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哭了，来看看奥巴马是怎么做“股神”的-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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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哭了，来看看奥巴马是怎么做“股神”的
继昨日暴跌后，两市今日早盘再度重挫，超两千股下跌，近五百股跌停。
在股市躺着赚钱的日子或许已经结束。以后想炒股赚钱，可能就要傍&股神&的大腿了。在中国，股神是谁不太清楚。但是，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利坚有不少&股神&。其中一个新晋&股神&格外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巴拉克&奥巴马。
对，他就是美联储合众国的第44任总统奥巴马。
通常而言，美国总统是不会轻易谈论股票的。但是，一旦他们说到股票，所有人都会认真听。因为，谁不想看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出丑&，看他也会像你我一样十分糟糕的预测股市。
然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却曾在一个几乎完美的时点上对美国股市做出了惊人的&神预测&。
让我们把时间翻到日，当时标普500指数为696点，奥巴马称这是&潜在买入良机&。6天后，标普500指数创下历史新低666点。他几乎&完美&的预测了股市的底部。
现在，标普500指数2105.58点，比当时的点位涨了2.15倍。
之前报告称，一些投资者可能会记得，奥巴马曾在日对股市估值做出了评论，当时标普500指数为696点。奥巴马当时说：&从长期来看，现在的利润和收入的比率正创造一个购买股票的良好时机。&
所以，请叫奥巴马&股神&！
（更多精彩财经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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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奥巴马的著作《无畏的希望》一书的序言。
从我开始参加政界竞选，至今已近十年。那时，我才35岁，从哈佛法学院刚毕业四年就结了婚，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好伊利诺伊州立法委员会有个空位，一些朋友就建议我去竞选。他们觉得我作为一名民权事务律师，又是社区负责人，社交广泛，候选人的位子唾手可得。和妻子商量后，我参加了竞选。像所有第一次参加竞选的人一样，我不放弃任何一次谈话的机会。我去过街区俱乐部的集会，参加教会活动，还去过美容院和理发店。如果见到街头拐角有两位交谈的人，我便会走过马路，递给他们竞选宣传册。无论我到哪里，我常常会遇到类似的两个提问。
“你这滑稽的名字哪儿来的？”
接着又是：“看起来你挺不错嘛，为什么要趟政治这滩浑水？”
对这个问题我丝毫不感到陌生。早在几年前我刚到芝加哥，在一个低收入的社区工作时就遇到过类似问题。这不仅是对政界的嘲讽，还是对公众生活的挖苦。助长这种愤世嫉俗心态的是那些屡见不鲜的廉价承诺和空头支票——至少在我想代表的南部地区是这样。我常笑着点头回答，我能理解这种怀疑的态度，但不能否认，曾经并且一直以来都存在另外一种政治传承，它贯穿了从建国之处到民权运动的辉煌时期；它基于一个单纯的信念――我们彼此之间攸息相关；它令我们彼此之间团结压倒分裂。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民信仰这个传统并付之行动，即使我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终归会有所作为。
我想，我的演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尽管我不清楚那些听众是否也这么想，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很欣赏我的诚挚和青年壮志，所以我成功地进入了伊利诺伊州议会。
六年后，当我决定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对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一切迹象显示我的事业选择似乎是明智的。我在少数党为任两期后，民主党最终掌控了州参议院。随后，我通过了包括从伊利诺伊州死刑制度改革到开展州儿童健康计划的许多法案。我一直坚持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书，我喜欢这个工作，常常会有人邀请我做巡回演讲。我保持了独立、奠定了声誉、稳固了婚姻，可这一切在我踏进首府华盛顿时——至少从统计上看――都面临着风险。
过往的日子都是有代价的，我想其中一些代价是随着人慢慢变老而来的。留心的人会发现，年复一年只会让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全部缺点，那是一些盲点，是一些反复出现的思维定势，它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的，而时光的推移几乎注定了这一切只能每况愈下。蹒跚走路必然会引起股痛，道理如出一辙。在我身上，有个缺点一直让我心神不定：即便工作一帆风顺，即便恩惠近在咫尺，我都缺乏欣赏之心。这是现代生活的通病，我想，这也是美利坚民族性格中的通病，这一点在政界再明显不过了。但谁也讲不清到底是政治本身鼓励这个特性，或只是吸引了那些具有这种特性的人。曾经有人说过，人不是完其父愿，就是缮其父过，我想这倒可以用来解释我的缺点或其他东西。
不管怎样，我正是在这种不安稳的心态下决定参加2000年的选举，挑战一位在职民主党的国会席位。那是一次考虑欠周的竞选，我铩羽而归。我从这一惨痛失败中醒悟到，生活有许多不确定性，不可能一切都按计划实行。一年半后，失败的创伤已经痊愈。2001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一位传媒顾问共进午餐，他此前一直鼓励我再次竞选国家职位。
“你已经意识到政局变了，对不对？”他一边用指尖拨弄沙拉，一边问道。
“什么意思？”我明知故问。两个人都低头注视他身旁的报纸，上面头版就是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真够糟糕的，不是吗？” 他摇着头说。“真是不幸。当然，你没法改名字了，否则投票者会怀疑的，要是你的事业刚刚起步就好了，你也知道的，这样你就可以用个别名什么的，但是现在……”他的声音渐渐弱下去，抱歉地耸了耸肩，之后示意服务生买单。
我怀疑他是对的，而这种想法疯狂地吞噬着我。看到那些年轻的政治家在我跌倒的地方超越我，荣升到更高层的职位，更加有所作为，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嫉妒的滋味。政界的乐趣―― 激动不已的辩论、热情洋溢的握手、蜂拥而至的人群——这些画面开始褪色。而工作中的琐事却让我越来越烦心：对金钱的乞求，宴会结束后路上又超出两小时的驾车，难以下咽的食物、令人窒息的空气，与妻子通话的只言片语。尽管她至今一直陪伴在我身旁，但她对独自照管孩子的日子感到失望，也开始质问我生活的孰重孰轻。连那些曾经放在首位的立法工作和政策制定，我也开始觉得不着边际，离那些全国性的大事――税收、安全、保健、就业等相距甚远。我开始怀疑自己所选的道路，我开始觉得自己和想象里的那些演员、运动员一样，多年来为了追寻某一梦想，埋没于小小的舞台，或守候在替补席，到头来发现自己的才赋和命运已经穷途末路。梦想永远不会实现，现在他不得不面临选择：是成熟一些去接受现实并开始明智的追求，还是拒绝接受真相，在惨淡度日、终日吵闹不休中而含恨终生？
否定、愤怒、交涉、绝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经历了心理专家划分的所有阶段。在某一点上，我接受了缺少天时地利这一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认命了。我又回到州参议院工作，对于自己权责之内的改革和动议权感到心满意足。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家里，看着女儿们长大，好好地珍惜妻子，策划今后如何挣钱。我锻炼身体，读小说，开始欣赏日月交运，四季更替，生活对我没有任何压力。
我想正是这种坦然接受的心态让我有了竞选联邦参议员这个惊人的想法。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我跟妻子这样说，在我获得一个更安稳、更高薪的工作以前，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许出于同情之心而不是信服，她居然同意了。但她同样暗示我，她更喜欢的是那种有条不紊的家庭生活，否则，我就不用指望她的支持。
&&& 我不想让她为我长期的艰难处境操心。现在职共和党人彼得·菲茨杰拉德（Peter Fitzgerald）曾耗去1900万美金的家产让前任议员卡罗尔·莫斯利· 布劳恩（Carol Moseley Braun）下了台。其实他并不十分知名，也不是那么喜欢政治。但是他家财万贯，加上他为人还诚实，这让他赢得选民们的一些尊敬。
在新西兰做了一段时间大使后，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曾一度复出，试图收回州议员的宝座。她的成功机率很大，所以我只好将我的计划搁下。没想到她却决定竞选总统，这让其他所有人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参议院竞选。等到菲茨杰拉德宣布放弃竞选连任选时，我面前主要有六位竞争对手，其中包括在任州财务司长、一位身价上亿的商人、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的前任首席参谋，以及一位女黑人保健专家，光她手里那笔可观的财产，就足以分裂黑人的选票，令我仅存的希望毁于一旦。
可我不在乎。没有奢望之忧，凭借几份有效签注给我带来的信誉，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竞选当中，找回了以为失去了的激情和快乐。我雇了四个机灵的助手，都是二三十岁出头，薪酬也不算太高。我们找了一个小办公室，印制了信笺抬头，装上了电话和几台电脑。我每天给民主党主要捐赠人打四五个小时的电话，试图得到[P6]他们的回复。我召开过记者招待会，却没有一个观众。我们签约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游行活动，却被安排到游行队伍的最后。我和十位志愿者只能朝滞留在路边稀稀拉拉的几个观众挥手，并且发现身后几步远就是城市清洁车，工人们正在清理垃圾和路灯柱上的绿色三叶草贴纸。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独自驾车游说的，首先从芝加哥的一个个选举区，再到各县各镇，最后跑遍了整个州。路过大片的玉米地和豆子地，火车轨道和贮料仓。整个过程举步维艰：没有州民主党组织机构的支持，没有一份像样的邮件联络名单，更没有好好地利用网络优势。我只能靠朋友和熟人关系去敲开每一扇陌生的大门，或把拜访安排在教堂、工会大厅、桥牌小组或“扶轮社”（Rotary Club）这些地方。有时赶了几小时路程后，发现只有两三个人围坐在餐桌旁等我。这时我还得让主人别介意到场人数，而且少不了把他们准备的点心赞美一番。有时候我会坐等到教堂的礼拜仪式结束，而牧师却把我发言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地方工会领袖同意我给工会会员讲话，紧接着就宣布工会支持其他候选人的决定。
不论在北岸那些轩昂气派的豪宅，还是西区那些靠楼梯上下的楼房，抑或是布鲁明顿（Bloomington）郊区的农家，不论对方是两个人还是五十个人，也不论对方是友善还是冷漠，或者偶尔还会带有敌意，我尽量做到少言多听。我聆听他们谈论自己的工作和生意、当地的学校；他们对布什的怒气，还有对民主党的不满；甚至谈论他们的狗和自己的背痛，他们参加的战役以及儿时的记忆。有的人在谈起昂贵的医疗保险费和锐减的就业机会时振振有词，有的人重复着他们从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或公共电台听来的消息。但大多数人都忙于工作或照顾孩子，无心过问政治。他们讲的都是眼前的事：倒闭的工厂，升职的机会，高额的供暖账单，养老院里的单亲和幼童的早期教育。
连月以来的谈话让我有所感悟。如果要说，那就是我发现原来人们的希望原来竟是如此朴实。一致的信念的是没有种族、地区、宗教和阶级之分的。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只要一个人想工作，就应该可以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人们不应该因为生病就必须去申报破产；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真正的教育——这不应该只停留在嘴上；穷人的孩子也应该能上大学。他们想要远离罪犯和恐怖分子的安全感，想要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想要有更多陪孩子的时间。他们想在年老时能够体面地退休并受人尊敬。
他们想要的就只有这么多。这算什么。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主要靠自己去奋斗，也并不指望政府能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当然更不想看到他们的纳税被滥用，但还是觉得政府应该提供一些帮助。
我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对的。政府不可能解决他们的全部问题，但只要政策稍有倾斜，全国上下一起努力，就可以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过体面的生活。听到这，人们更多会点头同意，并询问参与的办法。当我又上路时，副驾驶座上摆着一张地图，我驶向下一个目标，我此时再次明白了自己当初从政的原因。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力量。
这本书直接取材于竞选一路上的谈话。从与选民间的对话中，我看到了美利坚民族的道德规范，我更加意识到，正是这些人的理想贯穿了美国历史，并不断鞭策着我们的集体正义感；正是共同的价值观让我们求大同而存小异；也正是这一脉相承的希望鼓舞着我们的民主政治不断开拓进取。这些价值观和理想不仅仅是刻在大理石纪念碑上，或者在历史书的背诵中，它们更多地存活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内心，并感召着我们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献身精神。
我知道这么说的风险有多大。在这个全球化和科技风云变化的时代，在这个充满残酷的政治战争和文化持久战的时代，我们连一种畅谈理想的共同语言都没有，更不用说让全民族达成一致去致力理想的实现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清楚那些广告商、民意调查者、演讲撰稿人和评论家所玩弄的把戏，知道他们嘴里的那些浮夸字眼儿无非是为了冷嘲热讽，而真正高尚的情操却毁于权力、谋私、贪婪或偏执的名下。甚至连标准的中学历史课本上都开宗明义地道出美国现实生活与美国神话有很大的出入。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任何坚持共同理想或价值观的主张，经常用来掩盖政策和执行上的严重分歧，或者更坏到用来捂住那些不满当前制度体系的抱怨之口。这样的主张即便不是危险重重，也是幼稚透顶。
然而，我的观点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需要搞一次民意调查来确信大多数美国人――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无党派人士――已经厌烦充满利益纷争的政治死局，厌恶少数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加自己的“绝对真理”。不管来自“红州”还是“蓝州”，我们都深感政治辩论中缺少诚实、严肃和常识，都憎恶看似依旧虚伪狭隘的选择菜单。不管信仰宗教与否，不管肤色是黑是白或棕色，我们都真正地意识到了，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正在被忽视。如果不尽快调转航向，我们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把由强变弱的美国留给后人的一代。或许在美国近代史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它能够唤醒我们的相互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团结整个美利坚民族。
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我们怎么开始去改变我们的政治和民生？并不是说我清楚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做。尽管在我每章都讨论了许多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并粗略地给出了一些可行的个人建议，但我的解决方法也经常是片面不完整的。我并没有在此给美国政府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这些书页也没有提出一个行动宣言，没有配备完整的图表、时间表以及 “10项方针”的行动纲领。
恰恰相反，我这里所说的是一些更朴素的东西：自省引导我走向公众生活的价值观和理想，反思当今政治话语中无益地制造对立的伎俩。当然，还有从我自己作为参议员和律师、丈夫和父亲、基督徒和怀疑论者的个人经历出发，基于追求共同利益的理念，给出我认为构建政治的最佳方法。
本书的结构体系安排如下：第一章盘点了美国近代政治史，并试图探源当今激烈的党派偏见；第二章讨论了新的民众政治赖以建立的共同价值观基础；第三章探究了宪法不仅是个人权利的源头，同时它还是组织民主对话、探讨共同未来的工具；第四章讲述了一些包括金钱、媒体、利益集团及立法程序在内的体制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连那些抱负远大的政治家都难逃一劫；剩下的五章就如何跨越分歧，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给出了意见。这些问题包括：许多美国家庭面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风险，国内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聚集在美国周边虎视眈眈的跨国威胁，如恐怖主义和流行病等。
我猜一些读者会发现上述问题的讨论有些比例失调，对于这一点，我供认不讳。毕竟我是一位民主党人，我对大多数话题的见解会更符合《纽约时报》的社论，而不是迎合那些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我对那些始终偏袒有钱有势者，却声称政府为所有人创造了机会的政策感到愤慨。我相信进化论，相信科学研究和全球变暖。不管政治上正确与否，我坚信自由演讲的权利。我对那些利用政府把个人宗教信仰（包括我自己的）强加给他人的做法表示怀疑。还有，我无法摆脱自著自书的局限，因为我不得不透过一个混血黑人的镜头去审视美国历史。我永远不会忘记历代和我一样的人们是如何受到压迫和蔑视的，永远不会忽略种族和阶级仍旧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管其明显与否。
但以上这些并非我的全部。我也想过我的党派可能有时也会自以为是、孤立或者教条主义。我相信自由市场，相信公平竞争和企业家，我认为许多政府计划都没有像宣传的那样开展。我希望这个国家少一些律师，多一些工程师。我认为美国需要在世界上更多地伸张正义。对于敌人，我很少寄予幻想；对于我们军官的胆略和勇气，我感到由衷的敬佩。对于那些以种族和性别歧视为基础，追求性并无视受害者的政策，我一概拒绝。我认为城市中心的苦恼大部分来自于文化上的衰落，这是无法单纯用金钱治愈的，价值观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国内生产总值。
毫无疑问，我的一些观点肯定会给我带来麻烦。在国内政坛，我不过是一位刚刚出道者而已，所以，必然会招来各政派人士的议论。这样，我也必然会让其中一部分人（即便不是所有人）而感到失望。可能这就表明了本书第二个更私人化的主题：我或者任何一位公众人物如何才能避免掉进追求名利、渴望奉承、惧怕失败的陷阱，从而保住那份真理的精髓，保持住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独特的声音，这个声音时刻提醒着我们最坚定的承诺。
最近，一位负责国会山（Capitol Hill）报道的记者在我去办公室的途中拦住了我，她说很喜欢我的第一本书。“我在想，”她说，“你的下一部书还能这么有趣吗？”其实她的意思是说，既然你已是联邦参议员了，我怀疑你还能如此诚实吗？
有时候我也很怀疑。希望我能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找到答案。
以下奥巴马的故事选自《无畏的希望》，小标题和简介为本博所加，欲进一步了解，请查看原书。
奥巴马的名字
简介：奥巴马的全名是巴拉克?胡赛因?奥巴马（小）（Barack Hussein Obama Jr.），其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这给他的最初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丝忧虑。
不管怎样，我正是在这种不安稳的心态下决定参加2000年的选举，挑战一位在职民主党的国会席位。那是一次考虑欠周的竞选，我铩羽而归。我从这一惨痛失败中醒悟到，生活有许多不确定性，不可能一切都按计划实行。一年半后，失败的创伤已经痊愈。2001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一位传媒顾问共进午餐，他此前一直鼓励我再次竞选国家职位。
“你已经意识到政局变了，对不对？”他一边用指尖拨弄沙拉，一边问道。
“什么意思？”我明知故问。两个人都低头注视他身旁的报纸，上面头版就是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真够糟糕的，不是吗？” 他摇着头说。“真是不幸。当然，你没法改名字了，否则投票者会怀疑的，要是你的事业刚刚起步就好了，你也知道的，这样你就可以用个别名什么的，但是现在……”他的声音渐渐弱下去，抱歉地耸了耸肩，之后示意服务生买单。
初入政坛的艰难处境
简介：奥巴马参加竞选州参议员时，财务紧迫，最难受的是知名度低，但他仍然坚持了下来。
没有奢望之忧，凭借几份有效签注给我带来的信誉，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竞选当中，找回了以为失去了的激情和快乐。我雇了四个机灵的助手，都是二三十岁出头，薪酬也不算太高。我们找了一个小办公室，印制了信笺抬头，装上了电话和几台电脑。我每天给民主党主要捐赠人打四五个小时的电话，试图得到他们的回复。我召开过记者招待会，却没有一个观众。我们签约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游行活动，却被安排到游行队伍的最后。我和十位志愿者只能朝滞留在路边稀稀拉拉的几个观众挥手，并且发现身后几步远就是城市清洁车，工人们正在清理垃圾和路灯柱上的绿色三叶草贴纸。
参议院里竟无人倾听
简介：奥巴马当选联邦参议员后发现，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议员们已就议案私下讨论过，或是忙着上电视接受采访，或是忙着见自己的捐助人，在提案的现场，参议院里竟无人倾听。他们辜负了选民们寄予的希望，放弃了作为代表的职责。
如果你更加留心话，你有可能发现在众人离去后，仍然有一个孤独的议员伫立在办公桌前，苦苦思索提案如何能得到认可从而在议会上发表演说。这可能是一份提案的解释，也可能是一份有关国内新问题的全面评述。演讲者充满激情，声音慷慨激昂；他的论点——关于削减低收入家庭的福利计划，或者关于阻挠一项司法任命，或者关于能源独立的必要性——听起来也是有理有据。但是这位讲演者也只能面对几乎是空荡的议会大厅发表演说，参与者只有会议主持人，少数议会同僚，参议院主席，还有那些目不转睛的美国有线频道（C-SPAN）的摄影记者。讲演结束时，讲演材料会被一位身着蓝色制服的书记员悄悄收去，作为官方的记录而保留。当这位议员走下台时候，另一位议员会走到演讲席前，发表演讲，并希望得到广泛的认可。就这样，她重复前者所做的事情，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
就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审议机构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倾听。
奥巴马对比尔·克林顿的评价
简介：在当今美国，出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白人和黑人、拉美裔，左派和右派间的分裂。这让奥巴马想起了同为民主党人的克林顿前总统。
他（克林顿）直觉上认识到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的选择是错误的。他也看到如果经过合理的组织，政府的开销和干预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而不是抑制剂，而且市场和财政制度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他注意到，要消除贫困不止是社会的责任，更是公民个人的责任。在他的政纲中——即使不总是在他的日常政令之中——“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弥合了之前的分歧，充分地激发了大部分美国人讲求实用、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态度。
奥巴马第一次来到白宫
简介：奥巴马第一次来到白宫是在刚大学毕业后，他和一群学生领袖来到白宫提交收集的各种提议。当时的白宫开放、自信，和“9·11”后的白宫形成鲜明对比。
我想，白宫的不设防表现了我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自信。这证明我们的领导人与我们并无二致。他们依然要遵守法律，遵守我们的共识。
二十年后，靠近白宫已不是那么容易了。检查哨、武装警卫、前卫、摄像头、警犬，以及收缩的路障将白宫四周隔离在两个街区那么大的范围内。无证小车再不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行驶。在一月的一个寒冷的下午，也就是我宣誓成为参议员的前一天，拉斐特公园的游人寥寥无几。当小车开出白宫大门驶上车道时，我扫了一眼，不由为昔日情景的消逝而感到一丝凄凉。
奥巴马遇见布什总统
简介：奥巴马当选联邦参议员后，有一次遇见了布什总统，布什总统向他提了一些建议，一些“旧政治”建议。
“到这里来一下，”他（布什总统）说，并且把我领到大厅的另一侧。“你知道，”他轻声说道，“我希望你不介意我给你提点建议。”
“一点不，总统先生。”
他点点头。“你的前程远大，”他说，“不可限量。但是我在这个城里呆了些时间了，我要忠告你，做好困难准备。如果像目前这样关注你的多了，人们就会开始伺机攻击你。你要知道, 这种攻击不一定只来自我们共和党，还有你们民主党。人人盼着你出现口误，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自己要小心。”
“谢谢您的忠告，总统先生。”
奥巴马在竞选中被跟踪
简介：现代政治中存在着中伤对手等宣传伎俩，为了找到对手的破绽或者为了编造故事，一方会雇人全程跟踪拍摄。有时候实在过分，奥巴马不得不予以反击。
在进行联邦参议员的普选活动中，我的共和党对手派了一个年轻人拿便携摄像机对我所有的公开露面进行追踪拍摄。这在许多竞选活动中已成了惯常的操作步骤，但是不管是这位年轻人过分热心还是受命来试图激怒我，他的跟踪拍摄变成了跟踪。从早到晚，他如影随形，离我通常不足五到十英尺远。他会拍我乘电梯下楼，他会拍我走出洗手间，他会拍我拿手机和妻子和孩子通电话。
起初我试着跟他讲道理。我停下脚步，询问他的名字，告诉他我理解他的职责所在，不过，我建议他离得稍远一些，这样我在交谈时不至于受他的监听。面对我的恳求，他保持沉默，只是告诉他的名字叫贾斯汀(Justin)。我建议他给老板打电话，弄清楚这是不是竞选活动希望他这么做。他告诉我，我自己可以打，并给了我号码。这之后过了两三天，我决定不再忍受。贾斯汀在身后紧跟着我，我信步走进州议会大厦新闻办公室，对一些正在用午餐的记者说话。
“嘿，伙计们。”我说，“我给你们介绍贾斯汀。贾斯汀奉雷恩（Ryan）竞选阵营之命对我进行全程跟踪。”
我解释情况的时候，贾斯汀站在那儿，继续录像。记者们转向他，开始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
“您是不跟着他进浴室？”
“您是不是一直都离他这么近？”
很快就过来了几名新闻记者，他们用摄像机拍摄贾斯汀给我录像的过程。贾斯汀像一名战犯，不断地重复他的名字，级别，以及他的竞选人竞选总部的电话号码。下午六点的时候，贾斯汀的故事被当地媒体披露出来。这件事折腾了一周，通过动画片、社论、体育谈话节目轰动了整个州。我的竞选对手，经过几天的不屑一顾，最终还是屈服于压力，指示贾斯汀不要跟得这么紧，同时还发表了道歉。但这对他的竞选运动已经产生了损害。人们或许不了解我们在医疗问题和中东外交政策上针锋相对的观点，但是他们知道我对手的竞选活动破坏了一种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价值——文明行为。
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教学
简介：奥巴马不但是位政治家而且还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他已经担任教职十多年了。在课堂上，他常常和学生们讨论宪法问题。
我喜欢法学院的课堂：教室布置简单朴素。每节课开始时，我都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地站在教室前面，身边只有黑板和粉笔，心里直打鼓。学生们打量着我，有些目光专注，有些眼含忧虑，有些明显表现出无精打采的样子，这种局面被我的第一个问题打破—— “我们这是要讨论什么呢？”——他们试探性地举起手，给出了一些答案。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观点，我都一一驳回，直到慢慢地，空洞的文字被抛去，几分钟前看上去还枯燥乏味的话题突然生动起来。学生们的眼睛放出光彩，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话题涉及的不再仅仅是过去的事情，它还关系到他们的现在和将来。
奥巴马关于民主的比喻
简介：人们常常把民主进程比作不断修建和维护的房子，具有某些固定的模式和历程，但是奥巴马认为，民主是一场对话。
对此我得出的答案——对我来讲并不新鲜——需要我们换一种比喻，即不再把我们的民主看作一座将要建造的房子，而是看作一场将要进行的对话。按照这种想法，麦迪逊设计的方案超凡之处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份不变的计划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不是起草人构思好了该怎样建造一座房子。它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构架和一些规则，但遵守这些规则并不能保证社会公正，或确保我们总能达成正确的一致意见。它不会告诉我们应由一名妇女还是一个机构来决定该不该流产。它也不会告诉我们在学校里进行祷告是不是比不祷告要好。
宪法确立出这个构架，其作用就是它能以某种方式将我们组织起来讨论未来。它精心设计的所有机制——权力分立、政府机关彼此制衡，还有联邦主义原则和权利法案——都在迫使我们进行对话，实行一种“协商民主”。这就要求所有公民按程序先在外部现实中检验他们的想法，再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最后与意见一致的人临时建立起联盟。因为政府中权力很分散，所以美国制定法律的程序迫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可能不总是对的，迫使我们有时改变自己的想法；它不断要求我们剖析自己的动机和利益，还提醒我们，个人或集体的意见都是合法的，同时也很可能是错误的。
根据宪法，参议院才有至上的权力
简介：奥巴马当选联邦参议员后，拜访了资深参议员伯德，聆听了伯德的一些教诲，伯德告诉他，应当多研读宪法，根据宪法，参议院才具有至上的权力。
“学习那些规定，”他说，“不仅是规定，还有惯例。”他指向身后一排厚厚的活页本，每本都贴着一个手写的标签。“如今没有多少人费事学习它们了。每件事都做得那么仓促，参议员的时间被太多事占据着。但你可以从这些规定中洞悉参议院的权力，它们是整个参议院王国的关键。”
我们谈到参议院的过去，他所认识的总统们和处理过的法案。他对我说，我会在参议院里做的很好，但不应太着急——如今太多的参议员都把注意力放在白宫上，他们不明白，根据宪法的设计，参议院才拥有至上的权力，才是共和国的心脏和灵魂。
“如今读宪法的人太少了，”参议员伯德边说边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他那本宪法，“我总是说，这部文献和《圣经》给了我需要的一切指引。”
奥巴马错过枪支管制法案投票
简介：奥巴马因为各种原因而错过了枪支管制法案投票，此次事件给了他后来的政治对手以把柄。
接下来在圣诞假期中，我去了夏威夷，利用短暂的五天时间看望外祖母，顺便和米歇尔及18个月大的玛丽亚增进感情。此时，州立法机构就召开特别会议，就枪支管制法进行投票。但是，当时玛丽亚生病了，无法乘坐飞机，我错过了投票，这项法案没有获准通过。两天之后，我在奥黑尔机场走下夜航飞机，孩子在我身后号啕大哭，米歇尔也不跟我说话。我一眼看到《芝加哥论坛报》的头版新闻，报道枪支管制法因几票之差未获通过，而州参议员及国会议员候选人奥巴马却决定在夏威夷“度假不归”。我的竞选策划人给我打了电话，提到国会议员鲁什有可能制作的广告——一排排棕榈树下，一个男子躺在海滩上的卧椅里，头戴草帽，饮着媚态酒，背景里，有夏威夷式吉他弹奏着悦耳的乐曲，伴随一个画外之声：“芝加哥凶杀率达历史最高，但是巴拉克·奥巴马……”
竞选中的人际关系
简介：在竞选参议员时，奥巴马因为是个新人，遭遇了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不利。他的最大竞争对手丹·海因斯出生政治世家，认识工会里的很多人，奥巴马因此在劳工招待会上吃亏。
我知道，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总是给那些经常为他们投票的人支持。但是当竞选活动开始进行时，怪事发生了。运输工人工会（Teamsters）在芝加哥举行支持会，恰巧当天我必须去斯普林菲尔德投票，运输工人工会不愿重新排定日期，这样，海因斯先生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而他们根本没有与我沟通。伊利诺伊州展览会期间，我们参加了劳工招待会(labor reception)，并被告知不允许张贴竞选标语。但是当我和竞选伙伴到达此地时，我们发现房间里贴上了海因斯的竞选海报。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支持会的那天晚上，当我穿过房间时，发现我的许多工人朋友躲闪着目光。一个年长的家伙向我走来，他是州工会一个较大支部的负责人。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背。
“与个人无关，巴拉克，”他面带同情的微笑说道，“你知道，汤姆·海因斯和我有五十年交情了，我们在同一个街区长大，又属于同一教区，见鬼，我是看着丹尼长大的。”
我告诉他我能理解。
媒体的偏见
简介：政治文化有时候被粗劣的媒体渲染、扭曲，请看媒体对布什、希拉里、麦凯恩还有奥巴马的态度吧。
现在很难找到论及民主党人的话不提及我们“软弱”、“什么也不代表”，而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强大” ，虽然有些卑鄙；布什“果断”，尽管他常常朝令夕改。希拉里·克林顿的投票和演说不合常规立即被称为诡计多端，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如做出同样言行便是他的特立独行的又一次力证。“按照规则，”据一位刻薄的评论员所言，我的名字出现在任何一篇文章时，必须冠以“冉冉上升的新星”几个字。
奥巴马参观Google总部
简介：奥巴马的捐助人中有很多是来自高科技公司，奥巴马这次参观google总部，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两位传奇人物进行了接触，让奥巴马感慨良多。
&2004年中期，谷歌公司已踞偶像地位，这不仅标志因特网日益强大，而且标志全球经济在迅速转型。从旧金山开车出发，途中我回顾了谷歌的历史：斯坦福大学两个主修计算机的博士候选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在一间学生宿舍合作研究搜索网页的更好方法。1998年，他们通过各方联络筹集到上百万美元成立了谷歌公司，三个员工就在车库里开始了谷歌的创业征程。谷歌创造了一种广告模式，这种模式以文字广告为基础，虽与使用者搜索有关但对使用者不造成侵扰，即便网络由繁荣走向衰退，公司也会赢利。成立六年后，谷歌又准备上市，佩奇先生和布林先生将因此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两个人。
“乘坐私人飞机无法听到的故事”
简介：奥巴马在参观google总部前后，还去了那些工业衰败的地区，比如盖尔斯堡，去聆听那里的工人的意见，很多故事都很感人，并令人深思。奥巴马称之为“乘坐私人飞机无法听到的故事”。
我正要走时，一个戴棒球帽的壮实汉子开口了。他说他叫蒂姆·惠勒(Tim Wheeler)，是附近巴特勒钢厂工会负责人。他们的工人已经接到解雇通知，他本人在拿失业保险，正在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现在最担忧的就是医疗费用。
“我儿子迈克需要做肝移植手术，”他表情沉重，“我们正在等人捐献肝器官。但是我的医疗福利用完了，我们正在想办法看看医疗补助计划能不能负担这笔费用。没人能给我明确答复，你知道，为了救迈克我得卖掉全部家当，还要背债，但是我还是……”蒂姆声音哑了，身旁的妻子头埋在双臂里。我向他们保证我们会查明医疗补助计划负担哪些费用。蒂姆点点头，搂住妻子的双肩。
在回芝加哥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想象蒂姆的绝境：工作没了，儿子生重病，储蓄全部花完。
乘坐私人飞机飞翔在四万英里的高空是无法听到这些故事的。
他们想上更多的课
简介：美国的教育状况堪忧，公立学校得不到充足的资金改善设施和教学，同时整个社会对很多黑人、拉美裔孩子的教育也不太关心。奥巴马呼吁给每个孩子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2005年我参观了桑顿镇级中学。桑顿镇级中学位于芝加哥南部郊区，绝大多数学生是黑人。我的工作人员和桑顿的教师组织了青少年市民会议——各班的代表花几个星期调查同学们关心的问题，然后将调查结果汇成系列问题呈报给我。会议上他们提到邻近地区的暴力、教室里电脑短缺，但首要问题是：学校下午一点半就提前放学，因为校区付不出教师一整天的工资。课表因此缩减，学生没有去试验室或上外语班的时间和机会。
为什么让我们少上课？他们问我。好像没人指望我们上大学，他们进而说。
他们想上更多的课。
我们已经习惯于听这样的故事，贫穷的黑人和拉丁裔孩子在学校失去学习兴趣，所学课程难以适应传统工业时代，更别说信息时代。教育体制问题不仅限于内城区，美国中学辍学率目前是工业国中最高国家之一。高中生数学和理科考试分数低于大部分外国同年级学生。青少年一半不懂分数的基础概念，九岁孩子一半不会乘除法运算，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比以前多，但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学生能跟得上大学英语、数学和理工科课程。
美国研发资金日益减少
简介：美国的科研状况同样堪忧，联邦对科研的资金支持减少，这将很大程度上削弱美国的力量。
我想起最近关于干细胞研究的争议，问兰格博士，布什政府对干细胞系数量的限制是否是他这一领域深入研究的最大障碍，他摇摇头。
“干细胞系数量多肯定有用，”兰格告诉我，“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联邦补助金在大幅度减少。”他解释说，十五年前，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研究计划能得到联邦大力支持，现在仅约百分之十。这意味着科研人员不得不花更多时间筹资，而用于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同时也意味着每年许多有价值的研究途径被切断，特别是那些高风险研究，其实这些研究最终可能产生巨大回报。
兰格博士的话不是一家之言。几乎每个月都有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我办公室抱怨联邦政府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日益减少。过去三十年，政府对物理、数学和工程科学的资助的下降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正大规模增加科技预算。正如兰格博士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于基础研究支持的力度下降直接影响进入数学、工科以及工程领域研究的年轻人的数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每年毕业的工程师是美国的八倍。
奥巴马和“股神”巴菲特的对话
简介：奥巴马支持降低中产阶级的税收，而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他和巴菲特探讨了这一问题，巴菲特同意他的观点。
巴菲特曾经邀请我到奥马哈讨论税收政策。具体点说，他想知道美国已经资金缺乏，华盛顿为什么还要减少他们这个收入人群的税收。
我在巴菲特的办公室坐下，“我前两天做了个计算，”他说，“我从没有用过避税手段，也没有用过税务策划师，算进每人必交的工资税，我今年交的有效税率比我的前台接待员少。实际上，我的税率肯定比普通美国人交的少。如果总统的计划实施，我交的会更少。”
巴菲特的低税率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与大部分富有的美国人一样，他的所有收入几乎都来自分红和资本收益。从2003年起，投资收入仅仅按百分之十五纳税。而一个前台接待员的收入，只要我们将联邦保险捐助税（FICA）包括进来，税率几乎多了一倍。从巴菲特的角度来说，这种差异非常不合情理。
“自由市场是最有效利用资源并使其有最大产出的机制，”巴菲特告诉我。“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市场在确保生产财富得到公平、明智的分配方面也是差强人意。一部分财富应该用于教育投资，让下一代享有均等机会，一部分财富应该用于维护基础设施，给那些在市场经济中失败的人提供某种安全网。我们这些人从市场受益最大，我们应该交付更多税收才合理。”
然后我们又就全球化、经理人报酬、日益增加的贸易赤字和国债，谈了一个小时。巴菲特尤其担忧布什取消遗产税的提议，他认为这个举措造就的将是财富贵族而不是美德贵族。
“如果取消遗产税，”他说，“基本就是把美国资源的支配权移交给了不劳而获的人,这就好像组建一支2020年奥运会参赛队要从2000年奥运冠军的子女中挑选选手一样。”
母亲给奥巴马的宗教教诲
简介：奥巴马的母亲是个人类学家，世俗主义者，理性主义者，灵魂觉醒者，奥巴马小时候接受的是宽容的宗教教诲。
我母亲认为，有组织的宗教过多用虔诚掩盖他们封闭和狭隘的心灵，用正义伪装他们残酷和压迫的行径。
但是那并不意味母亲没有灌输给我宗教教诲。母亲认为，初步了解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是全面教育的必要部分。在我们家，《圣经》、《古兰经》、《薄伽梵歌》与希腊、挪威以及非洲神话图书并排摆在书架上。一到复活节和圣诞节，母亲会拉我去教堂，就像她带我去参观佛教庙宇、中国新年庆典、靖国神社及古老的夏威夷墓地一样。我逐渐明白这些宗教不要求我持续不变地投入——不要求内省也不要求自我鞭笞。母亲解释说，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体现，而不是人类文化的源头，宗教只是人类尝试控制不可知世界并理解人生真谛的多种方式之一——但未必是最佳方式。
奥巴马在印度尼西亚度过的童年
简介：奥巴马小时候跟随母亲来到印度尼西亚，在那里的童年的回忆是美好的。
在最初的几年里，我家并不富裕，因为印尼军队付给尉级军官的工资不多。我们住在城郊一座不大的房子里，没有空调、冰箱、冲水马桶，也没有汽车。我的继父骑一辆摩托车，母亲每天早上乘坐当地的小公共汽车去美国大使馆，她在那里当英语老师。家里没有钱让我和那里的大部分外国孩子一样上国际学校，于是我上当地的印尼学校，与农民、佣人、裁缝和办事员的孩子一起在街上奔跑追逐。
作为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我对这些都不在意。相反，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充满了奇遇和秘密——白天追逐小鸡、躲避水牛，晚上看皮影戏、听鬼故事，还有街上小贩送到门口的美味糖果。事实上，我知道与周围的邻居相比，我们过得还不错。因为与很多人不同，我们总能有足够的食物。
奥巴马的反战演讲
简介：“9·11”之后，奥巴马支持打击恐怖主义，支持出兵阿富汗打击基地组织，但他不支持出兵伊拉克，他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轻率的战争。
我不支持“一场哑巴的战争，一场轻率的战争，一场未经论证而凭一时冲动，不是出于道义而是基于政治利益发动的战争。”我说道：
我知道即使攻打伊拉克取得胜利，我们的军队也要继续控制那里的局势，其期限未知，资金投入未定，后果也没有定论。我知道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因，没有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入侵伊拉克只会煽动中东国家的抵触情绪，使阿拉伯世界在冲动下出现最坏的，而不是最好的想法，并让基地组织武装力量征募到更多追随者。
奥巴马对中国的看法
简介：奥巴马在《无畏的希望》中，对中国有不少评论，他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更多内容请见原书。
特别在中国问题上，消除人民币人为贬值现象，它让美国企业永远处于劣势……
同样，中国情愿让人民币升值，并适当提高中国生产商品的价格，这样可以让美国商品的竞争力有所提高。但是即便这些成为现实，中国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比美国人口一半还多——这意味着沃尔玛中国供应商还要红火相当长的时间……
目前我们也能够摆脱这座债务大山，因为外国中央银行，特别是中国中央银行，想让我们继续购买他们的出口产品。但是这个放松信贷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某个时刻，外国人将终止贷款给我们，利率将会提高，我们的大部分产值将用于偿还……
如今，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国家（我们越来越可以将中国也归入这个行列）——以及同样重要的，在这些国家里生活的广大人民——大都遵守一套全球通行的国际规则，这些规则规范了我们的贸易活动、经济政策，以及用于解决纠纷的法律和外交手段，即使在这些国家内，更普遍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还没有被广泛地遵守……
我们需要在战略上保持一种军事姿态，来应付如朝鲜和伊朗这样的流氓国家构成的威胁，应对如中国这种可能出现的对手带来的挑战……
但最棘手的军事挑战不会来自中国（正如中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挑战恐怕是经济上的，而非军事上的）……
奥巴马对种族偏见的亲身体验
简介：奥巴马认为美国的种族问题虽然有很大的改观，但是好还可以更好。
尽管我的成长经历很难作为非裔美国人的典型，并且主要由于运气和环境的原因，我现在的职位能使我免受普通黑人必须忍受的打击与伤害，但我仍然能够娓娓道出在这我四十五年的生命中，曾经遭遇到的各种令人气愤的琐碎小事。在百货公司购物时被保安跟踪，站在饭店外等待车管员时白人夫妇却将他们的车钥匙扔给我，警察无缘无故地让我把车停在路边。我清楚人们告诉我因为肤色而不能做某些事时的感觉，还有强咽怒火的苦涩。我还知道米歇尔和我必须始终保持警惕，以免我们的女儿听到一些令她们沮丧的言论，它们可能来自于电视、音乐、朋友，也可能来自于街谈巷议，它们讲述着世人眼中的她们，以及世人认为她们应成为怎样的人。
奥巴马和妻子的第一次约会
简介：奥巴马是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时认识了米歇尔，当时米歇尔是他的指导律师，后来两人结为连理。
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每天都见面：在法律图书馆，在咖啡厅，或是某次事务所特意为夏季实习生组织的郊游之中。组织郊游的目的是告诉实习生，律师生活并不是无休止地苦读法律文书。她也带着我参加过一两次聚会，并巧妙地掩饰了我没什么行头的窘境，她甚至还介绍我认识她的几个朋友。然而，她拒绝外出与我正式约会。她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她是我的实习老师。
“这个借口糟透了，”我告诉她，“想想看，你给我出了什么点子？你教我如何使用复印机，还是教我该去哪家餐馆用餐？我觉得合伙人不会认为一次约会就严重违反了公司的明文规定。”
她摇摇头说：“对不起。”
“那好，我辞职。这总行了吧？你是我的指导老师，你告诉我辞职该找谁。”
我终于将她说服了。在一次公司组织的野炊后，她开车送我回住所，我提出去街对面给她买“31”蛋卷冰淇淋。在夏日湿热的午后，我俩却坐在路边上享用蛋卷冰淇淋。我告诉她，少年时我曾经在一家“31”冰淇淋店打工，身着褐色围裙，头戴褐色帽子，还要摆酷实在是太难了。她向我透露，小时候曾经有两三年只能吃到花生酱和果冻。我说想去她家拜访，她欣然允诺。
我问我是否可以吻她。我们的吻甜得像巧克力。
奥巴马为女儿找短裤的故事
简介：奥巴马有一个幸福欢乐的家庭，有两个可爱的女儿（玛丽亚和萨莎）。
我上楼去找萨莎，发现她只穿着内裤和粉色上衣。她扑上来抱住我，然后告诉我她找不到短裤了。我在壁橱里找了一下，在她的衣柜抽屉最上面找到一条蓝色短裤。
“这是什么啊？”
萨莎皱了皱眉，不情愿地走过来，拿上短裤穿上。几分钟后，她爬到我的腿上。
“这短裤不舒服，爸爸。”
我们又重新到壁橱里翻找，在抽屉里又找到了一条短裤，也是蓝色的。“这条怎么样？”我问道。
萨莎又皱起了眉头。她站在那，俨然就是一个三英尺高的米歇尔。玛利亚和山姆走了进来，正好看到了这场僵局。
“萨莎不喜欢这两条短裤。”玛丽亚解释道。
我转向萨莎询问原由。她警惕地上下打量着我。
“粉红色和蓝色不配。”她最终说出了原因。
玛丽亚和山姆咯咯笑了。我试图像米歇尔处理类似问题时一样严厉，命令萨沙穿上短裤。她照办了，但我知道她是在迁就我。
当我想对女儿表现我的硬汉形象时，她们都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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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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