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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以定国，文以治国。乱世思将，治世思相。这无疑已经成为传统中国历史的一条定律。时势不同，文臣、武将所承担的职责随之有所差异，其在朝局中的地位亦随之低昂。这又牵涉到文、武之间的关系问题。
文、武二途，“不可偏废”①。这是历史时期人们的共识。尽管见识可以取得一致，历史变迁的进程却并非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追溯文武关系史的源头，确乎可称“古之武事出于一”、古之“文武本无分也”②。相即将、民即兵，当是文武关系的原始状态。换言之，从说文之儒有“经”与精于谈兵亦称“经”的事实中，已经足以证明文武之间，理应是一种“经常一脉”、“同源而贮”的关系，所别者仅仅是他们分领的职掌不同而已，未可分歧③。揆诸历史，文武相合甚至文武兼备之人，不乏其例。就文能兼武而言，曹操父子，春夏读书，秋冬射猎，成就当途之业；傅永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唐休璟深知险要，虞允文金山克敌；南梁兵叛逐师，唐宪宗遣温造代之，叛军见其儒而不疑，既而谈笑樽俎，歼五百叛者于杯酒之中。就武能兼文而言，郤谷为帅，日说《礼》、《乐》，敦崇《诗》、《书》；祭遵置五经博士，军中雅歌投壶；曹景宗挽弓霹雳，生啖黄獐，犹能乘醉赋竞病诗；鲁肃手不释卷，张奂坐帷讲论；谢艾有文武之才，王平统率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好作书论，说《史》、《汉》，不失其旨；石勒目不知书，尝使人读史，以论古今得失，确有灼见。上述诸例，亦都是“将而儒”或“将通儒”的典型例子④。
文武兼备仅仅是文武关系的一个侧面，且古今并不多见。与之相反，历史时期的文武关系，并不融洽。先有廉颇、蔺相如之争，后刘渊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之恨。将相之间，形同水火。如史弘肇曾有言：“长枪大剑，安用毛锥?”王章反唇相讥，道：“无毛锥则财赋何出?”史弘肇尤其厌恶文士，称此辈“轻人难耐，每呼吾辈为卒”。时当“抢攘”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武夫戮力疆场，立下汗马之勋；一旦承平，白面书生，坐而制之，如役厮养，稍有间隙，刀笔随之⑤。换言之，自文武相分，将相转而异任；兵农相分，军民变而异籍。于是，天下之事，血脉不通；肩臂相使，联属甚难。文人厌薄刀战，武将鄙视章句。其结果则造成时当承平，大帅尚且需要仰小吏之鼻息；而世乱之时，悍将则又可制僝儒之性命。舌锋与剑锷、载笔与属橐、文章与马槊之间，一旦觭轻觭重，形成隔阂，势必造成习武者目不识丁，习文者手无缚鸡，文武之间，未免偏废。
考究明代的文武关系，实与明代军事制度的演变桴鼓相应⑥。按照黄宗羲的说法，有明兵制，“盖亦三变”：明初之时，以“卫所之兵”为主；中期之后，卫所之兵变而为“召募之兵”；至崇祯、弘光年间，召募之兵又变而为“大将之屯兵”。三者各有弊端，最终造成明朝覆亡⑦。尽管明朝覆亡的原因殊为复杂，然不得兵将之用，显为其中之一。随兵制变迁而来者，在制度的层面，文武关系亦发生了内在的转变：明初立国，重武轻文；中期以后，崇文黜武；一至明季，武将开始跋扈。与此相应者，则是文人尚武与武将尚文风气的形成及其勃盛，以及文武合一论的崛起。
一、从重武轻文到崇文黜武：制度史之演变
明太祖朱元璋以马上得天下，擐甲厉剑，与众将纵横驰骋中原，在行伍、战阵之间，长达十余年，故对御将之道，筹备相当审慎。立国之后，在明太祖的眼中，诸如指刃挥兵、搴旗陷阵之事，均非竖儒所长。为此，设立都司卫所，绣错布于宇内；而在要害之处，则设置镇戍之将。所有阃外之责，一概寄托于武臣。明初重武轻文，盖有其因。
然此制的设定，缺陷明显。卫所与地方州县犬牙交错，固然可以借助互相牵制而便于统制，然卫所与地方有司之间，不相统摄，钱粮、刑名，各自总理，一旦变起于仓促之际，单是行移之间，就颇费周折，最终导致虚文日烦，实效难责⑧。尤其是升平一久，法令益弛，都司卫所之中，已是遍布纨绔之子。他们豢于酲醲甘膬之中，沉于丝管娥姣之际，肌节驽缓，智识钝眊。鉴此原因，早在洪熙年间，明仁宗就下令文臣临镇，治理文书，商议机密，参赞军务，清理边储。其后，均改用都御史，设立提督一职。随之而来者，则是“天下治安，缙绅用事，介胄之夫，俛首下气，唯唯听命”。所以，诸如总兵、副将、参将、游击，虽有将军之名，但权力已大受束缚，不能振举，军旅大权，上归提督，下属兵备，文臣中的提督、兵备已经取代将帅之任⑨。这就造成了明代中期以后崇文黜武的制度格局。
一至明季，“大将屯兵”，拥众自卫，与敌为市，“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⑩，遂成一时武将跋扈之势。
(一)明初重武轻文的制度格局
明初立国，统兵之权归于大都督府。即使如大都督府断事官一类的幕职，其遴选亦相当慎重。贝琼《送褚德刚序》云：“洪武十年夏，大都督府断事官缺，上难其人，咨之在庭，以行府经历会稽褚君为之。”就在此文的批注中，有言：“国初兵权皆统于大都督府，故其幕职亦重。”(11)“幕职亦重”一语，大抵已经道出明初重武轻文的制度格局(12)。
在明初制定的《大明律》中，对武官犯罪亦略显优待。如《大明律》内有一款云：“六部、都察院、按察司并分司及有司，见问公事，但有干连军官，及承告军官不法不公等事，须要密切实封奏闻，不许擅自拘问。”(13)在所有“公事”中，只要其事“干连军官”，即使是告军官“不法不公”等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司法衙门，均无权过问。法律上格外优待甚至赋予其特权，足以证明初武官地位之高。
明初总兵，地位显赫。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从官衔上看，总兵明显高于巡抚。按照明代的制度，各镇都是先设总兵，其后才陆续添设巡抚。所以，巡抚的署衔，仅仅是“参赞军务”。只有各镇无总兵官以及后设之总兵官，巡抚署衔方可称“提督军务”(14)。“参赞军务”与“提督军务”之间，尽管只有二字之差，但权限大有区别。官衔上署称参赞军务，说明巡抚相较于总兵官，仅有辅佐之责，并无统辖之权。二是从文武官员的交际体统上看，明初总兵有“列侯”之誉，其体统极其尊重，地方有司“伏谒如属礼”。一些内陆知府、知县，因昧于掌故，“辄欲钧礼，往往取累”(15)。
按照明初的制度规定，设立军民诸司，原本是“彼此颉颃，两非统属”。然事实并非如此。在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因为天下初定，都司卫所武官势力炫灼，时常凌轹地方有司官员。永乐元年(1403)，福建巡按周志新的奏疏显示，当地方知府路过都司所辖各卫的衙门，或者二者在路途相遇，各卫官员因为对知府不下马感到愤怒，就借此“鞭辱仆隶”。至于卫所的公务，更是直接交给地方有司办理，稍有不从，即“呵责吏典”(16)。明代之卫，设有镇抚，所亦有镇抚一职。在千户所中，大抵以千户为主将，而镇抚佐之。可见，在武官中，千户所镇抚可称是“至微”之职。明初的文官对这些镇抚亦格外小心，惟恐得罪他们。如苏伯衡在明初号称著名的文学侍臣，甚至被明太祖所优礼。即使如此，苏氏亦不得不撰写《送谭镇抚调平阳序》一文，与这些千户所镇抚应酬，甚至不乏揄扬称道之言(17)。诸如之类，无不证明明初武弁何等受人重视。
(二)明中期以后崇文黜武局面的形成
明代中期以后，承平日久，崇文黜武局面随之形成。由于文官大抵来自科举，所以明代的文官制度最重资格。甲榜进士出身最为崇高，可以仕至六部。在进士中，又以翰林最受人尊重。一入翰林，则不屈膝，或虽有拱揖，亦“腰背不甚折”，号称“养相体”。乙榜举人出身，则只可仕至知府而已。为此，进士出身者，无不鄙视举人出身之官，虽同处朝列，亦不甚款接。至于岁贡、荫官，更是等而下之。在如此讲求资格的官场，武官地位一落千丈，显得相当卑微。即使是总兵官，在文臣看来，“抑末也”(18)。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初所定《大明律》中关于军职犯罪，官员不准擅自拘禁的规定，显然已经保证了武官在明初的特殊地位。到了明代中期，这一律条已经被作了部分的修改。成化年间，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夏埙葵上奏，请求“今后军职违法害军，间有干碍惧罪欲逃者，许该卫所呈禀，先将犯人拘系在官，一面奏请问罪”。这一建议到了刑部，刑部最后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一方面，军职若是仅仅犯有“一应常事”，仍然按照都察院等衙门会议奏准事例，“令其暂住管事，支俸听提。若明文已到，截住支俸，就提，不许破调仍旧支俸”。另一方面，若是军职犯了“强盗、人命等项真犯死罪，逃脱在外，因而交通巨恶，构结为非”，允许该卫所“措实呈禀，先将犯人拘系在官，听候奏拿”(19)。这一条例一出，显然已经证明武官在犯罪方面所享有的一些特权，已经开始部分丧失。
明初大将提兵，权势赫奕，所设巡抚都御史，不过是“赞理军务”，“与之督粮，不与兵事”，亦即负责后勤保障而已。自中期以后，总兵官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牵制与削弱。丧失赏罚之权不论，即使是“出师之期”一类的用兵机宜之事，总兵一类的将官亦已无决定权，而是必须“请命而行”，依次受制于兵备、巡抚、总督，大失任将之道(20)。正如黄宗羲所云，明制尽管有失，但总兵毕竟用的是武人。一旦总兵必须受到总督、巡抚、经略的节制，那么，其文武格局顿时发生转变：总督、巡抚、经略越俎代庖，亲自担当主将的职责；反之，总兵则沦为辅佐之职，不过是聊充“偏裨”而已。其结果，则是总兵“有将之名而无将之实”(21)。
更为甚者，至明代末年，即使吴淞总兵官这样的地方武职大吏，也必须受到松江府理刑推官的节制，这是因为吴淞总兵的“贤否册”亦即考察权，完全掌握在推官的手中(22)。武将地位的衰微，最终导致武将不肯用命，明朝随之倾覆。此实亦在情理之中。
崇文黜武之制一旦形成，那么，文武之间的交际体统随之发生变化。明代中期以后，即使大将、副将之职，亦均须兵部差遣。换言之，总兵、副总兵职位，不再依靠战功，而是凭借袭荫。按照制度的规定，这些武官为了继承祖荫，不得不与兵部、兵科的文官打交道，其间不免出现一些自贬身份的“卑污手本”。如大将、副将上给兵部、兵科官员的手本，尚且讲究身份者，则自称“门下小的”；若是自贬身份者，更是动辄自称“门下走狗”。至于守备、把总以下，给兵部书办送礼，在礼帖中则用细字写上“沐恩晚生”(23)。
清初学者黄宗羲在总结明代军事制度时，对此亦多有揭示。根据他的记载可知，位至大帅的武将，在干谒文臣之时，即使品级悬绝，亦必须身穿戎服，左手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袴靴，趋入庭拜”。至于其上给文臣的门状，则自称“走狗”。告退之后，甚至还与文臣的仆隶叙齿(24)。黄宗羲的说法决非空穴来风，而是可以找到很多事例加以印证。如明代中期以后，知府、知县与总兵相见，都可以抗礼，拜帖仅用“侍生”，公文则用“移会”。与参将、游击将军以下交往，大抵亦是如此。更有甚者，贡生、监生、生员与武弁往来，即使是总兵，亦只是投“侍教生”的名帖，轻易不用“晚生”帖子。降而下之，与参将、游击相见，则更不待言(25)。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如此，承平日久，地方军卫的武官更是一蹶不振。卫所指挥前去拜见知府，必称“恩堂”，不敢抗礼(26)。
明末人宋懋澄借助一位颇有智慧的山僧之口，道出了当时的崇文黜武之风：“武与文异。人之畏文也众，故缙绅之于释老，威少杀焉；若武，则人慢之矣。彼视可以行威者无如僧，吾故俟其威之未张而先致敬焉，非故谄也。”诚哉斯言!这位山僧的一番话，确实道出了实情。因为缙绅文人平日里受到了世人的尊重，所以他们在与释老之徒打交道时，不妨优雅地显示自己的平等待人，在僧道面前不再作威作福。而武人则正好相反，他们平日里就得不到世人的尊敬，所以在遇到僧道时，就难免会抖擞自己的精神，摆起自己的架子。这种崇文黜武的风气，其结果正如宋懋澄所言：“以彼文武如是之异，而国家欲藉武士为干城，其可得乎?夫无事贱之如牛马，有事望其捐生，一何待之薄而责之厚乎?”(27)此论堪称一语中的。
武学在明代的困境，大抵与当时的崇文黜武之风若合符节。在明代，惟有京城设有武学，在地方府、州、县，并未设有武学。凡是出应武科乡试之人，尽管称之为“武生”，其实不过是一些学业粗疏、负材矜气之子弟而已；或者原属军籍而学书不就之人，就改为学习武经、弓马，中式则为武举，不中则依然齐民，并无“武生员”之称。至崇祯之末才下诏，让府、州、县考取武生员，并入学宫，令督学官考校。然而积习轻武，假若是有志之人，根本不屑应试，学臣亦视为具文，有无多寡，不拘定额(28)。
(三)明季武将之跋扈
崇文黜武之风形成之后，难得武将之效。明季兵兴，有人上奏，声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云云。于是，崇祯皇帝专任大帅，不再受文臣节制。不到二三年，武臣拥众自重，“与贼相望，同事虏略”(29)。崇祯皇帝重武之效，不过如此。
南明鲁监国时，华夏上奏有云：“臣思昔日文强武弱，迄今武强而文不肯弱，遂相持起衅。”(30)这大抵反映了自明末以来文武关系的另一种转向。
揆诸明季史事，确乎武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此可以左良玉、刘泽清为例加以进一步的剖析。
就左良玉来说，下面两件事情，已经可以证明他完全是拥兵自重，甚至敢于不听诏令。在崇祯朝时，先是陕西总督的塘报，称左良玉兵驻武昌，“贼船过汉阳，为左兵追杀，复退”。为此，崇祯帝密遣太监“赍金币往营谕之”。不久，湖广巡按御史的奏疏上达，称左良玉并无“追杀有功情状”。内阁大学士吴甡专门上一揭帖，称：“左镇坐视承、襄陷，退避湖南，方怀疑惧，今复遣内臣往，若追杀虚报，疑惧愈甚，乞暂停遣，俟察实命兵部差官照常赏赍未晚也。”揭上之后，崇祯帝的批示却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为措给粮饷，朕故加意激劝，留此一枝劲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中使已发，不及停矣。”(31)正因崇祯帝过分倚重武将，才对左良玉如此“宽假”，最终导致他更加跋扈。至南明福王登极，南都诏书下达湖广，左良玉自承天返回，驻兵汉阳，意不可测，甚至未举行颁读诏书的仪式。为此，巡抚何腾蛟前往汉阳，以剑自随，道：“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开读，此身有付三尺耳。”所幸者，当时左良玉私置正纪卢鼎力争，认为应当拜接诏书，且对良玉说：“方今四镇合心，同戴新君，若拥兵而下，能保必胜乎?不胜，无乃身家两亡乎?”良玉时已耄老，不得不说：“是固当拜耶。”随之，举行拜诏之仪(32)。从左良玉“私置正纪”一职，到他敢于不拜接诏书，明季武将之跋扈，已是达到极致。
刘泽清显然是另外一个武将飞扬跋扈的典型个案。刘泽清因山东“剿寇功”，得到了太监的滥叙，为公论所讥。兵科给事中韩如愈上疏纠之。后如愈奉差督饷，行至山东，在道中为泽清麾下杨国柱所害。当时泽清还想谋害御史蒋拱宸，“以不值免”(33)。正如都御史刘宗周所言：“本朝受命三百年来，未有武臣参文臣者，尤未有武臣无故而欲杀宪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辄操庙堂短长，使士大夫尽出其门者，有之，皆自泽清始，一时纪纲法度，荡然尽矣。”(34)刘宗周此言实是有感而发，因当时刘泽清正上疏参劾宗周。至于“士大夫尽出其门”云云，也有史事可以证实。如弘光朝时，王铎入阁以后，替刘泽清作序，“呼其母为老伯母”，这并不能简单地将此视为王铎为人谦和，而是一种“失体”之举(35)。
二、文人尚武与武将好文：社会风尚之转变
晚明时期，名士之风甚盛，无不追求“有致”。那么，什么是有致?明末人陈继儒作了如下解释：“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虽乏本色，故自有致。”(36)可见，所谓的有致，就是不再追求本色，而是一种矫情，甚至是故作标致。而其中所列“书生践戎马之场”与“将军翔文章之府”，大抵道出了文武关系之社会风尚已发生两大转变：一是文人尚武，二是武将好文。
近人顾颉刚在整理兵家书籍时，曾惊奇地发现如下一个现象，除了清末江南制造局所出兵书之外，绝大多数兵书几乎全为明本，而且又多为万历以后所作。为此，他解释其中原因道：“明代一困于也先，再困于满洲，三困于倭，四困于流寇，士大夫皆有用兵之心，故就古籍论兵及纪兵事者加以讨究，遂成巨帙。”(37)洵为确论，且道出了晚明文人尚武的一个侧面。
晚明文人尚武之风，以嘉靖中期以后“倭变”之起、万历末年“东事”既兴与崇祯初年“寇氛”初炽三个时期最为兴盛。
嘉靖初年，儒家士人久已不讲武备，见到那些“挟短兵、衣短后者”，则无不感到惊讶(38)。“倭变”事起，东南沿海不再平静。于是一些文人或讲武尚侠，或投笔从戎。如徽州人吴子钦早在中生员之前，就喜欢“习技击”。即使后来成为徽州府学生员之后，还是侠气不改。每当出门，就身穿窄衫，袖中藏双铁尺，一副侠客打扮(39)。徽州生员王寅，曾经从少林寺僧扁囤习得兵杖之技，后来投入胡宗宪幕府(40)。
万历初年，尚是“一人无为，四海少事”。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于是“杂流之士，哆口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41)。此说显已道出万历末期文人尚武谈兵之风。如明末著名文人宋懋澄，就是一位喜欢谈兵之人。《明经世文编》收录了他所著《东师野记》、《西师记略》、《东征记略》三篇文章，反映了他对一直困扰明朝廷的倭寇、哱拜、满洲诸事的具体看法，显然也是为了证明其虽为文人，却有投笔从戎、一试疆场之志。其世侄并兼具《明经世文编》编辑者之一的宋徵璧在选编了这三篇文章之后，在文后专门加了一段评语，自称幼年时从宋懋澄学习经学，并说懋澄“谈论今古，悬河泻溜，顷刻不停，恨未展其用，赍志以殁”。身为文人的宋懋澄，关心国家边疆之事，同样得到了当时一些名士的称赞，如李维桢、陈继儒等，均称其“有封侯之骨，而不遇时”(42)。所谓的生不逢时，这或许就是当时许多文人怀才不遇时的共同慨叹。
崇祯初年，“寇氛”初炽，文人尚武之风又盛。如复社成员桐城人孙临，字克咸，平日所行，完全是文人习气，诸如“为人风流俊伟，晓声伎，吹箫度曲”，甚至间游平康之里，他亦以此沾沾自喜。“寇氛”初炽之后，孙临一夜酒酣，谈及时事，慷慨激烈，并引一指燃烛上，自誓道：“不灭贼者，有如此指!”于是，改字为“武公”。自此以后，孙临“常衣短后衣，骑生马，左右箶箙，插弓矢，带刀，作边塞健儿装”。后方仁植开府湖广，“屡与贼战”。孙临作为仁植的爱婿，“常杂骑士中，跃马深入，为诸军先”，还不时在马上赋诗为乐。所传《楚水吟》，一半为军中所作(43)。
与文人尚武相应者，则是武将好文之风的勃盛。正如明代学者唐枢所言，至弘治、正德年间，明代武臣发生一大转变，即变为“人思务文矣”(44)。这就是说，由于升平日久，再加之文武畸重，致使主将“类能操觚，而不娴弓马干戈”。就此风气，明代宗室成员朱子斗作有《纪事》诗五首加以刻画，其中一首云：“时清诸将慕文儒，胜韵长才亦自殊。竞羡江花生彩翰，不闻营柳避雕弧。饷金辗转随津贵，宫锦题封侍市胡。覆辙于今堪自鉴，嫖姚何必薄孙吴。”(45)堪称言有对痒。
武将何以好文?究其原因，大抵有以下三个：一是为了扭转武将缺文的整体形象。武之不文，属于整体现象，历代如此，明代自不能例外。如永乐二年(1404)，一天臣子进呈敕边将的疏稿。明成祖对臣下道：“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46)明成祖的这段话至少说明，鉴于武臣边将“不谙文理”的事实，所以下达给武将的敕书，只能采用“直言俗说”。明人贺钦之言，可以作为上述记载的注脚，亦即武将因为“不学”，导致“少知义理，率皆率意奢纵”。为此，他提出了为武将配备儒者加以“傅导”的建议，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武将缺文之憾(47)。明代的笑话同样揭示了武将缺文的现象，不妨引述一则如下：辽东有一位武将，素不识字，被文臣弹劾。劾本下来以后，他就让人念，当念至“所当革任回卫者也”的时候，不免痛哭道：“革任回卫也罢了，这‘者也’两字怎么当的起?”(48)武将的缺文，必然遭致文臣的轻辱鄙陵，动辄“以不识字为诮”。等到考察推荐，文臣“右文而后武”。面对如此情势，武将就“不得不文”，借此以为自立之途(49)。二是好文可以提高武将的声誉。正如朱国祯所言，若欲成为一代名将，并非仅仅凭借自己的卓越战功，而是必须借助“好文”，才能成为现实。通过“好文”之举，就可以“有所附丽而益彰”。为此，他以晚明名将戚继光为例加以进一步申述，认为戚继光因为好文，并与汪道昆、王世贞、王世懋、沈希仪、唐顺之等著名文人交往，所以“其战功始著”(50)。三是受重文轻武时风的影响，武将不得不好文。究厥所由，明初以将对敌，举动自由。其后，武将开始受制于出镇的太监，受制于用以制约镇守太监的巡抚、总督。文官重臣握有兵权，又借助巡按纠参武将，又渐渐受制于巡按。面对“随在掣肘”的尴尬窘境，无奈之下，武将“不得不文，以为自御之计”(51)。
明代中期以后，武将好文，蔚成一时风气，大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武将擅长赋诗论文。武人能诗，自古以来，不乏其例。明代武将能诗者，有沐昂、俞大猷、郭登、李言恭、万表、陈第等，其诗“皆见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52)，并非只能写“明月赤团团”一类的俗句。尤其是戚继光，其《入关》诗云：“少年好纸笔，长事行间役。”(53)可证继光少年时即从事文学之事，只是因为长年处于战阵行伍之间，才使他改而关注军事。后戚氏因深得文坛名人汪道昆、王世贞的称道，俨然以风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辈，尊之为“元敬词宗先生”，几与缙绅分道扬镳。又萧如薰，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辈纷纷投入幕中，尊称其为“季馨词宗先生”(54)。其他如杜文焕，亦甚好文，建曲馆，以“经文纬武”颜其斋，作有《餐霞外编》(55)。杜氏除了“博通经、史、二氏”之外，尚擅长“五七言律”(56)。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清朝人刘廷玑的记载，显可为明代武将好诗之风下一注脚。刘廷玑曾与好友在天许楼宴集，以朗诵古人诗为下酒之物，并拟搜罗从古以来武人能诗之人，或纪全编，或采警句，以成吟坛胜事。最后所采，还是“独明诗为最多”。根据他的记录，明朝武人能诗之人，分别有：定襄伯郭登，著有《联珠集》，其诗可诵者分别有《湳牙山》、《普安道中》、《入缅取贼早发金沙江》、《军回》、《寄泾州守李宏》、《梅子》、《塔顶》诸篇；参将汤胤绩，其可诵者有《题壁》一诗；戚继光，著有《止止堂集》，其可诵者有《登石门驿新城眺望》、《盘山绝顶》、《度梅岭》诸诗；俞大猷，著有《正气堂集》，其可诵者有《挽薛养呆》一诗；万表，著有《玩鹿亭稿》，其可诵者有《悯黎吟》、《山亭纳凉》、《宫女叹》、《和徐东滨》诸篇；参将余承恩，著有《鹤池集》，其可诵者有《感兴》、《答草池约泛蓉溪》、《放舟行》、《望忠州》诸篇；都督张通，有《游西林庵》一诗；京营都督周于德，有《平乌剌江》一诗；指挥张元凯，著有《伐檀集》，其可诵者有《春日游西苑》、《西苑宫词》诸篇；千户李元昭，著有《岣嵝山房集》，其可诵者有《送周虚岩归吴》一诗；参将黄桥栋，其可诵者有《听秀上人弹琴》一诗；右都督张如兰，著有《功狗集》，其可诵者有《吴门夜泊》一诗；参将狄从夏，其可诵者有《月夜同刘天山作》一诗；守备袁应黻，其可诵者有《郑司马入塞歌》；百户奚汝嘉，其可诵者有《旅怀》一诗；百户陈鹤，著有《海樵集》，其可诵者有《夜坐见白发寄别朱仲开、张瓯江》、《高邮赠龚山人》、《泊京口望金山寺》、《题杨法部容闲阁》、《写山水》、《题画赠姜明府》、《送张伯淳还关中》、《送王谏北山》、《吹笛怀友》；游击将军陈第，著有《寄心集》，其可诵者有《岁暮客居呈焦弱侯》、《邵武舟次》、《禹碑行》、《山中蚤秋》、《江心寺除夜》、《闽关旅夜》、《维扬谒文信公祠》、《过蓟州》、《追怀宜黄大司马谭公》、《元夕宿泉州洛阳桥》、《送戚都护》、《塞外烧荒行》诸篇；临淮侯李言恭，著有《青莲阁》、《贝叶斋》、《游燕》诸集，其可诵者有《花朝》、《赋得匡庐山》、《送仲弟南还兼怀老亲》、《李佥宪招饮黄鹤楼》、《显灵宫》诸篇(57)。
武将不仅能诗，而且好文甚至善于论文。如大河卫指挥佥事崔克逊，“读书好文，乐与儒士大夫游”(58)。又如千户姚福，就《六经》以下直至宋代文人之文，一一加以评骘。他认为，《六经》之后，左丘明作《春秋》(即《左氏春秋传》)，堪称后世文章之祖；司马迁所作《史记》，力量超过《左传》，成为汉代的“文中之雄”；韩愈之文，“深醇正大”，可谓唐代“文中之王”；欧阳修之文，“渊永和平”，可谓宋代“文中之宗”。此外，他分别就班固、柳宗元、曾巩、王安石、苏轼之文加以论析，称班氏之文“详瞻”，柳氏之文“精核”，曾氏之文“竣洁”，王氏之文“简淡”，苏氏之文“痛快”(59)。论文之言，固不免因仍之弊，且亦有独到之见。
其二，武将涉猎经史，且善于度曲。早在明初，魏国公徐辉祖就并非“特长于武”而已，而是时常侍奉皇太子与诸王“学通经史”。洪武二十九年(1396)，明太祖命徐辉祖会同礼部、翰林院考试国子监生的文义，“第其优劣，送吏部铨用”(60)。其后，又有都督王信，沉毅简重，“被服儒素，闲居辄玩经史”(61)。至于“金带指挥”陈铎，更是以“词曲驰名”，甚至还牙板随身，不时可以“高歌一曲”(62)。
其三，武将不仅与知名文人广泛交游，而且聘幕蔚然成风。显然，这是晚明武将好文风气影响所致。明代很多能文的武将，大多喜欢与文人交往。如戚继光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王世贞、汪道昆、李攀龙均有交往，甚至雅歌相和，篇章交映，体现出一种“质有文武”的特点(63)。戚继光在蓟镇时，凡是招待前来阅兵的官员，亦极尽招待曲奉之能事。根据钟羽正的揭示，戚继光一次招待阅兵官员，多用奇花排列，共花费了200多两银子。而那些参与阅兵的官员亦大多不加自爱，喜欢带上很多伶人游客，人数多达数十人，日夕酣歌，流连光景，登高览胜，伐鼓飞觞(64)。
至于武将聘幕之风，正如谭纶所言，“乃各大小将官，不修实事，专尚虚诈，厚养刀笔之徒，置之帷屋之中”(65)。所谓刀笔之徒，即主持刑名之幕宾。晚明山人杂流多投奔边帅幕中，武将亦多以聘幕为荣，以便与文臣往还(66)。陈第、颜钧为著名的王门学者，均曾入俞大猷幕，成为参谋、军师(67)。至明季，武将多聘记室、幕客。当东平侯刘泽清开府淮阴时，贾开宗“掌其军书记”(68)。即使如卫所指挥，解粮进京，也要寻一个“通文理，管得帐”的幕宾(69)。聘幕宾，专为记账，这与请钱谷师爷基本相同。
此外，武将幕中又多山人幕客。史称隆庆以后，“款市既成，烽燧少警，辇下视镇帅为外府。山人杂流，乞朝士尺牍往者，无不餍所欲”(70)。尤其是万历中叶以后，边镇专阃将帅以能诗名者很多，戚继光、萧如熏、杜文焕即其中之佼佼者。戚继光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足军饷。萧如熏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
尤其是戚继光，在他所著诗歌中，其中不少涉及幕府中的文士、山人。如《奉召北还元日邀曹都阃顾黄方三山人集大安》诗，可见与他相交者，有顾、黄、方三位山人；《郑山人自闽赴友难归，诗以赠之》诗中，所交者为郑姓山人；《端午，方景武山人以赵藩骰牌、巧扇见寄》诗，则所交者为方景武山人；《送李文学归蓬莱》诗有云：“早年结社蓬莱下，塞上重逢已二毛。”可见，所谓的“李文学”，亦即李姓文士，是他早年在家乡的结社朋友，后来也曾投奔到戚继光的塞上幕府。《夏日同徐使君、方山人避雨朝阳庵，限阳字》诗，说明戚继光与山人时常以诗歌赓和。其中赠与方山人的诗中有云：“南北征尘里，艰危独共君。壮心悬白日，侠气薄青云。并榻时听雨，衔杯夜论文。十年交好意，今古挹清芬。”又《次马祥寺，值方山人至，共酌稼场》诗，有云：“关山一片月，游子十年情。”可见，这位方山人自东南海疆一直跟随戚继光到了北部边疆，两人相交长达十年之久，而且关系相当密切(71)。《莫春方山人邀游山庄》诗，所交者为方山人。《秋日邀山人歙王十岳、越叶一同、莆方浮麓、文学郭海岳同登山屯之阴山》，所交山人、文学之士则更多。《送王山人南还》，其中之王山人，或许就是上述徽州府歙县人王十岳。《送叶山人归恒安三首》，所提及的叶山人，是否即为上面所言越人叶一同，尚须存疑，但他与叶山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同一般。诗中有云：“论交繄早岁，白首乃所期。岐路一何广，雅志遂参差。剑合古有言，分金亦吾党。握手且踟蹰，迢迢叹孤往。任侠应多愧，还丹好自求。不知他日泪，谁为故人流。”《送文学郭建初归闽》诗，有云：“幕中校艺万夫敌，衔杯出塞谁称豪。问天天欲何为者，高阳大名遽相假。”《夏日邀婺川令毛仪之、山人黄全之、方景武、文学钱子见游山庄，为邦龄赋别，兼呈诗社诸君子》诗，有云：“报君尚愧求龙种，草檄应多倚马才。”可见，这些文士或者山人在幕府之中，负责“草檄”亦为其职责之一。《夏日浮麓山人方君邀同诸客游山庄》诗，有云：“客尽江南盛，身仍塞北留。”足证幕中诸山人清客，多为江南才士。《登塞上台和幼海周山人韵》诗，可知所交者尚有一位周幼海山人。《甬东吕山人自蓟复游晋，因览天海，骊歌有赠》诗，所交者为吕山人(72)。此外，戚继光幕府中尚有武林人王栖云，远赴塞上，访戚继光于“干戈之场”，最后“赍志以没”(73)。
三、文武合一：思想及社会史之转向
天地之道，惟阴与阳；治世之具，惟文与武。文与武，犹如阴与阳。故治乱相寻，本于阴阳迭运，只有文武并用，方可相济有成。从文武关系的历史演进来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从“文武并用”到“文武两分”的变迁过程。三代以上，井田聿兴，兵农合一，五等封爵，文武不分，故出则为将帅，入则为师保，声气既同，绩用有底。至春秋战国，民无宁宇，卒有常征，井田寝废，兵农攸分。自孙武、吴起立兵家之言，特设军容，不由民社，于是文武异途，门户渐立。秦开创郡县之制，汉封同姓为王，唐则设藩镇。历代沿革，虽各鉴一时之弊，但无不曲为更张。即使如此，戍边御侮，官制固有不同，然文武职衔互相加授，名义相关，文武两途，判别未甚。一至宋代，立国本弱，儒术歧多，以致分者决不可合，而合者亦分。
明初立国，凭借武功驱逐蒙元，恢复区宇。有鉴于当时掌握兵权的功臣武将，大多以汗马自骄，纷然多事，所以防微虑重，最终导致军政肘掣，文武势分情格。文武一旦判若两途，其结果则是：“俎豆干戈，不同其业；缙绅介胄，不同其官；闾阎卒伍，不同其治；疏附御侮，不同其职。”(74)习文的“儒者”，“长视阔步，抵掌今古，靡究短长之故”；习武的“武人”，亦“狃习纨绮，庸鄙偷惰，罔效尺寸”(75)。清初学者黄宗羲将此视为“文武过分”，即“书生视戎事如鬼神，将谓别有授受”(76)。
从制度的层面来看，尽管唐、宋以后，文武已经分为两途，但当时所设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尚文武参用。惟自明代中期以后，文武之间，已经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77)明初制度创设者的本意，或许是通过文武“犬牙交制”的设计，使文武互相制约，不能反叛。然事实正好相反，文武相判的结果，反而导致以下两大弊病：一是“好名”之过。文臣以《诗》、《书》发家，则“援武事以示可用”；武将以骑射为业，则“掠儒术以示有文”。从表面上看，似乎文臣善于阵法，武将善于属词，其实名不副实，“及试之事，宽则蠕望，急则狼狈，失故步矣”。二是“喜功”之过。按照明代的制度，三军之命系乎将，而将之调遣及其纠举之责在于总督与巡抚。但事实并非如此。武将在疆场效命，所立战功，往往被总督、巡抚所掠夺，使奖赏失去公平性；反之，武将一旦有所失利，而总督、巡抚并不分担罪责(78)。随之而来者，则是文武之间交讥互诟：或“武则非文，文则非武”(79)；或“此以彼为俗夫，彼以此为腐儒”(80)；或“文人谓武人不足语，武人谓文人无用，不识时务”(81)。无事则互相讥讽，有事则互相倾轧。
其实，文武之间的关系，正如张居正所言：“夫戡乱之时，固宜用武，亦必济之以文；守成之时，固宜用文，亦必济之以武。”(82)尽管在不同的时期，文与武各有所偏重，但必须将文与武结合在一起，方为治理国家的全体。所以，自晚明以来，文武合一之论，又一时甚嚣尘上，且不乏文武合一之人。
在这股文武合一论的大潮中，戚继光可谓最为典型的倡导者乃至实践者。首先，他从上古时期的射礼中，窥探出文武合一的底蕴：射一旦“失诸正鹄，反求诸己，因败而思”。而“胜者不矜其功而不伐”，更是一种“至德”。射原本属于“武人之技”，而“为士者习之”，究其目的，就是为了“合文武之道”(83)。为此，他提出了“人无二身，则文武无二道”之论(84)。其次，他借助“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之说，进一步奠定他的文武合一之论。他认为，“武固以勘定为事，古人率兴礼乐于抢攘之中，当文化雍熙之盛，必忧忘武之危，便当振举”(85)。再次，他对岳飞之说加以辨析，借此确立“无分文武”的思想。岳飞曾就宋代形势有一句名言，云：“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戚继光认为，岳飞此说，不过是一时救弊之言，并非“至论”，应该“无分文武”，惟有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法(86)，克去个人的私欲，才能实践文武合一。
本于上述三点认识，戚继光将“仁将”、“儒将”视为一生追求的典范。换言之，节制之师，理应“杀人安人，无不使天下归仁”(87)。为此，他将“行伍”与“歌诗”合而为一，认为在行伍中，选择一些忠义激烈的“戎言”、“戎诗”歌之，可以感发意气，愤悱志向，使将士“习尊主庇民之道”(88)。
明末清初，文武合一之论更是有所深化。黄宗羲从明朝覆亡的历史教训中，得出了文武必须“合为一途”的结论。他认为，“儒生”必须充分认识到，“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之而知其无过高之论”；“武夫”必须知晓“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为能”(89)。张履祥认为，“文武本无二道”，兵事亦“儒者当知”，兵法亦是“一种学问”(90)。俗语有云：“世治用文，世乱用武。”对此文武径庭之论，张怡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有治而乱即随”，随着时代的治乱相因，必须“能文而武为辅”。文武之间，不可“轩轾太分”(91)。
与文武合一之论相应者，则是自明代中期以后，文武合一之人才辈出。若是细加分类，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文而武，即文臣兼有武功；二是武而文，即武将兼有文采。
就前者而言，其最为典型者当数王阳明，其次分别有茅坤、唐顺之、赵时春、陈第。
王阳明确乎实践了儒家“内圣外王”之说。换言之，王阳明一方面能坐而讲道，另一方面，却又能树立戡定之勋，体现了他的文武全才。史载王阳明在江西较射，三发三中，北军欢呼，许泰等皆失色(92)。尤其是他巡抚汀、赣之时，正值宸濠之乱，“深机曲算，内戢奸幸，外防贼徒，抚定疮痍，激励将士，日夜如对劲敌”，最终平定叛乱，建立不朽功勋(93)。
茅坤以文武之才自命，好谈兵事。他在任广西按察司佥事时，茅坤认为，“会兵非数十万不可。贼走险旅拒，劳师费财，非计之得也。”请求自己选择5000人，“自署以往”，“以奇兵直捣其巢，连破十七砦”，荡平“累年负固之贼”(94)。作为唐宋派文学的领袖人物，唐顺之仅仅是一个文吏，却始终惓惓于论兵(95)。赵时春虽为“文士”，其志向则“专在攘夷狄复祖宗之疆宇，遗后世以长治久安”，故“喜骑射谈兵，日以边备不修为恨”(96)。陈第少为儒学生员，在音韵学上具有相当高的成就。后被俞大猷召致幕下，“教以古今兵法，南北战守事宜，劝以武功自见”。谭纶一见陈第，称之为“俞、戚之流亚也。”后投笔从戎，“起家京营，出守古北，居蓟镇者十年”(97)。
就后者而言，当数俞大猷、戚继光最为著名。此外，尚有万表、郭登等人。
俞大猷在做生员时曾追随赵本学学习《周易》，潜心学问，“起基卑迩，以为实修”，其学问之深，甚至被称为士大夫所莫及(98)。谭纶在给俞大猷的书信中，亦对大猷的文武全才多所称赞，云：“故公非独武人，亦文士也；非独将略，实相材也；非独功名之士，盖与闻乎性命之学者也。”(99)堪称确论。
戚继光的平倭战功，已是彪炳史册。他自结发从戎之后，间关百战，绥靖闽浙，功在东南。后又在北边蓟辽练兵，颇有成效。尤其是他掌管京营之后，建议更制练兵，长驱出塞，“踵文皇三犁之绩，收百世挞伐之勋”。陈第称戚继光自隆庆二年(1568)统兵蓟州之后，一直到万历十年(1582)，在这15年之间，“胡尘不起，民享生全极矣”。王世贞亦称戚继光用兵如神，自两浙、闽、广，以及蓟门边塞，大小数百战，“所杀虏数万计”，堪称“东南名将无偶”(100)。至于戚继光的学术造诣及其诗文成就，前文已述，不再赘述。
万表是一员大将，却一直谆谆于论学。清代史家全祖望曾见到过唐顺之给万表的翰札，读后亦令其“肃然起敬”(101)。作为名将的郭登，亦工于诗，著有《联珠集》。所上章疏，无不挥笔立就。如《送岳正还里诗》云：“青海四年羁旅客，白头双泪倚门亲。莫道得归心便了，天涯多少未归人。”又云：“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云愁。玉关人老貂裘敝，苦忆生平马少游。”著名文人李东阳评其诗为明代武臣之冠(102)，虽属一家之言，但亦大抵符合实情。
综上所述，像俞大猷、戚继光一类的武将，除了能破虏平蛮、屡立战功之外，又何尝不高踞文章之府。为此，清初学者黄宗羲云：“苟如近世之沈希仪、万表、俞大猷、戚继光，又未尝不可使之内而兵部，外而巡抚也。”(103)此说可谓确论。
从制度的层面加以考察，在明代中期以前，确实存在着“文武换授”之制，文臣、武将之间，可以“互用”。以武秩换授文职为例，如洪武年间，起用南阳卫百户吴权济等12人为河南、山东各布政司参政等官；成化年间，改任锦衣百户何瑾为尚宝司丞；成化年间，明宪宗怜惜于谦之死，下诏赐谥立祠，又擢其子千户于冕为应天府尹。以文秩换授武职为例，如永乐年间，祥符人张信中乡试举人，积官而至侍郎，他与英国公张辅同族，后改四川都督佥事；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梅纯凭借驸马梅殷后人的身份，出任中都留守；驸马周景之子周贤中乡试举人，后赴会试下第，被授予指挥同知(104)。
自明代中期以后，文武分途，右文抑武。制度出现如此改变，导致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尽管直至明末，尚保持着文武换授之制，然这种换授已无多少实际效果可言。如崇祯年间，巡按御史张学颜请缨自效，改授河南总兵。然学颜此举之，原本是希望得到巡抚的职位，而并非一镇总兵，所以上任之后，“怏怏失志，卒无成功”(105)。二是在保持文武分途的同时，又刻意在圣贤后裔(作为文臣榜样)与开国功臣后裔(作为武臣榜样)之间建立起一道藩篱。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孔孟、程朱等圣贤后裔，大多被授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所以，当诚意伯刘基的七世孙刘禄，一度亦被授予五经博士时，不免在文臣群体中引发不小的波澜，甚至视为不伦不类。至弘治五年(1492)，因礼科给事中吴仕伟上奏中，有“诚意伯后不当为博士”之言，于是改任刘基九世孙刘瑜为处州卫世袭指挥使。自此以后，圣贤后裔，不再“混于功臣”(106)。
若是将考察的视角转换到地域风气的特征上，那么，从“北武南文”到南方文风全面超越北方的转变，同样可以印证从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的变迁。如在北方，借助勋戚、恩泽而获得侯、伯，甚至“金吾、驸马、玉带”，“无岁无之”。在北方人看来，不过是“尔尔”之事。这是因为“京师大气脉，官家得以余勇贾人”。若是南方人一有“封拜”，则无不认为是“祖宗福荫之奇”。相反，若论缙绅文学侍从之臣，北方乃至京师，反不如各直省之多。尽管这不过是“文武彼此盈虚消息之理”(107)，但这种“北武南文”格局的形成，事实上靠重武轻文的制度规定才得以支撑。在明代嘉靖以前，尽管南方科第已经胜过北方，但江北同样不乏文士学士。如“李献吉以北地，何大复以信阳，孙太初以灵武，李于鳞以历下，卢次楩以濮阳”，均在江北。自嘉靖以后，则江南“彬彬乎盛矣”(108)。江南文风转盛，甚至完全迈越北方，同样与重文轻武的制度格局若合符节。
在明代文武关系的流变中，存在着武将好文、文人尚武两大风习。这是相当值得关注的时代特征。无论是武将好文，还是文人尚武，从好的面相看，固然迎合了当时追求文武合一的时代风气，然其弊端亦复不少。就武将好文而言，武将一旦以工诗作赋为风尚，反而会对兵家要义，终身不学，绝口不谈。其结果则是“文藻翩然，议论有余，究其实用，终无一效”(109)。汤胤绩就是典型一例。他原本被推荐者称为“才兼文武，可当一面”，故有“汤一面”之号。随后在镇守陕西孤山时，出城征讨前来侵犯的蒙古兵，被埋伏的蒙古兵“一箭中喉而死”，故又有“汤一箭”之号(110)。就文人尚武而言，正如清初学者陈确所言，兵不可谈，谈兵之人，其实并不知兵。换言之，文人谈兵，不过是“腐儒之一体”(111)。王夫之对文臣尚武习气以及授钺带兵之弊，亦有比较理性的分析。在王夫之看来，文臣授钺带兵，不但会挫折武士的雄心，甚至使文人之躁志更加难降。文人尚武，甚至带兵出征，其志固然可嘉，但终究不免于偾败(112)。究其原因，文人谈兵，实不过“唇吻韬略”而已。马成名与杨廷麟就是典型的案例：一则“骈首西市”，一则手下兵将遇敌即作鸟兽散(113)。
由此可见，所谓的武将好文，其实不过是劣陋相承，偷息闲功。一旦武将陷入“歌童舞女、海错山珍”一类自相娱乐的生活，就不再能“见敌捐躯，舍死而成功业”(114)。由此而来者，则是明末武备的废弛，官兵操练如同儿戏(115)。无论是武将好文，还是文人尚武，最终导致在太平之时，文武将吏习于懒散，拾取前人唾余，高谈阔论，尽似真才；一旦时局艰难，让他们担当大任，却是“仓皇迷闷，无一干济之术”(116)。此即文恬武嬉，明朝覆亡，盖有其因。
①尤侗：《艮斋杂说》卷2，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页。
②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7《非武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页；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3《赠孔氏兄弟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9—110页。
③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3《赠孔氏兄弟序》，第109—110页。
④相关的梳理，可分别参见尤侗：《艮斋杂说》卷2，第44页；魏禧：《兵迹》卷2《将体编·儒》，收入陶福履、胡思敬编：《豫章丛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子部第1册，第324—325页；刘廷玑：《在园杂志》卷1《文武全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页。
⑤尤侗：《艮斋杂说》卷2，第44页。
⑥关于明代文武关系的演变，颇有建设性的前期研究成果，可以参看陈宝良：《晚明的尚武精神》，《明史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1年版；万明：《解读戚继光的文化身份》，载张守禄主编：《戚继光研究：戚继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215页；万明：《从戚继光的文化交游看晚明文化视域下的“武臣好文”现象》，《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0—442页。
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一》，收入《梨州船山五书》，台北世界书局1988年版，第29页。
⑧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7《非武备》，第1181—1182页。
⑨叶春及：《石洞集》卷2《择将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1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一》，收入《梨州船山五书》，第29页。
(11)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5，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页。
(12)揆诸明初的制度设计，确乎可以称为“一切右武”，委任权力，“重在武臣”。如五军都督府，就官高六部尚书一阶，即为典型一证。参见陆容：《菽园杂记》卷3，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页。
(13)戴金编次：《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军职犯强盗人命死罪及犯罪脱逃通恶为非者拘禁奏拿其余常事暂住管事支俸听提例》，东京古典研究会1966年版，第78页。
(14)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页。
(15)谈迁：《枣林杂俎》智集《逸典·总兵体统》，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页。
(16)黄瑜：《双槐岁抄》卷3《周宪使》，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5—56页。按，相关的记载亦见诸文元发：《学圃斋随笔》(《明季史料集珍》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下册，第390—391页)，仅个别文字稍异。
(17)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6，第45页。
(1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6《策贡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5页。
(19)戴金编次：《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军职犯强盗人命死罪及犯罪脱逃通恶为非者拘禁奏拿其余常事暂住管事支俸听提例》，第79页。
(20)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1《史》7，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页。
(2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二》，收入《梨州船山五书》，第32页。
(22)姚廷遴：《历年记·记事拾遗》，收入《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页。
(23)宋应星：《野议·练兵议》，收入氏著：《宋应星佚著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页。
(24)(2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二》，收入《梨州船山五书》，第32页。
(25)叶梦珠：《阅世编》卷8《交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189页。
(26)文元发：《学圃斋随笔》，下册，第390—391页。
(27)宋懋澄：《九钥集》卷1《游汤泉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28)叶梦珠：《阅世编》卷2《学校》4，第30—31页。
(30)华夏：《过宜言》卷4《上鲁国主疏》，收入张寿镛辑：《四明丛书》，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5册，第2408页。
(31)(33)李清：《三垣笔记》中《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1、81—82页。
(32)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下《弘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6页。
(34)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147页。
(35)李清：《三垣笔记》下《弘光》，第118页。
(36)陈继儒：《岩栖幽事》，收入《宝颜堂秘笈》，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十一年石印本。
(37)顾颉刚：《琼东杂记》(一)《明代兵书》，收入《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81页。
(38)(39)汪道昆：《太函集》卷28《吴子钦传》，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611、609—610页。
(40)汪道昆：《太函集》卷28《王仲房传》，第606—609页。
(4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2《人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页。
(42)宋懋澄谈兵三篇文章，收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502，第5530—5535页。
(43)钱澄之：《田间文集》卷21《孙武公传》，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407页。
(44)(49)张怡：《玉光剑气集》卷8《武功》，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6—367页。
(45)姚旅：《露书》卷9《风篇》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46)杨士奇：《圣谕录》卷上，收入氏著：《东里别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87页。
(47)贺钦：《医闾先生集》卷2《言行录》，收入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12册，第7236页。
(48)赵南星：《笑赞》12《者也》，收入周启明校订：《明清笑话四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50)朱国祯：《涌幢小品》卷9《四少保》，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9页。
(51)张怡：《玉光剑气集》卷8《武功》，第366—367页。
(52)王士祯：《池北偶谈》卷17《儒将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0页。
(53)戚继光：《横槊稿》上，收入氏著、王熹校释：《止止堂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8页。
(5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7《武臣好文》，中华书局2004年版，中册，第434—435页。按，萧如薰与杜文焕并西陲名将，有集行世。如萧如薰《秋征》诗云：“新秋呈霁色，寒草正丰茸。杞树珊瑚果，兰山翡翠峰。出郊分虎旅，乘障息狼烽。坐乏舒筹策，天威下九重。”参见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萧如薰杜文焕》，第583页。
(55)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5《餐霞外编》，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集部第175册，第674页。
(56)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周延儒再召》，第611页。按，杜文焕《定西捷诗》云：“朔方才喜净胡尘，又见边声急震邻。杂虏横行如烈火，诸军坚壁似云屯。缨冠义切宁违命，蹈刃心雄肯爱身?独捷三师先报阵，保全疆场报枫宸。”参见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萧如薰杜文焕》，第583页。
(57)刘廷玑：《在园杂志》卷1《武人能诗》，第69—80页。
(58)倪岳：《青溪漫稿》卷20《崔恩字承之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59)周晖：《续金陵琐事》卷下《千户论文》，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60)周晖：《续金陵琐事》卷上《学通经史》，第189页。
(61)张怡：《玉光剑气集》卷8《武功》，第362页。
(62)周晖：《金陵琐事》卷3《牙板随身》，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63)著名文人李攀龙称戚继光，“唯公建大旗鼓，扫清海上，大小百战，无不奇捷，遂壮皇朝之气，而遥制江、广，使诸偏裨得贾余勇，填荡潢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云云。对戚氏武功多有称颂。参见氏著：《李攀龙集》卷28《报戚都督》，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616页。
(64)钟羽正：《条议阅视事宜以图实效疏》，收入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412，第4471—4472页。
(65)谭纶：《谭襄敏公奏议》卷5《条陈蓟镇未尽事宜以重防秋疏》，清嘉庆重刊本。
(66)孙静庵：《明遗民录》卷23，收入谢正光、范金民编：《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上册，第43页。
(6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陈将军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2页；颜钧：《颜钧集》卷3《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68)抱阳生编：《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8《贾开宗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
(69)华阳散人：《鸳鸯针》第2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7页。
(70)张廷玉等：《明史》卷239《萧如熏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22页。
(71)揆诸众多史料记载，这位方山人，疑即方元沂，是戚继光幕府的“重客”，与戚氏关系颇不一般。当方氏去世之时，戚继光正好镇莅南海，亲自替方氏操持丧事，“殓之正堂”。当发引之日，“柩从中门出，服朋友服，步送之葬所”。参见姚旅：《露书》卷11《人篇》上，第268页。
(72)上面所引，除注明出处者外，其余均见戚继光：《横槊稿》上，收入氏著、王熹校释：《止止堂集》，第25、36、40、41、47—48、55、56—57、58、62、70、74、77、81页。
(73)戚继光：《横槊稿》下《祭王栖云》，收入氏著、王熹校释：《止止堂集》，第224页
(74)(78)汪道昆：《太函集》，《集外文·文武全才(策)》，第2797、2797—2798页。
(75)(80)范钦：《赠锺陵毛侯迁台丞序》，载袁钧辑：《四明文征》卷9，收入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30册，第19023页。
(76)黄宗羲：《钱忠介公传》，收入吴光整理：《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页。
(7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三》，载《梨州船山五书》，第34页。按，相关的说法亦见诸汪道昆、戚继光之论。如汪道昆认为，自文武分为两途之后，致使疆场之事，各有司存：“策便宜，核殿最，给馈饷，附士众，则有督府，有抚臣，皆运筹者之有事也。援桴鼓，冒矢石，执讯获酝，批亢捣虚，则有总戎，有偏裨，皆受甲者之有事也。”戚继光认为，“惟驭众临垒，为将士之责；而粮饷赏罚，操纵予夺，纤细之事，悉在有司。即器具行伍、教授法令，亦缙绅预其章程，复不关于利害”。两人所论，大抵与黄宗羲相同。参见汪道昆：《太函集》，《集外文·文武全才(策)》，第2797页；戚继光著、邱心田校释：《练兵实纪》卷9《练将》第9，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94—195页。
(79)高拱：《南宫奏牍》卷1《挽颓俗以崇圣治疏》，收入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册，第116页。
(81)魏际瑞：《魏伯子文集》卷1《阎将军寿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清道光二十五年宁都谢庭绶绂园书塾重刻本。
(82)张居正：《通鉴直解》卷14《唐太宗》，明崇祯四年刻本。
(83)(85)戚继光：《愚愚稿》上，收入氏著、王熹校释：《止止堂集》，第265、262—263页。
(84)戚继光著、邱心田校释：《练兵实纪》杂集卷1《储练通论》上《储将》，第205页。
(86)(87)(88)戚继光：《愚愚稿》上，收入氏著、王熹校释：《止止堂集》，第262、264—265、265页。
(8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三》，收入《梨州船山五书》，第35页。
(90)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47《训子语》上《子孙固守农士家风》，中华书局2002年版，下册，第1353页。
(92)尤侗：《艮斋杂说》卷2，第44页；刘廷玑：《在园杂志》卷1《文武全才》，第4—5页。
(94)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2《才能》，第498—499页。
(95)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3《跋唐荆川与万鹿园札》，收入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中册，第1424页。
(96)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9《艺苑》，第723页。
(99)张怡：《玉光剑气集》卷9《识鉴》，第395页。
(100)张怡：《玉光剑气集》卷8《武功》，第372页。
(10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3《跋唐荆川与万鹿园札》，收入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424页。
(102)张怡：《玉光剑气集》卷23《诗话》，第802页。
(10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三》，收入《梨州船山五书》，第34页。
(104)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帝治》，第38页；黄瑜：《双槐岁抄》卷9《文武换易官秩》，第182页。
(105)张怡：《玉光剑气集》卷1《帝治》，第38页。
(106)黄瑜：《双槐岁抄》卷10《圣贤后裔》，第213—214页。
(107)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108)王士性：《广志绎》卷1《方舆崖略》，第5页。
(109)明佚名：《草庐经略》卷1《训将》，收入《粤雅堂丛书》，清道光光绪间南海伍氏刻本。按，《草庐经略》12卷，不知撰人。此书卷1有“国初，两淮郡县多为张士诚所据，高皇帝欲取之”，云云，可知是明人所撰。又书中引用了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可知作者当生活在隆庆、万历以后。
(110)冯梦龙纂：《古今笑史》第31《口碑部·汤一面》，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30—531页。
(111)陈确：《陈确集·文集》卷1《复来成夫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页。
(11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7《僖宗》7，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37—838页。
(113)史载山、永巡抚马成名起自谪籍，“逢人谈兵，侃侃自得，然皆唇吻韬略也。成名复从臾姻家潘佥宪永图以七千金自谪籍躐升开府，仅两月，以失事相牵入狱，骈首西市”。又史载，翰林杨廷麟因弹劾杨嗣昌，改任兵部主事，成为督师卢象升的赞画。翰林屠象美，亦自负知兵，替杨廷麟“募乌合百余人，指麾操演，旬余方行。至卢沟桥，望前途尘起，讹传敌兵至，皆奔散，惟存廷麟孑身而已”。参见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第192、174页。
(114)宋应星：《野议·练兵议》，收入《宋应星佚著四种》，第27页。
(115)如明末清初人姚廷遴曾称，幼时“见上海城守营，仍有官兵四百名，止有一把总掌管，霜降后在演武场操练，惟放炮呐喊排阵捉倭而已，如同儿戏。武备废弛，一至于此”。参见氏著：《历年记·记事拾遗》，收入《清代日记汇抄》，第167页。
(116)吕坤：《呻吟语》卷5《外篇·治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