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中华，背面是内部特供，这种烟是真的吗？_百度知道
因为他的价格还是偏高的！利润就出来了、都是骗人的，有的还有出口包装，一般人是分变不出来的！大多是高仿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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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过来给我抽抽，呵呵，真没抽过这种烟
真的，部队上首长抽的烟
可是商店才买十八
不出意外的话，是假的
看你在哪买的，价格差不了多少一般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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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股市那么火，我想去看看。你带着钱，我也带着钱。[]
五月五，是端阳，吃粽子，沾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
江苏围绕"三强两高"目标，建设文化强省网络人肩负着时代使命。
& & & 正文
中华鳖是用嘴巴排尿 真的吗？
【字号：&&】【】
　　网友@菜菜问
　　最近，我在微信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中华鳖是用嘴巴排尿的。这实在是太扯了吧，中华鳖就是甲鱼吧，我个人觉得这个绝对是伪科学，不过，我爸爸吃甲鱼从来都是头和尾巴都不肯放弃的，我觉得脏，不想让他吃，求问，这个能吃吗？
　　钱报答
　　钱报记者在网上搜了一下，也确实发现了中华鳖用嘴排尿、海龟用屁股呼吸的说法，写得还挺有模有样：“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邝业云教授注意到，当中华鳖离开水，或者由于土地干旱被困在几近干涸的水塘时，它会把头埋在小水坑中。当它潜到水中时，嘴会有节奏地张合。邝教授发现，中华鳖通过胶状物从嘴代谢出的尿素比肾要多得多。它能同时用嘴呼吸和尿尿！”。
　　钱报记者找到了对龟鳖养殖一直有研究的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邵庆均，请他来科普一下。
　　“我曾无数次在实验室解剖过甲鱼和乌龟，甲鱼是爬行动物，它和人一样有肺，在陆地上用鼻子呼吸；它的消化系统也和人一样，有胃、有肠子、有肛门；不过，甲鱼排泄的地方都是肛门，绝对不是嘴巴。”
　　既然这个说法不靠谱，记者又替@菜菜的老爸追问教授：除了内脏，甲鱼身上会不会有不能吃的地方？
　　“不光是甲鱼的头和肛门都能吃，就连甲鱼的胃和肠子都很好吃呢。”
　　邵教授说：“大家厌恶吃动物肛门，比如鸡鸭的，可是，再仔细想想，吃鱼的时候，你有过这种顾忌吗？甲鱼的当然也可以吃。很多人吃过鸡肠、鸭肠，其实甲鱼的肠子味道和它们类似，只是稍微细小一些；猪肚吃的人就更多了，甲鱼的胃虽然不大，但是味道也很不错。”
　　不过，如果你想尝尝甲鱼内脏，专家建议还是要注意卫生，可以先用水把甲鱼内脏冲洗干净，然后用点食盐抓抓，消毒一下，再烹饪。施雯
　　原标题：中华鳖是用嘴巴排尿真的吗？
　　稿源：中新网
　　作者：
中华鳖是用嘴巴排尿 真的吗？
&&责任编辑：中江网编辑&&
据美国《预防》杂志报道，瑞士一项新研究发现，正确饮食、积极锻炼、避免吸烟和不过量饮酒4种良好生活习惯会延长10年的预期寿命。新研究负责人布莱恩?马丁博士举例说，有4种不良生活方式的75岁男性，未来10年幸存几率仅为35%。
科学证明，人的寿命是完全可以达到或超过100岁的，中老年人要想保持健康长寿，就必须坚持做到以下十五个“一”：
减肥怎么办，多吃水果可以轻松吸走油脂哦，下面就赶紧和小编一起来看一下吃什么水果可以轻松吸走油脂，轻松瘦身吧。每百克枇杷肉中含0.4克蛋白质、6.6克碳水化合物，并且含有维生素b1和维生素c，是很有效的减肥果品。
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拉尼特?米歇里博士表示，如果莫名其妙的咳嗽持续不断，超过3―4周，就应该及时看医生，有可能是肺癌或喉癌的征兆。美国癌症协会指出，吸烟者要特别注意口腔及舌头上出现的白色斑块，这可能是口腔癌的前兆―――黏膜白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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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华烟是真的吗 哪里有售 一包多少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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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神不是人，应该是出口或香港才有。这种包装国内很少如果这样看出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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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不值钱！
假的？怎么是假的
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华！
问了一下 确实是假的
嗯嗯，采纳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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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环球时报》“国际论坛”7月19日和21日刊发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讨论中国人缺乏诚信的根本原因。相比欧美诸国，甚至相比文化圈内的韩日两国，缺乏诚信的情况在中国的确最严重。这不仅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是这样，早在100年前，不管是欧美人士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批评还是中国人自身对国民性所做的反思中，都已经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市场经济是导致中国人尔虞我诈的根本原因是站不住脚的，但反之笼统地将原因归咎于儒家伦理，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同处儒家文化圈内的和日本为何要比中国讲诚信？中国人更缺乏诚信是毋庸讳言的，不必归咎于市场经济。但中国人缺乏诚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中国人缺乏是非观的表象。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国人的国民性总结为“愚弱”，即愚蠢与懦弱，愚蠢是因为没有是非标准，懦弱则是因为不敢为是非而抗争。美籍华裔学家孙隆基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的表层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人对个人观念、身心态度、公私利益、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的认识都沉淀在这种深层结构中。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另外，孙隆基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大一统社会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果，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导致了个人对政府的依赖，结果便是独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缺乏是非标准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近两年来出现在安徽的偷盗村、云南的拐卖儿童村、福建的诈骗村，便是彻底丧失是非标准和荣耻底线的恶果。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超越意识”，尤以儒家为最，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是导致中国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层原因。而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强政府更与儒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缺乏是非从而缺乏诚信的深层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文化应该全盘抛弃。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优劣，中国历来也有很多讲诚信的人，儒家文化中未尝没有对诚信的提倡，未尝不重视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但只是在与君主专制结合或者被君主专制利用之后，这些积极的方面难以发挥，它消极的方面更容易影响广大的社会群体。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诚然，儒家文化中有不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因素，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将儒家文化转换到现代社会的信用体系中去，关键是看如何取舍。将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以为二者水火不容，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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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不诚信？应该说是有，而且还不少，比如论坛里就有明明是台湾人偏说是大陆人、还有个大师说自己开天眼，能预知未来的，但这在中国人里不算主流，，大多数中国人应该说主流都是讲诚信，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一下，你自己做了多少亏心事、你周围的人又有多少对你做了亏心事，是非自有公论。一个销售彩票的人将代买的中奖彩票（500万哪）送给委托人的事大家应该有印象吧中国儒家传统“君子不言利”，民间传统“轻利重义”，到了现在市场经济肯定会发生矛盾的，譬如借款写借条的习惯，我相信现在也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同时中国法制、政策的不完善也为一小部分人不讲诚信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一切都在发展，比如汉芯的揭露，就标明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环境。其实有一部分中国人不诚信，还有“诚信、民主”的西方国家功劳，只要看看那些所谓“海外民主人士”的表演就可以了。
同伙出现了~又一个极端主义分子呀~
要不就是腐败分子，你还真是走极端呀~要不，去安定医院看看去？
不知道MM吃饭之前有没有背毛选？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大声的宣誓效忠毛皇帝？可惜MM少生了个三十年，不然肯定是毛皇帝身边的忠实。。。。。。。。。
美国两党执政又怎么样？现在的布什政府一样作为石油公司的代言人到处侵略。你少在那里做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了，剥下你的画皮，就是一个打工仔而已，主人比较威猛，是某国政府。劝你回家另找一条路生活吧，比这样昧着良心赚钱的勾当更容易生存的方式多着呢。再说一句，中国只要象现在这样持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你这种人就没有市场。你就是把大天给忽悠破了，别人都相信了你，等这些人退网下去，看看身边的人，看看社会，就明白你这种人的险恶用心了。呵呵，不陪你玩了，你慢慢忽悠吧，等着看你的精彩表演。
就想杀光满人。
按照当年的人口数量和人均寿命，每年正常的死亡人口在一千万以上，三年就在三千万以上。如果你所说的成立，包括因为极度营养不良病死的，加上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就要死亡六千万以上。对当年六亿的人口计算，就是十个人里就有一个。 你知道这个比例意味着什么吗？这个比例接近唐山地震中唐山市的死亡比例。那可是家家举哀，户户戴孝。许多人家被灭门啊。你想想，如果全国都这样，你的家庭会避免吗？你周围的人家会避免吗？还劝你一句，不但要多读书，还要多思考！希望你深思！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人曾因调查过当年饿死人的事，并一直坚持实话实说，三十多年来，遭遇过两种指责，截然相反――颇具戏剧性――的指责。三十年前，被某些人说为：夸大阴暗面，思想有点右。1984年后，却被另一些人批评成：思想较左，掩盖左倾路线下的错误。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我如愿以偿，找到此人。遗憾的是，这人今已年迈，耳虽聪，目却完全失明。――这是一个视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为生命的人；一个说真话，――不管在什么人面前，都不曾有“李锐式的”“捏一把汗”后怕的人；也是走到那里，都能镇邪慑鬼的正人。有人说他应“官居大位”，他爽然大笑，说“和平的开拓年代，要的是老黄牛，铺路石和拓荒者，有时要甘当‘众矢之的’――冷静理智的‘众矢之的’，或说‘为人民――这个拳王――当陪练’”。他常有惊人之见，也算是多遭误解和某些不公正，但他自已决无“蹲牛棚”的命运夸张和悔怨。他认为，这太正常了，共*产党人要奋斗，要斗争，会有牺牲，只要做得正，成就也好，牺牲也好，都对别人有好处。他同时说，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未曾有过那么多的人蹲牛棚。中国那有那么多牛棚，人蹲了牛棚，牛放那里呢？！鉴于他有知有识、脱出尘俗的境界，近几年，圈内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他是“活脱脱，一个小毛泽东”。对此，他一般这样否论：“不！我们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下边，是他对1963年――1971年若干次调查的归纳性回忆。我按他原话整理，――并经过他确认。毛泽东从来都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任何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未尾，而不是它前头。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2年经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后，毛泽东尤其强调，全党要下大力气调研。毛泽东本人就多次走出红墙，来到人民群众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们当时也去过很多的地方。自1963年――1971年，我先后同我的同事们，在苏北，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和云南等灾情较重的地区，搞过19次，累计280多天的调查。根据我们的调查，加上其他人的数据，当时全国农田受灾面积，最重的为1961年，全国16亿亩耕地有9亿多亩受灾（后来国家公布为9 亿亩）。其中江苏、安徽是全面遭灾。次者，是1960年，再次是1962年，受灾面积为5亿亩左右。至于饿死人，是有的，据我查析，人数不是当时某些干部回报的“寥寥几个”；更不是今天极少数极度夸张的“以千万计”（这太离谱了）。1963年的调查宗旨是救灾和恢复生产。对饿死人情况，我们采取的“循大追多”法，即，那里这方面情况严重，就到那里调查，并且，顺着群众提供的线索去追寻。就省而言，安徽省，河南和四川，这方面的反映最多。我们就选择了安徽和河南。就地县而言，天长、铜陵和凤阳为最，我们就选择凤阳和铜陵。我们摸索到一个这方面情况最惨重的大队（由几个自然村落组成），饿死达7人（后几年的调查，没有突破这一数字）。在河南的驻马店、兰考和杞县，调查情况都好于凤阳。在苏北，滨海县的五汛路建、东海的马陵山，铜山县，我们也分别查实了1、3、3例饿死人。在后来的四川和云南调查中，饿死人的事，比之安徽，也轻得多。由这样一个摸底，我曾以一个党员干部的名义，报过一个材料给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基层干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缺乏更大的力量；调查统计知识又相对不足；手段也落后，无法作得更全面和精确。几年下来，我们几个人粗概地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在二十万之内（这在当时，也是个惊人数字啊！要知道，这是饿死啊！）就是这样一个数字，――戏剧性事情便开始了。文革前一两年，我安然无事。只是到了1971年，不知是谁漏出了前几年调查情况。秋天，即有一个领导找我谈话，说“那个饿死二十万人的调查”，太夸大了，对共和国的形象有影响。我和气而平静地说明其客观性。领导也是无话。不过，从此也就决定了我的个人前途（这无所谓）。而到了1985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个会议负责人，在批评大跃进带来的困难时，居然说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饿死上千万人。我在惊讶的同时，指出这一数字的不可靠性，――二十万就了不得了。随即遭到一帮人颇为尖酸的批判，说这是为左倾…掩错。……哦！现在，又变成“饿死三千万”了！……这就是这个年迈老人的回忆。随后，他让他的家人递给我一叠材料，当年调查的笔记。今天，我已将其复印件保存。读了以上文字，不同的人，感想一定各别。但毛泽东的忠告，很多人是挥之不去的，这就是：凡事都要“实事求是”！(新华网转载)
& （红猫[]在大作中提到:）& & 岁月的书签：首先，那三年根本没有自然灾害，饿死几百万人的原因是人为的，不是天灾，是人祸！& &
你这是句谎言，首先自然灾害是存在的，其次，所谓饿死数百万之说典出何处？起先说几千万，现在更正了？没有根据就是你在信口雌黄了。&&
刚坂日川[] 时间： 13:16:36
报警&&O 年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苦难的一页，关于那次灾害有很多话题还在被人们谈论，我就曾经多次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人在叫喊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是中共的罪恶等等，并且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吵这个问题。我一直有心想写篇文章来讲讲我对三年自然灾害的看法，看到有人一再的重提旧事，一再的延续谎言，我终于忍不住想说说了。我知道在网络上一些人在热吵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三千万人的说法，并且了解过，这其实是外国人计算出来的，外国人并没有直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计算，他们一惯的只以一些简单的数据进行处理再得出惊人的结论，比如就有外国人说中国的万里长城根本没有一万里，但是他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很简单，在地图上量出来的再根据比例尺换算得出的，这样的结果能给人一个公正客观的印象吗，能正确吗，这不过是一个极为可笑的对中国攻击的事例。其实外国人算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数的计算方法很简单，不过是按照理论增长速度减去实际增长速度，得出毛主席3年杀人3000万的结论，看了以后我觉得这种计算方法实在是小儿科，如果有人把这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当作理论依据的话那么他是不是有毛病。我在网络上也能找到批驳这一结论的文章，可是我不想发出来，因为对有些人来说，事实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可以攻击中共的借口和理由，他们一再的抓住中共的一些执政失误拼命扩大，拼命添枝加叶，把影响说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上去，为的是对中共进行攻击，以找回他们失去的利益，这是很明白的事。我尤其讨厌一些挺蒋的人们老是拿三年自然灾害来说事，他们一再的宣称中共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而一个抗日战争不过死了2100万人，中共的执政下死的人比抗战的都多，看着那些挺蒋的这么无耻的言论我实在愤慨，有时候我倒想知道如果用这种算法算算在蒋介石统治时期中国会饿死多少人呢。我是没算过，可是有人算过，有人用按照理论增长速度减去实际增长速度的计算方法，查了一下民国时的人口统计资料，用49年到70年的增长速度比较，得出从1928年到1947年，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应该是（当然此数据不算很准），就算减去抗战死去的3500万……还有2亿多，平均1年2000万……3年就是6000万，当然如果真的把这些数据贴出来的话，挺蒋的一定会说这样的算法不公正，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决没有这么多人饿死，可是在蒋介石统治下不能有这么多人饿死，为什么在中共统治下一切会变得理所当然的呢，这不是在用双重标准在看待问题吗。有时候我想公正的看一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的情况对比会是怎么个样子，中共是不是对老百姓有好处呢。从新中国一开国起，中国就告别了军阀混战，四方割据的历史，中国人统一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新中国建设，而纵观从开国到文革结束这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呢，我们不妨分析对比一下，国民党统治时期，从二七年到四九年，中国有那一年太平了，中国人有那一年好过了，不是灾荒就是战乱，再不就是社会黑暗，统治残酷，到处是阶级压迫，到处是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也许这样的时代才让某些人感到幸福而丝毫不考虑中国人的死活。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进行经济建设，建国后可以说是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大发展时期，中国结束了百年的屈辱史，中共顺应时代发展，中国开始为把自己建设成民主富强统一的国家，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并且经济增长，人民幸福的安定的好日子一直持续了十年以上，到了大跃进以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才出现了问题，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又是两三年的好日子，国家经济也好转了，日子也好过了，然后是十年文革，但文革相对于国民党时期的战乱还是要好得多，大多数时候大家都是文斗，而不是老百姓流离失所，四外兵慌马乱的日子。在这里我可以说，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结束，中共至少给了中国人十几年的幸福时光，和困难灾害时期之比大概是一对一，而所说的困难时期其实也比旧社会强得多，我在一些书刊上看到了在解放前一年河南发生了可怕的大饥荒，郑州是灾荒的中心，抗战前郑州有12万居民，灾荒后剩下不到4万，有大批的灾民流离失所，很多人饿死在路上，大家吃着树皮，草根和各种可以当食物的东西，国民党政府拔出了两亿元纸币救灾，重庆的银行把成捆的钞票装上卡车运往灾区，只是钞票，不能当饭吃的钞票，而其他相邻的省市全都坐山观望，谁也不肯出来救济一下，任由大批的人饿死，农民们正处于死亡之中，但每一个军事机关和地方政府还要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的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还要高得多。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而中共领导下出现过这种情况了吗，在灾荒来临的时候中共想的不是向老百姓横征暴敛，而是想方设法的救济老百姓，我看过周总理喝酒要粮的故事，周总理用几杯酒向江西要来了几亿斤粮食来救济全国其他地方的老百姓，以渡过困难时期，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政府啊，他们只会关心老百姓的生死，而不是收刮和压迫老百姓。然而这一切不是主要的，我有时候在想另外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在这样的自然灾害中，有人宣传是饿死三千万，有人悄悄缩水了，说是饿死几百万，怎么会没有发生农民起来造反和暴动的事呢。我看过中国历史，你不要说饿死三千万，饿死几百万，你只要饿死几十万人老百姓就不干，就会起来造反，就会起来暴动，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但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被一些人夸大得那么可怕的灾难怎么就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伟大的党，关键一点在于中国共产党消灭了剥削阶级，消灭了阶级压迫。在旧社会无论灾荒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都不防碍反动政府疯狂地收刮和压迫老百姓，都不妨碍地主恶霸欺压老百姓，地主家里的粮仓装满了粮食，就算烂在仓里地主都不会给老百姓一粒，而且还要强收租子，直到把老百姓逼得倾家荡产还不罢手，一些奸商趁机哄抬物价，为了嫌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灾荒越大，粮食价格越高，挣些个昧心钱，国难财，在旧社会的重重欺压下老百姓还有活路可言吗。但在新中国不是这样，三年自然灾害，有谁见过国家连老百姓的种子粮都强行收缴而看着灾民饿死不管不顾的吗，有谁见过类似于地主家粮食满仓老百姓都快饿死了都不分出来一点救济的，有谁见过奸商恶霸利用灾荒大肆赚取不义之财的，新中国的政府还不是努力救助老百姓吗，当然苏联人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勒紧裤腰带还债是另外一回事。从上面的一些事实里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很伟大的党，这样的灾荒是足以动摇国家之根本的，可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渡难关，把灾害损失减到了最少。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总理的生活水平也是比一些老百姓还差，有很多共产党员和政府领导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一起抗灾自救，以至于最后度过难关。我们有理由赞扬这样的党，有理由赞扬这样的社会，就是没有理由以这样的灾难来污蔑和批判这样的党和国家。最后说一下我的结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没有饿死人的事，有，是有，但决没有那么夸张，决没有三千万人或者是几百万人饿死，三年自然灾害是天灾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用想着跟一些人后边说什么光是人祸没有天灾了，但不光是天灾人祸，还有苏联卡我们的脖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不过在东北没听说过有饿死人的情况，我听过别人讲过那个时代，没东西吃，人就喝酱油冲的汤喝，可是没听说过有饿死人的事，人们营养不良，都得了浮肿病，但社会依然安定，人们依然精神乐观。
也遥相呼应. 可是事实上又如何呢?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王教授说, 请大家冷静的想—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北京大学近代史专家刘先生,为查证此事,向全国各要民政部门发出了30000份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回复了29888份都回答,就他们当地的情况来看绝无此事.河南省XX县民政部门的苏先生说,我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那几年,发生自然灾难后,由于党和政府但心粮食不够,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所以号召农民多种粮食,结果连高山上都种了粮.那三年,粮食多得吃不完, 国家又没有足够的钱买下农民的粮食,结果家家户户的粮食都堆积如山,面对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粮食大丰收,农民舍不得让其烂掉,只好多吃大吃,有的一天吃四五吨.刘先生拿出了过去在河南信阳拍摄的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信阳地区的农民满面红光,在阳光的照耀下神采飞扬,仔细看,他们都有点偏胖.刘先生回答说,由于粮食多得吃不完,信阳地区好此农民吃得多,结果好多都得了糖尿病,有的村子,如王家村就有两个农民因吃太多撑死了.我有个疑问,我说, 刘先生, 人民日报曾经也登过说信阳地区饿死了不少人.刘先生很气愤的说,绝无可能,我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我走访过几百个县的民政部门,也跟几千个村的农民交流过,都可以证明, 绝对不存在饿死人的情况.刘先生拿出一本新书,对我说,这是我的专著"驳斥饿死三千人的弥天大谎",他说,我粗了的估计了一下,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由于粮食大丰收,全国农民得糖尿病的大约有八百万左右,由于吃得过饱胀死的农民有八十九万左右.
当时君主专制的英国被你说是民主的英国，民主化的法国被你说是专制的法国富裕的北欧几国都搞君主专制，仍然能发展经济，要是我国清朝皇帝学习日本维新改革，可能现在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没有占多少殖民地？看来你没有好好读历史意大利在非洲有许多殖民地德国殖民地德国正式拥有过主权的地方包括：太平洋西萨摩亚：年德属新几内亚 (Deutsch-Neuguinea)，包括威廉皇帝领地 (Kaiser-Wilhelms-Land) 和邻近海岛：年；其政区还包括：加罗林群岛 (Karolinen)：年马里亚纳群岛 (Marianen)：年德属东非 (Deutsch-Ostafrika)：后来的坦噶尼喀 (Tanganjika)，今天属于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 (Ruanda-Urundi)：年维图 (Witu)：1885-90年，在今肯尼亚德属西非 (Deutsch-Westafrika)包括：喀麦隆 (Kamerun)：年多哥 (Togoland)：年德属西南非洲 (Deutsch-Südwestafrika)，今纳米比亚：年德国也在中国拥有土地利益：胶州湾 (Kiautschou)保护领地，包括租借地青岛 (Tsingtau)：年 (原本租借99年)山东势力范围黄河 (Gelber Fluss) 流域势力范围=====================================为什么很多贫穷亚非拉国家资源根本非西方发达国家可比，因为西方世界垄断控制全世界的经济
另外，由于西方的宣传，目前有一种误解，就是把西方民主制度等同于民主，这是非常错误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适合于不同的民主制度，中国的民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发展，只不过很可能是一种与西方民主制度非常不同的民主制度，因为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如此的不同。
美国从骨子里是反“共产主义”的，而且很恐惧，为了反共产主义，他可以出兵朝鲜，参与战争，容忍以前的敌人——日本，使其作为反共产主义的前哨，在经济上大力扶植。正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以上你所说 的几个地方才能得到大力的经济军事发展，否则他们连根毛都不会有。所以日本、韩国、台湾的经济繁荣应该要感谢中国，而不是美国。日本经济发达都是靠明治维新积累的人才。韩国，台湾都是在独裁时期发家，分别是朴氏独裁和蒋氏父子独裁时期发展的，而且在这一期间作为反共桥头堡得到了美国大力支持。进入民主政治时代的后果大家也看见了。
首先是印度整体的能源消费水平比中国差得远，这和印度的人均收入有关。其次是能源使用效率中的问题很多，浪费不少。总起来看，是市场的发育不足。但是大家寄希望于政府和计划。这一点比起中国朝野对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看法颇不相同。再就是印度政府是一个弱政府，行政权力受到很多制约，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比中国低得多，想做的事往往做不成。政府各个部之间相对独立的倾向很强，因而合作困难。大家知道，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言论完全自由，舆论的监督很到位，但是贪污盛行，一点儿也不比中国好。我曾经问印度朋友这是什么原因。他和另外几个印度人商量了一会儿回答我说，因为取证困难，法官难于判决。我想起菲律宾也有类似的情况。不但贪污犯治不了，连强盗绑匪也治不了，因为取证困难。换句话讲对人的保护有点过了头。我们这里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对坏人要专政，因而往往误伤了好人。在印度则相反，是包庇了坏人。可见要做到公正合理是非常困难的。
在悼念米洛舍维奇去世之际——不得不说一句：真正该站在海牙被告席上的不是米洛舍维奇，恰恰是美国、英国等大大小小的北约战争贩子！如果“民主”的解释权只归战争贩子和霸权渣滓所有的话——套用英国前首相艾德礼的明言对“民主”说“以上帝的名义，滚吧！”
关于美国的民主与血腥∶请看下列史实，一名美国男子因在2001年布什访问南达科他州期间在一酒吧间里与一位卡车司机聊天时说了句“烧死布什”的话，12月6日被美法庭判处37个月的监禁；美两名乡村音乐电台KKCS主持人因播放了批评布什对伊开战的“南方小鸡”演唱组的歌曲被暂停工作及将反对伊拉克战争游行民众之上千人抓进监狱；美国的监狱人口，世界之最，如今美国的监狱人口达到2百万。美国监狱人口的一半是黑人，平均1000个黑人中，就有7个在蹲监狱；还有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日正在意大利阿维亚诺北约空军基地服役的阿什比调防回国，与几个飞行员私自驾海军直升飞机到空中兜风以示庆祝。结果他们将一观光缆车缆绳撞断，20名来自意德等欧洲国家的游客不幸惨死山麓。转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军事法庭陪审团，对这个造成20人死亡的肇事者，只判6个月徒刑和开除其军籍。按照美国法庭的“逻辑”，责任并不在于肇事者，而在于一张“太老的军事地图”！你意大利民众呼声又能如何？你意大利民众跟我美国谈民主与平等吗？还有在日本、南韩就不用再说了；
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智利的阿连德总统，由于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铜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又由于智利地处南美洲，被美国视为“后院”，控制智利的政治、经济就成为美国的必然选择，经济己被美国的大公司、寡头控制了，但由于智利人民对美国控制的反感，美国历届政府费尽心思，要维持一个亲美的、但在此同时又想维持一个“民♀主体制”模样的脸面。偏偏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阿连德，坚决走选举执政的道路，从1964年开始，在美国屡次直接插手下选举失败，屡败屡战，于1970年，在美国的又一次通过中央情报局插手失败后的选举中成功当眩事后，在选举过程中，因为不肯配合美国的实施反阿连德阴谋的军队领导人施奈德将军，被中央情报局布置的杀手暗杀了。因为阿连德总统领导的社会党信奉社会主义，必然触及美国在智利的经济利益，外交上也未必肯做美国的“盟友”，于是，美国使出浑身解数，要赶阿连德下台，在其它手段用尽无效后，美国在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的主持下，于1973年通过大量金钱、武器先后收买了智利陆军司令皮诺切特将军等一批高级将领。他们在日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总统。阿连德总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与叛军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美国为此共耗费1200万美元。而美国扶持的皮诺切特将军政权，在智利实行了长达17年之久的军人独裁政权，多年的血腥统治中，严重践踏了智利人民的基本人权。据披露，17年间，智利有3000多人被杀害，1198人失踪，10多万人被迫流亡国外。实际上除智利民选的阿连德总统、施奈德将军外，另以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被推翻为代表的发生在巴西、阿根庭、乌拉圭、巴拿马、玻利维亚等国颠复合法政府的一系列军事政变无一不是“民主美国”所策化的。林林总总，真的，我无法将美国丑陋的历史事实一一展示在此。美国的“自由、民主”是何等的虚伪，美国的“反独裁”口号是何等的虚伪，为这样的“自由、民主”、“反独裁”而喝彩的那些人是何等的无知与无耻！可他们及一帮反华奴狗却对中国中下层部分干部的腐败问题，开动全部传媒和三寸烂舌，将主流与支流本末倒置，把少数现象甚至个别现象普遍化、扩大化，把中国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和一些社会阴暗面无限地夸大，丑化中国政府、共产党和中国民众，离间民众与执政党的鱼水之缘。“丑陋的中国人”来了，“中国崩溃论”来了，“中国威胁论”来了等等，看似两个极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却只不过异曲同工而已。试问∶东方缺嘴，西方烂舌！这就是你们崇尚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
讨论五十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年的关系：究竟是前三十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三十年为后二十年打下了基础？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前三十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的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二十多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虽然有军阀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食用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入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芳，听曲有“何日君再来”，日子过得自在又舒适. 这样，在部份媒体的刻意营造下，新中国五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打了折扣，剩下二十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媒体对中国的五十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羡.１９９７年８月１０日印度独立五十周年之际，《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三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１９４７年８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更好。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１９６０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２０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６９岁，中国妇女为７１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６２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８１％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５２％。从１９９０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１２．９％，印度为３．８％。１９９４年印度人均收入为３２０美元，只占中国的５３０美元的６０％。”“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６０，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４４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份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６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初期的１９５０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１９７９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而且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未免自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脑僵化”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象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前三十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三十年进而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急切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弥漫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１９６５－１９８５年间部份国家和地区ＧＮＰ年均增长率对照表{ －－－－－－－－－－－－－－－－－－－－－－－－－－－－－－－－－-}{ 国别
增长率（％）
增长率（％）
增长率(％)}{－－－－－－－－－－－－－－－－－－－－－－－－－－－－－－－－－-}{ 美国
１．７}{ 英国
４．３}{ 西德
０．２}{ 日本
保加利亚 ７．８４
２．７}{ 新加坡
３．１}{ 香港
１．９}{ 台湾省
－２．２}{ 南朝鲜
马来西亚 ４．４０
２．２}{－－－－－－－－－－－－－－－－－－－－－－－－－－－－－－}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三十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象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凋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１９４９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在１９４９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象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部份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作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南朝鲜）几乎无限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了大量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到台的黄金达８７５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１０美元）粗略计算，合８７．５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１９４９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９２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８２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神迹”了。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３０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１００年的路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前三十年运动不断，但工农业生产却并非停滞不前，人们不是闲了三十年，而是埋头苦干了三十年。这也有统计数字为证，请看：{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 指标值}{ －－－－－－－－－－－－－－－－－－－－－－－－－－－－－－－－－－}{１９４９年
９５年}{工农业产值（指数）５６．５
３３０３}{钢铁（万吨）１５．８
９１５３}{煤炭（亿吨）０．３２
１２．１２}{粮食（万担）２２６４
８９０２}{棉花（万担）４４．４
１３０．４
２１６．７
４３４}{肉类（万吨）３３８．５
８５６．３
３６９２}{石油（万吨）１２
１０４０５
１４７６４}{－－－－－－－－－－－－－－－－－－－－－－－－－－－－－－－－－--- } {－－－－－－－－－－－－－－－－－－－－－－－－－－－－－－－－－－}{（续上表）年均增长率（％）}{－－－－－－－－－－－－－－－－－－－－－－－－－－－－－－－－－－}{
１９４７－７８
５２－７８
７８－９５}{工农业产值（指数）９．４７
８．８}{钢铁（万吨）２０．１
６．４}{煤炭（亿吨）１０．７
４．０４}{粮食（万担）３．４７
２．２５}{棉花（万担）５．６１
４．１７}{肉类（万吨）３．６３
８．９８〔注]}{石油（万吨）２６．３
２．０７}{－－－－－－－－－－－－－－－－－－－－－－－－－－－－－－－－－－－}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以知道。五、六十年代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少数鹤立鸡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由于工作意义感强，工人政治文化素质高，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什么提高，工资一直不动呢？有人责问。不错，从５７年开始２０年没涨工资，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象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这２０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保家卫国，第二是置办家业。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这２０年的经济建设也没耽误多少，置办了不少家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经济发展的起伏较大，但总体态势仍呈较快增长。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成绩还真是不少，我这里只能作极为简略的摘引。比如，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１９７５年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１９６５年的６．７倍和６６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４．９倍，化肥施用量增长３．１倍，用电量增长４．７倍，此外，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工业上，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１３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科学技术方面，两弹爆炸、一星上天，人工胰岛素合成，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总的来说，“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如期完成，“五五”计划开始顺利执行，１０年时间总共建成了１１００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１９６５年的２２３５亿元增至１９７６年的４３５６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在建国１７年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这１０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的。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点点滴滴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好吧，有人说，就算前三十年真的有这么快的发展吧，但那时起点低，发展速度自然应该快一些。这就象学生的学习，从０分到６０分容易，从８０分到９０分就难了。其实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那么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正反馈系统。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在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也就是说越发展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发生，经历了近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１％。从工业革命开始到１８７０年代的一百多年左右的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２％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上升到２?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１９７０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４．４％。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象成昆铁路，１０８５公里路段，却有６０％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跟搭积木似的。综上所述，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还真是干了很多好事、大事、大好事的。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经过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人，都把这一切忘光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刚刚退休的教数学的老教授聊天，请他谈谈这一辈子的经历和感受。他说，我这一辈子算是糊里糊涂地过来了，年轻时候跟着搞大跃进，然后是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人到中年又卷入文革派性斗争，一事无成啊。我又问他，做过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没有呢？他想了半天，没说上来。实际上，这位教授从留校任教到退休，一生教过无数学生，确实是桃李满天下。中国的发展不正是由这样一位位普通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的辛勤工作所推动的吗？但是，这么重要的生活内容居然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被抹去了意义！这是集体性记忆丧失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多年来知识界那股“妖魔化当代中国”思潮的杰作啊！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美国“妖魔化中国”！旁观者清。美国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华人学者，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的经济最近二十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后二十年：势能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伦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论也自由了，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至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初一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细一想，却失之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不应该忘记谁栽的树。就以八十年代初农村的巨变为例吧。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个体生产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１９８４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八十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第一是种子革命。七十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２０％。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等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化肥革命。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份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１３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１９７９年时绝大部份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前三十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地组织社员兴修水利，全国的大小水库七、八万座，沟渠畅通，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三十年建设的积累，在１９４９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当着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谈，顺便谈到这些看法。他还我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了山顶时，人就精疲力竭了，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撒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就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我看，改革开放以来焕发的活力，就是把前三十年积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既被消耗光，而动能又被磨擦阻力损耗，这时大撒把政策就会走不动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比喻意味深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再要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份集权时，比如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夺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拔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象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的大业。做人要讲良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
凶手逍遥法外 集会惊动高官人们举着杰西卡的照片，悼念死者，抗议不公平的裁决。妙龄女郎香消玉殒，杀人凶手却逍遥法外。这种事天理难容！连日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每天都有数百人聚集到标志性建筑印度门前的草坪上，举着写有“为杰西卡声讨正义”等标语牌，并点燃数百支蜡烛，用点点烛光为7年前被害的杰西卡·拉尔静坐申冤。人们要求法院重新审理该案，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7年前的惨剧1999年4月的一天，杰西卡在新德里南部一家酒吧里紧张地忙碌着。她在这儿当了三四年服务员，同时还是一家时装公司的兼职模特。然而，那天是杰西卡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天。凌晨2时，十几个醉醺醺的年轻人走进酒吧，要求杰西卡上两瓶酒。“酒吧要关门了，不能接待客人。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杰西卡话音未落，其中一个年轻人迅速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在不到1米的距离内扣动扳机，射中杰西卡的头部，可怜的杰西卡应声倒地。案发现场当时还有约30名顾客，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愤怒的人们立刻把开枪的凶手扭送到附近的警察局。第二天，人们才知道这个目无国法的年轻人的真实身份———哈里亚纳邦一个政府部长的儿子马努·夏尔玛，他家以前是靠开糖厂起家的千万富翁。在这十几个同行的年轻人中，还有一个部长的儿子维卡斯，他和夏尔玛是朋友。人们怀疑他是另一起凶杀案的犯罪嫌疑人。接下来，新德里警察局要求现场目击证人提交书面证词。人们也从警方那里得知，案发后不久现场便被人迅速清理干净了，警方“无法进行详细有效的调查”，而杀害杰西卡的那把手枪也不知去向了。证人纷纷翻供尽管杰西卡的家人多方奔走，但卷宗在新德里警方和高等法院间转来转去，案子一拖就是7年，直到今年2月21日才正式开庭审理。在审判过程中，新德里警方表示，通过现场物证并不能确定夏尔玛就是杀害杰西卡的真凶，而夏尔玛也在法庭上辩称，他名下确实有一把手枪，但“枪早就被人偷走了”。同时，当年为杰西卡遇害作证的证人也推翻了原来的证词。他们纷纷表示，由于“时间隔得太久”，“已经记不清当时的情形了”，有人干脆声称“现场光线很暗，什么也没看到”。随后，新德里法院宣布由于证据不足，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无罪释放。“离奇的结果”在印度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印度时报》等媒体对该案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追踪报道，人们纷纷质问“究竟是谁在纵容凶手”、“证人为何在法庭上纷纷翻供”？人们质疑该案背后可能存在幕后交易，呼吁警方能够保护证人的安全不受威胁，同时要求法院重新审理杰西卡被害案。惊动政府高层从3月初开始，新德里民众自发办了一个“为杰西卡声讨正义”的网站，并开始进行不同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烛光悼念活动。一位来自尼赫鲁大学的学生表示，她站出来“不仅是为了杰西卡，而是所有印度人民”，因为“这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民众的愤怒惊动了政府高层。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表示：“警方应保障证人安全，避免作证时受到威胁。”印度总理辛格3月11日也表示：“应考虑修正现有条款，以便真正体现法律公正。”虽然辛格并没有直接提及杰西卡的名字，但此话一出还是让印度民众感到鼓舞。法律专家说，目前印度的法律体系拖沓，“对富人和权贵开放了豁免权”。目前，民众要求对杰西卡案进行重审的呼吁还没有得到法院的正式回应，但专家表示，希望能通过公众压力，最终为杰西卡讨回公道。
如果不讲诚信，为什么美国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如果不讲诚信，为什么美国的N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如果不讲诚信，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投资商要把钱投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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