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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都苦恼于如何用形而上的方式去解释例如“智慧”这种概念。也许人类天生就有试图解释万物的喜好，以为解释透了就能掌握领悟。所以，但凡碰到不懂的概念，总喜欢尝试着用逻辑推理归纳总结的方式去解析它，力争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以期通过解释扩张人类已知的知识（文明）领域。
偏偏有些概念的产生并不基于逻辑，智慧即在其列。当然，也有勉为其难的解释，譬如百度百科当中的那句：它是生物所具有的基于神经器官（物质基础）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是由智力体系、知识体系……观念与思想体系、审美与评价体系等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但我们显然不能通过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获得真正想要的内容——解释“智慧”并不意味着能通过某种固定而明确的方式去得到智慧本身，因为概念本身不能进行量化。
于是我们想用某种可视化的角度去形容智慧，如果形容不出来，至少可以去形容一个拥有智慧的人该有的模样。这就相对容易多了。哪怕我们没有亲眼所见，也能够在脑海中勾勒一种粗浅的线条：他是详和的，是宽容的，是波澜不惊的，甚至是参透了生死的。
但什么又是详和？什么又是宽容？怎样才能参透生死？是不是有某些步骤？是不是要设定一些目标？
我们就这样从一个概念跳到另外一个概念中，陷入永无休止的逻辑争论。
在一篇未完稿的小说中，我试图塑造一个没有概念的世界，以此辨析和探讨概念本身的真正归宿：它不但不能将我们引向智慧，甚至可能是苦海的根源。当然，这不是概念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概念的方式超过了它实际能发挥的作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认实有的物质世界，譬如桌子、椅子、男人、女人，包括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原子、磁场和太阳能，但对精神范畴的命题意义不大。事实上，“精神”这样的概念就显得很虚无。
智慧从本质上应该是摒弃概念的，因为概念并不能洞见事物的真实面貌，概念只是一种受限的表达，它绝不可能反映一切。充满概念的语言缺乏实质性的力量，在解释过程中真实性已经悄然流失，所以才有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论断。
那么，是否存在概念性表达以外的方式，能够让我们获得智慧？换句话说，我们内心的情感，根植于我们内心的痛苦，我们想要企及的生命状态，这一切如果不能通过概念性的学习获得、消除和培育，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途径能够让我们到达智慧的彼岸？
再进一步设想，如果我们和别人用概念交流就能解决大部分实际的问题，那属于精神世界的对话呢？摆在眼前的难题是，我们根本不能用概念性的交流来消除内心的痛苦，更谈不上获得生活体验的智慧。当我们不能求诸于相互交流或自我交流时，就会本能地求诸于外在事物以缓减潜在的痛苦，譬如烟酒，譬如药物，譬如电子产品。但靠外界事物缓减痛苦仅仅是种假相，甚至会加重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
科技作为人类引以为傲的智力结晶，被认为是改变我们未来的利器，事实上它也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理性分析，科技成果作为一种神奇的外物（虽然是我们人类本身创造的，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是享用科技成果而已），在理论上应该会让人类更为幸福。这一点从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人类寿命平均值的提高、社会交互方式的进化等方面完全能够得到证明。然而，当我们拿起手机和地球上任何一端的人通话时，心中并不因此而感激涕零，相反，甚至还充满了工作焦虑（就我本人来说，扔掉手机安静地坐上一天，这实在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其原因在于我们对科技的纵向对比完全没有代入感，一旦习惯了舒适，舒适就不再有愉悦感可言。事实上，科技所改变的社会形态已经加速了我们的生活节奏，我们很少安然地享受科技红利，反而越来越忙，越来越焦虑。
如果人类不能幸福，则科技和未来无意义。除去历史因素，如专制和剥削，如妇女地位，如医疗技术，我们其实很难有信心和古人对比幸福感。
当我们谈论未来时，不应该只有更发达的经济，更奇妙的科技，更应有人类本身心智的成熟和情感的圆满。而这一切目前还看不出什么端倪。心智与物质的失衡，极有可能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但很少有人去质疑这一点——科技无法解决我们身而为人的心灵苦难！科技是智力的范畴，而非智慧。
于是我想到了禅。哪怕佛教是外来之物，禅也绝对是中国本土化的智慧精华。禅不仅嫌弃概念，它甚至嫌弃一切的表达。《碧岩录》中的一桩桩公案就是最好的明证。若我们用惯常思维去看这些公案，会觉得禅师们一个个疯疯癫癫，不知所云。他们认定获取智慧不需要也不可能经过概念和语言开示，智慧只是在修行的某个节点中火花一闪般的觉醒行为，此之谓顿悟。所以禅师们宁可通过打对方一个耳光，或是当众撒一泡尿来表达，也绝不做出一个导师的模样来。
哪怕是极为耐心的佛陀，碰到某些人的提问也会沉默不语。譬如有人问他：“什么是我？”佛陀就闭口不说话了。弟子不解，佛陀开示道：“解释这些和摆脱众生苦难有什么关系？”他曾说：我这一辈子从未曾讲过一部法。他还说：我说的法也只不过是你们渡过彼岸的筏，你们渡过后，这些筏就可以丢掉。（《金刚经》：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我们可以将“丢掉筏”这一行为理解为丢弃语言概念本身。
一行禅师曾在书中试图解释“正见”的概念，然而最后他说：“真正的正见，就是去除一切见解。凡是有见解，就是邪见。”（见解为主观评价，正见为洞见事物的真实面貌。）
我罗列了这些说法，并非为了得到某个明确的结论。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概念以及由概念和逻辑所组成的思维方式是否已经背弃了智慧本身。如果我们尝试着不将佛教看成宗教或者一种虚无理论，也许能够明白在佛陀和老庄的时代，早有一批智者看到了这些问题，他们致力于解决人类心智中蕴藏的苦痛，并且成效显著。我甚至觉得之所以在那个时代，亚洲的智者们能够致力于这项生命课题，除了文化因素，更是因为那时候科技还不够发达，搅扰心智的外界因素还不够多。
让我们专注于痛苦本身。
大部分人都缺乏审视痛苦的能力，这导致我们没有足够的心力去抵制诱惑，没有健全的心智足以反省生活。我们学不会处理与自我的关系，没有任何疗伤的手段和解决内心冲突的技能，却有足够的智商创造财富并且通过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体系来维持财富的增长。当我们谈及情商时，关注点很大程度侧重于如何与别人交流，如何与这个社会相处（包括其相处过程中的受挫力和情绪管理能力），它直接指向一个人在社会中的状态，而这并非属于生命体验的问题。这样的倾向意味着无法和别人交流会内化为精神上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外界赋予的，是集体意识在个体中的投射，是社会性的普遍痛苦，但对于很多有轻微交际恐惧症的人来说，会认为缺乏交际能力是一种缺陷（情商低下的证明），由此产生的痛苦独属于自己。情商的概念被广泛滥用，它本质上是技能而非智慧。事实上，一个人懂得和自我相处，拥有成熟的心智，并不意味着他就能相应取得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在心智和社会规则产生矛盾的时候）。心智是洞见痛苦的能力，是产生快乐的能力，很显然，这也是任何学校包括家庭教育在内都没有教会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短板所在。一个人即使拥有再大的知识储量，在心智不成熟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也是一件痛苦且危险的事。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正每天发生。
心智要求我们必须去观察社会意识影响思维方式的全过程，洞见这个过程对自身的影响，同时清楚“我之所以为我”很可能是一个被动改造的过程。社会的运转需要维系集体秩序，但无法顾及个体差异性，甚至为了维护集体利益，社会很可能会对个体进行意识上的改造，使其更趋向于共识。中国的教育尤其如此。许多思想者和忧心教育的智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却很少从心理角度去阐述和解构。许多年轻人在进入社会后会产生心理危机，我们却无法为这些心理危机提供任何策略，倒是许多伪心理学大行其道。这种危机来源于心智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我们将其形容成“难以适应社会”，或者按照心灵鸡汤的说法，我们的欲望太多，生活节奏太快……但其本质却是另外一番模样：并不是我们产生了过多的欲望，而是外界给予的资讯和我们所能接受的并不平衡；并不是我们想要节奏加快，而是被动式地停不下来。也就是说，外界并没有给我们心智的成熟提供良好的环境，也并不会为我们的心理危机埋单。集体从来不替个体负责，假如集体在表面上说能够为个体的幸福考虑，那也不是它真正的出发点。甚至它所说的“幸福”也是假冒伪劣产品。无数的例子证明，人类个体在信息入侵面前并没有想像中那样坚强。我们可以试着想像一下，如果一天到晚都有一只喇叭对着我们宣讲某些荒谬的学说，结局要不是我们会成为疯子，要不就会想办法认同这些学说。还有第三种选择吗？
这只无形的喇叭其实一直都在。
在商业社会中，信息入侵表现得尤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并非商业或者科技本身，而是概念性的思维方式。商业往往通过“概念性洗脑”来推广自身，变“你要我买”为“我真的很想买”“不买对我来说是一种损失”“购买能够让我过上更优质的生活”……这是一种“合法”但有害的思维入侵，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概念推广尤为重要。在产能过盛的情况下，唯有通过概念推广让消费者不停地升级产品，才能达到赚钱的目的。不管是“全面屏2.0”还是“新国货运动”，全都出于这样的背景。几乎所有的商业公司都会打出完全替消费者考虑的幌子促进消费冲动，“幸福”“梦想”“青春”“时尚”成为面向年轻消费者的主打概念，这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心理误解，以为获取这些产品会有“幸福”的感觉，于是会产生“我想要买”的念头。为吸引消费，商业圈还会打出“让消费者更加便利”的口号来完成“付钱越来越便利”的目的。某些方式也许会让我们生活更为方便，比如外卖，比如打车，但这些充其量只是他们在研究“消费者在哪种情况下更愿意掏钱”的副产品而已。
经济界的专家们并非不知道心理营销的可怕，但营销带来消费，消费吸引投资，投资拉动GDP，社会的车轮已经无法在经济浪潮中刹车。更可怕的是，在商业社会中，我们既是信息入侵的受害者，亦是其发起者，既提不出像样的理由指责它，亦没有合理的措施改变它，只能顺着车轮一起向前走。在这过程中，个人的痛苦只能通过药物和心理咨询来解决，就像雾霾只能通过口罩来解决，而我们明白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我们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思维方式，同时严重高估了自己在社会中的独立性，总以为如果感觉到了痛苦，一定是自身某处出了问题，只要找到问题就能对症下药。当然，也有很多人正在期待我们以这样孤立的模式去思考，如此一来，他们就能继续抛售养生说、心理治疗说和目前正流行的反（毒）鸡汤说——新一轮的信息入侵乔装打扮后再次开始。
哪怕是宗教，有时也会孤立性地看待我们这些凡人的焦虑和痛苦。他们很尴尬地发现，如果将一切苦难定位在“我”这样的字眼上，并且提出“无常无我”之类的概念，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听进去。这些概念首先就把我们给吓着了，其次我们压根儿就不相信，而我们对于不相信的事物往往会有抵触。事实上，我们之所以不相信，是出于惯常的思维模式将其当成了某种概念。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看法：在现代社会，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维持基本的生存，生存迟早指向死亡，为什么要在死亡这个命题前做许多无谓而痛苦的事？
这话乍看之下是多么有道理！但前提是你得看对象。如果对着一个离不开大麻的人说：“反正你都是要死的，为什么一定要抽大麻来加速自己的死亡？”这就很可笑了。因为我们知道毒瘾不太可能凭个人意志去戒除。谁能保证我们没有中毒？谁能有底气承认，自己在这个信息爆炸、电子产品成堆、工作节奏飞快的环境中不是一个瘾君子？瘾君子最悲哀的事，就是明知道这个行为会让自己痛苦一辈子，却还是无法改变。
事实上，如果有人被迫染上了毒瘾，我们不可能认为他是因为想要毒品而痛苦，我们会将矛头指向迫害行为本身。概念性思维具有和毒品一样的性质，它通过脑部不断重复接受信息资讯的形式，使人产生一定的瘾性。这种瘾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会让我们产生“这些念头是我们自发的”之类的错觉，从而完成简单的洗脑。因为这种思维的入侵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背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发起方和受害方很难区分，所以我们顾左右而言他。其实这一切，实质上和消除痛苦并无任何关系。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个体在环境中的弱小性，而环境能够将我们改造成一个“瘾君子”，这一过程恰恰是通过抛售大量的概念性信息完成的，这至少是一种进步。因为我们懂得了质疑。
质疑是我们身而为人的宝贵素质。它不是概念，而是在观察和思考之后切实的行为。佛学中的“正见”，正是在去除概念后如实观察世界和自身的方式，它探究的是事物原本的面貌，而不是用某种概念去定义面貌。
没有质疑就没有如实的洞见。我们只有对社会普通认可事实上却造就无数人精神痛苦的元素表示质疑，才能在摆脱苦难、提升心智的旅程中踏出坚实的一步，哪怕质疑本身也会带来痛苦。质疑最大的痛苦是空虚感，在原有体系崩溃后，我们很害怕自己将会面对一片无所建树的废墟，这种空虚感和戒烟的感觉如出一辙，它亦是思维模式的小小把戏，试图让我们从“危险的自由”回归“舒适的牢笼”。关于这一点，法国心理学家米歇尔·勒朱瓦耶在《落差》中有一段描述的话：“纠正过去的错误比死不悔改消耗更多的精力。比起质疑与反思，大脑更易于重复常规经验。大脑清楚地知道告别错误会让生活变得更惬意，但它并不想改变老观点，更愿意坚持忍受认知失调的折磨。正是因为这种失衡，有人不愿意离开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或放弃一段折磨人的感情。”
这种小把戏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比如我们将质疑对象定位于“我”这样的概念中时，内心就会产生某种恐慌和抵触。甚至于许多佛学专家也没有摆脱概念的束缚，绞尽脑汁引经据典想要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存在“我”。“无我”一旦成为概念，它和“我”并没有任何区别，也达不到摆脱痛苦的目的。
佛学家为什么一定要谈及“无我”这种概念？因为破除“我”的执念，就相当于破除了大部分的概念束缚。您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您连自身的存在都不在乎了，还会在乎什么？但他们论证“无我”的方式显然出了问题。许多禅师喜欢用“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方式去解释，最后得出“我”总是在变化，他不能固守于某个恒定的状态，既然状态是不恒定的，年轻的我和年老的我虽然一脉相承，但显然不是同一个人。当然，他们还有另外的论据，比如“我”作为肉体所具备的元素每天都在流失，同时新的元素也在不断充实，此所谓新陈代谢，既然每天都有更换，“我”在不同的时间自然不是同一个人。
这种极其哲学和自然科学意味的解说方式显然违背了佛学的本质，也引发不了人们的质疑。毕竟每个人都有“我”存在的感觉，却难以体会新陈代谢的速度感。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需要去质疑“我”的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发现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某些思维（杂念）并不受自身控制，某些情绪在不恰当的时间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比如恐惧。我们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听命于自己的“我”。而这恰恰被认为是我们痛苦的根源。试想某天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想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管处于何种环境，都能够让自己一直处于安乐的状态中，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为什么这件美妙的事无法达成？因为我们控制不了自己，没有相应的专注力和行动力，换成现在流行的说法，我们无法自律。事实上，自律是一种极为空洞的概念，是我们高估个体在环境中主动性的表现，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自律甚至是迈向自我愧疚和焦虑的歧路。这一点我还将会详细论述。
如果我们用消除概念的眼光去辨析“无我”，它的指向就会非常明确，即消灭“我”这样的概念，而不是消灭我作为肉体和精神的存在。它同样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而是旧有思维的革新。一旦“无我”成为概念，也要消灭之，唯有如此才能洞见事物的真实性。这种破天荒的做法很难在一般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存在，更别谈践行。哪怕那些被精神苦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人，一听到“无我”，也会嗤之以鼻。但至少佛教的这一教法提醒了我们，作为“我”本身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骄慢，我们的思维是外界资讯和原始本能影响的结果，而不是独立的智慧性的存在。更进一步说，你的思维也许并不属于你。精神苦痛者都有统一的特征，他们的自我意识特别强烈，他们注重所有的自我感受，并且将它当成独特的内心负重：内疚、抑郁以及习得性无助……
外界的许多观念性信息是带有强制性的，如果没有内在健全的价值体系支撑，我们就会产生内心的冲突。即使我们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价值体系，也要在分辨与取舍外界信息上苦恼不堪。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一过程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思辨的能力。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在《正见》一书中干脆将不具备思辨能力的人称为土包子，佛教面对这些人的教法绝不是大谈空性，而是直白地告诉他们这辈子不做善事下辈子就要投胎做畜生。
但许多信息是我们“主动”选择的。比如我们睡前习惯看视频玩手机，对于神经衰弱的人来说，昨天晚上看的资讯早上刷牙时还在脑袋里乱窜。这种滋味当然不好受，但我们很少停下来，理由是累了一天难得躺在床上看电影放松一下。是谁告诉我们，在床上看电影比起早睡会更放松？仅仅是外界资讯所构建的思维陷阱而已！我们在陷阱面前完全放弃了质疑。
也就是说，比起行动的能力，我们更缺乏做减法即“不干什么”的能力。我们对质疑带来的苦痛抱有恐惧感，质疑后无法改变现状又会让我们不断地自责和内疚。我们从来不曾想过，其实人生就是在两种痛苦中摇摆，根本没有不经历痛苦直达快乐的第三种选项。
但如果我们继续质疑，会发现痛苦本身也是一个概念而已，既然是概念，就全赖于我们的主观解释。对于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解释会有不同的感受。对于运动爱好者来说，早起跑步再冲个澡是一件无比愉快的事，但对于喜欢睡懒觉的人来说，要按照起床准时上班都是如此痛苦。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唯一不同的是阐释的过程，在于你对快乐和痛苦的定义。对于拿破仑来说，只有能打胜仗，死十几万士兵并不会让他内疚，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失手打碎一只碗或者没有及时完成家庭作业就能让他坠入恐惧的深渊。概念之所以造就苦难，是因为支撑概念的是我们的主观理念，不管这理念是集体还是个人独有，都和事实不符，用佛学的话说，都不是正见。唯一的事实只是事物发生的过程，仅此而已。
所以，精神苦痛者在面对困局的时候，如果能够意识到，我们脑中的概念和事物的本质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就在质疑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你脑中的思维并不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果。
没有行动，一切都没有意义。其实不存在“没有行动”一说，我们这一生只是从一个行动转到另一个行动的过程而已。哪怕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行动。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什么也不做，除非只是表现在动作上。
最近市场上有一本书在号召人们凌晨四点起床，理由是许多成功人士都是这么做的，比如李嘉诚。但我们从没想过，其实环卫工人也是这么干的。这些书籍之所以有市场，源于人们对改变现状的渴望。但一个接受不了现状或无法在当前现状中调整自己的人通常无法作出恰当的行为去改变现状。改变首先是认知层面的事儿，是心灵的行动。但人们总是主动选择忽视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因为这个层面才是最艰难最痛苦的），以为一定有一条明确的甚至可以模仿的道路能够通向所谓的成功，所以注重的往往是外在的行为，比如起床这件小事。
当我们明白自己一直像接收器一样对社会资讯（道德观念、价值判断、审美……）照单全收时，首要的行动应该是建立内心的秩序，以期根据心智的需求选择性地吸收和取舍。佛学在这方面开出了许多药方，比如不净观、慈悲观、缘起观……不净观让人们审视自己的身体，想像血液和排泄物、分泌物在体内运行，想像自己化身为一具白骨，以期降低我们的虚荣和傲慢。当我们明白自己不过是一具饱含污秽的血肉之躯时，追逐时尚和光鲜的兴趣可能会大大减少。且不管这些方法是否包含了宗教元素，但“深观内心”这一行为确实能够降低外界资讯的干扰，不失为建立内心秩序的第一步。这也是不少非宗教人士（包括我）也学习冥想的缘故。可惜佛陀的继承者们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这些心灵治疗方法，比如佛陀提出因果论后，上部座非得去总结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少个因，佛陀提出苦集灭道后，他们又非得去总结这世间到底有多少苦，最后陷入了概念性执着。
西方积极心理学家们也在建立内心秩序上作出了较大的努力。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在《心流》中硬生生地造出了“精神熵”的概念，认为精神会和物质一样处于无序状态，而当身心处于和谐状态时，我们就能体验“心流”（又是一个概念！）。要达到心流，我们就必须控制意识。他举了许多关于攀岩爱好者、作曲家之类的例子，认为当他们全神贯注于某个目标，即处于“负熵”状态时，就能体验到“心流”的美妙。米哈里用西方笨拙的叙事方式来阐述一个东方的理论，认为人类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下，哪怕是在集中营里，也有体会“心流”的可能性。
支撑“心流”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寻找人生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找到某个方向并为之努力的时候，这一辈子都有可能体验“心流”。为此，米哈里还举出了拿破仑的例子。许多西方人士总是习惯性地将“意义”归结为引擎性的原动力，其实“意义”本身也是一个难以得到精准解释的概念。
如果我们忽略了米哈里创造的概念，会发现他不过是讲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唯有专注才能快乐。至于如何做到专注，米哈里认为首先得有个合适的目标，其次得有将目标转化为挑战的心态。我们能够在后来的成功学中瞥见这些理论轨迹的影子。
为防止断章取义，建议读者可以去阅读他的著作，毕竟比起“凌晨四点起床”之流，他的书至少能给人一定的启发。可惜的是，尽管他借用了物理学的概念来阐述心理学的内容，但很难让饱受精神折磨的人们产生共鸣。因为他所描述的“心流”在于人们能够化困境为挑战，并且能够深入地体会挑战的乐趣。而这点在恐惧症、抑郁症患者以及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恐怕难以实现。在我以为，与其孤立地制定所谓的目标，不如在看清现状的基础上接受现状。当我们明白那些不可控的思维来自哪里时，就会客观地看待人脑作为“概念接收器”的现实。我们在受限的范畴内不能改变自己的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我们无法在短期内推翻自己的处世意识，哪怕知道它有弊无利，但至少明白自己的杂念是怎样产生且为什么产生的。我们要接受“所有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和真实的世界大相径庭”的事实，最终接受处于现状的自己，哪怕他（她）并没有达到你想象中的完美程度。
对这个过程产生清醒的认知并不容易，更别提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我曾劝说一位抑郁症患者少上网，然而他说现在已经什么都干不了，如果连网都不上他会发疯。事实上，一个还学不会恰当处理信息的抑郁症患者面对网络信息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但他们极度害怕自己身陷空虚，必须得用现行的方法来填充自己的生活，然而形式上的填充只会让他们在抑郁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认知现状并非屈服现实，而是建立心灵秩序前的准备。我们要明白，信息之所以有害处是在于我们时刻利用概念去判断它们，这就像给杂念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养料。如果我们用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自己，而不是用概念去判断外在事物（包括我们自己）的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优秀与卑微，这个世界所呈现的面貌会和以前截然不同。比如当我们思维不受控制胡思乱想心猿意马时，旧有的做法是极力控制，并且会对这样的自己感到失望，但现在我们至少明白了，这些意识就像飞进卧室的苍蝇。你能控制苍蝇吗？即使你关上门窗，打死了房内的苍蝇，也不能阻止隔壁某位梦想成为歌星的年轻人嘶吼的声音。
即使我们知道自己扮演着“接收器”和“传声筒”的角色，也未必能够摆脱它。最终我们认为自己在承受着某种程度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外界赋予的。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之所以产生痛苦，是因为我们企图用外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接受的信息，并企图赋予这些信息以概念性的意义。比如我们会把别人对我们的指责定性为“侮辱”，在某种不适宜的场合下，我们会把别人的表扬视为“讽刺”。就这样，社会用概念性信息来改造我们，我们又用概念性信息去判断社会和他人，精神夹在两者之间，成为了概念的牺牲品。
如果意义是一种概念，那么痛苦就是意义的副产品。即使我们懂得所有的“意义”都是虚幻的，也不可能立即停止错误的价值判断（判断本身就是不可取的行为）。更可怕的是，当我说出“意义都是虚幻”这样的话时，很多人都会认为我是个虚无主义者，事实上我只是想消灭“意义”的概念，而非我们追求生活摆脱痛苦的原动力。这正如我们只是想摘下面具扔了面具，露出真实的藏在概念背后的自己，而不是自杀！
建立内心的秩序之所以难，在于我们很难用新的思维方式去代替旧有的。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地观察旧有的思维方式是怎样运作又是怎样来伤害我们的。我们不管到达怎样的年龄，有着怎样的身份，关于认知环境的事儿永远在路上。如果我们遭受了某种不幸，比如失恋，比如遭遇车祸，比如损失了钱财，要记得不是外部的苦难让我们痛苦，让我们痛苦的是对这一系列环境苦难的认知以及由认知带来的态度。如果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生，却沉陷抑郁与焦虑，与其问自己一万个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不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是发生的事儿我们还没有能力看见，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和心去看问题，而是用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去判断问题——你的心经不起折腾，你的思维却毫不知情。
最终，所有对环境的旧有认知铸就了现在的自己。你有怎样的思维方式，你表现出来就是怎样的人。我们的焦虑、恐惧和愤怒都是童年以来所有认知相互融合又相互冲突的结果，我们身陷在由概念性认知造就的苦海当中不能自拔，且由这些焦虑、恐惧和愤怒制造出更多的世界性悲剧：空气污染、恐怖袭击、贫富差距、战争、专制……
卡伦·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中很详细地描述了神经症患者内心冲突的种种表现，她将冲突分为顺从型、反抗型和疏离型等，这位敢于同弗洛伊德叫板的女专家要命地点出了一个事实：大部分神经症患者在无意识地情况下为解决内心冲突作出了许多徒劳的努力，最终的结果却让冲突越来越严重。精神分裂本身就是患者无法解决内心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
弗里兹·李曼同样在《直面内心的恐惧》一书中将患者分为精神分裂、忧郁、强迫和歇斯底里人格。尽管我并不赞同他们采用西方式概念分类的方法去讲解心理学，因为我不认为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我们的心理问题，但他们也同时承认，同一个人身上绝对不会只表现出一种类型的冲突，只不过是谁占优势的问题。重点是他们都没有讲清楚，内心冲突的源头在哪里。
如果把这种冲突的源头归结于内心，这未免过于单纯。当我们从小接受了无数的固有概念和价值判断时，会意味着外界涌入的信息带有可怕的矛盾，而我们对矛盾本身无能为力，只能用旧有的矛盾性的价值观去判定新的矛盾，这一过程实质上没有任何功效。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大量的垃圾信息已经足够混乱我们的思维，让我们产生杂念，不能集中思维，不能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生活，但还有更深层次的信息，即带有价值判断的信息不分选择地输入我们的头脑，造成我们内心价值观的分裂。
因为外界的价值观本身就是不稳定不平衡且相互矛盾的。只要随意翻一翻微博等媒体平台，你就能发现这一点：有许多人正用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理解的方式去说话和做事。甚至在你眼里，有部分行为很难用“人”的道德底线标准去衡量。随着信息的开放化，我们才知道有些以为只能发生在电影和小说中的情节原来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可是，当我们去判断这些人和事时，是以“正常”的人的角度去定位自己的。只是我们眼中的自己往往和别人眼里的你大相径庭。两者的看法都不见得真实。我们无法保证自己是否掩饰了内心的冲突，无法保证自己内心的价值观是否统一。但有一点恐怕能取得认同：不管基于怎样的理由，我们在别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绝非完整的自己。还有让我们羞愧、自卑、反感或者恐惧的一面无法展示出来，我们明确知道，一旦展现出来，我们恐怕很难立足于现实。
无法展现真实自我是这个社会的常态，几乎无人可以免俗。但无意识地掩饰自己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接收外界的价值判断，并且被迫认同或反对。奇怪的是，我们内心能够对相互矛盾的事物进行认同，比如我们喜欢独处又害怕孤单，我们能够爱一个人又无法忍受他（她）身上的细小缺点，我们厌恶追名逐利但如若有个能力较差的人爬到了我们上头，心里也会无比的失落……
心理学研究的痛点在于它无法解决社会背景环境问题，只能将患者视为孤立的对象来研究，它当然能够解决一些生活性问题，比如创作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婚姻沟通等，但无法撬动人们的认知基础。更何况心理学家们也根本不在意这一点：他们本身就是采用研究疗法，即从实验中产生数据，从数据中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和治疗身体疾病如出一辙。甚至在一些心理学著作中，我无法判定人和小白鼠的区别。事实上，人内心的冲突不过是外界冲突的投射，外界的实质是社会群体的集体意识，投射不一定是当下的，但一定是连续性和动态的，我们的目的不是用数据去证明这一事实，也不是给冲突的类型进行概念性分类，而是将眼光放在改变认知基础的可能性上，唯有如此，才有建立内心的秩序。我们不能想像一个内心涣散，任各种念头肆虐且对负面情绪毫无策略的人能够幸福。
从内心冲突的角度说，人不仅是观念的“接收器”，他还必须被迫或主动地消化这些观念，观念能够塑造人也能够破坏人，但不管是塑造还是破坏，这一过程都极其痛苦。痛苦是人生的常态，逃避痛苦等于逃避了我们的人生，而逃避本身又是新一轮痛苦的开始，因为逃避本身就是不可实现的。
如果我们以为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认知就不再具有开放性。概念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是封闭式的，是二元论的产物。比如我谈到接纳痛苦，许多人内心就会产生抵触，因为在他们的旧有思维中，快乐和痛苦是绝对对立且水火不容的存在，接纳痛苦意味着驱逐快乐。他们甚至会举出许多例子，告诉我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人正在快乐地活着，生活是美好的，仿佛我对此并不知情。
概念带来的二元论恰恰是我们旧有思维的基础，概念总是试图给我们的生活进行分类：这是好的，那是坏的；这是善的，那是恶的；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我们一旦认可二元论，就必须按照其制定的标准进行站队。许多人类的悲剧，例如战争，最初就是从站队开始的，它和儿童过家家游戏并没有本质不同。主动选择站队一方的人，几乎不会认为自己所做所为有什么不对，哪怕其逻辑荒谬之极，尤如某些明星的脑残粉。就一些公共热点问题，让公众进行站队然后相互叫骂成了媒体的拿手好戏。他们并不介意为了自身利益摧毁人们的思维。同样，在网络上叫骂相互指责的人也并不介意自己成为媒体的工具，相反，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哪怕他们的言辞只是单纯的情绪发泄。正义和邪恶是我们自打出生以来一直被灌输的二元论概念，心理学上的确有“表达即正义”的幻象，即不用背负后果地骂一个“坏人”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我们自身是个充满正义感的好人（自我满足感），这大概是对网络上键盘侠最好的心理诠释。
消灭概念的实质就是消灭我们的二元论观念。二元论不是理论，更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判断方式。大乘佛教是反对二元论的，所以提出了“不二”的空性思维方式。《心经》中所述“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即是“不二”思维的体现。它不仅是简单意义上“万事万物皆有联系”的哲学论断，更不仅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人文论述，而是给了我们观察世界和自我内心的一种全新方式。只是，在东方文明消失殆尽的今天，这种方式缺乏实施的文明背景和思想土壤。换句话说，你即使认同“色即是空”，也会被色折腾得很痛苦，却不知空为何物。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并非观察和认知，而是判断。判断在我们的思维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因为那是处理外界信息的前提。为了保全自我，为了前途和提升，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判断，以期修正自己的航向。这是一种经长期浸淫后的下意识行为。改变判断方式的难度不亚于将自己的头脑重新改造一番，但我们如果在对一件事物或一种现象提出看法时，能够警惕一下“二元论”，思维方式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如果非得判断，应该将重点放在和自身关系密切的事情上，这样就能减少外界无关信息的干扰。奇怪的是，我们这一国度的人不管自身过得有多么不堪，也喜欢动辄就对社会现象进行评论，所谓评论其实不过是站队，这也是“巨婴国”的具体表现之一。
如果不顾其心理因素，思想者对“巨婴”们进行思想启蒙就会陷入一种虚无的境地，对此鲁迅先生有过极为深刻的描述。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身为思想者的鲁迅，作为痛苦者的鲁迅，其对心理学的了解和对人性本身的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是思想者，教育者、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凡是种种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和专家们，不管有意无意，都似乎犯了心理学缺失症。而有心理学经验的专家又很少对群体化心理进行研究，哪怕有“社会心理学”这样的门类，其出发点也绝不是为了让人们摆脱普遍性痛苦。如《乌合之众》《房间里的大象》之类的著作，也不过是给一个已知的命题加些可有可无的注脚。明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但最后总会沦为政治家统治的工具、教育家愚民的武器和商业圈赚钱营销的法宝。
我们必须意识到，不管“巨婴”们有没有察觉到自身的局限，他们都处在一片苦海之中。他们不应该仅仅是被批判被嘲弄的对象，哪怕他们对痛苦早已麻木，哪怕他们只关心粮食只关心电视自私自利甚至唯利是图，哪怕他们随地吐痰随意插队一句不和就大打出手，但造就他们的绝不仅仅是他们自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从言论上否定了巨婴的社会恰恰是造就了他们的土壤。
我们所要反省的是认知的基础，即概念和二元论判断方式的局限性，而不是把所有责任归咎于社会就一干二净。要撬动认知，恐怕像鲁迅先生那样写小说和杂文是起不了大效果的，我们也并不期望官方机构能像重视政治教育一样重视心理学，更何况撬动认知基础极有可能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个工程是如此的巨大，如今一块砖都未曾搬动。
所幸的是，不管我们是谁，不管采取怎样的方式，人性本身都有摆脱痛苦的向往，正如植物都有向光性。对于那些在痛苦中挣扎但仍然坚持活着的人们来说，他们急需的不是思想启蒙，而是拯救心理的可能性。思想启蒙本身是个极具痛苦的过程，内心丰富的人不一定都是快乐的，毕竟像罗素那样的哲学家少之又少。改变对世界的认知，改变思维方式（具备思维的同时要具备应对思维的策略），哪怕周遭环境是如此恶劣，哪怕缺乏适合的背景，都可以成为一个人改变自我的方式，其关键点无非在于我们是否有直面自身痛苦和黑暗的勇气。
让我们把目光继续聚焦在认知上。
在未经心理策略训练前，我们的认知是一种基于概念性信息的原始反应（二元论的判断方式即是反应表现），恰恰是这种认知导致了我们的痛苦，它有别于天灾人祸等具体事件带来的精神折磨，是一种日常普遍意义上的痛苦，它的典型之处在于：我们把带有自身价值判断的世界当成真实的世界并作出情绪反应，痛苦在本质上是一种扭曲的自我保护本能反应。
在我们没有建立内心的秩序之前，改变认知对于大多数缺乏心理学知识的人来说是极为空洞的理论说教。如果旧有的思维让我们陷入精神苦痛，而短期内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哪怕它从各个方面看都如此合理），心理策略就会成为空谈。换成人话说，就是“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了，我也知道自己的思维方式有问题，但怎么改变？”
值得警惕的是，谁来判断这种认知结果的正确性？如果认知只能分正确和错误，岂不是新一轮的二元论？我强调的是旧有的认知导致了痛苦，却从未说这种认知是错误并且是必须否定的。说到底，我们旧有的认知真的一文不值？那也未必！我们可以尝试着抛弃二元论，再来回头审视自己的思维，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全方位地造就了现在的你，而不是单纯意义上痛苦的你。除了痛苦，其余部分也是它造就的，比如我们的良知、勇气和善意，包括我们对内心痛苦的抗争意识。正如我们看不见房间里的大象，痛苦涌起时，我们也会忽略摆在眼前的事实。
也就是说，认知不仅让你痛苦，你想摆脱痛苦这一行为也是它带来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多重矛盾体。建立内心秩序不是急于否定它，而是全面地观察它，接受它所造就的过去和当下。建立内心的秩序不是一个毁坏后重建的过程，而是融合与转化、直面与接纳。
尽管我们的专家绞尽脑汁，从基因、性格特质、遗传等角度入手，想弄清楚这世界是不是真的有天生的坏人，但无可否认的是，同样的环境不一定会孕育同样的人格。我不想讨论反社会人格等极端的问题，只想从普遍认知上去解析普通人的心灵痛苦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能够得出另一个结论：对环境的认知并不仅仅带给我们负面情绪，它也可能会让我们的内心强大起来。我们如今所拥有的一切良好特质，几乎都是苦难所赋予的，没有苦难就没有对美好的向往，没有向往内心就不可能强大。
大部分苦难都不是个人所能预料和改变的，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我们总是天真地想过上一种没有苦难的幸福生活，以这种几乎不可实现的蓝图来对照现实，所以总是害怕失去、防备失去。如果说苦难是一笔财富，把苦难和幸福对立起来的人们或许会嗤之以鼻，但如果说我们的一生总是和苦难相伴，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反驳。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不管是否喜欢苦难，都难以逃避它的存在，同时苦难在给予我们负面情绪的同时，也给予了我们对抗痛苦的特质。
我们要消除的不是痛苦，因为痛苦和快乐不过是思维的副产品，我们要消除的也不是苦难，估计这种任务只有救世主才能完成，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救世主的模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自己的过去一个合理、客观、全面的解释，和内心作一次全新的对话：你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你，你的行为和你的思维是受了外界何种概念性信息的影响；你对外界信息的判断是否影响了自己的情绪，你有没有质疑过你的判断；你的行动是否跟得上你的思维，当你不认真生活（拖延）时，是用什么理由来搪塞自己的，能否有策略来应对或阻断杂念的产生……
这种对话不应该只有一次。我深信认真生活的人每天都应该认真和自己对话，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冲动后的懊悔和自责。当你尝试着这样去做的时候，改变认知的大门已经开启。
令人尴尬的是，那些内心痛苦的人往往很少把时间留给自己，仿佛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重大任务等着他们完成。他们害怕独处，害怕什么也不干时痛苦就会袭来。为了摆脱痛苦，他们一方面求诸于外物甚至是心理咨询师（比如我，把大量的时间留给了美剧和日剧），另外一方面又千方百计为自己的行为找出各种借口，证明这些痛苦的存在不是自己的问题。一言总结，内心痛苦的人一般都是懒惰的人，懒惰并不是指工作不勤快，事业不奋进，而是对内心的冷漠和逃避。
诚然，和自己认真对话并不能马上改变你的生活。甚至你旧有的习性会卷土重来，以更猛烈的姿态吞噬你，让你觉得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一个每天冥想的人并不见得每时每刻都能保持快乐，随着你深入地观察自己，可能要面临更多的伤疤更多的黑暗，这种征程远比我们想像得要艰难许多（或者说改变生活是一件永远在路上的事儿）。但我们必须改变，所有在头脑当中编织的的谎言和借口都不过是思维的把戏，唯有痛苦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无数次地体验痛苦，却从不知道痛苦并不来自过去，而是来自对当下的不满与无所行动之间形成的强烈的内心冲突，来自于自己的认知方式。思维有时候并不是我们的朋友，在关键时候它很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它是外界概念的投射），它会用尽你难以想像的方式来尽力将你拉回到以前的状态，因为在那里，你很痛苦，但它很舒适。
所以，警惕你的思维，且随时准备应对你的思维！这就是所谓的行动！
应对思维需要智慧，但智慧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这正如我们做生意需要本钱，做生意又是为了赚钱。智慧是一个极具蛊惑力的概念，正如我开篇所说，因为概念的不确定性，我们很难去精确地描述。
这时我们可以暂时把智慧撇到一边，制订一套应对思维的策略。请记住，运动和冥想只是一种辅助，它如止痛片一样，虽然没有副作用且能在短期内缓减杂念，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你的痛苦。除非你的痛苦源于生理性，或者源于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非认知问题。
一个抑郁、焦虑的人会经常在同一个地方摔倒。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负面情绪产生时的情境：碰见一个讨厌的人，遇到一件超出意料的事，别人的一个难以言说的眼神，噪音，臭味，混乱的房间……可能都会让他备受煎熬。既然如此，如果精神没有麻木，他就有能力预见这些场景产生的可能性，在此之前及时进行思维阻断。进行思维阻断绝对是负面情绪产生时的应急利器，它同样不是概念，而是在旧有思维产生时有意识地用自身认可的新思维加以阻止的行为。
作为应急利器，思维阻断已经被心理学家证明是认知疗法中极为有效的措施之一。但心理学家没有告诉我们的是，思维阻断本身也隐藏着陷阱。如果新式思维并不能反映内心的真实，它不仅不能缓解抑郁，反而会增加内心的压力。它很可能是一个虚假的理想化的形象，也可能是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这一切都会以“你正确的道路”“你必须的方式”进行呈现。它的本质不是直面，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隐藏极深的逃避。
这个社会的生存价值理念，包括宗教在内，依然在这方面对我们进行着可怕的信息轰炸。但这种轰炸是隐性的，我们甚至觉得自己认同这样的看法（这就是价值接受）。比如自律。比如博爱。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来源于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时，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失败来源于拖延、懒惰等习惯时，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并非他所想要却无力改变时，他的本能反应不是观察自己的内心，而是企图直接通过行动来改变旧有的模式。这也是某些人想要通过凌晨四点起床来改变生活的幼稚之处。于是这时就有“自律”的概念产生。比如你想躺在沙发看一部电影时，自律就会催促你，让你加紧工作。可能一开始你会听从它的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律的作用愈加淡薄，甚而到最后完全无效。这时候又会有无数的人和无数本书告诉你执行力和意志力是多么重要。
这不是思维阻断。自律甚至称不上思维的范畴，它的本质不过是二元论的判断。你并没有接受内心的真实想法，相反，你把自己当成了一头必须要拉磨的驴来使唤，你对过去的自己是不满的，对如今企图躺在沙发上偷懒的你也是不满的。而当自律无效时，你对达不到目标的自己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失望、自责、自暴自弃……这些情绪都会在最后联合起来摧毁你。
博爱也是一样。许多宗教宣称要爱众生，要看到那个冲你发火的人也和你一样深陷痛苦，如果你产生了不好的思想，比如对某个漂亮女生想入非非，必须要进行忏悔……这些看上去都是极其有道理的言论，然而对于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这些话和毒药无异，因为他们早已习惯将一切过错归咎于自己。我们不去判断这些话背后的道德意义，更不应该去评判对与错，但就我认为，一个人首先要做的事是爱自己。我从不相信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能爱众生。当全社会都充满了孤独寂寞的言论，所有人都渴望着有人呵护，这只能证明我们缺乏了爱的能力。
思维阻断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它属于心理暗示的范畴。基督教用祷告来作心理暗示，而佛教把之称为“偈”。弗兰克·赫伯特小说《沙丘》的主人公保罗经常念叨着一句话：“我绝不能恐惧。恐惧是思维杀手。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小死神。我将正视恐惧，任它通过我的躯体。当恐惧逝去，我会打开心眼，看清它的轨迹。恐惧所过之处，不留一物，唯我独存。”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没有任何标准答案。个体不同，所需的心理暗示也不一样。它不是催眠，更不是洗脑，而是让认知回归到自我能够认可的方向。我们绝不能在心理暗示中肆意拔高道德标准，也不能急于否定自己的黑暗面。一个经常焦虑的人如果下意识认为焦虑这一行为是不对的，心理暗示就毫无作用。他必须面对焦虑，且在焦虑中看清过去的自己在当下的影子，同时和他平心静气地对话。我总结出几点具有普遍性的对话特点可供参考：
1.负面情绪只是一种警告声，和眼前发生的具体事件无本质关联。这意味着我头脑当中的念头并不是负面情绪产生的直接原因，不，它仅仅是替代品。替代品有很多，比如对于过去不幸的记忆，耳边妻子的一句唠叨，甚至对于未来发生不幸事件的胡乱臆测。思维不会因为我自以为不再弱小而停止警告，所谓的强大，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学会在别人面前隐藏弱小而已。但弱小也是被允许的。真正的强大应该不是没人敢再欺负我，而是即使所有人都欺负我，我也不欺负自己。
2.负面情绪只是外界概念性信息入侵的结果。我们所有的认知都源于现有的环境，它不仅构建了我们内心的认知基础，而且影响了我们的判断方式。我们以前对这一切并不自知，更谈不上质疑。如今我们知道，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代价就是承受它的价值浸淫。我们有重建内心秩序的可能性。不能推倒重来，那就逐步进化。
3.我不嫌弃过去的自己，他即使满身缺点，也成就了现在的我。旧有的认知并不一定全部都是糟粕，因为认知是双重矛盾的结合体，这意味着你的思维从来不是单向性的，你本身充满矛盾，当你意识到痛苦时，你也充满了对愉悦充盈的向往。这种向往就是你的行动力所在。
4.我在呼吸，我会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我很安全。我们大部分人所感知的痛苦和基本的安全并无联系，我们应该庆幸自己不用担心明早起来会不会恰好有一颗炮弹飞进窗户。看清自己需求的底线，仅仅是呼吸、吃饭和睡觉。这是除人外几乎所有动物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如果连好好呼吸好好吃饭好好睡觉都做不到，你生活的态度连动物都不如。
有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好好呼吸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明显无视了人类的情感需求，如果这样，人类和动物还有何区别？当然有区别，动物做不到这点是因为缺乏条件，它们随时得应对生命危机，要知道，不仅是动物，不论历史还是今天，也只有一部分的人类才有这种条件！事实上，当你诚心去做的时候才会知道，要做到这三点具有极高的难度，它们其实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真正体现。
人生仅仅是一场心灵的内化，不管处在怎样的环境中，不管是与怎样的人相处，最终只会归结为我们早已遗忘的事实：呼吸、吃饭、睡眠……所谓智慧，不过是意识到生活其实很简单这一事实，并据此驱逐恐惧，升起信心。这是与外界的规则、价值以及附带的观念相剥离的过程。我们所以为的自己，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社会体系包装的假象，是比较、竞争和评判下苦苦权衡尊严与恐惧的生命。
请您想像一下，现在外面PM2.5已经爆表，你的肺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折磨，你日夜担心自己会得肺癌，于是戴上口罩，购买了空气净化器，做足了所有防备的措施。事实上，这些措施很可能只是在自我安慰。更何况你不能不上街不能不工作，你得在这个雾霾笼罩的地方生活下去。事实上，外界在宣扬环境治理如何有效，经济如何繁荣，人们的生活如何富足……
如果连PM2.5这种能够量化的指标我们作为个体都没有办法应对，何况隐性的信息轰炸？何况从小到大的价值观教育？你的思维从一出生就沉浸其间，你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都证明你是这个时代的普通一员，那么很显然，你的痛苦并不独属于自己。任何一本心理学著作都不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痛苦并非个体意义上的痛苦，它具有普遍性，它是一种文明病症，只不过每个个体的反应不同而已。你完全可以举例说明你身边的每个人都不如你那般痛苦，他们看上去甚至很幸福。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却完全没有发现自己在用二元论的方式去判断别人和自己。所以经常有人会去提问“什么是幸福”，却从来不知道这是个伪命题。
当你说出“我想要幸福”时，已经表明了你对现实的不满态度。你并不是想要学习幸福的方式和能力，而是以为摆脱现状就能幸福。比如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想要一段幸福的婚姻，但婚姻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让幸福变得更加幸福，让不幸变得更为不幸。所以让我们选用另外一种思维再来想一想：
我们应该如何脱离苦海？
据说脱离苦海是佛家毕生的追求，他们要普渡众生，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要采用各种合适的方式来点化我们。但几千年过去了，苦海还是苦海。于是《金刚经》中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据说佛教为了方便给大众说法，有胜义谛和世俗谛的区别。不过这两谛并非佛陀提出，而是一个叫龙树的人在《中论》中讲述的，后来大家都用胜义谛和世俗谛去判别佛经，这样就能够解释在佛经中许多看似自相矛盾的表述。且不管这样做是否有取巧之嫌，我们暂且用胜义谛的角度去设想，如果连苦海都是空的，连我也是无的，还需要脱离吗？
我没有慧根，但坚信佛家所讲的“空性”绝不是“什么也没有”。它不是概念，所以也找不到相关的解释。我们不妨这样去理解，它是超越了概念的词汇，仅仅是一种观察的行为，是一种全新的认知方式。我们不必强迫自己去接受这样的认知，但却能够得到一种启示：所谓苦海，仅仅是一种概念而已。或者更进一步说，概念造就了苦海，也造就了我们。这几乎是本文从头到尾讲述的唯一内容。
正如我们摆脱不了PM2.5，同样也摆脱不了所谓的苦海。脱离苦海和永恒幸福一样，是一种极其虚无而不可实现的做法。我不相信谁能永远摆脱痛苦，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如何接纳痛苦的自己而已。既然摆脱苦海不可实现，我们必须换一种提问方式：
我们如何学会在苦海中游泳？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苦海，它一定具备其它重要的内容，哪怕你视而不见。这正如你戴着口罩行走在雾霾浓重的大街上，也不意味着你的生活只有雾霾，因为那不可能是你生活于此处的理由。你不能决定自己出生在哪儿，甚至也很难决定自己用怎样的方式生活，作为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局限不意味着无所为，只是当你在内心发一万遍的誓要搬到一个环境清新的地方去居住时，也不用去愤恨现在的环境。如果环境真的令人愤怒，至少你不要去怨恨镜子前这个摆脱不了现状的自己，因为这个世界也许存在没有雾霾的地方，但却不可能存在没有痛苦的天堂。
你不应该是一个在苦海中行将溺死的人，你应做一条在苦海中穿行自如的鱼，你来自苦海，你本就属于苦海。
写这篇文章时，我极为谨慎。短短二万多字，我近乎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来构思和修改。倒不是要借此给别人留下认真写作的好印象，而是因为它是我探寻心路的不完全记录。尽管多处用了“读者”之类的词眼，但这篇文章主要是写给自己的，它凝聚了我近年来的困惑与思考。对我来说，很多时候写作仅仅是思想的表达。
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一提笔可能就会居高临下，将自己当成了策略提供者。这是我谨慎的原因所在。我从来不是以后也不会是一个心理学的研究专家，所以从头到尾都指导不了别人。相反，恰恰是因为没有人指导，我才被迫自己思考自己探索，从而形成了这样的文字。它不需要别人的认同，自然对于那些急于寻找答案的人来说毫无用处，如果非得去寻找所谓的意义，只不过是启示别人，这世界还存在另外一种思维方式。而这一点也可能是极为虚无的。
市面上的心理学著作极多，不用说鱼龙混杂，根本就没有几条龙存在。大部分国外的心理学著作要么是大学的讲义合集，要么是某人的心理学研究论文，当然，还有更为低劣的软文鸡汤。出版商为了利润，给这些集子取上一个极为吸引人的名字，用一种奸商的语气告诉别人，读了这本书就能解决读者的痛苦。事实上，这根本就不可能。心理学发展到今天，还没有为大众所用，这很大原因在于它从来没有正视过我们的环境，也没有质疑过我们的思维方式。心理分析只限于个人的精神病症，却无法就这种病症的普遍意义进行深挖，因为他们不是社会学家，不，即使是，他们也无力去改变什么。
更糟的是，他们所分析和研究的方式也是基于整个社会所通用的思维方式。他们让你填写表格以判定你是否具有精神病症，他们对每种病症，比如精神分裂症，进行治疗实验和统计，并探究各种物理治疗的可能性。随着大数据流的产生，我们的病症都是概率说了算，我们不再是生命本身，我们的行为只是大众行为数据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针对我们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对症下药”，就好像医生根据验血结果来判定我们是病毒性感冒还是细菌性感冒。
问题在于，我们身而为人的痛苦仅仅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吗？它可以通过某种明确的方式或药物得以治疗吗？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我发现我们所谓的社会心理病并不是道德上出了问题，也不是生活节奏变快欲望变强的原因，你指责别人不讲道德就好像指责一个犯了秽语症的人嘴巴不干净一样。不，是我们的认知出了问题。更要命的是，不是少部分的人在认知上出问题，它植根于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个社会就是制造心理病症的温床。往远了说，当西方文明取得了全球的认同并让经济得以前行时，我们都忘了它的致命缺点，它试图解释一切的秉性确实让科技突飞猛进，但其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却完全不能解决我们身而为人的问题。一旦思想观念成为一台零件俱全的机器，其所宣称的个体自由在实际应用当中根本不可实现。我们的孤独不会因为多了微信和陌陌而减少，但这些软件却能因为我们的孤独而不断升级。
解释需要表述，表述需要概念，但概念并非万能，它试图区别此物与彼物的不同属性，一旦涉及心灵，这种功能就完全失常，因为我们内心的冲突是如此错综复杂，完全不能用“什么是痛苦，为什么会痛苦，怎样才能摆脱痛苦”这样的三步法来解决。
我在思考过程中，惊讶地发现佛学早就在几千年前看到了这个问题，它甚至想尝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佛学最想破除的是“我”这样的概念，因为它是所有概念之首。遗憾的是，继承者不见得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相反，他们现在正热衷于制造和解释各种佛学概念。
不去执着于概念，就意味着能够深入观察事物的原本面貌。比如当我们听到“酸”这样的词时，牙齿就会作出反应。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听到恐惧、愤怒和抑郁这些词眼时，心理也会有条件反射。可是，这些负面情绪需要背后的概念作为支撑，这种概念即你负面情绪产生的对象。但是，你负面情绪产生的对象和概念本身是有区别的，看恐惧电影也能让你感到恐惧，虽然你知道里面的一切都是假的，但这种理性思维却对神经反应没有任何作用。我们所讲的恐惧症，其对象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事件或人，它是一连串思维的反应。
我们哪怕再努力，恐怕也很难在认知上完全割除概念。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概念并非全部的事实，因为它是一种受限的表达。你永远无法观察到事物的全部面貌，哪怕在你眼前的是一枚硬币，你也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面。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在我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单纯的痛苦存在，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自以为知道了全部的事实，是因为我们不经观察地接受外界的概念性信息并把信息当成了事实，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认知早已经给内心进行了分类，哪类事情是痛苦的，哪类事情是快乐的，你所做的痛苦的事很多，快乐的事却一件都难以做到……
现在，让我们深呼吸三次，然后再闭上眼睛，全面观察自己所处的环境，再想一想自己永远看不到的硬币的另一面。你那位暴躁不讲理的父亲，你那位老是给你穿小鞋的上司，你银行卡里可怜巴巴的数字，你那份完全不适合自己性情的工作，你那从淘宝买来的价格低廉的衣服，你用一切不快乐的元素所组成的生活，把他（它）们翻过去，呈现给你的另一面又是什么……
我要让所有的苦难都成为我的禅，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去阅读自己。
这是我对自己人生的定义。它不再具有任何标签，它不再需要任何凭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