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兵的回忆
(父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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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了耄耋之年便进入了回忆的圈子，靠回忆过去度过剩余的岁月。曾有过的踌躇满志，伴随着逝去的憧憬，苦涩与欢乐都已成为历史的岁月，遗憾与欣慰并存的一生，在人生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回忆的闸门敞开一齐涌现心头。虽然我没有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或惊天动地的事迹可以回顾，但活了七十多年的经历，值得回忆的东西还是有的。因为，至少我是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吧。不说别的，仅从东北战场用两条腿量到祖国大西南的四川，再从四川返湖南湘西剿匪然后北上抗美援朝出国，你说这疲劳不?
　　离休后，我找出来战争年代部队颁发的纪念章，经常凝视着我一生中的亮点回顾过去。这其中有：《解放东北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解放西南纪念章》、《湘西剿匪胜利纪念》、《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平万岁》、《解放奖章》。其中《解放奖章》还多少有点含金量，它是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随同军衔颁发的，当时称之谓授勋，是授予自日至日参加解放战争的排、连级干部。更高级的称之谓一、二、三级《解放勋章》，是授予军、师、团、营级干部。
　　这些标志和证明我曾经参加过解放上述地区各大战役的纪念章，并不被与时俱进的年青人所认可，我的儿子看了之后虽不敢轻蔑却也不无遗憾地说：&原来没有一个是立功的呀!&这使我很有些难堪，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
　　入 伍 军 大
　　我的家乡是河北省昌黎县距县城45华里的一个农村。昌黎历史悠久，三国魏正始五年即置辽东属国，后改为郡，管辖区域相当于现今的地区。这里东临渤海北靠碣石山，建安十二年，曹操东进乌桓过此，作《碣石篇》。昌黎从1935年华北事变签订《何梅协定》后，汉奸殷汝耕就组织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8年冀东农民暴动，从那时起昌黎县广大农村就处于敌我拉锯状态，后逐渐成为政治上稳定的解放区。鬼子伪军出城扫荡，解放区人民就坚壁清野早作转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只占领了铁路沿线城镇，广大农村组成的解放区则完全建立了民主政权。到了1946年，我的家乡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解放区政权进一步巩固。
　　1947年上半年，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我军进行大举反攻，国民党军队已成强弩之末。这年十月，东北军大冀察热辽分校第三期在冀东招生，具体经办这项工作的是冀东行署建国学院，它们以招生委员会的名义贴出告示，根据告示我找村长赵惠民开了介绍信，赵惠民也算是我们村的才子，文笔颇为流畅，上书：&兹介绍我村学生赵正利，现年十五岁，家庭成份系经营地主，本人自愿申请参加革命，请予接洽。&
　　拿着村长的介绍信我和本村赵敬如、赵晋贤、赵树伦一行四人同去滦河以南的王庄子进行考试。文化考试合格后就等待去遵化县招生委员会体检政审。十一月初，我们到达乐亭县葛罗坨集中，这里是冀东军区十三军分区所在地，在这里考试合格的人员等待军分区安排部队护送我们过铁路封锁线。
　　一天夜里，我们这一批不足百人的队伍在距铁路线大约五华里的一个村子等待过路。事前领队交待：如过铁路时被敌人打散，已经冲过铁路的就到滦县的九百户集合，没过铁路的仍回葛罗坨。我们听了煞是紧张。约摸半夜十二点，滦县县大队侦察员报告：敌人的铁甲车还在铁路沿线巡逻，探照灯不断地扫视铁路两侧。听了之后心情更加紧张。下半夜两点左右，侦察员报告：敌人停止夜巡，可以过路了。在向铁路线行进时，每个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我们屏住呼吸不出任何声响地前进着，不多时就到达了铁路线。
　　在夜色蒙胧中我看见沿铁路线我侧卧倒的战士们正严阵以待，一位肯定是县大队指挥员的人手提驳壳枪、小声却透着威严的语气：&快点，跑步前进!&跨过铁路之后，以急行军的速度迅速脱离沿线敌人控制的范围，当天到达九百户宿营第二天便向遵化县行进。
　　遵化县是冀东军区和行署的所在地，堪称当时冀东的革命中心。招生委员会设在五营房，座落在遵化县西，距清东陵所在地马兰峪不远，遗憾的是对这个近在咫尺的末代王朝的陵寝圣地未曾朝觐。据说今日东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从北京至东陵辟有旅游专线，游人如织，昔日的冷漠已不复存在，躺在地下的帝王后妃正在为&四化&做出贡献。记得是到了招委会没有几天，同村的赵敬如、赵晋贤、赵树伦三人就被招委会婉言劝退回家，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政审没有通过。我们四人同属地主家庭出身，他们三位都比我年长，赵敬如曾是我的老师。1947年已经不是大浪淘沙的年代，在曙光已显现在黎明前的一刻，地主的儿女们从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中预感到前途渺茫，都在寻求自己的出路。可能是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孩子，虽出身于禁门却还没有完全近墨者黑，当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革命收留了我。一方面我暗自庆幸，另一方面却由于他们三人的离去我又感到惆怅。和他们三人分离后，至今五十六载不曾谋面。
　　记得曾有位大作家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曾作诗检讨说：一片丹心求报国，愿做赤子母不收。
　　唉!人哪，千万不可冥冥之中投错了胎。可这又不是自已所能决定的。
　　招委会是冀东行署的建国学院，那时的机关团体甚至像冀东军区、行署也都没有自已固定的办公场所和设施，大家都是借驻在居民老乡的房舍，常年处于临战状态，这对于今天坐在办公大楼的各级公仆们简直是匪夷所思。所谓建国学院是一没有校舍，二没有固定师资，整个五营房一个村子就是学院。学员们住在各家各户，食堂是在一座关帝庙里，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关老爷的金身早就不复存在，不像现今许多商家都供俸关老爷，以乞求神灵保佑财源滚滚而来。每天的伙食是高粮米粥熬白菜，几乎是餐餐如此，开饭时大家端着饭碗围着菜盆席地而坐。我们这些学员有的是来自冀东各县的调离地方的干部，有的是自香河、武清、宝坻、易县、顺义、平谷、玉田、乐亭、丰润、蓟县等招来的学生。这批学员中后来最有出息者当属王兆铭，他是空军英雄、文革后当了空军司令员的刘玉堤的僚机飞行员。
　　1947年的十二月末，毛主席在陕北米脂的杨家沟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文件是我们在招委会待命去东北期间的主要学习材料。过了1948年的春节，旧历正月十八那天我们出发去东北。率队的是位有马有警卫员、人称他为高副政委的干部，想来最低也是个县团级干部，后来听说他在到达学校后被分配到二大队担任副政委。
　　去东北的这段路程我们大约走了半个月，开始是东进建昌营出长城的冷口，天气本来很好，但一到冷口的出口处，西北风骤然扑面吹来，人们顿时瑟瑟发抖，脸像是被刀子割了似的。此处是一风口，当初是否因此冠名不得而知，然冷口确实名不虚传。
　　大约是在走了一半的路程我们到达青龙，青龙现在是满族自治县，但在当年它是一个大屯子，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是叫大杖子。过了青龙的一天，我们面前横亘着一条青龙河。阴历正月下旬，还不到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的时令，但不知怎么搞的，青龙河面上浮有约半尺深的水，水下面仍然是结冰封冻。这可能是由于附近下雪融化后汇集于低洼的青龙河所致，绝不能是河面要化冻。河面上没有桥，只有涉水渡过。于是，数百人的队伍都脱掉鞋赤脚趟入冰凉刺骨的水中，脚板踏到冰层更似万针刺入。在我们这支队伍中，有二十多名女学员，其中就有昌黎县新立庄的刘文淑刘文蓉姐妹和费任清，小葛庄的李春英和符瑞莲，农家女虽不娇气却也没有受过这等连男子汉都不曾领略过的苦头。她们在徒涉过河时用今天的话形容真是惨不忍睹。1952年，我在北京第一坦克学校学习时，有一次在东交民巷空军司令部聚会，我的老师、也是当年一同去军大的同学蒋天杰还曾谈到这些女同志的近况，当年她们到军大后因为没有女生队就都被分配工作，如今大都结婚，根据蒋天杰提供的通信地址，我和费任清同志还曾通信联系，她当时正燕尔新婚。
　　冀察热辽军区下辖河北省的东部、察哈尔省、热河省、以及辽宁省的西部，军区驻在赤峰南部的望甘池，时任司令员的是程子华，副司令员是李运昌。东北军大冀察热辽分校设在建西县的平庄，学校的领导干部只记得副校长喻楚杰、政治部主任李孔亮。我们这支学员队伍在凌源休整一天后继续北上。记得当时近四百公里的路程并无敌占区，从冀东到东北就是靠这条走廊贯通的。
　　大约又走了一个星期，我们终于到达学校。这批学员全部分到三大队，编为十二、十三两个队，其中年龄较大的地方干部编为十二队，从各县招来的学生编为十三队，这一队的年龄较小，没有超过十八、九岁的。这里的学校和冀东的建国学院有所不同，不是分住各家各户，每个学员队集中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内建有以班为单位的集体宿舍十多间，全都是火炕，此外还有大课堂、队部办公室等。从建筑布局和质量来看，这里原来并非是一家地主大户的庄园，而是建设者根据需要自行规化设计，建筑风格主体墙壁并非用砖石砌成，而是一律采用当地中下贫寒人家风行的用粘土夯实而成。可见，这是军队自已动手建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过这种封闭管理的兵营生活。
　　三大队驻地为建西县的西古山子，建西县是当时我解放区划定的一个县份，因为地域多在建平镇以西故定名为建西县。(此建平并非是县城在叶柏寿的建平县)这一带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冀东各县，土地贫瘠，只能种植磨成小米的谷子，我党我军进驻之前普遍种植鸦片，百姓不分男女老少多有扎大烟针的恶习，每个人的胳膊大腿上针眼密布，只是从近两年民主政权建立之后才被强令禁止。
　　开学前正值二月惊蛰，为了增加收入改善伙食，春播前学校组织垦荒种植谷子，学校根据学员年幼体弱的实际情况，每十八个人一副犁杖，学员们背负麻绳低头弯腰奋力牵引，终于开垦出数公顷土地，适时播上了种子。
　　开学后，十二、十三两个队经常在一起上大课，没有桌椅板凳，教室就是一个能挡风避雨的空荡荡的大房子，学员们席地而坐。两个队的教学计划相同，都是学习军事地形学和参谋业务。军事地形学主要教授测绘军用地图，教员是十二队队长贾晓东和我们队长贾献图。贾晓东在我们开学后才调来，他在野战军任副团长，调来时带有警卫员。我们的队长是军区的营级参谋。他们的授课在我们听来是很有专业知识的学者，据说两位的专业知识都是入伍前在地方院校学的，由此看来，他们不是土八路而是地地道道的知识份子出身的军事指挥员。
　　从到达西古山子编入三大队那天起，我们这些冀东招来的学员就算是正式参军入伍，在此之前，从文化考试合格到冀东行署招委会报到政审，以及从招委会到东北军大这段前后共三个月的经历都不能算是参军，只能算是参加革命。在我们最早填写的履历表中有两栏是这样登记的：一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二是何时何地怎样入伍?是志愿参军、还是解放(即俘虏兵)入伍?这是那时革命军人登记表中必须明确的。
　　大约是清明过后半个月，我们的新军装发下来，整个东北部队那时军装的颜色式样还不统一，例如：五纵队就都是穿的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服装，而我们冀察热辽军区就都是灰色服装。由于军装是按大、中、小的比例配发，这对于还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按身高站队下发的结果，几乎是每个人都大了一号，个子太矮的就更显得肥大。不管怎么说大家总算是脱掉了老百姓的服装改变了乌合之众的形象。
　　发了军装之后紧接着就是发枪，十二队的学员每人一支，而我们十三队的因为年龄太小的缘故只发一半，发给谁只能是排队按个子高低而定。军校学员发枪是为了教学需
　　要，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是军队总得有枪，否则那就不叫军队。每支枪配五发子弹，枪只要是发给个人就不能是没有子弹的空枪，这是持枪者大忌。我因为个子较高有幸获得一支，这自然是喜出望外。发的枪是日造九九式步枪，这种枪的口径比三八式6.5毫米要大1.4毫米。
　　凡军队，总是将自已的安危放在第一位，所以不论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他都要在自已的要害部位派出哨兵警卫。有了枪，上岗警卫自然是不能徒手。但由于我们都是小孩子，夜间站岗大都害怕，遇有过往行人特别紧张，往往是喝问&谁&的同时：言出枪响!大队部的同志有言曰：十三队的岗连问带响!有此传闻，夜间行人大都不敢经过十三队。
　　大约是1948年的6月份发枪不久的一天，十三队发生了一件枪走火的惨剧，那一天是星期日，在打扫卫生的同时有枪的也在擦枪，人们把一条细绳串联上布条在枪管里来回拉动，然后顺枪口观察膛线是否擦拭乾净。由于膛线都是镀铬的，擦乾净的枪管膛线会明光锃亮，不管是有枪没枪人们都在相互检查枪擦的如何。三班的赵敏，他是和我同岁但比我个子要矮因而没有发枪给他，当同班的一位同志擦好枪后赵敏主动走过来说：我帮你检查一下。边说边用双手握住枪管两眼对准枪口，&乒!&一声枪响，赵敏应声倒地，当即殒命。子弹是从脑门射进从后脑出来贯穿整个大脑，红白相间的血和脑浆淌了一地，可以断言：没有任何医术能使赵敏起死回生。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的青年，在丝毫不觉死神降临的情况下就离开了人世，他还没有来得及绽放的青春就这样凋谢了。扣扳机走火的人吓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子弹是怎样上膛的，他两眼呆滞一句话也不说，半晌他才望着赵敏号啕大哭。
　　赵敏是玉田人，尽管都是解放区，可在当时却不通音信，无法通知其家属。大队部组织召开了追悼会，主祭人是大队部一位政治教员，年龄大约有近四十岁，从祭文中呜呼哀哉的措辞判定，他是一位老学究。
　　追悼会过后，那名走火的同学被保卫部门带走了，如何处理不得而知。由于年限久远，那位走火的同学的姓名已经淡忘了。
　　在西古山子期间，我们还经历了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鼠疫传染病，据说这里过去就曾暴发过这种传染病，这是否与日寇的细菌部队曾在这里驻扎过有关，我们不得而知。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军区卫生部曾派人携带疫苗到学校注射，并讲解这种传染病的常识。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那一次在后背膀皮下注射的疫苗其疼痛令人难以忍受。医生讲解的关于鼠疫的常识使我们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伤风感冒也误以为是肺鼠疫，淋巴腺偶而骚痒也认为是腺鼠疫。在疫情最为严重时我们奉命封锁了驻区，只能出不能进，违抗者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制止。
　　上帝保佑，这场传染病终于未能波及我们的驻地，我们算是有惊无险。
　　这年夏天，我们学员中有不少人生了疥疮。这与我们睡的火炕在夏季不烧火，再加上战争年代军队只发一床簿被没有任何铺的难免受潮有关。这种病极富传染性，非常不幸，本人未能逃脱。生疥疮不妨碍吃喝，甚至也不影响工作，只是患部奇痒无比，且有脓水渗出，令人讨嫌。民间俚谣关于疥疮的描述是：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行，腰里盘三回，屁股上扎老营。一点都不错，我最先的症状是先在两手五指间起小白疱，然后在腰部弥漫，最终在臀部肿胀起约鸡蛋大的脓疱，这就是扎了老营。不知现在治疗疥疮用何药品，但在当年医药匮乏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卫生员也为我们寻来土方。把硫磺捣碎用猪油调合，在身体患部涂擦后再用火烤。我们全体疥疮患者每天晚上在厕所附近脱光衣服涂抹此药，然后赤身裸体围在用木柴点燃的熊熊烈火周围，一会儿烤屁股，一会儿烤胸部，边烤边用手搓擦，以使药物渗透皮层。这不知从哪儿踅摸的偏方还真的有效，我们烤了一个星期居然痊愈。
　　在军大期间，除射击、爆破、筑城、参谋业务等基础知识之外，重点就是地形测绘。我们这批学员是给野战部队培养的测绘员，这是一个比参谋级别低的技术工作人员，虽然在部队只有团司令部以上才有这个编制，但他的级别通常是副排级。他的工作任务是，平时掌管军用地图，根据行军命令调查行军路线两侧的兵要资料和绘制行军路线图，宿营部署警戒图，部队行动时每天为首长和作战室挂图，根据作战命令绘制作战部署图和火力配系图，在制式地图上标示作战和部队活动地域的兵要调查，火力侦察时的阵地绘图，战斗文书附图的绘图等。这个职务官虽不大但绝对是掌握军事机密的要员。
　　从七月份开始，我们进行实际测绘的学习，这项技术还真使我开了眼界，首先是往测板上粘图纸，这项技术从1948年在军大学习之后，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有人使用。粘图纸是用鸡蛋清涂抹图板，然后把测绘用的道林纸在清水中浸透贴在涂抹了鸡蛋清的图板上，四周边用纸条浆糊封好凉干，使测绘作业从开始到结束图纸和图板浑然一体，不会因图纸和图板的结合发生变化而出现误差。
　　实习测绘先是测量绘制我们的驻地西古山子村，各个班自主选择测绘起点，测量完的基点标志是用木橛子楔入地层，没有经纬仪就用三棱尺瞄绘测杆划线，基准框架测出后就进行地形地物的细部填充，最后，一张街市图就算完成。
　　自然地形测绘选择了村西的西古山子，我们驻地的命名就是缘于这座山而得名。这是一座孤立的山头，军事地形学上的分水线(山脊)、合水线(山谷)它都有，附合我们实习对地形地貌条件的要求。一座不大的小山头，我们边测量边探讨竟然测了两个星期，其自然高度(真高)现在回忆起来也不过是百八十米。
　　日，我军攻克锦州后，长春守敌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降，东北的决战形势在辽西黑山、塔山一线展开。我们学校奉命参加辽西会战的接管战俘工作，从此学员的生活实际上已经结束。
　　从 辽 西 到 平 津
　　1948年10月中旬，军大分校发了冬装，军装是草黄色的，它和国民党军装颜色质量相同，战时供给部门是搞到什么衣料就做什么料子的服装，东北野战军各纵队的服装布料颜色也不尽相同，各地方独立师相对于主力部队要差些，五纵队穿着缴获的国民党的服装经常和自已部队发生误会。
　　在出发去辽西战场前，我们进行了编队，每个班编为一个准备接收战俘的连，上级给每个班派来了正副连长，他们是住院休养基本上痊愈的战斗部队干部。我所在的十一班变成十一连，我任文化教员，其余有的任文书有的任事务长。
　　十一月上旬，我们经北票到达北镇以东黑山以西的中安堡，这里距黑山十六公里，辽西会战鏖战中心胡家窝棚、历家窝棚也只有三十多公里。在这里我们接收了第一批战俘，这批战俘都是连排以下人员，其中有郑洞国的儿子郑安成，他不是战俘而是正在读书的学生，他是在沈阳听国民党的无线电广播&郑洞国杀身成仁为国捐躯&后，怀着一腔悲痛随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西进突围的。他一身学生装束，大约有十七、八岁，当他得知真相后，在全体战俘的集会上，义愤填膺地痛斥国民党的卑鄙无耻。
　　11月2日，沈阳解放以后，宣布了蒋家王朝在东北全境的覆灭。没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东北大军就星夜兼程迅速入关，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意
　　料之外，我们军大奉命立即向地方移交战俘准备进关。11月底我们返回学校作短时间的准备工作之后，即整体进关。由于我们始终是处于临战状态，学校除锅碗瓢盆之类的炊事用具别无其它财物，所以休整两天后即出发进关。每天的行军里程大约是70华里，这个速度既不是战备急行军，也不是一般的常规行动。那个年代，部队的卫生条件无从谈起，战士们几乎是常年也得不到一块洋胰子(后来知道叫肥皂)，用牙粉刷一次牙算是奢侈行为，至于香胰子(后来也知道叫香皂)就从来不敢问津，如果发现谁胆敢用香皂洗把脸，轻者批你个腐化倾向。由于长年不能洗澡，再加上去辽西和入关连系几个月不能脱衣服睡觉(我们在学校是可以脱衣服睡觉的，但野战部队常年不能脱衣)，每个人身上都生了虱子，对于虱子，我们本是来自农家，在那个年代是见惯不怪，但问题是生得太多，伸进裤裆随手拈来便可捉得。正如民间戏谈：裤裆摸虱子&&人家有。行起军来还好，真如老百姓所言：虱子是咬闲人不咬忙人。可休息号声一响人们坐在背包上休息，虱子就开始进攻，我们就两手不停地搔痒。到了宿营地，解绑腿烫脚，两只裤腿在房东家的火盆上一抖动，那虱子被烧得劈啪作响。虱子在当年有一个响亮的雅称：叫革命虫。似乎只有革命者才配长虱子，如今这见证过革命的尤物早已绝迹了。
　　我们是从长城的喜峰口进关的，喜峰口原名喜逢口，相传一老者为祈祷戍边不归的儿子喜逢于此地故称为喜逢口。明朝永乐年间改称喜峰口。它位于迁西县北部的长城段，喜峰口明显的要比冷口巍峨壮观，规模布局冷口远远不能与之相比。进了喜峰口后到达丰润县的齐树庄子，在这里进行了数天的休整。&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从我离家到此时已经一年有余，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此地离我的家乡仅三百华里之遥，但此时冀东各地仍不通邮。&沙场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我托人给家里捎了口信，生死未卜的儿子有了信息，我的父亲当即赶到齐树庄子，可这时部队已经向宝坻县进发，他未能见到自已日夜思念的儿子，不得不怀着极度惆怅和失望的心情返回故里。折返时，又因旅途劳顿失神，他带给儿子的一点钱被扒手剪绺。这个可恶的窃贼，你在一位善良慈父的心上捅了一刀!
　　在宝坻县，校部驻河西务，我们十三队驻畦疃，这里地处天津以北，距杨村不远。日，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和日《评战犯求和》的文章相继发表，这些文章刊登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上，这家报纸在北平解放后迁入北平，后被中央决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当时，我们队有一份上级发的报纸，每天利用早午晚开饭前集合听读报，我是读报员之一，记得当时曾读过一篇题目为《泪水洒在饭碗里》的通讯，我读得声情并茂深受好评。
　　1949年的1月份，攻克了天津，和平解放了北平，军大学员与驻地老百姓进行联欢。那时的集会联欢不像现在多是歌舞节目，冀东老百姓多是扭秧歌踩高跷，我们则排演了一些短剧和文革后已经淡出话剧舞台的活报剧。活报剧可以说是舞台新闻报道，内容紧跟当前重大事件，形式多采取讽刺、活泼、诙谐，没有女角则男扮女装，演出的剧目都是自已动笔编剧，记得我们当时演出是《活捉陈长捷》。
　　1949年春节过后，军大学员全部毕业分配，东北军大冀察热辽分校的建制也随之撤消，工作人员另行分配。这件事在现在办来难度就大了，诸如善后处理、干部的分配是否都满意等等，但在当年就是一句话的事情，命令下达立即执行照办，自第二天起这个单位便不存在。如果现在仍旧是当年的作风，说办就办雷厉风行，那政令该是多么畅通，可惜这一切都只能是历史了。我和殷云松同志被分配到四十七军，我们揣着介绍信去安次县报到，信封上写有梁军长、方副军长收，这应当是梁兴初、方强二位首长。安次县在今天的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它已撤消并入廊坊市。在四十七军司令部队列科我们被分配到一四一师，于是我们又奔赴一四一师驻地固安县，殷云松同志被留在师司令部，我又被分配到四二一团报到。到达四二一团接待我的队列股程子久参谋上下打量着我问道：&你是独立师来的?&我莫明其妙地瞅着他：&什么独立师?我是军政大学的毕业学员。&他这才取出介绍信看过之后，笑道：&那你怎么穿一身国民党的军装?&原来四十七军负责改编傅作义的独立师，我告诉他这不是国民党的军装，整个冀察热辽军区都是这种服装。到达四二一团我被分配任测绘员。
　　四十七军即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部队，著名的黑山阻击战就是这支英雄的部队抗击坚守的。四二一团是原十纵的八十八团，是一四一师的王牌主力，团长谢松柏，湖南省人;政委刘春光;副团长郑波，河南省人;副政委董振元，河北省人;参谋长石侠，山西人;我分配到这个团后陆陆续续听到关于团队的光荣战史和首长们的故事，听得最多的是副团长郑波，他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眸子，因得绰号郑大眼珠子，他在1938年弃暗投明从国民党部队跑到我军，他仪表堂堂不苟言笑，全团对他敬而畏之，凡有他在场的会议，全体人员定是规规矩矩严肃有余，从不交头接耳搞小动作。这五位团首长只有他和参谋长后来在媒体上还曾看到信息，郑波同志1969年当了四十七军副军长，石侠同志1952年《人民日报》曾报道他自苏联护送总后勤部财务部长杨立三的灵柩回国，当时他是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
　　大 军 南 下 及 解 放 大 西 南
　　日，毛泽东、朱德签署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布。我们是何日出发南下的准确日期却怎么也回忆不起，只仿佛记得是在南京解放以后。南下行军是长途跋涉，没有既定的突袭、奔袭、追击敌人的任务，因此决定每天只走五十华里。我每天到达宿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给团长的宿舍挂图，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每张的幅员是24公里X22.5公里，通常要挂四张，挂完了首长的地图就立即给司令部值班室挂，军队无论周围有无敌情必须得这样做，可以说地图是指挥员的眼睛。做完了这些就开始着手调查第二天行军路线的沿途兵要资料，这些资料的内容是：沿途村庄的人口、户数、水井、河流、桥梁、通过限量、道路情况、沿途两侧地形等等，然后绘制行军路线图和宿营部署图发给部队。
　　在战争年代，每天50华里的行军实在是一件最安逸不过的事情，尤其是在四、五月份这个季节，不冷不热气候宜人，在历史悠久的燕赵大地行军，又多有古迹观光，真是不胜惬意。从固安到赵县，大约是走了八天，前一天我们在距赵县大约有一个小时路程的一个村子宿营，第二天我们越过赵县到达赵州桥后值班参谋就命司号员吹了休息号。
　　赵县古称赵州，南北朝北齐时开始置州，1913年改州为县，在城南约八里之处有著名的安济桥，俗称赵州桥。它本是隋朝开皇大业年间的李春创建，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但后人却又把它往前推到春秋战国时鲁班所建，由公元590多年又提前到公元前700多年。相传鲁班在大桥竣工时曾请张果老和财王爷来验收，财王爷用独轮车推着一车金元宝从桥上通过，张果老倒骑毛驴也在桥上踯躅蹒跚，大桥不堪两位神仙的重负，鲁班情急之下用手掌托住。这些神话的传说留下了历史的见证，那财王爷独轮车压出一道沟(车辙)，那张果老毛驴的蹄印，这些历史的遗迹都清晰的显现在眼前。我们在瞻仰之余也不禁要问：这些都是哪朝哪代何人所为?
　　我们是五月十日左右到达安阳的，从赵县到安阳大约是210公里，安阳又称彰德府，地处河南最北部的京广线上，1949年设市，南下时中原大地只有安阳、新乡尚未解放，客观上的原因是因为部队都投入大的战役行动，抑或是出于某种战略考虑。我们南下就在安阳城东路过，丝毫没有考虑过敌情的存在，似乎根本就没把它当成一盘菜。当时就听说四十七军想趁路过之机顺手牵羊把它收拾掉，但高层的意思是杀鸡焉用牛刀。安阳
　　守敌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有一些当地军警宪特和地主还乡团土匪等，据说还有女土匪抱着孩子手提机枪在城墙上巡逻，它们是活一天赚一天，故而在没日灭亡到来之际尚能苟延残喘。
　　据说后来被南下的四十二军奉命除掉。
　　新乡是豫北经济交通中心，从安阳到新乡120多公里，新乡在1949年就建市，1952年以前为平原省省会。此时的新乡就国民党守军来说已无任何士气可言，我军对于新乡守敌也并不想武力解决。恰好新乡守敌最高长官是我们四十七军炮兵团长的表哥，经他进城面谈很快就达成和平解放新乡的协议。没有像北平那样久拖难缠，只等待两天我们就开进城里。没有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平平淡淡地开进了新乡。新乡守敌布了不少地雷，来不及起出就在雷区用白灰标志，以便我们入城时避开。
　　在新乡我们住进了原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大楼，有一天军司令部的黄参谋长来到我们团，他在楼上和团首长谈话，那天也不知是谁起的头，一些参谋干事就驾秧子起哄硬是叫通讯股长于超试试新给他换的加拿大手枪，他从枪套里掏出枪来说：好吧，这枪我还没有打过，不知准不准。说完他举枪瞄准，由于距离眼睛太近，击发之后机关体自动退壳，把这位老兄的眼睛几乎撞瞎。大家哄然大笑，于超大叫：枪开后堵了!这时军参谋长推开窗子：谁在打枪?乱弹琴!众人立即散开。
　　于超，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十三岁的他跟随红军北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大山的儿子，从没有走出过层峦迭嶂的大山，他所见过的世面就是头顶一块兰天脚踏一爿田园，如今十四年过去了，他只知道自已是住在山坳坳里，至于是哪村哪乡并哪县他全然不知。军人登记表上籍贯一栏只填四川。滑稽吗?可笑吗?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我们团还有一位，他叫向光显1933年入伍，绰号老橡皮，时任民运股长。老橡皮常常闹出令人捧腹的笑话，南下之前听说南方雨多，我们每人都买了一把雨伞，老橡皮特地跑到侦通连去索要油布做伞套，油布是供给处发给侦通连做电话机套的，为的是保护携带机免遭雨淋。侦通连长问他做什么用?老橡皮很认真地告诉他：做伞套，好防雨。连长笑了：你这雨伞下雨不打开吗!老橡皮恍然大悟：哦，啊!是要搭伞的&&那不用雨布做套也是可以的。
　　在新乡我们停留了十天左右，这是因为我们等待地方上的同志来接收这个城市。
　　从新乡出发不久就进入六月份，河南的六月从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正是酷热难耐的时段，北方战士不习惯南方的炎热气候，行军中已多次发生中署病号，在路旁的树阴下，医护人员在护理他们。为改变这种情况，部队决定每天三时起床，四时出发，上午九点天开始热时部队已走完五十华里的行程到达宿营地，这样整整一个白天部队都在休息。
　　从新乡到南阳几乎是穿行了整个河南省，部队经过南阳时正是拂晓，我们从诸葛亮的发祥地&&卧龙岗东边经过，大家只隐隐约约看见那卧龙岗除了几棵松树一条长岗子之外，看不出有任何风水可言。据说现在在那儿设有南阳历史博物馆，想不到武乡侯归天一千七百多年还在躬耕不辍。
　　出新野就到湖北省境地，进入湖北只有两天路程便到湖北重镇襄樊市，这里是三国时期就有的古城，相传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发生在当时被称为西城的樊城。襄樊是隔着汉水毗连的襄阳、樊城两个城镇，樊城的面积较小，仅为襄阳的三分之一。1949年时这里尚不通火车，到1965年修筑第一条从武汉至丹江口的铁路，如今这里已是水旱码头，有襄渝、焦枝、汉丹三条铁路汇集交叉 的交通枢纽。
　　我们四二一团驻在距樊城数里之遥的东京湾，这里有汉水支流可供我们水上练兵，师部驻樊城，军部则驻襄阳，整个四十七军在此准备横渡长江。
　　在东京湾休整练兵约有一个月，水上练兵主要是学习游泳，还搞了些用汔车内胎和竹子编排成伐子架上机枪练习水上射击。一个月后，四十七军接到命令向宜昌方向挺进。此举虽然最终意在解放宜昌，但并不迫在眉睫。我们由驻地直奔荆门、当阳方向前进，在荆门和当阳，国民党守敌望风披靡向宜昌逃去。在当阳我们甚至连张飞&喝断了桥梁水倒流&的当阳桥也只是匆匆一瞥。不过那当阳桥以及桥下的那条小溪实在是给张飞的形象填不了多少光彩。
　　由当阳再奔宜昌，在三峡东口的南津关东山，我们和宜昌外围的守敌开始打响。在这里国民党的抵抗还不算太瓤，作为南津关屏障的东山几个高地，我们打了一天一夜才完全占领，最后凭借高地势如破竹夺取了南津关。这时攻击宜昌的兄弟部队也已全部夺取市区，守卫宜昌的宋希濂率残部渡江而逃。站在南津关东山，望着落荒逃窜的敌舰，还有那一叶叶横渡长江的小舟，在追击的炮火中亡命挣扎，我看到了一幅兵败如山倒的图象。
　　宜昌战役结束后，部队经短暂的总结便渡江向宜都(今枝江)集结。我们是在宜昌的下游渡江的，那天，我们一个团穿行于宜昌市靠江边的一条大街，江中泊有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巨轮。四十七军的横渡长江是在没有敌情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高层首脑机关坐的什么船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四二一团全部是木船。坐船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们这只船坐有30余人，划船的四人全是船家，我们只奉命稳坐不动，在横渡长江的一刹那，船老大不是双手掌舵，而是用腰部横顶着船舵抗击湍急的流水冲击，使船保持横渡的方向。此刻，他横眉倒竖二目园睁，极其紧张地命令船工加力。而我们每个坐船的战士屏着呼吸、两眼不眨地瞧着船老大，仿佛我们的生死都掌握在船老大手里，看他那样子此刻要是有人在船上乱动，他敢把他扔进江里喂鱼。
　　过了宜都(即今枝江)我们在聂家河驻下来，聂家河算是宜都的一个大镇。从南下至今已经是四个多月，很不习惯南方气候的北方部队这时非战斗减员很大，部队在聂家河驻下后一场可怕的传染病暴发了，这就是江南常见的疟疾。北方管这种病叫发疟子，南方叫打摆子，部队患这种病的约占百分之二十，在当时治疗这种病的特效药是奎宁。部队没有，只有一种叫阿特宝灵的黄药片，味道特苦，难以吞咽，且光吃药不见好病。九月二十四日，部队奉命出发。患疟疾的病号大多随队同行，因为这种病有隔日疟、三日疟、恶性疟，不犯病时尚可免强行动，只是发作时寒战高烧，大约两三小时即退烧，所以我们的战士还是克服困难跟上队伍。
　　九月三十日我们到达石门，不知道石门是否是郑洞国将军的故乡，石门中学的校门上《石门中学》四个字署名：郑洞国题。在石门我记忆颇深的是到达石门的当天晚上，师部派宣传科长林影同志到我们团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林影同志极富扇情的语言魅力我至今记忆犹新。
　　本来是要在石门休整一个时期，四十七军那时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任务是要到湘西剿匪的，所以早一天晚一天的到达都无关大局。况且已经进入十月，部队也快要换冬装了，在此等候也比较合适，因为到了湘西交通运输就更为困难。十月中旬，我们团的电台收到落款为林罗谭赵的电报。战争年代野司首长的电报同时发到执行单位军、师、团三级是常有的事。电报内容是命令四十七军轻装进军大西南，迎送二野大军入川。这&迎送二野大军入川&是当时传达电报的原稿。林罗首长大家都知道，谭是谭政，时任四野副政委，赵是赵尔陆，时任四野参谋长。
　　接到电报后部队立即做好轻装的准备，只等换上冬服部队就马上出发。从石门到重庆，地图上直线距离是740公里，实际行军路线里程可能要达到900公里，部队轻装每人除了准带一块制式两用雨布其它物品打成背包交留守处保管。
　　行军路线由石门直奔湘西的龙山、来凤，再由龙山来凤奔四川的彭水、白马、重庆。所走路线尽量取直线。向四川进军的还有唐山部队(四十二军)，在川东行军路上，我们绥远部队(四十七军)曾和他们相遇。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长途奔袭，为出敌不意，部队翻山越岭走崎岖山路，不准随带马匹。军长没有车坐，师长没有马骑，团长就更不在话下，说实在的长征也没有这么艰苦，长征时还&让革命骑着马前进&。记得那是一个夜间，在川东行进在一座叫四十八拐的高山上，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真正是有了切腹的感受。那&百步九折萦岩峦&的确是四十八拐&猿猱欲度愁攀缘&的写照。这天我们和师部同行，小憩时在茫茫夜色中我看见叶健民师长手柱一根木棍，他那高大的身躯幌动着疲惫已极的身子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我们炊事班孟师傅背的行军锅底上。
　　唉!战时的将军哪，我默默地向您道一声：&辛苦!&
　　向四川的进军我们肩负着歼灭宋希濂残部的任务，宋希濂自宜昌败逃后即入川，企图依托成都、重庆这个国民党大后方之势，苟延残喘时日，最后取道云南逃亡境外。在川东的彭水渡乌江时，我们和宋希濂的部队在川东有了第一次接触，但刚刚打响敌人就逃之夭夭。对于我们战士来说他们的屁股刚挨地可以休息一下，连续地行军追击，部队已是疲劳至极，听见前方打响不禁欢呼雀跃，但却好景不长，难怪我们的战士骂国民党是穿了兔子鞋。
　　有趣的是这次战斗抓了一个俘虏竟然是我们团长的侄子，谢松柏团长1935年参加红军，他和侄子已是十四年未曾见面，根本就不认得。听侦察员说这个俘虏就是国民党前不久逃跑经过来凤时抓的，团长就令把他带来，他问了俘虏兵是怎么被抓的，也问了他是哪里人，俘虏回答完问话后说：我有一个叔叔早年当了红军&&。团长似乎是不经意的问了俘虏的家庭情况，然后用极其平淡的语调说：娘卖X，那就是我!
　　进入四川境内后我便患上了疟疾，每天下午发作，初期几天我还坚持跟上队伍，但到了濯河坝便再也跟不上队伍了，团里决定把我们掉队人员留在濯河坝，据了解这一带还有土匪活动，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负责这项工作的保卫干事找来了濯河坝乡的乡长向他交待，这十几名同志是病号，他们要在此休养，你要保障他们的安全，半个月后我们回湖南剿匪还要路过此地。这里还没有建立民主政权，乡长虽然是国民党政权的人，但毕竟他也是拉家带口的，我们正是抓住这个要害警告他。在濯河坝，乡长给我们透露了不少土匪活动的情报，那些情报是真是假，还是故意买好，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对我们没敢乱动，还在日常生活上给予很多照顾。事后回忆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因为我们这些掉队人员除了我有一支随身携带的花口牌小手枪外再也没有任何自卫武器。
　　非常遗憾，我终因掉队而未能参加完全部川东战役，那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竟也无缘一瞥。
　　湘 西 剿 匪
　　在濯河坝住了七、八天，这一天，团队列股长任笑山、保卫股长孙其立率一队人马到来，原来任、孙二位一是奉命到龙山县和二野的同志交接县政权，二是顺原路收容一下掉队的人员，一并带回龙山。团里给他们二位的兵力是一个排，干部有保卫干事韩宝林、排长赵祥。我们这支六、七十人的队伍从濯河坝出发，大约走了七、八天才到达龙山。龙山是四二一团湘西剿匪的既定任务区。
　　二野部队是在云南、贵州入川路过龙山县时留下军队干部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诚然，这个时期的政权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只能是象征性的政权。我们是在十一月末到达龙山的，向我们团交待工作的是二野部队的一位团政委名叫范天枢和一位爱摆老资格未能记住他姓名的后勤处长。我团是孙其立出任县长，任笑山任指挥长，韩宝林任公安局长，那位排长自然是负责他那个排，我当时是被安排搞文秘之类的工作。至于任股长为什么称之谓指挥长那是从当时的治安形势考虑的。
　　要说湘西剿匪还是先介绍一下有关湘西的概况和历史背景，湘西顾名思义是地处湖南省的西部，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共辖有：大庸、慈利、桑植、龙山、来凤、保靖、花垣、吉首、凤凰、泸溪、永顺、古丈等十二市县。但在当年，湘西的首府是沅陵，湘西军区、行署、区党委都在沅陵，四十七军是一套人马三块牌子。此外，辰清、麻阳两县在当年也划归湘西。湘西和川贵两省的东部接壤，它是个山区，层峦叠嶂逶迤连绵的大山遮挡住人们的眼睛。而在那个年代生活在那里的普通百姓一辈子也别想走出大山。湘西的大山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地下的溶洞甚多，有的长达数里，在洞里藏身难以寻觅。湘西不通公路，没有车马，出门便是盘山越岭的羊肠小道。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是对湘西地理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写照。
　　湘西自古以来就是个不服天朝管的地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制在这里就从来没有实行过，他们是匪民一体、匪民不分，每家每户都有当土匪的。土匪山头林立，帮派团伙很多，相互之间也有撕杀和械斗，没有当土匪的就等于是失去庇护，没有靠山。土匪的组织不是班排连营&&而是小队分队中队大队支队，他们有分有合，时而化整为零，时而聚众行动。国民党对他们毫无办法。于是他们采用招安收编的办法给了龙山县最大的土匪头目瞿波平以少将师长的头衔，并给他所属的土匪以陆军暂编第十一师的番号。
　　&&这就是湘西。
　　1950年春节前夕，湖南省派往龙山县的干部终于到任了。县政委还记得是姓刘，县长叫张新彦，同来的有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公安局长，还有警卫员通讯员等一干人马。我起草了一个布告，大意是新任县长已到任视事，仰全县人民周知，署名是卸任县长孙其立，新任县长张新彦。布告是石印的，贴出后就算交接完毕。那时也的确没有什么连系性的工作可交待的。
　　1950年的春节部队是在回返湘西途中路经万县时渡过的，离开重庆东返湘西前，二野首长对四野兄弟部队多有关照，为答谢四十七军西进川东参加解放大西南，二野首长给我们四野部队的干部每人发了两块银元。他们特意给我们准备了轮船让我们坐船顺流东下到万县，然后下船走陆路取道利川、咸丰而至龙山。这是当时最好的路线，此行部队只需步行300公里即可抵达龙山。
　　二月的一天，部队抵达龙山后，我们先前到龙山的人都各自回到自已的原单位，我仍然是回司令部一股当测绘员。
　　从1949年11月二野部队在龙山建立起民主政权起，土匪的活动就收敛了许多，他们对于武装力量少得可怜的县政府没有像电影《湘西剿匪记》所描写的匪首田大榜那样的嚣张，还没有敢于进攻县政府。但对我军掉队人员土匪却百般加害，尤其是我女同志。二野每个连队的炊事班大都是女同志，在进川路过湘西时有掉队者为土匪所害，所以我军指战员对土匪恨得咬牙切齿。
　　部队到达龙山后剿匪第一仗就是攻打八面山，八面山是龙山土匪老巢，地形多悬崖峭壁怪石嶙峋，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我们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要在气势上绝对压倒敌人，攻必克，坚必摧，所以我们攻打八面山时按照正规作战的打法，炮火先进行试射。试射是进攻作战时对敌人不能移动的重要军事设施的一项技术措施，通过试射取得射击诸元，然后予以暴风雨式的火力急袭。试射之后，土匪慑于我军火力猛烈，于是当夜就分成小股四散逃窜。四二一团剿匪试射在当时被传为笑谈。
　　对于一个团的正面进剿，龙山的土匪自然是不敢正面招架，起初是分成小股活动，我军也以小对小，以连排小分队分头追剿，但多是疲于奔命，收效不大，因为土匪已钻洞隐蔽。由于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在一次小分队活动中我们竟然遭受土匪的埋伏，竟来不及使用手中武器就当了俘虏。事情上报到军师，这真是奇耻大辱，好在我们终于把这些同志救了回来。然而，事情糟就糟在这些同志活着回来，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这十多名同志的极其难堪的境地。在我的记忆里，它和现在的学习班没有什么两样。这些同志由团政治处主任领导学习，每天的功课就是无休止的检讨和挨训，他们个个耷拉着脑袋无地自容。只听见政治处主任讲：我们不是看见同志们活着回来不高兴，我们也不是觉得同志们为什么不英勇就义，只是觉得堂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竟当了土匪的俘虏乃是人间的奇耻大辱。&&
　　1950年7月份以后土匪的活动方式渐渐地转入地下，昼伏夜出，白天似乎从人间蒸发了，全部钻入溶洞，夜间再出洞到村庄抡劫。我们部队也随之改变活动方式，常常根据情报夜间奔袭，记得有一次我跟随王维臣参谋下二营随部队行动，这时的二营长是任笑山，在一次夜间奔袭卧坝时，恰逢土匪正在骚扰百姓，双方一交火二营长就高喊：&要死的不要活的!&部队对于土匪实在是恨之入骨，他们搅得你昼夜不得安宁，部队上下级之间似乎是达成一种默契的共识：那就是对土匪尽可能不留活口。六连连长李义是个厚道的老西子，然而土匪却把他惹火了，打牛栏洞他们连牺牲了几个同志，打下牛栏洞之后李义同志眼睛都红了，他硬是用刺刀一连捅死三个土匪。这在和国民党作战时这种行为是严重违反俘虏政策的。可是对于土匪人们却都为李义同志的行为打哑谜，而上级也不追究。在押送俘虏的土匪时，上级给下级使个眼色，下级就心领神会，对土匪高喊：&站住!再跑就开枪啦。&这边被俘土匪还在莫明其妙，那边押送的已经开枪。就这样没人愿意叫被俘的土匪再活下去。
　　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展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当年我们每个团都有一支三十余人的编内宣传队，我们团的宣传队长是韩明秋，队员从重庆新招来不少刚参军的女学生。那时的宣传队没有舞蹈节目，都是编排一些话剧、歌剧和小演唱之类的节目。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我们团宣传队演出了歌剧《两个土匪》，剧本是从军部发下来的，作者是谁已无从考证。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对这个歌剧的唱词曲调仍能背诵大段。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有些没有罪行或相对罪行较小的一般土匪向我军投诚，经教育审查确实没有什么罪行的被释放回家，对于分队长以上的骨干则始终没有释放。
　　1950年9月份，湘西最大的土匪头子瞿波平据说是经某上层人物做了工作之后他投降了，我们团的侦察参谋叶长生同志拿着瞿波平写给龙山土匪一、二、三支队长的介绍信，几经周转好不容易找到他们，见信后他们出洞向我军投降。这三个土匪的上层人物(支队长相当于团长)住在我们团，表面上没有看管，但实际上是暗中监视的。正在我团准备派叶长生同志把他们送往军部沅陵时，突然接到电报要我团把他们三人就地正法。当时我们对此决定很不理解，招降的叶长生同志也不好再见这三个人的面，团首长更是回避。当时我们团部驻洗车河，接到电报后团首长命令警卫连把三个人五花大绑严密看守起来，决定当天下午执行。
　　团参谋长范朝运忽然心血来潮，他命令我带领从重庆刚招收参军入伍的一位学生(他是见习测绘员)一同去执行枪决人犯的任务。说是锻炼锻炼我们年轻人。当天下午警卫连战士押解这三个人奔往洗车河的东山上，选择了路旁的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为刑场。我丝毫没有美化三个土匪的意思，但回忆录是不容虚构和随意杜撰的，我必须绝对忠于当时的历史。三个被执行枪决的人，他们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也不恐慌，更看不出精神有什么失常，他们毕竟是土匪的高级人物，极其镇静而又平淡地等候着他们最后时刻的到来。处决虽然是在白天，但却极其秘密，刑场上除了军人外没有一个地方老百姓。
　　时间到了，三个被执行人跪在地上，警卫战士闪到一旁，我的枪决对象是一支队支队长王家栋，我用我配带的的驳壳枪对准他的后脑勺开枪射击，他应声倒地。我一看弹着点是穿透了脖子就又补了一枪，但还是没有击中头部。那位见习测绘员(抱歉的很，我未能记住他的名字)使用的是我们一股的通讯员的三八马枪，他一连开了三枪都未能击中。原因是他一扣扳机便边回头闭眼。后来还是警卫战士替他开枪打死，然后又挨个补枪。
　　参谋长说的对，我们是应当锻炼锻炼。
　　处决后，只在现场张贴了一份布告。记得枪决第一个土匪时，在全县都贴了布告，到了后期就只在处决现场张贴一份，太多了我们没有这个精力。
　　在那个年代，对于土匪的处决不需要审判，没有法律程序，战争年代，军事管制高于一切。瞿波平后来如何处置没有听说，因为他有少将师长的头衔是直接由四十七军受降的，不过，他的小老婆是四二一团释放的。
　　1950年末，我们被调到四七军教导大队参谋训练队学习，军部驻沅陵，教导大队也随驻于此。1951年春节刚过就接到出国抗美援朝的命令，到了这时才理解剿匪任务的急切是受国际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一切非常的手段、特别的政策。五十年代的镇压反革命，他的政策、措施有顺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孰是孰非，今天似乎没有必要去检讨过去。有些人愿意用今天的形势对过去的历史说三道四，须知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因为昨天和今天并不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的。
　　跨 过 鸭 绿 江
　　在长沙最大的一个广场，湖南省召开了欢送四七军出国抗美援朝的大会。当时的省领导出席大会的在我印象中有两位，印象最深的有王首道，他头戴前进帽，身着蓝色工作服，虽是封疆大吏却远远不不上今天的省部级干部那么光彩照人。还有一位精神矍铄风度超人的长者，从王首道对他的尊敬举止来看，那位老同志可能是程潜老先生。
　　王首道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赞扬四十七军在湘西剿匪取得了巨大胜利，又勉励这支部队在抗美援朝中打出国威军威，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赶回老家去!&&
　　大会之后，我们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列车穿过华北平原来到东北大地，我们乘坐的是代客车，即通常所说的闷罐，登车之后每个人的背包都解开，白天出了安排短时间的学习朝语单词外，就是打扑克下象棋睡觉，一日三餐由沿途定点兵站安排。列车到了沈阳，就感觉到战争空气的弥漫，到了本溪，我们的车进了待避道线，只见军司令部的专列早就停在站台，这时，本溪市的空袭警报突然拉响，站台骤然紧张起来，只见军司令部值班参谋韩明秋跑了过来，他揪住值班站长的脖领子要他赶快下令发车，列车不能停在这里挨炸。并警告他这趟专列有高级首长。值班站长告诉他不是他不放行，是前面车站有问题，我们只能在此待避。
　　韩明秋原是我团宣传队长，团宣传队撤销后他上调学习，后被分配到军司令部一科当参谋，我刚到参训队报到后在沅陵见过他。这次他违反了群众纪律，动手打了值班站长，虽然在战争年代这种过激行为并不罕见，但他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我们教导大队的列车在凤城县停下来，我们就驻在凤城镇，这里距安东还有55公里，四十七军就在安东一线换装，原来我军装备是日式、美式、中正式都有，一个团都不能统一，这是作战供应最为麻烦的事情。子弹打光了，后勤部门费九牛二虎之力运上前线，结果开箱一看，口径不对。统一装备、统一编制、统一口径，是军队正规化的第一步。我们出国前都一律换上苏式装备，水连珠步枪、轮盘式冲锋枪、转盘式枪机、喀秋莎火箭炮。
　　在凤城县，我们参训队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刺杀、射击、爆破、筑城四大技术和单兵、班、排、进攻战术演练，这在当时是参谋人员必须具有的军事基础知识。我在军大时曾学习过，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故在这一时期我被选为小教员。
　　四月初，我们开进安东市，准备出国，教导大队是四十七军准备出国的最后一个单位。一天夜里，我们在安东东北方向鸭绿江的上游一座浮桥上跨过了鸭绿江。当年抗美援朝时，除了一座永久性鸭绿江铁路大桥外，还搭建了浮桥。铁路大桥几乎是无时无刻都在承受着敌机的轰炸。在安东，我们曾好奇地到过鸭绿江大桥附近，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应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派出了高射炮兵保卫鸭绿江大桥。在雨后的战斗间隙，苏军士兵正在为高射炮阵地挖草皮做伪装。这座大桥承蒙苏联红军的保卫，美帝的飞机在高射炮空中交叉火网的拦击下是很难飞到大桥的上空进行轰炸。由此想到当年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时，希特勒派两千架次飞机轰炸莫斯科都未能越过苏军空中拦阻火网而进入莫斯科上空。当时，鉴于频繁空袭的骚扰，阅兵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建议斯大林停止阅兵时，斯大林异常镇静的指示：照常进行。这充分显示了最高统帅对自已部下战斗力的无比信任。后来，在军队中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歇后语：斯大林检阅&&照常。
　　跨过浮桥进入朝鲜，从踏上朝鲜国土的那一刻起，人们在精神都有一种难以言状的紧张，还在我们出国之前，在凤城县就从归国伤员的叙述中对朝鲜战争的残酷、艰难以及它的现代化战争特点充满了耳闻。
　　天刚拂晓，由远到近传来了防空哨的枪声，我们立即寻找有利地形疏散隐蔽。美国飞机的超低空飞行差不多是紧贴地面，他们的飞行员嚼着口香糖，趾高气扬地盘旋搜索。我们每个人的伪装几乎是一个活动的草人，全身上下都插满了树枝和花草。汔车从车厢到驾驶室都要涂上泥巴，为防止驾驶室玻璃反光，从驾驶室至发动机上部搭一个凉棚遮挡玻璃。为防空，在朝鲜战场志愿军发明了在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防空哨，从发觉敌机向我方飞来时，防空监视哨就鸣枪报警，一站传一站，音速一小时可传出一千三百多公里，从三八线到平壤只用五分钟。
　　从战争一开始制空权就完全控制在敌人手中，加之对空军常识知之甚少，我军对飞机的恐惧到了可笑的地步，当敌机飞临我上空时，战士们的心理状态如鸵鸟藏头。不经沧海难为水，入朝作战不久我们的轻机关枪便勇敢地迎着俯冲的敌机开火并一举击落。轻机关枪击落敌机后，敌机再也不敢轻意低空飞行。
　　五十年后回忆起这场战争时，对当初连一架飞机都没有、完全没有制空权就敢于和美帝叫板的毛泽东等开国领袖们，其崇敬心情不禁使我潸然泪下;他们超人的胆略和气吞山河的气慨使我不禁浮想：他们是上天的星宿下凡。
　　现代战争不可以没有制空权，失去了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战争就是争夺制空权。失去制空权，一切行动都将暴露在敌人的监视之下，要想取得胜利无异于空想。海湾战争是如此，科索沃也是如此，伊拉克更是如此。
　　敌人的空袭，使我们经历了入朝作战的第一次洗礼。
　　由于我们没有制空权，也没有飞机在空中掩护，所以我军的作战行动都在夜间。从入朝那天起我们就是白天宿营夜间行军，战争开始后，美帝把朝鲜境内所有交通要道的桥涵全部炸毁，使朝鲜全境的交通运输都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入朝的第五天夜间，我们到达清川江，这里距平壤只有两天的路程。清川江水面宽约一百五十米，流速平缓，徒涉深度只达膝盖，虽然，它并不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但美帝也把它当作一道迟滞我军行动的屏障。白天它的飞机不管是否发现目标，都要在清川江上空不时地扫射轰炸一番;夜间它定时的在清川江通道上空从飞机上发射照明弹，把清川江照得如同白昼，
　　企图以此封锁我军的运输和人员的横渡。初期美国人这套办法还真唬了我们一阵子，后来被我们摸准了规律，在他打亮照明弹飞机作巡回转弯时，我们抓住这一时机借着照明弹的光亮巧涉清川江。
　　徒涉清川江之后，我们到达了一座几乎全都是瓦砾废墟的城镇，看不到一丝光亮，死一样的沉寂，我们如古堡幽灵穿行在废墟间试图寻找一老乡了解一下情况。终于，在黑暗中我们站在了一家比较完整的房屋前试着敲门：&哟包，吾里吉文滚&&(喂，我们是志愿军)&门开了，一位操山东口音的中国同胞答话说：&不用哟包，我也是中国人。&原来，这里居住不少来自中国山东的老乡，他们早年来到这里以种山东大白菜在这里谋生。它国异乡遇到自己同胞分外亲切。山东老乡告诉我们：这里是顺川，战争将这座县城夷为平地。这就是自诩为当今世界最民主最文明的美国所干的勾当，它比二战时期的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毫不逊色。五十年后的科索沃、伊拉克更加印证了美帝国主义的惨无人道。
　　四十七军出国抗美援朝是在第五次战役之后，严寒的冬季已经过去，我军已将敌人扼制在开城、涟川、华川、杆城一线，后勤保障有所好转，基本上不再是一把炒面一捧雪，兵站供应的给养可以领到高粮米、大米、面粉，偶尔还领回一些上海梅林罐头公司和华东益民食品厂生产的肉类罐头。战士能够吃到这些从未领料过的在当时看来绝对是高级食品的东西，对国内亲人已经是感激涕零了。当然，更多的还是他们在驻地野外采撷和挖一些野菜，因为长年吃咸菜已使很多战士患上夜盲症。朝鲜野生植物和中国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山东差不多，有马齿菜、薇菜、蕨菜、苋菜。
　　朝鲜战争之残酷前所未见，仅仅是半年多的时间，整个朝鲜已是凄惨破败满目疮痍了，所有的村庄，除了老人小孩见不到一个青壮男人，他们都去了抗美前线，田园荒芜，家徒四壁，民不聊生，朝不保夕。五十年前的朝鲜被美帝的狂轰滥炸几乎要从地球上消失。今天美帝国主义动辄给某一个敢说一个&不&字的国家，或戴上&邪恶轴心&或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扬言欲除之而后快。
　　四十七军教导大队在到达沙里院后不久，就奉命全部分配。我和李玉城、丁木久被分配到军司令部军训科。这是一个刚从作训科分离出来的科室，作训科从此更名为作战科，专管作战;而训练则由军训科负责。我们三个新分配来的都被任命为见习参谋。军训科战时的任务是搜集整理作战典型经验，组织部队推广学习。军司令部当时驻西谷洞，这是一个只在军用地图上有其名而实际上早已被美国飞机炸得不复存在的山村。我们住的都是自已动手挖掘的坑道式掩蔽部，被复用的木材从附近山上就地取材。四十七军担负的任务是守卫从开城以东临津江两侧到涟川一线，并警卫开城谈判。在谈判桌上，美帝提出要中朝自实际控制线后退三十八至六十八公里的先决条件，这一无理要求被中朝方理所当然的拒绝后，美帝就在谈判桌上画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并狂妄地叫嚣：&让飞机大炮和机关枪去发言吧!&这一无耻的政治讹诈被当时的媒体暴露无遗。
　　日，美帝操纵联和国军发动了&秋季攻势&。在四十七军正面进攻的是美骑一师和土耳其旅，美骑一师是美国的王牌军，番号是骑兵，实际上是一支没有一匹马的机械化部队，这是因为这支早期的骑兵部队有着&勇猛善战的光荣历史&，所以至今仍保留这一番号。美军的编制不同于我军，它一个师三万多人，相当于我们一个军。
　　战争打响后，敌人炮火猛烈轰炸时战士们都躲进了坑道、猫耳洞。四十七军在四野以善于守备著称，已拍成电影的《黑山阻击战》为国人皆知。英勇顽强的四十七军将士在连系十昼夜的残酷战斗中，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他们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超常行动为战役的胜利竭尽了全力。双目负伤失明的战士背着炸掉双腿的战友下山急救，失明的战士能够行走，没有双腿的战士能够看清道路，他们相辅相成完成战场救护。这为的是不减少一线的战斗力。正如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战后亲自撰写的《挫败西线敌人秋季攻势的几点作战经验》一文中所赞叹的那样：&他们以令人难以致信的战胜艰难困苦的意志和勇气，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其情可歌可泣!&
　　10月22日，敌人的秋季攻势终于停止，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激战后，我军阵地岿然不动，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我四十多公里的防御正面上未能前进一步。他们在我军阵地前留下难计其数的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其无理要求在谈判桌前坐下来。日，美帝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任期已满的总统杜鲁门哀叹：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战士们在天德山、月夜山、338﹒4、281﹒2、346﹒6等高地，经受了敌人连续十昼
　　夜的轮番冲击，炮火之猛烈把守土战士震得个个耳鸣失聪，发射频率之高、单位面积落弹数量之多，把天德山、月夜山等高地如犁耙耕地翻了一遍。
　　似乎是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两个超级大国对立的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已经结束，然而世界的局势并没有朝着和平民主的方向发展，相反，热战倒是连绵不断，海湾、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美国可以无视联合国的存在逞王逞霸，为所欲为。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国际警察。它不断地侵犯我国领空，公然轰炸我驻南使馆，从未履行中美建交时的承诺，接二连三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姿意玩弄中国于股肱之间。看它的过去便知它的现在，看它的现在便知它的将来。对于一贯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第一战车学校学习
　　1951年12月初，刚成立不久的四十七军司令部军训科又被撤消。我们军训科的全体同志除科长傅清尘和两位女同志外，几乎是全部分配到补训团任参谋。补训团是一个临时单位，战时许多野战军都不定期的设有此编制，任务是接受训练新入伍或刚刚解放的俘虏，期限不定，根据需要随时都可以补充到正规部队。补训团的全称是补充训练团，团长黄镇江，团部的编制不像野战部队那样正规，其时补训团的干部也只有团长、几名营长和参谋。战士随时会补充到作战部队，干部也是处于待分配状态。
　　正当大家都不太安心在补训团工作时，恰逢军委装甲兵司令部为第一战车学校第二期学员向全军下达了招生计划。时在朝鲜的四十七军分配有十个名额，军政治部选调如下：补训团长黄镇江、139师司令部二科科长力平、补训团一营营长杨德喜、四十七军副军长刘贤权的秘书刘广福、补训团参谋赵正利、李玉成、丁木久、139师二科测绘员白天、还有一位忘记姓名的团副参谋长和一位彻底忘记姓名和职别的人。
　　第一战车学校为第一坦克学校前身，校址在北京市长辛店，当年长辛店与北京市远未连成一片，从长辛店进北京乘公共汽车要经很长区段的农村才能到达丰台，学校对外名称谓二老庄，与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第十一工厂(即618厂)为邻。618厂是专门大修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它的院子和第一坦克学校相通，并都有铁路专线。第一战车学校校址据说原是日本鬼子华北的最大兵营，面积大约有1&5平方公里。学校创建于1950年，有苏联顾问团驻校，首席顾问是位将军。学校的规模设施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我们曾和北京市的一些大学联欢过，他们非常羡慕我的学校，据他们说，清华、北大的工科，其设备也不见得有我们学校这个水准，上什么课有什么教室，教室内从模型、解剖的实物、到电子运转演示，无不详尽。仅教室就有56个，其中除一号电气设备和二号机械制图教室各有一间之外，因每个学员队进度不同又设有战术、射击、技术、通讯、工兵、军事地形学、军事化学、体育、条令、政治等若干个，如果说第一课时是电气设备第二课时为56号教室的通讯，则十分钟的课间休息完全是用来调换教室的走路上。
　　学校的领导是校长许光达(兼任)，他是军委装甲兵司令，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副校长是唐金龙，原任一野一军军长，后由吴林焕接任，副政委是罗通。
　　学校设有可供千人同时就餐的学员大食堂，学员的伙食标准是坦克灶，高于陆军的小灶，据说是按坦克兵每天消耗的热量制定，根据当然是照搬苏军的供给标准。在这个学校光是各类人员的伙食标准就有：西餐灶(苏联顾问)、坦克灶(学员)、陆军基本一类灶(即普通大灶)、工厂灶(为学员实习辅导的车、钳、铆、电工)、小灶(学校团以上干部及教授)、中灶(教授以下教员)等。学员的亲属来队探望享受学员待遇，他们每天的三餐是在学员开过饭之后。1952年，当时除朝鲜战场外在全国范围已基本上处于和平时代。阔别多年的直系亲人都陆续前往部队探望。我的母亲在我哥哥的陪同下携我的小侄女也前往学校看我，这是我自1947年10月离家后时隔三年有半第一次看见母亲，这年她已经54岁。
　　1952年初，中央发动了三、五反运动，地处京畿的第一战车学校在正课未先开始之前首先投入了运动。三、五反运动在党政军重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工商界是反对五毒，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机倒把、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坦克学校的学员来自全军调干，开始学习时互相通报自已的原任职务，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原在部队任职和经济物资有过接触的人自然成了运动的主要怀疑对象，凭着捕风捉影主观臆断提出一些莫须有的问题。遵循&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的指示，任意上纲上线，对原本算不得问题的锁碎事情狠挤硬压，事务长在采购时接受老板馈赠的一盒香油也认定是受贿，当连长的在炊事班多吃一个猪蹄也说成是多吃多占，通过所谓算细账的办法对干过一年以上的事务长、管理员都累计打成小&老虎&(三反时对贪污犯的称谓)。我们班有一名来自昆明军区司令部的作训参谋，他曾管过军训经费，于是乎便认定他是大&老虎&，用刑讯逼供那一套把这名同学用背包带子捆起来。
　　学员的三反运动搞了半个月，结果一个&老虎&也没有，学员们只不过是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而已。学校机关的运动时间较长，虽没有抓出贪污犯倒是把校长唐金龙拉下马。原因是他用八十斤棉花做了一床褥子，学校将这一问题定性为典型贪图享受的变质分子。按说一位身负多处战伤的老红军，一瘸一拐(他的绰号唐拐子)，特别是阴雨天疼痛难忍，睡这么一床棉褥子也无何不可。要是搁在现在，睡一床公家报销的席梦思也是屁大点事。可在建国初期是犯了大忌。此事听起像是天方夜谭，但却有其事，我们学员队还列队参观了这床重八十斤的棉褥子。这位天下第一军的军长后来任武汉军区副司令。
　　我的戎马生涯中有不少时日是在部队的学校中度过，这对我后来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诸多的军事专业知识的摄取和在地方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中是大有裨益的。在坦克学校，学习是很紧张的，(因为从苏联按整编团进口的坦克已由苏军交由步兵接受。等待我们这些由坦克学校培养出来的军官和编练基地训练出来的乘员去编成坦克师、团。)每天八个课时，晚餐后两个小时自习，长期部队生活习惯了连轴转，没有寒暑假，一年的学习就课时而言相当于地方两年。
　　由于学习生活紧张，一大队的学员纪律很差，这个大队的学员都是营、团干部，团级干部是带着警卫员、老婆入校的，学校把他们的警卫员都撤掉了，另行分配工作，老婆也都当了护士，只能过礼拜六。那时全军统一规定：团级干部调动准带警卫员、老婆(已结婚)各一名，手枪两支;营级干部调动，准带手枪一支。营、团干部在原部队独往独来，生活有人照顾，到了学校冷丁过紧张的集体生活很不习惯，发生了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学校南北两个大门警卫向一大队学员索要准假出门证，从而引发了一大队学员把门卫枪支缴掉。在日常生活上还有些违纪事情时有发生，学校将情况反映给装甲兵司令部。一天，全校突然集合，当场搜身点验，(点验是一种很少执行的为条令所允许的制度，不知现在是否还有此规定。)一大队营、团学员的手枪全都上缴，完后到校部大操场集合。约半个小时后突然驶来多辆小轿车在大操场停下，只见许光达司令员陪同两名首长和众多的随员走上操场的主席台。惊咤的同时人们很快便认出那位身材伟岸的首长是朱总司令，因为他的肖像和毛主席并列挂在每个教室。主席台上，只有朱老总一个人坐在置有话筒的桌子后面，那位矮个首长坐在旁边的一个小方凳上，许光达司令员和众多的首长们肃立主席台两侧。会议开始时许司令只讲一句话：现在请总司令给我们作指示。
　　老总的讲话大意是：我们这个学校是一座现代化的学校，大家能到这个学校学习机会难得，我们部队要搞现代化建设没有先进的国防科学知识是不行的。因此，大家要刻苦地学，努力地学。你们过去当团长、营长、连长，现在是学员，学员就要过士兵生活，团长同志也要扫扫地，营长同志也得打开水，大家都要出早操，把门卫的枪给缴械的行为是不允许的&&
　　总司令讲完后许司令员请那位矮个子首长讲话，他摆了摆手示意不讲了。许光达这才说：总司令和粟副总长在百忙中到我们坦克学校视察&&。
　　大家这才知道那位首长是副总参谋长粟裕。
　　从朱老总视察后，一大队的学风有明显改观，学员的纪律彻底好转。坦克学校共有十三个学员队和一个轮训队，其编队分类为指挥员训练队和机械生队，我所在的十二队是学校中唯一的机械生队，这个队是以技术勤务为主、学员入校文化程度测验较高的学员队。所开课程为：战术、射击、技术、通讯、军事地形学、工兵、军事化学、机械制图。各科课程穿插交替循序渐进。其教材都是学校铅印成册的大部头讲义，课时的分配全校除我们机械生队技术课程较多外，其它队均相同，只不过因教官和教室原因课程进度错开。我们机械生队的技术课程约占全部课程的百分之六十，技术课程主要是坦克的构造、发动机四大系统的结构及各部配件的工作原理，驾驶与修理，车、钳、铆、电焊，我们所学的坦克种类是：42吨重的斯大林2号重型坦克、32吨重的T&34中型坦克、16吨重的轻型自行火炮等苏联正在服现役的装备。驾驶科目则是先在各种类型的汽车、和战争年代缴获的日式坦克上进行辅助车辆的驾驶训练，然后转为坦克的正式驾驶，以防止学员初登车驾驶时因紧张而损坏价值昂贵的坦克。
　　一个坦克自行火炮团的编制是40部战车，其中T&34中型坦克共22辆，76&2口径的自行火炮16辆。一个坦克排两辆坦克，一个连7辆(三个排加连长指挥车)，一个营24辆坦克(其中有团部指挥车2辆);一个自行火炮排两辆，一个连5辆，(每连两个排，连长指挥车一辆)，自行火炮营共16辆(其中营指挥车一辆)。所谓自行火炮实际上就是没有炮塔、装甲相对坦克薄一些外形酷似坦克的能自行前进的火炮。外行人对自行火炮和坦克是难以区分的。
　　坦克学校的战术学习是以坦克团进攻演习为结束课题，战术学习从单车进攻开始，尔后是排、连、营、团进攻。坦克的单车进攻正面宽度是50米，通常一个步兵团的进攻在火力配系上是配属一个坦克连，因为在战术原则上一个步兵团的进攻正面是500米。坦克团的进攻演习选择在农民秋收后的十一月份，红兰两军由学员队担任，坦克是学校勤务大队，炮火显示是预先埋设的炸点，轻兵器使用空包弹。
　　坦克团的进攻演习可以说是全体学员的毕业作品。
　　我们二期学员经一年的紧张学习于53年1月毕业了，毕业证书的全文是：学员赵正利系河北省昌黎县人现年二十岁在本校第二期机械队修业期满经国家考试成绩及格准于毕业特发此证。签署首长是校长许光达、副校长吴林焕、副政治委员罗通及学校关防大印。
　　这是一个非常正规严肃的毕业证书，上写&经国家考试&字样，这就是说坦克学校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军事院校。载入毕业证书的成绩是：政治教育4分，战术教育4分，射击教育4分，技术教育5分，无线电通讯教育5分，军事地形学院5分，工兵4分，机械制图5分。
　　这国家承认学历的毕业证书在三十年后评定技术职称时，成为我被评定为机械工程师的依据。
　　和 平 年 代 的 坦 克 团
　　1953年春节前毕业离校，我被分配去126师坦克自行火炮团坦克营一连任技术副连长。126师隶属42军，朝鲜停战后该军由朝归国驻防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军部驻惠阳，(即现今的惠州，不是县政府设在淡水的惠阳)126师驻地罗浮山。当年，由于42军尚未回国它的三个坦克团由华东装甲兵司令部代管。按装甲兵的番号序列，126师坦克团的番号是：坦克自行火炮第331团。它当时驻在江苏省铜山县洞山村，铜山县实际上是徐州市一个没有县城的郊区县份，洞山村距当时的徐州市区也只有十八华里。坦克团驻地是野战式停车场，在一块荒芜的土地上用铁丝网圈起一个能够停放全团车辆的地方，部队则驻在老乡家里。
　　我所任职的技术副连长这个职称完全是按苏军的编制套下来的，它不像步兵连编制有四名正副连职干部，在坦克兵的编制里每个团有团长政委各一名，再就是参谋长和技术副团长共四名团职干部，每个营有营长和教导员各一，营参谋长一，技术副营长一，每个连有连长、指导员各一，技术副连长一，共三名连职干部。据说各级政治干部的正职还是按照我军的传统保留下来的，否则，按照苏军他们的各级政治干部都是副职。 在华东代管不到一年，五三年国庆节后由于42军在广东花县为三个坦克团建立的临时停车场故坦克团归回42军建制 。1954年春节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起了慰问解放军活动，到中南分团慰问的有副总团长滕代远、梅兰芳、蒋光鼐、中南分团团长谭余保、胡克实，同去的文艺团体有梅兰芳剧团、小白玉霜评剧团、武汉杂技团。为欢迎慰问团，广州军区组织了一次加强营进攻实弹演习。坦克团一连、二连奉命参加。演习的场地在广州近郊，记得当年我们的军列是由花县登车到广州天河车站下车，天河是一个小站，没有可供坦克上下的站台，只好由铁路可起重60吨的救援吊车将坦克一一吊下火车。演习那天慰问团到场的首长是时任纺织工业部长的、原国民党十九路军总指挥、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著名将领蒋光鼐，以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
　　坦克火炮是一种用瞄准镜直接瞄准射击的火炮，实弹演习使地方首长和参观的同志们大开眼界，他们看到我坦克一发发命中敌碉堡和坦克的模拟靶无不赞叹。
　　在花县临时车场驻到九月份我们奉命迁进刚竣工不久的罗浮山营房，由花县车站登车，在广深铁路的石滩车站下车，然后横渡增城江，执行轮渡任务的是从长沙调来的工兵三团的一个连，十一年后我和当年的舟桥三团营长高百川在东北航空护林局相遇，他是在副团长任上转业的。横渡增城江后向东沿广汕公路奔罗浮山，不到70公里的路程我们每小时最高时速达56公里的坦克，竟耗时九小时。从增城中午出发到万家灯火时节，坦克开着大灯进营房。这其中的原故是当年广汕公路的桥梁没有一座能承载坦克的重量，凡遇有桥涵坦克必须另辟通路。
　　营房是砖瓦结构的永久性建筑，全连三十多人一个大宿舍，上下床铺，另有连部办公室及连级干部宿舍等。
　　罗浮山是岭南四大名山(罗浮、西樵、鼎湖、丹霞)之一，海拔1282米，位于博罗县城西北，南麓有小镇长宁圩，道教称第七洞天，古迹有：冲虚观、葛洪炼丹炉、洗药池等。山上多瀑布，126师营房的自来水得益于此。解放后中南军区在此建有高干疗养院，李济深在此也建有别墅，是广东著名的避署风景胜地。
　　1955年3月发生了高饶反党事件，七届四中全会将他们清除出党后，四月份向全党全军做了传达，这之后从错误的批判胡风的所谓反党集团事件引发的肃反运动在全党全军以及全国各机关团体展开。军队是每次重大政治运动都要首当其冲的，在肃反运动开始前，机关干部的手枪都一律上缴，连队不开展这一运动没有收缴，大家都感到特别紧张。6月份，126师在师俱乐部召开全师排以上干部大会，会上，师政委浦通修(被我们称谓浦氏三杰之弟，大姐浦安修、彭老总夫人，二姐浦洁修、时任全国妇联部长，三姐浦熙修、时任文汇报首席记者兼驻京办事处主任)在作了肃反运动报告后点了一些重点人的名，最后一个是坦克团作训参谋刘树人。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乘车返回坦克团，从师部到坦克团有五华里之遥，由于会议气氛的缘故在汽车上相互之间都没有交谈。车行至师部供销社停下来，许多人都下车买冰棍，我在下车时问刘树人要不要，这时我已经由一连调到团技术处任车务助理。刘苍白的脸上没有表情地摇了摇头，第二天中午，全团正在午休，忽闻全团干部紧急集合，原来是刘树人自杀了。团长乔松手中拿着一支五四式手枪满脸愠色地问：XXXXXX号手枪是谁的?一连三排长张宪涛答：是我的。团长怒气冲冲地：一营长，把他禁闭起来!
　　原来刘树人就是用张宪涛的那支手枪自杀的。
　　事情的经过是今天上午刘找到张说，他正准备手枪射击的课程，要拿枪到靶场试射，机关干部的枪因为开展运动已全部收上去了，刘是作训参谋，张根本没多想就把枪借给了他，就这样刘用张的枪结束了他年青的生命，子弹是从脑门射入贯穿整个脑海，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刘树人，中共正式党员，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据后来保卫干事透露：他个人历史清白，没有任何问题，只因他给在香港的表哥写过一封未曾发出的信便受到组织的怀疑，所以浦政委也点了他的名。按说他本应知道在那个年代和海外关系通信是一大禁忌。对于他的死，我们在当时谁都不便说什么。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年青军官，团长也很婉惜。然而，生命对于一个曾经是革命者的人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没有任何说法，更没有一个结论。新婚不久的妻子实在可怜，后来由团政治处撮合又嫁给二营二连副连长赵福林。
　　刘树人死后我从团技术处车务助理调任作训参谋。
　　1955年国庆节，全军在这个节日统一举行授衔、授勋，其庄严隆重的气氛史无前例。全师一千多名军官齐聚师部大礼堂，由师长宣读授予军衔的命令。授勋是分一、二、三级勋章和解放奖章四个等级，一级勋章授予军级干部，二级勋章授予师级干部，三级勋章授予营团干部，解放奖章是授予参加解放战争两年以上的排连干部，我得到的当然是解放奖章。授衔典礼邀请所有军官夫人同往参加，会后统一会餐并举行舞会。但舞会却大煞风景，会跳舞的军官寥寥无几，但当时正值学习老大哥的军风，人们只好前走后退胡乱比划，连初级阶段的水平都达不到。
　　日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这一天距我参军已经是八年又七个月了。身为连级干部参军八年多仍是党外人士，这在全军已不多见，这都是因为家庭成份高划的地主的原故。但在当时我并不知晓土地法大纲关于划分剥削阶级成份所规定的剥削量，换句话说就是懂得谁又能为你喊冤叫屈呢!这个错划的成份我一直背到1978年。出身在农村的人背着如此沉重的十字架不止我一个人，想当年共产党领导土改运动时这划分地主富农的标准全凭土改工作组长一句话，而他们的标准就是&罗卜挑大个的拔&。在一个农村里如果你是首富，即使你全家参加劳动仅有微薄剥削也逃脱不了定为地主的命运。
　　我入党了，回想起我在未入党时在坦克一连工作的日子里我甚感欣慰。那时坦克一连每次召开支部大会或支委会时，都把我扩大进去，开支部大会时叫支部扩大会，开支委会时叫支委扩大会，里里外外就是扩大我一个非党员。团政委边彬同志在参加一连支委扩大会议时指出：今后一连召开党的会议时，不管是支部会还是支委会都要扩大赵正利同志参加，他是副连长，党是信任他的，会议少了他参加就等于是少了三分之一领导力量，这一点你们一连支部务必认清。
　　我终于入党了，长期为之奋斗的希望实现了，我要感谢我的入党介绍人团长乔松和技术副团长李寿亭对我的信任，虽然考验的时间长了些但我毫无怨言。
　　1956年8月的一天，126师的王恒一副师长和于修义副参谋长亲赴坦克团选拔一位参谋，他们回师后的第二天就通知坦克团调我去师司令部工作。自从坦克团归建以来，师司令部一直为没有一个懂得坦克兵业务的干部而感不便，调我去实际上是为首长在坦克业务上提供日常咨询。
　　1957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矛头所指已初见端倪。五月和六月份，又分两批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和第二批材料。这场由文艺界发起的最初定为学术争鸣的问题最后竟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号角，从而引发了一场政治灾难。这人人自危的所谓反击右派的运动是由《人民日报》一篇《这是为什么》的评论员文章拉开序幕的。
　　军队机关的大鸣大放是以部队内部规章制度不尽合理和一些群众有意见需要改进的问题，运动开始还很轻松，最初工作照常进行。七月份我们师进行了师团首长司令部演习，十月份还组织了在沙头角大亚湾海岸的抗登陆演习，二次大战日寇曾在此登陆。十二月份部队又搞了师进攻的实兵演习做为年终的校阅。四十二军舒克芝副军长亲临我师视察。在这次演习中我受到杨针师长一次颇为严厉的训斥，那是因为我把坦克团发起冲击的时间提前了五分钟。我原以为这样会给步兵和坦克的协同更好的留有余地，可这样一来步兵发起冲击的时间也要提前，因为战术条令规定当坦克越过步兵线时步兵即自动发起冲锋。步兵发起冲锋时我炮火也要随之向敌第二防御地带延伸，否则，会伤及自已。演习虽然按条令都很灵活地配合严密，但指挥所却引起一阵小小地骚动，师长诧异地看看表：怎么我的表慢了!炮团长从望远镜里看着越过步兵线的坦克命令炮兵：炮火延伸!坦克团长对师长说：你的表不慢是坦克提前五分钟发起冲击，是经赵参谋同意的。师长当即十分严厉地：你这个参谋，胆子也太大了，你是这次演习的导演吗?谁给你这个权力?在场的舒副军长笑了：我还以为是导演组出的情况呢，敢情是歪打正着，这也很好吗。我当时如五雷轰顶，大汗淋漓。多亏舒副军长解围。
　　1957年的春节前我把随军的爱人送回了老家，因为全军已发出通知：随军团以下眷属一律离队。春节过后从老家昌黎返回部队后，形势发生了对我来说是意料不到的巨大变化，我从此踏上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脱 下 军 装 离 开 军 营
　　我今年七十有三，一个风烛残年的耄耋老人，垂垂老矣且以小人物之身份撰写回忆录纯系发挥余热。本章还未开始动笔我不禁潸然泪下，因为十年的军旅生活至今回忆起来仍是我一生中最为激动和值得骄傲的。
　　1957年春节过后，军队的反右运动已经轰轰烈烈了，政治部的一位宣传干事白景高和我们科的参谋丛树礼已被停职反省，已经有干部部的大字报点我的名，批判我反对党管干部的方针路线。根据之一是我在鸣放中曾提过一条意见：我认为司令部干部的调入不应把人事关系交政治部直工科，这是不符合行政隶属关系。干部部的同志认为直工科虽是政治部编制但它是直属党委的办事机关。其实这种属于工作程序上的细枝末节没有争鸣的必要。想不到春节后我返回部队时政治部已经给我扣上了&反对党管干部&的帽子。并已内定&中右&分子作转业处理。
　　何谓&中右&?我一直到现在都不甚了了。据说，当年反右运动时给每个人都划了线：即左派、中左，、中右、极右、右派;看来我是离右派只有一步之遥的人。
　　王恒一副师长和于修义副参谋长都和我谈了话，在我留队问题上都爱莫能助，可见当时反右运动之严厉。首长们说：正利同志，好自为之吧，你没有背任何处分，又保留了党籍，丛树礼是开除党籍还乡务农，白景高连回乡务农都不允许，他得留下听候法办。你和他们是有区别的，是转业处理，和你们科长、还有更多的同志一同去北大荒锻炼。
　　感谢王震同志，是他当年展开了宽大的臂膀接受了十万官兵去密山。使我们这批被逐出军营的、曾经不说是为新中国的诞生浴血奋战起码也是摇旗呐喊的革命同路人有个落脚的去处。和王副师长谈完话之后我堂堂七尺男儿竟抑制不住自已的感情嚎啕大哭。都
说男儿有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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