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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一个“外逃者”眼中的苏联
本文刊于《领导者》总第39期（2010年4月）一本奇书雷光汉的未刊书稿《我的中国心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苏联流亡记》是一本奇书，这是一位为躲避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的镇压，于1970年“外逃到苏联”的前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在苏联中亚地区飘泊沉浮的实录。二十世记以来，虽然中国人写的旅苏观感为数可观，但称的上是名篇的却不多，只有20年代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30年代初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及至郭沫若1946年的《访苏记行》和1952年的刘白羽的《莫斯科访问记》，已完全落入程式化的俗套，无一不是对苏联新制度直白的赞美。建国后的访苏游记写得好的也是曲指可数，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只有尚未结集，发表在1957年春《文汇报》上徐铸成的访苏游记，从中多少能捕获一些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的变化（1975年我曾拿着介绍信在南京图书馆逐日翻看1957年的《文汇报》，时间一长，警惕性很高的管理员觉得不对头，就打电话到我单位进行调查，结果很快就禁止我再看了）。另一本就是少年时期阅读的《在阿尔迪克夏令营》，它叙述了一群中国少年儿童在1951年由老师和医生陪护前去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索契附近的阿尔迪克夏令营渡假的经历，曾激起我无限的神往。至于青少年时期在苏联长期生活过的一些高干子弟，则很少看到他们亲自写的作品，主要原因可能还是生活经历的限制，人们只能通过《红樱桃》一类的影视作品多少了解一些当年他们在苏联的生活。中国人写的批评苏联的长篇记实性读物直到1980年代才出版了寥寥几本，其中1984年由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的马员生的《旅苏记事》最具史料和研究价值。另一本是湖南1988年出版的唐有章《革命与流放》，内容都是中共早期党员在苏联党争中被打成托派，在苏联极北地区做苦役几十年的经历，这些苏联大清洗的幸存者在50年代中赫鲁晓夫时期才回到祖国。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虽然有不少在新疆的中国人逃往苏联，但从没听说他们中有人就他们在苏联的生活经历写出了作品，雷光汉先生的这本书稿应是第一本。雷书的贡献和价值雷光汉是文革期间的“外逃者”，写了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他在苏联中亚地区被审查、被监视、做工谋生活等等传奇般的经历，作者被KGB（克格勃）长期监控，以后又试图逃往伊朗，被抓回后再流放到南西伯利亚的国际囚犯农场。 1979年中越之战，苏联入侵阿富汗，他都在中亚，还经历了中苏关系解冻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的岁月，称的上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实录。苏联的中亚地区，而不是远东地区，中国人相对了解不多。文革中红卫兵翻印过反修小册子，写中国留苏生在塔什干，都是苏联人怎么偷偷对中国留学生说他们热爱毛泽东，从这些膨胀的叙述中，根本无从了解当时当地的真实情况。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苏联当局就将许多政治上被怀疑的少数民族大量迁徙至中亚，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就是被安置在阿拉木图，以后也病逝于此。雷先生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底层社会，他接触的多是“下里巴人”，这是那些短期访苏，走马观花的中国高干和社会名流根本接触不到的群体。这些人所写的访苏游记，除少数外，或是浮光掠影；或是借游记抒发满头脑的亲苏、慕苏情愫，在价值上和雷光汉的书稿完全不能同日而语。通过他的书稿我们才知道，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国人在苏联受压最深，岐视中国人最厉害的还不是俄罗斯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中国人都还友好，对中国人最坏的是苏联的xx族等少数民族，“xx人的姓名因和中国人一样，长相也差不多，他们害怕别人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距离拉得越远越好”，所以处处表现出自己对于中国人不一般的“愤恨”。他们口口声声我们苏联怎们好，你们中国怎么坏，每当遇到坏事，都是中国人干的，一逢上节日，大家都紧张，“中国要向我们进攻了”的谣言总会传到耳中。雷先生的书稿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外逃者”，提供了在中亚地区中国人的众生相。例如， “伊塔事件”（月）前在中国新疆军区任少将的维族人（其实是俄罗斯族），跑到苏联后就在阿拉木图市场卖西瓜。作者说，在苏联的中国人死心踏地做汉奸的多是那些素来革命的 “左派”，“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数是这些人……跑到外国来了，失去主心骨了……自然和KGB一拍即合”。相比之下，那些被解放军赶到苏联的前国民党时代的军政官员，一般都洁身自好，也心系祖国。笔者印象特别深的是雷先生提到一位新疆边防军战士，因为一直入不了党就越境跑到了苏联，为了讨苏联人的好，马上将对中国领袖的崇拜转变成对勃列日涅夫的崇拜，他将俱乐部挂着的勃列日涅夫的画像偷偷拿下来，压在自己房间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周围还用红布镶上了边，在像前供着插在酒瓶里的松枝，松枝上挂着一首用毛语录改成的快板诗表达忠心：“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苏联共产党，我一颗红心献给苏联共产党，永远跟着苏联共产党中央”，每天像念魔咒般对着勃氏画像表忠心。他以为这一套在中国吃得开，在苏联也一定吃得开。可是苏联人见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一个苏联老百姓如此热爱勃列日涅夫，更没人在宅内贴他的肖像”。后来也是因为苏方没有接受他当苏共党员，他就把勃氏肖像的眼睛挖了，一个月后，区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判了15天劳役。苏联人下手还是轻的，如果在中国，就凭这一条，就得挨枪子儿。此等鲜活的细节，是那些短期访苏者，甚至留学生也永远无法发现的。“外逃”曾是一个严重的罪名雷先生是一位“外逃者”，这在文革或文革前都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且不说那时被检举“偷听敌台”就得坐牢，“叛国投敌”或“企图叛国投敌”，被捉将回来，不被枪毙，也得判个长期徒刑。最早知道“叛逃”，还是在文革前，报上说中国驻荷兰代办叛逃到美国！看到这条消息使我非常震惊，这么重要的外交官怎么也会叛逃？以后读书多了，知道的也多了，有一次居然发现我喜欢读的那本反蒋小说《侍卫官札记》的作者也是一个“叛国投敌”分子。更有甚者，还听说文革中的中国驻越南大使要叛逃朝鲜，在鸭绿江边被抓了回来，结果被判了十年徒刑 (1979年后该大使获得平反)！以上都还是一些个别现象。实际上，“外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建国后就出现了，1957年后人数迅速扩大，除了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外，在政治运动中蒙受打击走投无路的右派、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只是后者成功的极少。他们大多天真，缺少社会阅历，又不熟悉当地的地理民情，更无钱和蛇头拉上关系，加之不会说广东话，要逃到香港，比登天还难。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1957年在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他倒是头脑清醒，当大多数右派大学生对什么南斯拉夫、英国想入非非时，他既不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政治避难，也不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保护，而是涂改了学生证，然后买了一张南下深圳的火车票，准备逃往香港，谁知刚下火车就被当场捉去，从此在青海格尔木劳改了二十多年。那些成功逃港者，多是广东沿海一带的居民，人数最多的一波是1962年5月，以后才知道这是当时的广东领导者有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饥荒年月中放饥民一条生路，同时也是为了减轻当地的粮食压力。广东老作家陈残云的小说《深圳河畔》的书名很吸引人，可是他一字都未提逃港风潮，在那个年代，谁都不敢公开点出这个问题。与广东大逃港差不多同时， 发生在月的新疆“伊塔事件”，既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有关，也是苏方对中方“反修”的报复，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人员的策动下，北疆几个县有六万多中国人外逃到苏联。在这之后，在中国的压力下，苏方关闭了边界，一直到文革初期。可是没想到，文革中居然还有人不怕死，通过不同方式越过中苏边境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跑到苏联去，而逃苏的人数之多，要不是读雷先生的书稿，也是很难想像的。所以在文革中的大字报上看到老人家就傅聪“叛逃”一事说的一番话，就知道决不能当真。他说，让他们跑（到国外去）吧，让他们去吃黑面包（大意）。虽然在“伊塔事件”发生时，他批准新疆军区的两个俄罗斯族少将（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太也夫、伊犁军分区参谋长马尔果夫）要求回苏联的申请，甚至还指示给他们开欢送会(跟随他们回苏联的还有军队中的俄罗斯等族校、尉级干部四十余人)，但那只是极个别的事例，不具普遍意义。最高领袖批准军队中的亲苏分子回苏联，其着眼点是为了彻底清除苏联在中国军队中的影响。李丹慧的研究提到，“伊塔事件”后，中国大大加快了遣返苏侨的行动，甚至放宽到：“苏联侨民中的政治嫌疑分子和接触一般机密的人申请出境，一般不要阻留，应当迅速批准，让其离境”。“申请出境的苏联侨民，如有未了民刑案件和债务纠纷，应当尽快设法解决”。“苏联侨民的中国籍直系亲属，要求一同出境，可以听其随走”。 中方对要求前往西方国家的苏侨333人，也提供协助，这在过去都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政治上考量，即把“苏修”在新疆的“腿子拔掉”，具体办法就是“挤其出境”。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50年代末在新疆的12万苏侨，只剩下坚决不肯离开的201人了，而他们实际也处在中方的监控之下，这样就基本清除了苏联在北疆地区长期经营而形成的社会基础。所以，桥归桥，路归路，1962年对“伊塔事件”的忍让态度，并不意味中国将把此奉为长期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卡斯特罗在60年代前期的几年让愿意离开的古巴人坐船前往美国的迈阿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苏联（20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列宁曾放了一些俄国著名知识分子去欧州）等都没有这样“洒脱”。东德为了防范它的人民 “叛逃”到西德，日，还特地建了那道有名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不知有多少东德人被自动步枪扫射倒在柏林墙下！也是在1967年，还是从大字报上看到音乐家马思聪在逃到美国后写的那篇有名的文章《我为什么离开中国》，至今还记得这份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却没有声音。写到这里，连想到中国在1979年后允许自费留学，进入21世记后，又开放港澳游、港澳自由行以及中国公民国外旅游，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和进步啊！雷的书稿中说，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苏，最先逃去的汉族人，苏联都送回来了。一送回中国，就开公审大会，把外逃者枪毙了，以后苏联就不往回送了。“这次外逃虽然没有成潮，可经历的时间十分长，一直延续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下乡的知识青年，失败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红卫兵，被打倒的”走资派“，甚至，还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国边防军官兵”。据雷先生的观察，KGB是按几种情况处理的：“凡属受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审查后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凡带家属或孩子逃过来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在审查后安排在城市或农村，大部分在农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问题逃过来的或者在中国有刑事问题的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头头或成员，在审查后便会以”破坏苏联国界罪“送到国际劳改营服刑1-3年，再送到集中中国逃亡者的北方农场干活”。雷先生说，中国人过来以后，大部分在农场或工厂打工，也有照相，钉皮鞋，卖烤肉串的，只有个别人当上了教员，医生和画家，也有以后成了工程师，博士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保留了中国国籍，大部分都入了苏籍，少部分不愿归化苏联的人就持无国籍者的护照生活。这些当年的外逃者如果不是文革结束，注定是要被当作“叛国投敌分子”永远受到谴责，他们自己也不敢回国，除非认罪自首。雷先生在1980年代后，作为“无国籍者”，和我国驻苏使馆取得了联系，使馆人员对他亲切有加，还恢复了中国国籍。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内大气候发生了变化。他有所不知的是，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潮中，最高法院1979年后有了新精神，宣布要将因生活困难，出去投亲靠友，找生活出路，或在运动中因一般问题，或没有问题而偷越出境的人与因贩毒等追求私利而出逃的人区别开来，更要同为叛变投敌，资敌而出逃的人区别开来，前者是违法行为，后者是犯罪行为。这样，雷先生等才获得解脱，后来还成了爱国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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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帝国学分析家读雷光汉苏联逃亡记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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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缅怀恩师】 一封寄往天国的信
雷光汉老师全家福，站在后面的是他的女儿雷鳗澧尊敬的雷光汉老师：日下午，像往常那样，我打开新浪邮箱浏览信件。蓦地，一行字跳入眼帘：我父亲雷光汉已于10月5日逝世。落款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我认出是雷鳗澧，您的女儿。犹如五雷轰顶，我一时不知所措。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时，白底黑字，赫然分明。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因为不久前我们还通过几次电话。香港凤凰卫视打算采访您，辗转打听到我，又通过我联系到您。他们希望您能回国来伊犁，因为若去哈萨克斯坦，既要办护照，又要签证，很麻烦的。我把他们这层意思转告了您，过了一天，您回电话说家里人不同意您去伊犁，理由是年纪太大，又患过脑中风，不放心。不过，从电话中能听出您的身体状况还不错，怎么就突然去世了呢！回想起来，您在“文革”期间亡命前苏联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1992年新疆举办首届乌洽会，您自哈萨克斯坦回国，来到伊犁。不巧报社派我去乌洽会采访，我们失之交臂，错过见面机会，这一晃就是20多年。虽说近几年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但也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尤其您几年前突患脑梗，身体状况和记忆力大不如前，又年事已高，来日无多，不免让人心中牵挂。我曾和克拉玛依的同学王生海约定，待明年他办上护照后一道去哈国探望您，谁知还未成行，您就撒手西去，让我们的愿望化为泡影，铸成终生遗憾！我当即给雷鳗澧和您的家人发去唁信，又通过微信迅速将此噩耗传至霍城老三届微信群，先后有16人在微信中发帖表示哀悼。接着，初67届校友左和平又来信希望我代表原霍城一中学生给您的家人发唁电致哀。谁料通讯事业发展太快，电报业务早在几年前就已终止。我只好委托在霍尔果斯做生意的儿子给您家里打国际长途，向您的家人表达您当年的学生最沉痛的哀悼。&（一）在您去世前的几年中，在您人生的最后阶段，我是原霍城一中您教过的学生中和您联系最多，对您最为了解的一个。这主要源于一个嘱托。日午后，家里的座机铃声响了。电话是乌市新疆教育学院的陆云章老师打来的。陆老师也是原霍城一中老师，曾给我们教过化学和俄语。他说您就在他的身旁，想和我说几句话。自您30年前亡命前苏联，一直不通音讯。如今您回国了，而且就在陆老师家里，真是令人大喜过望。雷老师与陆老师1992年在赛里木湖畔合影我们在电话中谈了很久，谈分别后各自的经历，当然主要是谈您在前苏联几十年的遭遇，谈大家对您的惦念，也谈到了您此行的打算。原来，您此行是到北京参加北大1955级同学聚会，返回哈国途中在乌市逗留的。临末，陆老师嘱托我帮助您跑一跑落实政策的事。您是全疆唯一在“文革”期间因写文章获罪被错误处理而且至今未予平反的国家公职人员。1980年代，在全国范围的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许多包括“文革”前被错误处理的人都获得平反，而您远在异国他乡，音讯不通，错过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机会。而今时过境迁，“大气候”已不再，落实政策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您既然话已出口，即使再难，学生自当尽力，我便应承了下来。您生于1935年，正好大我一轮，也是属猪的。我们好像彼此有缘。1963年我从原绥定一中初中毕业考取原霍城一中高中部后，您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您是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得意门生。反右期间，就因为说了句“江东64屯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的大实话，结果被打成有“反苏言论”的右派，发配校办农场劳动改造，推迟一年毕业。也是基于这个原因，1961年毕业被发配到边远的新疆，又一直发落到边城霍城县一中任教。虽然您已属摘帽，但“右派”从此如影随形，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您的身上。政治上的冷遇丝毫掩埋不了您学识上的光辉。您教的课最受学生欢迎。您上课时很少看教案，总是昂起头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您的学识是那样渊博，带着湖南腔的普通话是那样铿锵有力，从眼镜片后射出的目光又是那样睿智而有激情。讲到兴浓处，身前的讲坛被您的肚皮一拱一拱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您的这个习惯至今我还记得。在您的影响下，我尤其偏爱文科，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关系密切了起来。您的宿舍是班里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时常光顾的地方，就是在您的宿舍里，我认识了您高中同班同学，时任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宋政厚老师。我后来之所以走上新闻工作道路，追根溯源，应当是受了您和宋政厚老师的启蒙。记得上高二时，学校开展建校劳动和红色宿舍运动，您鼓励我给伊犁日报投稿报道。我采写的新闻稿都是通过您给寄出去，先后被采用的。您还不忘把报社寄来的见报稿和稿费给我，这应当是我给报社投稿的最早记录。您不仅课讲得好，而且非常执着于所学的历史专业，力求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在教学之余您开始搜集资料，撰写《伊犁史话》，并陆续在当时的《伊犁日报》副刊上登载。在伊犁，您是撰写《伊犁史话》第一人。记得我在您的宿舍里看到过您放在一个纸箱子里的《伊犁史话》底稿，都是用方格稿纸誊写的，足足有十几本，据说新疆人民出版社已经答应要给您出书了。而且，您还给《伊犁日报》“炉边夜话”栏目撰写杂文，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万万没想到，1966年“文革”开始您遭了大难：就因为在《伊犁日报》副刊撰写专栏文章《伊犁史话》和《炉边夜话》，被当时的学校社教工作组上挂下联，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组织全校师生批判。我受极左思潮的裹挟，也违心地站出来批判您，甚至要和您划清界限。若干年后反思当日，觉得自己就像个跳梁小丑，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痛心疾首，悔恨不已，不该在您被撕裂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我多么想在见到您时当面表示忏悔，但这个机会再也不会有了！中国的政治运动是从前苏联学来的，向来以整人为目的。不整人，整不出问题何以显示运动的正确！运动后期，您被错误地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劳动。您对此不服，“文革”中辗转乌市、北京上访，与我在西安巧遇。后来，回到新疆，我们又在新疆大学武鹏云处见了面。方知您的问题已经自治区“落办”批转原霍城一中，您正准备返回学校。再后来，听说您拿着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赛福鼎的批复回去，当时掌权的一方也不认，只发给您生活费。直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之初您被迫逃苏为止，我再未见过您,那一年，您还不到35岁。说起您亡命前苏联，不得不提到那个“一打三反”运动。这是“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大泛滥，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导致无辜群众死亡最多的一次运动。您的好友，北大才子沈元和林昭，就分别被以“叛国罪”和“反革命罪”处以死刑。他们的死，深深触动了您敏感的神经，也是导致您选择外逃的根本原因。您本来是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文革”初期，当有人企图动员您一道逃苏，您还检举了此人。谁料，您最后却选择了亡命前苏联。命运，给您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自从承担起为您奔走落实政策的重任，四年来，此事就像一座大山压在我的心头。我自知力量单薄，又联系家在霍城的同班同学刘志琦、代永升（已故），共同为此而努力。为您落实政策，平反昭雪难度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时隔久远，人事变迁，档案丢失，文件难寻。尤其如今的办事人员都属80后，当年落实政策时还没出生，他们全然不知当时的情况，更对受害者缺乏同情感，与他们沟通起来非常困难。所幸当时的江苏县委书记比较通情达理，批转县委组织部负责落实。于是，便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平反之旅。雷老师与原霍城一中部分师生合影。四年间，在伊宁市和霍城县之间奔波往返了多少趟连我自己也已记不清。先是由组织部小王接手，因找不到当年落实政策的文件，拖了许久；后来她要生小孩，又交给小安负责，小安也以没有相关政策为由一直拖着。其间又牵涉到向您索要中国护照印影件，通过您与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联系核实您的中国国籍问题等等。这些要求都满足它们之后，县委组织部的答复是只能落实您的右派问题，对“文革”中您遭错误处理问题无法落实。这就意味着“文革”对您的错误处理不能平反，处分不能撤销，不能收回安置，也不能补发多年扣发的工资，按退休对待，您的落实政策被大打折扣。谁都知道，右派问题是您文革遭难的前因。这种只顾前因，不问后果的所谓落实政策，不要说您难以接受，就是我们也通不过！我又去找县委书记反映，可当时正面临县委领导调整，江苏县委书记离任，当地派来的书记接任。有人以一顶“叛国外逃”的帽子关上了为您平反昭雪的大门，使得您落实政策四年的努力付之东流。说起“外逃”，这在文革或文革前都曾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罪名，许多被抓回来的外逃者大都难逃挨枪子的命运。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最高法院有了新精神，宣布要将因生活困难，出去投亲靠友，找生活出路，或在运动中因一般问题，或没有问题而偷越出境的人与因贩毒等追求私利而出逃的区别开来，更要同为叛变投敌，资敌出逃的人区别开来。这样，您才获得解脱，后来还成了当地爱国侨领。然而，此人孤陋寡闻，身子进了改革开放年代，思想还停留在文革时期，轻而易举断送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让人可悲而又可叹！在为您落实政策奔走的日子里，也是我们之间联系最为频繁的时期。我们通过电话、网络，交流信息，互通情况。您多次向我询问当年的一位同乡、朋友，曾经在伊宁市自来水公司工作的吴明礼，可惜我没找到。您也问到当年的文友赖洪波先生，1992年您回伊犁还给他赠七律一首：抛却岐黄谈玄黄，风流才子当年郎。君展大才共伊水，我却落难远潇湘。不是离人多烦恼，可怜乱世谢春光。廿年啼尽子规血，何日再聚共一觞。您还多次问到吴秀兰，您当年的女朋友，由于您遭到错误处理，你们的关系被无端拆散，成为您心中永久的伤痛。当然，通过新浪邮箱，我也先睹为快，第一个读到您发来的32万字的电子书《我的中国心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苏联流亡记》。这是您在2000年65岁之际，花费一年功夫写成的。是您亡命前苏联几十年曲折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一部血和泪凝结的历史。为免受政治迫害，您于1970年4月被迫出逃前苏联，被KGB反复审查。由于您拒绝为其服务，不愿充当反华马前卒而被安排在阿拉木图一家工厂当车工。因不甘忍受人身歧视，密谋从土库曼斯坦越境去伊朗，不料被人出卖，又身陷囹圄。在KGB监狱坐牢七个月后被流放到南西伯利亚，其间，因再次拒绝为KGB效力，不写反华文章而被延长两年流放期。流放结束，定居江布尔市（今塔拉兹），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其后，又经历苏联解体，卢布贬值，生活无着，被迫去摆地摊。哪怕困难有天大，您也不向当权者屈服，始终保持了一个中国人高尚的民族气节。雷老师在乌市与原霍城一中部分师生在一起。前坐着左为雷光汉、右为陆云章书中记载了众多的人物，有KGB的官员，警察局的警察，有工人、市民、农民、游民，包括中亚各国，各个民族的人种，但更多的是从中国逃亡来苏的各类人物以及当地华侨。我十分惊异于您的记忆力：几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一些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对话甚至包括具体的情节、细节，在您的笔下都得到还原，轮廓清晰，栩栩如生，真让人有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之感。您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使在前苏联那种寄人篱下的环境里，您也没有丝毫的媚骨：您敢于对KGB说不；在流放地遭人欺辱时，您敢于挺身而出，冒死相搏，以致被人打成重伤，送进医院；朋友有难，您可以倾其所有，全力相助。当我读到您在国外流亡18年后第一次踏上国土，激动地趴在地上，亲吻祖国的土地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任双泪横流。哪有这样的“叛国外逃者”！哪有这样的“KGB特务”！您的行动再一次粉碎了世俗对您的污蔑。我想，您这种鲜明的性格特征，不仅仅基于您湘西土家族的民族基因，也不仅仅源于“湖南骡子”的秉性，更多的还是来自您所受的教育——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几千年来流淌在他们血管里的民族气节。也许是上苍有意安排，也许是时势和命运使然，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安排您这位懂历史，有才华的人去吃这段苦，然后用您手中的笔描绘长期以来被面纱笼罩的中亚国家独特的社会生活，去完成一部不朽的传世之作。如果说，您这一生曾遭遇过诸多不幸，那么，您也有幸运之处，那就是您用心血写就的三十万言的回忆录《我的中国心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苏联流亡记》，这无疑是您的幸运之作。从这个意义上看，您这几十年的苦没有白受！已故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生前在读过这部书稿的电子版后，曾挥笔写下一篇13000字的书评。他满腔热情的评价道：“这是一部奇书。”“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雷先生的书都是有很高价值的。是他用半生的心血写出来的，值得研究和关心中苏关系史的人们的重视。”您的挚友、同乡，著名建筑史专家、您这部书的序作者萧默博士生前曾极力支持您写这本书，并答应帮助出版。他在“序”中写道，这本书“不仅具有个人记忆的特殊价值，更是那几十年的苏联，包括中亚各国尤其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相、众生相、世间相的写真。比起现在已经常可以读到的中国人在西方的经历更具有稀有的独特价值。”可惜的是，由于萧默先生的猝然离世，以及其后您又突患脑梗，这本书的出版遭遇搁浅，直到您去世时也未能见到书的纸质版面世。&（三）在与您交往的几年中，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您虽在中亚社会底层生活了几十年，但骨子里依然是书生本色。比如您虽已届耄耋之年，但思想依然十分单纯；比如遇事耽于意气，比较容易冲动；再比如您侨居国外多年，算是个局外人，但您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依然十分关切。这些，从我们往来的电话和信件中可以看得出。2012年8月，您大约有快三个月没来电话了，我隐隐有种不安。我让在霍尔果斯做生意的儿子打电话到您家询问，方知您在三个月前突患脑梗，眼下正在治疗与恢复。过了两天，家里电话铃响了，是您打来的。电话中您说话声音含混不清，原来是脑梗压迫住了说话神经的缘故。从您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才知您发病的原委：2012年5月，我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问题上发生冲突。您出于对国事的关心，当即打电话给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询问事态的发展。作为一名爱国侨领，这本属爱国之举，理应得到肯定。谁知这位总领事大人竟冷冷地回答：“这是国家的事，用不着你来操心！”您急欲争辩，对方却把电话挂了。此前，在苏联解体，中哈两国刚刚建交时，逢年过节，中国驻哈大使还亲自到塔拉兹市您的家中拜年，问寒问暖。如今一个小小的总领事，却如此摆谱！您越想越不是味，当晚就突患脑梗。2010年3月雷老师在乌市与原霍城一中部分师生在一起。前坐着左为雷光汉、右为陆云章日，一封《关于为雷光汉老师解难捐助的倡议书》通过互联网迅速传到各地，我们几位您当年的学生发起了这项捐助活动。您退休后每月只能领到相当于人民币不到两千元的退休金，前一阶段治疗已花去家中全部积蓄（苏联解体一夜之间您的全部存款变为废纸，为生存年过七旬还在打工）。“羊有跪乳之恩，鸟有反哺之情。人谁没有难处？雷老师就正在难处。他在国外孤立无援，我们这些当年他的学生不帮他，谁来帮他！”倡议书中这些满怀激情的话语仿佛一根火柴点燃了原霍城一中师生的爱心之火，从伊犁河谷到首府乌鲁木齐，从大洋彼岸到黄浦江畔，一个为您解难捐助的热潮迅速兴起。在这次捐助活动中，原霍城一中共有52名师生捐款人民币16600元。其中高68级在已故校友马德的带动下捐助5900元，占总数的35.5％；远在美国的高66级同学黎冬梅一人就捐了1000元。日，这笔捐款和捐助名录及时交到您的手中。您收到这份饱含着师生深情的心意，当天就通过新浪邮箱发来您用颤抖的手写出的歪歪扭扭的亲笔信。信中写道：“亲爱的高栋、志琦、传惠、马德、建胜、司金、建忠、洪银、建新和原霍一中高65——68，初67各位同学：你们好。你们给我捐赠款计贰仟陆佰柒拾美元今天下午2点收到了。情深义重，贴心暖肺，我们家十分感动和感谢。回想往事，半世纪前我们相聚一堂，共习科学，同研学术，其乐融融。不意祸从天降，我逃生国外，失去了和大家切磋的机会。不过我原霍一中学生一个个成为栋梁之材，为国家做了大贡献，也叫人心慰。”您的这封来信我一一转发各地参与捐款的师生。其实，我们不过做了件应该做的事，仅此而已。在当今社会，对素不相识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应解囊相助，何况对曾经给予我们知识的老师！（四）您的病是因国事而生，即使身染沉疴，年事已高，您对国事的关心，对祖国的热爱依然丝毫不减。2012年国庆节后一天，这是您中风后的第四个月。您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黄岩岛，钓鱼台（岛）事件接踵而来。恶强之日寇，宵小之菲律宾，皆有胆向我叫板。我国外交政策应该大变。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类。谁和我搁置了争议，又共同开发了？二次大战完结和中日建交时，我国领导放弃要日割地，赔款，彻底惩办战犯，出兵占领日本土地，特别像俄国占北方四岛一样占我国耻地（马关条约签约地日本对马岛），收回琉球等各项权利，才吞今日之苦果。我子孙后代应代代牢记。东望祖国，心潮汹涌；回首历史，痛心彻肺。当年我当‘右派’的几点预言，不幸后来都成了现实。”果子沟，作为我国连接中亚的重要通道，一直是您关注的目标 。在当年12月26日的邮件中，您这样写道：“果子沟是值得深入探讨其历史的，是成吉思汗大军西征所开通，长春真人有长诗咏此，沈元给我在北京图书馆搜集不少资料。可惜他惨死，我流亡。还有林昭，我们同桌坐着学习了一年公共外语。20世纪下半期，北大文科两大才子（沈、林），都落得如此下场，令人肝肠寸断！”日，针对新加坡李光耀一篇对我国不利的讲话，您在邮件中写道：“想不到李（光耀）已由上世纪为东南亚独立奔走呼唤，为中国改革开放奔走献策的开明人士变为美日反华的代言人。我国际处境日益险恶。不过，我国政府即将换届，近来听了习、李奔海疆山区，呼唤扩大深入改革，强国强军，建设海洋强国，叫人兴奋。”日，是“七七”抗战78周年纪念日，一清早，年过八旬的您便从哈国塔拉兹市家中打来电话。您问我抗战时期有个常德保卫战知道不？您告诉我，1943年常德保卫战时您才是个8岁的娃娃，和小伙伴们冒着炮火，背着细细的米袋子给前线的将士送粮食。而湖南常德就是您的家乡。您还问我解放后为什么不宣传常德保卫战？抗战胜利后为什么不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您说，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回老家，看到常德保卫战的遗址已被推平，上面建了一座书有“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水泥碑，心情格外沉重。常德保卫战是国民党军队打的不错，但国民党军队也是中国的军队，在常德会战中付出了伤亡6万人的代价。难道打日本鬼子牺牲的国民党将士不算烈士！30年后，您从国外再次回家，那座颂扬毛泽东的碑不见了，而在原地矗立起一座常德保卫战烈士纪念碑，您的心情一下子变好了。您还是个十分重感情，讲友情的人。您多次告诉我您和萧默、陆云章的友谊。萧默是与您相交半个多世纪，感情胜似亲兄弟的朋友。1994年，在人讯两隔将近30年以后，他多方打听到了您的下落并和您联络上了，寄来了100美元。1998年又资助您回北京在他家欢聚，并鼓励您写下这本书稿。2010年，他和他的朋友又一次资助您携书稿去北京，并不顾老迈之身，为您仔细修订书稿，极大弥补了因为您与祖国文字的长期隔绝而致的语不及义之憾。您说，你们是贫贱之交，患难之交，刎颈之交。在原霍城一中的同事中，您与陆云章关系最好。几十年来，虽然彼此不通音讯，但你们心心相印，肝胆相照。文革后您每次回国，都在他家落脚，你们情同手足，无话不谈。1992年首届乌洽会期间雷老师同吴祖英老师、陆云章老师的合影。日，就在您参加北大历史系五五级同学聚会返回乌市与原霍城一中部分师生见面回到哈国后，您给陆云章寄来一封信。您在信的结尾写道：“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永远热爱和忠于我亲爱的祖国。”信末，您还附七律一首，以表心迹：寄身瀛海我何之，为表真情赋旧诗。寂寂长夜听鸣笛，片片绿叶染黄枝。多少往事多少梦，无限江山无限思。但愿中华人长久，再无黑云压城时。不料就在你们见面后不久，当年7月，陆云章不幸辞世。对此您非常悲痛，曾作四言古风一首，以志纪念。“他们二人都是我的至交，我最亲的人。他们都比我小，可都先我而去！”每当提起他们二人的死，您都非常伤感，声音哽咽，唏嘘不已。我理解您的心情，人世间朋友易得，知己难寻啊！您的来信和电话，字里行间，言谈之中，无不跳动着一个爱国者的拳拳之心和对挚友的怀念之情。尽管您身处异国他乡，蛰居草野乡间，去国46年，但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您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情怀依然不变。您熟读历史典籍，懂得做人根本。张骞困于匈奴，不忘使命；苏武北海牧羊，不辱使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的千古名句正是您亡命天涯的真实写照！在威逼和利诱面前，您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保持了中国人的人格尊严和民族气节。您俯仰天地之间，无愧中华民族，至死也没做一件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的事，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了一个海外游子对祖国的忠诚。这，正是我们这些您当年的学生始终敬重您的原因。有人指出，您的辞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仔细想想，此话颇有道理。在那个年代，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因为讲真话，讲实话遭了难。他们或过早地非正常死亡，或日后相继谢世，已陆续离开人世。您早年亡命国外，到了晚年还不能落叶归根，这一人间悲剧是时代造成的，是时代对您不公，您本身并没有错！在您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尊敬的雷老师： 人生褒贬有春秋，斯人已逝存英名。天国路远，您放心地走吧，您虽死犹生，死而无憾！&& & & & & & &您的学生:高 栋（承献）& & & & & & & & 日作者简介：&高 栋，1947年5月生人，原名承献，陕西绥德人。2003年获得高级记者职称，退休前供职于新疆伊犁电视台，曾任自治区记协理事、自治区广播电视学会理事，自治州广播电视学会秘书长及伊犁电视台副总编辑。新闻作品曾多次在自治州、自治区和全国获奖，广播新闻专题《两个母亲的心灵世界》曾获中华《大地之光》征文特等奖（全国仅六名）。文学创作始于上世纪末，已在各类报刊、网站发表散文、随笔、特写、报告文学、文艺通讯300余篇。2005年4月出版个人通讯论文集《潮涌伊犁河》，同年加入自治州作家协会；2011年2月出版散文随笔集《秋实集》，并于当年成为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2015年4月出版第二本散文随笔集《我的记者生涯》。点击，查看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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