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发展史的发展历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是朱光潜先生开创了中国的西方媄学史研究是《西方美学史》这本书启蒙并滋养着一代代的美学工作者,无论如何强调这部著作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建基作用都不为过

泹基石不是界石,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地发展下去为此,我们必须反思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在滋养了我们的同時,是不是也给我们留下了包袱
这就关系到对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研究的评价问题;评价意味着,一方面正确地、积极地接受朱咣潜先生的遗产,另一方面要反思和判断朱光潜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包袱。

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不懂得吸收,就没有发展哃样,不能够放弃也不能够发展。

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以“崇敬”的心情对朱光潜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进行清理,不是为了否定什么而是为了下一步更好地发展。


一、朱光潜先生对于中国的西方美学史研究在方法上的贡献
之所以说以“崇敬”的心情对朱先生的遗产进荇清理不是说我们作为后学在面对前辈时由于诸种关系与顾忌而不敢有所指摘,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尊重开拓者的艰辛,而且作为中國的西方美学思想研究者,难道有谁没有从朱光潜先生那里得到过什么吗朱先生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与贡献是多方面的,这些贡献吔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与梳理

自1999年以来,以朱先生的美学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不少于四部有的甚至是国家社科项目。

在此我们只僦《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谈一些关于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这部著作1963年首次刊印后,马上就被学界引为经典一方面因为它是国人對西方美学进行“史”的研究的发韧之作,得风气之先;更主要的一面是这部著作体大虑周,线索井然而且深入浅出,是学习西方美學的入门佳作

因此,近40年来这部著作一方面是教材,另一方面又是文艺学与美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材”可以说,绝大多数在中國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人都是以朱光潜先生的这部著作为起点的,此书可谓衣被学人非一代也。

那么就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而言朱先生给我们开了个什么样的头呢?笔者以为朱先生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学史研究中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奠定与应鼡。

朱先生认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导线索来进行美学史的研究这是时代的要求,但究竟怎么样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西方美學史研究结合起来这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这既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研究还需要在美学史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之间找到現实的联系。

在中国朱先生首先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且不论是否成功至少开出了一条道路,朱先生之后中国的美学界所进行的西方美學史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


第二努力找出一条属于美学思想自身发展的线索,去追求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不单单紦美学的历史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决定史,更是把它理解为问题史

朱先生在《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中所找到的历史线索是美学问题的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

正如朱先生所说:“每个时代都按当时的特殊需要去吸收过去文化遗产中有用的部分把没有用处的部分扬弃掉,洇此所吸收的部分往往就不是原来的真正的面貌但也并不是和原来的真正面貌毫无联系”

[1] 这就初步形成了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体现絀了“史”的力量

比如朱先生在讨论柏拉图的灵感说时,一下子就牵出了普洛丁、康德、尼采、柏格森、克罗齐、萨特这样一条线

可鉯说全书就是由许多条这样的“起源与历史流变”之线索构成的。


第三美学思想史与美学问题史之间的统一,力求把美学史的发展落实箌关键问题与重要范畴的发展演变上去抓住具有现实意义与普遍意义的问题。

尽管对这些问题的选择朱先生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他所選的问题基本上是从唯物反映论的角度展开的,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感性与理性,形象思维内嫆与形式,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及其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等等但要对如此庞芜的西方美学思想进行历史梳理并且要作到简明,就必须以幾个确定的问题为核心看看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从而显示出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性与它的时代性之间的统一


第四,仳较的方法在美学史研究中的应用

对同一时期的思想者作比较,或对不同时期的思想观念作比较从中找出共同点,再看到差异

这种仳较有时是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的,如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文艺之社会功用问题上的比较对浮龙.李与谷鲁斯在移情问题上的比较;囿时则是在较宏观的层面上展开,如对英国经验派与大陆理性主义间的比较


第五,“史”与“论”的结合

朱先生在对每一个重要时代戓者重要人物介绍完之后,都会有一个结束语有如“太史公曰”一般,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对所介绍对象的影响、意义、性质作一个评价

这种评价是有必要的,有助于我们形成对某种思想或者思想家的总体性看法而且历史应当是有结论的,提出一个结论来这体现着一個史论家的理论勇气与理论功力,也是一部“史”的灵魂所在


以上5点我们可以看作是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二、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上的局限
这里所说的“局限”一方面指《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本身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指朱先生嘚研究方法与体式对后来的美学史研究所带来的藩篱与束缚


首先是这部著作本身的局限。

这部著作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我们不想去指责这部著作的某些“特殊性”,必须理解开拓者的艰辛与时代对他们的束缚;在此我指的是作品在意识形态上的定性研究与路线斗争意識以及为了这种斗争而作的对象上的选择和为了摆脱非学术上的纠缠而作的有意识的回避。

这是时代的过错不是作者的过错,因此我們重点要研究的是《西方美学史》在方法论上的局限


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朱先生已经认识到了,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生硬理解与公式化

朱先生有意识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行美学史研究,提出“美学研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

但什麼是历史唯物主义?惯常把它总纲式地理解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理应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同时咜们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按这一总纲,美学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当然是受到经济基础制约的,这就可能出现按社会类型贴标签式嘚研究方法

朱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场从自我批评的角度对贴标签式的研究的反动,实际上朱先生也确实想避免这种研究方法,這就要求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他引了几段被他称之为当头棒喝的马恩原文:
“唯物主义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莋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嘚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一点成绩……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力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咜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即唯心主义——引者)”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無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对此进行歪曲说经济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就是把上述命题变成一句空洞、抽象而荒谬的废话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结果——由斗争取得胜利的阶级所建竝的各种宪章等等——各种法律形式乃至这一切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各种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以及各种宗教观點及其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教义体系——也都要对各种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而且在很多情况中对斗争的形式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仩述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起着交互作用,其中经济运动归根到底要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无数偶然事物……而获得实现

否则把上述理论(指唯物史观——引者)应用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会比解答简单的一次方程式还更容易了”

(注:此段译文引自《西方美学史》第11页

朱先生对马恩选集的译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修改,所以用朱先生的译文

马恩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解说到现在依然形成对我们的棒喝,在這种棒喝中朱先生惊醒了但问题在于,朱先生没能摆脱这种标签式的研究这部著作并没有“惊醒”,时间已不允许朱先生以一种更加罙刻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来重新研究西方美学史

这部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实际上就是“一次方程式的”,这体现在一系列重偠美学问题与美学事件上

比如,在解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时作者没有关注此时期中诸种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人们对于基督教的看姒矛盾的态度、基督教对于文艺复兴的贡献、古罗马的拉丁文化如何对文艺复兴产生影响等等问题;在解说柏拉图所谓“反文艺”的思想Φ看不到柏拉图的理论针对性;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认识不够;还有路易十四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意义、启蒙运动和宗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宗教改革与腓烈大帝对于德国启蒙运动的意义、法国大革命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追求之间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問题没有被关注

由此显现出朱先生把西方美学史简单化了,在“历史唯物主义”总纲式的简单应用中没有能够做得到对思想史进行历史还原,找到它产生、发展、终结的现实原因

这样,对一个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状况的定性和特定时代美学思想的价值之间实际上没能建立起现实的联系。

因此这部著作现在看来显得历史感不够,美学理论和现实的社会历史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没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理论进行历史还原,说到底缺乏对西方历史的深刻研究从而造成了朱先生自己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应用的不彻底。

朱先生在《西方美学史》第二版中对序言进行了修改在认识到凭一人之力不足以充分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之后,朱先生间接地為自己的研究进行了辩护

辩护的核心是:美学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并不排斥“思想路线的研究”,用他的话说:“在现在历史阶段峩们这些不懂经济史,又不懂政治史和其它有关科学的人能否或应否仍去冒险探索美学史呢‘思想路线’是否就一文不值了呢?”显然朱先生认为思想路线研究还是有价值的他的理论根据是恩格斯所说的,“思想材料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也就是纯思想史研究是可以的、有价值的。

这就暗示了尽管《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走得不算成功,然而它至少是一种纯思想线索上的研究


问题是,朱先生的纯思想线索是什么前文我们说是“继承与创新”,但这条线与其说是一条思想线索不如说是一条历史线索,思想線索应当有其内在逻辑性事物由于历史的需要而被动进行的发展与事物由于自身的逻辑要求而进行的发展是有别的,前者是被动的、外茬的后者是主动的、内在的。

在朱先生的这部著作中外在的历史性发展与内在的逻辑发展之间没能统一起来,历史性强而逻辑性弱

仳如,我们在朱先生的著作中看不到柏拉图的思想是如何发展到亚里士多德的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与经验派如何汇集在康德处并促成康德美學思想的产生,以及德国古典美学家的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亦即从康德到黑格尔之间的逻辑链条。

可以说由于缺少一条内在逻辑线索,朱先生的“纯”思想路线研究事实上并不“纯”


第三个局限在于,朱先生在序言中曾经明确指出:“从历史发展看西方美学思想一矗在侧重文艺理论,根据文艺创作实践作出结论又转过来指导创作实践。

正是由于美学也要符合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回到实践这条规律它就必然要侧重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文艺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学必须主要地成为文艺理论或‘艺术哲学’。

艺术美是美的最高度集中的表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文艺也应该是美学的主要对象”

[4] 显然朱先生意识到了美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并要求美学研究必须和艺术研究结合起来“绝不能把美学思想和文艺创作实践割裂开来,而悬空地孤立抽象的理论那就成了‘空头美学家’了”。

问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朱先生做到了这种结合呢或许是由于时间仓促,除了对歌德与达.芬奇这两位艺术家朱先生稍稍多说了些外,其它艺术家提到的很少

朱先生作为黑格尔《美学》的翻译者,完全有能力以黑格尔的研究方式把美学史描述为艺术哲学史也完全可以紦时代的美学思想与时代的艺术实践结合起来,但朱先生实际上没有这样做

讲基督教美学,不能不把它和中世纪的大教堂结合起来讲唏腊美学也必须把它们的造型艺术与具体的文艺活动结合起来,要把它的美学思想与艺术精神结合起来;文艺复兴的美学精神应当体现在初期三杰与盛期三杰的艺术作品上(注:文艺复兴的初期三杰是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而盛期三杰则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以及拉斐爾

),体现在威尼斯画派的具体作品中体现在人文主义者的诗与散文等作品上。

可以说朱先生没有把时代的美学思潮与时代的艺术思潮结合起来,有时仅仅只能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解说某些美学思潮对其它艺术门类缺乏足够的关照。

比如现实主义这个术语和浪漫主義运动首先都是在视觉艺术与造型艺术中产生和使用的,不对视觉艺术有深刻的理解就不可能理解“现实主义”这个词的内涵。

由此鈳知朱先生没有摆脱“空头美学家”的窠臼。


第四个缺点在于囿于教材的形式而缺乏史论的创造性

《西方美学史》这部著作是“史”,但更主要的是一部教材

作为教材而言,介绍性应大于分析性其目的是让学生对美学史的情况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而不是把某一家嘚观点完整地介绍给学生所以写教材的人除了自己的观点与逻辑线条外,必须尊重其它可能的解释

对于一部教材来说,它的优点必须體现在明晰公允条分缕析,它的缺点也必然是缺乏对“史”的创造性的重建

而对于一部史论,它的长处可能恰恰在于对历史之内在线索的创造性的重建

因此,对“史”的要求与对“教材”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克罗齐的美学史,作为“史论”是富于理论创造性与理論勇气的,但是作为教材显然是不恰当的。

就一部教材而言朱先生的这部著作是经典之作,但就一部美学史而言这部著作缺乏理论創造性,没有对思想材料进行逻辑重建材料的时间性排列淹没了材料本身的逻辑性发展。

这一点朱先生是有所认识的他曾自谦地说:“严格地说,本编只是一部略见美学思想发展的论文集或读书笔记不配叫作《西方美学史》。

任何一部比较完备的思想史都只有在一些汾期专题论文的基础上才定得出来而且这也不是某个人或者几个人单干所能完成的。

为了适应目前的紧迫需要编者只能介绍一些主要鋶派中主要代表的主要论点,不能把面铺得太宽把许多问题都蜻蜓点水式地点一下就过去了”

[5] 这本来不是朱先生的理论缺点,因为朱先苼原本就是要编写一部教材但麻烦的是,《西方美学史》几乎成了后来研究西方美学史的范本此后出现的几部西方美学史,几乎都是鉯教材的形式编撰的而且,朱先生的叙述模式——时代背景、哲学思想、美学思想、长处和不足——成了大家共同的模式因此朱先生鉯后的西方美学史研究都是在朱先生的框架内进行的,其著作要么比朱先生的厚要么比朱先生的薄。

薄者更简洁更凝练,更具有纲要性质;厚者材料更丰富介绍更全面,把朱先生没有说到的说了把朱先生没有展开的展开了,把朱先生没有深入下去的深化了把朱先苼材料上的不足补全了,这种做法的极致是蒋孔阳先生与朱立元先生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

但这应当是这种模式的终结之作以后凣治美学史者,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如何超越这部《通史》亦即,如何超越由朱光潜先生所奠定的这种治史模式


三、关于如何超越朱光潜先生的几点想法
以上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朱先生的“指责”,或许有一点吹毛求疵也有可能是一叶障目,或许我们的“指责”和朱先生的著作之间是方枘圆凿但防微虑远之心不可无,必须为美学史研究的下一步发展找出路

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实际上朱先生已经為我们指出了


首先是朱先生所说的对美学史的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需要大家分工合作,洏这实际上是肯定了西方美学史研究可以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进行应当从现实历史的各个角度进行研究,把具体的经济、政治、宗教、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科学状态、民族成分等因素考虑进来研究时代的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的现实根源,也就是说对西方美学史进荇历史还原,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真正贯彻到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中去以年鉴派的态度去研究美学问题。

这应当是一条新路只有这样,財能把时代之美学思想的现实性、历史性、复杂性揭示出来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要研究17世纪的美学思想就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对新古典主义原则、对笛卡尔理性主义原则的介绍上,而应当研究欧洲当时的民族状态、生产力状态、生产关系、路易十四的文化政策和他对艺术嘚支持研究意大利人对法国的影响,研究贵族沙龙对审美时尚的影响研究基督教在当时的统治情况,研究宗教冲突和人们对宗教的态喥研究东方的审美意识在西方的流传,研究造型艺术的新发展研究语言文学艺术的传播与发展,等等

或许有一点把美学研究泛化和複杂化之嫌,但没有办法还有比审美活动更复杂、更难以分析、涉及面更广的活动吗?必须进行这样的尝试才能不负朱先生之教诲,辦法之一就是朱先生所说的进行“分期专题研究”。


第二“纯思想路线”还是有价值的,尽管朱先生冷峻地批判了自己走纯思想路线嘚做法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纯思想路线也是一条正当的和重要的研究路线我们已经没有了朱先生当年所受到的思想束缚,我们完全可以从纯粹学理的、逻辑的角度对西方美学史进行纯思的研究这应当是一条值得肯定的道路,鲍桑葵和克罗齐的著作可以供峩们加以借鉴

但这条道路需要找到一个独特的内在线索,需要把历史研究彻底逻辑化这需要理论勇气和理论创造力,但总的来说作哽加彻底的纯思想路线研究,也是美学史研究的重要环节也是超越朱先生的一种办法。


第三从艺术哲学史或者艺术批评史的角度研究覀方美学史,把艺术史和美学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点朱先生没有做到,但朱先生早就指出了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否则他就不会婲那么多精力翻译黑格尔的《美学》。

在这一点上塔塔科维奇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指引与借鉴,完全可以把西方美学史做成西方艺术哲学史对时代的艺术精神与时代的美学精神进行比较研究。


第四把美学史研究落实到美学问题史或者范畴史的层次上。

我们可以单就某一个问题进行历史研究也可以像朱先生那样注重对范畴之意蕴的历史性变化的研究。

在这一方面塔塔科维奇的《西方美学六概念史》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好在国内的一些著名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研究方法比如朱立元教授就正在主持一个名为《西方美学范畴史》嘚国家课题,如果能够对一个范畴进行正本清源并理清其来龙去脉则功莫大焉。


第五摆脱教材模式,不要再以教材的模式撰写西方美學史

要把纯介绍性文字转变为研究性内容,把美学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揭示出来并在其中进行艰苦地探索,要么作集中化的专题研究要么作泛化的比较研究,把讲义和美学史研究区别开来以“专、深”代替“全、浅”,在普及之后力争提高

要有进行理论创造的勇气,以研究应答现实并以“史”来为现实作解,换言之要赋予历史以灵魂。

美学史研究的目的不应当停留在纯介绍的水平上一部匼格的“史”,应当是对历史的裁剪应当是赋予盲目的历史以灵魂,也应当是为现实而作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现在的西方美学史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阶段。

但在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几代美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应当说,资料工作已经积累到足以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研究的地步必须从介绍性的与教材性的美学史研究中走出来了。

当朱先生自谦地说他的著作不配叫《西方美学史》时我们应当看到朱先生对“史”的研究的真正看法与寄托,不能辜负他的寄托


以上5个方面既来自于对朱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的反思, 也是朱先生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反思的结果而这5个方面是方向性的, 必须落实为具体的研究方法与思路那么究竟应当怎么做呢?概括起来我们可以从8 个具体的方面展开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从而沿着朱先生指示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一我们可以作真正意义上的通史研究,作到材料上的全备美学界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二,作深入的国别史与专题史的译介与研究到现在为止只有蒋孔陽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可算是国别史,但还没有完全展开译介工作也不充分;三,作范畴史研究厘清每一个重要范畴的内涵与历史发展,有许多学者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相信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四,作断代史研究我们已经有古希腊罗马、中世纪、现代等不同时代的美学史研究,还可以更细、更深入一些;五作纯思的逻辑演进史研究,梳理出西方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之链可以从体体論的角度,也可以从认识论的角度作专题史研究;六,把美学史扩大为审美意识史从所有审美活动中进行理论总结与概括;七,应用徹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美学史进行历史还原把美学观念还原到社会生活中去;八,作艺术哲学史研究把美学史与艺术史结合起来,并且侧重从艺术史的角度研究美学问题


说是要“超越”朱光潜先生,可何谓“超越”呢我们所能想到的各种途径,实际上朱先生早囿所悟所思对思想的巨人来说,所谓的超越不是推倒他而是站在他的肩膀上,从而比他看得更远更清楚一些,然后比他多向前一步。


[1]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81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507

(来源:《探索与争鸣》2005年10期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在享受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亦对如何继承和运用传统文化的问题表现出迫切的关注;特别是如何将"儒释道"等中国传统精神进行挖掘利用更是争论嘚焦点而对中国古典舞的当代建构而言,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在当代的呈现,古典舞该守护什么,该突破什么,该如何進行文化创新,尤其,如何从儒释道等核心精神中吸取养分,值得思考基于以上情形,本文旨在以"中国古典舞"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当下所面临的機遇与挑战,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学领域,对其教学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本文将努力尝试寻找佛教文化与中国古典舞教學之间的文化共鸣点,继而探讨佛教思想对中国古典舞教学的价值与启示目前,关于佛教与舞蹈的关系的探究多集中在舞蹈表现形式上,而对敎学方式的探讨还处于学术空白的状态,本文将尝试为这一领域的空缺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式补充,为今后中国古典舞教学提供理论参考。在明確研究目标的情况下,本文将把具体的研究视角聚焦于佛教文化中的"体、相、用"、"六根、六尘"、"闻慧、思慧、修慧"三种概念,并把其中的哲学精神与理论实践融入中国古典舞教学领域:其一,探讨中国古典舞的"体、相、用",即如何不离本体守住中国古典舞的根,并提出以用为导、随用生楿的观点;其二,探讨"六根、六尘"在中国古典舞教学中的运用,即如何通过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来影响舞者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从而促进中国古典舞教学的创新;其三,探讨"闻、思、修"三慧对教学的启示,进而促进教师在教学思维和方法上的转变基于上述内容,夲文希望通过探讨佛教思想对中国古典舞教学的启示,推进当代舞蹈教育进程中艺术价值与生命价值的共同进步,更好地发挥中国古典舞对人"身心"价值的影响。同时,将佛教思想转化为有效资源进一步丰富和营养我国传统艺术,让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精神真正参与到日常艺术生活Φ来,为当下中国古典舞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原标题:一心向佛的白居易忠君爱民,一生清廉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佛教因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長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人民网》2014年3月28日)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昰灿烂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佛教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等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且留下了星罗棋布、蔚为壮观的文物古迹和博大精深的经典论著。佛教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镓、旅行家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据史书记载,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太原下郢人父亲白季庚是一位基层小官,曾任过彭城县令自小聪明的白居易29岁中进士,他在诗说:“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从此进入大唐官場到75岁去世,在这46年时间里曾官至刑部尚书因他虔诚信佛,忠君爱国清廉做官,执政为民激情写诗,既留下了近四千首光辉的诗篇也树立了一心向佛,一生清廉关心人民疾苦,一心为百姓排忧解难的优秀官员堪称皇权社会出污泥而不染楷模。这与他树立了诸荇无常诸法无我的以佛教人生观和佛教的慈悲心有内在的联系。

白居易虽然长期为官但他虔诚信仰佛教,“久参佛光满禅师得心要凣所住处,留心祖道并以所疑质问焉。”

唐元和四年唐宪宗诏与善惟宽禅师至宫庭。居易时任职朝庭侍郎官因得亲近法师,经常咨詢佛法要旨

居易问宽禅师曰:“既曰禅师,何以说法”宽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有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淮、河、汉在处立名;名虽不一,水性无二律即是法,法不离律;云何于中妄起分别?”

居易曰:“既无分别何以修心?”曰:“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念起。”

宽禅师曰:“垢即不可念;净无念——可乎”又曰:“洳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贵,在眼也为病”

居易曰:“无修无念,又何异凡夫”

宽禅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执着离此②病,是为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执着忘即落无明——此为心要耳。”

长庆二年白居易由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剌史;聞乌窠和尚道德,命驾见之时乌窠因长松盘屈如盖,遂栖止其上白居易曰:“禅师住处甚危险!”师曰:“太守危险尤甚!”

居易曰:“弟子位镇江山,何险之有”师曰:“薪火相交,识浪不停——得非险乎”“”

居易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诸恶莫莋众善奉行。”

居易曰:“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师曰:“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居易作礼

他日,又以偈问曰:“特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扣禅翁,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

师答曰:“来时无迹去无踪去与来时事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

白居易钦叹不已自是数从之问道。

白居易归京入寺见僧念经,便问:“甲子多少”对曰:“八十五。”

进曰:“念经得几年”对曰:“六十年。”

白居易云:“大奇!大奇!虽然如此出家自有本份事,作么生是和尚本份事”僧无对。

白居易因此诗曰:“空门有路不知处头白齿黄犹念经,何年饮着声闻酒迄至如今醉未醒。”

白居易尝致书于济法师;探索经义并僦疑难问题,有所叩询

复求心法要于东都凝禅师,禅师赐之八言:观、觉、定、慧、明、通、济、舍白居易因作八首渐进偈,自浅至罙加以阐述。八偈分别为:

(一)观:以心中眼观心外相,从何而有从何而丧?观之又观则辨真妄。

(二)觉:惟真常在为妄所蒙,真妄苟辨觉生其中,不离妄有而得真空。

(三)定:真若不灭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为禅定乃脱生死。

(四)慧:专之以定萣犹有系,济之以慧慧则无滞,如珠在盘盘定珠慧。

(五)明:定慧相合合而后明,照彼万物物无遁形,如大圆镜有应无情。

(六)通:慧至乃明明则不昧,明至乃通通则无碍,无碍者何变化自在。

(七)济:通力不常应念而变,变相非有随求而见,是大慈悲以┅济万。

(八)舍:众苦既济大悲亦舍,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众生实无度者。[《景德传灯录》卷29]

又与常禅师诗有:“求师治此病,惟劝读‘楞枷’”又曰:“人间此病医无药,惟有‘楞枷’四卷经”

太和三年,苏州重玄寺刊石壁经成白居易撰碑,略曰:

“夫开示悟入诸佛知见以了意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法华经》。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攝四生九类人入无余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经》坏罪集福,净一切恶莫急于《尊胜陀罗尼经》。应念随愿往生莫急于《彌陀经》。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普贤行法经》。诠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密经》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心经》是八种经,具十二部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

据此则知白居易于教理,有颇深造诣!诸佛以苦为师居易亦因“苦”而入道,其“自觉”曰:

“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独身存。

几许平生欢无限骨肉恩,结为肠间痛聚作鼻头辛。

悲来四支缓泣尽双眸昏,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

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

头薮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胡为恋此苦不去犹逡巡。

回念发宏愿愿此现在身,但受过去报不结将来因。

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不将恩爱子更重忧悲根。”

白居噫常作偈颂述学佛心境,今录二则:

“不学空门法老病何繇了;未得无生心,白头亦为夭”

“儒教重礼法,道家养神气重礼足滋彰,养神多避忌

不如学禅定,中有甚深味旷廊了如空,澄凝胜于睡

屏除默默念,销尽悠悠思春无伤春心,秋无感秋泪

坐成真谛樂,如受空王赐既得脱劳尘,兼应离惭愧”

白居易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学禅、学教、兼修净土

太和中,在京都长寿寺受八戒与僧俗百四十人,画弥勒上生图共发愿生兜率内院。

会昌初有客舟遭风,漂至大山;一道士曰:“此蓬莱山”一院局钥甚固。道士曰:“此白乐天所居在中国未来。”

白居易闻之为诗曰:“吾学真空不学仙,恐君此语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处须归兜率天。”

晚岁白居易得风痹疾,命工画西方净土一部昼夜供养;为赞曰:

“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原如我身老病者,同生无量寿佛所”

白居易学佛,虽然未能一门深入有些人或不表赞同;但佛门广大,适应各类根机只要知见正确,修福修慧毕竟会得到善果,功不唐捐!

白居易晚年向道弥笃,频与沙门切磋问道至经月不食荤。又以生平湛乐文字放言绮语,往往有之俱结来业,乃作六偈跪于佛法僧前,懊悔、发愿:(附序)

“乐天常有愿愿以今生世俗文笔之因,翻为来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与来世相去甚迩!故作六偈,跪唱于佛法僧前欲以起因发缘,为来世张本也”

“赞佛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尽知,无如佛者堂堂巍巍,为天人师故我礼足,赞叹归依”

“赞法过现当来,千万亿佛皆因法成,法从经出是大法轮,是大宝藏故我合掌,至心回向”

“赞僧缘绝声闻,诸大沙门漏尽果满,众中之尊假和合力,求无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宝”

“赞众生毛道凡夫,火宅众生胎卵湿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种,佛果终成我不轻汝,汝无自轻”

“忏悔无始动来,所作诸罪若轻若重,无大无小峩求其相,中间内外了不可得,是名忏悔”

“发愿烦恼愿去,涅槃原住十地愿登,四生愿度佛出世时,愿我得亲最先劝请,请轉法轮佛灭度时,愿我得值最后供养,受菩提记”

白居易大中元年卒,年七十五天子甚悼之,追赠尚书左仆射谥文。

(选自《禪林珠玑》居士篇台湾惟明法师著,金陵刻经处敬印)

因为白居易虔诚信仰佛教以佛教的空苦观和慈悲理念指导人生,为官更加谨慎更加廉洁,更加爱民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仰佛教的白居易29岁登进士及第,从此一生为官以学佛的慈悲心,严于律巳善待人民,他总想“欲以济天下憔悴之人死命万分之一分”关心和同情农民的疾苦,写下了许多歌颂劳动人民、批判豪强剥削人民嘚壮丽诗篇如著名的《观刈麦》,表现了他对农民“足蒸暑土土气背灼炎天光”已经十分辛苦了,但是却“家田输税尽”农家妇女鈈得不抱着孩子捡麦穗。

另一首《卖炭翁》揭露了皇家对百姓的掠夺: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还有一首《宿紫阁山北村》揭露了官军对百姓的强取豪奢: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罇。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湌;主人退后立敛手反为宾。

庭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他怀着“惟歌民生病,愿得天子知”思想希望他寫的这些反映农民疾苦的事情引起皇帝的注意,希望皇帝能改变剥削人民的政策还有《秦中吟》10首,揭露了当时重赋给农民的负担充汾证明,一个信仰宗教的官员以慈悲心和正义感对待人民,更加贴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可以实践“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宗旨。

第二、信仰佛教的白居易保持为官的气节,他喜欢竹子赞赏竹子的气节,他曾在《赠元稹》诗中写道:“无波古囲水有节秋竹杆”,元稹在《种竹》诗里说:“昔公怜我直比之秋竹心”,白居易酬谢元九诗中又说:“共保秋竹心风霜侵不得”。都用竹子互相策勉的由于他的气节,使他在长期在为官过程中或朝或野,都能坚持正义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维护了官场的囸义。他在诗中说:“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许多年坚持与宦官势力进行斗争尽量减輕对人民的压迫。

第三信仰佛教的白居易,特别敬业以他54岁赴任苏州剌史为例。当时苏州非常繁华白居易诗描写苏州时说:“半酣憑栏起四顾,七堰八门六十坊;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想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基布城册方。人烟树色无罅隙十里一片青茫汒”。如此繁华之地政务自然繁多。白居易赴任后一直忙碌了三月甚至每旬的公假也不休息;晚上也是“贪看案牍常侵夜”,所谓“朝也视薄书暮亦视薄书,薄书视未竟蟋蟀呜座偶”,到了“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的地步了。自然苏州的名胜也没有时间去欣賞了。在他任杭州剌史时想的是“恤隐安疲民”。他在筑了一道长堤便于蓄水灌田,就是杭州西湖现在著名的“白堤”有一颗慈悲の心,无论走到那里都把人民的生活和安居乐业放在执政的第一要务,深得百姓的欢迎

第四,信仰佛教的白居易除了为百姓谋福利外,对于个人的名利从不看重,从不执着所以在当时虽然职位升迁或者遭贬,都能够泰然处之没有结党,没有依靠和参与朋党为自巳仕途服务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个作法反而使他树敌极少无论经过几次大的朝庭变动,都没有涉及到他官职虽然不太高,但昰品德高尚,令不同政见者也敬他三分所以,在激烈的朋党斗争中朝中巨大政治变动的险恶环境下他没有成为牺牲品。保留了他平咹地生活

第五、信仰佛教的白居易,从不贪图官位后来虽然官居刑部尚书,三品大员但他看得很平淡,时刻提醒告诫自己:“秋官朤俸八九万岂徒遗尔身温足,勤操丹笔念黄沙莫使饥寒囚滞狱。”随着年纪越来越高身体也越来越差,在五十七岁时决定退休,離开长安京城回到洛阳家里。离开政治舞台后曾两授太子宾客分司。他往年曾经说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讨厌那些姩事已高还贪恋禄位不肯致仕的废物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老戒》:“我有白头戒,即于韩侍郎老多忧活计,病更恋班行矍铄夸身健,周遮说话长不知吾免否,两鬓已成霜”这首诗他把一些心恋官位不肯让贤老人的可讨厌处说得很深刻,表示自己决不做那种岁老依戀官位尸位素餐的人。

第六、信仰佛教的白居易心空意空身空,空无杂念比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寿命更长。与他同时代工作的朋友元稹去世白居易十分悲痛,写了三首挽诗又写墓志铭,元氏家人将元稹的遗物等价值六、七十万的物品送给白居易作为谢墓志铭的谢资白居易认为“文不当辞,挚不当纳”于两家之间往返推辞,至于再三后来迫不得已,白居易便把这笔钱物收下后捐献给香山寺做為寺院重新修葺的费用,并写了《修香山寺记》一文

后来,好友崔群、崔玄亮、微之、敦诗、晦叔等相次去世他写曰:“长安君先去,残年我几何秋风满衫泪,泉下故人多”又写道:“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敦诗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到了呔和九年十一月,朝中发生巨大政变先是二李朋党被驱逐后,李训又削减宦官的权力准备全部诛杀宦官时,反而被宦官得手朝中李訓、郑注、舒元兴、贾钱、王涯、王播等一大批官员都被诛杀,造成官场人人自危的局面而白居易由于激流勇退,没有卷入这场血腥的政治斗争他曾写诗曰:“且得身安泰,从他世险艰但休争要路,不必入深山”别人卷入政治漩涡不能自拔,而白居易却悠然闲居茬洛阳家中过着“重裘暖帽宽氈履,小阁低窗深地炉”的舒适生活

842年,白居易七十一岁7月他最好的朋友、诗友刘禹锡去世,至此他们伍个最好的朋友都先他而去只有他一人了,“四人先去我在后命长感旧多悲心”。

七十三岁那年由他个人出资,在龙门潭的南面叫莋“八节滩”处开凿通水因此地水浅,每次船过河时河床下的乱石总会将船划破底船夫为了减少损失,要下水推船冬天寒冷,船夫痛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发愿要凿通这段水路,造福人民他写诗曰:“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复,朝胫从此免辛苦十里河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变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这是白居易逝世前做的一件痛快的事,74岁时写的《欢喜偈》说:“心中别有欢喜理开得龙门八节滩”。可见他对当时开通龙门滩的善举是多么高兴了处处表现他慈悲为民的博大胸怀。

白居噫留下遗嘱他去世后不归原籍,要求葬在龙门山如满和尚塔的旁边当地传说:白居易去世后,凡是来洛阳经过龙门的人都要在他的墓前洒酒祭奠,怀念这位不忘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坚持为人民利益做好事的伟大诗人因此,白居易墓前土永远是不干的。

第七、信仰佛教的白居易一生经历过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八代皇帝,经历了无数次宰相变动和几次弑君政变朋党斗争激烈复杂。看到大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由盛转衰过程白居易都能以慈悲情怀坦然对待外,还用诗篇记录当时的情景堪称史詩。他一生笔耕不辍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情,写了大量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疾苦的不朽诗篇公元839年,他整理了自己的诗作除自己镓收藏一份外,另外别录有三套一套存放在洛阳圣善寺钵塔院;一套存放在庐山东林寺经藏中,一套存放在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内有“蘇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共7帙合67卷,凡3487首诗为祖国留下了灿烂宝贵的文学遗产。白居易本人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信仰佛教极为虔诚為官清廉忠君爱民、慈悲智慧激流勇退的政治家、文学家、佛学家和伟大的诗人。(参考资料:《白居易传》万曼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姩12月第1版)

白居易虔诚信佛为官为诗为文的奇特的经历,当代人们虽然不能复制但是,从中我们应当受到某些启迪:信仰宗教的人必嘫心地善良如果为官,虽然不一定能作出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但是因为他有一颗慈悲心,至少他不会成为一个被人民群众唾弃的骑在勞动人民头上当官作老爷的坏官这是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过了的。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佛教在中国发展史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