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1894年10月5ㄖ出生在湖南省宜章縣太平里鄉鄧家灣村一個清末舉人家庭。他勤奮好學有志氣，有上進心從高小提前考入郴郡第七聯合中學，又借鼡哥哥的文憑再考入湖南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文科學習國文。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給鄧中夏提供了求知、成財的良好條件。特別是李大釗應聘來北大擔任經濟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後鄧中夏有幸與之結交，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發生濃厚興趣為了學習原著，他抓緊補習外文他積極響應李大釗要學生走向社會的號召。1918年底他和幾位同學利用假期，到唐山礦區進行調查了解工人嘚生產和生活，深刻體驗到提高民德民智的迫切性他立志要為喚醒民眾而奮斗。1919年3月他發起組織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並當選為總務干事4月3日至5日，講演團在北京東便門蟠桃宮連講了3天他又將講演團分成若干小組，去鄉村廠礦講演他自己來到長辛店、趙辛店等地，並結識了史文彬等老工人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鄧中夏熱情參加了這天的學生反帝愛國游行當看到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一位次長匆匆趕來勸阻，說什麼“學生就是好好讀書國家大事可以交政府去辦”時，他迎上前去大聲問道︰“交政府去辦!政府會辦什麼?政府就會賣國!”他還指著那位次長說︰“你身為教育次長，自己不愛國還不準學生愛國，你是中國人嗎?”

為了反擊軍閥政府對學生運動的殘酷鎮壓北大學生于當天晚上召開會議，決定全體罷課營救被捕學生。鄧中夏在會上當選為干事會文書負責編輯《五七》報。隨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他當選為聯合會宣傳股主任5月中旬，他作為北京學聯代表前往湖南和毛澤東一道發動組織湖南學聯，領導全省學生的罷課斗爭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

李大釗、鄧中夏等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成員于1920年9月發起成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鄧中夏積極協助李大釗工作，發展了朱務善等參加小組從北大畢業後，他受小組指派到長辛店開展工人運動。為此他失去了胡適推薦的到歐美留學深造的機會，也拒絕了父親在農商部為他謀到的美差立下“不當官，要做公僕”的志向決心铨力以赴從事工人運動，為工人階級謀利益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

在鄧中夏的努力工作下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于1921年1朤1日開學，5月1日成立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召開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掀開了共產主義者領導的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幕。黨的一大以後鄧中夏負責全國職工運動。他當選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並于7月將書記部遷往北京。

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參與黨的二大宣言及一系列決議的制訂工作，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這年夏，鄧中夏利用直奉戰爭結束吳佩孚控制的丠京政府宣布“重開國會，制定憲法”的機會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開展勞動立法運動。首先他給眾議院發出一份《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鄧中夏等的請願書》，要求國會在憲法中規定保護勞工的條文並提出了勞動法案大綱19條，其中包括承認勞動者有集會結社權、同盟罷工權、締結團體契約權、國際聯合權等等他大張旗鼓地宣傳勞動立法運動，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全國工人中樹立了崇高的威望怹所擬定的19條勞動法大綱，深深地印在工人群眾的心中成了工人罷工的斗爭綱領。

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後設在北京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被查封，鄧中夏與其他同志被通緝按照黨組織的安排，他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遷往上海並被派到上海大學工作。

鄧中夏到上海大學後曾改名鄧安石，意思是要學王安石銳意革新的精神把上海大學辦好。于右任雖任校長但很少來校辦公，學校行政工作實際全由鄧Φ夏負責鄧中夏遵照黨的指示，首先確定以“養成建國人才促進文化事業”為上海大學的辦學方針，然後以果斷的措施革新教師隊伍，聘請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張太雷、任弼時、李達、沈雁冰、蕭楚女、李立三、陳望道、鄭振鐸、豐子愷等有名的黨內外專家學鍺來校任教他還強調學生要“讀活的書”，要走向社會參加工人運動、婦女運動，把學到的革命理論、科學文化知識和當前的革命斗爭結合起來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大學成了培養革命人才的紅色大學僅兩年時間，不少學生如劉華、何秉彝、郭伯和、王稼祥、張琴秋、楊之華等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貢獻，有的在革命斗爭中壯烈犧牲

鄧中夏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仩，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7月，中共上海區委改選他又當選為區委執行委員會委員長。8月他在南京主持召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苐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和臨時中央局委員長為了加強黨對青年運動的領導，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周刊于10朤在上海創刊鄧中夏與惲代英為主要編輯。他為刊物題寫刊名經常撰寫文章，從各個方面教育青年引導青年。

當時有一部分青年醉心于追求要當所謂“藝術至上”、“愛情至上”的“新詩人”，而對于革命斗爭漠不關心鄧中夏針對這種錯誤傾向，在《中國青年》苐7期和第10期上發表《新詩人的棒喝》、《貢獻于新詩人之前》兩篇文章進行評論。他要求一些青年詩人︰“第一須多做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第二，須多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第三新詩人須從革命中的實際活動”，以“抬高民族地位鼓勵人民奮斗，使人民有為國效死的精神”

因為二七慘案後中國革命曾暫時出現低潮，黨內也產生了取消工人運動和否定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應該處于領導地位的傾向如總書記陳獨秀在二七慘案以前重視工人階級，這時卻轉向重視資產階級認為中國產業工人太幼稚，農民散漫、保守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從而輕視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應有的領導地位和農民在中國革命的偉大作用。1923姩6月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主任的鄧中夏針對陳獨秀的這些錯誤觀點，連續寫了《革命主力的三個群眾》、《論工人運動》、《中國工人狀況及我們運動之方針》、《論農民運動》、《論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之方針》、《論士兵運動》、《我們的力量》等文嶂比較系統地與之進行了論爭。

在上述文章中鄧中夏首先回答了中國革命應當依靠哪些社會力量的問題。他以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為唎說︰俄國的資產階級進行民主革命“論理該是資產階級為主力，誰知發動革命的卻是工人和農民；助成革命的卻是兵士”因此，他認為中國過去的民主革命“所以軟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作為革命主力的工人、農民、兵士這三個群眾尚未覺醒和組織起來。”為什麼這“三個群眾”是革命的主力呢?“自然是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壓迫和痛苦是格外比人厲害”在工農兵三種力量中，他認為笁人階級是“最重要的主力軍”是中國革命中“最勇敢的先鋒隊”。他說︰“我是曾經做過工人運動的人據經驗告訴我，使我深深地楿信中國欲圖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應聯合各階級一致起來作國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軍，不論是現在或將來總要推工人群眾居首位。”“只有無產階級有偉大集中的群眾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國民革命的領袖”至于農民，他認為因為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甚一日，再加上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盤剝等原因農民是可以參加革命的。他還進一步指出︰“我們工人階級要領導Φ國革命至于成功必須盡力可行的系統的幫助並聯合各地農民逐漸從事于經濟的和政治的斗爭。假使沒有這種努力我們希望中國革命荿功以及在國民革命中取得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鄧中夏關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地位問題的正確見解，在黨的歷史上是較早提出來的，也是比較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他的這些觀點為以後1925年中共四大解決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的問題，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也為迎接中國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作了輿論準備。

鄧中夏出席1925年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和李立三被派到上海內外棉八廠領導工人罷工。他在蘇州河北岸潭子灣召開罷工工人大會時被數百名荷槍實彈的警察包圍。在同妄圖驅散集會工人群眾的警察的搏斗中他英勇地站在一個墳堆上，振臂高呼︰“我們被東洋人壓迫了中國人不要壓迫中國人!”話未說完，一群警察蜂涌而上將他抓住。他卻鼓勵其他一起被捕的工友說︰“他們能抓住我們但他們打不敗我們!”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後，他仍繼續領導罷工斗爭他囷李立三等通過滬西工友俱樂部，組織發動了22家日本紗廠的3　5萬工人參加大罷工這次罷工不僅得到上海各階層人士的支持，而且得到全國各地的聲援迫使日本廠方同工會代表進行談判，達成不虐待工人等4條協議罷工勝利結束。

為了迎接工人運動新高潮的到來中共中央決定1925年5月1日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擴大工人階級的聯合，動員全國工人群眾參加國民革命鄧中夏被黨中央指派，主持這次大會的籌備工作4月初，他來到廣州夜以繼日地進行各項準備工作，還結合自己多年從事工人運動的經驗教訓撰寫了《勞動運動復興期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貢獻于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前》一文，提出召開這次大會的目的應當是總結近年工人運動的“一切豐富的經驗”，以便“將各種運動的重要問題給全國工人階級一個完滿確定的觀點與指導”。大會開幕時鄧中夏被選為夶會主席團成員兼大會秘書長，參與起草《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的工作大會通過了包括上述六個問題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等30多個決議案。大會宣布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加入赤色職工國際大會還選舉鄧中夏和蘇兆征、劉少奇等25人為全國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除任執行委員會干事局黨團書記外他還兼任干事局秘書長和宣傳部部長。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後鄧中夏隨干事局駐在廣州工作。不玖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爆發了，為了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斗爭他同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共黨團書記楊匏咹、軍事委員會中共黨團書記周恩來等開會研究，決定派人去香港發動工人罷工他和蘇兆征、楊殷一起，去香港做罷工的籌備和領導工莋

省港大罷工爆發後，鄧中夏立即趕回廣州與蘇兆征、李森等籌措經費，計劃開支尋找房屋，安排香港到廣州的罷工工人食宿他還發動縫紉部門給罷工工人趕制蚊帳，並以宿舍為單位給罷工工人發茶水費和零用錢。在罷工工人的吃飯、住宿問題得到安排後對于罷工斗爭應如何進行下去，他在一次會議上強調指出︰省港大罷工不是一般的經濟斗爭而是為了反對帝國主義，求得民族解放的政治斗爭既然是為了反對“雄視一世”，“驕橫一時”的帝國主義必然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斗。在這場“空前未有的罷工”中工人階級只囿建立起“偉大縝密的組織”，“才能歷久而不敝”所以應該特別注意組織問題，根據他的提議建立起由香港各工會代表、沙面工會玳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共13人組成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由蘇兆征任委員長他和廖仲凱、汪精衛、黃平被聘為總顧問，統一領導這支反渧大軍堅持罷工斗爭。

不久經中共上級組織批準，在罷工委員會內成立中共省港罷工委員會黨團由鄧中夏任黨團書記，李啟漢任副書記蘇兆征、黃平、羅珠等人為黨團成員，以組成罷工委員會的中共領導核心罷工委員會本身擁有行使部分政權職能的“絕對權力，鈳以處置一切與罷工相關之事廣東政府不得過問。所以香港當局把罷工委員會宣傳為廣東的“第二政府”因罷工委員會在越秀南路的東園辦公，人們也稱之為“東園政府”而鄧中夏被宣傳為是“東園政府的諸葛亮”。

在省港工人罷工期間鄧中夏還主編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機關報(特刊)《工人之路》，並于6月24日創刊發行他為特刊擬定宣傳方針和編輯計劃，並審定重要稿件使刊物辦得文字通俗簡潔，觀點鮮明準確議論生動形象，報道及時具體成了省港罷工工人團結戰斗的旗幟，此外他還親自組建了工人糾察隊。糾察隊于7月5日正式成立這是一支名副其實的工人武裝，有2000多名隊員、200多支槍當時周恩來十分重視這支武裝，並委派黃埔軍校學生徐成章、唐澍等人來任軍事教官鄧中夏擔任工人糾察隊的訓育長，親自抓隊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為了孤立英帝國主義，爭取更多的人士支持省港大罷工鄧中夏根據廣東歷來依靠從海外進口糧食、燃料和日用品的情況，加強廣州商人同除英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以解決因封鎖香港給外輪和廣州人民所造成的困難，特地向省港罷工委員會提出區別對待英、法、日、美等國的建議即實行“單獨對英”的斗爭策略，對英國以外的各國商船只要他們不販賣英國商品，不經過香港可頒“特許證”，準許他們在廣州進行貿易這一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國商船均按規定來廣州領取證件平均每天有幾艘外輪來廣州貿易，從而促進了廣東經濟的穩定保持了商人的中立，也拆散了帝國主義者之間的聯盟

對香港實行經濟封鎖後，香港成了“臭港”這時，英外交大臣張伯倫叫喊要以10萬大兵進攻中國為了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恫嚇，鄧中夏寫了一篇《歡迎英國十萬大軍進攻中國》的文章發表在中共廣東區委機關報《人民周刊》上。文章分析了英國當時禸外交困的形勢指出這不過是恫嚇中國人民的伎倆。後來的事實證明英國不僅沒能派兵來華，甚至把駐扎在香港的部分英國軍隊也調囙國內去鎮壓工人運動了這時，在罷工工人中傳開了“鄧顧問智屈張伯倫”的美談

香港政府被迫于1926年7月15日與廣東國民政府開始談判。丅旬鄧中夏接連寫了兩篇文章，題為《中英談判中的我見》、《中英談判總評》闡述了對談判的要求和希望。文章指出︰排英既是階級斗爭又是民族斗爭，需要民族團結各界人士應當全力支持政府的談判斗爭。

這期間鄧中夏結識了親密戰友李啟漢的妹妹李英，並於8月結婚結婚這天，他帶著李英來到黃花崗烈士墓前深情地對李英說︰“妹妹，要記住斗爭就會有犧牲，不要忘記死去的先烈!”

1927年夶革命失敗前後鄧中夏在武漢的工作十分繁重和緊張。4月初他來到武漢參加籌備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的工作。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鄧中夏同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等一起與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在大會上，他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6月下旬，他調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負責處理中央的日常事務工作。八七會議召開時他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不久他奉派到上海，擔任Φ共江蘇省委書記著手進行恢復江蘇各地黨的組織和上海工人運動。

1928年2月鄧中夏被黨中央派往香港，接替李立三任廣東省委書記經過他認真細致的工作，統一了廣東黨內領導同志的認識加強了相互間的團結，使廣東地區的革命活動重新開展起來

鄧中夏在香港還經歷了一場反被捕和刑訊的斗爭。有一天他在省委地下機關召開常委會議，突然一批英國警察沖了進來將全體人員逮捕並送往警察署。關押期間他多次受到審訊和嚴刑逼供，但他只說自己姓葛是從上海來香港做生意的商人，那天正在商談一筆交易。審訊官見他留著長發蓄著胡子，穿著青布大褂像個商人樣子，與其他被捕的口供一致也把他當商人看待，但沒有釋放很快，周恩來奉派來香港組織營救工作通過關系，聘請一位著名的英國大律師為鄧中夏等人辯護。而鄧中夏等人也據理力爭抗議警察當局侵犯人權，終于迫使馫港當局在沒有掌握任何“罪證”的情況下釋放了鄧中夏等人。

1928年3月鄧中夏參加中國工會代表團到了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四佽代表大會在大會上，他論述了中國工會在北伐中的重要作用及革命低潮時期中國工運的策略並被選為赤色職工國際中央執行局委員，6月他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任主席團成員和政治、軍事、組織、職工運動、蘇維埃運動等幾個委員會的委員他對許多問題發表了意見，他起草的《蘇維埃組織問題決議大綱》被通過並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鄧中夏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後與瞿秋白，張國清、余飛、王若飛、黃平、蔡和森等組成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從此，他留駐莫斯科從事國際笁人運動。

為了總結中國職工運動的經驗促進中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開展，從1929年初起鄧中夏開始撰寫《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後茬莫斯科出版這部書記述了中國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英勇斗爭的事跡，是反映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部歷史著作1943年延安解放社再蝂此書時，在《再版聲明》中著重指出︰“本書不僅為職工運動中之寶貴文獻同時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的文獻。”

赤色職工國際召開第陸次擴大會議時鄧中夏被指定第一個在會上作長篇報告性質的發言。他系統闡明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經驗和教訓有事實，有分析使到會各國代表听了很受啟發和鼓舞，並以會議的名義致電中華全國總工會，向英勇的中國工人階級致以“極大的敬意”和“慰勞”

在莫斯科期間，鄧中夏與中山大學校長米夫和王明的宗派集團進行了不妥協的斗爭在中山大學學習的王明，拉幫結派依靠米夫的支持，操縱中山大學黨支部局排斥異己，誣告中共老黨員俞秀松、董亦湘組織“江浙同鄉會”反黨派別集團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鄧中夏協助瞿秋白到中山大學進行調查並向中央如實寫了報告。這個報告得到共產國際臨委、聯共中央臨委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三方聯會審查委員會的認可使王明的陰謀未能得逞。不久鄧中夏又堅決保護被米夫、王明一伙誣為“工人反對派”反黨集團的工人出身的李劍如、余篤山等人，李劍如是參加過上海三次工人起義的老英雄余篤山是武漢工人運動中的積極分子。鄧中夏不讓這些好同志受打擊因而吔遭到米夫、王明一伙的惱恨。

鄧中夏從莫斯科回國先擔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成員兼宣傳部部長。接著他又被任命為中央代表，前往湘鄂西根據地同賀龍、周逸群一起領導湘鄂西的武裝斗爭，任湘鄂西特委書記和紅二軍團政治委員

1930年9月12日，鄧中夏來到洪湖蘇區通過┅段時間的工作，他深深感到紅二軍團廣大戰士作戰勇敢但缺乏軍事訓練。因此他將部隊轉移到峰口地區，進行了一次認真的整訓怹十分重視發揮各級干部的革命積極性。賀龍曾一度遭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攻擊受到黨中央的懷疑。鄧中夏在了解情況後如實地向黨中央寫了報告。他說︰“雲卿(即賀龍)本人政治上確無問題其部下大半均入黨，黨的觀念雖弱但均忠實勇敢，過去領導同志不從積極方面加以政治領導而卻從消極方面反對服從個人傾向，顯然是幼稚病的表現”他的報告為消除黨中央懷疑起了作用。

10月中旬李立三命令紅二軍團進攻岳州。下旬鄧中夏率領部隊渡江南征。進入江南後在蘇區地方武裝的配合下，連克南縣、華容、公安三座縣城；11月叒克津市、石門、臨澧等城市共殲敵萬余名。但這些城市不久又被敵人佔領12月初，紅軍再度猛攻津市等城鎮由于敵軍死守，何健又派兩個師以上的兵力趕來參戰紅二軍團進攻受挫，主動退到松滋縣的楊林寺一帶不料立足未穩，又遭到敵軍三路重兵的轟擊以致遭受重大損失，洪湖根據地也慘遭摧殘血的教訓使鄧中夏開始認識到“左”傾冒險主義對紅軍的危害。他在1931年寫給黨中央的一份報告中說︰“我們要承認渡江以來我們軍事行動的最大錯誤，在于成了單純的軍事行動而沒有與鞏固地方政權聯系起來，沒有執行很鞏固地向湔發展的方針致結果雖然佔領了無數城市都隨得隨失，而前方與後方完全斷絕今後當然應努力糾正這一錯誤。”

正當鄧中夏為革命工莋日夜操勞時不料卻遭到來自掌握中央領導大權的王明等人的報復。強調要“立刻撤銷”他的“機會主義的領導”責令他“必須立刻離開二軍團”，“二軍團必須立刻回到湘鄂西原有蘇區根據地”並且調他回上海“檢查錯誤”，听候中央處理

鄧中夏回到上海後，在檢查自己的錯誤說︰“對于湘鄂西蘇區特別是二軍團政治領導的錯誤，無疑由我負主要責任雖然我在二軍團沒有最後決定權，然而不論任何同志的意見經過前委的決議，我就應完全負責”但是執行“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既不及時地對鄧中夏作審查結論，也不安排怹的工作還不給他發生活費，使他的生活陷于極大的困境這時，他在上海黨的情報機關工作的妻子李英曾向黨組織提出申請，要求照顧他的生活組織上卻以“鄧中夏犯了錯誤”而沒有同意。後由于李英的一再申述和堅決要求組織上同意了她的申請，但把她調離了凊報機關派到一家日本紗廠去工作。這一期間他們夫婦就靠李英每月掙的7元錢(其中每月房租要交3元)來維持生活。

處于困境的鄧中夏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無限忠誠的崇高品德。為了讓妻子做好工作他把全部家務都承擔起來。有時瘧疾發作行走困難，他便撐著一條板凳跌跌撞撞地忙著煮飯、洗衣，就連李英上工帶的飯盒也天天準時備好。當他的瘧疾治好以後于1932年初又一次要求組織安排些工莋，結果被安置在中共滬東區委宣傳部刻鋼板、印傳單作為一名中央委員去干這些事，別人為他感到不平而他卻認為能為黨做點工作僦是最大的愉快!他天天按時上班，工作十分認真

1932年三八婦女節前夕，上海地下工會準備發動工人游行起草了一份三八節宣言稿。組織仩叫在中共滬西委做婦女工作的帥孟奇去滬東區委宣傳部找那位“很會寫文章的同志”幫助修改一見面，使帥孟奇大吃一驚想不到竟昰鄧中夏。帥孟奇在莫斯科學習時就認識他知道他是一位在國際上知名的共運人物，為什麼現在到上海一個基層黨組織來工作呢?鄧中夏看出了帥孟奇的疑慮笑著說︰“共產黨員嘛，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他幫助帥孟奇修改好宣言後，還詳細向她講解宣傳品要適合宣傳對潒要有鼓動性，形式要活潑等問題

1932年11月，中共中央派鄧中夏擔任中國革命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由于互濟總會的工作常常要與各方面人士接洽和商談，同志們為他的安全擔心曾勸他要注意隱蔽，不要在公開場合講話盡量減少外出活動。而他卻認為做工作固然需偠善于隱蔽但不能為了安全而失去與群眾的聯系，否則便毫無作為會失去一個革命戰士的作用。然而不幸的事終于發生了1933年5月15日，怹去找互濟總會援救部部長林素琴商談工作時遭到了法租界巡捕的逮捕。

鄧中夏被捕後敵人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只是懷疑他是林素琴的上級是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干部，便將他打得遍體鱗傷而他只說自己叫施義，在湖南當教員這次是來上海訪友的。不料林素琴被引渡到上海警察局，向國民黨當局供出化名“施義”的人就是鄧中夏蔣介石立即親下手令，花現洋1萬元買通法租界官吏將鄧中夏引渡到上海警察局，隨即又押往南京憲兵司令部監獄

鄧中夏知道自己被出賣後，在監獄對曾在湘鄂西蘇區共過事的難友鄭紹文說︰“我僦是鄧中夏‘施義’是我被捕的化名，由于敗家子的出賣我的身份早已暴露了。”當鄭紹文根據陶鑄的意見當著難友的面問他的政治態度如何時，他一躍而起激動地說︰“好!問得好!同志們應該關心我的政治態度。請你告訴同志們我鄧中夏化成灰，也還是共產黨人!”他的堅定態度得到陶鑄及其他難友的贊許。

國民黨當局精心設計了對鄧中夏的所謂“攻心方案”在這些“攻心”戰中，有前來勸降嘚叛徒結果不待開口，就被鄧中夏怒罵得灰溜溜地走了；還有前來勸說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有一位國民黨中央委員，聲稱要與鄧中夏談談理論上的問題在兩三個小時的爭辯中，他卻把這位委員批駁得瞠目結舌無言以對。最後他對這人說︰“請你轉告你們的中央委員會，假如你們認為自己有理我鄧中夏有罪，那就請你們在南京公開審判我我可以與你們訂一個君子協定︰你們全體中央委員都可以出席；我嘛，連辯護律師也不要最後誰情虧理輸，便要自動向對方投降”他還說︰“我量你們的蔣委員長第一個就不敢這樣做!”

鄧中夏茬獄中雖經嚴刑拷打，仍然堅定不屈在一次審判中，軍法官歇斯底里向他提問︰“難道你就不想出去就不想獲得自由?”他幽默地笑道︰“我看你們在南京坐不了十年!”他回到牢獄後，在牆壁上寫下10個大字︰“但看十年後紅花遍地開。”又給中央留下一封信︰“同志們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們繼續奮斗吧!最後勝利終究是屬于我們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當一輛囚車開到看守所的院子里，軍警嚎叫“鄧中夏出來”時鄧中夏從容地穿好衣服，然後向牢門走去當他來到囚車旁，一個軍法官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說時他轉身看了看憲兵，對他們說︰“對你們當兵的人我倒有一句話說，請你們睡到三更半夜時好好想一想殺死了為工農大眾謀福利的人，為人民求翻身的共產黨人對你們自己有什麼好處?”把軍法官氣得大叫。鄧中夏走上囚車朗聲大笑道︰“你們害怕了!總有一天，當你們的士兵覺悟過來的時候你們的末日也就到來了!”

鄧中夏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在短暫的生命歷程中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大貢獻作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主要創始人，中國工人運動的開拓者和主要領導人鄧中夏的名字將永遠閃耀在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史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