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泰国能否实现社会和解考验政治家智慧
随着5月19日
上午泰国军队的装甲车冲破“红衫军”在曼谷街头设置的路障，以及7名“红衫军”领袖向警方自首并遭到拘捕，一场规模超级、旷日持久的反政府示威集会终于宣告土崩瓦解，它的日志里留下了数十具默默无闻的尸体和无数个身心俱伤的躯壳。就算泰国日后终能取得政治和解、撕裂的社会终能逐渐愈合，他们也将成为这个笃信佛教的民族记忆深处永远的伤疤。
局势似乎得到了基本控制。看起来，在这场白热化的“阶级斗争”中，泰国的“弱势阶层”及其背后
的他信满盘皆输，而阿披实及其背后的曼谷“权贵阶层”则大获全胜———
他们选择了正确的时机，因而在轻松完成武力清场的同时也赢得了很大一部分道义上的支持。但眼下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又会怎么样？
可以预计，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夺回主动权的政府将会摆出一副“两手都要硬”的姿态———
一方面，严厉镇压社会上的各种“民主活动”，并且在下一次大选前解散一切亲他信的政党，竭尽全力打压亲他信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高调地“打击”贪污腐败，同时出台一些改善底层民众权益的安抚政策。这两手，都是为了防范事态再度逆转，并为自己争取更多合法性。
然而，社会一旦撕裂，而且已经沾上了血腥，再想重新弥合、洗刷干净，恐怕不是一件短时期内容易做到的事情。更何况，不断会有政治野心家千方百计地想要利用这一基于仇恨的现成精神资源来谋求他们各自的政治私利。别说他信会时不时神采奕奕地出现在电视镜头里，甚至出现在中南半岛的邻国，就算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
渐渐淡出了群众的视野，也一定会有更多新生代前赴后继地涌现出来。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泰国必将经历一段比先前更加高压的威权或准威权时期
民主将会倒退，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泰国人原本已经享有的一部分政治权利将会被剥夺。至于这种倒退的涉及面有多广，程度有多深，会不会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那要视事态的发展而论。
诚如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的，曼谷街头的“热战”的确是被强压下去了，胜负双方也已分出，但弥散于整个泰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丝毫缓解。民主政治运作的精髓本来正在于通过妥协和让步来化解矛盾，但达成妥协的前提是有一个双方(或多方)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话语平台。在过去的一轮又一轮街头政治运动中，“红衫军”鲁莽而不智地浪费了一次又一次达成妥协的机会，终致落到今日这般穷途末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寻找到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平台。但现实的难点在于，未来即便能够再获得这样的平台，它也一定比原来曾经被允诺的要低。旧仇未报又添新恨的“红衫军”们能否咽得下这口窝囊气，重回谈判桌，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号。
眼下是真正考验“胜利者”道德觉悟与智慧和“失败者”耐心与胸怀的时候了。如果曼谷的“精英阶层”真的能够把国家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那么他们应当一俟事态平息就立即主动提出新的更加公平的和解方案，推动国家政治朝更加法治化、透明化的方向迈进；而如果反政府力量真的希望国家的民主取得进步，那么他们也应当放弃全盘推翻现有体制的幻想，转而寻求在既有的法治框架内通过协商赢回一部分权益的可能性。能够各跨出这艰难的一步，最迫切的是双方内部均需要产生真正高瞻远瞩而又有强大号召力的精神领袖。
泰国的这场骚乱不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情形，它基本不含有宗教对立、种族矛盾、文化冲突等复杂的多元变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十分经典的因贪污腐败和贫富分化而激发的纯粹“政治性”的社会分裂和对立。就此意义上说，泰国的教训对其他地方的政治具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
应当看到，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民选的他信内阁后上台的曼谷现政权，是有其难以洗脱的“原罪”的。说到底，这也是“红衫军”及其日后发动的骚乱的根源。尽管现政
权可以将这一切归咎于他信的严重贪腐的民粹主义蛊惑(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也是事实)，但如果它想要避免今天的悲剧日后再度重演，就必须真诚而又深刻地反思
这样一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政治野心家轻而易举地粉墨登场、一呼百应的社会土壤？而在造就这种社会土壤的长期过程中，精英们自己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还有，也许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体制导致非得用一场军事政变才能将一位贪污腐败罪证确凿的国家领导人拉下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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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金雁：“转型正义”与政治和解
经济观察报金雁
[导读]当然，要体现社会正义，光靠司法是不够的，需要有系统的配套措施。于是在展开司法调查、法律量刑以及其他处罚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政治平反、经济赔偿和公民教育活动。后东欧时代，在现代法治社会条件下如何看待和处理前朝的政治迫害及其遗留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新课题，是迈向新征途的一个关键环节。兹事体大，这些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乎到新体系的良性成长和路径问题。如果剧变后的政治共同体既想体现社会公正和透明原则，又要保证社会稳定下重建机制的形成，同时还要张扬良性社会的文明尺度，就不能忽略这方面的问题，因此这方面的工作既有社会需求也有现实意义。说白了，统一后的国家既要创造社会和谐氛围，保持其稳健平衡具有连续性的政策，减少社会动荡，防止政治极端主义报复行为，也要体现公正原则，让那些曾经在红色专制意识形态下受到伤害的人感到正义的伸张；既不能实行大规模的集体问罪，搞得人人自危，也不能在宽容的名义下稀里糊涂地遗忘过去，给历史留下空白。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何把握好这个尺度，是考验后共产主义时代政治力量智慧和理性的标尺。许多东欧国家在对待这类问题上的确是存在很大的争议。1989年后在前东德是如何处理此类问题的呢？2011年11月，在德国朋友的安排下，我们走访了东部几个州的AFKD（“处理共产专制遗留问题委员会”）、EVZ（“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等相关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并与柏林市前总检察长和大法官以及一些国会议员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下面把我们的座谈和我个人的理解综合如下：民众行为的“双重化”导致了体制的不可预见性集权国家的统治者“真诚地相信剪除政治躯干中腐败枝干是他们神圣的职责”。他们认为，只要剪除了异端，就可以保持他们地位的“稳固性”。如前所述，苏联模式的统治哲学是，与其让人信服不如让人恐惧。秘密警察的创始人、苏联契卡的第一任领导者捷尔任斯基在他的晚年说过：“唯有圣徒和流氓能在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中工作，现在圣者离我而去，只剩下我与流氓为伍。”可见他对本职工作性质的认识。在控制了公共舆论的情况下，党可以下令让舆论界制造出有利于这种体制的“真理”，以为这样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正如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的，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后果是“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意识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被训练的人充满了谄媚味道，他们的人格被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为了应对统治者的恐怖政策，被统治者塑造出一种“伪善”的“功能性虚构”的“积极姿态”，而实际上人们各种活动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是割断的。老百姓都知道，在公众场合做政府认为“正确”的事，在私下才能有真实的表露。意识形态“空壳化”早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长期以来，广大的被统治者在公开场合与私底下使用“两种语言”体系。一种是给公众的和麦克风的“报刊语言”、“书面语言”和“会议语言”，它是空洞无物的、连讲话者自己也不相信的一种套话，但又不得不说的“装腔作势”的“表演语体”，被老百姓称之为“党语”。人们已经被“训练”出一双异常敏锐的耳朵，能够听出党的路线在语气上最细微的变化和人事变动，好让自己跟上形势，随着党内斗争的起伏而变换“关键词”。另一种是给亲人的和极小的朋友圈子里的“自己人语言”和“日常的语言”。这是一种真实感情表露的心声。只有在这种语言里还保留着活生生的民间语体，还保留着充满诙谐的“黑色幽默”，还保留着有批判能力的传统以及与现实之间的“正相关”。在那个秘密警察政治下的不正常社会里，人际关系完全被毁坏，人人都深陷自保的泥淖，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始作俑者不会想到，它所培养的除了懦夫和堕落者之外，还会有大量的投机取巧和见风使舵者，而这些人恰恰就是在平衡逆转关键点上的“倒戈者”。正是这些“面具人”导致了“大厦呼啦啦地倾倒”。旧制度是一个无解的死扣，正如兰德尔·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说的：“一个压制分歧的体系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它用以施加公共一致性的方法越严酷，公民们隐藏真实看法和显示许可看法的行为就越勤勉，而这个体系就越担心它的公民不站在他这边。”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外表一致性的“波将金村”掩盖了真正的差异。例如，据斯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负责秘密警察和高层保安）估计，到1989年春天，整个国家只有2000多个异己分子，而到东欧“主题变奏”大潮涌起的时候，情报部门的“失职误报”，让上层指挥系统猝不及防。在专制权力的罪恶链条上，每个人都可能是其中的一环，告密政治毒菌般毒害着人们，人们又相互毒害彼此，在那个道德感彻底崩溃的社会里，很多人同时扮演着几重身份，而不把真实的一面示人。从长远的眼光看，这种体制的不可预料性就在情理之中了。德国人反复强调，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表里如一的正常表达方式和可以信赖的人际关系，所以反思不是基于什么偏见，也不是针对具体哪个人，更不是培养仇恨，而应成为一种全民族的自觉。我们必须明确，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双重遗产中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教训。拒绝遗忘是建立起个人负责的社会的先决条件剧变以后，最先是由当时的柏林州长勃兰特提出要追究前东德专制时期犯罪的法律责任。但是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且有争议，于是在东部各州议会成立了AFKD委员会，负责调查和处理这些历史责任问题。据前柏林市检察长赛弗根告诉我们，实际上早在统一之前，东德人自己就有了这种呼声。在昂纳克下台以后，日民主德国进行了自由大选，刑法调查具有了相关的法律依据，那时人们对追究国家犯罪有很高的要求，大赦是不可能被接受的。1990年3月东西德合并，日在统一合约中对前体制的制度性犯罪刑事调查并没有特别提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统一后不考虑大赦的问题。面对过去总会牵扯各种引起争论的话题，当然会有不同的声音和争议。有些人认为，为了减少东西德之间的摩擦和不信任，过去的伤痕以抹平为好，原谅、宽容是一种更好的方式，否则便会造成又一轮的心灵伤害和社会复仇意识。还有人说，统一社会党已经改名了，表示它和过去已经决裂了。但我们认为，40年的罪恶史绝不是更名改姓就可以抹掉的。要成功地实现统一，治愈伤痕，恰恰是需要直面自己的历史。谁都知道，“过去并没有死亡”，甚至没有过去，“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只有一个懂得处理好自身历史的群体，一个经过创伤和困境的洗礼之后的群体才会变得更强大，更自由。”勃兰登堡州前AFKD负责人波佩女士说：我们进行历史反思的主题由来已久。它要表达这样一种公共理念——“拒绝遗忘”，“稀里糊涂向前看会容易重蹈覆辙，放纵恶行”，“罪行是不会过期的”，“只有搞清楚罪行，才谈得上宽容”。对良知的省察和对责任的追究是剧变后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个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简化性，否则社会和国家通过一种缄默的协议，使用一种遗忘催眠剂，便使我们成为没有历史的人，表面上看是体现着“宽容”、“赦免”，实际上是混淆了善恶、是非，无助于反思，无助于纠错。1990年10月正式启动系统调查前国家领导人的犯罪行为。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司法机构20年来一直面临争议，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并没有动摇。这些工作对历史反省具有重大意义，只有让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罚才能伸张正义。既然极权制度的恶行是由具体人落实实施的，那么就要把事件落实到个人身上，他们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让那些执行者不可能再浑水摸鱼，不可能再以时代背景或制度作为借口而逃脱个人责任。从苏共开始，东欧共产党内一直就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自我美化、自我蒙蔽、自我隔离就可以长治久安。他们一直认为暴露多了缺点就会使自己失去合法性，“潘多拉的盒子”不能打开。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这套做法吗？为了巩固统一法律国家的基础，体现司法的公正严明，建立起一个人人负责的社会，唤醒道德良知，如何对待过去的罪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量刑的法律坐标当然，要体现社会正义，光靠司法是不够的，需要有系统的配套措施。于是在展开司法调查、法律量刑以及其他处罚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政治平反、经济赔偿和公民教育活动。目前我们的取证工作主要依靠两种力量：专门调查委员会和斯塔西档案馆资料证明。刑法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刑法解释也面临歧义。比如对“逃越边界”和“越过柏林墙”者开枪杀人和“情报杀人”该如何看待？是下令者承担责任还是开枪者承担责任？依照什么法律为蓝本？都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对秘密警察的行为调查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前体制的虚伪性，使其一方面自诩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受到人民拥戴和授权的，又缺乏自信地对一切不可控力量表现出过度的焦虑和恶意想象，于是发展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而东德的斯塔西更是在东欧国家中一向以其高效率和严谨性而著称。它借口为了消除政治敌对力量全面控制社会，采取了各种非法手段：从侦听、监视、跟踪、恐吓、查看信件、政治惩罚、经济钳制、选举欺骗以及虐待政治犯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统一社会党的统治者一直认为，“非我族类”的范畴划得越大，监控的人群越多，自己就越安全，他们太相信“专政工具”对民众的控制能力了。其实恰恰相反，把所有人都想象成“假想敌”，也可能那些人就成了真的“对立面”，而他们本来并不是真正的反对派。可以说，所有的反对派都是被逼出来的，都是政府打造出来的。东德剧变以后有一些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共有7.5万起调查案例，但只有1700起案例正式起诉，约50%案例被判刑，25%案例无罪释放，25%的案例被取消。在被起诉的这1000多起案例中只有1%的刑事案例。在这7.5万起案件中涉及到10万人，最后判刑的有750人，580人被监禁，其余人被采取监外执行的处罚。在这些人当中，有7名是法律工作者，2名斯塔西的工作人员，他们服刑是在监外执行。也就是说，调查数目庞大，但最后落实到位的定罪比例并不大，在真正量刑过程中还是慎而又慎，不会扩大打击面。这其中有相当多的是针对法官而立案的，并不是他们有犯罪行为，而是他们触犯了国家已有的法律。他们并没有想到法律程序是国家确立的，也会造成法律问责。但是很多人因为年老或疾病案子停下来了，即便是昂纳克和米尔克（后者即斯塔西首脑，后来被判七年徒刑，主要是因为1930年代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案子最后也没有结案。根本的障碍是《统一公约》对于追究的表述有规定：判罪是根据当时的法律。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要惩处那些公开表达要离开东德的人，所以对国家犯罪的界定是司法界的一个新问题。争议之处是，一些人认为，不可追溯性是刑法建立的基础，另一些人认为，如果放过了这些人，法律的基础就不存在了，在以什么方式促进统一国家认同方面仍有争议。对于像斯塔西那样的大量“告密”行为的司法界定，也同上述问题一样有模糊地带。对“情报杀手”如何定罪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司法问题。这里所说的“告密”，并不是对“告密对象”犯下刑事重罪的正当举报，而是指那些并没有触犯任何刑法、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线人受“头脑里的剪刀”的鼓励或者在“为了我们国家”的口号宣传下，成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检举者，由于他们的告密对被举报人带来某种程度的伤害的行为和冤假错案。告密者引发的后果是一连串的界定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它远比通常意义上的司法判定复杂得多；它也许并没有被涵盖在一个明显的刑事罪行的范畴内，往往是一种介于道德和刑法之间的模糊性质的行为。对这些案例的判定是根据哪一种法律作为起诉的依据，它到底能不能构成法律责任都需要就事而论，没有一个固定的依据。关于秘密机构犯罪的情况，尤其是“线人”告密行为的量刑实际情况是，最后没有一个线人因告密行为被判刑。如前所述，主要是缺乏法律依据，没有法律标准，起诉、定罪、审判难度都很大。即便是有完整的档案，记录了告密行为、领取酬劳的人和事，但线人的行为是不是被迫和违心的？来自外界的胁迫压力有多大？往往已经无法还原。而线人的举动对被告密者所造成的伤害的决定权在若干上级的机构，层级链条很长，无法确认哪一个环节占多大比例。比如，国安内部政治检查的时候，把没收来的东西私分掉了。西德寄往东德的生活用品邮包，到了东德这边便被没收了。东德这边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而在西德，没收的东西要上交国家，没收的物品所有权必须要移交给第三方。私吞没收物品按西德法律就是犯罪，而东德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处理这些问题难度很大。一般情况下都是从轻发落、宜宽不宜严。人的生存权具有高于这些恶法的价值在东德司法机构中曲解法律条文是相当普遍的。其实滥用法权本身便构成了犯罪行为。但是因为东德的司法机构是由党控制的，党可以随意调动司法力量办案。为了保证党对司法的领导性，高级法院可以指挥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判刑；涉及到政治问题甚至政治局也会插手。有人估计东德时期约有15万-20万人被以政治理由为借口遭到处罚和拘留，政治犯有72起死刑案例，最后有52例被执行枪决，有5万起被调查。东德的绝大多数政治案件不外乎两种情况：逃亡没有成功和公开表示要离开东德。这些人中有很多都被判了有期徒刑。这样做违背了人权，是与宪法精神相抵触的，就是统一社会党的法律，不是也承认“迁徙的自由”吗？也承认“人权宣言”吗？统一以后面临的争议是，东德的法律与西德法律不一样。在东德法律不过是一块遮羞布，是在写在宪法中的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法律规定有违于党和政府的行为就要被投进监狱，逃亡的人就是要被射杀、被打死。按东德的法律这些做法是被允许的，遵照上峰的命令的具体执行者该如何定罪？如果他不执行，就要上军事法庭，就要被治渎职罪。有人说，我们要看到，东德的法律就像是面临着一场噩梦般的状况，就像1945年以前的纳粹，是一种贯彻领袖意志的体制，领袖意志大于法。所有文明国家都知道，法官的判决要不受干扰，但是在东德，法官都是党员，经过政治培训，党插手案件屡见不鲜。他们审案时有计划，有脚本，党想要达成什么结果法官就能达到目的。第三帝国的法官没有东德这样的政治培训，他们是很自觉地滥用法权，即便证明不了有罪，但是要听从上面的指挥系统。而东德在党指挥法上有一个完整的系统。一部分人认为，如果执行者的确根据成文法办事，在一般情况下事后可免于法律追究，只有在极端不公正的状况才提出异议。我们知道，即便是战争时期制定的成文法，如果超越了普世价值的认定也是一种犯罪。1946年以来，东德政权干涉法律的状况已经超出了我们理解的人类所能容忍的价值观。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按东德法律就可以免于刑事责任的解释是在帮这些人解脱罪责，以任何方式削弱犯罪的法律定义都是不允许的。关键的问题是，人的生存权具有高出这些恶法的价值，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违背人的生存权的法律概念；法律保护每个人合法正当的权利，以夺取他人生命来满足自己的生存，是不能被法律允许的。东德的成文法律违背了基本的法权概念，违背了自然法的概念，所以可以追究开枪杀人者的法律责任。为此一些命令执行者向欧洲法院上诉，说我们并没有违背当时的法律。这些上诉都被驳回了。打死越境者违反了人权原则。欧洲人权法院对那些不服的上诉者做了一个判决，政府的不正当行为本身就有违自然法，按照上级的命令开枪打死越境者本身就违反了东德法律中要保护人的生命的法律。欧洲法院说，当权者、行为者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国家规定的公民权利，依据人权公约被驳回。有一个叫鲍姆卡的边防军司令为此上诉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根据人权公约的规定，只有本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武力，东德也签署了这个公约，所以最后欧洲人权法院和联合国人权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一般来讲，想逃离的人不会威胁到边防军的生命。曾经有一个边防军的士兵在法庭上说，在我没有当兵的时候，我认为开枪打死越境者就像谋杀一样，当了边防军以后，选择开枪的时候我也曾想到了这一点，但是最终仍然开枪。所以他最后要受到惩罚。在明知是一个不公正的行为的情况下仍然要去做，最后的惩罚是正确的。最后，欧洲人权法院以17票全票驳回边防军司令官的上诉，以14：3票通过了驳回那位士兵的上诉。从1961年开始东德在边界有计划地布置地雷，炸伤270人，炸死33人，连边防军自己都有100多人受伤。在边界设置杀人的自动化武器本身就是违法的。最后处理起来是有区别的。士兵大部分都是缓刑，考虑到他们的文化程度和对承担刑事能力的认知水平，士兵没有系统接触过东德法律。军官就不同了，高级军官有判7年徒刑的，最后一共有181名官员被判刑。我们坚持用法律的原则，刑法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不够完善状态一定要扭转。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的罪行使相关的统治者可以被判处“反人类罪”。人权的问题被提到联合国宪章高度来重视，终于在日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人权高于国家主权是一个新发展，国家滥用法权终于有手段限制了，当事人有绝对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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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主导喀布尔与塔利班政治和解？
时间： 02: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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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阿富汗总统日访问中国前夕，笔者上周赴伊斯兰堡，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学者就三国间的敏感问题深入交流思想：随着美国和北约军队撤军，阿富汗政权是否会像苏联军队离开后迅速倒塌?如果塔利班卷土重来，对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和安全是不是灾难性的？会不会威胁新疆的安全？阿富汗的知名学者希望中国能主导喀布尔与塔利班达成政治和解，组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团结政府，从而保证阿富汗成为丝绸之路“一路一带”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几天前，穆沙希德参议员的女助理来电话说，她安排酒店司机接我，令我不安。这两年我五次去这个塔利班和其它暴力最活跃的国家之一，每次下飞机，都有武装警察护送。前不久，反对党组织成千上万人扎帐篷，在伊斯兰堡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举行“占中“示威抗议，军方内又传言政变。面对这种不安定状况，中国国家主席推迟了对巴基斯坦的访问。
早上5点，旅馆服务员就把我叫醒，”带着行李下楼，去机场的班车马上开车了。“”这么早？我的航班是9点的，“我说。”没错，但是国际航班要求提前到机场。“
这是西域时间早上3点。街上黑洞洞、冷飕飕的。十几个胖胖的、中亚模样的中年男女拎着大包小包跟我一块挤上了酒店门口的中巴。到了机场，很快办了登记卡、托运行李。但是国际航班的边检和安检人员还没上班。等了半个小时，他们才上班。边检时，维族青年女警官抬头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我的护照上盖章放行。
波音飞机从地窝堡机场起飞后不久，飞越白雪皑皑的天山，黄斑粼粼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夹在天山雪山和昆仑雪山之间。“旅客们注意，飞机马上开始过山，会有颠簸，系好安全带，”空姐广播说。
离开了茫茫昆仑，进入了绵延几千里的喀喇昆仑。瓦蓝瓦蓝的天空下，万年积雪的山峰覆盖着数不清的黑色山脊。两条碧绿碧绿的长河蜿蜒于深切的大峡谷间，奔流向北。一条是发源于喀什米尔的叶尔羌河，灌溉新疆最大的绿洲之一叶尔羌绿洲。这片绿洲在飞机上看似黑洼洼的沼泽地。流出绿洲后的叶尔羌河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流向东北，与田河汇集，形成塔里木河。另一条是发源于喀喇昆仑北坡的喀拉喀什河，在高山峡谷中穿行几百公里后，汇入和田河。
借用数码相机的高倍镜头，从机窗朝下望去，可以看到河谷间宽阔平坦的河滩处，有房屋和车马。穿过这些大峡谷，向东连喜马拉雅山，向西北连帕米尔高原，向西连兴都库什山。过去一百年多里，大山的那边是英国、俄国和美国大国博弈的战场。
中国一直避免卷入阿富汗的地缘政治的政治斗争中。随着美国和西方军队撤出阿富汗，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事，西方对阿富汗的各种援助会大幅减少，未来的阿富汗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很多人担心，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可能会重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撤军后爆发的内战乱局。按照美国与阿富汗签署的安全协议，大多数美国和北约作战部队将在今年年底撤出从阿富汗，但还留在阿富汗12000名作战部队和5万名私人保安公司的雇佣军。
“飞机过山了，李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空姐走到我身旁说。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的喀喇昆仑山脊积雪在晨光下耀眼夺目。40分钟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布托机场。机场小巴把我带进贵宾室，空空荡荡的，没有见到来迎接我的萨义德。
半小时后，萨义德出现了。我坐进他的小车。“叔，您放心，您的保镖是职业军人，坐在后面皮卡里，”他说。车行半路，突然靠路边停下。“我忘把枪给保镖了，”萨义德说。后面的皮卡下来一个穿白色长袍，留黑色长胡子的中年男子，走到我们车前，打开车门，掰开我的腿，原来我的脚垫下面藏了把自动步枪。
萨义德开车把我拉到了伊斯兰堡最奢华的酒店——塞瑞娜酒店。这家伊斯兰风格酒店的老板是阿迦汗四世，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第二大教派的亦思马因尼查里派的领袖。阿迦汗的家族是世界上十大最富有的皇室家族，而且他是唯一没有自己王国的皇室家族。他的1500万教徒遍布巴基斯坦、阿富汗和非洲，教徒们每年给他捐大量的善款。这家酒店是穆沙拉夫当总统时剪彩开业的。中国领导人来巴基斯坦访问，都下榻在这里。塞瑞娜酒店由三道警卫墙拦路，是世界上戒备最森严的酒店。
我和穆沙希德.侯赛因参议员坐在酒店的花园里，望着不远处绵延起伏、郁郁葱葱的喜马拉雅山支脉穆里山。我说，“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正是喜马拉雅、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帕米尔和昆仑山五大山脉会聚的地方，也是中国、波斯、伊斯兰、突厥和印度五大文明交融的地方。”服务员端来了巴基斯坦奶茶。
穆沙希德参议员喝了一口茶，接过我的话茬，目光坚定地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我们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穆沙希德是巴基斯坦参议员、国防委员会主席。今明两天，我将同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一百多名学者和外交官就北约撤军后，为阿富汗未来和平发展，画一张路线图。
“美国和北约2014年年底撤出阿富汗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我问穆沙希德参议员。
“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意义：1）阿富汗是连接中亚与南亚之间的桥梁；2）阿富汗的北部延伸是中国在中亚最大的邻国哈萨克斯坦；3）阿富汗的南部是中国唯一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国家巴基斯坦；4）阿富汗南部的延伸是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5）阿富汗的西部是中国石油最大供应国之一伊朗，”他说。
这时，一位蓄着齐胸白胡、身穿过膝白长衫、肥大的白长裤，外套深色西装的一个典型的普什图人走过来。穆沙希德参议员介绍说，：这是来自阿富汗的著名学者古拉姆.法鲁克博士，他在领导游击队打败苏联入侵后，担任过阿富汗的教育部部长和难民部部长。还曾代表塔利班与沙特谈判。
我和法鲁克应邀来伊斯坦堡参加为期两天的“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区域安全三边对话会”。我主持第一场论坛，法鲁克将在我主持的论坛上做首场报告。
法鲁克邀我跟他坐在安静的塞瑞娜酒店大堂一角的沙发上交谈。““九十年代我一直在阿富汗山里打游击，”我要告诉你有关塔利班的真实故事，”他说。法鲁克昨天离开喀布尔前，专门跟阿富汗新总统讨论了与塔利班尽快和解，让塔利班参加新政府的事。
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姆鲍尔.汗博士提供给会议的背景报告说，随着由美国和北约组成的西方联军在中国家门口打了13年战之后撤军，中国人、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和中亚国家的人民都希望阿富汗和这个地区从此能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随着西方士兵的离去，阿富汗的武装暴力冲突和反叛在2014年急剧增加。这一年里，塔利班已经拿下阿富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中心乡镇，这些乡镇都位于阿富汗国内的交通要道上。喀布尔政权只能蜷缩在大中城市里，但塔利班控制着乡村，大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西姆鲍尔.汗博士说，“在那些没有西方军队的乡村，人民反而生活在和平和宁静中。”
依据美国与阿富汗2014年月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美国和北约将在阿富汗留住12500名军人协助阿富汗政府军打一场“持久战”。但是，进入2014年，阿富汗政府军战斗减员和伤亡极其严重，难以与塔利班打一场持久战。况且，阿富汗政府军的战斗必须在西方空军的近距离掩护下，才敢赴前线打仗。2013年以来，面对反叛、逃兵和兵变，阿富汗政府军遭受了创纪录的伤亡，政府军越来越没有战斗力和凝聚力。阿富汗政府军有37万人，所需军费约60亿美元。2013年阿富汗政府的全部收入是17亿美元。阿富汗军队完全依赖西方援助开工资。西方2014年给的援助只够阿富汗22万军人的工资。阿富汗90%的GDP（200亿美元）来自西方军队在阿富汗的消费、西方人的援助、西方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组织和人员在阿富汗的消费。与此同时，2103年，阿富汗被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随着西方军队在阿富汗驻军的减少阿富汗的经济增长从2012年的14.4%跌倒2013年的3.6%。阿富汗政府已经没有办公费用了。
阿富汗政府的腐败让人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塔利班是怎么上台的。由美国、沙特和中国支持的圣战者打垮了苏联占领军后，圣战者在喀布尔组成了一个极其腐败的政权，内战不断，民不聊生。这个时刻，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宗教学校校长奥马尔领导全国农村宗教学校的“塔里卜”（“学生”的意思，复数”塔利班“）掀起了全国性的推翻”圣战者“的腐败政权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几乎是一夜之间，塔利班夺得了全国的胜利。
”美军离开后，如果阿富汗政府治理失败，阿富汗政权是否会像苏联军队离开后迅速倒塌?如果塔利班卷土重来，重新执政，这对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和中国的安全是不是灾难性的？会不会威胁中国新疆的安全？”我问长期涡旋于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的阿富汗著名学者法鲁克博士。据报道，中冶和江西铜业早在2007年组成联合体，以30亿美元的价格获得阿富汗特大铜矿艾娜克铜矿的优先开采权。但由于阿富汗国内政治动荡，该铜矿的开采被迫延后，存在巨大变数。
法鲁克抚摸着长须说，“我百分之百确信阿富汗普什图族塔利班不会攻击中国人，也不会掺和新疆的事情。但是阿富汗北方部落与中国西域的少数民族都说突厥语，塔利班内的突厥民族在吸引中国西域的同类人。把塔利班引向中亚是美国的战略。““阿富汗未来战争是一种新型战争，”法鲁克说，“美国嘴上说撤军，事实上，他们将留下12000名军人。同时美国政府通过黑水公司之类的私人保安公司雇佣5万名老兵到阿富汗以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商业企业的名义，开展军事和情报活动。今天有2400个非政府组织在阿富汗活动，这些非政府组织都是美国出钱支持的。”
“美国在阿富汗未来的战争将是由非政府组织、私人保安公司和他们渗透了的塔利班组织，来共同发动，以维护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亚的利益和影响，”法鲁克越说越兴奋，可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我是今天凌晨5点从乌鲁木齐启程飞过来的。我说，“我今天晚饭时再继续听您的高论。但是，我现在想去睡觉了。”
见我起身要走，法鲁克说，“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学者，我想把我所了解的塔利班和美国对塔利班的做法告诉你们，提醒你们从阿富汗经验中吸取教训，同时防范美国背后动作。”
在晚饭饭桌上，亲阿富汗政府的青年学者达乌德博士先抢去了法鲁克的话题。“塔利班问题只能政治解决，”达乌德在餐桌上说。达乌德跟多数阿富汗男人不同的地方是，他身着西装，没有穿长袍，头上更不缠着头巾。但是，他一张口说话，就感觉到他跟很多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不同的地方：他声音低缓，遣词造句不咄咄逼人，观点表达平衡，一种只有生长在阿富汗那种地理环境中的男人所特有的尊严。
“为什么阿富汗人仇视西方人？”我扭头问曾在山里打过游击的法鲁克博士。“西方人不理解阿富汗人的乡亲感情。美军杀一村民，全村人跟美国人结下了仇。”“塔利班是否以平民为袭击目标？”“美军轰炸塔利班，但误伤平民。同理，塔利班袭击美军，也会误伤平民。如塔利班炸美坦克，一行人碰巧路过。”
“美国入侵阿富汗，要的不是阿富汗，美国人要的是经过中亚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上世纪，美国与塔利班谈判，要修建一条从土库曼斯坦，经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的管道，”法鲁克博士说，“美国人是以阿富汗为基地，要搞乱包括新疆在内的整个中亚地区。”
达乌德博士不同意法鲁克博士的观点。他说，“今天中亚和西亚的乱局除了美国因素外，也要看到意识形态和周边国家的因素。伊朗、中亚四国、印度和俄罗斯反对塔利班，沙特和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
“不对，巴基斯坦军方通过帮助美国人打击塔利班，是在延续阿富汗战争，从而获得美国援助。”法鲁克反驳说。
“为什么塔利班会同时出现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里？”我问。法鲁克博士说，“构成塔利班的主体民族是普什图人，占阿富汗人口的一半以上。普什图人占巴基斯坦人口虽然只有15%，但巴基斯坦普什图人口总数超过阿富汗的普什图人总数，结果，在普什图部落地区出现了两个塔利班——阿塔和巴塔。”
法鲁克说，“历史上，强悍的普什图人多生活在阿富汗境内。英国人曾四次试图征服阿富汗，但英国兵全部成了普什图人的刀下鬼。后来，英国人攻占了西北印度，为了削弱普什图人的力量，划了条杜兰线，把普什图民族一分为二，一半在阿富汗，一半在后来的巴基斯坦。”
“阿富汗的塔利班领导人躲藏在哪儿呢？”我问。
“藏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境地区，其中包括白沙瓦和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得首府奎达，”达乌德说，“今天谁家有人被塔利班绑架，家人会到奎达找塔利班要人。”
我半年前去俾路支考察，一直走到俾路支腹地查皮，那里是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三国交界处。路上不时碰到巴政府军和当地部落的民间武装，并没有遇到塔利班武装。
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部落区历史上是中国商人和佛教旅行者必经之处。今天，这个地区有80个阿富汗人难民营，里面住着3百万阿富汗难民。阿富汗的塔利班深入到巴阿边境普什图人的省市，如俾路支省、开泊尔省、卡拉奇、白沙瓦和奎达。每天有8万到10万阿富汗青年男子从Torkham和Spin Boldak两个口岸到巴基斯坦来打工或探亲。这些年轻的阿富汗人来自阿富汗东部、南部。这些地区都是塔利班的重要据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两边的普什图人通过塔利班结成了紧密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军事的网络。这里也是阿富汗普什图人抵抗美国和北约的各种武装组织的孵化器，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多数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区。
没想到，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三边会议是由德国执政党基金会赞助开的。专程从德国赶来的基金会代表海因致辞说，“北约、美国开始从这个地区退却，阿富汗刚刚有了个新政府，为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主导这个地区的事务提供了机会。三边对话将改变这个地区的语境。”
大会主席穆沙希德参议员在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有关阿富汗问题的研讨会上，对与会的160多名外交官、学者说，“外来势力对这个地区干涉太多，干涉得时间太久，伤害太大。我们应把这个地区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主席对中亚有独特视野，他提出了建设以油气管道、铁路、公路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在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有关阿富汗问题会上致辞说，“中国支持阿富汗早日实现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巴基斯坦是本地区大国，是本地区重要国家，应在本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最大邻国，决心早日解决阿富汗问题。”
孙卫东大使演讲中谈论的未来阿富汗民族团结政府是否包括塔利班？中国如何看待印度跟阿富汗越来越亲近的关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与会代表期待着中国政府能够明确回答这些敏感问题。
阿富汗学者法鲁克在我主持的“阿富汗政局"专题论坛上开门见山地说，“阿富汗政府给美军长达15年合法驻军权，威胁中国安全。美军和美私人保安公司在阿富汗驻扎久了，中国会不安全，会越来越不安全。阿富汗和平需要中国作为新的国际调停人，中国应设法把各方力量都请到谈判桌前，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加纳那.穆扎赛在会上致辞说，“我们感谢美国和北约盟友对我们的慷慨支援。阿富汗与北约的合作对邻国不构成威胁。我们不允许别国利用阿领土反邻国。”
但是，法鲁克会下私下对我说，“阿富汗政府腐败透顶，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钱都被这些人贪腐了。阿富汗主要收入来自为美军的后勤服务。”
夜色下，伊斯兰堡空气清新凉爽。大伙儿坐在院子里吃烧烤。低矮的院墙外传来秋天虫子叫声。三个西装笔挺的巴基斯坦年轻人围着我低声谈塔利班内幕。银行家马利克说，“阿富汗的塔利班不是恐怖主义，他们是在为失去的政权卷土重来而战。但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却是由地痞流氓组成的黑社会，专事恐怖主义。”
马利克说，“正因为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塔利班本质上的不同，巴基斯坦军队支持阿塔，却打击巴塔。阿塔的背后是沙特。沙特利用阿塔与伊朗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巴塔的背后是海湾国家和美国，他们用巴塔跟巴基斯坦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他们怕巴基斯坦这个核国家强大起来。巴塔还接纳来自新疆的突厥人。”
马利克不安地说，印度终于发起了对中国新丝绸之路的攻势。印昨天宣布投资伊朗在阿拉伯海的查波哈尔港。此举严重削弱不远处中国兴建和管理的瓜达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的作用。印希望通过查波哈尔港，绕道巴基斯坦，跟中亚和西亚建立联系。印决定从阿富汗巴米扬省修一条900公里铁路到查波哈尔港。
“这不正好印证了阿富汗正在恢复其古丝绸之路十字路口的地位吗？”我反问。
近年来，阿富汗周边的国家都在基础设施上积极与阿富汗发展联系。阿富汗的城市马扎里沙里夫与乌兹别克南部的边境城市哈日亚坦建了一条铁路线，乌兹别克斯坦向喀布尔供应电力，是向阿富汗出口天然气的净出口国。塔吉克斯坦是向阿富汗北方省份供电的主要供应商。尽管伊朗受到美国严厉制裁，但是，阿富汗修通了到伊朗港口班德.阿巴斯的公路，减少对传统上对通向巴基斯坦公路的依赖。据报道，2013年，好几家美国的承包商和阿富汗的合作伙伴都利用伊朗海港运送物质。有的美国承包商还用伊朗供货商，如西方联军在缺少燃料时，通过阿富汗商贩，从伊朗购买石油。伊朗还同意大力推进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
我举起杯中的饮料，刚要向马利克表示祝福，电突然停了。事实上，巴基斯坦比任何国家都需要复兴丝绸之路。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布托夫人当政时，为了解决巴基斯坦严重的能源短缺，曾试图与塔利班合作修建一条从俾路支首府奎达，经塔利班老巢坎大哈，经阿富汗历史名城赫拉特，到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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