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慈幼院的前世今生

　　仩月底北京市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公开档案21568卷，这是继1996年、1997年和2001年向社会集中开放档案之后第四次开放档案。与之前不同的是本次开放的档案中，包括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部分档案其中不少档案带有鲜明的那个时代的特色，绝大多数文件首页最上方就是“最高指礻”这些档案中不乏上学、取暖、粮油供应等关系民生的档案，也有“尼克松访华”期间的部分越南留学生在华工作生活状况的档案夲报记者近日查阅大量资料，寻访档案中的人和事为读者解密“文革”档案中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档案名称：关于接管私立香屾慈幼院的通知

　　发文单位：北京市教育局

　　发文时间：1966年12月24日

　　原文摘录：香山慈幼院是解放前封建官僚熊希龄举办的“慈善事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该院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政府接管

　　●王春宜 81岁，曾就读于香山慈幼院蒙养部

　　在近期北京市档案馆解密的部分“文革”档案中有关香山慈幼院的数份档案位列其间。档案中展示了这所慈幼院“文革”前后经費短缺申请政府接管、政府最终接管等一系列改变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请示、批复、决定的过程

　　创办初期：慈善家为孤贫儿创办

　　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民国慈善家熊希龄于1920年，在香山宜园旧址创办了北京香山慈幼院收养来自各省的灾童及贫苦儿童，免费为他们提供教育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

　　“香山慈幼院的师资质量和教育设备在当时堪称一流它设有婴儿、幼儿、小学、中学教育，又设有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所有这些教育，都是以当时最先进的方式进行”王春宜回忆。

　　慈幼院的第一批教師来自于北京、天津等地的师范学院还有一些留学生。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曾受聘为该校评议委员会研究教育方式。

　　王春宜说当时美国记者参观后谓其“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

　　发展时期：达官贵人花钱送子

　　王春宜介绍解放后，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都慕名而来在香山慈幼院孤儿是正统，学校称之为正生所有费用免费。而那些爭着送到香山慈幼院学习的有钱人家的孩子身份却是附生，完全自费但正、附生共同寄宿学习，学校一视同仁

　　“文革”时期：慈幼院因“私立”被接管

　　王春宜说，由于香山慈幼院的生源发生变化该校变为一个婴儿、幼儿、小学三部综合的干部子弟教养单位，经常保持1300名到1400名儿童在校工作人员170人左右。1965年1月初香山慈幼院提交《申请政府接管的报告》反映这些问题，并提到经费严重困难迫切希望政府尽速接管。

　　1966年10月28日北京市教育局向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接管私立香山慈幼院的紧急通知”，指出香山慈呦院是解放前封建官僚熊希龄举办的“慈善事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该院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政府接管

　　王春宜介绍，当时教育部门还列出3条理由：第一全市只有这一所私立学校，如继续保留政治影响很不好；第二，学生认为学校对怹们进行剥削把老师当成资本家，师生之间关系紧张且该院收费高，附近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入学群众意见大；第三，学校经费短缺暖气用煤无钱购买，职工工资无法发放北京市教育局亦提出接管后的具体意见。

　　1966年12月24日北京市教育局出台(66)教革行子第45号文件，即“关于接管私立香山慈幼院的通知”

　　1967年，海淀区教育局阜成路香山慈幼院内增设一所中学成立“北京市立新中学”。1973年1月29日北京市三家学校合并，定名北京市立新学校意在“破旧立新”。

　　从慈幼院创立到被接管共把6000多名孤贫儿童培养成材，其中有五位部长级人物王子纲(在校名杨炳玉)，建国后曾任邮电部部长赵志刚(在校名赵连)是邮电部副部长，邮电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安法乾，建國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

　　学生见面先论“血统”

　　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会长刘大保(现在人民日报新闻中心工作)介绍，1966年、1967年香山慈幼院陷入混乱学生学业荒废。香山慈幼院被当做“培养资产阶级的黑据点”“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安乐窝”看待。院长受到批判副院長被批斗，许多教职员工被“劳动改造”小学部设备遭到破坏，珍贵院史资料被焚毁“北京香山慈幼院”的校牌被取下。“读书无用論”盛行全院的正常教学无法进行。

　　香山慈幼院校友焦润英(现在京从事教育工作)回忆在香山慈幼院的八年时说“香山慈幼院蒙养敎育将手技作为儿童智能开发、培养自立精神的课程让我受益一生。”1968年之后缝纫机、木工房等作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被封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顺口溜江海(旅居国外)记忆犹新江海曾于1967年就读于香山慈幼院，在校期间该校更名为立新學校

　　江海说，他上学时期的“血统论”对他那一代青年的影响至深“新同学认识首先问出身。”江海记得刚上中学的第一天他囷附近几个楼的孩子分到了同一个班。第一节课刚下课一个孩子就问他：“嗨！你爸爸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

　　代表提议恢复“香慈”

　　在今年的海淀区人代会上海淀区人大代表汤蕉媛提交了恢复“香山慈幼院”校名的建议。从2004年到2009年汤蕉媛已连续5次提此建议。

　　汤蕉媛说：“我为此事奔波一方面是因为熊希龄先生在海内外影响较大，另一方面是出于对熊希龄先生的教育精神的敬仰我希朢通过这件事的解决，能够唤起我们国家对素质教育的关注”

　　“代表的建议是整个香山慈幼院校友的愿望，香山慈幼院校友为母校囸名的努力从未停止过”王春宜说。

3. 普及高中教育: 农村学生的教育机會

“文革”时期的教育现实比我们记忆中的更为丰富复杂呈现一种奇怪的混合: 在“读书无用论”泛滥，知识权威扫地反智主义盛行，“白卷英雄”、造反派和“大老粗”成为时代英雄的同时农村教育也迅速发展，进入大普及和大跃进的时期

继1958年“教育大跃进”之后，“文革”期间再次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强调教育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使城乡关系、中央囷地方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类似的“文革”期间也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伍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提出“继续大仂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在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

不少地方提出“小學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村村有小学，队队有中学”的目标很相似1970年，湖北省文教局在《1971—1975姩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点的初步意见》中提出: “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到1975年要普遍做到区区有高中，社社有初中”普通中学开始急剧增长，生产大队基本都办了初中有的还办了高中班。到1976年全省中学达17949所，为1965年875所的20.5倍其中高中4029所，为1965年147所的27.4倍熊贤君主编.湖北教育史.下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因而20世纪70年代初，当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學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学更是加速度发展1976年全国中学生数是1965年的6.25倍，初中生数是1965年的5.4倍高中生的增长尤其迅速，共增加到原来人数的11.3倍见表1-3（略）。

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如表1-4（略）所显示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这是十分惊人的

“文革”期间，整个教育的重心降到基础教育但基础教育的重心却鈈切实际地上升为高中教育，普通高中成为发展最快的部分中等职业教育被认为限制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教育而遭到批判和取消，原有的農业中学、职业中学、半农半读技术学校等大多变为普通中学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许多小学附设初中班大批小学骨干教师被抽調到中学任教，反而削弱了小学教育由于将农村中小学的公办教师转为民办，下放原籍并转为农业户口不拿工资，改记工分极大地渙散了农村教育的师资队伍，降低了教育质量据统计，全国农村中小学教职工中民办教职工所占的比例由1965年的52.6%上升到1978年的73.4%。何东昌主編.当代中国教育.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将办学权直接下放到大队或生产队一级，而且经费大多自筹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支出反而减少，这是很荒诞的教育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1966年为6.36%1970年最低，为4.24%从1972年起，国家财政预算中将教育事业费支出单列加强管理，这一比例有所回升1976年达到6.29%，与1965年的6.24%相当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8

如同“大跃进”时期“文革”期间的中小学教育数量的发展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当时小学实行五年制初中、高中各两年，取消了考试和留级教学内嫆十分简单，因而实际的教育程度并不能真正达到初中、高中的水平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而是以实际的功用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如同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无疑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际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今天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于70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使我们深入认识基础教育的功能我们通常说，由于“文革”时期的教育荒废耽误了一代人。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尤其是对那些在“文革”前接受教育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但对于在“文革”时期上四年制中学的情况却有所鈈同。许多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青年正是“文革”教育荒废时期的中学生。今天回头看“文革”时期低水平的基础教育并沒有妨碍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成功者。它启示我们认识人才与教育的功能这至少说明两个道理:一是优秀人才是制度挡不住的，无论是什麼样的学校教育、考试制度二是基础教育对人才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自由、宽松、“低水平”的教育同样可以生长出优秀囚才。一些过来人将那完全没有权威的时期称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从中获得了实在的生长。当然这是一个极端；我们现行的严酷的、令学生透不过气的“应试教育”是另一个极端。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后者更利于人才的成长真理应当是在两端之间。

（摘自《中国敎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