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实力一大脸就变
易宇，祥林，徐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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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连载首页易宇，祥林，徐雁/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一阔脸就变”。在近代中国，军阀们实力一大，同样要变脸，蒋介石也是如此。　　1922年陈炯明叛乱时，蒋介石从上海赶到广东珠江登上“永丰”舰，陪侍孙中山左右，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无非是个幕僚的角色。1924年他再次到广东来办黄埔军校，并兼粤军参谋长，手下的实力只是470名学生和200多名教职员。作为一个“外江佬”，他根本指挥不动任何一支广东军队。靠着苏俄提供的武器、经费和共产党人协助做政治工作，黄埔建军得到迅速的进展。1925年内，广东国民政府叉完成了统一全省的任务。　　在孙中山北上之前，大元帅府就已决定分三路东征盘踞东江的陈炯明：北路杨希闵率滇军，中路刘震寰率挂军，南路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加许崇智的粤军，苏俄军事总顾问加伦亲率切列潘诺夫、罗加觉夫、斯米尔诺夫等十余名苏俄顾问随南路军出征。　　东征开始时，滇桂军阀的北路、中路两军均按兵不动，南路军在彭湃率领海陆丰农军的沿途接应下，数日之内连克广东石龙、东莞、淡水、博罗、海丰、潮州、汕头、五华、兴宁、梅县等十县，一举打垮陈炯明主力3万余人，威名远播。　　北路滇军杨希闵部和中路桂军刘震寰部不仅迟迟不愿发兵，3月间他们接到孙中山在北京病重不治的消息，又见广州城防空虚，二人就此相约叛乱，想推翻广东政府。　　在此形势下，东征军火速班师回朝。在广州城郊石牌列开阵势，由苏联炮兵顾问捷列沙托夫指挥的大炮一通猛射，叛军前敌指挥所顿成瓦砾，前敌总指挥被炸死。　　叛军慌忙逃窜回广州市区。黄埔学生军乘胜追击，一路如摧枯拉朽，夺回广州城。　　平定杨刘之乱以后，广州国民政府把8万国民革命军整编为6个军，因黄埔学生军战功昭著，又是正宗的“党军”，被授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番号，并任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兼第一军军长。　　因广东政府集中兵力平定刘杨叛乱，陈炯明又重占东江，并盘踞惠州，纠集旧部，招兵买马，卷土重来。鉴于陈炯明不除终是肘腋之患，国民政府决定以第一军为先锋进行第二次东征。　　东征碰到的第一个硬钉子是惠州。此地为东江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号称南中国第一天险。陈炯明在此经营积年，屯有重兵，准备与国民革命军长期周旋。　　第一军进至惠州城外飞鹅岭，扎下营寨，军长蒋介石召苏联顾问罗加觉夫商讨破敌之策。罗加觉夫建议集中全军火炮轰毁惠州北门，打开缺口再行进攻。蒋介石却急于求成，命所辖第二师第四团及第三师爬城强攻。　　双方战至傍晚，爬城军伤亡惨重，指挥主攻的第四团团长也在城下中弹身亡。许多军官抱怨，说蒋介石不懂战术。因他在日本只上了一年士官学校的预校振武学校，回国后又是长期当幕僚，从没有当过排长、连长一类直接带兵官，除了司令部中的谋划外也从未直接到前线打过仗。此次全靠一时心血来潮，盲目指挥，自然要吃败仗。　　这时炮兵营长陈诚出来建议，应按苏俄顾问所言调集全军炮兵，集中轰击北门，炸出缺口。蒋介石这才依计而行，山炮集中火力轰击后，敢死队冒死从缺口冲进城内，夺取城门，接应部队入城，终于攻克惠州天险。　　东征军不久再下潮、汕、兴、梅四城，在与陈炯明下属林虎部的作战中，蒋介石亲率的第三师曾被冲乱，敌兵直逼这位第一军军长，之间仅距百米。黄埔一期毕业的陈赓急忙背起蒋介石就跑，算是救得他的校长一命。事后，蒋介石对陈赓优礼有加，调他到身边当副官，因此时他尚不知陈赓是共产党员。后得知这个救命恩人是“CP”(当时社会上通常以共产党一词的英文缩写相称呼)分子，马上态度就变。一天蒋介石不在，陈赓发现他桌上有一张黄埔学生的名册，在陈赓的名字旁边就注有亲笔批注――“此人是共产党员，切不可让他带兵。”　　看到这种态度，陈赓马上向蒋介石辞职返广州。生性多疑的老蒋开始还表示挽留，并问道：“你是不是看到我的什么东西了?”此时，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看出，这个在政治上被划为“中派”的蒋介石有一条坚定的原则，手下的带兵官决不委任共产党员，只勉强同意中共来一些人搞政工。　　在当时的旧军队中，党代表和政工人员被称为“花瓶”和“卖狗皮膏药的”，只管鼓动士气而无指挥权。旧军官们最怕兵权旁落，政工人员只要不动员士兵反对长官，不挖他们的墙角，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接受的。　　国民革命军肃清东江的陈炯明残部后，于1925年末又南讨叛逆邓本殷部，迅速一鼓荡平。自此广东平定，成为国民政府治下一统江山。夺得广西政权的李宗仁、白崇禧不久前又由粤军中的元老李济深介绍加入国民党，也服从广东，于是国民政府算是有了两广的地盘。　　在平定广东的作战中，收获最大的是蒋介石。他于1924年11月建立的两个教导团，通过1925年的两次东征就已经发展到3个师。同年廖仲恺遇刺身亡，蒋介石成了黄埔系统中的最高权威。此刻他通过三期毕业的1000多学生，再招兵2万人，成为广东拥兵最多的实力派。　　不过，此时这些黄埔系统的部队和军校还不能完全算是他私人的班底，里面虽没有什么别的军阀派系影响，却有成百名共产党员，并且有他们的组织系统。对这个一心培植自己势力的新军阀来说，影响自己今后发展实力的最大威胁，已是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　　1925年末，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在由黄埔生为军官组建起来的第一军内，共产党员又占据了绝大多数党代表的位置。在三个师中，第一师党代表是周恩来，第三师党代表是鲁易(：1932年在洪湖地区作战时被俘牺牲)，这两人是共产党员。在9个团中，7个团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在营、连中，党代表大部分也是共产党员。总之，此时第一军中有共产党员200多人，差不多都是党代表和政治部门的工作人员，基本掌握政工实权。　　蒋介石率领的东征军顺利占领了粤东的潮汕地区后，看到的尽是高举红旗的农民，而且他们只听共产党的调遣。当时许多有革命激情的国民党员看到这一情景还很受鼓舞，认为是先总理的政策英明，那位第一军蒋军长的感想却完全相反。随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排挤和压制共产党的力量。　　1925年11月，以第一军为主的东征部队在潮汕地区欢庆胜利时，蒋介石突然召开了一个连以上军政干部联席会，周恩来等人自然到会。在表彰了一番东征有功人员后，蒋介石突然以感慨的口气面对着周恩来说：　　“先总理确定了联俄容共政策，是很对的。不过有些共产同志在军校内和第一军秘密发展组织，长此以往会出问题。身为校长，我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为避免这一点，共产党方面应该把所有派到军校和军队中的党员名字都告诉我，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应告诉我。”　　周恩来这时是广东地区中共最高军事负责人，又是人所周知的黄埔军校内共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当众如此讲，显然是要将周恩来一军。果然，这番话一讲完，会场上顿时气氛紧张，一些共产党员以很意外的眼光望着蒋介石，对这个前一段显得很进步的“中派”代表的态度感到迷茫。一些蒋介石的心腹此时却显得活跃起来，并七嘴八舌地发着议论。面对着蒋介石突然发难，周恩来显得很沉着，当着众多的军政官员，他平淡地回答说：　　“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我党中央才能决定。”　　这一回答，把蒋介石不怀好意的要求搪塞过去。可是蒋介石并不肯罢休，事后他又找周恩来个别谈话，干脆摊牌说：“跨党不好。为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我看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条办法是军校内共产党员都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做不到，第二条办法就是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退出国民党。”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蒋介石又假惺惺地说：　　“共产同志在黄埔军校内做了不少工作，许多人才我也是很爱惜的。如果采取后一种办法，实在是我所不愿意的。最好你和你的同志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我们就能在一起很好共事。”　　这种明显的摊牌，显然是不能回避的。周恩来很快从汕头赶回广州，找到陈延年、鲍罗廷商量对策，张太雷作为鲍罗廷的翻译也参加了讨论。当时正值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政治对策也要一起研究。　　四个人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争取在国民党二大上达到共产党员占中央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把戴季陶等右派开除出党。对于军事问题，考虑到当时共产党掌握的军队只有叶挺的一个团，还要与蒋介石合作反对北洋军阀，不能破裂，却也不能坐等人家来驱赶，所以应将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的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一起成立国共合作的军队。确定了这一对策后，马上作为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上报上海的中共中央，等待批准再实施。　　随后，周恩来回到汕头的第一军中，等待中共中央批准的电报。可是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广东区委的意见。原来在这段时间里，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又担心左派势力太大，会在统一战线内部吓跑右派和中派，于是要求让步。张国焘代表中央来到广东，让共产党的代表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中还是要保证部分中派和右派当选。以至于选举的结果，反而是右派、中派占了优势。当时中共所划定的所谓“中派”，其实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伙势力，表面上还区别于“西山会议”的那伙右派，骨子里也是反共的。　　1926年2月国民党二大刚刚结束，鲍罗廷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都离开广州。当时控制北京和西北一带的冯玉祥表示要联合苏联，并与李大钊等中共负责人谈合作，共产国际对其一度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要加伦到冯玉祥那里去协助指挥当顾问，在广州留下一个与蒋介石关系不好的季山嘉接替军事顾问之职。后人称，如果鲍罗廷、加伦两人留在广州，尚能多少抑制一下蒋介石。因他们一个是政治权威，一个是军事权威，并熟悉国民党内的情况，一下子都离开，留下不熟悉情况的季山嘉，自然压不住阵脚。　　2月末，周恩来突然被蒋介石用电报从汕头招回广州，返城后发现并没有什么大事，大概只是怕他在那里发展共产党的力量。周恩来马上到广东区委机关，想找陈延年商议到底如何对待蒋介石，可是不巧这位广东区委书记又到上海中央去开会。问中共中央的意见,陈独秀又生病躺倒，没有答复。周恩来此时在第一军军部里发现一些穿着西装和长衫的政客进进出出，总找蒋介石商议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些过去认得的右派头子。周恩来有时当着蒋介石的面遇到这些人，发现老蒋的神色不对，好像要隐瞒什么。　　周恩来观察问题的能力，毕竟是十分敏锐的，立即感到形势不妙，马上找到张太雷，要他向苏联顾问反映。此时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正好在广州视察顾问团的工作，听到此事后不以为然，认为是大惊小怪，真正熟悉国民党内部情况的鲍罗廷、加伦此时又不在。周恩来十分焦急，却也无计可施。　　共产党方面陷于麻痹和无对策的状态时，蒋介石却有计划地下了手。　　日凌晨，蒋介石忽接一份紧急电文。此电系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发自广州黄埔港，里面称奉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之命，“中山”舰已连夜开至黄埔港待命，请校长指示下一步行动。　　“中山”舰是一艘大有来头的炮舰，本是辛亥革命前夕，海军元老萨镇冰在日本考察海军时，花费68万两白银购得，原名“永丰”号，1913年在上海编入袁世凯北京政府海军第一舰队服役。　　该舰当时可称得上是设备较先进、装备精良的主力战舰，系日本的三菱造船厂所造，钢木结构，排水量780吨，装有主副炮8门，能载舰员140人。　　不说“中山”舰火力装备，就其资格而言，亦在海军内首屈一指。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组织护国军，“永丰”舰在上海首义，后又到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舰上的全体官兵一致推选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宣誓护法。　　陈炯明广州叛变，亲自指挥叛军攻打总统府，扬言要活捉孙中山，孙中山化装成医生得脱，危难之际又是“永丰”舰接领袖到舰上，誓死保卫孙大帅，集体加入国民党，人人填写誓约，表示了永远服从孙中山。　　孙中山坐镇“永丰”舰58天，躲过叛军的大炮、水雷和鱼雷的攻击，终于粉碎陈炯明之乱。在蒙难一周年之际，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特意登上“永丰”舰，与水兵合影。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也是乘坐此舰再到香港换轮。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下令将“永丰”舰改为“中山”舰。　　得知“中山”舰来港，一个阴谋随之从蒋介石那里酿成。他前些日子刚刚接到密报，李之龙指挥“中山”舰把自己的把兄弟、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的走私船全部扣留了。不禁深恨李之龙。当时又不好发作，见李之龙送上门来，于是设出个一箭双雕之计，一面命李之龙将“中山”舰开回省城待命，一面找亲信暗中布置。　　李之龙放“中山”舰回去待命，便回寓所睡觉，此时已是天快破晓。不料刚刚合衣躺下，即被一伙全副武装的士兵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将李之龙五花大绑，押赴蒋介石嫡系的第二十师办事处。这种行径，如同绑票一般。　　陈肇英等早已等候多时。一见李之龙押到，陈肇英冷笑道：“身为海军局局长，你可知军舰未曾奉令而先升火,该当何罪?实属有异动迹象，敢是要劫持校长，策动暴乱不成!”　　李之龙被抓之后，蒋介石又派吴铁城带人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悉数扣押起来。显然，所谓“擅调兵舰”一事，完全是一出“林冲误闯白虎堂”式的设计陷害。　　3月20日当天，广州城内因谣传共产党阴谋叛乱而实行戒严。早晨，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党代表和政工人员突然被武装士兵看押并软禁起来。在忠实于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官的命令下，第一军部队出动进入广州区，在全城戒严，并包围了东山的苏联顾问住地、省港罢工委员会。　　当天，黄埔军校内也是一片紧张。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全副武装地行动起来，严密监视共产党员教官。校园内一时谣言四起，都说什么：　　“海军局长李之龙擅自调‘中山’舰到黄埔，要炮轰军校，并把蒋校长抓走送到海参崴!”　　“共产党勾结苏联顾问，要暴动，所以要采取预防措施。”　　在这个被称为“中山舰事件”或“三?二0”事变发生时,陈延年前一天刚刚从上海回来，遇到这一突发事件也大感意外。当时在国民党中央任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找上门来，要求立即动员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们到叶挺部所在的肇庆去，再联合其他几个军讨伐蒋介石。此时如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都对蒋介石这个“新星”飞扬跋扈和把持苏联军械不满，搞掉蒋介石对他们有利，是可能出力的。　　陈延年有些心动，马上去找苏联顾问。可是苏联顾问计算了一下，认为叶挺部队只有一个团，武器弹药不足，难以与第一军抗衡。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找到季山嘉，主张出兵讨蒋。听完周恩来一番陈述，季山嘉面有难色。原来季山嘉也并非不知蒋介石的司马昭之心，早将此事汇报给正在广州访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布勃诺夫却要季山嘉劝说中国共产党切勿有过火行为。因此，季山嘉不仅没有同意周恩来关于武装反击蒋介石的计划，反倒说服周恩来不能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陈独秀从上海也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电报，要广东区委向蒋介石退让。众人虽有意见，却也无计可施，只好扼腕叹息，勉强作罢。此时，共产国际总的方针还是要联合国民党内的中派，以完成国民革命，所以不能决裂，要广东方面的共产党人找蒋介石“解释误会”。　　蒋介石在发动“三?二O”事变时，还羽毛未丰，采取这一行动只是给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一个下马威，并不想马上破裂。既然中共方面和俄顾问主动示弱让步，他马上就势表示“误会”，被拘禁的共产党除了李之龙要再审问一下外，其余的人第二天都放了出来。然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却不许再回去，中共方面也只得同意将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撤走。对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蒋介石也只是假惺惺地对调动军队一事解释说：“因事发仓卒，未及请示。”不过他能不经“政府主席”就能随便调兵戒严，把汪精卫吓得魂飞魄散，随之以“养病”之名出洋去法国。　　事后，布勃诺夫又应蒋介石要求，解除季山嘉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罗加觉夫参谋长以下苏联军事顾问本兼各职。苏俄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遵照布留诺夫的指示。在广州与蒋介石达成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协定。　　这场短暂的“三?二0”事变，使蒋介石登上国民党内事实上的最高地位。一个月以前刚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只担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能擅自出动军队，不仅无人敢管，还吓走了政府主席，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也要妥协，这无形中大大提高了他的声威。从此，国民党内的左派对蒋感到恐惧，右派和中间派都向他靠拢，这个两年前只靠几百名黄埔学生起家的“外江佬”，一下子成为广东政权的最高主宰。随后，他攫得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人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军政要职，权势炙手可热。　　其实，蒋介石如此行事，是一次军事冒险和政治赌博，并无多大胜算，自己也承认是单枪匹马、前虎后狼，成败难料。此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出于蒋介石事先预料。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一举得手，为了继续利用共产国际的援助，平息各界指责，又诿过于欧阳格、吴铁城等人，谎称自己为手下蒙蔽，并惺惺作态地把欧阳格、吴铁城扣押起来，做了自己的替罪羊。　　接着，飞扬跋扈的蒋介石又召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学员开会，宣布不能有同时保持国共两党党籍的“跨党党员”，并向每个人发了一张“党籍选择表”，要第一军的军官和黄埔学生选择是退出共产党以留下，还是保持共产党党籍而退出第一军。　　随后蒋介石又说：“若要革命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党、一个主义专政，共产党员要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你们中间很多人有国共双重党籍，我劝你们要退出共产党，只保留国民党党籍，纯粹作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以便革命势力的集中；同时也免得国民党同志的猜忌、猜疑。”　　讲完这番话，蒋介石当众问道：“有谁退出共产党?有谁保留共产党党籍?”　　此时蒋先云第一个站出来说：“我是共产党员，永作共产党员。”　　作为曾是校长最喜欢的黄埔学生，蒋先云这一表态使整个会场哗然，蒋介石也尴尬不已。在这一义正辞严的态度影响下，几个共产党员当场扔掉了“党籍声明表”，宣布退出国民党。甚至有的要求进步却还没有加入共产党的人，也声明自己退出国民党。　　为了给蒋介石争点面子，一些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大声喧叫起来。这时预先安排好的几个已表示要脱离共产党的黄埔生也畏头畏脑地出来说：　　“我退出共产党，只保留国民党党籍。”　　不过明显听得出，这几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小，显然内心也有愧疚。不过他们的表态，总算给了蒋介石一点面子。　　这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共250人，只好从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撤出。宣布退出共产党的有39人，蒋介石则故意予以重用，其中第一个就是黄埔一期生李默庵。　　刚刚干过驱赶共产党人的事，日晚间蒋介石又为周恩来等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举行了晚宴。这个大阴谋家看到国共两党合办起来的黄埔军已经成了他清一色的私人军队，自然是满心喜悦。他在席间满脸堆笑，一再表示感谢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两年来在黄埔和第一军中的努力工作。蒋介石还假惺惺地说什么，要大家退出只是暂时的，是为了避免军中出现矛盾冲突，将来还会欢迎你们回来工作。最后，他还举起酒杯向被驱赶者祝酒，并大声说了一句话：　　“‘如果杀共产党，无异于自杀!”　　接着，他又在黄埔军校讲演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但中国国民党才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统一革命势力的唯一的党!为了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小党就不能不暂时牺牲。”　　说这些言不由衷的话，目的很明确。蒋介石马上要北伐打回江浙老巢，还需要苏俄的军火援助和共产党的支持。打一下再拉一下，是这个阴谋家的高明之处。　　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迁就这个阴谋家，思想根源在于“二次革命论”。即认为这一阶段中国还只是进行国民革命，共产党要给国民党当“苦力”，待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再进行革命，所以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前无论如何也不能破裂。　　殊不知，以退让求团结，只能招致对方更为嚣张，到头来团结也会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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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为什么会忘乎所以？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形势越来越好。一九五七年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后来的右派头面人物之一的章乃器曾动情地说道：&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为了更好地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指示，旨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环节之一是各界人士向中共提意见和建议的大鸣大放。
　　但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却是始料未及的。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原本并没有多少人对大鸣大放感兴趣，但经不起那么多积极分子的鼓动，就加入了大鸣大放的队伍。但是，很快出现了不少过于激进的言论，而且步步升级。由点名批评共产党，批评毛泽东发展到要求轮流坐庄，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政党轮替等等。这时有些学校、工厂和社会上发生的群体事件，特别是有的大学声称驱逐校党委等，似乎在与其呼应，一度使人们产生了&黑云压城&的错觉。至于以后事情的发展，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梁漱溟是怎样看待整风的?
　　1980年以后，人们对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的评价呈现了多元化。其中有的人认为在这场斗争中的右派分子不过是响应中共的号召，给中共提提意见而已。比如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之一的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就写道：&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也看到了一些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如果事情确实如章诒和所言，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都认可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而决心&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反右派斗争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造成后面严重扩大化的不幸后果。因此，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就完全可以肯定，在当年的右派分子中，确实有一部分是意图借机实现他们的政治欲望的。对于这一点，我国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梁漱溟当时就洞悉到了这一点。这种洞悉是他与后来的两位右派头面人物章伯钧和罗隆基长期共事和交往中的认识到的。
　　梁漱溟曾于1953年9月与毛泽东发生公开顶撞。在其后的几年里，他一方面闭门思过，认真读书，一方面也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而从心底感到欣慰，真正感到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老百姓潜在多年的力量终于发挥出来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梁漱溟并没有太在意，因而也没有主动发表什么意见。有人以为他是被1953年的事情吓破了胆，不敢说话了。当这类闲言碎语传到梁的耳朵里时，他只是摇摇头，一笑置之。为什么梁会持这样的态度，这是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憧憬的&强国梦&分不开的。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使他的梦想有可能变成现实。所以，他认为中国最缺的并不是什么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最需要的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口气不折腾地搞上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因此，当有报刊杂志的记者想请他发表看法时，他都谢绝了。但还是经不住一位《文汇报》记者的再三坚持，接受了采访。这不仅是他在此期间接受的唯一一次采访，而且他的谈话内容也显得比较特别。那位记者问梁为什么不愿意为国是发表意见，梁回答：&我只是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可说，该说的还是要说。&接着就告诉记者他年年外出视察都有报告上交。他也谈到了&以党代政&&劳动教养&等问题。但谈到整风时话多了，他说：&我实在感到毛泽东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了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我，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说到这里，他声音颤抖，眼圈发红，潸然泪下。他又特地强调：&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绝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领导党的言论开放彻底，要尽量地放开;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见《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第三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 1957)因此，当他后来发现绝大部分的&鸣放&意见都是批评党的作风和政府弊病时，特别还有要民主、要自由什么的，就对&鸣放&失去了兴趣。随着不少&鸣放&的言论日趋激烈，他更是决定一言不发了。不过他对某些人那种冲撞政治底线的言论，还是心明似镜。简单地说，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是有政治欲望的。
　　敢讲真话的梁漱溟道出章和罗的&政治欲望&
　　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右派中最有名的人物，曾被毛泽东称之为&章罗同盟&(亦称&章罗联盟&)。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梁漱溟曾经与他们一起创建了中国民主同盟(前期称中国民主政团联盟)。梁与他们共事多年，交往不断，自然对他们的人品比较了解。尽管当初是为了共同抗日，后来是反对内战，目标是一致的，但梁漱溟在当时即感觉到章、罗两位学术味不浓，特别是罗隆基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味道。而对这些，梁历来是不屑一顾的。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坚持学术研究，谢绝到政府内当官。而章伯钧和罗隆基都是政府委员。章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交通部长，罗在1956年也担任了森林工业部长。他俩身居高位，却仍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两个人喜欢吵架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章伯钧是三级待遇，罗隆基是四级待遇，就像这类待遇差别的事情他们也总是计较，以至于在民盟的会议上，作为民盟的两位领导人，也经常争吵。梁漱溟对章、罗借&鸣放&行私的作法早已了然于心，也就决心不来凑&鸣放&这个热闹了。当然，梁漱溟也并非能预料到反右派斗争后期发生的情况，当然也想不到自己的那两位老朋友会成为&章罗同盟&。
　　与罗隆基共过事的人大都感觉得到这个人的胸襟狭小，而且经常自命不凡。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当初是为了促进知识分子的团结，政治主张是反对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日国共达成停火协议后，10日，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重庆召开，梁、章、罗都是与会代表。梁原来一心只想着继续从事文化研究而不是过问时政。但&大家说：如果爆发了内战，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这样，我就参加了旧政协。外人或者把我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看待;其实，我跟他们是不同的。章、罗他们在政治上有欲望，而我没有。&(见梁漱溟1952年写的《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旧政协闭幕后，梁漱溟一连发文两篇，决心退出政治圈子，专心从事文化研究。但此时马歇尔急着要民盟出面调停国共内战，而民盟负责实际工作的秘书长一职已经出缺数月，民盟实际上是在空转。因梁漱溟威望高，大家都知道梁只想为国家做实事而无个人私欲，民盟的所有的领导层人员，除了罗隆基外，都找了梁漱溟谈话，劝说梁漱溟出任秘书长。著名民主人士鲜特生对他说：&大家公推你干，你坚决不干，一切都落空了&&你一定不干，岂不是要张表老的老命!表老加入民盟是你拉来的，你要他的老命对吗?&(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6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张表老即张澜，是当时的民盟主席。梁漱溟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临危受命。此时重庆国民政府迁回了南京，张澜言明他本人暂时不会离开四川。因此，去了南京的梁漱溟就成为了民盟的实际当家人。罗隆基之所以在秘书长问题上没有表态，实际上是自己想得到这个实职。顺便提一下，鲜特生(鲜英)先生对章罗两位也有微言，他是这样讲当年的章罗的：&他们彼此之间更是水火不相容，罗骂章是马路政客，章骂罗是右派分子，各搞小集团，互相诋毁，那时使张澜主席最感头痛的就是他们两个。&罗隆基和章伯钧一直有政治欲望，当有机会时，他们就会极力表现出这种欲望。其代表作就是以民盟名义提出来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可以说是民盟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设计。抗战胜利后，国共都各自提出了建国的主张。民盟也要为中国的未来设计一种既不同于欧美的，也不同于苏联的新道路，即第三条道路。但是，这种道路因为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是不符合中共的新民主主义，也不符合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实质上还是一套比较典型的的西方式议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的制度。民盟却认为这是引导中国发展的正确之路。罗隆基在旧政协会议后，谈到了国共和民盟的各自政治设计时，不无得意地表示：&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他还说自己是&六分反蒋，四分反共&。到了1957年的&鸣放&，&民盟的前途好&的政治设计又想趁机出山。章、罗两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宣扬中国应该实行多党制。当年一家有影响的杂志《读书》的说法很生动：&反右&运动标志了在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终结。在国共斗争中，民盟实际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反右&后，彻底没戏啦。笔者当然也知道，这个第三条道路在历史上也有进步的一面，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愿意与中共合作，这一点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对于这个第三条道路及其主要倡导者，梁漱溟心里一直是清楚的。1980年梁漱溟在和美国学者艾恺谈到民盟时说他是民盟发起人之一，后来退出了民盟。艾恺请梁就他和民盟的关系作个评论时，梁说道：&我跟其他跟我以外的、搞政治活动的人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几乎都是梦想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议会里头主要是两个大党，这个党上台，那个党在底下&&我以外的人都是梦想这个东西。&&我就是说，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见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第69页天津教育出版社)。
　　反右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肯定是必要的，但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也是令人痛心的。&文革&结束后，中共采取了积极措施，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纠正和补救。日，在章伯钧和罗隆基去世多年后，有关方面为章伯钧召开了90岁诞辰的座谈会。其真实的含义是肯定这位保留&右派&帽子的头面人物在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其一生。梁漱溟应邀与会。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述了章伯钧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其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事情。一贯以敢于讲真话的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以93岁的高龄，吐字清晰，没有稿子，不到十分钟的发言吸引着全体与会者。梁漱溟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他还说：&我同章伯钧先生都是最初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同志。&&他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未能谦虚、谨慎，以至于犯错误。&&所传的&章罗联盟&是没有的事&&这两个人是相争的两面各有才华，各有本事，但彼此矛盾&。&可惜的是，他们虽然都有长处、本领，乃至对社会、对国家都有贡献，可惜都有缺陷，就是不能谦虚谨慎&(见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亲修的《梁漱溟》第334页群言出版社)。
　　三个个有关问题
　　最后还有三点要提及的，一是关于最终究竟有多少右派分子未改正的问题。作为对&反右派斗争&作了比较深入调查了解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在他的《反右派始末》一书中写道：&也真是难得的巧合，经过审查，全国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加上尚须进一步甄别的，不到五千人，恰恰与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全国&右派分子&数字相符!&二是关于&章罗同盟&和&章罗联盟&的名称问题。据有关资料，&章罗同盟& 最早是出现在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而&章罗联盟&则出现在7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是报道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在7月3日一次民盟会议发言中的提法。无论同盟还是联盟，都不是说章罗有个什么正式的结盟过程，而是说他们在政治欲望方面是一致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章伯钧和罗隆基被划成右派以后，很多人，不乏他们的一些至亲好友和长期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揭发了他们的错误言行。1980年以后，这些白纸黑字的材料大多都成了&不实之词&。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要说真话确实也很难，但是梁漱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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