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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工人店员检举不法资方
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各地店员工人都表现得很积极、很勇敢、很机智、很坚定，这充分表现了在解放之后，店员工人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
私人商店中“三反”运动，是店员工人与不法商人的面对面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内容最重要的是：
第一就是反对在不法商人中特别浓厚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剥削群众、不劳而食、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假公济私、投机取巧、铺张浪费、享乐至上的腐化堕落思想；
第二就是要反对商人的各种不法行为，他们的这些不法行为在目前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甲、是以向国家的工作人员行贿的手段，达到他们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乙、用威胁（商店解雇等）利诱（请客、送礼、“增加工资”等）的手段，压制阻挠店员工人对于他们那些不法行为的检举和告发；
丙、用派遣或收买工会干部，组织假工会，禁止店员加入工会，限制工会会员的活动，拒交工会经费，破坏店员工人的组织团结等办法，达到他们控制、压迫、剥削店员工人的目的。
我们为什么把不法商人的这种腐化堕落的思想与种种不法行为看得如此严重，必须与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呢？因为他们这种腐化、堕落思想与种种的不法行为，如果不坚决地把它反对掉而任其继续传播与发展下去，必将不断地有大批的工作人员与干部被他们那种“糖衣炮弹”所打倒、所毁灭；必将有更大量的国家资财被他们所盗窃、侵吞，使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遭受不可计算的损失；必将有更多的机关和团体被他们所渗透与破坏。因而我们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就会被他们所篡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就不能巩固与发展。
我们与不法商人坚决地进行斗争的目的，就是使我们要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按照那些不法商人所犯罪行的大小与他们自己坦白、悔改的彻底程度分别予以必要的惩处，使他们晓得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是决不允许他们轻视与违犯的，使他们从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得到应有的有益的教训，今后好老老实实地、规规矩矩地按照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中所规定的范围与所指示的道路去进行合法的经营，获得合法的利润。这样既有益于国计民生，又利于商人自己，真正做到“公私兼顾”。
在与那些不法商人作斗争时，我们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政策与办法呢？
一、加强教育。对于店员工人群众本身，我们要加强阶级教育，使他们在思想与行动方面，分清阶级界限，使他们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的永久利益与整体利益，什么是工人阶级的暂时利益与局部利益，使他们晓得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应当服从永久的和整体的利益，在这样阶级觉悟的基础上，才能经得起不法商人的威胁和利诱而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坚决地和那些不法商人作斗争。同时我们还要站在国家领导阶级的地位，对于商人进行政策、法令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他们应该做的，什么是他们不应该做的。譬如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对于那些犯了贪污罪的商人就要教育他们，迅速地、自动地、彻底地向政府坦白交代问题，这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如果拒不坦白，企图幸免，那他们就是自绝于人民！
二、要提高警惕，对于不法商人的一切行为，都要严加警惕。那些不法商人为了达到他们牟取暴利的目的，什么卑鄙无耻、阴谋诡计办法都可以想出，都可以使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他们为了隐藏、逃避他们的非法罪行，就订立什么“攻守同盟”，假造或销毁账目和单据，但是只要我们店员工人能够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时时刻刻地提高自己的阶级警惕，注意检查和督促不法商人的言语与行动，无论不法商人怎样狡猾阴险，他们的贪污暴利的罪行也逃不出我们店员工人的耳目的。
三、对于不法商人的贪污罪行，要大胆地向有关机关团体进行检举和报告，使那些拒不坦白的奸商在铁一般的政局材料面前不能不举起手来缴械就擒，而且对于这种拒不坦白的大贪污商人，我们还要求人民政府的严加惩办，以儆效尤。
为了使我们店员工人对于那些不法商人的斗争能够迅速地取得彻底的胜利，我们要特别注意团结、争取和教育那些会计、采买、营业等人员。因为这些人对于不法商人的贪污的材料与方法知道得最多，最能摸到他们的“底细”，只有他们才能打中不法商人进行贪污的要害。因此我们要能够使这些职员觉悟起来，自觉地站到店员这一方面来。在我们抓住不法商人的小辫子，把确实的材料摆出来，有了人证物证之后，他们就非坦白承认不可。天津、北京、上海在这方已有很多很好的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之下，私营商店中的店员是有二重身份，在执行国家政策发令等问题上，我们是站在国家领导阶级与主人翁的地位，对于私营是负有教育、督促、检查、检举之权利与责任的；同时在私营商店中，如果他们的经营是完全合法的话，在业务问题上，我们店员工人还是应当服从业务上的合理的调动与指挥的。
全国店员工人同志们！要坚决地、勇敢地起来，和那些祸国殃民的不法商人作斗争，来保卫我们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斗争在共产党与毛主席的领导之下，一定能够获得全胜，而且必须获得全胜。同时在这一斗争中，要把我们店员工人的组织更坚强起来，把我们店员工人对于商人的领导权要巩固起来！
有的不法资本家对工人说：“你来的时候，行李像羊尾巴一样细，现在你的行李像牛肚子一样粗，这不是咱们有福同享吗？可是现在我在难关上，你还要检举我，这就不是有难同当了。”
好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们先来问问：你，不法资本家，所说的“福”是什么？所说的“难”又是什么呢？你所说的“福”，就是多多剥削工人，多多盗窃国家资财，你所说的“难”，就是深怕你的犯罪行为被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所检举。想想：这样的“福”，不正是工人阶级和国家人民的“难”吗？这样的“难”，不正是工人阶级和国家人民的“福”吗？工人阶级怎样和你这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呢？如果工人阶级真和你这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起来，那就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不错，全国解放以后，工人阶级生活有了一些改善，行李比过去是多了一些。但是，这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得来的，这是我们工人劳动应得的报酬，应有的待遇，这跟那些不法资本家所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毫无关系。如果不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如果不是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我们的生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我们应向资本家讲清楚：所有一切财富都是我们工人和劳动人民创造的，都是我们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是靠剥削我们工人过日子的。我们工人吃苦，资本家享福，资本家还说什么“有福同享”，不是骗人的鬼话吗？
再说，什么叫“有难同当”呢？不劳而获的资本家有什么“难”呢？他有了“难”，为什么要我们工人阶级跟他“同当”呢？我们工人阶级在解放以前的确是有难的。那时，我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吃不饱，穿不暖，那种苦难的日子有谁管我们呢？我们的“难”资本家跟我们“同当”了吗？没有。那时，他们只顾挣钱、发财，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是死人也不管的。那么，现在资本家要我们跟他“有难同当”是什么意思呢？戳穿了说，就是这些不法资本家把“五反”运动叫做“难”，要我们跟他们“同当”。作了许多非法的事情：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他们还不肯老老实实地在工人阶级面前低头、认罪，他们还想抗拒“五反”运动，还想继续像从前一样的欺骗我们，拉拢我们，企图叫我们包庇他，替他打掩护，这真是岂有此理！
我们要告诉一切不法资本家：你们那套鬼话是骗不了什么人的。如果你们不坦白认罪，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制裁。那时，就后悔莫及了！
（选自北京工人日报）
反对奸商的斗争在北京开始后，义昌纸行有些店员特别是会计和跑外人员，还没有参加到战斗中来，真是：一个人一个心思，一个人一个立场。北京六区节约检察委员会文教用品业工作组同志们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时，他们不是躲开，就是跟你随便谈谈天。“资本家有没有不法的行为？”“不知道！”连店里的工会组织员边科也好几次地向工作组说：“柜上没有问题，我担保！”
不站这头就站那头。资本家抓住这个机会，就召集店员们开会，说：“我们过去有没有行贿、漏税的事情，请大伙想想。”于是店员就帮助资本家“想问题”，“查账”。资本家想起了几件小事情报告给工商联合会，工会组织员边科也就照抄一份，交给工作组。
局势是这样不利，而义昌纸行确实有很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店员们特别是会计和跑外人员，是很清楚的。工作组仔细地分析和研究了每一个会计和跑外人员的具体情况，找出他们的顾虑和他们受资本家压迫剥削的事实。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教育。他们的口号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一）情面不可靠，失业不必愁
义昌纸行的工会组织员边科（做过跑外人员）。平日对工会工作还积极，又是一个青年，要求进步。但是经理刘俊和曾经警告过他：“我过去和你父亲不错，你不要太积极，也不要不积极。”他父亲也对他说：“我们主要的是干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带头检举资方的劲头不大；怕检举了失业，伤情面。
工作组掌握了他们的思想情况，首先给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告诉他们工人阶级的前途是远大的，只有站稳立场，自己才有前途。然后再给他们明确地提出：“我保证，你失了业，政府给你包着！”“你是一个青年，你不是要求进步，要求参加青年团吗？现在考验来了！”连着和他谈了三次，他变了：“我过去没有站稳立场。”这以后，除了他自己检举了七件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外，回到店里就成了领导战斗的指挥员。
（二）想想当年事，看看前途路
会计人员吴宝孚和曾经当过会计的杨起昌觉悟不高，对政治不关心。吴宝孚是个老实人，虽然也知道这个运动重要，然而怕惹是非，自己觉得还是“洁身自好不偏不倚”为妙；杨起昌是个小孩子脾气爱玩，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可是他们都有些痛心事，提起来就难过。
吴宝孚在一九五〇年生肺病，经理刘俊和毫不客气地叫他回家休养，并且不给他工钱。他没办法，只好向柜上借钱。资方说：“钱可以借，但要把钱折成实物”工作组同志们就拿这件事问他：“你给资本家死心塌地地干活，可是你瞧瞧，一旦有了病，资本家就这样地对你！”“我们工人流血流汗地工作，资本家的腰包装满了。等我们不能给他挣钱时，就一脚踢开！这就是资本家的面目！”同志们用吴宝孚自己的事情教育吴宝孚觉悟过来了。事情很清楚，跟着资本家就是这样下场！紧跟着，同志们耐心地向他解释工人阶级的前途，资产阶级的本质。吴宝孚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来了，他积极地帮助工作组检查资本家的账目，有时弄到夜里一两点钟还不肯睡。
杨起昌因为家庭环境不好，只上完了小学就到商店里当学徒。他有一个同学叫裴增康，前些日子入了团。杨起昌一提到这件事就很难过：“为什么自己就不成呢？”同志们就抓住这点启发他的上进心：“你胡里胡涂地活到今天，为的是什么呀！你是工人阶级，今年才十九岁，你的前途很光明。”在同志们的耐心教育下，杨起昌醒过来了，马上检举了资方以前造过假账的事情。
（三）算一算细账，查一查立场
鲁福荫在义昌纸行干了六年多，当过会计，当过跑外，资本家做的那些违法的事情，多半是经过他的手。资本家为了拉拢他，曾叫他老婆住在资本家的家里，给他老婆送衣服、送钱。鲁福荫有肺病，资本家就送给三十针链霉素*。而且在柜上除了经理和资方代理人外，就数鲁福荫大了。因此在运动开始时，鲁不仅不检举资本家，还跟着经理一块“算账”。
争取鲁福荫这样的人归队，确实要经过一段复杂的过程。
同志们第一次找他谈话，还是耐心地给他讲解工人阶级的远大前途等，叫他不要因为受了资本家的一些小恩小惠，失掉了立场。但他却这样说：“站稳工人阶级立场，这些空话我也会说。可是我从小当学徒，能混到现在这个地位，并不是工人阶级给我的，是资本家一手栽培的，我岂能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
第二次跟他谈话，主要的启发他不要被资本家的小恩小惠给迷住了，叫他算一下细账。回来后，他想了一下，自己给资本家拼命地干，但得到的报酬却很少。就拿一九五〇年到东北买卖纸张来说吧，六个月内，给资方做了九亿多元流水，资本家赚了二亿多元，拿了六个月的薪水，可是加起来不过二百万元左右。这样一算账，鲁福荫心里一动。但又一想，要是检举了，虽然不至于失业，可是从今以后资本家就不信赖我了，那么我还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吗？不检举吧，自己帮着资本家做了这么多犯法的事情，事后又不检举、揭发，事情暴露了，自己也有责任。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正好春节到了，他便以“出外要账”为名，回家去了。
元宵节那天，鲁福荫回来了，他一进店就兴高采烈地说：“我准知道要是检查组来检查，现在也该检查完了。我可算躲过去了，谁也不得罪。”可是他刚坐下来，就觉得不对头。平日在一块说说笑笑的同事们都不跟他答话。他正在想：“怎么才这几天，这些人就变了呢？”就听见有人对他说：“你到楼下去，我们要在这里开会。”鲁福荫心理难过起来，他想：“你们也是工人，我也是工人，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参加这个会呢？”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工人阶级的真正意义，第一次感觉到失掉立场后自己真是没有出路。
第二天，同志们让他写检举材料，他答应了。就在这天晚上，义昌纸行的店员们开了一个批评会。会场贴满了“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大胆检举不法的资本家”等标语。会上大家一致对鲁福荫提出意见：“你为什么回家？”“你是工人，没办工人的事情！”“我们不忍让你掉队，才来挽救你。”这个会，使鲁福荫真正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事情很明显，要是还执迷不悟，不肯归队，那可真的就要被大家遗弃。鲁福荫明白了，当场他就说出了资本家九件违法的事情。同志们一看他真的觉悟了，马上就鼓励他。鲁福荫像刚卸掉一副重担似的轻松。会后，他在大家的鼓励下，又想出了好几件资本家不法的事情来。
内部问题一解决，店员们就开始向资本家展开猛攻，资本家一看连鲁福荫都向他进攻了，只好把违法的事情谈出来。到现在为止，资本家谈出的事情，共计偷漏营业税一亿多元。店员们正乘胜穷追，迫使资本家把全部问题彻底交代出来。（选自北京工人日报）
组织工人店员向不法资本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是取得反行贿、反偷税运动的胜利的重要环节。济南市在这次运动中进行这样的斗争，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济南市在组织工人店员和不法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之前，首先充分发动工人店员，做好基层工会工作。在适当时期，有重要地以商店为单位举行劳资见面会议，由不法资本家进行坦白，然后由工人店员揭发他们的不法行为。这样的会议，配合上政府对工商界的深入检查，就能彻底揭破不法资本家虚伪应对的假面具，使他们完全低头缴械；同时，并使工人店员受到了更深刻的阶级教育，斗争意志更为昂扬。在面对斗争之前，济南市很多不法资本家对这次运动采取了顽强对抗态度。他们在会议上可以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罪人，表示要“老实坦白，痛改前非”。有些人甚至保票都打了。但是，他们仍不肯老实坦白自己的违法行为。有些人在一次坦白期间所谈的材料，还不及真实情况的十分之一二。但是，在劳资见面会议上，一经工人店员揭发，就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人的态度也就比较老实了，有的马上重新改写了坦白书。济南市私营惠丰面粉厂的资本家穆左泉有很多严重不法行为。但在这个厂的劳资见面会议上，穆左泉的态度很不老实，避重就轻，谈小的不谈大的，探明显的不谈隐蔽的，谈行贿，不谈具体的目的。或者是把自己的行贿行为一概说成干部的“敲诈勒索”；把盗窃国家资财、偷税漏税的非法行为，硬说成是为了维持营业，为了“照顾职工生活”。这种无耻的抵赖，引起全体职工的极大愤怒。职工们当场无情地揭破了穆左泉的狡猾面貌，粉碎了他妄图混过去的阴谋。把他卑鄙龌龊地勾引、腐蚀干部和凶狠地盗窃国家资财的许多具体事实，都无保留地揭露了出来。穆左泉甚至在承做支援朝鲜前线的加工面粉时，也采取了许多搀水的卑鄙办法，使面粉的水分超过标准。一九五〇年皖北水灾区的难民向惠丰厂买麸皮充饥，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竟然不顾灾民死活，在麸皮中摻入大量的麦灰，卖给灾民。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穆左泉不得不低头认罪。在第二次的见面会议上，他的坦白就进了一步。
济南盛昌制蛋厂经理刘云生和厂长安景远，在运动开始时就和厂里的高级店员订了“攻守同盟”，并威胁工人说：“运动过后叫你们连半顿饭也吃不上！”“我不和你们在这里罗唆，将来上北京打官司去！”在“坦白书”上，刘云生和安景远一直欺骗政府，企图混过这次运动。刘云生甚至把这个厂的天津办事处的会计主人李云书调回济南，连夜制造假账。工会积极教育争取了这些职员，发动群众详尽地搜集了刘、安的所有不法行为的材料。在劳资见面会上，工人彻底地揭发了资方的严重的不法行为。刘在济南开业才一年多，偷税漏税就有四亿八千多万元，行贿一亿多元，获得暴利十六亿七千多万元。刘云生竟丧心病狂到这样程度：在为志愿军承制肝粉、蛋粉时，把大批坏蛋掺入蛋品。豆粉水分由百分之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四，致成品酸度增高，甚至发生毒气，严重地损害了志愿军指战员的健康。
成丰面粉厂经理俞冠五（面粉业同业工会主任）自认为厂内职工多是自己的亲信（职工二十人中有十八人是他的亲信）且已订有“攻守同盟”，并且所盗窃的非法资财都已分存在太原、成都等地，别人都不知道，所以他就只被迫地坦白一些无法隐瞒的非法行为，如隐匿敌产六十亿元，漏税和获得暴利二亿多元。后来，劳资一见面，工人就又揭发出了他隐匿敌产八十六亿元，偷税和获得暴利四亿多元。
劳资见面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根据济南市的经验，在进行这样的斗争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工作。
一、必须向工人店员，特别是工会基层干部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运用各种方式，反复说明这次斗争的阶级性质，揭发资产阶级三年来对我们的猖狂进攻和破坏这次运动的丑恶面目，号召工人阶级参加这个斗争。对于不法资本家对工人店员的分化、瓦解、威胁、利诱、打击等阴谋，要及时地公开地揭发，同时反复宣传政府保护工人检举权利的各项规定。济南市在进行了这些工作后，工人店员春节不休息，不回家，互相订公约比赛，派人支援重点厂店的斗争，情绪十分高涨。
二、必须特别注意争取团结高级职员。这个工作有关全面，必须做好。高级职员对资方情况了解得最多，但是他们的顾虑也最多。资本家对他们拉拢得也特别紧。高级职员的顾虑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打不破情面；另方面是有些职员在资方的指使下曾参加过某些非法活动，因而怕受牵连。因之，在运动开始时，有些高级职员一面向工会反映不关紧要的材料，一面又把工会的活动情况透露给资本家。济南市领导这次运动的干部们对高级职员曾经耐心地做了许多教育工作。在广大工人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后，又抓紧对职员进行阶级教育，打破他们的思想顾虑，鼓励他们的斗争勇气。同时宣布：资方的一切违法行为，不管职员是不是参加过，一律由资方负责。职员收了资方的贿赂，揭发后也不退回。并指出有些人对运动采取两面态度是错误的。对于勇敢进行斗争的职员，给予公开的表扬。在进行了这些工作以后，高级职员已经开始投入斗争。
三、在举行劳资见面会议之前，还必须充分地进行组织工作。要使工会的基层组织健全起来，要使职工掌握比较充分、比较全面的材料，以便心中有数。会议的组成也应早做准备。一次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准备第二次以至第三次再见面。以上几个基本条件不具备时，会议宁可推迟，决不能仓促召开。总之，一定要使工人和资本家第一次交锋时取得胜利，否则会影响以后的斗争。
（选自人民日报）
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斗争，深刻地教育了广大的工人店员群众，使他们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光荣的领导阶级的地位，认识了自己对国家所担负的重任，认识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阵营的猖狂进攻和这种进攻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认识到如果不打退这种进攻，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将会被篡夺，国家的前途将不堪设想。这种新的认识，使他们日益自觉地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但是，一部分不发资本家现在还没有完全低头，还不肯老老实实地坦白自己的罪行。甚至还在用软的或者硬的手段，威逼利诱着某些工人店员。这些资本家为什么还能够保守他们的阵地呢？主要原因是目前还有一部分工人店员，特别是高级职员们，没有勇敢地站起来，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在大家都向不发资本家勇猛冲击时，他们却低头皱眉，考虑自己的心事。开会时坐在一边，一言不发，顶多有气无力地跟着别人呼呼口号。或者光喊“运动伟大”“我们都得站稳立场”，而始终没有勇气站过来。或者是说了一点人所共知的或资本家已坦白的事情，应付一下自己的同志。回头又怕得罪了资本家，回店以后又把工会的活动告诉了自己的老板。想讨好老板，和老板“共同过关”。甚至通夜不睡，帮助老板做假账。补漏洞，或者东奔西跑地帮助老板隐藏假账。这些人中间，有一些也许是认为跟着资产阶级去图谋暴利对自己更好一点，情愿置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但更多的情形，却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思想扯住了自己的腿，不能前进。如前面所说，他们或者曾经在资本家指使下参与过一些不法活动，或多少受过些贿赂，怕检举了以后会惹火烧身；或者是和老板们有亲友关系，有多年的师徒关系；或者是害怕厂店关门，自己失业，厂店受罚，自己的收入减少等等。特别是高级职员，他们觉得熬了多少年，好容易熬到个会计或跑街的地位，一旦店里或厂里出了问题，自己老小一家，如何是好？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顾虑，像绳索一样缠绕着这些人，使他们无力举步。
经验证明：开好老年店员高级职员座谈会，是团结老年店员高级职员和发动他们勇敢地投入“五反”斗争的有效方式。
要使老年店员和高级职员座谈会开得好，主持会议者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明确：老年店员和高级职员确定不移地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他们同样是雇佣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剥削的地位的。他们之中虽然有一部分人今天还处于较落后的状态，但必须认清：这是资产阶级挑拨、分化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结果；是被资本家利用的结果。
要开好老年店员座谈会，有下列几点应当注意：
一、开会之前要了解开会者的思想情况，他们的顾虑是什么？主要的是什么？次要的是什么？有多少人已经参加了检举？怎么参加的？有没有积极参加检举的好榜样？那些人可以带头发誓言等等。
二、耐心启发可不急躁：旧社会是“伙计做到老，不值一根草”，有些老年店员苦日子大都经历了不少，他们有的抱着“十年媳妇十年婆”的思想，对新事物缺少敏感，并且自认“人老珠黄不值钱”，不像年青人可以到处“闯天下”，他们对生活比较操心，顾虑因检举而破了情面以后难做人；这些老年店员的特点，主持会议者应该明白；因此会上除了应着重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揭发资产阶级丑恶本质外，还要强调说明人民政府对于检举者的保障，告诉他们有人民政府和工会在，可以放心检举，没有问题。
对待老年店员不可急躁，如有的地方生硬地要求所有老年店员群众检举，与不法资本方面对面开火，结果不能收到效果，反而增加了他们新的思想负担。
三、会议与个别访问相结合：为了掌握情况开好会，会前依靠积极分子、青年店员重点访问开会对象固属必要，而今后的深入访问也不可放弃。老年店员和高级职员的生活环境不同青年店员，打通他们的思想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故会后还要趁热打铁，先去访问，再进行更细致的说服启发，一次不行，不妨二次、三次，这种耐心的帮助，可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目前已有许多事实说明：凡是能争取、团结高级职员、老年店员的地方，“五反”斗争便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便能捉到大盗窃犯。上海黄浦区联合贸易行青年店员王国浩耐心说服了会计毛饮石，便获得了不法资本家偷税漏税、行贿、欺诈等罪行材料一百一十四件，其总额达一百亿元。
动员老年店员，要用回忆过去的方式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切实保障他们的职业。
对资本家打不破情面的职员们应该想一想，你们所照顾的情面是什么人的情面？照顾那样的情面会发生什么结果？为了那点情面，难道可以任凭不法资本家去破坏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任凭他们用破伤风菌、化脓菌、臭肉、臭蛋、臭罐头去毒害我们战斗在冰天雪地中的志愿军战士吗？祖国的前途，党和工人阶级的前途，难道都不如那点情面重要吗？想沿着资本家的道路向爬的职员应该想想：在资产阶级的手臂之下，你们究竟能有多大的“爬”头？即使“爬”上一个“掌柜”的位置，比起领导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阶级来，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自己不挺起腰来去做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而是卑躬屈膝地吊在资产阶级的尾巴上呢？这种为自己前途的打算，事实上不正是在断送自己的前途吗？这些职员们现在应该赶快决定自己究竟走那条路：一条是立即果断地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和其他工人店员联起手来，向资产阶级进攻进行无情的反击。这是光明大道。另一条路是和不法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继续向革命阵营和自己的工人阶级实行进攻。这就是自绝于阶级，自绝于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为敌。这是自杀的道路。（综合稿）
一个月来，武汉市店员工人大胆检举奸商的罪行，推动了武汉市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进展，广大群众拍手叫好，奸商惶惶不安。一些奸商曾想压制店员和破坏、抵抗这个运动，但结果都已证明他们是徒劳无益。
店员工人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初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加强了爱护国家的观念。
　　发动店员工人是一个复杂细腻的群众工作
有些人抱着单纯“找材料”的思想去接近店员工人，而不是发动群众起来战斗。因而表现在工作方式上就是“简单化”，硬追着店员问：“你们老板搞没搞鬼？”“不晓得。”“你们老板做的事情你都不晓得？”于是他就发起脾气骂店员一顿。有些带着这种思想观点的人找店员谈话，甚至像“逼供”似的。显然的，这种做法不能达到组织店员工人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目的。
武汉市瑞昌五金号、晋昌油行、东华电料行、足佳皮鞋店的经验都证明，发动店员是一个非常复杂细腻的群众工作。要经过深入了解情况，个别串联，打通思想，组织群众，才能发动大家起来大胆检举。
有些人“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但在发动店员工人上存在着临时观点。他们觉得，发动店员是“一阵风”，这个运动过了就算了。因而就不注意思想发动，不注意培养骨干，影响所及，使个别店员积极分子也觉得检举出奸商的不法行为材料就完事了。当然，这种观点也不对。要认识：必须发动店员起来检举奸商，更须提高和巩固店员的认识，因为今后要依靠广大店员工人监视资本家的不法活动。所以，要通过这次运动提高店员工人的思想觉悟，培养一批骨干分子，给长远的店员工人工作打下基础。
这就说明，要端正一些人的不正确观点，提高他们对发动店员工作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够为顺利发动群众奠定基础。
　　解除思想顾虑
对店员工人来说，首先要解除他们的各种思想顾虑。
武汉市在这方面有两条经验：一条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教育相结合。也就是除一般号召外，要针对着各种不同思想顾虑进行个别教育。比如运动开始时有些认识不清的店员，怕店子垮了自己失业；有的则被资本家蒙蔽，手头沾了脏东西，谈出来怕还钱、坐牢；有的则和资方有亲戚、朋友关系，拉不下面子。针对着这些情况，在动员大会上做一般号召，同时宣布并用事实证明政府给店员撑腰，保障店员的职业，保护检举者，再结合进行具体的启发教育。比如，有的店员手头不干净，他们大部分是受了奸商的蒙蔽，就提出先检举后坦白，检举奸商的不法行为，控诉奸商陷害工人罪行。瑞昌五金号店员周琪，刚进店里不会搞鬼，老板骂他；后来他也学着行贿，老板说：“小周你还有点板眼。”
通过这一控诉，大家认识到店员工人过去是受了奸商蒙蔽，现在应该迅速觉悟，洗掉被奸商涂在手上的脏东西，检举老板的罪行。对那些和奸商有亲戚、朋友关系的店员，就提出：“要亲戚呢，还是要工人阶级呢？”如振昌玻璃五金号店员田文樵在运动开始时，觉得和老板“有感情”，不愿谈出老板的犯法行为。后来，店员们讨论了“亲戚靠得住呢？还是阶级兄弟靠得住？”他一想，是啦，自己店里过去有两个店员很靠近老板，现在年纪大了，老板就要开除他俩。后来工会支持他们，老板的恶毒阴谋才没有实现。这样，他想通了。他勇敢地检举了奸商的不法行为。
另一条是，根据各种店的不同情况，集中力量加强对重点人的教育。在店员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资本家对他们拉得紧，他们过去接近资本家，对资方的犯法行为了解得最多，可是他们顾虑也最多。这就要花更大的力量，并发动店员群众帮助他们。首先要使他划清阶级界限，把他从资方跟前拉过来，让他认识他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让他认识到群众力量大，让他认识靠资方是错误的，要依靠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如瑞昌五金号的大经手郑树申，就是这样转变过来的。当然，这部分店员中会有个别人拉不回来，他们要死心塌地地倒到奸商一面，成为工人阶级的叛徒，这样的人，在适当时机应该受到群众的制裁。
　　进行阶级教育和前途教育
进行阶级教育和前途教育，是发动店员工人的两把不可缺少的钥匙。
店员工人的特点是和资本家接触多，有些店员受资方的欺骗，对自己是工人阶级的责任认识模糊。因而向店员进行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加强他们的主人翁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打破“情面”、使手头不干净的坦白检举，都是进行阶级教育的结果。对那些和老板靠近的店员（特别是大店员）要特别加强对他们的前途教育，给他们指明出路，说明只有和工人兄弟在一起才真正有前途。如足佳皮鞋店的会计徐云铲，在进行阶级教育与前途教育后，他才知道：“我也是工人阶级，我怎么能看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受损失不说呢？难道我跟资本家一辈子，抛弃工人兄弟吗？”于是他积极起来检举奸商。是靠资本家一辈子，还是和工人兄弟一起，这是只有前途教育才能解决的问题。
汉口瑞昌五金公司店员工人在开展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提高了阶级觉悟，打破了各种顾虑，大胆地检举了该公司老板罗馀朴的严重罪行。
　　“要亲戚还是工人阶级”
发动瑞昌五金公司的店员工人，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大部分店员和老板都有亲戚关系，狡猾的老板为了便于他进行非法活动，他用人的条件之一就是要用亲戚。不是亲戚也要是“下江”人，（因为老板是下江人），这是所谓“人不亲土亲”。店里三十四个职工中除了厨工和送货的三人外，全是“下江”人。其中十一个和老板是亲戚，十一个是通过老板的密友介绍来的。因此，不少店员在运动开始时都存在着怕“伤感情”“丢面子”等思想顾虑。大家觉得和老板不是亲戚就是朋友，睁眼见面，放不下脸皮检举他。
这种顾虑是通过店员工人进行系统的阶级教育才逐渐消除的。店员苏与根的转变可以说明这一过程。那就是首先从他自身的体验出发，联系到工人阶级与国家的利益，衡量究竟是亲戚利益重要，还是工人阶级利益重要。
苏与根是老板表舅，老板在平日也不免给了他一些小恩小惠，拉拢苏与根好好为他赚钱，并分化工人内部。运动开始时，苏与根想：“我和老板是至亲，怎么好检举他呢？”经过进行阶级教育以后，他才逐渐有了觉悟，他说：“什么亲戚不亲戚，老板是为了他自己发财。发财的事他叫你干，出了乱子就向你身上推。”接着他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实：有一次，老板叫他去卖电动三轮机，他看标价比别家高得太多，就查了一下账，和老板商量把价钱压低了些卖出去。当时老板看压低一点还可以赚钱，就满口答应了。后来，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指出该店破坏明码标价，老板推出不知此事，要苏与根去顶案。“你看，出了乱子，他就不管你亲戚不亲戚了。亲戚不亲，阶级兄弟才亲。”苏与根想通了以后，不仅自己积极检举，在他的影响下一个会计报出了该公司老板私套外汇问题的线索。
　　一个大经手的转变
大经手是非常了解老板的鬼把戏的，争取他们检举坦白，对揭发奸商的非法行为是有很大帮助的。
瑞昌大经手郑树申能够检举老板的罪行，是经过一番严重的思想斗争的。郑树申自己说：“过去我也想当老板，我和老板一起搞鬼。”这就是说，一面他是店员，一面他又有“想当老板”的念头，并且会“和老板一起搞鬼”、开始他不愿谈，后来只谈些小事。最后在广大店员的积极帮助和工会领导上的教育下，才检举了一些重要事件。
开始，郑树申想：“老板赚了钱，我也得了利”。经过大家帮助他才知道：“老板利用我去搞鬼，他发大财，我占小便宜，他吃肉，我啃骨头，出了事是我的，发了财是他的，我弄得两手不干净，应快洗手，检举老板。”
但是，郑树申又想：“我和老板一起搞鬼，你们大家对付我，我只等着坦白算了。”大家对他进行了阶级教育，说明他也是工人阶级，大家应该一条心，一起对付奸商。并向他说明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和远大前途。这样提高了他的主人翁的觉悟。
郑树申顾虑：“说一千道一万，店子倒了我职业成了问题。”他听了前市长吴德峰*和市总工会赵敏同志的讲话以后，才放下心了。他想：“政府是保证积极检举的工人的职业的，而且，将来五金店总是开的，还愁什么职业。”
这样，他的思想顾虑一层层地消除了。他又看了青年的店员们积极主动检举、坦白，一个个都跑在头里。有些和老板是至亲的人也都参加检举了。这时，与他经常有联系的中国器材公司中南区公司业务科长郭镕也因为受贿贪污拒不坦白被扣。他更知道再不坦白检举是不行的。因此，他就检举了老板一些重要犯法行为。这两天他还在积极地查账。
　　青工的带头作用
在发动店员工人中，青工起了积极带头作用。青工周琪、王文华都是带头的。
在座谈会上王文华生动地介绍自己的思想斗争过程。
“三反”运动刚刚开始时，由他经手行贿的中南油脂公司采购人员王瑞俊对王文华说：“我们厂里在‘三反’，你可不能讲出来。”王文华答应了。工会上召集店员开会，王文华心里乱跳，只把小事情谈了几件，应付一下。他想，老板搞鬼是我经手的，我还得些钱，说出来叫我退钱，钱花光了，还得去坐牢。晚上想的睡不着觉，白天想的吃不下饭。几次想到跑到工会组织委员会那里谈出来，走到组织委员跟前又回来了。来朋友就打听：“你们‘三反’搞得怎样？”
他看报上讲只要坦白彻底，重罪者减轻，轻者免处。他想：“我是重的还是轻的呢？一共也得了一、二百万。”报纸上又说，“检举有功者可以将功赎罪。”这时王文华想：坦白地彻底不彻底要问我自己，坦白地彻底，又能检举别人，这不就减轻了我的罪恶？后来，他坦白了由他经手行的贿即有两千多万。
经过店员们的讨论，大家都认识了：行贿是老板支使店员工人做的，不会行贿老板就骂，并要降职降薪。王文华刚来时不会行贿老板就曾骂他：“没板眼”“无用”。因此，大家更知道了：店员手上沾了老板的脏东西，要先赶快洗掉，才能够一起检举奸商。
王文华坦白了以后马上检举了老板的一些犯罪行为。并积极地推动其他店员坦白与检举老板的罪行。
　　简短的结论
如上所述，瑞昌五金公司的店员工人是首先发动了青工积极分子，教育团结大经手，进行了阶级教育，大家打破了亲戚情面，才团结一致积极地检举奸商的不法行为。经验证明，发动店员是一个艰苦复杂的群众工作，要善于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找出问题的关键，针对着不同的思想情况进行启发教育，接触顾虑，进行阶级教育。要认识只有深入发动了店员工人，才能检举不法资本家的许多重大罪行，也才能从根本上永久的反掉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
汉口泰和永山货行有个青工叫唐厚荫，今年还只十六岁，看上去像个孩子。你别看他人小，在他和奸商作斗争的时候，可不简单哩！
这次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的同志来到武汉的时候，代表团的同志们听到他的模范斗争事迹，都夸奖他，热爱他，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赵尚*同志，在唐厚荫同志的笔记本上写着：“亲爱的唐厚荫同志：你是一个新中国的好青年，你的事迹我忘不了，返国一定传达给朝鲜人民和战友们。”
唐厚荫同志是武汉解放后才到店里来学生意的，土改时，他家分了田地，斗争了地主，搬在地主的好房子里住，他说：“要不是毛主席来了，我们哪有这么好的生活？”他深深体会到解放后的幸福生活，都是自己血肉般的亲人——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带来的。
泰和永山货行老板张荫芳，是个一贯投机倒把、透漏国家税收的狡猾奸商。店里的经营方式是代客买卖，从中间取回扣佣金。去年十月间，有个黄冈县的客商办了一批牛皮，托这个店子代为转卖。汉口的牛皮，是由国营土地公司统一收购运销的，不能私自买卖的，奸商张荫芳为了达到个人自肥的目的，就想方法来偷着做买卖，他怕被政府查出来，把牛皮偷偷放在楼梯底下，对店员们说：“要是有人来查问，就说没有什么。”唐厚荫同志在参加工会的时候，听说过：“我们工人阶级要站稳立场，要向违反我们国家利益的人作斗争！”这句话，时时记在心里。他看到老板把牛皮偷藏起来，知道一定是要搞什么鬼花样。所以就急忙跑到税务局去报告。税局的同志说：“你好好注意看他怎么办吧。”果然，不出所料，奸商张荫芳把这牛皮抬高价格，私自卖给一家名叫旭记的私营商号。并把客商应完的货物税、行商税代扣下来，上了自己腰包，也不开发票。到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叫唐厚荫偷偷地给旭记送牛皮。这是，机智聪敏的唐厚荫同志就想：“要是送到私商家里去了，前方战士们要用的牛皮，就会受到影响，这怎么能行？”于是，他就把牛皮背到税局里去了。
税局的同志第二天来向奸商查问，有没有偷卖牛皮的事。狡猾的奸商张荫芳还百口不承认，说没有这回事。于是，税局的同志就把唐厚荫叫过来对质，奸商张荫芳这下可没话可说了。知道自己搞的鬼把戏隐瞒不住，但是，他还强作镇静，把眼睛鼓得大大的，望着唐厚荫，想恐吓他，要他不要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唐厚荫同志并没有被奸商吓唬住，他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都谈了出来。事情全都清楚了，奸商的嘴再也抵赖不过了。税局就根据政府的法令，将两个奸商各罚了二十万元，并奖给唐厚荫同志一支金星牌的钢笔。
可恶的奸商张荫芳，并不从此悔改，反而常常讽刺、虐待这个十六岁的小青工，他奚落唐厚荫说：“你这回出‘风头’，将来一定当‘大官’！”同时还把他打了一顿。
自从“五反”运动开展以后，唐厚荫同志听过了吴市长的报告，阶级觉悟更加提高了。他把自己所知道奸商的不法行为，都检举了出来。奸商张荫芳也变本加厉地用各种手段来对付唐厚荫。奸商说：“我偷税是为的大家吃饭，你怎么这样不懂事。”唐厚荫同志回答说：“偷税是犯法的行为，我就要检举你！”奸商的软办法行不通就用强硬手段恐吓唐厚荫说：“你要对我这样，就叫你回去。”唐厚荫很干脆地回答：“我们工会给我作主！”
奸商张荫芳见唐厚荫同志人单势孤，又把唐厚荫同志毒打一顿。唐厚荫同志说：“好！你看我人小，打得过我，但是，你打不过我们工人阶级！”于是，他报告了工会。终于，由前市长吴德峰亲自下命令把奸商张荫芳逮捕法办！这时奸商的家属把唐厚荫的叔父唐仁民找来（在市税局工作）说情，唐仁民对厚荫说：“这个扣子是你结的，也要你解开。”唐厚荫同志马上回答说：“叔父，你怎么说这种话？你是站的什么立场？亏得你还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这几句话，把他叔父说的无话可说，掉头走了。
唐厚荫同志三年没有拿过一次工钱，这次，领到了十万元工钱，一定要全部捐献出来，支援抗美援朝。工会同志劝他留着做衣服穿，他坚决不肯。并说：“我在后方不要紧，前方打美国鬼子多么重要！”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的同志们被这件事感动了。并且表示他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传达到朝鲜前线去。
长沙市举行五反斗争检举坦白广播大会前夕——二月十一日，长沙市总工会召集了全市商店会计、出纳、跑街店员开了一个座谈会，号召所有会计、出纳、跑街店员站在五反斗争的最前列，积极大胆检举不法商人。会上，二十二岁的会计刘汉师（新和米厂会计）举着厚厚的二十六本假账簿，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战果，不法商人的诡计、花样是欺骗不了我们会计、出纳、跑街店员的。只要我们分清敌我，憎恨分明，不法商人是漏不了网的！”他大声地反问道：“难道我们与不法商人还有情面可讲么？两年多来——不！从来不法商人也没有给我们讲过情面，我们在今天，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今天，还与不法商人讲情面么？”他的话鼓动了所有在座的店员，大家纷纷提出保证：打破一切顾虑，大胆地、无情地检举不法商人。
刘汉师就是这样憎恨分明的硬汉子。他是长沙市碾米业突击大队的大队长之一、中区碾米业工作组小组长、碾米业工会筹备委员、青年团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工人都热爱拥护这个有勇有谋有胆量的领导者，他到哪里，哪里的劲头就更高涨。他的斩钉截铁的话就是力量，他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每一个工人。中区七十多个碾米业工人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向着不法商人开火。
刘汉师能勇敢地领导群众参加这尖锐的斗争绝不是偶然的。照他的话说是：“这是从弯路上摸出来的。”说起来话长，还要从他本身谈起。他曾在米厂当过好几年学徒，与新和米厂（原九丰和米厂）经理左秉钺是师徒关系，新和股东之一龚福德又是他的亲娘舅。刘汉师年纪虽小，但人却很老成，工作负责肯干，再加上以上的双重亲戚关系，资方对他总表示“亲热”，有意培养他成为“心腹”助手，因此他便被“提拔”成为会计。一九五〇年，资方要抽走资金，耍了个花样将九丰和改成了新和，假账造了一大堆，并在暗地收买光洋，然后再向职工装穷叫苦地说：“米厂办不下去了。”但这两回事店员是知道得一清二白的，有个店员便向公安局反映了新和买光洋的情况。这可恼怒了资本家，他们觉得“老店员总是碍眼”。在六月份终于设法把他们都解雇了，刘汉师虽有双重亲戚关系，也没有逃脱这个厄运。
这很使刘汉师伤心，但他认为解雇原因是老板所说的“米厂没资金了，不得已才解雇工人。”他同情米厂的“困难”，他希望米厂能再开业。“幸运地”，八月份他又复了职。娘舅、师傅都向他“诉苦”，说米厂办起来不容易，一切都需要维持，不能不“明一半、暗一半。”刘汉师是失业过来的，也就更同情他的师傅和娘舅的“困难”。因此，他也帮着造过假账，买过光洋。
“青年团不是白入的。”刘汉师诉说他那时候的思想情况说：“团的教育使我慢慢认清了资本家的嘴脸，我悔恨我造假账的行为，从此，我对资方再不是那样顺从。”不顺从能行吗？师傅、娘舅对他再不那“亲热”了，有些事便瞒着他来进行。五反斗争在长沙市开展后，他参加过店员代表大会，听过不少首长报告，他又是喜又是忧。喜的是能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了；忧的是自己是个光荣的青年团员，却做了不光荣的事——帮着资方造过假账，买过光洋，谈出来不太落后、太丢脸了吗？再说吧，师傅总是师傅、娘舅总是娘舅，“情面难撕开”，关系是双重的呀。
工作组的干部到达五反斗争的前线后，对他是相当信任的，什么事都找他商量，同时又向他反复地交代了政策，他感到：“怕别人批评落后才是真落后，只有照直讲出来才表示自己是进步了。讲亲戚关系吗？资方又几时给自己讲过关系？”用你时拉过来，不用你一脚踢开，情面又何在？难道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这样猖狂地进攻，自己还和他们讲情面吗？他慢慢想通了，便下决心大胆地丢下包袱，检举了资方的犯法行为，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无畏的战士！
自己是从牛角尖里钻出来的，对钻牛角尖的工人的思想也就摸得透，现身说法成了他发动群众的一个窍门。他掌握的组七十多个工人中，不少人的思想就是他用现身说法、单刀直入的方式打通的。
刘汉师生来是个火性子，一部分积极分子动起来了，他就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想法，他只要积极分子找材料、追线索。线索虽然找到一些，但有些工人看到来势汹汹心里不摸底，着了慌，有话也不敢讲出来。这个方法失败了。刘汉师一想不对头，便吸取这次的经验教训，研究改进工作方法。从此，他们反复地向群众交代政策，接触群众思想顾虑，然后再来“攻碉堡”。这样改变后有了很大收获。
这里举一个例子：阜丰米厂四个老板在五反斗争展开后设法软化工人，他们向工人诉苦说：“这里（阜丰米厂的厂址是在东西干线的马路上）要拆马路了，我们实在没有钱，不能不做点准备；大家和我们一样的苦，我们已做了一栋洋房，准备把大家的家属都搬来住，因此要请大家包涵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们更无耻地造谣说：“政府要抽走大家的福利基金。”二月九日晚，他们更进一步向工人进攻，开了一个“摸底会”，要大家表示态度。不少店员在他们这种手法下动摇了。工作组黄云秋同志得到这个消息后，回来与刘汉师等开会研究，决定在十日开个店员大会，把阜丰的店员“叫回自己的队伍来。”十日的会是极成功的。会上刘汉师又交代了政策，他说：“今天是保护我们工人阶级利益的时候，同志们想想：我们能做不法商人的狗腿子吗？我们能把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送给别人吗？”他的话鼓舞了大家，阜丰的店员一个个检举不法商人的阴谋勾当。每当一个店员讲得比较彻底时，刘汉师就带动喊口号：“×××同志回到自己队伍来了没有？”群众便高呼：“回来了！”“我们欢迎×××同志回来吗？”“欢迎！”这样阜丰的十二个店员都感动了，他们感到自己队伍的温暖。他们大胆地揭露了资方的丑恶伎俩，行贿、偷漏税收等犯法行为。连大家公认最难打通的几个店员，都当场提出坚决与不法商人斗争到底的保证。刘汉师说：“自家的弟兄是可爱的，只要工作做到家，没有争取不过来的弟兄。”这是真理。又例如他发动福丰米厂店员黄先照的过程，也说明了这个真理。黄先照是顾虑最多的一个，资方曾不断地给他增加工资，使他无法撕开情面。多次的动员都失败了，最后他们采取了正面讲（讲政策）、侧面说（说服教育）、后面摸（交朋友、摸思想底）的三面进行耐心说服的方式，黄先照终于成了斗争中的好战士。
刘汉师本人是会计，因此，他也特别有办法动员会计、出纳、跑街的店员。到现在，凡是该区碾米业做过会计、出纳、跑街的店员（共六十多人），除了很个别的还有些顾虑外，绝大多数都打通了思想，武装上前线。每一天店员反映给他很多情况，他就通夜地研究，发现线索再交代店员如何去追踪，研究出的材料又马上向上级反映。到现在，从他手里反映给上级的材料还未统计过，但至少也在二百件以上。
刘汉师参加突击队时宣过誓，誓词他是牢牢记着的，这也就是他的信念：“为了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绝不能让一个‘老虎’漏网，漏走一只都是工人阶级的损失！”因此，他正勇敢地带动着七十多个战斗员，投入了更激烈的战斗！
李气云，这一个平凡青年店员，在反对不法商人的斗争中做出了一桩椿不平凡的事情，他突破了封建宗族关系的层层包围，勇敢地检举了他伯伯和叔叔的行贿、偷税等非法行为，表现了工人阶级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
李气云工作的商店是长沙坡子街福申酱园，他从进入这个酱园的那一天起，就在封建宗族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下。他的伯伯李绍云，是这个酱园的经理，他的叔叔和干爹，也是这个酱园的股东，叔叔并且在店里“管外账”。他们信任的一些人员，也多是非亲即故。因此，外人给这个酱园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李家祠堂”。李气云在这“祠堂”中，是得到分外“器重”的，他的伯伯和叔叔为了使他成为“祠堂”中的支柱，成为他们行贿、偷税、破坏国家利益的助手，曾不惜以各种办法来欺骗和引诱他，把他拖下水去。店里的管账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一般店员就是搞上十年八年，也难搞到这个职位，但李气云刚刚学好三年徒弟，就被他伯父“提拔”为管账了；一般店员的薪水是不轻易增加的，但李气云的薪水却不断增加。他的伯父还不断以封建宗族关系来打动他，常常对他说：“你母亲某年某月没钱用的时候，我曾接济过她。”“我们这是李家铺子，赚了钱，大家有好处，你应该多从维护自己铺子的利益出发。”李气云这时阶级觉悟不高，也就糊糊涂涂把伯伯叔叔看成了“恩人”，他们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造假账偷税，抽走资金、贿赂干部等非法行为，李气云虽知道有些不对，但为了“维护自己铺子的利益”“报答恩情”，他还是照着伯伯叔叔的“命令”做，或者看到他伯伯叔叔自己在进行这些非法活动时，也默不作声。伯伯叔叔在大量地偷漏了税收，勾引了干部，得到非法利润以后，也果真给了些骨头给他啃，用以堵住他的口。熟悉情况的外人在这时候曾暗地里给李气云取了不好听的名字，叫他“亚少老板”，李气云的伯伯和叔叔们心想：“这个家伙是够忠实，没问题了。”
但是，事实并不是不法商人所理想的，他们卑鄙龌龊的手段和阴谋，终有一天会要他们曾经欺骗利诱过的工人所揭穿和粉碎的。一九五〇年六月，李气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团的教育下，工人阶级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思想开始在气云的脑子里抬头，他知道偷税行贿是破坏了国家的利益，但他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思想顾虑还在大力地抵抗着正确思想的抬头，他怕撕破面子，对不住自己的伯伯叔叔；怕事情暴露以后，工会和青年团会要处分他，甚至开除他；怕店里工人要反对他，使他没面子做人。因此，对奸商商人的非法行为他还是闷在肚子里不讲。直到这次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展开后，他从报纸上看到很多店员检举不法商人和许多青年团撕破情面检举奸商父亲的故事，他的思想才引起了较为激烈斗争。他想：“他们为什么能撕破情面检举呢？”“他们为什么敢检举呢？”“为什么我不能向他们学样呢？……”想来想去，正确的思想在他脑子里有了进一步抬头，他拿起笔来，咬紧牙关，一次又一次地写检举书，他想把他伯伯叔叔的非法行为揭露出来，但几乎每次都是一样，写到一般又撕毁了，这样一共撕毁了六次。他为什么会撕毁呢？正如他自己现在所说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不法商人的仇恨，常时还没有自己的思想上明确地树立起来，自己还把不法商人对我的收买利诱、错误地当成‘恩惠’，还抱着许多思想顾虑，因此不能下决心检举他们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但当时，他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已经使他自己坐立不安、睡不着觉了。正当李气云激烈地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长沙市店员青工代表会议召开了，李气云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市总工会孔安民副主席的报告。孔副主席在报告中指出五反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关系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及共产主义前途的斗争。他同时指出有些工人被资产阶级用小恩、小惠、美人计、宗族亲戚关系所欺骗麻痹，失掉了立场，要赶快觉悟起来，向陷害自己和破坏国家利益的奸商进行斗争。这对李气云是个莫大的教育。据李气云会后对人讲：“孔安民同志的讲话，句句打在我心窝上，因为我正是一个没有站稳立场、被不法商人欺骗和利诱了的人。我越听越惭愧，越听越痛心，那么冷的天还出了一身汗。”在听过报告以后，李气云回去又痛苦了一场。正确的思想更加抬头，逐渐征服了他的错误思想。讲面子吗？李气云想：“不法商人那样不讲面子，破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向我们工人阶级和人民政府进攻；那样不讲面子，收买和陷害我，使我失掉立场。我只有仇，只有恨。管他伯伯也好，叔叔也好，我定要检举，和他们根本没什么面子可讲。”怕工会和团支部处分吗？怕别人耻笑吗？李气云想：“我必须把这些完全抛掉它。我是一个工会会员、青年团员，我就应该站稳立场，向那些不法商人进行斗争，把一切违法事实揭露出来，这才对得起自己的工会、青年团和工人兄弟，我不能再单纯考虑个人的得失，而让国家的利益继续遭受损失。”曾经是资产阶级俘虏的李气云，从此变成了工人阶级队伍里的战士。
正当李气云撕破情面，整理材料，准备检举他伯伯和叔叔的时候，不法商人又对他施展了阴谋诡计，想继续拖他下水，他伯伯“和蔼”地说：“气云，你到我家去跳跳舞吧！我家来了几个舞女，不要钱。”李气云心想：“你又在玩鬼了。”眼镜一瞪，来了个无情的拒绝。在这以前，他叔叔也准备了一份避重就轻的坦白材料，很“亲切”地对他说：“气云，你看我们这个事情，怎么搞呢？”他们还想欺骗李气云来假坦白，也被李气云严词拒绝了。在全市店员工人大会上，李气云更加坚决和勇敢地揭露了伯伯叔叔的各种非法行为，得到了袁学之主席和全市店员的一致表扬。
检举了伯伯叔叔的非法行为以后，李气云感到无比地轻松和愉快，他再不像过去那样苦恼了，熟悉他的店员工人同志，也完全转变了对他的看法，给他摘下了“亚少老板”的头衔。但一贯对他“很好”的伯伯叔叔，却一下“翻脸无情”，不理他了。从这里，李气云更加感到了自己阶级队伍的温暖和资产阶级本质的恶劣，他说：“伯亲叔亲终不如党亲国亲阶级亲，资产阶级的本质总是损人利己，惟利是图的。当你为他这种目的服务的时候，他就欢迎你；当你为国家利益服务，去反对他非法行为的时候，他就一脚踢开你。我是不怕的，因为我已经回到了壮大温暖的工人阶级队伍，我已经生活在千千万万的工人兄弟当中了。”
现在，李气云除了自己努力搜集材料外，还在大力发动和串联其他店员，一道向不法商人开火。
在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火线上，天天出现动人的事迹和勇敢坚定的模范人物。张振林、便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个。
张振林是长沙市黄兴中路中西药房的营业员。在五反斗争开展后，不上十天的时间中，他不但自己检举了不法商人的犯罪材料五十多件，同时还串联、发动了三十多位店员也检举了一百一十多件，合起来共检举了一百六十九件。这些案件中，盗窃国家财产一亿元以上的商号有三家；二亿元以上的有二家；最多的一家达七亿元。这些案件中，光是透漏国家税收一项，初步估计即有几十亿元。
张振林同志个子矮小，熟人都叫他“张矮子”。向来就能站稳阶级立场，认清阶级界限。资本家犯法，侵犯工人阶级和国家利益，只要他知道，从没有顾虑，就是坚决反对。不法商人拿他没办法，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张矮子人细鬼大。”他协助长沙市税务局搞税收工作，已经连续达六季之久，有过不少贡献。中西药房老板何开国曾经五六次企图偷税，都被他揭穿了。他每次都严斥何开国说：“你硬要偷税，我就要告你！”去年私营企业重估财产时，他也积极帮助政府进行这一工作，使很多不法商人隐瞒资金的花样全部破产。如湘济药房老板，开始只报资金二千万元，并指着自己的脑袋提保证，说：“我的资金都报出来了，如有隐瞒，可砍我的脑壳。”张振林同志费了二十天的时间，四处奔跑，查出他还有四十两黄金的资金在放高利贷。在重估资产的会议上，张振林同志便与他作斗争；湘济药房的老板，像挤牙膏一样，张振林提出一点材料，他便承认一点，随后又用脑袋来保证。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共用脑袋担保了四次，才把全部资金报出来。这班无耻之徒向来就是狡猾透顶的。在五反斗争中，也还有不少人，已经不只一次地用自己的脑袋来保证自己的假坦白材料了！
张振林同志在旧社会中受够了压迫和痛苦。他今年三十六岁了，从十六岁起，便开始进商店学徒，到现在，整整当了二十年店员。要他谈谈在旧社会中所受到的痛苦，他连连摇头。事情太多了，每一件事都离不了这些痛苦，从什么地方谈起呢！不说别的，就说个子长得矮吧，在旧社会里也是一种“罪恶”！人长得不漂亮，又没有人事关系，找个店员职位也是挺难的。张振林同志说：“在反动派手里，顾得穿、顾不得吃，顾得吃、顾不得穿”，搞了一二十年，连老婆都养不活，三十多岁还不敢娶亲。家里祖父、父亲两代都是雇农，两代都过着悲惨的生活，不用说，在旧社会里，他是头也不敢抬的。解放后，因为他表现很好，被选为该业工会的执行委员，周围的群众都很爱戴他；他自己在解放那年也安了家；土地改革后，家里又分得了田地和房子，摆脱了悲惨的生活，全家喜气洋洋。他真正感到挺直腰做人的欢乐。他深知工人阶级的前途在那里，毫不迟疑地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因此，他以前积极，三反运动中便更积极。他知道了三反运动中是毛主席号召的，更鼓足勇气努力干了。
张振林同志在五反斗争中，除了自己勇敢检举不法商人外，最宝贵的表现，便是他能联系群众，创造办法，推动别人参加战斗。他在发动群众时，特别注意发动那些平时不大讲话的老店员。这部分店员业务熟悉，掌握的材料多。但在发动他们时，要善于体会他们的切身要求。从这一要求出发，解除其顾虑，鼓励他们前进。如某店有个老店员，因为他把长年劳动积累下来的百把万元，投入该店作股份，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被批准入工会，他一直都很焦急。张振林同志便鼓励他，希望他在运动中立功，以表现自己的决心。这样和他反复谈了几次话，结果这位老店员也动起来了，检举了好几件材料。对于知道不法商人犯罪材料而不肯检举的店员，张振林同志采取了迂回的办法，先从他周围的店员中了解部分材料，然后再找他谈，谈话时晓以大义，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有一个这样的店员，张振林对他说：“你是税务组的个组长，又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你应该拿出主人翁的样子来。”这位店员开始还讲了一篇大道理，并说实在没有材料可以谈。等到张振林同志提点材料追问他，他面红耳赤。这时张振林同志便鼓励他，要他以阶级立场为重，不要继续走错路了。结果这位店员也谈出了三件材料。还有一个店员，一九四九年底被老板无理开除，现在无法生活，只做点小生意。张振林同志找到他，先跟他聊生意经，知道他本钱少，生意不好，便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当店员，这样触发他的苦痛，他的话便多了，从他那里便得到很多重要的材料。张振林同志不但能动脑筋，想办法发动群众，而且还能很机警地抓住线索，分析情况，跟踪追击。有一天，他和青年店员聊天，这位店员在谈话中谈出他店里的老板在夜间记账时，经常从口袋中掏出一些便条纸和小日记本。张振林根据他协助查税的经验，断定这家店子一定有偷税的行为。于是从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最后报请有关方面去检查。检查结果，证明他的断定是正确的。
张振林同志说：“发动群众的工作是很难的。但假如你能广泛联系群众，运用各种办法，腿动嘴动，反复进行工作，并能耐心等待，又能抓紧鼓励对方的好表现——哪怕是一点点好表现，那么，发动群众的工作也不是很难的。最重要的是，你自己首先要有保卫阶级利益的满腔热情。”
战斗正在热烈开展。让大家都向张振林同志学习，愿我们的战线上，出现更多坚决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光荣战士。
五十二岁的老店员徐幼村从十九岁做学徒起，到如今已帮别人做了整整三十二年生意。解放前，他背着生活重担，到处谋食，忍受过若干资本家刻毒的剥削。那时候，老板叫他做“混账会计”，一贯要他帮助进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解放后，老板也仍要他造假账、偷税。两年多来徐幼村虽然认为这是不对的，却从没讲过，正如他现在所说：那时脑子还很糊涂，只晓得背几条工会会员的权利与义务，至于当家作主的思想是没有建立起来的。
工商界的五反斗争开展以后，徐幼村的思想上又动了一下，他想起资本家许许多多违法的事件，觉得应该拿出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态度来坚决检举老板的不法行为，但他有很多顾虑，他想：自己已经五十二岁了，何必自找麻烦呢？如果一旦老板报复起来，饭碗打破了，一家五口又怎样生活呢？再说，老板虽然犯过很多法，但每日朝朝与自己在一口锅里吃饭，“低头不见抬头见”，检举出来，“情面上”多少有些过不去。所以当运动开始时，店里的青工李协和去串联他时，他还有些迟疑。正在这时，长沙市工会召开了一次会计、出纳人员会议，会上袁学之主席做了开展五反斗争的动员报告。他从资本家的本质谈到解放以来不法资本家以种种手段盗窃国家财产的事实，一直谈到工人阶级在五反斗争中应起的作用与会计出纳人员应尽的责任，最后号召大家消除一切顾虑、站稳立场、大胆检举。徐幼村听了这个报告回来，思想上有过激烈的斗争，一连两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他首先觉得袁学之同志的报告样样都射中了不法商人的罪恶行为，同时也把自己的顾虑道穿了。现在他已认识过去许多想法都是不对的。比如说：以前觉得自己没有“背景”，年纪大了，家里负担重，怕一旦失业没有办法，因此过去一贯是“服从”资本家的；却不知道这正是做了资本家盗窃国家财产的助手，成了他们赚钱享福的工具，自己虽说是工人，却等于坐在资本家的板凳上，这还算什么站稳立场呢？今天他觉悟到：如果跟资本家讲情面，岂不是助长他的罪恶么？如果真正站在人民立场，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考虑问题，你就会知道两三年来翻脸无情的决不是工人阶级，而是不法工商业者自己，他们不但无情，而且做到了忘恩负义的地步，这岂是工人阶级可以容忍的么？运动开展后的十四天来，徐幼村参加了全市工人和全市店员工会的七八次大会小会，道理懂得更深，政策也懂得更多，他明瞭了像以前那样依靠资方是不对的，事实上只有党、工人阶级、人民政府才是依靠。今天人民政府给我们撑腰做主，我们还有什么打不破的顾虑呢？
徐幼村听了报告之后，顾虑消除了，但不知道究竟怎样行动起来。这时工会工作组张希贵同志和基层工会核心组的李协和同志便来帮助徐幼村，他们在学习会上讨论自己店里的事和每个人的思想，用对比的办法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徐幼村进一步从思想上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坚决要站到阶级斗争的前线去。他在工作组的帮助下，认识逐渐提高了，他说：“我们即使站到斗争的最前线，但和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枪林弹雨中打击敌人相比，我们还算不了什么。”又说：“人民志愿军同志连牺牲生命都不怕，难道我们连得罪一个应该得罪的不法商人还害怕么？”又一次，他们在工会小组会上讨论每个同志在大会上能否像钟秉科同志一样勇敢检举时，徐幼村说：“我是庆成疋*头号的会计，又是出纳，货物出入，银钱来往，大都经过我，对资方的不法行为我知道得比别人多，为什么我不勇敢检举呢？”果真不错，第二天的检举大会上，他就把庆成疋*头号经理罗春麟等许多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大量检举出来。检举会开过以后，他更积极负责，正在与其他店员一道，多方搜集和整理材料，清理账目，找更多的线索和铁证来检举不法奸商。为了工作，他经常熬夜到深夜才睡。他说：“如果我不能发现奸商们更多的材料，我就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
乐国会是汉口胜利街华电料行一个年轻的店员工人，在阶级觉悟提高和爱国主义思想鼓舞下，勇敢地检举了老板、他的姐夫——奸商严贵堂严重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和严贵堂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取得了胜利。
乐国会对严贵堂斗争的勇气，是在全国工人阶级坚决打退资产阶级进攻声势浩大的斗争中逐渐培养起来的。从“五反”运动开展以来，资产阶级种种盗窃国家财产的事实被广泛地揭发出来，资产阶级危害国家建设的罪行使得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能容忍。乐国会在东华行工作六年了，六年当中他亲眼看到严贵堂投机倒把、侵害人民利益的事是数不清的。就在解放以后的两年多中间，严贵堂用勾引干部、偷漏税收、套购外汇以及用劣等货冒充好货高价出售等非法行为所盗窃国家财产的数目是惊人的。乐国会也亲眼看到东华行在三年前他当学徒的时候，还是一个资本少、货色不全的小小店子，而现在的东华行竟是一个有七十多亿资金的一等店子了。严贵堂的损人利己、损国家以肥自己的情况这样突出，使得乐国会在“五反”运动的初期感到震动；乐国会也曾想到过检举，但他这时顾虑还多，特别是一想到和严贵堂是亲戚，就不好意思那样做了。
“五反”运动的声势是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了。武汉市店员工会好几次开会号召全市店员工人行动起来，大胆检举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乐国会在这些会上听到同志们大声疾呼：“我们是工人阶级，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不能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边，隐藏资产阶级的罪恶。”但当时使乐国会领会最深的是一次动员会上一个青年团员、名叫冉启发的店员的讲话。冉启发尖锐地向大家指出：“我们和资本家是亲戚不是亲戚都是假的，资产阶级认的是有钱的亲戚，对于那些没有钱的亲戚，资产阶级是认不得的。”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实在对什么人都是一样的冷酷和刻毒，这一句有丰富生活经验的话启发乐国会想到了严贵堂对待自己的情形：乐国会首先想到了去年阴历腊月的一件事：去年腊月，乐国会想到自己离开在浙江的家已经六年了，趁这个过年的时候正好回去看看。乐国会把这个意思向严贵堂提出来了，请他借出来两个月的薪金作路费。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乐国会当面从他的姐夫、他帮忙六年的老板严贵堂那里得到了这样的答复：“照店里规矩，除非你家里死了人，才能借两个月薪水。”刻毒的话狠狠地刺痛了乐国会的心。乐国会在会上听到青年团冉启发响亮的声音，对照这件事情，立刻体会到他说的真切有理。他从此认识到严贵堂的刻毒无情，也认识到严贵堂只认钱不认人的真面目，认识资产阶级的本质。他想到这里，就觉得自己和严贵堂之间没有什么人情面子可讲，也没有什么分不开的关系。他对严贵堂到了内心的憎恨。
武汉市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来得尖锐，广大店员工人纷纷行动起来检举了不法资本家的无耻罪行。东华行青年店员郑成祥首先勇敢地向政府检举了严贵堂向干部行贿的事，在报上受到了表扬。当乐国会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思想上大大地活动起来了。他想：“郑成祥能够检举，为什么我不能呢？”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在他脑子里展开了：他想到严贵堂危害国家的行动自己不应当明明知道而隐瞒不报；又想到严贵堂去年把“九五”成分的一批铜线冒充“九九”成分卖给武汉市建设局架电线，结果这批成分不足的铜线一通电流就烧断了，断线落在中山公园前的一条水沟里，竟把一沟水都烧热了。假使线落在房子上，要烧毁的房子就不知有多少。而这一批铜线却正是自己经手卖出去的。乐国会想到这里，更感到不安起来。他觉悟到：隐瞒严贵堂的罪恶、听任严贵堂这样地危害人民危害国家，就真是成心和奸商站在一边，丧失工人阶级的立场。
严贵堂的罪恶事实，一个一个在乐国会的脑子里掠过。他想起严贵堂为了盗窃国家财产，曾经买通孝感专区电信局长鄢模永，取出公家空白公函盖上印信，到广西柳州套购军用电讯器材，买回以后在市场上高价出售。最可恨的是严贵堂用许多破烂电线加上一番油漆、贴上假商标，然后用一千万元的贿赂勾引中南器材公司干部，转手把电线卖给志愿军；结果这批电线全部不能使用，贻误了军事需要，并因此使人民财产损失三十三亿之钜。这两付严重的犯罪事实，乐国会都曾经经手。乐国会为此感到痛心，感到自己的责任，感到自己不能再忍耐，不能再包庇奸商，需要立刻行动起来。
乐国会的思想斗争一连进行了几天几夜，就在这个时候，武汉反贪污联合检查委员会派来的检查小组来到东华行。检查小组的同志对店里十一个店员工人进行了阶级教育，组织了诉苦。有一天晚上，乐国会和其他十位阶级弟兄在一起诉说了严贵堂多年以来对自己的侮辱和虐待，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厨工在会上竟禁不住哭了起来。这个会给店员工人以深刻的阶级教育，有力地鼓舞了乐国会对严贵堂的斗争意志。乐国会自己说：“在诉苦会以前我还想到检举了严贵堂不是更加重政府对他的处罚吗？在诉苦会以后，我就不再这样想了。”
经过几天的酝酿、讨论，在检查组领导下的东华行全体店员对奸商严贵堂说理斗争大会开始了。这个会有电料行同业的老板和店员工人参加，也有有关的代表参加。在这个会上，乐国会和全店工人一道，积极地检举了严贵堂解放后每一件重大的犯罪事实。乐国会在大家面前，在严贵堂面前愤怒地叙述这个奸商重大犯罪事实的详细经过，丝毫没有留情。乐国会和店员会计徐礼泉、店员郑振祥等，以及到会的代表们共同检举出严贵堂在解放后盗窃国家财产一共四十九次，偷漏税收十八次，向政府干部行贿一百零七次，被他拖下水的干部达到六十一人，因此使国家造成的损失达到四十七亿二千一百多万元。乐国会并揭露了严贵堂在“五反”运动中始终伪装积极、避重就轻、拒不坦白等事实，揭穿了奸商的假面具。
乐国会最后是胜利了，工人阶级胜利了。现在严贵堂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武汉市人民政府已经把这个大奸商逮捕，就将依法严惩！
我是豫茂文具店的店员，一九四九年二月进入该号，在机器上作校机器的工作。提起当学徒的时候，真是有苦难言。每天鸡不叫就起来上班，晚上十二点以后还不能睡觉。每天都是“两头不见太阳”。经常是挨吵受骂，连吃饭也得看资本家的眉高眼低；他高兴时你可以吃顿舒服饭，也敢说一两句话，他不高兴时不是指鸡骂狗，就是摔筷子弄碗，“给我滚蛋！”而我怕解雇失业，只有硬着头皮忍气吞声熬着。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为了避免资本家的吵骂、解雇，我就想尽方法迎合他的心理，资本家看到我这样服从，也就把我当了拉拢的一个对象。他常以花言巧语软化引诱我说：“学徒得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也想学几年艺、当几年店员以后熬个经理，开商店、当资本家享乐腐化，因之就慢慢走向帮助资本家投机倒把、行贿、暴利的道路。资本家也认为我忠实可靠，能给他办事，一切事也都愿意交给我做，并经常教给我各种投机倒把、行贿、暴利等卑鄙手段。他向我说：“要想发财，这是经营的好方式。”每当出外推销文具，经理总是以“烟酒要大方，请客、看戏要逢时”等话告诉我。一旦等我做了大生意赚了钱回来，他就点头比指头地表扬我说：“你真能干，不惜辛苦跑生意，对咱柜上贡献可不小，年底一定给你多批红。”我当时还认为经理对我不错，能看见我吃的苦，力没白出。就这样我一次一次搞下去，就变成了资本家牟取暴利的工具了。一见干部来买货，自己就一面大肆宣扬文具的“物美价廉”；一面以小恩小惠、吃饭、看电影来勾引干部，在这里，我只举一两件小例子：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团省委印大信封八千个、学习本八十本，其中偷工减料一项就盗窃国家财产二百多张新闻纸；一九五〇年四月间，柜上由天津买来一批“掘井钢板”，每块价洋八万六千元，零售却卖二十八万元，其中每块铜板暴利十九万元，超过成本两倍多。由于我本身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向上爬”的思想，受了资本家的骗，替资本家作了很多非法的事情。而我自己，也慢慢滋长了享受腐化思想，瞅着空子，也浑水摸鱼，贪污几个钱。当时还认为自己手脚高明，将来当个资本家，一定会有办法，岂不知我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早已变成了工人阶级中的罪人。这次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中，我最初总怕牵连自己，心神不定，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整天光胡思乱想。说吧，怕解雇失业，受罚坐牢；不说吧，掩护不住群众的眼睛。前思后想拿不定主意。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一个店员写的“不再受资本家的骗了”，我才恍然大悟，我正是中了资本家的阴谋诡计。后来参加了各种店员会议，听报告，漫谈，明瞭了政策，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本质，这是和工人阶级没有一点相同的。经过了翻来覆去的思想斗争，我下了决心，坦白悔过，痛改前非，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一定要把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完全检举出来。
（开封市文具业店员王国泰口述 张庚午整理）
我是被不法奸商罗馀朴硬拖下泥坑的店员。
在一九五〇年的春天，郑州铁路管理局在我们店里买了四百多公斤的电焊丝，老板便叫我送到江岸材料厂去。因为货物的质料很坏，江岸材料厂的验收同志不接受，我看到他们不要，便带回来了。但是，当我把四百多公斤电焊丝带回以后，老板就横眉蹙*眼地骂我说：“你在店里搞了这几年，连这点板眼都没有，真笨！”后来他说：“告诉你，以后出去不管送那个机关和工厂的货，先带包好香烟，逢人便递一支。送去的货物不管是好货、坏货，或者牌名尺码不对，能冒充过去就冒充，不然就塞点钱，送点小东西，请上馆子吃一顿都可以；吃人的口软，得人的手软，反正我们是为了做生意。只要你干得好，我可以加你的工资。”
由于他用这些无耻的威胁和利诱手段，硬把我拖下了泥坑，沾染了满身的污泥，我开始走向歧途了。
第二天，郑州铁路管理局又在我们店里买了一批紫铜皮，老板还是叫我送去，但货物与订单注明的尺码不合，因为质料还好，验收人员看了一下就接受了。这样，就造成我贪污的机会，也使我找到了贪污的窍门。回来以后，我就对老板说：“紫铜皮的尺码不合，验收人员不收，我塞了十万块钱才收下。”老板听我这么一说，满心欢喜，连忙拿出十万元给我，夸奖我说：“小周，你还有点板眼。”回头他马上通知会计，增加了我十分的工资，并且说：“你以后只要好好干，加工资是不成问题的”。
我那时思想很糊涂，心想：来店里没有一点背景，老老实实做事还挨骂，而不老实倒还得到老板的夸奖和重视，于是我就钻进了为个人打算的圈子，变得很听老板的话。老板叫我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的工资便由那时七十个老工薪分，慢慢增加到一百二十分。但是，我却不明白我已做了他可耻的“俘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成为奸商盗窃国家人民财产的工具。
“三反”运动在武汉市开展以后，我还是认识不清，以为“三反”是反公家机关，不与我们相干。后来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时，我才晓得“三反”运动主要是打退资产阶级向我们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反对不法资本家盗窃国家财产的罪恶行径。这时，店员工会也号召全市店员坦白检举。当时，我仍然在为个人打算的小圈子里打转。我不敢检举老板种种投机倒把、盗窃国家人民财产的罪恶，因为我害怕这样作要得罪老板，要遭到失业的危险。又因为自己也有污点，感到非常苦闷。一直到听到前市长吴德峰的动员报告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我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是为个人得失打算还是为阶级利益打算呢？”老板一连串的罪恶行径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有一次，老板要我把自来水冒充蒸馏水卖给强华轮船公司。我知道，强华公司买蒸馏水是去充电瓶的，轮船上电瓶的主要作用是拍电报。我想着：假使把我们店里卖出的蒸馏水去充电瓶，这轮船若不幸在途中遇了险，那么求救的电报可能发不出来，而这条船也可能遭受灭顶的命运。老板卖一瓶以自来水冒充的蒸馏水，只赚得五万块钱，如果因此造成一条船的沉没，我真不敢想象这个损失该有多大……另外，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一九五〇年四野后勤部三一一工厂来我们店里陆续做四千多万元的生意，但是老板为了要变三一一工厂为长期“户头”，永久攫取暴利，他便通过三一一工厂一个姓李的留用人员，运用各种卑劣无耻的手段，把一姓刘的厂长拖下泥坑。刘厂长是一个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对革命无疑的有过很多贡献。但是，不法奸商为了自己的利益，却毁灭了他光辉的一生，这种损失，又有什么方法来估计呢？再拿我自己来说，到瑞昌五金号以前，我是个纯洁的青年工人，我不会贪污，不会耍巧，是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的。那时候还幻想自己远大的前途，我想学好技术，想为祖国做一番事业。但是，来瑞昌后，我学到什么呢？学到的是一套极端无耻的贪污耍巧的办法，我被资产阶级恶毒的进攻所腐蚀了，我变成了替资产阶级盗窃国家人民财产的工具！
让我再想一下：我知道，老板开办瑞昌只五千万伪法币的资本，那时五千万伪法币买来的货物，还摆不满铺面的橱窗，但是现在让我们看看：联保里和大智路两个堆栈，都堆满了货物；店铺的楼上五间大房，都都满了货物；店铺的橱窗、走道也都堆满了货物。他的资金已由五千万伪法币上升到一百三十多亿元人民币。这种暴利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靠他卑劣无耻的偷盗方法来的。
仔细回忆分析这些事实，使我看清了资产阶级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反动本质，也使我更明白地看到不法奸商丑恶的嘴脸。我想着：我有什么顾虑呢？他给国家带来损失，也给我自己染上污点，我只有仇恨，只有彻底勇敢地揭穿奸商的这些罪恶，让全武汉市的人民晓得，让全国人民晓得，这就是奸商的本质，以后切不要上他的当，堕入他的圈套，不让我们国家人民的财产遭受丝毫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