浮肿。表现在体格方面,则是体重低、生长迟缓、消瘦,而且会并发低血糖、低体温、贫血等。  要避免营养不良,主要有三个方面。饮食平衡:通过饮食的合理搭配实现营养摄取平衡。营养补充:可以通过注射等手段。营养强化:持续地加强某种营养的补充,如服用药物等。而一些可能引起营养不良的疾病,如神经性厌食症、偏食等,则需要及时治疗。 来源:华商报
  转贴  红贵族“联动”覆灭记(陈小鲁们的前世今生)  我们先从一份誓言看起: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看看,够革命吧,够红色吧!他们是文革中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到过天安门,参加过破四旧,进行过大串联,至于抄家打人更是家常便饭。他们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私设监狱,严刑拷打文化界名人甚至自已的同学老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其实大多出自于他们的疯狂,他们的正式名称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讲到这里,相信不少人开始认为他们是文革的宠儿,是文革的依靠对象,甚至以为文革自始至终始终是他们在主导。错!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宠儿,更不是什么依靠对象,他们是一股反文革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清除的对象。  一、都是对联惹的祸   “拿起纸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扫黑帮”,文革初期,许多高干子弟连谁是黑帮都搞不清楚就跟着起来瞎折腾,就如同今天很多年青人连什么是“牛棚”都搞不明白就妄加评论文革一样。但时间会告诉人们一切。   根据文革发动前“全国有三分之二以上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判断,到了1966年7月下旬,各单位的第一、二把手以“黑帮”论处已成定论。同时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反工作组的斗争也使相当数量高职老干部受到冲击。残酷的斗争不仅使大人们不寒而粟,他们的子女也觉得这一切令人窒息。孩子们聚在一起不免各自吹嘘家长的光荣史,与如今的残酷现实相比,不觉气愤难平。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冲动的驱使下,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我敢说,自中国有对联史以来,没有任何一幅对联的影响力能与此联相比。他不但将当时的社会搞得血雨腥风,甚至穿越历史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也许还会穿越时空影响未来。对于喜欢民主的朋友们来说,什么时候能把这幅对联的影响彻底消除掉,真正的民主才有可能到来....  …………  八、揭发的真相   回首文革,我们会发现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儿女揭发父母,这一奇怪现象常被改革者用来论证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在这方面,他们似乎很同意孔夫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   笔者最近听到一个当年在批斗会上主动揭发母亲的人坦露心声:“那都是我妈让我干的,我们是黑五类,不这样能把自已洗干净吗?讲几句话,我参军、找工作、以至将来提干就不会受影响了。”   原来是苦肉计!这怎么会是文革对人性的扭曲,翻开史书看看,类似的办法数不胜数。这不但不是反封建的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恰恰相反,是它的敌人----封建主义遗毒在作怪。   那个全国最大走资派对这一手玩的更是得心应手。在工作组受到主席的批评后,原来强烈支持工作组的儿子不但迅速改变立场,还有声有色地揭发起老爹来。大义灭亲的立场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他不但未受到清算,反倒成了学生领袖,组织起一伙人来反攻倒算....  …………  九、令人费解的死因  老舍之死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悲剧。文革结束后,一直以来的相关作品总是沿着毛泽东---文革---老舍----迫害这样的简单逻辑推理下去,潜台词就是:是毛泽东间接害死了老舍。果真如此吗?  若果真如此,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那就应该先把直接责任人揪出来示众,然后深挖幕后黑手,甭管涉及到什么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批判的批判,总要给死者一个公道,给人民一个交代。这样做很难吗?毛泽东不在了,可当时老舍挨打的见证人都在;文革已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开放了、自由了、可以畅所欲言了;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再也不用怕什么皮带铁拳了。这种时候,正是为死者申冤的最佳时机,怎么知情人都缄口不言,好像在怕得罪什么人呢?  “老舍()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这是达成共识的老舍简历,看看,人家老舍可是根红苗正,正宗的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但跟文革的斗争对象-----走资派沾不上什么边,甚至连黑五类都算不上。而且,老舍自归国后各方面一直紧跟形势,一直宣扬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0年代初,毛主席在同老舍的一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清朝的几个有作为皇帝,对清朝的历史贡献给予肯定。这在当时相当于一次政治摘帽。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人们对清王朝的印象就是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这使得相当多的满族人抬不起头来,他们不敢承认自已是满族人,这中间当然也包括老舍。他在1950年前是不敢承认是满族人的,但有了这次谈话后,他不但勇敢承认,还根据自已的生活经历创造了《正红旗下》这部优秀作品。能够得到领袖的如此垂青,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口含天宪的人物,一般人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呢?令人费解!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在特殊时期,  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  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
  联动的覆灭  日,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中涌动起一阵小小的骚动。几辆大轿车开过来了,一百多名“小政治犯”排队上车,在车上,他们仍在心里猜测未卜的前程。“不会拉出去枪毙吧?”“不会,最多是开批判会!”他们这样互相打着气。  没想到汽车却直开人民大会堂,在东大厅的会议室里,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鱼贯走出。“联动”们一下子愣住了,悔恨、愤怒、恐慌、内疚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曾经天天盼望同中央首长见面,可万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更没想到一下子见这么多。“你们受委屈了”,江青一语出口,下面立起波澜。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放声大哭,会场乱做一团。接下来的谈话就不那么顺利了。只要江青一开口,他们就齐声高诵“我失骄杨君失柳……”   五十年代,毛主席前妻杨开慧闺中密友李淑一来信索取主席年青时赠送杨开慧的一首词,毛主席说当年那首写得不好,提笔挥就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宵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服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里的“骄杨”指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爱人柳直荀,革命烈士。在这首词里,毛主席对前妻的怀念是无疑的,可并没有对江青否定的内容。有些人总拿这个说事,用意纯在诗词之外,否则的话,为什么他们不编排贺子珍呢?还不是因为当时贺子珍健在,有些谎话容易被戳穿。事实上,毛主席也给江青写过一道: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题为“为李进同志题庐山仙人洞”,“李进”是江青曾用名,“李”指江青原名李云鹤,“进”是进步的意思,加起来表示“李云鹤进步了”)   “联动”们人小鬼大,当众这么做无疑是在指着江青鼻子骂:“你是小老婆!”这简直就是面对面的人身攻击。   当中央文革其他人讲话时,他们就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毛泽东干吗?直到此时,他们每个人还在做着这样的政治梦:自已遭受的种种“迫害”都是中央文革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早晚有一天会翻然醒悟,将他们和他们老爹的罪行一起赦免……   被放出来的“联动”非但没有丝毫悔改,反倒变本加厉起来。毛主席对上海“一月风暴”的支持彻底砸碎了他们的“救爹”梦,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彻底清醒了。他们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狂奔,并高呼“油煎江青!”“刘少奇万岁!”“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后再见!”鉴于没有枪杆就没有一切的教训,他们不但四处搜罗枪枝弹药,还利用大串联时在全国各地撒下的“火种”号召成立“铁血队”“红旗队”“红旗军”等武装力量做他们的保皇派。他们尚未被打倒的叔叔阿姨们更是别有用心地提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口号。   可历史规律决定了,这一切不过是螳臂当车。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他们残存的力量也被消灭殚尽,“联动”做为一个组织正式灭亡了。  “联动”做为一个组织已经被消灭了,但他的指导思想还在,在党内、军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在“二月逆流”时就有某位党内大佬叫嚣:“‘联动’怎么会是反动组织,十五、六的孩子,能惹什么事!”与此相呼应,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保皇组织,名称五花八门,以“铁血队”“红旗军”等最为著名,这当然不是完全响应“联动”的号召,更多的是受冲击的各级党政负责人组织的宪兵队。于是,1967年成为文革史上最为混乱的一年,全国武斗成风。我们今天见到的“红卫兵公墓群”大半形成于那个时期。然而当我细细考证这些公墓群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当年的保皇派。怀着对党的忠诚,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代表”。可这些人有朝一日翻过身后,却异口同声地指责起两派的无知与狂热,躺在冰凉墓穴中的逝者哟,倘使有来生,你们还是否愿意为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颗嫩芽破土而出,只有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及早分清它是鲜花还是毒草,大多数人还只是盲从。毛泽东----文革----动乱,用武断的木桩将似是而非的逻辑串联在一起,把毛泽东敌人的罪恶硬安在他头上,多年来,中国人民就这样被诱骗着一步步走上资本主义这条贼船。  后记 顽主天下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越来越是大人们的事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一下子由“革命小将”又变成了半大孩子。这时期他们自称“顽主”,意思是顽劣之主,我们后来熟悉的那句“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就是从这时开始流行。其实让我看,他们更像“玩儿主”,玩乐之主。  首先是他们学会了“玩情调”。政治上的受压,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他们钱从哪来?实事求是地讲,还真不都是非法所得。当时国家有一项救济制度,什么意思?简单说,当时小青年刚上班一般是从18元工资拿起,以后逐步提高。假如有一老工人月工资40元,这在当时算相当高了。可他家里养六口人,一平均,他又成了困难户。这时他就可以享受国家的救济:从他年龄最大的子女中选一人,根据具体情况不同从15、16、17三个工资档中选一,当子女成年参加工作后再按24级工资制走。“联动”老红卫兵的父母此时大部分被打倒,家里是指望不上了,但国家对他们也按救济制度走。每月15元的工资吃饭倒没问题,可这些少爷们没事爱去趟“老莫”(莫斯科餐厅),这区区救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不过好在有以前抄家的存货,倒也勉强过日子。他们当年抄家还抄来了不少“资产阶级腐朽的、没落的精神垃圾”,此时倒成了他们宝贵的精神食粮。看黄书、听黄色歌曲成了他们的主要娱乐活动,80年代开放初期国内就黄书泛滥,那主要不是外来的精神污染,更多的是老红卫兵手里“存货”的传播。  其次他们学会了“玩浪漫”。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后有美丽娇妻陪着,这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心里多少有些酸楚的感觉,尽管他们的“流放”环境比对方不知强多少倍。没人跟,自已主动出击总成了吧!于是北京城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不三不四的人围着年轻姑娘们转,警察问就说学雷锋做好事,送姑娘回家。可人家雷锋同志是帮助老大娘,可他们却只爱帮助大姑娘。不过那时年轻姑娘们的防御手段要比现在强,逼急了骂一句“臭流氓”对方一般会落荒而逃,否则就会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接受警察叔叔的问话。  但他们最主要的社会活动是打群架。“联动”的组织机构没了,但老红卫兵们的架子可没放下。此时他们的扮相更进一步,和“红八月”时大不相同:一身将校呢军装,脚蹬将官靴,头戴呢子军帽,只是臂上没有了“联动”的红袖章。(参见《血色浪漫》钟跃民的扮相)这些都是老爹当年的军礼服,穿在身上仍能显示血统的高贵。可他们这身绿军装再也镇唬不住“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了。最让他们郁闷的是,连一直贴在身边的“白乌鸦”们也造反,纷纷飞回自已的阵营中去了。他们想不明白:想当年“红八月”时,自已一顿大嘴巴抽过去,对方连眼都不敢瞪,怎么现如今就敢菜刀、板砖地跟自已干!挨了几顿暴打后,他们终于明白:当年自已之所以能横扫街头,完全是借了毛主席的威风,原来是狐假虎威!离开毛主席,自已连同自已老爹妈一块算上,在老百姓眼里连条宠物狗都算不上。  “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后,他们被历史的洪流挟裹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令人奇怪的是,这些自诩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人大多数并没有接老爹的班走从政之路。80年代,当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完文革的“血腥”与“罪恶”后,这些当年打、砸、抢的闯将几乎清一色地投身商海。从此,“官倒”成为中国政治辞海里特有的名词。
  @水滴映七彩 时间: 14:06:00  59、60年,山区可以上山搞点吃的,沿海可以下海搞。像皖北、豫东南平原地区,人口多,树皮野菜都啃光。问问65岁以上的农村人吧。  -----------------------------  不用问!!!!!!!!!  小岗村的“18条好汉”的先辈们,  是这样干的
  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X村
  “盛世”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转贴  中国自杀人数可能达每年60万人以上,世界第一  令人震惊的自杀研究   本想就一些涉案人物自杀写一点看法,想说的话就是:自杀者是自动,还是无奈、被逼、诱导而自杀?畏罪自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时常提及的“献身”自杀,为家人是第一位,也为同伙。王宝森一个,青岛市公安局因涉嫌突查黄赌时有人通风报信而上自局长下至分局……自杀了不是一个两个。人自杀了,线断了,不查了;是不是还有死了的也不再追究这一条?因为在网上查资料时,看到了几个研究中国与世界自杀情况的专业性很强的文章,更为震惊。遂改了主意,不再写涉案自杀如何如何了,把查到的几篇资料择要简评,推介坛上,以期周知。  注:标题为帖主所加。引文没注明出处。[]号内为帖主简评。   震惊之一:自杀人数及自杀死亡率之高   印度有8.7万人自杀排名第二,而俄罗斯的自杀人數是5.25萬,排名第三。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资料统计显示:中国自杀人数每年多达28.5万人,其中自杀未遂者为250万人。   全国自杀总人数超过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数倍,是意外死亡的首位,   中国每两分钟有一人自杀死亡,八人自杀未遂,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于自杀。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卫生统计年报》公布的1989年中国(大陆)的自杀率为17.07/10万,自杀死亡人数为19~21万人,占全世界自杀人数的30%。   据一般规律,实际自杀数往往比公布的自杀数高3~5倍,由此推算,中国自杀人数可能达每年60万人以上,绝对数字居世界第一。   据WHO统计,中国年自杀率呈上升之势。   按照《中国人口》江苏人口分册第135页,年全国意外死亡率为59.96/10万,则全国自杀率为9.96/10万×30.69%=18.40/10万。   [注:1,自杀总人数世界第一不稀奇。2,自杀率也还不是世界第一,比咱高的还有。3,但自杀率已高于世界平均值也是事实。4,往“百度搜索”输入“中国自杀人数”所显网页的第一条就是“中国现在的自杀人数激增,已高于文革时期”,但网页打不开。现在的自杀人数多,好解释,人口增加了几个亿么。上引两条仍是文革时期自杀率略高。5,但几份资料都说从1979年起自杀率呈升高趋势。真相还要探讨么。]  震惊之二:自杀人群及特征:女性与青少年自杀最高   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妇女自杀率高于男性,青年人或老年人自杀率呈两个高峰[5]。   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國女性轻生者较男性多。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非常高,最常见的方式是服用广泛使用、毒性很高的杀虫剂。  中国青少年自杀率较高,其中15~24岁占自杀总人数的26.*%;25~34岁为18.94%(年)。引人注目的是,5~14岁的少年儿童自杀占自杀总人数的1.02%(1988年)。中国青年女性的自杀率之高为世界之冠。   世界各国青少年自杀的男女比例一般是男性大大高于女性。杜尔凯姆的自杀死亡者"男性比女性多"、"自杀主要是男性现象"的论断被认为是自杀学的铁则。中国的情况却非常特殊,中国是女性大大高于男性,其中15~24岁年龄段女性几乎为男性的一倍,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在自杀者中有七成九居住在乡村、   两成八从未上过学、   五成八服用农药和鼠药自杀、   六成二被医务人员抢救但失败、   四成七有血缘关系的人或亲戚朋友有过自杀行为、   六成三有精神障碍、   两成七有自杀未遂既往史,   但仅有百分之九的自杀者曾在精神科就诊过。   此外,自杀还是中国全人群第五位、十五至三十四岁人群第一位重要的死亡原因……同时,中国每年大约有十三点五万未成年的孩子经历母亲或父亲死于自杀的伤痛。  自杀率与年龄成正比是普遍的原则。而WHO调查却发现,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则颇为特殊,即自杀率呈现出青少年(25岁以下)与老年(60岁以上)两个高峰。日本、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国家及拉美的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国同属此类型。   [注:哀哉,我们的女同胞!悲哉,花朵似的青少年!]   震惊之三:自杀方法,无所不用其极   有家用煤气中毒、枪支自杀、服药服毒、自缢、溺水、高处跃下及与职业有关的方法等,城市以自缢、服毒和溺水较多,农村则以服毒、自缢和溺水较多。城市服毒以安眠药、精神药物、毒鼠药多见,农村则以有机磷农药中毒(占中毒自杀死亡总数80%)为主。   [诸位网友:死是不容易的,死更是痛苦的。《红楼梦》里秦可卿、鲍二家的、鸳鸯丫头是自缢,被王熙凤拆散的一对痴情人张金哥用一条汗巾子自缢而长安守备的公子则投河而死,金训儿是跳井,尤二姐吞金自逝、尤三姐抹了脖子……都够惨的。自杀的人未必是弱者,也不是那么没责任。自杀是需要勇气的。该不该是一回事,能不能是另一回事。一个人活不下去了,只想一死了之,什么法子想不出来?人们是很难拦得住的。]
  [诸位网友:死是不容易的,死更是痛苦的。《红楼梦》里秦可卿、鲍二家的、鸳鸯丫头是自缢,被王熙凤拆散的一对痴情人张金哥用一条汗巾子自缢而长安守备的公子则投河而死,金训儿是跳井,尤二姐吞金自逝、尤三姐抹了脖子……都够惨的。自杀的人未必是弱者,也不是那么没责任。自杀是需要勇气的。该不该是一回事,能不能是另一回事。一个人活不下去了,只想一死了之,什么法子想不出来?人们是很难拦得住的。]  ---------------------------  比如老舍这个人的自杀,…………  老舍是个文人不假,可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反文革。文化革命前老舍正在北京郊区体验生活,文革开始后他任文联的革委会主任,对文革他是以一种积极心态参加的,其思想的进步程度绝不在郭沫若之下,怎么老郭没事他却一命呜呼呢?令人费解!  在老舍出事前的日,他“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这是目前流行的老舍投湖前发言,如果仅凭这点点回忆就认定是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干的,那就太小儿科了。人家老康打年青时起就搞中央特科,如果整人就这水平,那他早就甭混了。现在有些死因揭密总是含沙射影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动机何在?令人费解!  在特殊时期,有些人对死人总比对活人的兴趣大,因为一个死人是不会说出真相的,所以我们只能采取排除法窥视一点真相。可以断言,中央文革不会干这类傻事。当时刘、邓都没正式倒台呢,光走资派就斗不过来,哪有功夫捅这娄子。除了这股势力外,敢对老舍动手、能对老舍动手的就只有那些持血统论的红色贵族们。据批斗老舍的主力军------北京女八中部分红卫兵回忆,他们当时是在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带领下冲进文联的。请注意这个“校文革领导小组”,在1966年“八.一八”前后,这些公开组织基本被红色贵族控制,否则刘涛、贺鹏飞也不可能短时间组织起12校联军。再有,从老舍后来在国子监挨打的惨烈程度看,手段与东西海纠极像。更重要的是,这批人文革后大都黄袍加身,掌管着各各要害部门,其威力足以让任何人三缄其口。
  看到这样洗地的帖子就恶心,有没有饿死人去问问那些30后,40后,50后,问问你爷爷你奶奶,你的上辈,前提条件是你家没有DY,不是体制内的,不是公务猿。我爷爷的一个女儿是饿死,爷爷的兄弟是饿死,我爸和他的发小吃个榆钱,白泥巴,,,,,上山下乡,坐标天府之国南部。现在的文人没有一点的羞耻之心,全是都是狗腿子。——一个路过的路人丙
  @红军88 饿死人就是不对!人都饿死了,还计较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看到楼主这理论,我就想起春晚小品了,一个说把我撞出去10米了,一个说哪有10米,也就7,8米。这人就说,都什么时候,你还跟我计较这三米两米的?
  冒魔仙6猫摸先 时间: 14:19:13  转贴  西安14岁女孩因长期营养不良早逝,下岗父亲失声痛哭(组图)  @: 举报
评论  真好意思说啊,挣不到钱还,连女儿都养不起还不去努力挣钱还喜欢喝酒抽烟,这男人就一个懦夫,还全部把责任推给国家,好意思吗?  -----------------------------  搞笑了  应该是谁不好意思啊??!!  你不是说“不管饿死多少人都不是好事”?!  知道不知道?!  今日的这个无耻下流没底线的“盛世”
谁应该不好意思?!
  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X村 ------------------------------   转贴  易里:电视剧《永远的忠诚》到底在说什么?  前几天,偶然发现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电视剧《永远的忠诚》。从那天起,平常不爱看电视剧的我,居然也每天准时守候在电视机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情节有多么精彩和感人。我之所以关注它,主要是我想知道该电视剧的编剧、导演们是如何把那个“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小岗村与“忠诚”二字连接在一起的。    常言道,名不正则言不顺。我所理解的“名”其实就是“概念”,而所谓“顺”与“不顺”其实指的就是逻辑的通畅与否。谁都知道,小岗村是以“自私”、“利已”闻名天下的。从电视剧的名称看,莫非“自私”、“利已”也能诠释成对D的忠诚?从前面已经播出的十几集的剧情来看,“忠诚”二字显然并不属于那些“红手印”们。    作为全国分田单干“第一村”的小岗村,通常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标杆和旗帜。但作为“标杆”和“旗帜”,它不仅不具有任何道德优势,而且在同大寨、华西村进行经济成就比较时,也明显地起不到“标杆”和“旗帜”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书写《忠诚》,对编剧导演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值得庆幸的是,从已经播出的十几集剧情来看,笔者发现,本剧的编导们不仅没有刻意美化和包装小岗村,而且从剧情一开始,就在实事求是地大胆地给小岗村“脱裤子”,脱掉裤子,人们终于有机会看清了小岗人的裤裆里装的到底是个啥东东。    分田单干就是“穷折腾”     没有分田单干就没有小岗村,也就没有电视剧本身。分田单干好不好,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老百姓心里明白,小岗村的大包干带头人心里也很清楚。分田单干的小岗村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大寨、华西村相比,其实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基于这样一个社会共识,编剧在电视剧一开始,就把小岗的分田单干定性为“穷折腾”。尽管编剧没有明确地把分田单干与“穷折腾”直接联系起来,但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穷折腾”的“施动者”就是大包的几个干带头人,“穷折腾”的核心就是一个“分”字。     艺术就是艺术,要在电视剧中表达小岗村是在“穷折腾”的基本认识,不需要借助众人之口,也不需要借助媒体和网络的喧闹,而只需要通过沈浩的爱人王晓勤与沈浩的一段对话就能达成目的。    在电视剧第一集中,当沈浩认为自己有可能成为“参与书写历史”的人的时候,精彩展开了。     “书写历史?就小岗村那地儿?别笑话了!”对于沈浩“书写历史”一说,王晓勤一幅蔑视的口气。     “但是,你你你不能这么说呀。”沈浩显然没想到王晓勤的看法竟会如此不屑,于是急忙拔出尚方宝剑:“小岗村再怎么说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块金牌,一面旗帜。”     情急之中的沈浩显然顾不得什么逻辑了,但正是在此情境下却又偏偏要向王晓勤展示了他那自以为是的所谓“逻辑”。     “如果没有小岗村就没有改革,也就没有今天的华西村,当然……这种逻辑关系你知道吗?”     好在王晓勤既没有屈服于小岗村的这块“金牌”和“旗帜”,也没有被沈浩的“逻辑”所蒙倒,而是连珠炮似地以凤阳人的“现身”说法酣畅淋漓地向沈浩展示了自己的逻辑。     “我不懂什么逻辑关系,你少在这儿说大话。我们外人不知道,他们自己人总知道吧!我们单位就有一个凤阳的,你听人家凤阳人怎么说。”     王晓勤的逻辑无异于釜底抽薪。那么,凤阳人自己是怎么看待小岗村的呢?     “小岗村要是不穷折腾,怎么可能要给他们下派什么村干部?他们自己选不出来吗?”     这一问还真是问到点子上了,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沈浩回答不了,编剧也回答不了。更要命的是王晓勤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继续穷追不舍,直击小岗村的命门。     “我怎么没听说大寨需要下派,我怎么没听说华西村需要下派?”     对话至此,剧情的矛盾冲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观点表达可谓直抵人心,令人荡气回肠,小岗人“穷折腾”的印象算是板上钉钉了。     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经过十二集的故事铺陈,最后,在从大寨、华西村参观回来的路上,大包干的带头人们自己“供”出了小岗村人“穷折腾”的全部真相。     “当年俺小岗村有名的时候,他华西还没有什么名堂呢。”(这一点不符合事实,其实华西村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俺们差哪儿了?是脑袋差根筋,还是缺胳膊少腿啊?”     “自个折腾呗!自个儿把自个儿折腾散架的。”     “人家华西大寨都把一门心思往集体上想,人家那两个带头人,众人服啊,是不是?俺们谁上去坐那个台上啊,就光想着自己家里那点事,他能好吗?”     “穷折腾”还是给小岗村的一个留了面子的说法,其实,最后的这一段话,才真正揭示了小岗村与大寨子、与华西村“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的实质。事实上,“人家华西大寨都把一门心思往集体上想”才是全剧的主旨所在,也是《忠诚》的一个最靠谱也最坚实的终落脚点。     先进总是在与落后的对比中发出光芒,正确总是在同错误的斗争中体得到肯定。《忠诚》无论从人物的语言铺垫,还是剧情的故事展开,都基本上遵循了这样的逻辑。而且也只能遵循这样的逻辑。     从前面的十几集来看,《忠诚》呈现给我们的小岗村,不是一个“一夜跨过温饱线”的“一包就灵”的神话,而是同时代中国农村中一个思想极其落后、分字当头、自甘堕落的群像的“极品”。更为重要的是,小岗村的这个局面基本上与普通村民无关,而完全是由几个大包干带头人的“穷折腾”直接造成的。    小岗村决不可能是时代的标杆和旗帜。赞美它,需要有别样的勇气,赞美它,本身就是一种堕落......
  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  http://www./Ecms_Html/fyxxh01d/77.asp  
  邓不抹黑毛,敢否定毛,历史上邓就是典型的小人。美国人的狗。
评论  我没说政府没责任,但难道这个当爸爸的没有责任吗?从理论上讲,这个社会正常人饿不死饿死的自己也该想一想为什么你会被饿死  @囯军中将杨立仁:
评论  这是文革悲剧???  -----------------------------  @  别扯那么多了  1.今日的这个无耻下流没有底线的“剩世”,确实饿死了人了的!是很多人饿死了!!上有老,下有小(“盛世中饿死两名女童,中国人当真该死”),还有下岗职工(下岗女工饿死床上五年变哈一具白骨),…………  2.你说好的“不管饿死多少人都不是好事”呢??!!
  饿没饿死三千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肯定饿死了很多人,家里大人经常拿60年来吓我们,叫我们节约粮食,否则到时会饿死人。
  转  新的视角——“3年困难时期”是历史的必然阶段  前言: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几年的大饥荒问题的口水战已经进行到十分无聊的阶段,无非是一方列出一连串惨不忍睹的数字数据,然后说这只是大大缩水的结果,另一方则列出大量数学题和逻辑思考题,证明前者疑点重重难以自圆其说。然后是网络征集,有的说自己家这边没饿死人,有的说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像存在一个阈值,只要饿死的人数低于这个数某人就是英雄伟人,高于这个数他就是暴君草包。这种过程如此之无聊,以至于人们开始厌倦了,这个问题也就开始降温了。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阵地,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和鲜血,结果却是只能维持一开始的战线,所以双方都开始闭目养神不轻易开启话题,只要一个人打破寂静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片滔滔不绝的口水。  死人数量可以说明一切吗?  如果一个人都没被饿死,而人们普遍在靠草根树皮野菜充饥,领导者是否就可以逃脱责任呢?  如果真的死了数千万人,那么是不是说抗战期间如果举国投降就可以少死很多人,所以抗战错了呢?  也许该换一种思路了!  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我看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得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启示,使我不得不重新选择理解问题的切入点,在下面的探讨中我尽最大可能抛弃原先任何先入为主的情绪,和个人好恶来进行一番旅行,希望读者也一样。  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偶然还是必然的结果?什么是传说中的“历史必然”?有人说他们从不相信什么“必然”,那么偶然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可以观察到的必然仅仅是一系列偶然所造成的结果。偶然一颗小行星落在地球上,恐龙的灭绝就成了必然。偶然的原因欧洲爆发黑死病,必然导致了西方文明的震动和重组,铁板一块的基督教社会出现了缝隙。好战的狮心王理查偶然被俘,作了好多年囚徒,必然的英国王权衰落,为未来大宪章和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偶然17世纪亚洲东部气候异常,偶然的在这里有个农耕民族,必然的导致了农耕民族遭到重创,社会矛盾异常激化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也因为女真部落偶然出现了努尔哈赤这个战争天才,游牧民族必然的再次完成对农耕民族的征服。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变化是需要内因和外因的,尽管这一切的起因不过是些偶然,但谁能说这些结果不是必然的呢?  有个成语叫做“盲人摸象”,鉴于连小学生都明白它的含义,我就不解释了。顺便说明现在口水战的双方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都是在人类历史这头大象身上徒然的摸索着。  第一个大前提:工业化浪潮的冲击  首先一大前提,看待中国1958年后几年的现象不能脱离“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大前提,这就是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对农业文明的冲击这一事实。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时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离不开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比如需要大量人口以及用于工业化建设的资本,也就是“人”和“钱”。原始的农业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民,手工业者比例很低,要提高产量必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大量的劳动力,把那些土里刨食的农民驱赶到忙碌嘈杂的厂房里做工。工业化的领头羊——英国是通过“羊吃人”来实现的......
  @beisong1
19:13:03  这都是造谣,事实是那时候国富民强,人民自从四九年就不可能挨饿了,不能说拉的屎都有油水,但顿顿大白馒头都能保证,鱼和虾也都很便宜,一毛几一斤,我那时候一周能下两次馆子。  -----------------------------  我今年35岁,我二伯在19岁饿死了怎么算,那个时候我爸一家有6个孩子,饿死了一个。我爸也吃过几年大锅饭,还特么不挨饿,还特么国富民强??那个时候只有过年才有一根腊肠吃。你去问问像我这个年纪的父母辈,有些真的是饿死的
  @我不是天使-27 11:18:15  家里的老人们都还在,回家问问老人们不就知道了?我的父亲母亲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一个县的不同的两个村子),我的父亲哥五个,我的母亲兄弟姐妹七人。至于表亲,多的数不清。我是80后,哪个80后没有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表姑表叔数不清,没听说过谁被饿死了。  -----------------------------  我二伯就是饿死的,我爸妈以前还用这个来说我吃饭浪费
  转贴  小岗村人按血手印的力气从哪里来  云淡水暖  电视剧《永远的忠诚》在央视热播,对宣传片花中的第一句话草民有些狐疑“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原本富裕的村子变成了贫困村?”,如果是以真正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为蓝本,那么这句“原本富裕”纯属戏说。编导的意思是为突出沈浩的工作环境的艰难,找到一个戏剧冲突线索,因为“原本富裕”变为贫困,肯定有复杂的背景,沈浩的工作是去化解这个复杂背景背后的各种矛盾。但是,这个“原本富裕”却不是事实,从片花中一位老年人很愤怒的一句质问“那上级给的20几万XX款到哪里去了?”,基本的印象是,小岗村的“原本富裕”,并非自身的因素,外力有很大的决定性,一旦在外力介入的环节出现问题,这个“原本富裕”就打了折扣。而电视剧《永远的忠诚》把这个折扣推向了极致——变成贫困村。  在现实中,小岗村的“原本富裕”是怎么来的呢?媒体曾经有大量报道:  【198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到小岗村视察,给小岗村带来了第一批瓦房,共计7间,都是政府免费盖的;1991年,作为“现代化”的显著标志——电话,开始出现在小岗村民的家中,是凤阳县电信局给18个当年摁手印的农民免费装的;1997年,由上海一家报社记者牵线,“先富起来”的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资助小岗120万元人民币,铺了一条“友谊大道”,后来,还给村里赠送了106台25英寸的大彩电。…大包干20周年纪念的时候,因为总书记的到来,…小岗有了水塔,村民用上了自来水,有了小学校和纪念馆,友谊大道两边栽上了花木,各家的墙面上刷了涂料,各户改建了茅房,用上了卫生厕所。一直到现在,小岗村民刚刚盖起的两层小楼,还都能得到政府每家2万块钱的补助…只要挂着小岗的名头,总能得到包括税收、审批等各方面的优惠…与周围的村庄比,小岗可以说是提前过上了小康生活】(《南风窗》)  沈浩是安徽省财政厅的处级干部,“是由安徽省财政厅派到小岗村任职的。安徽省派出了大批干部到‘经济困难,组织薄弱’的乡村任职,‘改革第一村’小岗也在其中。”沈浩到小岗村任职,算是“屈就”了,而沈浩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干了。一是说明安徽省对小岗村的重视,而是说明小岗村即便在大量外援下得到了物质文明的种种进步成果。却仍然是“‘经济困难,组织薄弱’”。  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纠结,小岗村人据记载对集体化、人民公社生产模式的抗拒,达到了“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按下血手印”的程度,决心之大,胆识之烈,罕见于世。罕见到什么程度呢?用一句古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中国政论著作第一人”凌志军先生(畅销书作家,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法学硕士)写了一本《1978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和失败》,前言中记载“万里听到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也表态说:‘这本书写得好。写的是历史,材料真实充实…’”  据凌志军先生记载:  【在1978年12月,只有十八户农家,一百一十口人。…他们是人民公社制度中最基层的一个集体,叫作生产队,共同拥有五百一十七亩耕地和十头牛。…二十年人民公社,他的小岗减少了半数人口、半数耕地以及三分之二的牲口,每一个人每年产出的粮食则由五百公斤减至五十公斤。…直到1979年底,也即对于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绪已在中国大部地区公开弥漫起来的时候,小岗的上级凤阳县委才敢于公布这本账目:1966年到1978年,总计一百五十六个月里,这个小小的村庄有八十七个月靠救济度过。总计吃去救济粮十一万四千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济钱一万五千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十分之一。…】(《1978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和失败》)  根据这个材料,小岗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平均每人4.7亩耕地,平均每户28亩地,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而小岗村平均每年生产粮食14250斤,按照400亩耕地种粮食计算,12年中,平均每亩单产35.6斤。如果按全部耕地都种粮食计算,每亩单产只有20几斤。这个种植水平,连康熙年间气候条件最恶劣的西藏的粮食单产都达不到(每亩百十斤),如此低的种植水平,可以说小岗村在人民公社期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等于不种粮。  但小岗村人要活下来,要下决心“冒着杀头的危险按下血手印”,吃饭是基本的,按照医学界的观点,每日必须保持300克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才能够维持人体的基本代谢功能,而小岗村做到了。  “总计吃去救济粮十一万四千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济钱一万五千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十分之一。”,为了维持小岗村的基本生活,国家给救济粮,给救济款,让小岗村人顽强地坚持到了完成“冒着杀头的危险按下血手印”的那天。  “樱桃好吃树难栽”,小岗村养活不了自己,就要靠别的人种粮食救济他们,否则人人都在等救济,等于空等,以当时的情况,小岗村不种,有人种了,交了公粮,国家再拨给小岗村吃救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体现了小岗村人的巨大决心,宁肯粮食不够吃,也不提高哪怕一点点单产(从亩产20几斤提高到100斤就行),一方面体现了党和政府的人文关怀,以人为本,你不够吃,就救济你,反正不能让你饿死。  按下血手印是要有力气的,力气要吃饭才能够保证,这个力气来自于小岗村以外的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小队农民兄弟的辛勤劳动。逻辑在这里走了一个怪圈,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养活了一群坚决抵制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人,最后成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解构者。还有一个逻辑悖论,亩产只有20几斤都无人追究,哪里会承包到户就“杀头"
  @wrx6-02-27 10:31:57    -----------------------------  这个论据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冒魔仙6猫摸先 时间: 16:00:36  转  新的视角——“3年困难时期”是历史的必然阶段  前言: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几年的大饥荒问题的口水战已经进行到十分无聊的阶段,无非是一方列出一连串惨不忍睹的数字数据,然后说这只是大大缩水的结果,另一方则列出大量数学题和逻辑思考题,证明前者疑点重重难以自圆其说。然后是网络征集,有的说自己家这边没饿死人,有的说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像存在一个阈值,只要饿死的人数低于这个数某人就是英雄伟人,高于这个数他就是暴君草包。这种过程如此之无聊,以至于人们开始厌倦了,这个问题也就开始降温了。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阵地,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和鲜血,结果却是只能维持一开始的战线,所以双方都开始闭目养神不轻易开启话题,只要一个人打破寂静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片滔滔不绝的口水  --------------------------------  好像存在一个阈值,只要饿死的人数低于这个数某人就是英雄伟人,高于这个数他就是暴君草包....
  我问村里老人。老人说,饿死人都是解放前的,解放后哪有。
  那些黑毛时代的!胡说什么“饿死”等同于“南京300000”,  搞笑了,你们知道多少“南京300000”的真相啊??!!  转贴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判决书》的第五章《日本侵略中国》(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和第八章《战争罪行》(Conventional War Crimes) 与中国直接相关   The Rape of Nanking  南京大屠杀  原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页  阮一峰 译  As the Central China Expeditionary Force under command of MATSUI approached the city of Nanking in early December 1937, over one-half of its one million inhabitants and all but a few neutrals who remained behind to organize an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fled from the city. the Chinese Army retreated, leaving approximately 50,000 troops behind to defend the city.  1937年12月初,根据松井石根的命令,日军“华中方面军”准备攻打南京。该城100万居民中,有一半以上的居民逃离。所有外国居民也撤出南京,只剩下一些中立国家的人士,他们组织了一个国际安全区。中国军队也撤退了,只留下大约5万人的部队进行防御。’   As the Japanese forces stormed the South Gate on the night of 12 December 1937, most of the remaining 50,000 troops escaped through the North and West Gates of the city.  日夜,日军进攻南门。留守的5万中国军队中的大部分,都从北门和西门逃出了这个城市。  Nearly all the Chinese soldiers had evacuated the city or had abandoned their arms and uniforms and sought refu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 Zone, and all resistance had ceased as the Japanese Army entered the city on the morning of 13 December 1937.  几乎所有的中国士兵都弃城而逃,或者丢弃了武器和军装,进入国际安全区去寻求庇护。日晨,日军进入南京的时候,一切抵抗活动都已经停止了。  日军士兵占领了这座城市,犯下各种暴行。根据一个目击者的证词,日军就像一个野蛮人的部落,毫无节制地四处掠夺。目击者说,南京就像落入日军之手的猎物,不仅经受了战火,还经受了日军士兵以取乐和收刮为目的犯下的无数罪行。  单个的和二三人一组的日军士兵,在城市中出没,到处杀人、强奸、掠夺和焚烧,为所欲为。许多士兵都酩酊大醉。他们在大街上见到中国人就杀,不管是男人、女人或儿童,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借口。有几条大街和弄堂,遍地都是中国人的尸体。根据另一个目击者的证词,中国人像野兔一样被日军当作猎物射击。只要看见有活动的中国人,他就会被打死。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头两三天中,至少有12000名非武装人员的中国男性、女性和儿童,死于日军的屠杀中。  同时,还发生了许多起强奸。中国女性或者试图保护她的家人,只要稍有反抗,就立刻会被杀死。甚至城中大量未成年的女孩和老年妇女,都被强奸。在强奸过程中,还发生了许多起变态和虐待行为。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她们的尸体被烧毁。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大约共发生了20000起强奸。  日军士兵从南京居民手中,夺走任何他们看中的东西。有人看到,日军士兵在路上拦住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搜身,如果没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日军就会杀死他们。大量的民居和商业用房,都被日军闯入,洗劫一空。抢来的物品装在卡车上运走。在抢劫完毕之后,日军经常会纵火,将房屋付之一炬。  南京最重要的商业街太平路,以及其他的商业区,都被焚毁。日军士兵还无故烧毁平民的住宅。这些纵火行为看上去是奉命行事,持续了6个星期。三分之一的南京因此变成废墟。  大批男性南京市民,被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杀害,这是日军司令部的指令,借口他们是脱下军装、混入平民的中国士兵。中国平民被分成一组一组,双手绑在背后,押送到城墙边,然后被机关枪和刺刀成批杀害。大约有20000名处在服役年龄的中国男性死于这种方式。  德国驻中国大使在向德国政府递交的报告中,写道:“暴行和犯罪行为并非单个士兵所为,而是整支军队都参与其中,也就是说,是所有的日本人。”这支军队在后文中被形容为是一部“兽行机器”。  南京城外中国人的遭遇,跟城里的一样悲惨。实际上,这种状况在南京周围200里(约66英里)的范围内都存在。城里居民涌向农村,试图躲开日军,有几处自发形成了难民营。日军搜索到了这些难民营,将难民同城里的居民一样对待。  在那些逃出南京的平民中,大约有57000人被追上和拘押。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最后因为无法忍受饥饿和折磨而死亡。那些侥幸挺过来的人,则会被用机枪和刺刀杀害。  大批的中国士兵放下武器,在南京城外投降。在投降的72小时以后,他们被用机关枪在长江边集体杀害。  大约有30000名战俘这样被杀。甚至都没有进行形式上的审判,大屠杀就开始了。  根据事后的估计,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六周内,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被杀害的平民和战俘总数大约有20万人。这个数字并非出于夸张的想象,而是来自于殡葬行业和其他一些掩埋尸体的组织提供的事实。他们一共埋葬了超过了15.5万具尸体。他们还报告说,大多数尸体的双手都被绑在背后。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那些被烧毁的尸体、被投入长江的尸体,以及其他日军自己处置的尸体。  .  12月14日,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官员跟随军队进入南京。一个大使馆的官员,对国际安全区的外国人说:“陆军决心惩罚南京,但是大使馆正在设法缓和事态。”这个官员还说,在占领期间,日军会提供最多17名军事警察来维持城市秩序。稍后,国际安全区的外国居民发现,对日军提出的抗议根本不起作用,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又建议这些外国人,直接向日本的媒体进行曝光,这样日本政府会被迫根据舆论遏制军队的行为。  Bates博士作证,在南京攻陷后的二至三周内,恐怖行为极其严重,在六至七周内非常严重。  国际安全区的秘书长Smythe,在头六个星期中,每天都会提出两份抗议书。  松井石根一直留在后方,直到12月17日才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南京。12月18日,他主持了一个悼念死者的宗教仪式。随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在其中说到:“我对江北和江浙一带的几百万无辜人民,表示极大的同情,他们是战争恶魔的受害者。现在,太阳旗已经飘扬在南京上方,天皇的光辉照耀在长江以南。东亚复兴的黎明即将来到。在此,我希望4亿中国人民对形势能够重新认识。”他在南京停留了将近一个星期。  日军上校武藤章在月,加入松井石根的幕僚,稍后跟随松井一起进入南京。他们两人都承认,在南京攻陷后,他们在后方司令部,都听说了城中发生的暴行。松井承认,他知道外国政府对这些暴行的抗议。但是,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去缓和形势。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证据,12月19日松井在南京时,城市的商业区正是火光熊熊。当天,目击者一共报告了主要商业区中发生的14起火灾。松井和武藤进入南京后,形势连续几个星期没有任何好转。  外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以及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人员,送出了许多报告,详细描述了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暴行。日本内阁部长Nobofumi Ito从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在上海。他收到了这些关于日军行为的报告,并向外交大臣广田弘毅发出了一份概要。这些报告,以及其他由日本驻中国的外交官收集的关于日军在南京罪行的信息,都由广田弘毅送到了梅津美治郎任副大臣的战争部。它们在内阁会议上得到了讨论,首相、战争大臣和海军大臣、外交大臣、财政大臣、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都应该参加了这个会议。  关于南京的新闻报告被广泛传播。当时担任朝鲜总督的MInAMI,承认他从报纸上读到过这些报道。由于这些不利的报道,以及国际社会中公众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召回了松井石根,以及大约80个他的部下,但是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惩罚措施。日,松井回到了日本。日,被任命为内阁成员,日本政府称赞他在对华战争中“战功卓著”。松井自己解释他被召回的原因,并非因为他的部队在南京犯下的罪行,而是因为他考虑在南京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他自己希望从陆军退休。他从没有因此受到过惩罚。  日军的野兽行为不能被掩饰成,在遭到顽强抵抗后,军人暂时失去控制的行为。因为,在南京被占领后,大量的强奸、纵火和杀戮,持续了至少六周,其中有四周是在松井石根和武藤章进入南京后。  日,新任的卫戍司令Amaya将军进入南京,他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向各国外交使团发表演说,批评了那些向国外发出日军罪行报告的外交官,谴责他们这样做会助长反日情绪。Amaya的演说反映了日军对在华外国人的态度。外国人士普遍对日本针对中国人的毫无限制的、惩罚性的战争怀有敌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之经过(节录)  梅汝璈   南京大屠杀无疑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件,它的残酷程度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和南京的大屠杀在性质上和方法上都是不尽相同的。奥斯威辛的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屠杀是用一种方法(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系在长官的放任纵容下由日军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胡干乱干的。其次,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它是把所有的屠杀对象分批地送入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或几秒钟内杀死的;而南京大屠杀则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是由日军个别地或成群地随时实行的,在屠杀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的,其屠杀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狂虐残暴的程度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这种屠杀的高潮在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地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见远东国际法庭判处书)。  谷寿夫所率领的第六师团是最早攻陷南京城的日本部队,它是由中华门进城的。直到12月21日开拔去攻打芜湖为止,这个师团一直驻扎在中华门一带(包括雨花台在内)。这一时期是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最高峰(那时除匿庇于所谓“国际安全区”者外,日军几乎见到中国男子便杀;见到中国女子便奸,奸后再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而中华门一带又是杀人最多,暴行最烈的地区所在。因此,谷寿夫对南京大屠杀是负有严重责任的,他是“死有余辜”的。  同谷寿夫第六师团合攻南京城的还有中岛第十六师团、牛岛第十八师团、末松第一一四师团,共四个师团。这四个师团在占领初期都驻扎南京,它们的军官士兵都曾野兽般似地参加了无法无天的暴行。至于中岛、牛岛和末松三人的下落如何,是在战争后期战死了?日本投降后自杀了?抑或被其他盟国引渡去判处了?我不清楚(他们都不是列名“甲级战犯”,因而没有一个是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的)。  统率这四个师团攻占南京城的是恶名昭彰的松井石根大将。他是当时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也是攻打南京的最高统帅。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他无疑地负有直接的最高的责任。  松井石根,由于他的地位之高和罪责之大,是被列名于日本“甲级战犯”的一个。他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二十八名日本首要战犯之一。这二十八名战犯都是法西斯日本的元凶巨魁,其中四人(东条、广田、平沼、小矶)曾任日本首相,其余的亦多曾任陆相、海相、外相,或重要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这些战犯大都是属于大臣、大将一级,长期骑在日本人民头上的人物。他们对于日本侵略国策的制定和侵略战争的罪行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远东国际法庭经过两年半漫漫长夜的审讯(开庭共八百十八次,审讯记录达四万八千多页),在日上午开始举行宣判庭。那个长达一千二百十八页,打破世界纪录的判决书便宣读了八天之久。宣布各被告的个别刑罚是在11月12日下午(最后一庭)举行的。对松井石根,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的是绞死刑。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而被告松井石根对此事件又负有最高的直接责任,因此远东国际法庭对于这事件的审理是特别严肃认真的。据我的记忆所及,我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由法庭的审讯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确实是“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比起德军在奥斯威辛单纯用毒气的屠杀,日军的杀人方法是残酷绝伦、多种多样的,……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现在就将我所能记忆的,对我印象最深,永世难忘的一些暴行实例,以及远东法庭在审讯和判决中所确认的一些事实和论断,作一番最简单的挂一漏万的回忆和叙述。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说:“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南京市像被捕获的饵食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像是由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饵食,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躺着被杀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似地被猎取着,只要看见哪个人一动就被枪杀。”“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的最初两三天的工夫,至少有一万二千的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了。”  法庭的语言是慎重的,估计是保守的。以上这些认定都是根据法庭认为确凿可靠的证言而写入判决书的。然而,仅仅从以上几句话里已经可以看出日军是怎样地穷凶极恶、无法无天,以及我数十万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其命运是何等地黑暗悲惨!判决书上的这寥寥数语不啻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  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我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我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他们认为是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我青壮年同胞,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而这些次的屠杀又是以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实施的。例如,在12月15日(即占领的第三天),我已放下武器的军警人员三千余名,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均饮弹殒命,其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又如,在同月16日(即占领第四天),麇集于华侨招待所的男女难民五千多人,亦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使随波逐流,借图灭迹。这五千多人当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其中梁廷芳且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言犹历历如绘地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日军在南京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只怕要数下关草鞋峡的那一次,那次屠杀是在12月18日(即占领的第六天)夜间举行的。当时日军将我从南京城内逃出而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除少数已被日军饿死或打死者外,全部都以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使饮弹毙命;其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均遭乱刀砍戮,事后并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目的也是为了灭迹。其中有一位名叫伍长德的,他被焚未死,待日军离去后从死人堆中负伤逃了出来,得庆更生。此人亦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那使人惊心动魄的证言同样在我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日军对我六万五千多无辜同胞的三次集体大屠杀中,仅仅这三个人得幸免于死。他们的证言得到法庭的重视和很高的作证评价。  以上几次集体屠杀虽然死者的尸体被投诸江中或焚为乌有,日军自以为无罪迹可寻,但是在大量证据面前,这些暴行已经是铁案如山,不容抵赖的了。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还发现了好几处“万人坑”,“千人冢”,其在灵谷寺旁的一处且有敌伪时期南京督办高冠五为无主孤魂三千余所立的一块碑文。这些坑冢无疑地是日军集体屠杀的罪证,可能是他们使用另一种方法(活埋)实行的有力证据。由法医们后来对从这些坑冢里挖掘的数千具尸骸的检验和鉴定报告中,可以推定:集体活埋确也是日军使用过的集体屠杀方法之一,而且使用过不止一次。
  由上所述,可见日军对我南京同胞的集体屠杀是极端残酷野蛮的,而其方法又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对我南京居民的任意的、个别的或小规模的杀害同样地是用极端残酷野蛮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实行的。花样之多,死事之惨,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之外,日军对我无辜同胞还用尽了其他种种更绝灭人性的杀人方法,例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患者所能想象得出的最残酷的杀人方法,他们几乎都施用了。而且在南京沦陷后持续六个星期之久的时间里,每天都要对我无辜同胞施用成千上万次,这确实是骇人听闻、史乏前例的残暴记录。  但是最残暴、最令人发指的还是日军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在这里,我只指出一桩“杀人比赛”中最突出的事例。这件事是在资格最老、声誉卓著的英文《日本广宣报》(Japan Adyertizer)上登载并大事宣传过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南京被日军占领以后,有两个日军军官,在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中,忽然别出心裁地决定要进行一次“杀人比赛”的游戏,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杀的方法是用刀劈,就像劈柴火或我国南方儿童“劈甘蔗”游戏一样。同意了比赛条件之后,这两个野兽般的军官便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便是当头一刀,使成两半。  在他们每个砍杀的人数都到达了一百的时候,他们便相约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举行了对日本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  在这以后,其中一名又添杀了五个中国人,另一名却添杀了六个。于是,后者便以接连杀了一百零六个中国人而被宣布为这场“杀人比赛游戏”的“胜利者”。  这种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经《日本广宣报》披露之后,日本政府、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司令长官非但不加谴责、制裁,反而认为它是“耀扬国威”“膺征支那”的“光荣”举动。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屹然站起来了,而且本着“与人为善’,的精神实现了同日本人民“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这样一些累累血债,我们怎能不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勿忘呢?  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除了任意屠杀我国同胞之外,便是随时随地强奸我国妇女,其次数之多,情状之惨,也是打破世界记录的。因此,在喧腾一时的世界舆论中,有的人称它为“南京屠杀事件”,有的却称它为“南京强奸事件”。其实,对于日军说来,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兽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至连同她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说:“强奸事情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为了保护她的亲属,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便遭到杀害。……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  法庭接受了无数的关于这类强奸及奸后杀戮的证据。例如,幼女丁小姑娘,经兽军十三名轮奸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被割去小腹致死。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难于斩龙桥,其妻经兽军奸杀后,八岁幼儿及三岁幼女都在旁哀泣,均被兽军用枪尖挑其肛门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在东岳庙中被兽军奸后用刀刺杀,并以竹竿插穿其阴户,以资取乐。民妇陶汤氏在遭兽军轮奸后,又被剖腹断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这类不胜枚举的残酷无匹的奸杀暴行,在南京被占领后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光内(迟至1938年2月初旬,情况才开始好转),每天几乎都要发生几百件,乃至于上千件。  因此,远东国际法庭的认定是:“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  法庭的这个认定和数字估计完全是根据曾经向法庭提出过的那些确凿证据而慎重作出的,绝对没有夸大的可能。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要比这坏得多。  有人说:日军笃信佛教,敬佛畏神,只要藏匿在佛庙或庵观,便能逃避灾祸。但是事实证明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非但南京庙庵遭日军火焚者比比皆是,即和尚尼姑被杀、被奸,以及奸后被杀者亦为数甚多。他们命运的悲惨并不比一般市民稍胜一筹。例如,著名的和尚隆敬、隆慧,尼姑真行、灯高、灯元等都是在日军进城的第一天在庙庵中被杀掉的。此外,日军还常以杀辱僧人取乐,其方法是:兽军于强奸或轮奸少女后,遇有过路的或能抓到的僧人,必令其续与行奸,有敢抗拒者,便被处宫刑(割去生殖器)致死。  由此可见,所谓日军“敬佛畏神”之说纯系虚构,佛庙庵观实无丝毫安全之可言。  非但佛庙庵观毫无安全之可言,即避难于国际难民收容委员会所设置之所谓“国际安全区”的我国同胞亦不能逃脱敌人之魔爪。“安全区”事实上并不“安全”。  记得远东国际法庭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时,曾传唤过几位当时实际负责安全区工作人员出庭作证。就我所能记忆的,他们在宣誓后作了如下的证言,并提出了许多文件档案去支持这些证言。证言的要点如下:  在南京沦陷初期,日军曾一再闯入国际安全区,对该区所收容的难民普遍地进行了“甄别”和“鉴定”。凡是他们认为有抗日嫌疑的、当过兵的,以及适合兵役年龄的我青壮年男同胞(极大多数是工人、学生、店员)都被逮捕,成批的捆绑去供集体屠杀,尸体被投江中,或予以火焚,或活埋于“万人坑”、“千人冢”内。  在“安全区”存在的整个期内(约两个月,至1938年2月初始办理结束),日军当局曾多次搜索该区难民,并迫令提供大量少女去“慰安所”(即妓院)“服务”,以供他们蹂躏及发泄性欲之用。  由此可见,所谓国际安全区,其所能保护者亦仅是一般老弱妇孺而已。就是这种人所得到的保护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日军经常单独地或三三两两于夜深人静时越围而入,或则不择老幼,摸索强奸;或则盗窃财物,囊满则去。  “安全区”既无铜墙铁壁,又无武装警卫,在那里服务的国际人士对日军这些暴行亦只有低声下气,苦口婆心地去进行规劝排解或讨价还价,以期减少牺牲而已。  在这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出庭作证的老年西洋牧师,他也是安全区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说:在某一夜间,一个日兽兵竟光顾他的住宅达三次之多,目的之一是想强奸匿避在他家中的小女学生,其次便是想窃盗一点财物。每次经他高声嚷斥之后,这个兽兵便抱头鼠窜而逃,但是每次都要偷点值钱的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贪财欲望,最后一次,这位老牧师索性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里扒去他仅有的六十元纸币。在得到了这份意外之财以后,这个兽兵便怀着满意和感激的心情,一溜烟似地从后门逃走了。  由此可见,号称纪律严明,天下无匹的“大日本皇军”,非但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所不为,而且竟堕落到做小偷、扒手的地步!
  远东国际法庭在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约二十天的过程中,空气一直是严肃、沉重的,惟有在老牧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法官同人和旁听席中的大量群众(每庭旁听的日本人都在一千以上)都不禁失笑,而被告席上的那些大战犯们(特别是松井石根)却面有难色,啼笑皆非。  所谓“国际安全区”,甚至国际人士自己的住宅,其情况尚且如此,至于整个南京城内其他大街小巷,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被野蛮糟塌,破坏到什么地步,便更可想而知了。  远东国际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还接受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作证文件。它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个秘密电报。这个电报是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所发现的。法官同人都非常重视这个电报,给了它很高的作证评价,因为它是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是日本同盟的兄弟国家所提供的。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其最终结语是: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由于这副“野兽机器”在日军长官的纵容下高速度地和全火力地开动达六星期之久的结果,我南京同胞被残杀的数目无疑地是惊人巨大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个数目究竟是多大,则缺乏精确的统计,而各方的说法亦不甚一致。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精确地说来,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根据各该团体当时的记录和档案向远东法庭郑重提出的)。  远东国际法庭这个估计无疑地义是慎重的,保守的。但是,注意到日军灭迹伎俩的狡黠和多样化,法庭判决书中遂有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仅就我们前面所举的尸体被消灭了的三个事例,便是六万五千余人之多(计汉中门外枪毙的被俘军警三千余人,尸体被焚;中山码头射杀的难民五千余人,尸体被投入江中;下关草鞋峡被密集扫射杀死的平民五万七千四百余人,尸体亦被焚化)。其他无迹可寻,或发现稍迟,来不及向法庭提出证据的,亦必不在少数。说这一类被害者必在十万以上,是非常保守的,中国方面常说被灭迹的牺牲者达十九万人,也决非故意夸大(在对谷寿夫案的判决书中便有这样的认定)。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害者为二十万人以上,不但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了的大量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这六个星期虽是日军杀人如麻的高潮,但是六个星期过后,日军杀人的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是减少了,而个别的、零星的或小规模的屠杀却仍在经常地进行着,这一类的被屠杀者是不包括在远东法庭所认定的那个数字之内的。  把以上所举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很肯定地估计:在日军占领时期,我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是在三十万至四十万之间,即三十五万左右。这个估计决非主观臆测,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虽然谁也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绝对精确的计算。同时,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估计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是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的。  (转自《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07—320页)
  转  松井石根(日语:まつい いわね,日-日),日本陆军大将,皇道派将领,甲级战犯,驻扎中国13年的中国通,大亚细亚主义的鼓吹者,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之一。  松井石根日出生在日本名古屋市,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期间参加了日俄战争。二·二六事变后在整肃中退出现役,上海事变爆发后,作为攻坚战专家重新服现役,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1937年至1938年间率日军侵占南京,并纵容部下展开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1945年被盟军逮捕,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12月23日零时在东京巢鸭监狱伏法。  转  武藤章(むとう あきら 日—日),日本陆军中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任陆军军务局局长。出生于熊本县上益城郡白水村一个小地主家庭。1913年6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2月被授予陆军步兵少尉军衔。1920年,被选送入陆军大学第32期深造学习,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搜集情报为武藤章所擅长,经他整理的情报和实地调查报告对日本侵略中国发挥了不少作用。1937年,下令日军随意在南京市内宿营,酿成了南京大屠杀。侵华战争中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东京审判被绞死的七名甲级战犯之一。  谷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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