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批判之一：哪四种人怀念文革
毫无疑问，文革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叫人不堪回首的时代，一个丑恶的时代。百年后，当一切当世人都已远去，人们能够冷静地面对和评价这个时代的时候，人们会得出这个结论：这十年，即使把它放在二千年中华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它的黑暗，它的丑恶，也是排得上号的。
然而就是这样丑恶、混乱让人不堪回首的时代，却有许多人津津乐道，动不动就怀着甜蜜的感觉想起提起，甚至还有人借彼非今，否认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反对改革，说现在不如那个时代。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以前是美好的，那个时代在各个方面都是伟大正确的。我认为怀念大跃进、文革的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文革时代的既得利益者
这些人多数不是凭真才实学，也不是凭勤恳努力，而是凭打砸抢或投机钻营为自己谋取了可以居于特权阶层的地位。比如，革委会主任、知青办主任、大队书记、军代表、工农代表等。那个时代，有钱就是有罪，无钱就是英雄，越穷越光荣，越富越反动。所以那些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游手好闲，甚至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命运，不但分得了大量的浮财，甚至还抢来了富人的小老婆。这么改变命运的事，搁谁谁不乐意啊，难怪许多人至今还在感恩戴图德。拨乱反正，使这些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眼看着“地富反坏右”都“复辟”了，都靠才学、靠努力成了令人艳羡的人，而自己却从高高的云端跌落至现实的地面，于是今不如昔之感油然而生。
第二、在现实社会失意的人
这种人，大多是没有什么本事和技能，在现代社会的汹涌浪潮的冲击下，他们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日子过得很不如意，这一类型的人以现在的一些下岗职工，和一些贫穷的农民为主。准确说他们不是怀念文革，而是在怀念那段大家都贫的日子。说穿了就是中国的传统问题在作祟，不患贫，患不均。有人说毛解决了这一问题，方法就是所有人都贫，这样自然就没人患不均了。
而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出现，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在中国传统观念的作祟下，在这类人眼中，与其让一部分人先富，还不如大家都穷，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人一旦摆脱现状，文革在他们眼中就一文不值了。这些人不知道这样一个永恒的真理，就是不管生活在什么时代，有真正的本事才可能吃得开，生活得好。一个没本事的人，可能会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吃香一时，但终不是长久之计。比如，由于改革的冲击，大量的下岗工人，还有在现在，从来就无岗可就的人。这在现代中国，可能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这些人里头，下岗工人以为在过去不会下岗，那些无业可就的人，又以为如果在过去自己不会失业，他们并没有明白自己失业的真正原因。
第三、对现实丑恶现象不满的人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些让人痛恨的丑恶现象，比如贪官横行，腐败丛生，道德沦丧等等。有人便由此感叹，还是文革好啊，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贫穷、呆板、死寂的社会走向繁荣、富裕、活泼过程中的必由阶段，是从清教徒般的虚假道德走上真正道德的过渡。在那个时代，清一色的黄军装，清一色的蓝蚂蚁，全民皆兵，全国人民都成了高度统一的战争机器，解放全人类的工具。哪个女子要打扮一下，穿点漂亮的衣服，就会被骂臭美，就会被批资产阶级作风。就是以追求美为天性的文艺，也完全沦为政服务的工具，稍微写点风花月夜，爱情美女，就给你戴上一个“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为艺术而艺术”的大帽子，将你批判得体无完肤，让你谈美色变。没有了美，没有了文艺，中国人的生活实在是“无趣”，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对文革的怀旧者，如果你真的追问他一句：你还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吗？我想多数人如果能客观地回答问题，除非他睁眼说瞎话。
说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社会不公、贫富不均等现象，应该予以坚决地谴责，批判，但是，对上述现象，决不应以用文革的形式加以解决，也无法真正解决，而应以一种全新的、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第四、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一些人
这些人对近现代历史一无所知，大多数又不肯踏踏实实地对十年浩劫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任何一个版本的文革史料都不屑一顾，却天真地对那个时代盲目怀念。究其因有几点：
１、文化熏陶：拨乱反正后，虽然对文革进行了否定，但出于政治考虑，对文革的起因和危害、根源没有进行彻底清算，后来更逐步淡化，以至于许多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文革的本来面目。
２、年轻人的不可一世、疏狂傲世的天性：自以为世界即将在我的掌握之中，沉迷于“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于是对独裁者产生盲目崇拜的感情。有人崇拜希特勒，有人崇拜斯大林，还有人崇拜毛，因此对文革也欣然向往。
3、故作惊人之语，以求标新立异：文革时代似乎只有随大溜才是时髦的，比如忠字舞、黄军装、武装带、红宝书；当代似乎只有叛逆、另类、非主流甚至反政府才是时髦的，既然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些以另类标榜自己的新生代们便不顾历史事实，摆出了架势，偏偏要给十年浩劫平反讨说法，有的甚至仅仅是为了发惊人之语，以求与众不同。
文革批判之二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美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具有改天换地的历史功绩，不仅国家被彻底改造了，人民也被彻底改造了。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响亮的革命口号，叫做“兴无灭资”，就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建立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新世界的战斗豪情。反思这一“伟大革命”，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这个灾难有多大，就像一场强烈的地震、一场巨大的海啸，彻底摧毁了一切，使中国人“一无所有”。
我们的革命，被冠以“无产”的称号，因为“无产阶级”决定了我们革命的性质，就是要以“无产”消灭“有产”，将有产改造成“无产”，无产者最先进、无产者最革命，这从很多导师级的伟人那儿都找得到出处。的确无产者最具革命精神，因为他们除了还有一条命以外还有什么呢？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练，他们还怕什么呢。所以一煽就燃，一点就炸，于是就反抗，就***、就推翻压迫他的统治者，就让无产者的代表来坐江山。
然而无产者依然无产，有产者也变得无产了。这个产到哪儿去了呢，到国家那去了，管他的，反正大家都无产了，起码心理平衡。
然而受动物本能的驱驶，人要吃饭，要生存，还想过好日子，于是就有人偷偷开自留地、养几只鸡，这不行，这又有私产了，结果被无情地革了命，割掉了资本主义的小尾巴。这一下彻底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结果搞得国家也差点破产。
当时是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所以大家都来比穷，高声喊穷。然而本能却告诉我们，任何人都希望多有点物质财富，最好还要有点固定资产，比如农民就希望有点田产。人无恒产，身心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常理还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是从一无所有，到有一定的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受到一定的保护开始的。没有了财产也就没有了文明，也就回到了野蛮。当人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就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了。革命也就是革到家了。
所以邓小平拨乱反正，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近几年终于文明了，宪法也明文规定要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了。
不仅在物质上要无产，在精神上也要彻底革命，就是要与人类的一切旧文化彻底决裂，因为那些旧文化都是“封、资、修”的，统统都是垃圾、秦始皇焚书坑儒，文革比他更厉害，要毁灭一切人类文化。学生不用上学了，不用考试了，白卷先生成了革命英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无知者也就没有了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判断和思想，这些当然不能要，几亿人只要有一个人的思想就够了，只要有一本“小语录”就行了，中国人都成了愚民、白痴、而野心家则利用人民的愚昧无知为所欲为。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中国历来不缺愚昧无知的顺民、良民、草民、忠臣、奴隶、奴才，中国人的头脑不是早就被几个圣贤教导、统治了几千年吗，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能耐不就是领会、注释、遵循几个圣贤的思想吗，哪里有自己的思想。都有了自己的思想那还不乱套了，所以必须要用一个人的思想来统一几亿、十几人的思想，上下一心，国家才能强盛。
无知、愚昧，必然造成无能，有能力也是不允许的，有能力就是走“白专道路”，白专道路在文革也是受到坚决批判的。能力都不让你有，更不要说才了。有才的人往往生命力旺盛，个性张扬，还要有点灵性，还爱表现自己，那还了得，那不是尾巴翘到天上去了，那不就听话了吗？那还会甘愿做螺丝钉这样的驯服工具吗？再说中国的传统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人无才便是乖”。乖了主子才喜欢，没有哪个主子会爱比自己还有才的人，也没有哪个无能的人会喜欢所谓有才的能人，所以中国的人才总逃脱不了被嫉妒、被毁灭、被斩草除根的命运。即使到今天，最少也落得个受打击，不被承认的下场，于是人才都跑到国外去了。
人的感情是什么东西，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谓感情，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虚伪的东西，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统统都是革命的对象。文化大革命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论。没有超阶级的感情、人性。世界上最纯洁的是无产阶级感情，是党性，原则性。对待阶级敌人、封资、修、地、富、反、坏、右，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什么亲情，难道革命者还讲儿女私情吗？你看《红灯记》，祖孙三代都是鳏寡孤独，都是最纯洁的阶级感情，哪里有什么男女情长。
什么友情，难道好朋友就不讲原则，不讲党性了吗？那是自由主义！什么超阶级的爱，统统都是骗人的东西，革命者只懂得党的恩情、领袖的恩情，其他一切都是腐朽的反动的东西，要彻底革它的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哪里还能讲半点人性感情。于是中国人都被改造成了六亲不认，不谈爱情（起码当时不敢公开谈），冷漠无情、残酷凶狠、禽兽不如的人。
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伟大的功绩，就是砸烂公检法，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革命派造反有理，岂容法律来制约，革命小将个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无法无天，想斗谁就斗谁，想抄家就抄家。其实中国人历来讲的就是人治、皇帝就是法，当官的就是法，在中国搞法制的人，有几个有好下场吗？中国人讲的是官大、是关系，什么法制观念不懂！什么法律制度最好砸烂，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还是看哪个关系硬、拳头硬，看哪个更黑。
中国本来是一个最讲道德的国度，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的就是一个德字，尽管这个道德有着很多虚伪的成分，吃人的本质，当然也有一些合理的成份。但最讲道德的国家恰恰治理不好，老子说，“儒家以德治国，搞了那么多规矩，结果天下大乱。”到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道德受到了彻底的批判，而西方的道德又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更加虚伪反动，也要彻底批判，新的道德又没有建立，也无法凭空建立，最后造成了道德的彻底缺失。中国再无道德规范可言，剩下的只是斗争哲学，阶级性、党性原则。“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成了高贵者的墓志铭”。到今天斗争哲学也不讲了，还剩什么呢。什么诚信廉耻、什么正义礼让、统统见鬼去，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无耻的时代，再加上实用主义风盛行，由阶级斗争、转为利益之争，唯利是图、勾心斗角、贪污腐败、坑蒙拐骗、抢劫杀人、黄黑白盛行，不择手段，无恶不作，有识者想捡起儒家那一套传统道德，又已是早被揭穿的皇帝的新衣，无人真信。人类的所谓普世的道德观、价值观、又有很多人不认同，真不知还要乱到何时，无耻到哪天才有尽头。
美这个东西，本来是人人都喜欢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被彻底批判和扬弃，哪个女子要打扮一下，穿点漂亮的衣服，就会被骂臭美，就会被批资产阶级作风。那时候的革命小将，清一色的黄军装，那时候的中国人清一色的蓝蚂蚁，伟大领袖也号召人民，“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全民皆兵，全国人民都成了高度统一的战争机器了，解放全人类的工具了，哪里还允许你去爱美、臭美！还记得文革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烫大包头要被剃光，你穿喇叭裤要被剪，你穿露手臂的红裙子要被骂，还要写检查。当然，人作为工具，你的职责就是工作奉献，哪里能追求个人的情趣？作为革命者，作为战士，你的任务就是战斗、牺牲，哪里由得你享乐来哉？
文化革命将什么都灭了，什么都无了，那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的就是无赖了，明明是空前的浩劫，巨大的灾难，却偏要说什么“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明明是大倒退，是人类文明的反动，却偏要说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玩无赖，耍流氓，你还拿他没有办法，无赖的嘴脸就是“睁起眼睛说话，张开嘴巴说屁话，昧着良心说假话”就是不敢说真话，这样的无赖，中国还少了吗。
灾难过后是一片荒芜，灾难造成的伤痛永远不能忘记，还需要痛定思痛的反思，动乱之后需要拨乱，废墟一片需要重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终于欣喜地看到了重建的成果。看到了中国已经是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了，（有产了）。有部分老百姓的包包也鼓了（私产），看到了文化也开始繁荣了，法治制度、经济制度也开始在建设了（虽然还不太健全），老百姓也在追求知识文化和美了。国家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文化大革命不是天灾，是人祸，祸根就是那些荒唐观念。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观念的改变，要从“兴无灭有”，转变到“兴有灭无”，国家要有，人民也要有。要兴的东西还有很多，特别是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不反思历史，彻底改变那些表面很革命，实际上很可怕的观念，甚至还在继续宣扬这些观念，再来一场浩劫灾难，不是不可能的。
文革批判之三 文革有民主吗？
现在民主是个热门话题。一谈起民主，有人马上说：“有啊，中国有民主啊，而且比西方还民主呢。文革不是就民主吗？”这些人认为文革的种种举措、行为就是民主，而且是民主的最高形式，文革是中国人最有民主的时期。确实，从表面上看，似乎文革真的很民主，宪法规定“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正因为有这四个“大”，才称之为“大民主”。“大民主”给了老百姓说话的机会，让中国人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还包含群众可以自行成立组织，对认为有问题的人，进行批判、斗争、抄家、体罚关押、拘禁直至剥夺生命等等。
为了分析“大民主”是否是民主，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换言之，就是明确了民主的规定和做法究竟有哪些，再拿“大民主”与之对照，自然就可以发现“大民主”绝非民主了。
简而言之，民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它的核心理念是：权力源自人民、要由人民授予，权力要接受监督制约，要对掌权者进行定期的更换，权力更换和运行的规则由多数人决定。具体内容包括：民公民享有言论权、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同时保证这些权利的自由与平等；实行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决定的原则，同时实行多数人又要保护少数人的原则；既要实行直接民主的形式，同时又要实行间接民主的形式；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实行民主必须同时实施法制建设等等。
而文革时期所谓的“大民主”，和上述内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四大自由”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的，一般是在上层决定开展某个运动了，才被动员式地、集中地使用起来，这实际是等候来自上层的恩赐。“四大自由”不是允许有不同的政治观点，恰恰是为了达到高度的统一，统一到某种“正统”、“权威”的理解、主张和声音，遇罗克、张志新的遭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四大自由”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的自由权利和家庭个人的私域，可以不负责任地进行造谣、污蔑，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大民主”奉行的不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决定的原则，而是信奉“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强调真理总是由少数人发现的，而大多数人并不能够理解，所以大多数人必须跟着少数人走。“大民主”根本不对少数人进行保护，多数人可以任意地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剥夺他的思想自由、财产和生命，正如现在大家公认的，“大民主”是对少数人实行暴政。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群众并不是主体，领导始终控制着一切。没有《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等，文革即不可能发生。没有《炮打司令部》一文的发表，没有三次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和“革命串连”，甚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语录》）等的持续而有力的“发动”和“教唆”，“红卫兵运动”决不可能升级。没有一再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十六条》），红卫兵以外的知识分子、干部、工人和农民等，决不会大规模地席卷进去。没有“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十六条》）等“明确指引”，以及对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的样板性“夺权”实践的推广，从中央到地方相关当事人，决不会遭到“夺权”的打击、迫害和折磨。因此，“大民主”与公民直接地或间接地决定国家的和社会的政治事务毫无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大民主”完全离开了法律制度，抛弃法治，实行人治，公然以“无法无天”为自豪，蔑视和践踏一切法律条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干部，都可以越过法律界限，任意地张贴大字报，任意地进行批斗。“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对冲进中南海批斗他的红卫兵，曾高高举起宪法，试图捍卫自己作为国家主席的法律尊严，结果遭到了无情的嘲弄。
结论：文革的种种所谓民主措施，是由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赋予的，也是围绕着有利于这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运行的。文革，不是所谓“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其根本目的，是打倒预先设定的“政敌”（或称“权敌”）；文革的基本文件法规等，完全是为着实现那个“夺权”的根本目标的。那些为此而全面、始终受到权力操控和权力支配的基本民众，是一种高度缺乏清醒自我意识的人们，才是真正意义上“不明真相的群众”。换句话说，从运动的目标设定、手法、形式到程序等，全由几个人在操控和支配，体现了其“独裁”性质，和民主没有半点关联。
在怀念文革的人群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当前现实的不满，尤其是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在他们看来，文革时代非常清廉，要想根治腐败，就得用毛时代的方法，特别是文革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反对腐败。事实果真如此吗？
有位朋友说得好：“如果毛时代真是那么清廉，那他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来反腐呢？！”事实上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在毛时代就很盛行，在文革刚爆发时为了打倒“当权派”而爆出了很多的猛料，官员们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好的出路，享受各种各样的特供，为上级和自己修建大量行宫，等等事例让全国人民都开了回眼，原来腐败一直就存在！
那么用文革式的群众造反是否就解决了腐败呢？恰恰相反，腐败不是被减轻了，而是更为惊人，整个文革就是一场大腐败运动，从各个方面来看腐败情况都很普遍。
先讲政治上的腐败，无视国法党纪人事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公然违反宪法践踏公民的人权甚至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导致国家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这不是腐败是什么？单凭领导人的一句话，象江青、王洪文之流就可以窃居高位，换到古代这都是不可想像的，汉武帝为了封妻兄李广利为侯还得让他去打仗，因为他要守“无功者不得封侯”的规矩！而文革则无需这样，一个人的上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想提拔就把副科长王洪文放到国家副主席的位置上，想打击就可无视国法无视人民的志愿把一大批人才打入地狱！这种风气由上而下层层相传，多少只会打砸抢的文革干将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多少仁人志士治国良才进牛棚入大牢？只要看一看文革中大批知识分子就可知道，这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有多大？绝不比今天任用一个贪官小嘛！
再讲经济上的腐败，的确因为商品经济不发达国家又闭关锁国，文革中的腐败分子没有象如今一样贪污大量现金，但在其他方面他们的作为一样恶心！文革干将康生就贪污了大量的文物归于己有，有的是用抄家的方式从人家家里抢来的，有的则是从国家仓库中直接夺过来的，他贪污的方式比如今受贿者有过之无不及。革命极左派不收礼，只用抢就行了，整个一强盗作为。王洪文“坐直升机”得意无比，最喜欢打猎的他到处打猎，仅进口猎枪就有好几十把，甚至因其打猎而误了向毛汇报工作。至于江青攻击人家是“买办和洋奴”，自己却进口大量洋玩意使用，在庐山开会时为了给她消暑省里只好临时从香港进口空调。至于地方上的各级革委会主任、大队干部，有多少是利用职权为亲人安排工作，收取烟酒礼品，霸占知青妇女的？各位自己去看看相关书籍，数量小不了！
整个国家人们的传统美德、美好信仰、道德诚信在文革中遭到了巨大的损坏！“拉关系、走后门”这类词语可不是在改革后才发明的，而是在文革中就流传甚广了。当年就连去商店卖点糖，去肉店卖点肉，都要和营业员拉点关系，不然当年卖肉的地位何至于高于专家教授呢？！
这些全都发生在文革之中，改革之后不过是延续了其中一部分腐败罢了，只是因为商品经济导致腐败数额变大，变得更让人民一目了然，才让人产生腐败比文革中多得多的感觉。
事实告诉人们，文革并不能治腐败，靠造反并不能杀尽贪官，无非是一帮别有用心者借此上台罢了，等他们上了台一样的贪污！反腐要靠法治，要用合理的制度去约束当权者，而不能以“打倒一批－提拔一批－再打倒一批”这种恶性循环来治腐败！
文革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企图以不停的造反来反官僚、反修，而事实上破坏法制、破坏道德的结果是腐败更为猖狂了！所以不得不提出文革每隔几年就要再来一次的说法。
现在有的人是不清楚情况，误以为文革形式可以反腐，这一类人只需多了解一下历史就可走出误区。而另一类人则是别有用心的欺骗人民，打着反腐的牌子企图在下一次造反中得利。假如这些人真的掌权了，真的就不会腐败吗？！谁又能约束他们？！
文革批判之五 红卫兵：中国的“冲锋队”
提起文革，人们就一定会想到红卫兵，就会想起身穿绿军装、手挥红宝书的革命小将。可以肯定，若干年后，“红卫兵”一定会成为史学家的最爱，成为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
可以这样说，红卫兵是一群具有极度宗教式狂热的青少年，而这种极度宗教式狂热，恰恰可以表明这些青少年愚昧无知，易受某些人的操纵和利用。就红卫兵的种种行为究竟是在何种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的支配下产生的，看了文革时留下来的照片或影视资料（而在这些照片或影视资料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时，成百万的红卫兵手举红宝书狂热欢呼的埸面），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红卫兵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充满了“狂热”和“暴虐”，只能用“疯子”这个词语来概括和说明。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释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后代访问德国后对人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
那么，这种“暴虐”和“狂热”究竟从何而来？如果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那些红卫兵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过程，也许会从中找寻到答案。
绝大部分红卫兵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文革开始时中学在校学生（即所谓的“老三届”）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在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中，名字叫“建国”、“建华”、“建中”、“成华”、“立华”的特别多，几乎都是听着革命英雄故事长大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全社会都洋溢着一种崇拜革命英雄的气氛。对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少年来说，英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就在他们的身边。有不少青少年学生渴望成为英雄，常感叹自己出生太晚，没能赶上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了当英雄的机会。因此，当文革出现了可以让这些青少年显示其“英雄主义”的机会时，他们是不肯放过的。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党的有关指示下，全国学校加强了对学生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多次在全国青少年学生中发起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题目是：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什么样的青春值得歌颂？等等。在1958年中国进行的那次失败的共产主义试验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可能是阻碍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大障碍。因此，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仍然将“斗私”放在“批修”的前面，要求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经常狠斗“私”字一闪念。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党中央在全党和全民中开展了深入持久的“阶级教育”活动，而当时的青少年在校学生是这埸“阶级教育”的重点。六十年代上半期涌现了大批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在那个年代，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对青少年思想、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而所有描写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主题的文艺作品中出现的阶级敌人形象，都有共同特点：他们隐藏在善良人们的身边，表面看起来道貌岸然或慈眉善目，平时用一些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观念来拉拢腐蚀干部或青年人，企图以这种方式来达到他们的各种反革命目的。当时的所有媒体都在不断地告诫青少年们：阶级敌人就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我们必须警钟长鸣，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英雄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我国一代青少年，就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并由此形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怀疑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阶级敌人”。文革初期，“怀疑一切”的思潮非常流行，当时有一位位居要职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接见造反群众代表时称，除了毛主席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和炮轰（这位领导人后来自己在文革中被整死了）。
随意给个人贴“阶级”标签，即试图确定每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凡被确认为属于敌对阶级的人，即被视为“阶级敌人”。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标准极其混乱，态度极其草率。仅仅根据他（她）的少量言论、行为和所谓历史问题，进行捕风捉影、穿凿附会、扩展引申的所谓分析，通过无限上纲的方式加以罪名。尤其是建国后以言论定罪的做法的盛行，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将判定一个人是否右派的权力交给了各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因此，一个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很轻易地给一个向其提过意见的人戴上右派帽子；而在文革中，更将判定一个人是否阶级敌人的权力交给了“群众”，致使各种有机会操纵利用群众组织的人执掌了随意入人于罪的权力，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后果。
一旦将一个人判定为“阶级敌人”，即剥夺了他（她）的一切基本的公民权利甚至最起码的人身权利。“阶级敌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些“阶级敌人”进行任意地殴打、辱骂以及其他侵害行为而不必为之承担法律责任。相反，同情“阶级敌人”不幸遭遇者，倒是有可能被扣上“阶级立埸不稳”的帽子，受到与“阶级敌人”相同的待遇。由此而造成了文革运动中数度出现的较普遍的并且很严重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人身虐待和人身污辱行为，这是造成众多自杀事件的主要原因。
红卫兵，一个时代悲剧，就这样走上了历史舞台。
文革批判之六 红卫兵杀人实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自称为“红卫兵”的学生。那时全国的大学和中学已经停课开展文革两个月。六月一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指控北大领导是“反D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工作组”被派到各大学中学掌权，号召学生揭发“斗争”校领导与教师。后来工作组被中央否定。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发出中央文件，不准学生“乱斗”。八月五日，中央发出三九五号档，撤销刘少奇的三一○号文件。影响巨大。无异于发出了暴力准许证。
随着工作组被撤销及红卫兵在各学校掌权，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全面展开。以红卫兵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为例，红卫兵建立了校园“专政队”，对领导干部和教员“劳改”，并且以剃“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挂黑牌、戴高帽子等手段侮辱和野蛮殴打。校长万邦儒被打得肾脏出血，头上被打出裂口长期不能愈合。副校长韩家鳌的头被按在火盆里烧，打伤后不准就医。红卫兵强迫老师和干部成排跪在教室大楼的阶梯平台上挨斗。
清华附中红卫兵还推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高一女生杨爱伦，初中时因成绩优秀而获得金质奖章，校运动队，校文工团独唱演员，父亲曾是旧政府职员。因此，红卫兵领导人说要“杀鸡给猴看”。红卫兵在班里开会斗她，揪她的辫子，打她，踢她，强迫她低头下跪。她被单独关押，去食堂吃饭由同学押着。一个星期后，八月八日，她逃出学校，在清华园火车站寻死卧轨。疾驶而来的火车头把她推出了轨道。（在同一地点，文革后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长的俞伟超也在被斗争被打后卧轨而被火车头推出轨道但变成瘸子。）杨爱伦受了重伤，失去三个手指，头部缝合的伤口有一尺长，幸而未死。（二○○八年，该校红卫兵卜伟华写文章却说，杨爱伦“只受了轻伤”。）除了教职员以外，该校还有杨百龄、陈向明、张蕴环、王淑英、孙淑绮等女同学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并且遭到殴打。八月二十日是星期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郭兰蕙获知下星期要斗她时，服毒自杀身亡。罪名之一是“灰色人生观”。
文革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手段上和希特勒、斯达林有所区别，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专政”。因此，红卫兵在施害中起了重要作用。红卫兵只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以家庭出身作为入伙标准，使其暴力倾向更为放肆无忌。这样一整套迫害方式，清华附中是最早配套成型的地方，可以称之为“清华附中模式”。
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中（西单附近）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折磨殴打的过程持续数小时。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和她一起被打的还有另外四名学校领导人。卞仲耘被打死之事立即被报告北京市委以及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但是上面没有派人来制止红卫兵打人（二○○六年，南京的电影制作者胡杰把卞仲耘的故事制成纪录片。片中有她被打死时的血衣和打坏的手表等实物，也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人处理尸体时写下的字据。这纪录片在香港获奖并已经被翻译成德文，但在中国不能公演）。
十二天以后，八月十七日，北京一○一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在学校喷水池边被打死。同时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师。初三女生吴芳芳，被指控撕坏一张毛泽东像。她的父亲是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也算家庭出身不好。她遭到毒打，还和陈葆昆尸体关在一小屋里。她从此精神失常，一直没有康复，由父母照顾（大型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制片人卡玛当时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她的电影里没有报导这类红卫兵暴行。影片中出现的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成员，都没有为红卫兵暴行表示道歉。那五所中学有九人被红卫兵打死）。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高呼万岁的红卫兵。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些红卫兵头头几乎全是高干子弟。八一八大会向全国实况广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后，说“要武嘛”。这样的接见以后还有七次。一千多万红卫兵得到免费火车票和食宿来到北京，被称为“革命大串连”。
北大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六六年八月，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三个人。而师大女中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八一八大会上得到的显赫位置，其中包含的指令再清楚不过。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八一八大会前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有二人。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竟打死了一千多人。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在八一八大会后回到党校就被抓去“游街”、戴高帽子、手里敲着簸箕自报“罪名”。中央党校干部说，这是中学红卫兵引导了高层理论机关。
十九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在舞台上，教育局长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他们的血流在舞台上。从那时候起，剧场、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延续多年。
八月十九日晚，位于北京和平门的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打死了两名教师张辅仁和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红卫兵从八月十九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八月二十日上午，沙坪和几十名教员干部跪在全校人面前被斗和殴打。沙坪在中午时候死亡。副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块砖头，额头打破，流了一地血。数学教员张梅岩上吊身亡。一位教师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都是中学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动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八月十九日被斗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二十日早晨坠楼身亡。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八岁九岁十一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
清华大学校长、高教部长蒋南翔在西单家中遭打二龙路中学红卫兵毒打。目击者说，红卫兵命令他跪在地上，用铜头皮带抽他的后背。打了一阵，掀起他的衬衫说背上的条状伤痕分布不对称，接着又抽打伤痕较少的半边。
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八月廿三日，北京市文联的廿八名作家、演员和领导干部在文庙（现在是博物馆）遭到红卫兵毒打，其中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在第二天投湖身亡。八月廿四日，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并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租住他家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他们的哀嚎传到四邻。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八月廿二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行动，特别介绍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还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
八月廿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北京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他们在清华大学里打人，抄家。此前暴力主要由中学红卫兵施行，这时传到了大学生中。那一天，无线电系教员被打，血流在地，有人在旁边写了“狗血”二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跪在地上被打还被剪了“阴阳头”。然后，他被挂上黑牌去拆除一九一一年为清华建校所造的汉白玉牌坊。牌坊被拉倒后，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搬走石头，还在他们身后用鞭子打他们。六七年在那个地点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林彪为此塑像题字。（这个塑像已在一九八七年被拆除。但是前两年有人写书题为“四个伟大毛泽东”，书名显然来自这个林彪题词。现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也都不知道这座俗称“二校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
清华牌坊是旧学校制度的一个象征。拉倒这个牌坊，殴打侮辱学校的教授，当然是对教育制度的打击和破坏。“红八月”的校外打击目标是有房产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抄家甚至打死。红卫兵命令人们交出房产证。面对被打死的恐怖，人们到房管所排队上缴房契。在北京有五十万间私房被没收，从此共产党一直没有取缔的房屋私有就被彻底结束了。“红八月”还改变了当时的“集体制”企业。例如，文革前的理发店虽然已不再是私营，但是理发师的收入是按劳所得。这种分配制度在那个月也被取消。
八月廿四日这一天，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三位数。每天公安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向上报告死亡人数。
八月廿五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中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振宇，学校书记江培良，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当日发生在崇文区的一个事件成为已经十分严重的红卫兵暴力再次升级的藉口。
廿五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广渠门内大街一二一号李文波家抄家。李文波从前曾是小资本家，产业早已没有，他自住房子的房产证也已经在前一天交给了房管局。抄家过程中，红卫兵说他打了红卫兵（文革后有红卫兵承认说没有其事）。李文波当时就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带走。刘文秀在九月十日被法院判处死刑，两天后被处决。文革结束后他们夫妇得到平反。
当日夜里，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把该校校长梁光琪活活打死。梁光琪的儿子痛心地说，他那时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参加过抄家打人，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也被红卫兵打死，他说为此“后悔一辈子”。
第二天上午，在清华大学西大操场召开了全体“红五类子弟”大会（与这个特别的词语对应的“黑五类子弟“在文革中成为迫害的新对象之一。而北京的主体居民都不是“红五类”，这是新一轮的摧毁城市文明的手段。这种分类法，后来在红色高棉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
会后，在清华大学附中立即开始更疯狂地殴打所谓“狗崽子”和“黑帮”。高三学生戴建忠、郑光昭等遭到毒打后继续在抽打中“劳改“拔草。然后被罚每人写一百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贴到各学校去。那天下午，团委书记顾涵芬（女，清华大学一九六○年毕业生，当时三十岁）那时已经被剃了头发，和副书记刘澍华（物理老师）跪在高二的教室里被斗。
顾涵芬的衣服被打得满是窟窿（八月炎夏只穿单衣），她背部都被打烂了。特别严重的是她的左眼被铜头皮带打伤，眼睛肿大鼓出来，快有鸡蛋大。她丈夫来把她背回家。他们上医院时，需要有红卫兵开的证明信，还有两个红卫兵押送去。（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已经刻了一个圆形公章。用在对被打死的人的尸体处理的信上。可见红卫兵暴力已经相当制度化。）她的眼睛从此失明。文革后“落实政策”，大学给她买了一副墨镜了事。打她的红卫兵，直到二○○九年也没有向她道过歉。
八月廿六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五楼大教室召开斗争会直到深夜。刘澍华跪在教室前面，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和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等人。会后，刘澍华爬上清华校园内的大烟囟，跳下身亡。
八月廿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印发了《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其中第三点说：“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没有说出是哪个红卫兵或者红五类子弟被杀害。二○○九年卜伟华说这指的是李文波事件。但是李文波事件中根本没有红卫兵被打死，连受重伤的都没有。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份传单显然是在说谎，为的是煽动起更残酷的迫害。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八月廿六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八月廿五日到廿六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八月廿六日到八月廿七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九月一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被打死人数低下来，是因为那一天毛接见百万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停工一天，死人相对少了。
九月一日，发生了北京杀戮的最高峰，一天内有二百二十八人被打死。那天以后数字骤降，原因也很清楚。九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档，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效果。说明暴行是可以控制的，不是现在有人说暴行产生是因为“失控“当局无能为力。
（表二）是北京市各区的被打死的人的数字。区名按照和中南海的距离排列。可以看到，离中南海最近的西城区数字最高。其他被打死人的很多区，也都是距离中南海很近的。北京六中和中南海仅一街之隔，该校红卫兵在他们的校内监狱中就打死了三个人，一个退休老校工，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以及附近一个拥有房产的老人。
八月廿七日，在北京宽街小学（在市中心），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同时遭到毒打，两天后死亡。连小学生也成为凶杀犯，可见红八月暴行已疯狂到何等地步！
八月廿九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第四号通令”，其中第七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个“通令”在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而且，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且作为“阶级敌人”遭到批斗，很快死去。
八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三十一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九月十三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本文不能详述八月发生在北京之外的暴行。实际上，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和乡村学校中，都发生了类似暴行。在笔者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找不到一所没有殴打侮辱老师的学校。但是相对来说，红卫兵暴行在外地没有北京那么严重，在小城市也没有资讯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和广州严重。这是因为这场八月恐怖，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是在文革最高当局的指挥下进行的。
九月五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其中说，到八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十月九日到廿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参考材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没收私房五十二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六七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展览把八一八大会毛泽东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还高度赞扬红卫兵在六六年八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是最高当局煽动、纵容和赞扬红卫兵血腥暴力的铁证。
换言之，发动青少年红卫兵打死人的做法，没收私人拥有的房屋，搜刮民间存有的黄金，驱逐近十万人出北京城，都顺利完成，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不用这些残忍的做法，这些“革命”目标也可以完成。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小学教员和房产主们，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什么威胁。所以，“红八月”的残忍暴行，完全是一种在革命名义下不可理喻的狂暴的犯罪行为。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上诉、专业执刑。把文革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显然不符合事实。
文革结束后，六六年八月的受难者们都得到了“平反”，家人得到了一点钱，标准的数额是四百二十元。但是他们的悲惨遭遇却一直不准许报导。
中国书店里二十年来唯一出售的一本文革通史《大动乱的年代》（作者王年一）中，对红八月惨案只写了一句：“据统计，在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打死一千多人。”这个句子有意回避了主语，即打死人的凶手。而更重要的是，一千多人被打死，在一部六百四十八页的书中只写了一句话。这是死了一群鸡或者鸭吗？
对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诚实地写出历史事实和理性地分析历史因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人民的生命以及残害生命的犯罪行动持有什么样的司法和道德判断标准的问题。
文革批判之七 文革的幽灵在中华大地游荡
一个幽灵，一个文革的幽灵，正在神州大地上空游荡。在柬埔寨、北朝鲜作了一番短暂旅行，这个幽灵，在旧脸谱上加了几样新装饰后，又悄悄折回中华大地了，正在寻找时机和突破口。一旦以为有机可乘，这个幽灵就会摇身一变，变成魔鬼，向普通善良的人们伸出魔爪和獠牙。
我似乎看到了它的影子。
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文明的伤害是无与伦比的，是中华文明史最为痛心疾首的一页。中华民族的良知、人性、公平、正义受到残酷践踏，甚至于毁灭了整个民族的灵魂。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可大部分国民的良知依旧整体沉睡，为了追逐眼前的急功近利无视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从根子上讲都是文革的遗毒在起作用。
既然文革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伤害，理应遭到全民族的唾弃和批判而无任何存身之地。但现实却正与此相反，寄希望与文革，希望通过采取文革的方式来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响亮，大有“东风压倒西风”之势。
这是为什么？回答只有两个字：“真相”！
除去因为改革出现方向性偏颇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出现外，对文革真相的不理解、不清楚，是许多人怀念文革，误以为用文革方式可以铲除腐败、解决社会不公、消除贫富对立的主要原因。当然别有用心者不在此列。
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心目中的文革不外乎急风暴雨式的群体运动，群众第一次把欺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各级“领导”踩在脚下；不外乎把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押上审判台批斗，戴高帽、游街，群众可以任意打骂过去的领导而不受追究……虽然民众也惋惜严凤英、老舍等天才艺术家被迫害致死；可一想到有那么多的官员为他们垫背，心中一个“值”字了得！
急风暴雨式群众运动和对官僚阶层的整体清算批斗只是文革的一个非主要方面；因此而催生的骇人听闻的人权灾难，令人发指的残忍暴虐，灭绝人性的屠杀折磨，无穷无尽的荒唐冷酷，最终造成整个民族丧失人性并集体走向疯狂则是文革最主要的方面。前一个方面国民都了然如胸并津津乐道；后一个方面绝大多数国民则不了解真相。绝大多数国民不知道本应温柔善良的花季少女宋彬彬一旦成了红卫兵旗手后竟然和同伴举行杀人比赛，亲手打死了十三条无辜生命；不知道张志新在押往刑场枪决前被残暴割断喉管；不知道小女子黎莲、钟海源在临刑前被“活体取肾”；不知道北大才女林昭在监狱受尽非人凌辱折磨；不知道大兴县、道县大屠杀；不知道广西宾阳、武宣发生的禽兽不如惨案……
我们对文革的批露则只限于前一个方面；对后一个方面则讳莫如深并因此设置“文革禁区”。因此我们对于文革的责难只限于“破坏文物古迹”，“打倒老干部”和“砸烂公、检、法”……
今天的中国因为体制的原因，贪污腐败已成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势，司法腐败无处不在，多数国民对贪官和干警恨入骨髓。如果国民知道文革的错误只限于“打到干部”和“砸烂公、检、法”，他们会认为那是文革的“错误”吗？难道不认为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阳光时代”吗？难道不对文革心向往之吗？
如果民众对文革的理解仅限于对特权阶层的清算迫害，政府又没有及时实现民主、法治的政治转型，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并成为不治之症时，他们难道不会从心底呼唤文革的回归吗？
历史经验和人性规律证明，一个民族要想不重复某一悲剧，就必须要让这个民族在相当长时间内牢记这一悲剧的教训，时刻警醒这个民族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否则因为人性容易健忘的原因，极有可能在若干年后以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演这一悲剧。以色列国为了让犹太人永远牢记纳粹大屠杀这段血腥悲剧，在各地建有大屠杀纪念馆，让犹太人永远保持浓厚的危机意识，全民一心谋求国家强大民族振兴，不要在歌舞升平中玩物丧志，再度沦为另一个野蛮民族的整体屠杀对象。
巴金就在生前一再呼吁要建立“文革纪念馆”！可惜只停留在表面上，没了下文。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设立任何一个“文革纪念馆”，我们还人为设立了“文革禁区”，不准中国人系统深入地讨论研究文革话题，“文革”也成为网络最经常的屏蔽文字……
设置“文革禁区”的苦果是文革思维的回潮，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听听民间广为流传的“民心谚语”吧：
“如果把局级以上的干部全部杀头，肯定有个别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很多漏网的！”
“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对当官的就不是批斗游街了，干脆一律砍尽杀绝，免得秋后又跳出来害人！”
所以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官僚阶层将会成为首当其冲的“革命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