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枫：回忆在昌五的岁月
&&&&我生于肇东昌五，在那里我度过最宝贵的童年、少年，对故乡的深厚情感永远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
我离开故乡已经半个多世纪，已很遥远，可我的心灵从未有离开过故乡，下面就是我对在故乡生活的一些回忆。
一、我出生在昌五北门里
１９３１年农历正月廿一日（二月八日）我出生在昌五城北门里西北隅的一个泥水工的家中。
　　我出生不久，就患了抽风病，俗话说：七天风，八天扔，我的小命儿几乎交待了，一抽风就是一、二个小时缓不过一口气来，别人都以为我死了，让我母亲扔掉，母亲舍不得，不断轻轻抚摸我的胸脯，摆弄我的手脚。我抽风时两只小手攥得紧紧的，呼吸停止，过了好长时间，喉咙里才呼噜一声缓过气来，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母亲就高兴地将我抱起来，过不了一个时辰，我又抽过去了。请医生灌了几次药也不见效，抽了八、九天，后来有一个老中医出了一个偏方，才救了我的命。我的灾难过去了，国家的厄运却来了。
　　我诞生的那年正是中国东北沦陷的多灾多难的多事之秋，我出生前，东北处在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之下，肇东县昌五城归黑龙江省管辖，有张作霖的亲信外号叫吴大舌头的吴俊升为省督军、省主席，县城驻防的军队也是东北军。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奉系军阀头子，当时执掌北洋政府军政大权的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因在关内与北伐军作战失利，决定退回东北自保时，在他回沈阳的专车行至沈阳皇姑屯三洞桥时候，被日本军早已在那安放下的炸药将他乘座的专列炸毁，张作霖的六姨太及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均被炸死车中，张作霖因伤重于上午也命丧黄泉。后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１９２８年底，张学良宣布在东北易帜，东北统归南京国民政府领导。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０日张学良处决了杨宇廷与常荫槐，万福麟任黑龙江保安司令统辖军权。因“中东路事件”中苏开战，中方损失严重，以谈判解决争端。东北的动荡局势刚刚平息，虎视眈眈的日本发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必须以武力占领满蒙”等侵略叫嚣。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外复杂的时候，我来到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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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时期的昌五城图&
　　我家住在昌五城，是县府所在地，东北发生的大事件，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的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因其地处黑龙江省南部，偏离边境与铁路，小城相对稳定一些。当时因为昌五城建城才二十来年，许多新住户涌进城内，都要建房筑屋，我父亲在泥水班上，天天为那些新进城的人家打墙、垒屋，生活较为稳定。
　　就在这一年九月，日本人将南满铁路炸坏后，制造柳条湖事件，反诬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炮轰东北军的北大营，大肆进攻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军占领沈阳后，向南满各地疯狂进军，由于蒋介石抱着不抵抗主义，日本侵略军很少遇到抵抗，所以日军接着占领了长春、本溪、抚顺、鞍山、丹东、凤城、公主岭、复县、辽阳、铁岭、开原、昌图等城镇。为了指挥全面的侵略战争，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到沈阳，２１日日军又占领了吉林和吉长铁路沿线，南满、中满烽火漫天，到处有日寇铁蹄践踏。黑龙江黑河警备司令兼东北军第三旅旅长马占山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和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于１０月在嫩江桥坚决抗击日伪军进攻，江桥抗战爆发。尽管日伪军有飞机大炮掩护下疯狂进攻，马占山部英勇顽强抵抗，接连打退日伪军进犯。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地纷纷募捐慰问马占山抗日官兵。昌五城商绅也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后马占山因无援兵放弃江桥与齐齐哈尔转移到海伦，仍然坚持抗日，并向各县致电通告停止向省城解送款项与公文，并警告“倘有甘心附逆或向日本人势力下所成立之伪省府与任何维持会等献媚求荣者，一律以卖国论罪！”。
　　肇东人民万分痛恨日寇对我东北侵略，于１２月５日在昌五城召开民众大会，与会的上万民众同仇敌忾，坚决抗日，全县军政警学商农、士绅及全体民众通电抗日，电文说：“肇东全境有壮丁７万人，枪马齐备有１５０００人，现已开民众大会，兵民议决，一律编为抗日救国军，甘愿为马主席前驱，歼彼小丑，还我国土”，充分表现出肇东人民爱国精神。
　　由于局势大变，马占山在内外无援的情况下，被迫暂时与日军妥协，同意放弃黑龙江省省长地位，日本人任命汉奸张景惠为黑龙江省省长，二月份日军进攻哈尔滨，李杜将军率部抵抗日军进攻，开展了哈尔滨保卫战。
　　不久，日本人率伪军进入肇东县城昌五，驻几日又撤出，东北人民同仇敌忾，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救国军，过去一些土匪也转向抗日，更有红枪会、黄枪会、大刀会等抗日队伍出现，这些队伍都是工农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由法师统领，听信法师之命，吞下ＸＸ符，念上咒，就刀枪不入，红枪会手拿红缨扎枪，头包红布，身穿红衣，像妖魔一样冲进昌五城。红枪会刚走，黄枪会又进来了，他们拿着黄樱枪，身穿黄衣，头扎黄巾，高声呐喊着冲入城中，大街小巷乱杀乱叫，名义是寻找日本军。他们走后，大刀会又进来了，日本军还未来攻打，但不时有飞机飞临昌五上空盘旋侦察。
　　小小昌五城怎能经得起这样折腾，闹得百姓惊惶失措，苦不堪言，能逃出去的都逃出城去了，因城门把守挺严，一大群人逃不出去。红枪会进来红枪会把守，黄枪会进来黄枪会把守，不准进出。
　　我家因住在北城墙根下，我的父亲半夜里带着我大哥、二个姐姐从城墙下水洞爬出去，逃到七井子姑姑汤桂花荣家避难。我母亲缠足走不动路，又有刚满周岁的我和八岁的二哥，无法逃出，只好在家留守。白天门窗关的挺严，母亲、二哥和我被埋在柴禾堆里，母亲抱着我，二哥坐在离母亲有一米远的地方，四周都是柴禾，母亲告诫二哥，不管什么枪会进来怎么喊叫，你也不要吱声，扎枪扎在你身上也不要喊出声，要挺住。二哥口中答应着，实际上这种嘱咐是多余的，一个八岁孩子，扎枪扎到身上他怎能不作一声，幸好，那两天红枪会没进我家院中。第三天夜里，父亲不放心我们，又摸黑在城外由城墙下水洞中进城来接我们，母亲领着二哥，父亲抱着我，在暗夜里悄悄走到北城墙下，顺水洞一点点爬出城去。母亲怕我哭出声，被把守城门的大刀会听见，竟然捂着我的嘴，爬出城墙，然后又越过护城壕，连夜逃到十几里外七井子姑母家中。乡村比县城相对来说是安静的，日本军没来过，红枪会、黄枪会也没到过，不过城里很多人都跑到乡下，乡下就十分拥挤了，我当时不懂事，长大了听母亲说，姑母家当时来了２０多口人，炕上地下全住满了，我的姑母很喜欢我，背着其他亲戚偷着给我煮鸡蛋吃，当时这是最优厚的待遇了。
　　二、李海清攻克昌五&&&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日本泡制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清朝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为伪皇帝），我们故乡也沦陷了。在昌五城成立伪肇东县公署，汉奸程汝林任伪县长。为防止和镇压民众抗日活动，日本人派来了两个团的伪军驻扎在昌五城，这两个团都以团长姓为名，一个团长叫涂金胜，部队叫涂团，一个团长姓宋，群众呼为宋团。他们除了严守城门外，在城墙的垛口和炮台上都放上哨兵，昼夜坚守，并在十字街修了一座炮台，架着机枪，日伪认为有两团兵力镇守肇东万无一失。但是中华民族是有爱国传统的，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和英雄，如今日本侵占东北，东北人民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抗日救国的精神是不屈不挠的，各抗日义勇军不因为日伪建立伪国就停止战斗，更加仇恨地反抗日本侵略者侵略行为。五月二十日清晨，抗日义勇军李海清部如同天兵天将一般突然包围了昌五城，伪县长程汝林得报吓得惊惶失措，立刻跑到守军团部，和两位团长商议守城，两个团长知道李海清有万余官兵，自己能否守住县城心中很没信心，但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一面打电报向日军求援，一面部署北门和西门由宋团守卫，南门与东门由涂团负责，每个城门都放上一个加强排把守，城墙上的垛口也各布守军，街中的炮台四个枪孔一面设一挺重机枪，义勇军从那方面冲进来，就用机枪在那方面扫射。
　　上午１０时，李海清下令攻城，首攻西门，据我父母回忆，当时枪声密集如炒爆豆一般，只觉得子弹在头上飞，吓得我父母把我们按在炕沿下面，躲避流弹。
　　李海清攻打一天昌五，因守军抵抗甚烈，没有打下来，心中十分气脑，他当晚召开连以上军官开会，部署第二天一定拿下肇东县城，这支转战南北的抗日队伍，没有攻不下的城，在昌五就被阻挡了，军官们也都十分焦急与气脑，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表示明天誓夺城池，消灭鬼子汉奸。李海清在会上铁青着脸说：“日本鬼子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妄想长期霸占我东北，我们决不当亡国奴，坚决要把他们消灭掉，把伪满洲国打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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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青攻占昌五&&&&&&&&&&&&&&&&&&&&&&&&&&&&&马占山照片
军官们挥拳发誓：“明日誓夺昌五城！打倒伪满洲国！”
　　李海清具体交待攻城作战方法，攻城部队又重新作了调整。
　　李海清祖籍山东原名李青山，这年三十七岁，他身材高大，膀阔腰圆，方面大脸，双目有神，声音洪钟，做事果决。他九岁随父母由山东逃荒到东北，先在肇原县一个农村为地主放马，后又学了一年瓦匠，因为放马练就了超人的骑术，二十多岁时委身绿林，报号海东青（海东青是松花江下游的一种猛禽），拉起了一个几百人队伍，出没松花江两岸数百里，官军对他数次讨伐都无功而返。１９２５年，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招抚了李海清，委为营长。１９２８年６月吴俊升在沈阳与张作霖同时炸死，万福麟任省督军，在整饬军纪时因海青身负命案，将其押在省城，他得知吴帅被炸死，痛心疾首发出如有朝一日能出狱中定杀倭寇为吴帅报仇。马占山代理省主席时，知其有抗日志向将他放出，恢复官职。
　　“９．１８”事变后，他受马占山委托，回肇源老家去招抚和改造土匪队伍，他回家后，为了抗日，他变卖田宅，招兵买马，联络各部，数日间竟聚集５千余人。马占山十分欣喜，任命他为别动队总队长，后因其在江桥抗战，身先士卒连续打退日伪军数次进攻，在十三间房战斗和在省城战斗中都立下战功，在士兵中威望日高，马占山升任他为旅长。
　　１９３２年２月马占山首到哈尔滨与日本人表示妥协，李海清非常失望和不满，二月下旬马回到齐齐哈尔任伪龙江省长职，一天秘密将李海清与张钧武叫来与其密谋，嘱其率部伪装哗变，诈降日伪，寻机接近伪执政溥仪，将其劫出，以破坏敌人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
　　李海清这个刚烈汉子一听抗日，精神立刻振作起来，向马占山表示说：“抗日救国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随后便按马占山命令，回到部队就伪作哗变，率军三千余冲出齐齐哈尔南下，二月下旬在肇源以东过江，进入扶余县向长春方向进发。派人到长春向汉奸头子熙冶联系，实行诈降计划。此时因日伪正积极筹建伪满洲国，因恐有诈，不肯受降。李海清知道难以达到劫持溥仪计划，就公开亮出抗日讨逆大旗，将所部改为“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然后挥军直逼扶余，因其沿途不断宣传起兵抗日救国的宗旨，许多爱国工人、农民和哗变士兵来附，扶余境内大小股匪也纷纷归降，队伍很快扩充到万余人，声势浩大。扶余汉奸县长顽抗不降，在伪满洲国成立半月的三月十五日李海清攻下扶余，杀了汉奸县长，不久又攻下农安，军锋直逼长春。日伪甚为惊恐，调动万余日伪军来攻海清部队，并派出一部绕道去攻打扶余。李海青恐扶余失守，自己腹背受敌，便撤出农安回师扶余，打败了来攻的日伪军。四月中旬，李海青得知马占山已经离开齐齐哈尔到了黑河，重新举起抗日义旗。他欣喜若狂，为此大宴官兵，命八团留守扶余县城，自己率主力北上与马占山会合，五月五日渡过松花江，一路上“旌旗月影军容壮，草木风声贼胆寒，”所过之处敌伪逃窜。七日进入江北薄荷台、二站等地，接着继续北上，七、八日抵达肇东昌五城下，为消灭敌伪势力，二十日发动进攻。虽然攻打一天没攻下来，李海青并不气馁，他有信心，他对部下说小小昌五攻不下，还怎能打败日寇，要一鼓作气攻下肇东县城。
　　５月２１日天刚亮，李海青即指挥攻打昌五，军队士气旺盛，一举攻至城下，眼看攻到城头，日本飞机飞临上空，对义勇军进行轰炸、扫射，李海青恐军队损失，只好命令隐蔽，敌机飞走再攻，可是敌机飞走又飞来，所以，第二天仍未能将城攻破。
　　城虽未下，义勇军的军威对敌人威慑甚大，伪军宋团仅在昌五二个多营，有一个机枪连还在安达驻防，宋团团长见义勇军兵多势重，自己除了两挺轻机枪外都是步枪难予抵抗，他料想昌五是座土城不日就能被攻破，与其当俘虏，不如趁早突围出去，既免当俘虏，又保存了实力。第二天夜间趁着天上无有月光，就命人悄悄打开北门，他率全团由北门仓惶逃出。
　　涂团第二天得知宋团已撤出城去，马上派两个连把宋团遗下的守城阵地接防，继续坚持守城。
　　涂全胜过去也是马占山的部下，他也想抗日，但他家属在齐齐哈尔受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如自己放弃昌五或举义旗反日，家属必然被害。过去在马占山队伍时他与李海青也熟悉，他便写封信派人出城，要李海青停止进攻昌五，转攻别处。抗日意志坚强的李海青仇视日伪汉奸，岂能听他摆布，他大义凛然地告诉来人：“你回去告诉你的团长，一是随我抗日，二是投降，三是当俘虏，要我李海青撤兵没门！”
　　见李海青不顾私情，也想撤出昌五，又恐日本人怪罪，李海青发动攻城，涂团只好作困兽斗，顽强抵抗，人员损伤惨重，因为日本飞机又来助战，第三天李海青仍未攻下昌五，李海青怒甚。第四天，从对青山和后续部队调来大炮，亲自指挥炮兵对城内轰击，首先将十字街炮楼炸毁，接着又将东南角多间商户门市用炮火打着，最后烧为灰烬。守城的涂团有一半人员死伤，损失惨重，士气低落，渐失抵抗能力。李海青集中兵力火力猛攻昌五城的东南面，到下午炮火轰开南门，义勇军呐喊着如潮水般冲入城中，涂全胜负伤率残兵由北门怆慌逃走。
　　李海青进入昌五城，将县公署做为司令部，命人全城搜索残敌，将伪县长程汝林和县公署总务科长吴洪仪（主管法院）逮捕，绑着来见李海青，李海青见着这两个汉奸，怒火中烧，圆瞪双目，指着两个汉奸的鼻子大声斥骂：“你们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还有何面目立于人世？！”两个汉奸吓得浑身发抖面如死灰，跪地叩头乞求饶命。李海青大义凛然地说：“我想饶你们，昌五老百姓不能饶你们，东北民众也不能饶你们！”然后下令将他们处决，处决后割下人头挂在十字街电线杆上示众，并写布告说这是汉奸的下场。
　　惟恐部队打扰百姓。李海青贴出安民布告，又约束部队不准抡掠百姓财物。
　　我家在李海青攻打昌五时，全家人一听到枪响就扒在炕沿底下，晚上才敢烧火做饭一家人充饥。李海青攻克昌五，并将汉奸程汝林、吴洪仪割头示众，民众奔走相告，我父亲领着我大哥跑到十字街去看，见许多人在十字街上喜气洋洋、拍手称快。回到家来，也都喜笑颜开的告诉母亲。
　　好景不长，过了两天，日本军与伪军三个团来攻昌五，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攻昌五，李海青亲自指挥守城，激战一日，打退日伪军数次进攻，日伪军伤亡甚重。第二天日伪军重炮将昌五城的东北城墙炸开一处，敌人从那决口处冲进城中，李海青见敌兵力太重，在指挥守城战中自己又负了伤，他审时度势，觉得应及早与马占山会师，不该再守昌五城，下令全军从北门退出。昌五城又陷入敌人魔掌之中，从此，全城人民饱受十四年日伪残酷统治之苦。
　　李海青转战到兰西一带，与马占山恢复了联系。在马占山东行到兰西检阅李海青部队时，任命李海青为第三军军长。后马占山第三次抗日兵败，退入苏联，李海青率部南下到热河，参加了冯玉祥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在抗日战争中取得很大胜利，轰动了国内外，振奋了中华民族御侮自救精神，然而却横遭蒋日联合绞杀，遭受失败。同盟军将领吉洪昌在天津被害，李海青也险些遭到毒手，到南京居住一段时间，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后，他认为抗日的时机又来了，便北上拉起一支队伍准备再战日寇，恢复祖国大好河山，不幸这位抗日英雄被叛徒所害，年仅４２岁。呜呼！壮志未酬身先死，空使英雄泪满襟，为拯救昌五血战的英雄，昌五人民永远铭记着他！
&&&&三、我的父亲母亲
我祖籍是山东省文登市，因山东连年荒旱，我的曾祖带着全家逃荒到东北，最后落户在松花江南的扶余县长春岭。曾祖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汤光照排行老二，弟兄四人都靠给地主干活——当长工维持生计。后来都娶妻生子分家另过。我祖父成亲后也另处居住，生活虽然困难，但能糊口，不幸的是，在我父亲十二岁那年，祖母汤宗氏病重因无钱医治，撒手人寰，抛下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当时二叔１０岁，三叔８岁，姑母只有６岁。一个单身男人怎能照顾了四个年幼的儿女，多亏了我祖母的娘家，叔父与姑母得到太姥姥的照顾。我父亲这年就给我太姥爷家放猪，白天放猪，晚上负责照看两个弟弟。祖父早晨做好两顿饭，父亲为两个弟弟晚上热着吃。一天祖父出外办事，半夜未归，三个刚没母亲的孩子在家里非常害怕，三个人蒙被睡觉，捂的浑身是汗，祖父下半夜回来，一看孩子们吓得这样，直劲打咳声。
　　１９０１年，清朝在松花江北开放蒙荒，允许恳民垦荒耕种，父亲的外祖父一家为了生活过得好些，举家迁到江北，这年父亲给他姥家宗家当半拉子（年小顶半个人用，挣半个人的工钱），二叔开始放猪，父亲１８岁以后就成为老宗家正式长工，在他家扛活，一干十几年。
　　父亲二十岁与母亲结婚，母亲那年十七岁，她的父亲叫王祥，青壮年时候也在农村给地主扛活，后来随我家也搬到昌五城，靠买豆芽生活，外祖父生的豆芽又肥又壮，全昌五城的人都喜欢吃他的豆芽，一天升两大顿子，天天卖光。
　　外祖父只有两个女儿，母亲是长女，一进汤家的门，就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上有公公，下有两个小叔、一个小姑。十七岁的母亲长得又瘦小，而且是缠足，但她非常要强，缝连补缀，洗衣做饭，勤俭持家样样皆能，可以想像，她得付出多么大的辛劳才能换得大家满意。
　　后来叔叔们长大，姑母也结婚了，哥仨分家另过，我们家孩子增多，那时我大哥、大姐都七、八岁了，一家四口，在农村日子也不大好过，听说昌五建城了，我父母经过商议决定到城里去谋生，便在九一八事变前四年搬进昌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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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母亲&&&&&&&&&&&&&&&&&&&&&&&&&&&&&&&&作者的父亲
　　我家搬进昌五就住在北门里西北隅，进城道西第一个胡同，２００米处一个院落，我家租了院内的三间土平房居住。搬进昌五时，建城不算久，城内虽然拉了街基，有一半空地没建设房屋，因为进城的人家日多，建房子的也就多了。父亲就跟着泥水班给人家打墙盖房子，那时盖房子绝大多数是打成土墙，房盖搭上檩木，上铺秫楷，再上边抹上碱土，昌五城东边不远就是大碱沟，有取之不尽的碱土，因为碱土细密防水，房顶上抹上它就不会漏雨。
　　“九一八”事变以后，父亲就自己组成一个泥水班，自己领着十几个人单独为人家造房子。父亲是个老实厚道的农民，过去跟着人家劳作，现在他担任泥水班的头，仍然以诚实对待工作，他与其他工人一样，抡榔头打墙，上架铺房盖，工作不但勤勤恳恳，而且保证质量，他经手建的房子不但外观漂亮，质量好，炕还好烧。干了一、二年，声望日高，在昌五城谁家要盖房子，都说去找“汤把头”。所以父亲的活总是满满的，完成这项工程接着又干下一项，尽管很累很辛苦，看着一幢幢房子建起来，父亲心中就充满了喜悦。每天早走晚归，背着炎阳，披着风雪，手挥榔头，为建设昌五不遗余力。父亲与他的泥水班，每年都要建起二三十幢房子，十年过去了，起码昌五城约有二三百幢房子是经过父亲亲手建造起来的。所以，在昌五初期建设上，虽不敢说父亲做出很大贡献，但也出了大力。那年头，搞土建也有很多风险，我五岁那年一个夏日，天刚过午，忽然见一帮人用门板将父亲抬回家中，跟在后面的母亲哭得像泪人一般，我当时吓蒙了，见大伙将父亲放在炕头上，父亲昏迷不醒，一动不动。原来父亲在给一户人家扒旧房子时，旧房山墙忽然倒了，将父亲埋在底下，母亲闻信赶去和泥水班工人一块七手八脚费了好多劲才将父亲扒出来，当时，父亲已奄奄一息。父亲是全家的顶梁柱，父亲要是有个好歹的，我们家的日子就无法过了，找医生来治，喝了两付汤药，过了两天父亲就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居然没有外伤，又过了几天，父亲就带着伤痛，强挺着又领人去建房去了。穷人真是命大呀。就这样用命换来的血汗钱，买下了居住几年的三间土平房，不久父亲领人又在三间房子的东西各加建了两间耳房，西面耳房将我外祖父接来居住，东边耳房租给一个叫鞠林的，后来成为我二兄岳父一家人居住。
　　我的母亲原先只叫汤王氏，后来自己取名王素贤，她虽然目不识丁，却很聪明灵俐，待人热情宽厚，很受亲友们称赞，我长大后听长辈们称赞我母亲，说她既能干活，又贤慧，人品好。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确实不同一般的农村妇女，母亲从年轻时就爱听书，那时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只是每天晚上谁家请来个识字的人给念唱本、念小说，大家就围着去听，一边纳鞋底，一边听书，母亲听了好多书，什么隋唐演义、瓦岗寨、说岳全传、杨家将、罗通扫北、秦英征西……等等，母亲很聪慧，听过的书久久不忘，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常在月光下，或在火盆旁听母亲讲那些故事，有时我们都听入迷，母亲讲完一段，我们还要求母亲再讲一段。正因为她心中装了许多历史故事，懂得岳母刺字、教子成人的方法，也明白孟母择邻的道理，知道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她有了这些知识，才思考教育孩子长大成人的问题，她下决心供孩子们读书，就在家里生活较好以后与父亲商议，让我大哥大姐去念书。父亲从小就劳累，已经累了二十来年，他多么盼望孩子们长大帮助他劳动，帮他挣钱养家，让日子越过越好。听母亲提出让孩子读书的意见，心中十分犹豫，母亲就用道理说服父亲，她给父亲讲“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母亲说自古圣贤没有一个不是读书人，不读书不明理，只有念书孩子将来才有出息。父亲说：“孩子们长大不干活挣钱，念书反而要花很多钱，怕供不起。”母亲坚持说：“咱们日子紧点过，那管吃糠咽菜也让孩子们念书，只有念书孩子们才会有出息，孩子们出息了，咱们的日子也就好了。”由此看出，母亲把摆脱家庭贫困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
　　父亲不再坚持了，于是大哥上了当时在昌五城公办的国民小学校，大姐入了东南隅县办的女子国民学校读书。
　　祖父住在昌字七井二叔家，那年夏天到昌五我家来，见到我哥哥姐姐都上学校读书了，心中大不满意，这个厚道的农民，年轻丧妻，好不容易将四个儿女拉扯大，个个都成家立业了，现在已儿孙满堂，心里很是高兴。劳动人民都喜欢劳动，那年月，只有劳动才能养家糊口，有时拼死拼活劳动也难糊口，他看到我二叔家的大哥、二哥有的给地主当半拉子有的放猪，给家里挣钱挣粮，他心中喜欢。来到我家，见我的哥哥姐姐上学，不挣钱反花钱，便十分反感，就责备我的父母不会过日子，孩子大了不让他们去种地、去做工，反而花钱去读书，念来念去有什么用，将来不还得干活挣钱。又夸我二叔家的大哥、二哥能干活、能劳动，有出息。
　　我家世代为农，祖父的观念作为他来说自有道理，所以当时我的父母不反驳他，却没有动摇供我们读书的决心，特别是我母亲，以后我们个个到读书年龄，父母将我们都送入学校。
　　我家人口逐年增加，仅靠父亲一人劳动挣钱养家，又要供我们读书，生活便十分拮据，父母便省吃俭用含辛茹苦，为了节省买菜钱，母亲在我家庭院中种上各种蔬菜，有黄瓜、柿子、豆角、茄子，母亲侍弄的好，这些蔬菜长的好、结的多，足够我们一家吃。母亲还在家务之余用秫楷匹编草帽、编酱缸帽、钉盖帘拿到集市去卖，秋天领我们到城外大地去拣别人丢下的菜叶、菜帮，拿回家里晒干菜，到收成过的地里去溜土豆，拣落地粮食。入冬时候，又领哥哥们到荒地里去割荒草，一捆捆的背回家当烧柴。当时学校也给学生做校服，那时叫操衣，母亲舍不得花手工费，就到商店买来同样的布，照着其他同学的操衣模式裁剪，然后一针一线的为我们缝制，有时夜间我醒来，睁眼一看母亲还在昏黄的油灯下为我们默默地缝制衣服，我幼小的心灵为她老人家的辛劳很为感动。母亲为我们读书，操尽了心，费尽了力，克服了许许多多困难，含辛茹苦，不但养育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而且个个都能读书，这在当时小城内的人家中是不多见的。父母以一种万物都能动容的深深的爱包裹着我们，我们都在父母的温柔港湾中成长，我们无比感谢父亲，更感恩于母亲。
&&&&四、我与昌五玉树小学校
昌五城建城百年，严格说，她也是个移民城。因为过去这里是一片蛮荒之地，没有人烟。从１８８９年俄国开始在东北大地修建东清铁路，１９０１年（清光绪２７年）清廷开禁，在这一带开放蒙荒（原系蒙古族郭尔罗斯部放牧地），一些闯关东的人，才陆续来到这一带开垦荒地。昌五地处沃野之中，一些闯关东的人、一些垦荒来此的人，看好了这块宝地，所以很多人家纷纷聚集到昌五来，这里很快就成为了一个较大居民点。１９０８年，在昌五设立了肇东分防，开始建城。虽然刚刚建起城来，但当局很重视文化，于１９０９年就在昌五城内设立了高等小学校。所谓高等小学校，就是现在的小学，当时分为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共六年，综合起来叫高等小学校。小学校地址就设在昌五城内东北隅，当年招生，当年开学，据传那时只几间平房，１９１４年７月１日，在昌五城设立肇东县，设县伊始，于当年８月就决定开办肇东县第一女子国民学校，国民学校也是六年制的小学校，地址在东南隅。从此昌五城就有了两所学校，老百姓称女校为南校，称高等小学校为北校。北校到伪满洲国时候，改为昌五玉树两级小学校。我的长兄在这里念完了四年初小，因家里生活困难，他初小毕业后，１６岁就出外打工去了。我的二兄在玉树小学校读完高小，后考入安达中学（当时肇东没有中学），我大姐在女校初小毕业，二姐在女校念了高小一年，我的二嫂也是女校学生，和我二姐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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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8岁和他二哥照片&&&&&&&&&&&&&&&&&&&&&&&&&&&&
作者13岁照片
　　我小时候喜欢读书，每天看着哥哥姐姐背着书包上学校，心里十分羡慕，闹着让二哥带我去学校，二哥根本不理我。大我六岁的二姐很疼我，一天她上学，我就拽着她的书包不放她走，又哭又闹非让她带我去上学不可。二姐抗不住我闹，心一软就领我去了女校，但和我约法三章，一是听话，到学校不准闹，二是上课时猫在书桌下边不准出来，三是在二姐上课时候在桌子下面不准作声。我都点头答应了。那年我四岁，随着二姐乐颠颠的上学校，二姐同学见她领我来，怕老师责罚二姐，都替她耽心，嘱咐我在上课时候在书桌底下别吱声，别往外钻。
　　上课了，老师没来之前，我就猫在二姐的书桌下面，二人一张书桌，桌子底下有一长长木条的踏脚，我就坐在上面，老师来讲课我一动不敢动，我稍微动一下，二姐就用脚尖点我一下，吓得我就不敢动颤了。二姐担惊受怕，我也憋了一头汗，觉得很难受。第二堂课，是位女老师授课，讲到一半，我坐在那横板上腰痛腿疼，再也坚持不了啦，就由书桌底下钻了出来。女老师正在讲课，冷丁地见由桌子底下钻出来一个小孩，不禁一惊，便停止讲课，厉声的问道：“这是谁家的孩子？”
　　我想像二姐一定吓坏了，她连忙站起来，嗫嚅着说：“是我弟弟。”
　　“学校是不准带小孩来的，你不知道么？”
　　“我妈到城外干活去了，家没人看他，我就带他来了。”二姐为我第一次撒谎，想必这是她事先准备好的理由。同学们怕老师打二姐（那时老师行打学生手板），好几个人站起来为二姐作证：“是她妈没在家，家里没人看她弟弟，她要在家看弟弟就不能来上学了。”可能是唤起女老师的女性同情心，没有打二姐，只批评了几句，让她不准再带我来。第三堂仍然是这位女老师上课，所以我可以大大方方地坐在二姐椅子边上，第四堂是复习。我当时年幼无知，哪里知道十岁的二姐当时为我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呀！
　　从此，二姐再也不敢带我上学校了，我仿佛经过这一次折磨，又听姐姐的同学们说再来老师就打手板，再也不闹着跟着姐姐上学了。
　　我于１９３８年春天迈入昌五玉树小学校，这已是伪满康德六年，县公署于头一年迁往满沟（今肇东），昌五再不是县城。
　　玉树小学校在东北隅（现在卫生院位置），当时因是县城的小学校，建筑的较为气魄，学校有校舍三排，第一排是青砖罩面，上边盖青瓦，第二幢、第三幢均为土坯墙草房顶（过去叫大草房，比泥土房气魄不少），每幢都１０多间，第一幢、第二幢中间都有门洞（我们那时叫其为穿堂，意为过道），我们上下学都由门洞进出。
　　因为年久，刚上学时情景记忆很浅了，校长与老师的名字全无记忆，只记得我们一年级学生教室在紧后边一幢房子，玻璃窗户，语文课本第一课是一个字“人”，第二课是“一个人，两只手。”第三课是“你有手，我也有手。”后边课文是“你也走，我也走。”“大狗叫、小狗也叫。”“大狗跑小狗也跑。”等等，虽然有课文，老师也将课文写在黑板上，边念边讲。数学课，老师教我们念阿拉伯数字，学写阿拉伯数字，然后学加法，“１＋１＝２”等，第一年下半年才学小九九。
　　每周有三节体育课，叫做操，练习走步，做健身操。
　　第二年就开始学日语了，先学片甲名，后学单词，不过那时还没有强化日语学习，每周只一二节课，我没学到多少。
　　那时候纪律很严，上课时必须聚精会神听课，老师提问必须立起来作答，有二、三次答不对，老师就命令伸出手来，让老师打手板。打一、二板子手就红肿起来，有的同学一次挨五、六板子，手肿的老高，下课时放在砚台上揉。所以我们都怕老师提问，当然更怕挨手板。
　　放学回家排队走，一直到家为止，不准打架、骂人，有谁不遵守纪律，告诉老师，那就要处罚，轻则罚站，重则挨手板。
　　我是个胆小守纪律的学生，课堂上好好听讲，课堂外不敢与同学打架。一个和我家住在一个胡同的同学见我从不惹事生非，也不和同学打架，认为我老实，就常常欺负我。我怕违犯纪律，让老师知道受惩罚所以不和他打架，以忍为上，他认为软弱可欺。一次放学回家，他在我后边走，进我家胡同不远，他将我帽子由我头上掠走，随手扔进路边水沟中，我很生气，急眼了，因他个大怕打不过他，只和他理论，问他为什么将我帽子扔进水沟中，他凑到我跟前还要打我。正这时，二姐放学走进胡同，她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竟大声斥责那大个同学为什么欺负人，声言到学校告他状，那大个同学无言以对，就一溜烟式的跑了。二姐从水沟中将我帽子拣起来，气忿地骂我是“熊蛋包”不敢反抗，甘受人欺负。就是这样我也从不和同学打架。
　　我在二年级的下半年，因为大哥在三站工作，将我和二姐都接到三站，我入了三站小学二年级，离开了昌五和玉树小学校。
　　翌年，我们全家搬到西八里村，父亲不再作泥水班的活，而租了几垧地自己种。当时，西八里村没有学校，我辍学一年，１９４１年该村成立小学校，我才复课插班进三年级。
　　１９４２年我初小毕业，西八里村小学只有初小，没有高小，那时叫优级，昌五与四站都有优级（即高小），这时母亲与哥哥商议，家里不愿我辍学，想让我继续深造，送我去上优级学校读书，家里人认为四站师资质量不如昌五，又因为四站无有亲人，昌五有我二姐（二姐已结婚两年，住在昌五），还有两姨姐姐住在我们原先住的房子。考虑结果，送我到昌五读优级（高小）。就在这年春开学时候，我父亲将我送来昌五，这说明昌五与我有不解之缘，虽然与昌五相别几年，幼时记忆还是很深刻的，对昌五环境还是熟悉的，我也打心里喜欢来昌五读书。
　　起初我住在二姐家，二姐也住在西北隅，在原来我家前边二趟街中，当时二姐与公婆住在一起，我只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星期，二姐的婆婆就搁不了我了，断言向二姐下令，他们家不养活我，要我离开他们家。就这样我二姐含泪将我送到两姨姐姐家。两姨姐姐叫孟素珍，是我姨母的独生女，他的父亲（我姨父）在伪满初期，被土匪打断了腿，后来因医治无效死去，扔下他们孤儿寡母，姨母便到昌五投靠我家，后来两姨姐姐孟素珍长大，便与木匠胡长富结婚了，我们家搬到西八里村后，便让他们居住在我家的房子住。我到两姨姐家，姨母也在他家，她对我来这里住当然欢迎，就是姐夫胡长富，两姨姐孟素珍也热情欢迎我，这样我有了棲身之处，可以继续读书了。
　　１９４３年是抗日战争最紧要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在多处战场失利，作垂死挣扎，对我东北人民统治更严，对学生不择手段的进行奴化教育。学校还是四年前的学校，人已变了，校长已换人，名字我记不得了，学校又来一位日本教务主任，３０多岁，鼻子下有撮小黑胡，见着学生总是横眉竖目如恶煞一般，我们当时不敢与他对视。授课内容与教育方式已大不一样，当时优级生（高小）授课内容，一是语文课，将汉语改称为满语，更主要学习日语，满语每周三课，日语三课，再就是每周三堂数学课，充斥课堂的是国民道德课，迫使学生驯服日寇，讲“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向学生灌输忠于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的奴隶思想，还有每周一堂的历史课，我记得讲东北军怎样破坏柳条湖，向日军发动进攻，所以他们才“被迫”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再就是讲日本天照大神、明治维新，还有一堂地理课，主要讲把原东北三省分为伪满１４省的各省地理。每周还有一堂音乐课，主要学伪满国歌，日本国歌和日本歌曲。从这些课程设置不难看出就是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愚民教育，让你俯首帖耳的听从日本人摆布，受日本人驱使，其中更明显的是，每天雷打不动的朝会。
　　玉树小学校教室西边是个大操场，每天早上上课之前全体师生都要集合在这里，举行朝会。这是一天灌输奴化教育思想和行为的综合仪式，首先升国旗（伪满洲国红白蓝黑满地黄国旗），随着升旗，让学生高唱伪满洲国歌，明明是活地狱，都唱成“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将受奴役、受残酷迫害的东北美化成了新天地。第三项是遥拜，一是全体面向东（日本天皇的皇宫）行９０度的敬礼，然后向南向帝宫（长春——那时叫新京伪满皇帝的宫殿）行９０度敬礼，表示对他们的忠顺。然后向为大东亚圣战（侵略战争）战死的日军将士默哀一分钟。
　　最后训话，先由校长登台训话，主要教育学生好好学习，完成学业，将来报效国家，日本教务主任训话，他每天都讲，日满一德一心，共存共荣，大东亚圣战的胜利，让学生忠于天皇，忠于伪满皇帝。
　　这些仪式完毕以后，还要做建国体操。朝会举行完毕，各班方得排队走向教室授课。每天一次这样的灌输奴化思想的朝会，真让学生受罪，但敢怒不敢言。这些仪式进行中，学生都必须肃立，不准作任何动作，有谁说话，有谁作小动作，被老师发现，就要遭到暴打，朝会后还要在操场罚站一小时。
　　还有“诏书”奉戴的仪式，所谓的诏书，就是伪满皇帝溥仪向老百姓颁发的伪圣旨。在伪满１４年中，溥仪公开向民众颁发三道诏书，第一次是即位诏书，是１９３２年溥仪登上伪满皇帝座位时发布的，主要是宣扬“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让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感恩戴德等等；第二道诏书是回銮训民诏书，这是１９３４年溥仪当上伪满皇帝后，被召到日本去拜谒日本天皇，回来后发表，“训民诏书”，胡说什么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东北人民和日本友邦一德一心，东北人民应感恩戴德，服服贴贴作牛作马当顺民，任日本侵略宰割，表明溥仪甘作儿皇帝；第三道诏书，是溥仪于１９４０年第二次访日，按照日本人的旨意将“天照大神”捧回来，当作“建国神”，颁布了一道“国本奠定诏书”，胡说什么伪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佑下建立的，溥仪和日本天皇亲如一人，因而伪满国民也就是日本国民一部分，伪满洲国也就应该受日本的统治。从此，在东北到处修建日本神社，供奉天照大神。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日，那天朝会举行诏书奉戴仪式，校长去迎接诏书。校长戴着白手套不知在什么地方将诏书请出来，双手将用黄绫布包的诏书举过头顶，低着头一步一步走到我们学生前面，然后登上讲台，我们学生全体低头肃立，不准抬头观看，听校长宣读“回銮训民诏书”，然后我们向诏书行三个九十度敬礼。随后日本主任在台上叽里哇拉的大吼大叫，让我们全体师生遵从“皇帝陛下”旨意，与日本亲邦一心一德，共同完成大东亚圣战。
　　诏书奉戴也是对学生奴化教育的一种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东北人民甘心情愿接受日本的统治与宰割，当顺民，不准反抗。任凭日本侵略者费尽心机，他再卖力搞愚民政策，东北人民口头上称自己是“满洲国人”，但也难改变中国心，都盼着小鬼子早日垮台，东北早日光复。我虽年少，但也听见大人们背地议论关内抗战的节节胜利和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的失利，心里向往着中国胜利的那一天。
　　玉树小学校校长是中国人，只记得姓仇，但只是牌位，事事得听日本教务主任的，平时我们见校长对他毕恭毕敬，他板着面孔对校长好像不屑一顾的样子，充分反映出他的太上皇架式。
　　我不仅在日本教务主任身上，体会到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凶狠，而更有一次，让我感到日本人在东北作威作福。１９４３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们全校停课，吹着洋号打着鼓，整队到东门外去迎接日本副县长来昌五视察，我们拿着纸糊的三角旗，列队东门外苗圃前面大路上，苗圃是１９２５年建设的农林试验场，后改称苗圃，苗圃内现已树木成林，长得十分茂盛，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松树，感到特别新鲜。当时在路旁迎接日本副县长的还有女校全体师生，昌五街的官绅人等，伪警察往来巡逻、警戒。
　　在路上等了二个多小时，伪日本副县长才坐着一辆汽车来到，他在离我们１００多米远的地方下了车，在汉奸官吏乡绅簇拥下，由我们面前走过，他到时，鼓乐齐鸣，我们被领着摇着三角旗，喊着欢迎和日本满洲国万岁的口号，我看见日本副县长、矮胖身材，戴着战斗帽，鼻梁上架一副黑边眼镜，穿着黑色大马靴，晃晃当当、趾高气扬的由我们面前走过，一个小小的副县长的到来，惊动全城老少。他为何能这样耀武扬威，全靠其侵略势力。我们心中莫不产生反感与愤慨。总之，在玉树小学读书期间，过着一种受压迫被欺辱的日子，仿佛天空都是阴暗的，看不到明朗的阳光，心情一直很压抑，很不舒畅。虽然那时我还不懂这就是亡国奴的处境。
　　我在玉树小学校读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是凌光斗，凌老师那年不到３０岁，他高高的身材，白净的面庞，一双明亮眼睛，梳着大背头，穿着一身协会服，潇洒爽朗，可谓是美男子。他给我们讲满语，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课，他不完全按课文讲，讲课中旁征博引，给我们增长不少新的知识，他也讲日语课，日语他也讲的好，只是照课文讲，教我们日本会话，单词一类。他比较爱护学生，不像日本教务主任和体育老师总打学生体罚学生。我跟他学习一年半，见他多时都教育学生好好学习，对成绩不好的有时也严厉批评，很少打学生，我只记得他打过两次学生，被打同学叫陈玉珂，考试时门门功课不及格，每次提问他都答不上来。凌老师气极，不得不对他施以惩戒，让他伸出手来打他的手板。老师打一下，他就大呼小叫的喊，：“哎呀，老师，我再不敢了！”一连打他四板子，老师不再打了，警告他下次再不会比这打的还多。又过了一个月，凌老师提问他两个问题，仍然是一道题也答不上来，这次老师打他５板子，手被打肿了，当然很疼，但同学们没有同情他的。
　　我在玉树小学读书，不是上等生，只是中等，课程我能跟上，上课时我弄不懂的，下午两节复习课时，我向老师请教或问同学也就明白了，所以，从没挨过老师手板。在玉树小学校读书期间，我最尊敬凌光斗老师，后来我转学了，再没见到凌老师，我心中却常思念他。新中国成立后，我从士勤二哥口中知道他曾在肇东干校与二哥同过事，但那时无缘见面。１９８８年我因工作来到肇东，二兄告诉我凌光斗老师住在肇东，我让二哥领我去看他。在肇东铁道东找到他的家，他住在两室的屋子，那时他正抱病在家，几十年不见，他早已失去英年时的风采，已是一位古稀老者，他已忘记我这个学生，我向他表达了我与他别后想念之情，并提起在玉树小学校的点滴往事，他还记得。他告诉我新中国成立以后，除文革期间遭受磨难外，他颇为顺利。当过中学教师，干校教师，当选为县人大代表，我向他表示祝贺。最后我赠他两本拙作散文集《枫叶红》与《发展中东北城市》，祝愿他健康长寿，便告辞出来。
&&&&五、哥哥姐姐在昌五
我有兄弟姐妹六人，大姐与大哥生在昌五北小七井子（也叫小围子），二哥、二姐、我和弟弟生在昌五，长在昌五。昌五是我的故土，我的根。
　　大哥士顺在昌五玉树小学校念了四年书，因为家境贫寒，他１６岁就跟一个熟人到三站谋生去了。从那以后我们很少见面，只是２０岁那年回到昌五结婚时，我们弟兄才得团聚。结婚后七天，他又走了，过了一年后嫂子被他接去三站。嫂子性艾，父亲在昌五开个小买卖，住在十字街北边临街的一幢房子里，艾家人都很好，她父亲与她大哥做买卖，她母亲是个非常慈祥的老太太，常到我家来与母亲唠喀。嫂子更是个贤淑女子，到我家以后，对公婆、对小叔都非常好，嫂子离开昌五后，一家人都非常想她。
　　大姐玉芝长我１４岁，因为是家中老大，立事早，很小就帮助母亲做家务活，人也爽快，在昌五女校念过４年书。我出生不久就患了抽风病，一抽风很长时间缓不过气来，别人都以为我死了，让我母亲将我扔掉，惟独大姐舍不得我，坐在我身旁，静静的看着我，盼我活过来，不让任何人碰我，眼里还含着泪水，嘴里不住叼念：“小弟别抽风了，快醒过来吧……”
　　当我一口气缓过来，哭出了声，大姐立刻高兴的将我抱起来，连说：“小弟活过来了，以后不再抽风了……”那时候，昌五没什么名医，穷人孩子得病，靠吃个偏方或者找巫婆给治治就算很不错了。那天我在母亲怀里吃奶，请来一个老巫婆，她说给我扎几针抽风病就能去根，就在我的鼻翼两侧各扎上一根银针（至今还留下两个硬结），针没等抽出来，我的两只小手和两只小腿就抽搐起来，眼珠儿一翻就又抽起风，背过气去了。巫婆以为我死了，怕懒上她，慌慌张张把针拔出来就要下地走，没等她下炕，我大姐一把扯住她的后大襟：“你把我小弟给扎死了，想跑能行么？不把我小弟救过来，你别想走。”
　　巫婆吓得连连向我母亲央告：“大妹子，你孩子早就抽风，这不能怨我呀……”
　　母亲好说歹说的，大姐才放巫婆走了。
　　母亲做家务，哄我的任务就落到大姐身上，她也非常喜欢我，放学一回家，就将我抱起来，她将我一抱出去，邻居那些小姐妹们就抡着抱我、哄我、逗我，大姐见别人喜欢我，高兴得眉开眼笑。
　　大姐１８岁结了婚，姐夫庄凤林一表人才，高高的个儿，长瓜脸，一双明亮眼睛，能言善讲，他在县税捐局南门外税卡工作，因为在外面工作，见闻多，一到我们家，大家都喜欢听他说些什么外边的新闻，城里城外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在那年月，“莫谈国事”在家里他也说过南边（关里）的事，所以我们都欢迎他来。过了两年，他失业了，后来由昌五搬到乡下去了。
　　二哥叫士勤，从小长的虎头虎脑，招人喜欢。八岁那年一天晚上，母亲让大哥给念古本小说，那时我家点的是煤油灯，母亲一不小心将煤油灯碰倒，煤油洒在炕上，溅到熟睡的二哥脸上，油在炕上、二哥脸上燃烧起来，等将火扑灭，二哥的脸全部烧坏了，满脸流油，眼睛也睁不开了，当时二哥疼痛可想而知。后来找到一个远房的舅舅给他治好了伤，保住了性命，额头上却留下很大一块烧伤的疤痕。
　　士勤兄自幼聪明，正因为此，我外祖父非常喜欢他，做什么好吃的都偷偷将他叫去让他吃，我们既羡慕又有些嫉妒，都说姥爷偏向。二哥虽然聪明对读书却不感兴趣，经常逃学、早退，每天早晨他和同学一块背着书包上学校，有时半路溜回家，有时上了两堂课就早退回来，因为早回来怕我母亲责罚，夏天就偷偷钻进我家院内种的黄瓜架下，宁可在黄瓜架下躺上几个小时，也不愿意去上学。后来让母亲发现了，母亲十分气愤，家境贫寒，全家只靠父亲一人干活挣钱养家，含辛茹苦的供他念书，他却不好好读书，母亲既伤心又生气，用扫帚打他，罚他跪。这样打罚他几次，他才不敢逃学了。
　　说不上什么时候二哥竟然发奋读书了，可能是在高小时候，成绩突然上来了，考试时候在全班名列前茅，听到老师的表扬，母亲乐的眉开眼笑。在玉树小学高小毕业后，二哥居然考上了安达中学（今安达市一中）那时肇东还没有中学，考上中学可非同小可，比现在考上大学都令人瞩目，如同中举一样，亲友都来祝贺，可是父母却因此引发出忧愁，穷人家如何供得起一个中学生，好在大哥士顺已在三站有了工作，将积蓄几年的不多几个钱邮回来做二哥学费，父母也紧衣缩食地供他读书。二哥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在安达中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竟考入了哈尔滨师范学校（当时叫师道学校、大专），他满寻思师道毕业后，回到昌五来当一名教师，却没想到只念了不到二年，被日本人硬是给挑到哈尔滨警官学校，一年后毕业分配到肇源县警务科卫生股当上一名伪警察。他在任伪警察时，目睹日寇对中国人残酷统治，抓国兵、抓劳工，镇压群众，特别是看到日本人无端暴打中国人，杀害中国人，激起他受侮辱、受迫害、愤恨不平的心，有时怒满胸膛，真想与日本鬼子拼了，但他强压下心头怒火。在他当伪警察第二年，一天和日本股长发生意见不合，他不服从日本人的决定，和日本股长争辩起来，日本股长竟动手来打他，他对侵略者的仇恨骤然爆发了，竟将日本股长打翻在地，爬不起来了，他又重重的踢了几脚，然后脱下伪警察服装，连夜逃出了肇源。伪满洲国打日本人就是反满抗日，犯的是死罪。一时间抓捕反满抗日分子汤士勤的通缉令贴遍伪满城乡，昌五城的四门都贴上这个通缉令。那时候，我家已搬到西八里村，家中根本不知道他在肇源惹了祸，等到伪警察来我家搜查时，家里才知道发生的事情。他隐姓埋名在外躲了一年多，１９４５年八一五东北光复了，抗战胜利了，他才敢公开露面，参加了区里工作，后又到四站中学、肇东干校任教。文化大革命后，他调到肇东糖厂（太平）直至离休。他也叫因祸得福，不然，仍然在肇源警务科当伪警察，为虎作伥，解放后下场可想而知。
　　我二姐叫玉兰，长我６岁，她小时候就很伶俐，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白皙的小圆脸，好看的鼻子、嘴，招人喜爱，她个不高，但在昌五女校读书时，不仅功课好，而在田径场上场场夺魁，在学校运动会，她百米、５００米冠军，在高小时，在全县运动会上，１００米、５００米田径赛上又都是前三名，为学校争光，学校很重视她，培养她。我们也都以有这样一位优秀运动员的姐姐为荣。每次她到县里比赛，都带回来许多奖品，我在她回来的时候都要跑到她学校门口接她，然后乐颠颠的帮她将奖品抱回家。奖品没有太贵重的东西，大部分是背心、毛巾、铅笔、笔记本、袜子之类，就是这些，也够我们高兴一阵子了。
　　她高小二年时，大哥将她与我接到三站去了，半年后家搬到西八里村，她差二个月高小毕业。
　　三年后，她结婚嫁到昌五戚家，又回到了昌五，后来因姐夫失业，他们于“八一五”光复后搬到牡丹江，从此永远离开了昌五，一直到逝世也没有再回故乡。
　　我还有个弟弟士卿，生于昌五，七岁时候，就和家一起搬到西八里村，他虽少小离开昌五，但对生他养他这块故土是很亲的，隔一二年就来昌五走亲戚，看看家乡的新面貌。
　　我与我的兄弟姐姐们都是喝着昌五城的井水，在这座小城长大、成长的，所以都对昌五怀有着深深的感情，尽管有多年没有回昌五，仍然牵挂着她。十几年前，哥姐们还都健在时，我们每聚到一起谈论总离不开昌五这个话题，现在还有哪些亲戚朋友在昌五？他们状况如何？昌五城有什么变化？真是魂牵梦绕，割舍不断的乡情呵！
野台子戏与驴皮影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名为《社戏》的小说，详尽介绍与描写了他的家乡浙江绍兴一带农村演唱的社戏情况。我们黑龙江没有演社戏传统，而却常有唱野台子戏的。所谓野台子戏就是在野外用木桩木板搭起一座戏台，请戏班子在那演唱戏剧。
　　我在昌五城住的时候，曾看过一次野台子戏，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那是１９３７年，我７岁的时候，春天天旱无雨，种子种在地下总长不出苗来，俗话讲“春种秋收”，农民就是靠种地打粮维持生活，种子种在地下出不了苗，秋后哪来的收成，这下子急煞了四乡的农民。当时因为缺乏气象知识，误认为天不下雨，是龙王爷不肯降雨给人间。那年县公署还在昌五城，昌五城南有座龙王庙，四乡农民就每天去龙王庙求雨。我因为还没有上学读书，凡由北门进城去城南求雨的农民队伍，我几乎都跟着去看热闹，每个村的农民都敲锣打鼓，有的人头上戴着用杨柳枝围成圈的帽子，一走路嫩绿的树叶在上边忽闪忽闪的，走不到半里路，求雨的队伍就停下来，随着指挥人呼喊一齐跪倒在地，向抬着的龙王牌位高呼：“龙王爷救救小苗，快点下雨吧！”然后向龙王牌位叩头。我在旁边眼看着觉得好玩。这队人走走停停出了南门。我记得龙王庙好像在南门外西南角上，庙并不大，只有一间房子，我曾经进去看过，正中供着龙王爷的塑像，我看和玉皇大帝服装差不多少，只是头上长有两只角，威风凛凛目不旁视地坐在上面。像前摆着香案，求雨的人在庙前面跪倒一片，领头的点燃成束的香进庙上香，就是将香插在香炉里，然后跪地虔诚的祷告求龙王爷降雨，救救小苗，救救百姓。还许愿说：龙王爷要下雨救了庄稼，秋后一定在这里唱台大戏答谢龙王。外边跪着的人磕了一次头，再磕一次头，我心里替这些乡亲着急，瞅着龙王塑像，很想大声说，你就发发善心下场大雨吧，你看看这些人多心诚呵！可龙王爷就是不动声色。这一伙求雨的人没走呢，又来了一队敲锣打鼓求雨的人，每天求雨的人都络绎不绝。
　　四乡农民求雨好些天了，天就是一点下雨的意思也没有，天空瓦蓝瓦蓝的，连一片棉花桃似的云彩也没有，看着这样天气，我心里都很着急。
　　又过去五六天，在一天夜里，我被雷声震醒了，睁眼一看外边雷电交加，雨点子巴嗒巴嗒打在地下．．．．．，我高兴得几乎由炕上跳下地大声喊：“下雨了！下雨了！”雨一直下了大半宿，第二天早晨还落着小雨！春雨贵如油，它滋润了大地，田野的禾苗长出来了，夏天又适时下了几场雨，四乡的庄稼长势喜人，收成在望。人们不忘龙王爷的的恩情，不忘许下唱戏的愿，四乡集资，在八月份就在龙王庙前搭台子唱大戏。
　　我也不清楚几年没唱野台子戏了，开戏这天，戏台前人山人海，昌五城也几乎空巷，除我父亲继续给人家盖房子外，我家的人全来了，大姐、二哥、二姐与我，我母亲抱着我不到两岁的弟弟士卿也来了，外乡人不少赶大车来的，戏场周围有数十辆铁轮车，很多马匹，做生意的人也应时而至，在戏台周围很多摆摊设点的，有卖糖人的，卖各种各样玩艺的，还有卖小吃的，凉粉呀、麻花呀，卖西瓜的更多，那大西瓜，一切开通红起沙甜死人了……。戏台前人都席地而坐，后边的坐在木板搭成座位上，再后边的就站着了，有许多人站在大车顶上看戏，小孩子们到处乱钻乱窜，大声说笑随意嬉闹。
　　开戏前，台上挂着一个紫红色的大幕布，乡绅们到龙王庙烧香上过供回来，又站在台上讲了一通话，这才敲锣打鼓，大戏正式开场了。我那时年纪小，也不知道戏班子是由那里请来的，我不愿意和那些小朋友去玩闹，我这是生平第一次看戏，我以好奇之心要好好看怎么演戏，演的啥戏。所以，我和家人坐在一起，目不转睛地看戏。唱的是京戏，头一天演的是《四郎探母》、《武家坡》，第二天我母亲和姐姐们没来，我跟二哥来的，这天演的是《吕布戏貂婵》。我当时好像能看懂似的，对董卓老贼十分痛恨，当吕布一戟将他刺死在台上时，心里甭说有多痛快了。所以，回到家，我就给母亲学吕布刺董卓，董卓大喊：吾儿救我。我手拿一根秫稭，装做吕布手中的方天画戟，大叫一声：“老贼拿命来！”一戟刺去。逗得我母亲与姐姐大笑，我也很得意。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戏剧，也可以说从此与戏剧与文艺结缘，从那以后，我常常学着戏中的人物表演，对戏剧故事很感兴趣了。三年后我家搬到西八里村，那里从未唱过野台子戏，我心里就总想在昌五城看野台子戏的情景。不过在西八里村接触了二人转，那时叫“唱蹦蹦”，二人唱，女角也是男人扮演的。那时二人转白天在院子里演，两个人在中间连表演带唱，周围围着一圈人看。夜晚在屋里演，在宽宽的三间屋中，我听过许多段子，有不少的段子的情节至今不忘。如刘金定下山、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丁香救母、高穷搬兵、密建游宫、单刀赴会、杨八姐游春、梁祝下山等等，那时也有些粉段子（现在叫黄色的），我看得不多，有的只是逗笑。从这些二人转中，我吸收了不少文学东西，如那些唱词，有许多是很优美的，有的情节也扣人心弦，如双锁山、穆桂英大破天门阵，那一年因西八里村没有学校，我辍学在家，来唱二人转的我就去看，这是我接触文艺的第二种形式。我接触的第三种文艺形式是驴皮影。
　　１１岁那年，西八里村在一家大场院内演出驴皮影。天没黑在场院上搭起台子，皮影窗子就支上了，我没看过驴皮影，受好奇心驱使，我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跑到场院中坐在前边静静等候开演。
　　天黑了，影台上点起通亮的吊灯，随着锣鼓声响，皮影戏开演了。里面摆弄驴皮做的影人子，演得惟妙惟肖，更加上驴皮影剧情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我随着剧中人物命运变幻着感情，看到将士们得胜，我心中高兴，看到奸臣弄权害人，心里对他十分愤恨，看到忠良被害，心中又感到阵阵悲哀。
　　驴皮影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首先唱腔上，生、老、旦、丑唱腔各异，都委婉动听，加上鼓板、胡琴、锣鼓、唢呐伴奏，真是美妙绝伦：二是各类影人的造型精巧，分出善、恶、忠、奸、老、少、男、女雕刻得细腻与粗犷匹配，再加染上红、绿、青、蓝、黄等颜色，更是栩栩如生独具魅力；三是因剧情发展变化所用的楼台亭阁、桌椅和花鸟虫鱼，都雕刻得非常细腻，真是巧夺天工，件件堪称艺术佳作，更由于艺人高超的表演技巧和粗犷，高亢憨厚而别有韵味的唱腔。令我喜欢上了这种艺术，从那次看完以后，对驴皮影中的影目，如《杨六郎辕门斩子》、《关云长单刀赴会》、《岳飞大战金兀术》、《西游记》等情景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我对驴皮影的唱腔非常感兴趣，我喜欢小生、小旦的唱腔，常常学着唱，后来，西八里村又演过两次皮影戏，我都场场不落。
　　１９４３年我回到昌五玉树小学读书，那年夏天，我又到昌五城东徐发屯看过一次驴皮影戏。这缘于我家东耳房住着一个守北门的自卫团班长，这人叫李发，三十多岁，农民出身。他当自卫团已有数年，为人比较厚道，没看到他欺压过乡邻。自卫团是个什么组织呢？因为当地警察不够用，为了加强对中国人的统治，就招一些青壮当自卫团，协助警察维护治安，也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镇压人民的。昌五城的自卫团少说也有个五六十人，在警察署里有二三十人，四个城门每门都有５、６个，这些人都归自卫团长管，当时昌五自卫团长叫侯路。
　　李班长也喜欢看驴皮影戏，一天我刚放学，他问我：“你喜欢看驴皮影不？”
　　“喜欢哪，我在西八里村看过几次。”
　　“今晚徐发屯演皮影戏，你去看不？”
　　我一听心中一阵高兴，可一想徐发屯离昌五城二十来里路，没有办法去，所以我说：“乐意去，那么远也去不了哇！”
　　李班长呲着大金牙笑了：“我帮你借台自行车，咱俩一起去。”我高兴的很，急忙进自己屋里弄饭吃。
　　这天五点多钟，我们五六个人就骑着自行车出东门，由李班长带着我们到了徐发屯，徐发屯也是在一家大场院内挂的影窗子。我们去时天还没有黑，西北天燃着片片火烧云，照得满天通红，我们一边看着美丽的晚霞，一边等着开演。这天一直看到十点才演完，骑车回到昌五城下，东门已经关得严严的，多亏李班长来的时候与守东门的警察打了招呼，他一叫门，城门就给开开了。那时候昌五没有路灯，也没有电灯，这天又没有月亮，我们摸着黑由东门骑到北门里家中，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从此我更喜欢皮影戏了，一有空嘴里总哼哼戏文。
　　一天，李班长又呲着大金牙来问我：“咱们也唱一台驴皮影好不好？”
　　“别瞎扯了，咱们也没影人子，也没锣鼓，搁啥唱呀？”
　　“你别急，我有办法，侯团长去年没收一台影人子，还有胡琴、锣鼓、影卷（脚本），我去管他借，借来咱就唱。”这家伙兴趣真高，我也被他鼓动的来了兴致。第二天，他果然说妥了，我放学后他领我与一个自卫团到侯路家去取。
　　侯路家住在东北隅一个独门独院，四间砖瓦的正房，中间是厨房，东屋是单间，西屋是套间，窗户都镶着大玻璃，屋里显得很亮堂，侯路正在东屋坐在椅子上，支个二郎腿，一边抽着烟，一边晃着腿。我早知道昌五有这么一个自卫团长，人们传说他很厉害，过去当过一杠两花的警尉，现在管着全昌五城五、六十个自卫团，为虎作怅，欺压乡里，无人敢惹。他除了帮着日本人统治中国百姓之外，还是个好色之徒，家里娶了两个媳妇，还经常在外边沾花惹草，１９４５年春还将我们东院的一介大姑娘又娶来做为第三房太太。我看他４０来岁，长得细高挑，可能因为好色过度，眼窝深陷，面颊瘦削。他大老婆也４０来岁，脸上抹的胭脂都往下掉渣，二老婆３０来岁，还比较秀气。我因为第一次来也不敢多看，进屋就很拘谨的站在门口旁边。
　　侯路将唱影的傢巴什早找出来，这些影具说是没收的，实际上就是仗着敌伪势力抢人家唱影艺人的，可见他们无恶不作。因为他与当时伪警察署长关系搞的好，狼狈为奸，昌五没人敢惹他。当时昌五的伪警察署长姓李，名字我已记不住了，他娶了个日本老婆，他仗着是日本姑爷，就更无所顾忌，残酷迫害中国人，昌五人痛恨他，给他起个外号叫“李大绝户”。就是沮咒他断子绝孙。我在街上见过他两次。他穿着一双大马靴，腰间垮着一把大战刀，戴着警察大盖帽，两肩上抗着一扛三花的伪警察警佐肩章，他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在大街上走着，两支狼一般眼睛左右搜巡着，他要是看谁不顺眼可就倒了霉了，轻者当街暴打一通，重则带回警察署将你投入监牢。所以人们见了他都躲的远远的，他与侯路狼狈为奸、认贼作父，统治着昌五城，昌五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解放以后，他俩都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是罪有应得，大快人心之事，这是后话了。
　　我们由侯路家将唱影的东西拿回来，回来李班长就和我拿影卷练习唱，两天以后，我将我住的西厢房窗户打开，将一个小影窗子支在窗口，李班长又找来两个人，一个打锣鼓，一个拉胡琴。锣鼓一响，院子里来了二三十人。李班长与我连摆弄影人子，连唱，他唱黑头，我唱小生与小旦，唱了一、二个小时，可真过瘾哪！晚上作梦还在唱影呢。
　　第二天晚上，我们正唱薛丁山、樊梨花，忽然一只大手将我们的影窗子由外边给拉出去，叭、叭给砸个稀碎，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叫你们唱，我叫你们唱，我们跑出屋一看是西门的伪警察叶警长。李班长一看就火了，上去就与叶警长干起来了，因为李班长是北门的，叶是西门的，管不着他。另外，李班长觉得有侯路撑腰，根本没把他个小警长放在眼里，李班长嗓门大，把老叶骂得说不上话，气得骂骂咧咧地走了。
　　影窗子被砸了，皮影唱不成了，我也挺憋气，恨透了那些横行霸道的伪警察。第二天两姨姐夫胡长富来劝我：“你是学生，到这来是读书的，再唱影影响你读书，将来学不好，咋和老人交待。”
　　我一想也是，让李班长将唱皮影戏用的一些东西给侯路送回去，以后就没再唱影。现在想起来，真感谢胡姐夫的劝告，使我以后专心致志学习功课，不然后来肯定影响学业，我是考不上中学的。
　　尽管如此，野台子戏、二人转与驴皮影是我接触文艺的第一步，对我还是有很大影响。
　　我想我今天能够写出几部历史章回小说，和这些文艺的启蒙不是没有关系的。
&&&&六、不向昌五告别
１９４４年上半年，我在昌五玉树小学校读高小二年级，下半年就转学到四站小学校。
　　１９４３年春我到昌五镇读高小（那时叫优级），先住在两姨姐夫胡长富家，有我的姨母呵护。两姨姐姐娘家没有亲人，拿我当亲弟弟一样关心。这时有个外甥女，已三岁，每天我放学后她都要和我玩耍一阵，我也和在家一样无忧无虑。放暑假后，父亲母亲来昌五看我，看到我给两姨姐家增加了不少负担，尽管我家按时送来粮菜，也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父亲就将闲置多年的西厢房收拾出来，炕也好烧，房子也不漏，父亲走后，我与母亲就住在这里。母亲一边为我做饭照顾我，一边与姨母团聚，也很开心。尤其是西院住的战大姨与母亲更好，原先就是东西院住着的老邻居，越处越好，就与母亲拜为干姐妹，所以我们就叫他大姨。战大姨寡居多年，就一个儿子叫战恒安，在玉树小学校教初小。
　　经常在战恒安放学以后，母亲与战大姨就叫他在我的西厢房内给念小说、唱本，他从不推辞，因为那时他还没有结婚，在家也没什么事，只要是老人高兴的事，他都乐意去做，我心中管他叫孝子。
　　母亲住一个月就走了，我跟着李班长唱几天驴皮影后就用心学习功课了。早晨我自己做粥，做包米面饼子，午间就拣早晨剩下的吃，晚上自己做点菜，那时很简单，也就是茄子、豆角、土豆一类，有时两姨姐孟素贞看我做的不好，就主动来为我做菜。她家生活也挺困难，只姐夫一人做木匠活挣钱，一家四口勉强维持生活，尤其在日本统治下，城里粮油、布匹一切都配给，能够不挨饿就是好生活了。
　　秋后，每到星期天，我都要到城外去割荒草，一天割上两三捆，揹回来，就够烧几天的了。第二年春天，每个星期天我都拿着锹、笆子去大地里刨茬子，星期六下午刨一捆，星期天能刨两捆，一周也烧不完。有时领着我同学一块去帮我刨茬子，虽然也感到苦累，但还觉得挺有趣。
　　１９４４年我又在昌五玉树小学校读了半年书，父母哥哥决定供我念中学，他们担心我一个人在昌五无人管，恐学不好功课，成绩上不来考不上中学，二来我自己又要做饭，又要读书，既分散精力，又恐将身体累坏了，他们决定将我转回到近在十里之内的四站读书，对我也好照顾。
　　暑假我回家时，父母就和我说，让我转到四站读书，我理解父母关爱的心意，就积极跑到四站联系。当时四站归郭尔罗斯后旗管辖，叫四兴村，学校名称为四兴村两级小学校，后来我没有回昌五去取转学证，凭学生证就在四兴小学校插入优级二年学习，我父亲来昌五将我行李取回。当年冬我于四站小学毕业，考入了哈尔滨第三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哈三高，光复后改为哈尔滨第二中学）。没有向昌五告别就离开了昌五，我也不想向昌五告别，我想总有一天我还会来昌五的。人离去，情依依，昌五始终是我的牵挂，我深深地眷恋着她。总想有机会能回到故乡看看，半个世纪后才实现这个愿望，尤其近几年，在肇东、昌五一些朋友帮助下，圆了我回故乡昌五的梦，不但访亲会友，还目睹昌五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心情抑止不住激动，愉悦。
　　我衷心地祝愿故乡昌五越来越美好！&&&&&&&&&&&&&&&&&&&&&&&&&&&&&&&&&&&&&&&&&&&&&&&&&&&&&&&&&&&&&
作者简介：
汤士安，笔名海枫，1931年2月出生，1948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著有长、中、短篇小说，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散文等25部，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致力于清前史的研究和小说创作，曾出版《努尔哈赤建都记》、《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功占辽沈》《大战辽西》和近百万言的上下卷《后金国演义》。06年出版的《后金名将杨古利》和07年出版的《一代雄杰努尔哈赤》被评为揭开满族历史尘封一页的作家，06年又参与组织于创作清前人物传记丛书《清前英雄谱》，填补清前人物传记的空白。曾主持东北城市规划杂志多年，主编出版城市规划论文集六部，1500余万字，现主编《城市散文家》杂志。
现任辽宁省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省传记文学学会名誉理事，省散文文学会理事。
汤士安：改写伪满“国歌”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妄图通过这个傀儡政权永远霸占我国领土。伪满洲国成立后。大汉奸、伪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亲自炮制一首《满洲国歌》。其歌词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
美化侵略者践踏我国东北三省的滔天罪行，妄图达到麻痹人民的作用，什么“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什么“无苦无忧，只有亲爱、无有冤仇”等等。这首反动汉奸歌曲一出笼，伪国政府下令让东北人民天天唱。逢会必唱。尽管东北人民满怀仇恨。不唱就要扣上“思想犯”的罪名而遭受迫害。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首汉奸歌曲一出台，就受到东北爱国人民的抑制。其中有一位青年，看着伪国歌歌词。怒气冲天。拍桌大骂：这些狗东西。把侵略者说成“恩人”？把暗无天日的活地狱说成是“无苦无忧”的新天地。真无耻之极。他决定用原曲。反其意改写伪国歌歌词。在他笔下把一首汉奸卖国的歌曲！一改成为一篇爱国的宣言、讨伐侵略者的檄文。歌词写出后，使和从事地下工作的未婚妻连夜刻蜡纸印了出来，秘密地贴到了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工厂、学校。敌人发现后惊恐万状。除了刷掉贴在街上的这首歌曲，还到处搜捕嫌疑犯。哈尔滨的人民看到这首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不但保存起来，还偷偷传唱。这首歌也传入抗日游击队中，在抗日队伍中广为传唱，歌声响彻东北大地。
改写伪满洲国“国歌”歌词者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当时在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活跃在哈尔滨文坛的青年诗人任震英。任震英战斗在敌人心脏中，做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有许多故事情节就出自他的身上。1937年因身份暴露逃离哈尔滨，奉党指示在兰州等地做地下作。解放后一直从事城市规划建设工作，曾任兰州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他是我国著名的规划专家，1990年12月国家正式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获荣誉证书与金质奖章。现在虽然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仍担任着兰州市政府顾问、总建筑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级技术顾问等职。日前，他来东北考察城市规划，笔者因与任老有旧，特赶到沈阳桃仙机场迎接他。任老下飞机后，红光满面，目光炯炯，腰身挺直，精神矍铄真是难得的好身板。
晚上，在他下榻的宾馆。当大家谈起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任老马上由沙发上站起来，他说我为大家唱那首我改写的伪国歌。他面色庄重，挺起胸膛，背着双手，唱了起来∶
“九一八”事变起满洲，
我满洲，变成殖民地，
日本强盗，率同走狗
造成傀儡国。
屠杀人民，遍地烽火，
人民死无数，人民死无数，
民众起来复此大仇。
上前呀、上前呀。打倒伪国，
除强盗，杀走狗。还我山河。
建立人民自由政府，
工农联合解放自由。
大家都十分赞偑任老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烈鼓起掌来。任老歌罢，坐在沙发上仍满面义愤，很严肃地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犯下滔天罪行，馨竹难书。今天还有些人不承认他们侵略我国，真是瞪眼说瞎话，说明军国主义祸心不死。我们要牢记国耻，不忘过去，奋发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不让罪恶历史重演。
来源：海枫的博客
无耻的满洲国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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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内 ， 有了新满 洲 。 新 满 洲，
&　 便 是 新 天 地。 顶 天 立 地 无 苦 无 忧。
&　 造 成 我 国 家， 只 有 亲 爱 并无 冤 仇
&　 人 民 三 千 万 人 民 三 千 万, 纵 加 十 倍
&　 也 得 自 由 。 重仁义， 尚 礼 让， 使 我 身 修。
&　 家 已齐， 国 已 治， 此 外 何 求 。 近 之 则 与，
&　 世 界 同 化 。 远 之 则 与 ， 天 地 同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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