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有神秘力量在创造并控制着一切，只是由于某种原因，造物主并不想出现。举例来说，动物或人的身体构造极其复杂，比汽车复杂万倍。如果现在有人要说服你汽车是自己从铁矿石进化而来，你必定嗤之以鼻。但现在教科书说，比汽车复杂万倍的动物和人都是从细菌自己进化而来，大家却都信了。同时，根据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迷信现象、灵异事件、严重反概率的巧合。。。也可以得出结论，必定有某种超自然的规律在人体五官所能体验到的范围之外在运行。兴许这就是造物主写下的代码，在后台运行呢。

2023年07月08日 15:42--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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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你是否曾经想过，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是如何诞生的？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这些问题可能会让你感到好奇，也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惑。因为当我们试图追溯宇宙的起源时，我们最终会遇到一个看似无法回答的难题：宇宙是如何从虚无中产生的？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一开始什么都没有，那么什么东西让一切开始存在呢？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普通人，也困扰着科学家。因为根据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物理定律，任何事物都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无缘无故消失。换句话说，物质和能量都是守恒的，不能被创造或毁灭，只能被转化或转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宇宙一直就存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呢？还是说，宇宙有一个特殊的创造者，能够打破物理定律，让一切从无到有呢？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索这个深奥的话题。并将介绍一些关于宇宙起源和演化的最新理论和发现，并解释其中的原理和问题。当我们谈论宇宙的起源时，最常被提及的理论就是大爆炸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大约138亿年前，整个宇宙处于一个极小、极热、极密集的状态。在某个时刻，这个状态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并以超过光速的速度向四面八方膨胀。在膨胀的过程中，宇宙的温度和密度逐渐降低，从而使得各种基本的物理力和粒子逐渐形成。最终，这些粒子结合成为原子，原子聚集成为恒星和星系，恒星和星系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是目前最被广泛接受的宇宙起源理论，因为它能够解释很多我们观测到的现象，比如宇宙的膨胀、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宇宙的元素丰度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大爆炸理论的重要证据，也是我们对宇宙历史的重要线索。然而，大爆炸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大爆炸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宇宙在大尺度上是均匀和平坦的，为什么物质比反物质多得多，以及为什么我们观测到的可见物质只占了宇宙总能量密度的5%，剩下的95%是由神秘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的。大爆炸理论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宇宙早期状态和演化过程的信息，但是它并不能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大爆炸是怎么发生的？换句话说，大爆炸之前有什么？如果说一开始什么都没有，那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一个极小、极热、极密集的状态呢？这个状态是由什么组成的？又是由什么引起了爆炸呢？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物理定律在大爆炸之前就失效了。我们无法用经典物理来描述那个极端的状态，也无法用观测或实验来验证我们的假设或推测。因此，我们只能依靠一些更加先进和抽象的理论来尝试解释宇宙之前的情况。这些理论包括量子引力理论、弦理论、多重宇宙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也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但是，它们都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证实，因为它们都超出了我们目前的科学能力和技术水平。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理论是量子波动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大爆炸之前，存在着一个量子真空。量子真空并不是真正的空无一物，而是一种充满了虚粒子和虚反粒子的状态。虚粒子和虚反粒子是一种短暂存在的粒子对，它们会不断地在真空中出现和消失，从而造成真空中的能量波动。这种波动是随机和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强度会出现一对虚粒子和虚反粒子。有时候，这种波动会非常剧烈，以至于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密度。如果这个能量密度足够大，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奇点。奇点是一种物理学上的极端情况，它的体积为零，但是质量和密度为无穷大。奇点是不稳定的，它会迅速地膨胀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爆炸。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宇宙是由一个偶然的量子波动产生的。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目的让宇宙存在，只是一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这个理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不需要引入任何超越物理定律或自然界的因素来解释宇宙的起源。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创造者或设计者来创造或设计宇宙，只有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和变化。量子波动理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可能的答案，但是它也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量子真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说量子真空就是最初的状态，那么它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性质和规律呢？换句话说，量子真空之外有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比宇宙之前的问题还要更加困难和复杂，因为它涉及到了我们对存在和现实的本质和意义的思考。我们是否能够接受一个没有任何外部原因或目的的存在呢？我们是否能够理解一个没有任何边界或限制的现实呢？我们是否能够想象一个没有任何其他可能性或选择的必然呢？有一些理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比如多重宇宙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并不是唯一的宇宙，而是无数个不同的宇宙中的一个。这些宇宙可能有不同的起源、结构、规律、历史和未来，也可能有不同的维度、物质、力和粒子。这些宇宙可能相互独立，也可能相互影响或交叉。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量子真空是多重宇宙中的一种状态，而大爆炸是多重宇宙中的一种事件。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目的让我们的宇宙存在，只是一种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这个理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宇宙看起来是如此地适合生命存在，也就是所谓的精细调节问题。因为在无数个不同的宇宙中，总会有一些恰好具有适合生命存在的条件，而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之一。以上，就是一些关于宇宙起源和演化的最新理论和发现，以及它们的原理和问题。我们也尝试了回答一些关于宇宙之前和宇宙之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而是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和解释。我们不能说哪一个是正确的，也不能说哪一个是错误的。我们只能说哪一个是更合理的，更有证据，或者更有意义。那么，你是否认为宇宙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如果有，你认为它们分别是什么？如果没有，你认为它们是如何持续存在的？你是否认为宇宙有一个创造者或设计者？如果没有，你认为宇宙是如何自我组织和演化的？你是否认为宇宙有一个目的或意义？欢迎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

　　《宇宙的奥秘》是一本由[德]托马斯·德·帕多瓦(Thomas de Padova)著作，索·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页数：2020-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宇宙的奥秘》读后感(一)：科学与宗教并非对立，科学的发展并非线性　　1543-1642 ，哥白尼、布鲁诺、第谷、开普勒、伽利略这五个科学家用一百年时间努力，使日心说成为学界共识。 这是一段从占星术到天文学的科学史，也是一段人类在宇宙中自我定位的历史。这五位科学家，虽被遗忘、被火刑、被背叛、被排挤、被监禁，但他们的生命强后相继，他们的命运互相纠葛，最终奠定了近代天体物理学基础，促使近代天文学蓬勃发展。当你去了解学科背后的科学史后，就会觉得课本中所学的定理定律不再枯燥乏味，因为那是自然科学在中世纪神学“板结的土壤中”坚韧发展的最好证明。　　本书内容以双人传记的形式，主要讲述了开普勒和伽利略如何以不同的科学视角，通过各自的思想和方式，对未知的宇宙进行探索。两人虽然同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当他们发现神的规则与事物本真背道而驰时，便从宗教神学剥离开来，走上追寻科学修正神学的艰辛之路，理性使他们不谋而合，却又因为个人抱负不同，分道扬镳。开普勒算是理想主义者，在追寻科学的道路上，希望人们不为名利相互帮助，可以为了科学真理，为了自己的信仰不顾一切，只为探究宇宙的本质。这使他最终死于为生计奔波的路上。而伽利略却审时度势，顾忌得失，虽坚持真理，但多是私下而谈，科学对于他来讲更多是为了获取声望和财富的手段。这也可能是作者为何以《宇宙的奥秘》为名，通过传记对比，力挺开普勒，凸显开普勒敢于直面真理的求真精神，对科学追求的忘我精神。 阅读完此书，我不禁去思考科学与宗教神学的关系，感觉两者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科学与神学都肇始于人类对未知事物本质探究的冲动，一开始人们将未知的事物寄托于神学，视其为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通过客观事实规律去推翻可被证实的神学概念，转变为科学。而对于科学而言，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怀疑精神，它本身反对任何方式的崇拜，所有未经证明的事物都是未知的。但在目前不可用理论证实的复杂未知事物面前，往往人们又将其寄托于神学信仰概念，以便后人再去推翻转变为科学。　　所以只要人们不断探索未知，理性和神学就可以长久地共存于世，并非是完全的对立。如今理性的人为宗教的辩护更多的是对思辨的合理延伸，以及对科学本身不足和潜在问题的反思，将神学视为科学的尽头。而大众对待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时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往往会陷入狂热和迷信之中，形成科学与宗教对立的观念。　　《宇宙的奥秘》读后感(二)：跳出宇宙来看　　一、开普勒开普勒和伽利略无疑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但是相较于精明的伽利略，开普勒的坚持与执着似乎有一点点傻气，对于理想的追求让我觉得天真和可爱。毫无疑问的是，我更喜欢开普勒的坚持。使用数学去破解上帝创世方案，这是开普勒一生的追求，也是开普勒给自己定的框架。他坚信宇宙勾陈了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上帝以理性为准则设计出了宇宙，而他，就是要去把这个完美的宇宙用完美的数学语言表示出来。他一生都在沿着这个框架去探究，但是也被这个框子框住了一生。开普勒是富有激情的，他不怕公开提出自己的观点，哪怕与当时的环境不符。他追求开放和自由的思想交流，他不怕和自负的学者打交道，他不怕和自负的学者打交道、他不怕被抨击和反对。但是，得不到回应往往会令他伤心。开普勒对于精神的追求要远远大于物质，虽然他的成就并没有给他带来等身的财富，虽然他在孤独的追债的途中死去，但是他对宇宙的探索应当已经充盈了他的内心。二、科学家在这段对宇宙的探索中，没有完美的科学家。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他们都是存在错误的，但是并不妨碍他们都得到了后世的敬仰。科学本就充满着批判，科学的路上本就存在着错误，科学家不应当成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老好人。不能因为害怕被别人驳倒而不敢提出自己的观点，没有完美的研究。哪怕研究的结论成为批判的对象，这也是对科学进步的贡献。但是，不胡说八道是一切的前提，结论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是自己认真思考过的，是真实的而不是编造的。不论今世怎样，后世对科学家的评价一定是公正的。这份工作、这项事业，给了科学家青史留名的机会，所以不要害怕当世的评价，更应当去追求历史评价。三、这本书在读这本书之前，对开普勒和伽利略的认识只停留在高中物理课本上，甚至是这本书帮我回忆起了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这本书更像是两个人的传记，两条线，时而相交，时而又分开。刚开始读觉得繁杂没有思路，读到最后合上书，充满了引起自己思考的满足感。作者对在同一条道路上奔跑的两个人的差异展现的淋漓尽致。即使是匆匆翻完，这本书也能带来思考；如果想对两人刨根问底，这本书也可以给你答案，当然需要多读几遍。最后摘一句话作为结尾：“我们也没有问，鸟儿希望从歌唱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知道，唱歌对它来说就是一种乐趣，因为它就是为了唱歌而被创造出来的。同样地，我们不应该问，为了探究天空的奥秘，人的精神为何要付出这么多辛劳。我们的塑造者在感官之外嵌入了精神，不只是让人维持生计……也是让我们从用眼睛观察到的事物出发，深入它们存在和变化的原因，哪怕这没有什么用处。”——开普勒ps.又一次把书评写成了读后感……虽然一直没有提到伽利略，但是我对伟大的伽利略先生是非常崇拜和敬仰的！　　《宇宙的奥秘》读后感(三)：通往科学发现目标的道路，从来都是荆棘密布、风雨交加 43年前的1977年9月5日，由美国宇航局研制的无人外太阳系空间探测器旅行者1号发射升空，它是第一个提供了木星、土星以及其卫星详细照片的探测器，也是人类第一艘穿越太阳圈并进入星际介质的宇宙飞船。1977年8月20日，旅行者2号探测器于在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发射升空，并成为了第二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类探测器。 从古到今，人类认识自己、认识地球、认识深邃的宇宙空间的“征程”一直在继续。虽然自文艺复兴时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如今已经到达过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并正在努力朝着火星进发。但是不可否认，人类迄今为止仍然对自己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海洋所知甚少，甚至远不及对宇宙空间的观测和认识程度；可想而知，从今天往前推400多年，在哥白尼、布鲁诺、第谷、伽利略以及开普勒的时代，人类的认识水平会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想而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下，人类对自身、对地球、对宇宙空间的认识，在朝着真相的道路上每迈出正确的一步该会有多么困难！ 今天甚至一个小学生都已经知道，太阳有八大行星——曾经有9颗，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甚至太阳系都不在它所在的银河系的中心，更不用说，根本不会是宇宙的中心了！往前推400多年，当“地心说”被普遍视为真理，即使是今天认为不正确的“日心说”在取代“地心说”的过程中，也仍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乔尔丹诺·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哥白尼临去世前才决定出版并且收到出版商从纽伦堡寄来的《天体运行论》样书！在科学向前发展、人类的视野不断扩展的道路上，一路走来，的的确确曾经一度都是荆棘密布、风雨交加；甚至直到今天，虽然环境已非当年布鲁诺、哥白尼时的环境能相提并论，但人类的认识却依然需要不断向前，依然需要下一艘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不断拓展征程、带来发现！ 人类自己，固然已经可以说具有了相当的创造力与支配力，但相对于宇宙来说，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就在这样的巨大的对比中，人类却仍然在向前走，期待越来越伟大的发现，依然有朝一日能像派拉蒙影视制作的科幻影视系列《星际迷航》一样，能够到达自己想要到达的每一个星际空间，不断探索、积极进取！宇宙的奥秘确实仿佛无穷无尽，人类的认识也要不断更新、深化！ 所以，当《宇宙的奥秘：开普勒、伽利略与度量天空》这样一本装帧比较别致的裸脊“小开本”，通过两位主要的科学家——开普勒与伽利略——的传记把400年前人类认识星空、认识宇宙的历程逐一呈现，所能够带来的，不仅仅是两位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截然不同的伟大科学家突破当时已知世界边界的艰难进程，甚至足以无比深刻地感受到伟大发现所带来的无比震撼、迈出每一步艰难历程背后的种种无比艰辛！这样一种感动、钦佩，无论如何表述，似乎都不足以准确描述！ 确实，时间会渐渐湮灭一切，让一开始无比清晰的事实变得边界逐渐模糊甚至内容完全不一样。今天的世界如何认识如开普勒、伽利略的科学活动、他们所作的贡献，还有他们当时的实际，其实也和当时有极大的区别——甚至还有更多的东西，不为更多的人所知。比如，哥白尼其实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推翻旧的秩序；比如，开普勒对伽利略作为志同道合者的高度信任，其实是后者难以企及的——他们做出了伟大的工作，那是今天的世界对他们的评价；在当时，显然并非是一样的！凡此种种，都是曾经的真实。 不妨设想一下，若干年后，譬如再过400年，那时的世界如何看待、评价今天的成就——方方面面，当然包括人类对自己、对地球、对宇宙空间——甚至包括对800年前的哥白尼、布鲁诺、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等等，会持有一些什么样的理解和认识，其实不也是非常值得一说的吗！　　《宇宙的奥秘》读后感(四)：远不止一本传记　　提起伽利略，记忆回溯到小学时比萨斜塔掷铁球的故事；而提起开普勒，记忆又往前走了一点，到了中学时的三大行星定律。不同于莱布尼茨与牛顿那桩历史上著名的公案，当伽利略和开普勒两个名字一同出现的时候，白痴的我既迷惑又好奇。与《莱布尼茨、牛顿与发明时间》一样，《开普勒、伽利略与度量天空》是关于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双人传记，故事非常有趣，而作者的野心远不止于一本传记。伽利略家庭出身还算不错，他傲娇地强调自己和普通匠人在望远镜发明上的差异，匠人得益于运气，而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理性。在此后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伽利略利用望远镜获取了经济利益，开展望远镜外交，做大了自己的朋友圈，生活风生水起，却不曾给开普勒这个曾经有恩于自己、也曾反复向自己索求望远镜的科学家，送上一个望远镜。伽利略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坐拥生前身后名。伽利略更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辈子审时度势，争名逐利，这种个性使然，让他不同于赛尔维特和布鲁诺，在最后的宗教审判中，伽利略多了一分媚骨，少了一分气概。“可是他在动啊”多半是后世的演绎。我常常想，如果接受审判的是开普勒，这个故事会不会成为一个传奇的英雄主义故事？一个科学家为真理献身，就像将领战死沙场，死得其所，实在是投吃瓜群众的胃口。开普勒出身算不上草根，毕竟祖辈还不错，但原生家庭也是一团糟。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开普勒有点像那种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却坚持推行格里高利改革，因而受到新教徒的排斥。他始终有那种为了科学和真理一往无前、头破血流的少年气，一生穷困潦倒，为了生计奔波。在与伽利略的关系上，交浅言深，过于热情，因而吓退了伽利略，俩人没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虽然二人在为人处世上有诸多不同，但在科学的态度上，却有很多相似之处。除了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百折不挠的毅力，更为重要的是活跃的思想和怀疑精神，因为科学成果产出和投入的时间并不成正比。天才，都是骄傲的。二人都忽略了彼此非常重要的科学成就，在科学的道路上，也没能携手同行。张爱玲讲青春的路口有一条非走不可的弯路。科学的道路没有坦途，也有不得不走的弯路。读这样一本书，不是为了认识世界、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认识前人在探索世界、破除权威上艰辛与不易。没有前人的错，哪有后人的对。多少真理孕育于前人的谬误之中。有多少科学进步，是在五花八门、对错交织的学说、假设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记得很小的时候，书里说亚里士多德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提出了blabla的说法，给我留下了个印象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都是错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敬佩与仰慕之情。对于世界的系统思考和不断设问、寻找答案的过程才是真正让他超脱于时代的奥秘。曾经被广泛认为是真理的，可能并不是真理，我们今天奉为圭臬的真理，在后人看来可能同样好笑。永远不要想当然。译序里把科学比作忒休斯之船，确实，这艘船不断修修补补，但永远还是科学这条船，无论是正在服役的零件，还是退役的零件，他们都是这艘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在服役的零件也要做好有朝一日要退休的准备。所谓真理不过是特定时间背景下，人类认识的巅峰，而人类认识是有限的。何为真理？如何判断真理？真理是宗教裁判所的决定吗？正确看待不同声音的态度，应该是互相尊重、惺惺相惜的和而不同，有竞争也有合作，而不是剑拔弩张，隐瞒自己思想的缺陷，放大别人的漏洞。只是，遗憾的是，纵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也没有做到。大师也有小肚鸡肠、斤斤计较、党同伐异的一面，牛顿与莱布尼茨，开普勒与伽利略。人类天性使然。普朗克说新的科学真理需要对手逐渐逝去。爱因斯坦最伟大的学术成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被同时代的人理解，即使被授予诺贝尔奖，也是因为光电效应。宇宙浩渺，世界纷繁，不困于表象，不囿于常识，不屈于权威，才能推动科学的不断进步。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一种思想若要成为真理，一定要经过思想市场的竞争性检验，经历反复的质疑，经受住各种考验，从而在各种思想中脱颖而出，就像商品一样，而不是依靠强力，在过去不能靠教皇，在今天不能靠元首。在市场经济的法律关系里，我们管这叫做破除行政垄断。我们需要自由宽松的氛围，大讨论、大思辨。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种思想的交融碰撞会带来理性的发展与繁荣。本书时间跨度大，内容包容万象，相信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发现。历经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还有三十年战争。特别有趣的是开普勒的母亲被判为女巫，理由荒谬至极，其实开普勒一家都很有趣，父亲是雇佣兵，也很有时代特色。历史书上只有青史留名的大人物，而真正的历史是无数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书就的。读历史中的大人物，也看同时代的小人物。翻译流畅，我一个龟毛的小学生，拿出锱铢必较的态度和应试修改病句的姿势来审视译作，也能感受到译者很用心。上乘之作。　　《宇宙的奥秘》读后感(五)：谁破解了宇宙的奥秘？　　本文是《宇宙的奥秘：开普勒、伽利略与度量天空》的译者序，欢迎批评指正。1你可曾记得，上次仰望天空是什么时候？当时是万里无云，还是电闪雷鸣？是月光皎洁，还是星河璀璨？亘古以来，无论海陆如何变迁，物种如何演进，日月出没、斗转星移这些天象似乎从未改变。在认知革命的过程中，智人面对博大和永恒的天空，抛出了一系列问题：天地为什么分开？太阳为什么发光？月亮为什么盈亏？星辰为什么如此排布？它们为什么运动不休？为了解答这一切，智人发展出五花八门的神话传说。原始信仰要求敬畏上苍、崇拜日月，多神论视星辰为神祇，一神论认为天堂是造物主的居所。天不仅是存在的完美形式，也隐含着存在的终极目的。探究天空是最神圣的事业，假如它没有因为过于神圣而被禁止的话。初看上去，天空的变化似乎很有规律。古人不但根据星辰的运动规定了时间单位和空间方位，而且掌握了用数学推算天象的方法。但在进一步观察和计算之后，人们发现天象并不简单：太阳日不等于恒星日，太阳年不等于恒星年，月相周期和它们不能约分……更奇怪的是，当绝大多数星辰——“恒星”几乎固定地绕着天极旋转，太阳、月亮和五颗“行星”却一直飘忽不定，特别是行星的亮度、速度甚至运动方向都会发生变化。为了记录、解释和预测天上的事件，使令人困惑的现象自圆其说，星相学和天文学这对双胞胎应运而生。前者借助经验，重在定性描述，强调天与地的超自然关联；后者依靠数学，重在定量分析，试图发掘天象不规律背后的规律性，进而揭示天的真实结构以及天与地的自然关联。如果说，天文学犹如一场解谜游戏，天文学史就好比一部侦探小说。本书讲述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个精彩的核心章节。2“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从日常经验来看，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天圆地方”似乎颇为形象，但它既不严谨，也没有形成体系。之后，历代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又提出了“宣夜说”、“盖天说”和“浑天说”。其中，宣夜说缺乏数学基础，无法加以发展；盖天说与浑天说进行了千余年的辩论，最终浑天说凭借较准确的预测占据了上风。遗憾的是，无论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都是比较朴素和粗糙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任务不在于探究宇宙的结构，而在于为权力和礼教服务。因此，它留下了精巧的观象仪器和丰富的观测记录，却长期在基本问题上止步不前。直到利玛窦来华，天朝的学者仍无法想象大地是一个球体。相比之下，古希腊人在汲取了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天文学知识之后，很早就知道地球是球体。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认识到天球是一个完整的球面，并根据星辰在不同纬度时的高度变化确定地表是曲面。他将大地描绘成悬浮在空中的圆柱体。不久，毕达哥拉斯明确提出了球形大地，既因为球体被视为最完美的形体，又因为它符合月食的圆弧状影子。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相信宇宙在几何学上是完美的，只能由球体和圆周运动组成。为了解释行星的不规则运动，他的弟子欧多克斯提出了一个由27个同心球嵌套而成的系统。他赋予恒星1个水晶球壳，太阳和月亮各3个，五颗行星各4个，它们围绕位居中心的地球运动。为了使这个模型更加符合实际的天象，他的学生卡里普斯又增补了7个球壳。稍后，亚里士多德将前人的思想整合为一个宏大而自洽的体系。他将世界分为月上和月下，它们适用截然不同的规律。月上世界由第五元素（以太）组成，是完美而永恒的。简单运动只有两种——上下方向的直线运动（地球保持静止，土和水朝向地心即宇宙中心，火和气远离地心）和圆周运动，而圆周运动正是以太及由其构成的天体的本质属性。最后，他为了避免不同球壳相互影响，又增加了22个同心球壳，使之达到56个。不过，在同心球模型中，太阳、月亮和行星到地球的距离是固定的，这与观测情况不符。公元前3世纪，阿波罗尼乌斯在坚持匀速圆周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改进方案：一是偏心圆模型，即行星（包括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轨道不是以地球为圆心的同心圆，而是一组偏心圆；二是本轮-均轮模型，即行星在“本轮”上做匀速运动，而本轮的中心在以地球为圆心的“均轮”上做匀速运动。100年后，喜帕恰斯又对本轮-均轮模型做了修改，使之更好地解释行星的运动。到了2世纪，托勒密经过数十年的观测和推算，在《至大论》中融合了上述两种模型，并提出了“偏心匀速点”，即地球相对于均轮的圆心的对称点，使得各个本轮的中心不是围绕均轮的圆心做匀速运动，而是围绕该点做角速度不变的运动。虽然托勒密继续坚持“地心说”或“地静说”，但他的模型从数学角度来看已经相当完善，其解释和预报天象的能力达到了古典时代的巅峰。在接下来的1000多年间，托勒密体系将盛行于拜占庭和阿拉伯，最后在中世纪晚期重返西欧。3在基督教看来，古典时代的思想家原本都是异端。不过，为了描述世界，教会也需要既符合生活经验又符合《圣经》教义的理论。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使以上帝为动因、以人类为中心的地心说成为经院哲学的标准宇宙模型。文艺复兴时期，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托勒密重新获得关注，天文学家便纷纷采用了更加精确的托勒密体系。他们根据观测结果不断进行修正，在本轮上再添加小本轮，导致该体系的圆周数量逐渐增至80个，变得愈发臃肿和不便。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传统世界观感到不满，却不敢也无力撼动它的整个根基。就在此时，西欧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又发生了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视野的拓展和思想的激荡带来了新事物和新观点，开启了一个充满冲突和变化的时代。1500年前后，正在意大利求学的尼古拉·哥白尼接触到了天文学。他受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影响，相信天体的运动是简单和完美的，但是托勒密体系显然不够简洁。他还发现，早已有人提出过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宇宙观，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绕着一团“中心火”转动，公元前3世纪的阿里斯塔克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哥白尼在波兰弗龙堡担任教士期间，他思考如果以太阳为中心，是否就能更合理地描述宇宙的结构。1530年前后，他的新理论开始在学者之间流传，但碍于不符合教义而迟迟没有发表。直到1543年他去世前夕，《天球运行论》才得以问世。《天球运行论》提出了被称为“日心说”或“地动说”的哥白尼体系。据此，太阳居于中央，水星、金星、地球（带着月球自转）、火星、木星和土星从内到外绕日转动，恒星位于最外侧。就认识论而言，“哥白尼的变革”——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视角当然是划时代的创举，但在天文学史上，“地动说”取代“地静说”并非如后人所想象的那般轻巧。哥白尼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推翻旧秩序，他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从很多方面来看，哥白尼更像是托勒密的继承者，而非颠覆者。他既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坚持球体和匀速圆周运动，又沿用了托勒密的天文概念、数学方法和几何表述，包括本轮、均轮和偏心圆，唯独省去了偏心匀速点。尽管他的模型能更好地解释行星的逆行运动和亮度变化，却仍旧以34个彼此啮合的圆周为基础，其复杂程度和预报能力较托勒密体系并无优势。“哥白尼的思想飞跃是如此伟大，但他其余的观念和想象却仍然那么传统。”由于观测不到恒星的周年视差，且无法解释地球运动可能带来的混乱，哥白尼体系尽管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却只是被当作一种便于使用的数学假说，而不是宇宙真实情况的反映。取代托勒密体系的新理论首先来自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与哥白尼不同，第谷是职业天文学家。他发现过去的星表预报天象已经有很大误差，于是立志加以改进。1572年，仙后座爆发了一颗超新星，第谷的计算结果是它位于恒星天球，挑战了月上世界永恒不变的观点。1576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把汶岛赐给第谷做研究，他便在岛上筑起了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观象台——天堡，在那里一直观测至1597年。经过20年的坚守，第谷将裸眼观测技术推向极致，积累了有史以来最精确、最完整的持续观测记录。依靠强大的数据支撑，他提出了非常符合观测结果的宇宙结构，即地球静止在宇宙中央，太阳和月亮围绕地球转动，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转动。第谷体系是托勒密和哥白尼体系之间的折中方案，兼顾了两者的优势，也顺应了传统的神学和物理学观点。它取代了托勒密体系，成为主流学界和天主教会一度认可的宇宙模型。可惜，第谷体系尽管是最完善的地心说模型，最终还是难免落伍的命运。但是，第谷的功绩不可磨灭，特别是他给后世留下了前无古人的观测数据库。同样重要的是，他选择了一位卓越的继承人——约翰内斯·开普勒。41577年，当一颗彗星出现，第谷认为其位于月上世界，从而能够打破想象的水晶天球之时，开普勒年仅6岁。他出生在德意志南部的符腾堡公国，那里的经济生活不算太发达，还没有摆脱宗教改革带来的信仰冲突。开普勒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商人，在各自的城镇当过市长，但他的父亲不务正业，后来参加雇佣军而客死他乡，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开普勒是早产儿，从小体弱多病，高度近视，幸亏他天资聪颖，被图宾根神学院录取，在那里树立了成为新教牧师的志向。没想到，就在毕业前夕，他被派往施泰尔马克公国的格拉茨担任数学教师。在图宾根期间，开普勒开始对数学和天文学感兴趣，并在老师迈斯特林的引导下接受了哥白尼的观点。他在格拉茨继续坚持这项研究。之所以如此执着，主要是因为他受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影响，相信“上帝参照几何模型创造了世界，以及人的理性有能力认识这一模型”。他决心用一生寻找和证明宇宙神圣而完美的秩序。开普勒发现，正多面体只有5种，它们的内切球和外接球的比例与6颗行星的轨道大致吻合。他于是认为，上帝就是按照几何学原理创造宇宙的，太阳则通过“灵”的作用把行星束缚在轨道上。据此，他在1596年发表了以哥白尼体系为基础的处女作《宇宙的奥秘》。他把作品寄给专家同行，引起了已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御用数学家的第谷的注意。后者邀请由于信仰原因被逐出格拉茨的开普勒来到布拉格，最终让他接过了御用数学家的衣钵。据说，第谷生前叮嘱开普勒必须按照第谷体系，而不得按照哥白尼体系构建新的行星理论。1597年夏天，比开普勒年长8岁的帕多瓦大学教授伽利略·伽利雷也收到了《宇宙的奥秘》。伽利略回信致谢，他透露了自己赞成哥白尼的秘密立场，称开普勒是“探索真理的伙伴”。开普勒对觅得知音激动不已，提议共同支持哥白尼体系，甚至准备公开伽利略的来信。可是，他的热情似乎吓退了伽利略，两人的初次通信就这样戛然而止了。伽利略生于比萨一个没落的城市贵族家庭，父亲文琴佐是琉特琴师和音乐理论家。作为文艺复兴的摇篮，此时的北意大利虽然受到新航路开辟带来的冲击，但依然是欧洲商业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伽利略年少时曾在修道院学习，差点做了教士，后来又想成为画家。家里则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他由于经济原因未能完成学业。不过，在父亲的影响下，伽利略不仅熟悉了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掌握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展现出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非凡天赋，19岁就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又发明了流体静力学天平，在知识界崭露头角。1589年，伽利略成为比萨大学的数学教师，1592年又前往帕多瓦大学任教。威尼斯共和国提供了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发达的工商业网络，使他迎来了一段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非常高产的时期。他在自建的工坊里发明了比例规、水泵、测温仪和军用罗盘，并将科学成果转化成商业利益和政治资源。正当他在物理学和工程学道路上迈进的时候，一件新事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51608年，尼德兰眼镜匠利普希用两枚透镜制作出能够放大远处物体的仪器。次年，消息传到意大利，伽利略立刻意识到这项发明的军事和商业价值，于是利用威尼斯的便利条件，很快就在工匠的配合下制作出倍数更高、成像更清晰的望远镜，并向威尼斯及各国权贵进行了推销。不过，伽利略没有料到望远镜的真正潜力，直到秋冬之交的某个夜晚，他有意无意地将放大20倍的镜筒对准星空，才发现了一片未知的天地。伽利略不是天文学家，但新仪器为他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几个月间，他通宵达旦地守在望远镜前，先后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和木星的四颗卫星，颠覆了人们对宇宙的认知。为了保住发现权，他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星际信使》，一开始却遭到同行的质疑和嘲讽；为了实现回归宫廷、跻身上流社会的抱负，他又将木星的卫星献给美第奇大公，但还缺少一位专家的鉴定。关键时刻，开普勒伸出了援手。此前，开普勒利用第谷留下的观测记录，不断完善自己关于宇宙秩序的构想，其间还研究了一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超新星。在计算火星轨道的过程中，他意识到托勒密、哥白尼和第谷体系都存在缺陷，于是毅然摒弃了长期被奉为真理的匀速运动和圆周运动。虽然他仍离不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但他通过大胆推论，误打误撞地获得了正确的结果。同时，在吉尔伯特《论磁》的启发下，开普勒将行星运动的原因从“灵”修改为太阳的吸引力，尽管他无法解释力的来源。1609年，就在伽利略赶制望远镜的时候，开普勒发表了《新天文学》。他提出了行星运动第一定律（行星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动，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和第二定律（太阳和行星的连线在相等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面积），用一种圆锥曲线——椭圆就取消了所有的本轮、均轮和偏心圆，使天空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完美，却极为简洁与合理。然而，开普勒体系如此具有颠覆性，使得它在接下来的动荡年代未能引起足够的反响。1610年4月，开普勒收到了期盼已久的伽利略的消息。在无法用望远镜验证的情况下，他果断为阔别13年的伽利略出具了鉴定，甚至公开发表了赞扬后者的评论。开普勒之所以甘冒风险做出担保，既是基于他自己的天文学和光学素养，也是出于对伽利略作为志同道合者的高度信任。得益于开普勒的力挺，伽利略如愿成为托斯卡纳大公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两人开始了一段频繁通信的时期。伽利略遮遮掩掩地通报了他对金星相位、土星的“跟班”和太阳黑子的观测情况，时刻不忘保护自己的发现权，也没有对开普勒的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更可惜的是，这番互动是如此短暂。随着开普勒1612年离开布拉格，两人的联系很快又中断了。6此时，欧洲已经处在三十年战争的前夜，各地的政治和宗教冲突愈演愈烈。哈布斯堡家族内部矛盾激化，战火一直烧到了布拉格。由于遭遇长期欠薪，开普勒本不宽裕的生活更加艰难，正考虑赴林茨担任数学教师。谁料，在这兵荒马乱之际，他的家庭也横遭打击。到了林茨，他被排除在信仰活动之外，还得设法解救被指控为女巫的母亲。然而，在这远离学术圈的孤独之境，他也没有放弃单枪匹马式的研究。1619年，开普勒写出了《世界的和谐》，把宇宙的结构解读为一曲气势恢宏的永恒交响，并在书中提出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轨道半长径的立方成正比）。1627年，开普勒又以违背第谷遗愿的方式完成了第谷的遗志，《鲁道夫星表》最终将确立开普勒体系的主流地位。此时，他已被逐出林茨，之后短暂地为瓦伦斯坦效力。1631年，开普勒在讨薪途中病故，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相比之下，伽利略要幸运得多。他的观测成果很快获得了包括教会学术权威克拉维乌斯在内的广泛承认，他的声望也在1612年春季的罗马之行中达到顶点。但是，望远镜尚不能判定日心说和地心说孰是孰非，而哥白尼的学说不再被视作假说的风险却引起了天主教会的警觉。1616年和1619年，《天球运行论》和开普勒的著作相继被列入了禁书目录，伽利略也受到了警告。1623年，随着友人当选为教宗（乌尔班八世），伽利略认为主张哥白尼观点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忘记了自己身处教会的势力范围，其咄咄逼人的态度也为自己树敌甚多。在1632年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他没有按要求将哥白尼体系表述为假说。不巧的是，教宗正由于权威受损而变得敏感，他对伽利略的新作大发雷霆。结果，年届七旬的伽利略被召至罗马受审。他没有为科学殉道，而是在发誓放弃日心说之后被判处终身软禁。因祸得福的是，伽利略渐渐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重新拾起了搁置已久的力学研究。1638年，已经双目失明的他发表了《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谈》，依靠几何学和实证方法阐述了惯性定律、落体运动和抛体运动，彻底摧毁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大厦。这是他为后世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四年后，伽利略和开普勒一样在孤独中离世。不同的是，伽利略生前和身后始终备受景仰，他被迁葬至有“意大利先贤祠”之称的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1992年终获天主教会平反。反观开普勒，他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就连坟墓也在战乱中不知所终。7伽利略和开普勒——这两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常常被当作日心说的共同推动者相提并论。他们都怀着解读“自然之书”的崇高理想，都拥有十年一日、百折不挠的强大意志，也都属于支持哥白尼的少数派——后人有理由想象，假如两人能够携起手来，日心说的胜利是否就能更早到来？令人遗憾的是，伽利略和开普勒尽管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后者也希望两人直接对话，但他们终究未曾谋面，更没有并肩作战。托马斯·德·帕多瓦的故事显示，他们的风格截然不同，他们的关系也要比乍看起来微妙得多。通过分析两人的通信，作者得出结论说，他们代表着两种至今可见的学者类型，“他们的交往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他们不同的性格、各自的抱负和提问的方法”。从性格上看，开普勒诚实而内敛，耿直而冲动，但他不善于表达，处理问题也不够周全。伽利略则精明、谨慎、虚荣和自负，他能言善辩，懂得包装自己。面对对手，他常常表现得刻薄和无情，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利益。结果是，开普勒未能享有与其成就相称的荣誉，伽利略则因为过于高调而栽了一个大跟头。从抱负上看，伽利略始终怀着出人头地的世俗理想。对他来说，科学既是事业，也是获取声望和财富的手段。他视科研工作为“零和博弈”，甚至不惜挪用或贬低他人的成果。相反，开普勒将科学视为揭示上帝创世密码的神圣使命，众人应当齐心协力，而不是争名夺利。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江湖，他都坚定不移地践行着自己的道路。从方法上看，伽利略继承了他父亲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过度抽象和假设。他将基于实验的科学方法发扬光大，尽管他有时仍将直觉或理论置于实验之上。开普勒的方法比较传统，但他的想象力丰富，判断力敏锐，勇于突破固有的思维范式。伽利略是现实主义者，总是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开普勒则是理想主义者，他的目标直指宇宙的终极奥秘。后世虽然将两人并称为天文学家，但严格来说，伽利略主要是物理学家。相比之下，他在天文学领域的成就大多是可复制的。在那个“平行发现的时代”，他既不是望远镜的发明者，也不是用望远镜观察星空的首创者。他不追求用观测数据佐证他的观点，也不重视开普勒的椭圆和《鲁道夫星表》。他的不凡之处在于，通过与手工匠和艺术家密切合作，将研究结果精确和系统地呈现出来，使人耳目一新。开普勒主要是数学家。他依靠深厚的算术和几何功底，先后就宇宙的构造提出了20多条具有独创性的定律。它们大多艰涩难懂，远不如望远镜观测那样直观和动人。可是，就算其中只有三条是正确的，也足以推翻不容置疑的匀速圆周运动。它们不仅否定了托勒密体系和第谷体系，实际上也重构了哥白尼体系。考虑到他的发现历程太不寻常，“如果没有开普勒的发现，天文学的后续发展也许会延迟整整一个世纪”。除了两人的诸多差异，当时的社会环境也阻碍了他们的深入交往，以至于虽然只隔着一条阿尔卑斯山脉，他们却从未到访过彼此的国度。他们经历了反宗教改革运动高歌猛进、宗教迫害和猎巫运动此起彼伏的时期，又分属于不同的信仰阵营；他们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杀人如麻的欧陆混战，炮火、饥荒和瘟疫不仅破坏了原本脆弱的通信网络，也牵累着个体的命运。在历史大潮之中，弄潮儿有时也只能随波逐流。8400年前，当伽利略端着望远镜寻寻觅觅，而开普勒在烛光下埋头计算的时候，天文学和星相学还没有分家，“自然哲学”还没有摆脱神学的影响。在这场被称为“科学革命”的宏大变革之中，伽利略和开普勒都犯过许多错误。前者将彗星当作大气中的发光现象，把潮汐作为证明地球运动的王牌，而后者倾力打造的和谐宇宙看似玄妙莫测，实则十分牵强。他们虽然都拥护日心说，但各自保留着一些旧观念，导致彼此的观点无法调和。开普勒把力引到了天上，却依然相信运动需要力的作用；伽利略发现了力与加速度的关系，却坚持天体的圆周运动。还要再经过两代人，艾萨克·牛顿才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现万有引力，实现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统一，也就是天与地的统一。“近代科学既不是通过一次激进的决裂，也不是通过一次突然的启蒙开始的。”不同于教科书中脉络清晰、因果注定的盖棺定论，科学史的叙事是复杂和曲折的。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和扬弃的过程，就像一艘在航行中不断改造的“忒修斯之船”，其核心部件的更换——比如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和第谷体系，再到开普勒体系——几乎总是伴随着竞争和反复。知识领域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不是个人的朝夕之功，而是许多人乃至许多代人思考和实验的结晶。科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动态体系，但它既不等于真理，恐怕也不能获得绝对真理。它只是一种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的方法，依赖于独立思考和价值引导。伽利略和开普勒能提出许多反驳地心说的论据，却无法证明日心说的绝对正确。他们之所以认定地球围绕太阳运动，是因为他们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笃信上帝的至善、宇宙的秩序和太阳的特殊。卡尔·波普尔说：“每一个科学发现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者在柏格森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所以，科学革命不是经验取代超验或者理性战胜迷信的简单过程。众所周知，1600年的火刑和1633年的审判塑造了科学史上的最大反派。但事实上，宗教不是科学的反义词，天主教会也不是科学的死敌。它一度保护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此时却在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背景下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异端的打击波及了整个思想界。不应忘记，早期的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耶稣会士甚至将不少最新成果带到了东方。早在1615年，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就在北京印制了《天问略》，书中已经提到了用望远镜观测天象的情况。不久，两位德意志人——伽利略之友邓玉函带来了望远镜，汤若望以第谷体系编纂了《崇祯历书》。随后，波兰人穆尼阁甚至在《天步真原》中介绍了哥白尼体系。但是，没有合适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无法生根发芽。反观西欧，依靠世俗权力的庇护和市场机制的助推，科学长成了一株参天大树。9今天，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发射了太空望远镜，不断将已知的宇宙边界向外扩展。除了少数宗教保守分子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已将地球围绕太阳运动视为不言自明之事。我们已经知道，使地球公转的既不是某种自然状态，也不是磁力，而是万有引力；我们还知道，地球和太阳都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系只是银河系一条旋臂上的普通家族，而宇宙中的银河系多得不可胜计。我们不仅观察到恒星的视差，还测出了它们的距离；不仅接收到微波背景辐射，还发现了系外行星、黑洞和反物质；不仅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还推翻了牛顿的世界观——这肯定会让伽利略和开普勒大跌眼镜。与他们相比，人类已经走出了很远。然而，在真理的海洋面前，我们和他们一样无知，甚至更加迷茫。我们仍在思考他们思考过的问题：时空有没有边界？是否存在多重宇宙？有没有地外生命？上帝是否存在及其存在的方式是什么？今人或许可以提出越来越多的论据，但始终无法给出令我们自己信服的答案。如今，我们似乎仍处在第二次科学革命的进程之中。100年来，相对论、量子论和许多其他主张试图揭示世界的深层本质，但万有理论的曙光还没有出现。或许，当下热门的“弦理论”和“圈量子理论”就像托勒密、哥白尼、第谷和开普勒体系，可能部分是正确的，也可能都是错误的，抑或像伽利略和开普勒那样，分别只参透了真相的某一个方面。此刻，我望着北京的夜空——由于高楼大厦的遮挡、雾霾和光污染，天上看不到几颗星星——自觉与宇宙空前的接近，又空前的疏离。古人对星宿如数家珍，而它们现在只是科学家和少数爱好者的专属。现代社会打破了世界的整体感，使个人前所未有地了解自然，又孤立于自然——对照科学事业的初衷，真是莫大的讽刺。几天前，就在这个世界深陷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完成了首次商业载人航天任务，令世人距离实现太空梦又近了一步。不过，在我们出征星辰大海之前，应该先看看四周——那些比疫情更加危险的“灰犀牛”正在缩小包围圈：气候变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物多样性问题、人口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科学不是万能的，人类以它的名义制造的麻烦，仅依靠它恐已无法解决。曾几何时，日心说打破了人的自我中心观念，望远镜使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和局限，椭圆定律则展现了宇宙的意外之美。面对重重危机，托马斯·德·帕多瓦的故事或许有助于读者反思：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既不辜负400年前的先人，也无愧于400年后的来者？译者，2020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