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腐败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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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腐败透视
村支书性侵村民留守妻子：村里一半都是我的娃
　　村官腐败透视
　　当前的这个社会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本位，以官员和商人为主位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断掉几千年乡土历史的根。这是因，种这些因下去，果便出来了，包括村官的腐败。
　　“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在三门峡市西南方，距离市区9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里，村支书张大万(化名)笑嘻嘻地对市里来的驻村工作队员说。本村的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们的留守妻子竟然成为张支书的猎艳对象。
　　但农民们对村干部普遍和最大的愤怒，并非来自男女作风甚至性侵方面。他们最在意的，是自己和集体的财产受到了村干部的不法侵占。
　　农民最在乎钱财被侵占
　　2011年初河南省纪委一项调研显示，2008年以来本省群众赴京或到省信访案例中，涉及农村问题的占73.2%；在涉及农村问题的信访举报问题中，因涉财问题引发的占88.7%。
　　当年4月1日起，河南省纪委在全省开展对农村涉财信访举报的专项治理活动，“惩治农民身边的腐败”。在这项为期半年的行动中，共有845名村干部和党员受到党政纪处分，10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金额7017.2万元。
　　以845名受到党政纪处分的村干部和党员来计算，平均每人涉案金额只有8.3万元。这既说明了村干部腐败的普遍性，也说明了村官级的腐败一般涉案金额不多，这跟村官职务低微，以及河南贫困农村多、资源相对较少有关。
　　河南三门峡市检察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村支书、村主任占到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总数的46%。其中92%的村官腐败案件发生在土地转让、资金管理环节。涉案村官们总有办法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虽然全村老少都想要点好运气，但似乎这些村官的运气比大部分人的都要好。
　　当高速铁路修到三门峡渑池县洪阳镇时，村支书王某便伙同他人虚报冒领高速铁路占地补偿款及其他款项10多万元。与洪阳遥遥相望的英豪镇村民组长董某，也利用职权挪用村组征地补偿款以及赔青款合计83万余元。看来不是职务，而是机会，才是决定村官们捞钱多少的重要因素。该县的一位村主任刘某，相继贪污、挪用和侵占村里的征地款、土地补偿款，共计上百万元，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而三门峡陕县张汴乡刘寺村会计赵开让，利用负责该村退耕还林专项补贴款的领取和兑付工作的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记账的方法，连续5年贪污48.29亩土地的退耕还林粮食补贴款、劳务费补贴等共计47912.7元。
　　日，河南新野县上港乡政府被200多名农民包围了，他们高喊：“我们要土地！我们要吃饭！”他们所在村组的组长、会计将集体土地擅自转让给了别人做宅基地，收取的费用不知去向。因为这件事闹得很大，组长、会计在当天夜里将部分涉案钱款突击分给本组群众，有些人闭口了。但县纪委在调查中，不仅证实该村组干部侵吞转让款确有其事，而且发现了该村村支书、村主任、副支书、村委副主任、村文书5人也涉嫌非法将集体土地转让给私人作宅基地，获取转让款53.42万元的事实，其中3人被依法拘留。
　　腐败原因，另一种视角
　　义马是三门峡全市经济最发达的县级市，该市纪委在今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剖析村官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一是“基层干部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二是村官搞家长制，独断专行，“只要他不想让人监督，是无人敢监督的。农村监委会、基层群众的监督形同虚设、苍白无力”；三是“财务管理制度极不规范，村会计科目随意设置，记账方法不统一，账账不符、账款不符、有账无证、有证无账现象较为普遍”。
　　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党政部门及专家学者对村官腐败成因的看法，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村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后果不严重，群众也不会上访，这个上面也知道。”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李昌平说，“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责任不在基层。上级要求乡村干部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懒政’。结果就是：城里的所有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乡下的所有坏事都是基层干部干的。”
　　村官的腐败往往从贿选开始。记者在豫西农村采访了解到，在基层民主选举中，贿选是一个普遍问题，区别只是贿赂的数额大小，东西多少。在小村、穷村，候选人给年满18岁的村民每人发几包方便面或两盒散花烟，或请选民去街上吃顿饭就行了；在大村、富村，有的给选民送元钱，还有送羊毛衫的。
　　农民对村干部的看法是：“什么干部不干部，谁干都一个球样。他干几年下台了，跟咱没关系。”农民看重的是即时性实惠，谁给实惠就投票给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手里的这一票有多神圣，也许就值两盒烟、两包方便面或几百元钱。此外，家族、血缘因素也影响选举。有的村里，一个大家族几十口人，把票集中到一起，投给一位愿意“出血”的候选人。有些在外打工的人不想回来投票，候选人就雇一辆面包车，把在市区打工的本村人都拉上，选举完后，再把他们送回来。
　　农村的优秀人才很少，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打工了，还留在村子的也往往清高，不愿同流合污，有思想没钱，老百姓也不选他：“他没钱，不给我东西。”
　　“近两年，政府把富人弄回村当村干部的很多。乡政府动员我们回去竞选，富人的得票率也高。”陕县王家后乡刘家山村支书刘铁刚说。6年前，刘铁刚是这个村的副支书，同时在外面搞实业。当时的支书年纪大了，乡里动员刘铁刚回村当支书。“书记鼓动了我两个月，我一再说，我在外面做实业，没有精力顾这一块。书记说你再不接村里就乱套了。实际上，刚接支书时，我还把实业也放弃了。”
　　在李昌平看来，好人不会主动当村干部，因为当村干部动不动就得违法。上级要求他们什么事都要干，却又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记者也了解到，在陕县，村支书的补助是一个月500来元，村主任只有三四百元。“坏人去选村干部，是因为他有了权，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他要不干坏事，付出的成本怎样收回来？最关键的是，现在的所谓'民主选举’，是出自西方话语体系，它用竞争的方式将中国乡村几千年来的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给撕裂了。你要当村干部，一定与黑恶势力结合，因为黑恶势力才有执行力，你当村干部不与黑恶势力结合能搞得了吗？但老百姓就更苦了。”正因为如此，“扯什么'行使权利监督村干部’都是没用的”。
　　曾经长期在河南开封市、兰考县挂职的中国农大副教授何慧丽也说：“人心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反映，乡村社会结构歪曲了，村干部不出这些事，也会出其他事。现在大家随便说说的农村基层民主，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民主，这个'民主’是泊来的词，泊来的标准，泊来的目的，怪不得与农民无关了！”
　　工业化、城市化大潮的影响
　　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首次提出“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监督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
　　陕县王家后乡刘家山村党支部有3名成员，分别是支书、副支书和党支部委员。这位委员还兼任村监委会主任，这是乡里要求的，因为他可以参加支部会议，“容易统一意见”。
　　村干部实行坐班制，每天起码要有一人值班。在豫西地区，相当一部分村干部常年不住在本村，而是住在县城、市区，有的在外开办企业，或经商做生意，村里有事时才回去。村民见到村干部的主要机会有两个：“一是让你掏钱的时候，二是换届选举时上你家里拉选票。”陕县张茅乡一位村支书说，他们班子5个人，有3个人在外兼职打工，包括他和村长。问其原因，支书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一个月补助只有几百元，够干啥呀？”那村里的工作岂不受到影响？支书说：“反正都有手机，有事一通知，我们就回来了。”
　　近年来，国家搞新农村建设，投资修路、修水、修电、土地平整、村庄合并，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救济、扶贫、“万名干部进农家”、“农家书屋”等，投资项目越来越多，它们也成了少数不法村官上下其手的机会。
　　当了村干部，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待遇问题。在土地问题、林权、修建高速公路及建厂占地等方面，包括地面附着物的补偿、上级拔下来的补偿款等，村干部认为反正分给群众也不够分，就先把自己欠发的补助补齐了。陕县张茅乡清泉沟党支部副书记陈某、村主任赵某、会计张某3人，虚报冒领土地补偿款24773元，用于冲抵乡镇欠发自己工资，给自己发放交通、通信补助等，直到检察机关立案查处时，他们才知道这是犯罪行为，痛哭流涕。
　　“乡里不管你咋干工作，他只给你布置任务，只要结果。”陕县一位村支书说，“前阵子，上面要求村里宣传十八大精神，弄各种宣传牌子，每个村花了2万来块钱。今年要求搞'道德讲堂进乡村活动’，每个村要花几千元，现在还没结束。最近县政法委又要求我们搞'平安建设’，村村装摄像头，建网络。”
　　三门峡市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尚柏仁当过10几年乡镇和区级干部，现在还经常往乡下跑，很熟悉农村情况。他说：“农村低保的名额往往被村干部的亲属顶了，真正应该享受低保的反而享受不到。某乡镇搞过扶贫包干，每个干部包一个村里最穷的百姓，两年内让他脱贫。村干部不选最穷的百姓让干部包，而是选个条件不错的。他们说：'如果两年后他脱不了贫，你们领导也下不了台呀！’”
　　村干部的腐败，给留守在农村的孤老妇孺本来就贫穷难熬的生活雪上加霜。何慧丽说：“当前的这个社会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本位，以官员和商人为主位的社会，很大程度上断掉几千年乡土历史的根。这是因，种这些因下去，果便出来了。”
河北村支书涉黑一审死刑 受贿5270万10公斤黄金
日14:52&&&
被告人刘会民等在审判席上。 李宏 摄
　　“曲阳第一村”村支书涉黑一审死刑
　　利用“教育城”项目收取好处费5270万、10公斤黄金
　　对“不听话”村民殴打、烧房烧车 其余19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昨日上午，保定市原曲阳县七里庄村支书刘会民涉黑案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该案20名被告人，共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等11项罪名。其中，曾一次收取某房地产老板10公斤黄金好处费的刘会民一审被判处死刑；其他被告人也分别受到法律严惩。&&
　　村支书涉黑一审被判死刑
　　被当地称为“曲阳第一村”的七里庄位于曲阳县城西南，人口上万。由于紧临京昆高速，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当地新兴工业园区和教育城项目先后落户于此。
　　村支书刘会民出生于日，不但是村里的一把手，还身兼曲阳县恒州镇党委委员、曲阳县城建局收费股股长、曲阳县工业园区开发部副部长等多个职务。
　　法院审理查明，刘会民自2001年担任曲阳县七里庄村村主任、2003年任村书记以来，通过非法手段操纵基层选举，把持基层政权，先后将被告人刘志强、井胜会、刘现军、袁阳、刘谦、刘现会、刘进成、马永州、刘术龙、张芹杰、刘玉民、刘利、刘玉明、井涛等人笼络到其身边，通过发补助、发奖励、为违法犯罪者“平事”、安排入党、安排进入村两委会、提拔为村干部等手段拉拢、控制组织成员，逐渐形成了以刘会民为首，以刘志强、井胜会、刘现军、袁阳为积极参加者，刘谦、刘现会、刘进成、马永州、刘术龙、张芹杰、刘玉民、刘利、刘玉明、井涛为成员的等级分明、成员固定、分工明确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该组织为了扩大影响，追求非法利益，公然对抗执法，妨害公务，在工程建设期间强行在企业入股退股、承揽工程、敲诈企业钱财，对妨碍其利益的村民肆意殴打、拘禁，故意毁坏村民田地、财物，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形成了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曲阳县恒州镇七里庄村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严重扰乱和破坏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法院宣判，刘会民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村会计刘志强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罪组织共实施受贿、贪污、故意伤害、妨害公务、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破坏生产经营、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犯罪及其他违法事实18起。井某等其余18人分别被判处一年四个月至二十年不等有期徒刑。
　　受贿一次拿了10公斤黄金
　　2009年下半年，曲阳县政府决定在曲阳县恒州镇七里庄村征地用于建设廉租房项目，并要求七里庄村干部协助政府进行征地工作。刘会民在协助政府征地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分别于日、12月28日、日分三次收受开发方河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刘某某所送人民币78.5万元、150万元、214.5万元，共计443万元。
　　2011年6月，曲阳县人民政府与大同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曲阳县教育城等项目建设合同，经县委、县政府领导同意，由刘会民与大同市某公司负责人李某某洽谈征地及补偿事宜。2011年6月至2011年10月间，刘会民分多次收受李某某好处费人民币共计5270万元，并于2011年7月收取李某某9999成色黄金10公斤，价值人民币311.6万元；日，时任七里庄村委会会计的刘志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李某某人民币50万元。
　　2010年3月份，曲阳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曲阳县新兴工业园区管委会，并任命时任曲阳县恒州镇七里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的被告人刘会民为管委会办公室土地开发部副部长，负责协助政府开展工业园征地工作。新兴工业园区共征用七里庄村493亩土地，政府给付七里庄村补偿款以及附着物、河道改造、征地协调费等共计983.5万元。刘会民指使刘志强做假账将983.5万元平账处理，其中虚列河道改造工程款400万元，服装厂建设费用140万元、树木等赔偿款126.31万元，协调费38万元、水泥管款7.57万元、铲车款32.6万元，以上共计744.48万元，刘会民伙同刘志强将其非法占有。
　　“不听话”村民的房屋、货车被烧
　　曲阳县七里庄村村民刘某某及其家属被刘会民等人殴打，导致刘某某上访告状。刘会民怀恨在心，遂指使井某等人进行报复。日凌晨，井某纠集多人将刘某某之子家的房屋点燃，造成物品损失12698元；刘会民因与本村村民张某某有矛盾，遂指使刘志强等将张某某的货车毁坏。日晚，刘志强等携带柴油到本村村东公路旁，见到张某某女婿的斯太尔豪沃货车，误认为系张某某车辆，便用柴油将货车点燃，造成损失50558元。
　　七里庄村党支部换届选举时，该村村民井某某未投票选举被告人刘会民、刘志强，二人对此不满，对其实施殴打；村民刘某某对刘会民的工作方式表达了不满意见，被告人刘会民遂对刘某某殴打；村民刘某向有关部门反映七里庄村征地情况，被告人刘会民指使被告人井胜会纠集被告人刘志强、刘谦、刘现会、刘利将刘某家的门窗玻璃砸毁。
　　殴打公职人员冲击政府机关
　　日下午，刘会民因其妻侯某某与所在单位的七里庄中学校长杨某某有矛盾，便纠集刘志强等人赶到该校，指使刘志强等人强行将杨某某从办公室抬出校外，并威胁杨某某不要再到七里庄中学当校长了，导致杨某某不能正常工作，严重影响了七里庄中学的教学秩序。
　　2009年10月份的一天上午，被告人刘会民指使井某纠集多人组织七里庄村村民以某污水处理厂蓄水池渗水为由到该厂滋事。曲阳县城建局副局长宫某某来到现场后询问情况时被井胜会、刘现军等人殴打。当日下午，刘会民指使井某纠集多人组织数名村民到曲阳县城建局找宫某某讨要说法。
　　日，刘会民因对曲阳县人民检察院办理其子刘涛被伤害一案的处理结果不满，遂指使被告人井某纠集被告人刘某等人带领百余名村民围堵曲阳县人民检察院；日，被告人刘会民以该污水处理厂排放污水为由，指使被告人井某等人带领数百名七里庄村村民冲击曲阳县人民政府，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办公秩序。
　　□本报记者 石英杰 通讯员 李宏
河北村官收20斤黄金获死刑:曾打未给其投票村民
日00:59&&&&&&&&&&&&&&&&&
　　村里一位老人说，我们七里庄，过去都是本分庄稼人，村民都老实得像绵羊，其实很好管理。
　　刘会民上台前，村两委也遇到困难，主要是部分村民小农意识，而且村庄又非常巨大，没有魄力很难统一治理。
　　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村里过去“没有一条正经街，没有一条水泥路”，一些村民乱盖房，杂乱无章。遇到下雨下雪，村里都走不成路。
　　统一规划村庄，建设“排子房”是从很早就有设想，但弄不成。
　　2000年，在县城建局挂名上班的刘会民回村当干部，不久担任村里一把手。刘会民大哥对记者介绍，刘会民早年顶替前妻的名额当的工人，后来又到了镇政府上班，后来又将关系调到了城建局。
　　另一位知情人士说，他就是在城建局挂个职务。
　　曾因儿子受到刘会民武力伤害、多年坚持上访的老教师刘贵主，曾当过刘会民的初中老师：“他爹是个普通农民，刘会民被别的学校开除，没有学上了，他爹来求我，我让他来上学，不久又因为搞对象被开除了。”刘贵主对自己多年的对头、昔日的学生刘会民没有好印象。
　　刘会民上任前的七里庄，一盘散沙，迫切需要一个有魄力的人。当时，一个村民将三间房挡在村路上，村里没办法，刘会民“做工作”，难题解决。
　　刘会民上任后，先从修路、规划排子房踢开了头一脚。先从干部开刀，再动钉子户。挡路的房子必须拆，后面村里给房基弥补，但房屋建筑不管。没有房子住的，自己找亲戚家住去。
　　前任曾留任的干部刘明(化名)说，做不通工作，会民就带人动手，我因为不上手，会民认为我耍心眼，装老好人，就不让我干了。
　　一位知情者说，平心而论，刘会民当时还是有一些公心的，想把村里治理好，就是方式粗暴。但当时修路拆房这件事，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拥护，大家还是赞成他。
　　村里有不孝敬父母的，刘会民过去劝，几句话劝不动，上去一顿耳光！
　　村里赶集时，一个外村的妇女三轮车挡在路上，不能通行，刘会民用刀把轮胎拉了。
　　他是条硬汉，当时确实需要硬汉
　　当地一位机关干部老韩(化名)说，会民前些年在当地的影响甚至超过一个镇长书记。
　　他评价说，刘会民的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比如有一年全县推行火化，这项工作很难做，其他村庄推不动，而七里庄村，全部执行火化。
　　刘会民担任七里庄村支书后，村里陆续将泥泞的土路修成了水泥路、街道上安装了路灯、村里还铺了下水道……这在村集体并没有多少收入的情况下简直是个奇迹，七里庄村成了人们口中的“曲阳第一村”，这个村庄多次成为上级领导来曲阳视察的一个示范村。“刘会民是个硬汉，当时也确实需要硬汉，于是他得到了县里的赏识。”老韩说。
　　老韩介绍，会民一般副局长以及以下的干部们根本看不在眼里，县里的普通干部到村里办事，更不敢蹭吃蹭喝，或者捞点好处。
　　对外与对内一样，刘会民保持着强势的态度，七里庄的村民都自装“大锅”接收电视信号，县电视台推行有线电视，到七里庄就推不动，村民们都不愿意交一千多元的有线电视安装费，县广电局就用信号覆盖，让七里庄人看不到电视。
　　本来广电局的做法是依法行政，但刘会民认为这是侵犯了七里庄的集体利益，于是指使人围攻电视台、广电局，吓得局长不敢露面。
　　还有一次，县污水处理厂将污水排到七里庄，城建局一名副局长来了解情况被刘会民手下殴打。后刘会民指使村民围攻污水处理厂、县政府。
　　还有一次，村里抓住一个偷狗的，殴打、私自拘禁、逼钱来赎。
　　对这些，刘会民都不认为是违法，而认为是维护集体利益。
　　后来这种唯我独尊的气势愈演愈烈，修高速公路从村边通过，儿子带人强揽工程，导致暴力流血事件，刘会民对县检察院的处理不满，指使上百人围攻检察院。
　　刘会民“曲阳第一村”的领袖地位为当地倚重，兼任曲阳县恒州镇党委委员、曲阳县城建局收费股股长、曲阳县工业园区开发部副部长等多个职务。多次暴力违法没有得到惩罚与纠正，并加官晋爵，最终使刘会民走向地狱之门。
　　七里庄村党支部换届选举时，该村村民井某某投票选举未投刘会民与会计刘志强，二人对此不满，对其实施殴打。少数村民不听话，被点房、砸玻璃、烧柴火垛、点汽车。
　　他的一个侄女对记者说，刘会民的不懂法让他吃了大亏。
　　这个侄女介绍，无论过去做生意还是当干部，刘会民都是习惯了自己说了算，多年以来，七里庄都没有对公账户，公私不分，用的都是刘会民的个人卡号。
　　征地打开潘多拉盒子&&
　　与村民的纠纷、以致暴力相加，对开发商敲诈勒索、甚至阻工，也多与征地相关。“土地流转过程中带来的巨大利益，让刘会民眼红、愚蠢、疯狂。”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当地人士说。&
　　刘会民大哥刘玉才对记者介绍，开始刘会民也不愿意承担征地任务，他还为此装过病。&&
　　负责征地后，刘会民心有不甘，一方面要面对村民的不满与反对，惹火烧身而频频动武；一方面看到村里的土地被开发带来的巨大利益，贪念陡起。&&
　　当时，邻村大赵邱的土地出价30多万元，都没有征动。一个当地知情人告诉记者，村民要求，低于50万元不干，县里派去了拆迁队，被村民轰了出来。&&
　　县里把任务派到七里庄，是相中了刘会民的能力。20多位村民对记者反映，这几年征地中，有上百名村民被打，也有多次村两委人员被村民反抗打伤的情况发生。&
　　七里庄村征地之前，是个普通的农业村，在同案中被判刑十一年的村支部副书记刘现会的妻子刘志霞说，过去村里穷，现会在村里干事，一天30块钱，晚去五分钟一天白干。因为现会的母亲有病，他是个孝子，不能离家，就在村里混，真是当穷干部，我们曾经在最热的一个夏天只花5块钱电费，孩子们热，连电扇都舍不得开。&&&
　　刘会民本人也是穷出身，去饭店，点个鱼香肉丝剩一点也得打包带回家。&&
　　村民刘四货说，说句公道话，过去不搞征地，村里穷，大部分人当干部真捞不到什么好处，也就是在村里干活，挣点劳务费。会民他们最多也就是刨个树卖。&&
　　征地打开了利益的潘多拉盒子：2009年下半年，曲阳县政府决定在七里庄村征地用于建设廉租房项目，并要求七里庄村干部协助政府进行征地工作。借此机会，刘会民分别分三次收受开发方河北一家建筑公司所送人民币共计443万元。&&&
　　2010年3月，曲阳成立新兴工业园区管委会，并任命刘会民为园区土地开发部副部长，负责协助政府开展工业园区征地工作。政府给付七里庄村补偿款以及附着物、河道改造、征地协调费等共计983.5万元。刘会民指使村会计刘志强做假账将983.5万元平账处理，后以虚列工程款等名目将近745万元瓜分。&
　　2011年6月，曲阳县政府与大同市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曲阳县教育城等项目建设合同，经县委、县政府领导同意，由刘会民与该公司负责人洽谈征地及补偿事宜。刘会民分多次收受上述公司好处费共计人民币5270万元，并于2011年7月收取9999成色黄金10公斤。&&&&
　　获得大量赃款的同时，刘会民成为县里耀眼的明星村支书，2010年，七里庄村党支部获评优秀村党组织，2012年，七里庄村已成为保定市“生态文明村”。
　　而现在，刘会民被判死刑，外甥，二哥、侄女婿等20人都被判刑，令家人们痛苦不堪。“他一个大家庭也被他毁了，没有被抓起来的成员，在村里也不敢露面，真是善恶总有报啊！”一位老者说。
　　“强人政治”值得警惕&&&
　　刘会民案中，几乎全体村支部、村委会人员全部涉案，集体走上犯罪道路，当地人评论说，这起案件中，黑社会与村两委几乎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土地被征用带来了商机。一个熟悉七里庄的当地干部对记者说，表面上看，跟着刘会民混的这些两委干部，和在村里打杂的工作人员，都是日工，挣不到多少钱，但他们可以通过承揽工程挣钱。&
　　一个罪犯家属也对记者说，我们村里这些人，有木工、瓦工、电工，合起来就是一个工程队。&&
　　村里有了工业区，有厂家进来，厂家的各种活计就成了七里庄村两委人员的专利。比如你要挖沟，必须用我们的挖掘机；你要装修，必须使用我们的提供的沙子、水泥。&
　　一位法律人士说，近年随着一些农村涉及开发、修路的城中村或城边村，因为土地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些村官虽然级别不高，但是一个亟需监督的权利群体。乡村政权中的暴力色彩值得警惕，道德的教育、法制的教育是根本。拳头可以带来一时的胜利，但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更强烈的对立与斗争。&&
　　一位基层官员说：发展经济、推展各项工作需要更多的能人，但能人也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动，挑战法律的能人就是罪人。对于对有能力、有魄力但有“唯我独尊”甚至无法无天苗头的“强人”型村干部一定要管好。管不好就是纵容。历史地看，唯我独尊、没有底线的能人大多结局很惨。&&
　　长期关注农村建设的石家庄经济学院教授叶陈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村庄没有发展方向、混乱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强势的强人政治的，在村庄发展步入正轨后则需要一个能凝聚大家信念和力量的人物出现。除了建立完善的乡村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之外，还需要从根本入手。中国是个几千年的农业国家，农村高素质的人才困乏，必须使广大“孔雀不再东南飞”，引导大学毕业的学生回村，对农村骨干进行大换血，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必然促进整体政权建设的繁荣。
揭涉黑村干部发家致富路:公共农用地成自留地
日11:11&&&&&&&&&&&&&&&&&&
　　记者 朱峰 石家庄报道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涉黑村干部中普遍采取贿选、恐吓等方式，干扰基层选举，谋求在换届选举中当选。他们一般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通过垄断当地经济资源、巧取豪占公共农用地等方式谋取暴利，进一步奠定其“夺权”根基。
　　威胁恐吓赶走原村支书
　　在邯郸县兼庄乡王安堡村，提起王守贵几乎无人不知，他拿菜刀逼原村支书下台的事情也令众多百姓嘘唏慨叹。
　　王守贵最初是一名到处承揽工程的“包工头”，当经济实力逐渐强大后，他把眼光盯在了村支书的位置上。在村两委进行换届改选的时候，王守贵酒后带着几名手下，闯进村支书家里进行辱骂恐吓，要求对方将村支书一职让位与他。由于对方没有及时答应，王守贵拿起一把菜刀扬言要砍死对方。直到对方答应第二天向上级辞职，王守贵才收起菜刀。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河北省政法部门了解到，承德市滦平县陈栅子乡南山根村原村委会主任段彦利因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1种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在2003年的村换届选举中，通过威逼利诱村里百姓当选为村主任，并于2004年当选为滦平县政协委员。司法机关查明，段彦利除把持本村政权外，还插手周边行政村的选举。在2006年滦平县陈栅子乡大栅子村选举中，为使自己的亲戚当选为村主任，段彦利派人到会场捣乱，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其他候选人退出，他的亲戚则得以顺利当选。另外，段彦利还插手周边双滦区偏桥子镇小贵口村、塔子沟村、太阳村的换届选举。
　　去年12月，承德市兴隆县半壁山镇佛爷来村原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全杰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据李全杰的手下李占玉和田建波透露，李全杰竞选村主任时，手下都帮着去拉选票，一张选票给50元，有的给100元。李全杰当上村主任后，特别是兼任书记以后，帮助很多人竞选村主任和人大代表。这些人在村里都有铁矿，李全杰就是为了开矿方便。
　　垄断资源非法获利
　　“亢宝堂的组织通过经营粉煤灰厂，入股变电站、加油站等经营实体，非法占用农用地成立钰龙铸件厂，非法采砂、制砂，开设赌场等赚取巨额资金，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基础。”唐山市公安局一位办案人员在打掉亢宝堂黑恶团伙后分析说，亢宝堂原系唐山市丰润区银城铺乡东马庄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自2003年7月以来，亢宝堂不断网罗社会闲散人员，逐步形成了结构较为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在段彦利案件中，司法机关查明，段彦利2002年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借承德市牛圈子沟建筑安装公司的名义，利用其恶名承揽建筑和道路工程，获利巨大。段彦利还将其以非法手段获取的经济利益用于维持和发展组织。给组织成员所开工资、发放的零用钱，供组织成员吃喝住行、享乐挥霍所需的资金，为获取非法利益行贿所需费用，以及给成员“平事”或逃避法律惩罚所需费用，全部由段彦利从非法获利中支付。
　　承德市兴隆县半壁山镇佛爷来村周边矿产资源丰富，原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全杰供述，他通过不正当渠道在半壁山镇松树林村先后买了好几个矿，在南天门大营盘村买了一个露天铁矿，在没有办理任何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就组织人员非法开采矿石。矿山使用的炸药，都是他和手下以非法途径买来的。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评估报告证实，李全杰四个矿点均没有合法手续，其非法组织人员开采，共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超过581万元。
　　公共农用地成了“自留地”
　　农村最宝贵的就是土地，一些涉黑村干部正是看中这块资源，运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占。
　　司法机关在亢宝堂涉黑案中查明，2003年，原唐山市新区人民政府拟征地开发工业园区，唐山市丰润区银城铺乡东马庄村委会根据规划范围，将本村36余亩耕地从原承包村民手中收回，由村集体统一管理，但该地一直闲置。2006年，亢宝堂等私下商议，在该闲置耕地上筹建钰龙铸件厂(未经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同年7月，亢宝堂在未经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以村委会名义指使手下与其签订用地协议，将36余亩耕地转租，用于筹建钰龙铸件厂，获利丰厚。
　　在王守贵案中，司法机关查明，2002年7月份，王守贵在本村村南以人民币2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本村村民王运河的基本农田1亩，后将邻接的村民王守平的基本农田1.56亩、王长富的基本农田1.6亩分别以人民币3&.5万元、3&.1万元的价格购买。2005年，王守贵又将邻接的村民宋绍宾的基本农田1&.4亩与其村内的大坑兑换，并付给宋绍宾人民币5000元。2006年春，王守贵未经土地部门批准，在上述土地和邻接村里0.63亩的基本农田上建成两栋二层住宅小楼，破坏基本农田6.19亩。
　　办案民警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公共农用地资源比较稀缺，涉黑村干部普遍把这些土地占为己有，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提供保障。
　　在公安部门打黑过程中，一些涉黑村干部的“反扑”力度也很惊人。邯郸县涉黑组织头目王守贵即使在案发后还有人通过熟人说情、重金行贿甚至在网上炒作此事，说王守贵是官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曲阳县七里庄原村支书刘会民涉黑案中，在公安机关调查案件询问当事人时，黑恶势力还闯入派出所对当事人进行殴打，公然对抗公权力。
村官贪腐案件频发 存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心态
日16:04&&&&&&&&&&&&&&&&&&&&&
　　新华网海口10月10日电(记者 傅勇涛、王自宸) 海南省海口市5名村干部利用协助从事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管理的便利，年期间，侵吞村民征地补偿款近1300多万元，大部分赃款至今无法追回。近日，海南省高院维持海口中院一审判决，主案犯判处无期徒刑。相关专家表示，“村官贪腐”归根结底是权力监管的缺位，完善村干部权力运行监管体系已迫在眉睫。
　　“村官”与国土人员联手侵吞征地款千万元
　　先以办理征地手续费为名骗得村民代表签字，再向海口市国土部门干部行贿244万元，使各监管关口道道失守，最终村民近1300万元征地补偿款被5名村干部和1名社会人员中饱私囊。办案法官认为，这是近年来发生在村干部贪腐领域的一起典型案例。
　　据办案人员介绍，月间，社会人员王某光得知海口市国土局拟将涉案土地共381.66亩收归国有，想借机侵吞荣堂村民小组280亩征地补偿款。他找到曾任荣堂村民小组组长的钟某文及时任该村村民小组组长的钟某富，承诺以荣堂村名义向国土局申请征地补偿款，两名村干部分别得到56万元的好处费。
　　随后，两名村干部以办理每亩1000元“征地手续费”归荣堂村民所有的名义，骗取村民及村民代表签名同意。在办理国土部门的审批手续中，两名村干部和社会人员王某找到时任海口市国土局土地储备中心规划运营部部长的王某铮，承诺如果顺利申请办理280.04亩土地征地补偿款手续，将给其10%的好处费。
　　然而，由于荣堂村的280亩土地与玉库村的101亩土地地界相连，不易分割，时任玉库村民小组组长及副组长的3人参与到瓜分土地补偿款当中，并从中获得好处费。
　　日，海口市土地储备管理中心向荣堂村涉案账户拨了970.8万元征地补偿款，向玉库村账户拨了355.8万元。法院查明，补偿款拨到荣堂村账户后，荣堂村两名村干部将29万元付给该村小组外，将941.66万元补偿款伙同社会人员王某占为己有。玉库村三名村干部伙同社会人员王某将355.8万元非法占有。
　　法院审理认为，5名村干部中在贪污共同犯罪中起着组织、指挥、实施的作用，其中，荣堂村两名村干部作为贪污村土地补偿款的积极实施者，认定是主犯之一。
　　欺上瞒下伪造村民签名：权力监管有“真空”
　　按照规定，征地补偿协议签订以及补偿款下发，需经过村民、乡镇、国土、财政等多道关口把关，5名村干部为何能顺利击破各道“防线”？
　　审理案件的法官说，5名村干部为了达到侵占村民土地补偿款的目的，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境地。为了规避石山镇政府、北铺村委会监管，村干部以办理每亩1000元“征地手续费”归荣堂村民小组所有为由，欺骗村民代表签字。村干部还冒充村民代表签名，写下《证明书》《承诺书》，及《关于补办征地手续有关问题的请求》《会议记录》等相关材料。
　　同时，多名涉案村干部将亲属虚报为玉库村土地所有者，再以玉库村名义出具证明材料，以及出具《关于补办征地手续有关问题的请求》报告。
　　“村干部能够浑水摸鱼，蒙蔽村民和乡镇监管，症结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办案法官说，这些村干部敢伪造证明书、承诺书和会议记录，除了贪恋钱财外，更是长期养成唯我独尊的“土皇帝”习气在作祟。
　　此外，村干部权力监督缺位也是诱发贪腐的重要原因。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孝民说，一些地区，村务公开成了摆设，土地补偿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公开程度偏低，对村干部权力监管存在“放水”的现象。
　　海口市检察院此前针对农村基层干部经济犯罪展开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被查处的村干部只有中小学文化程度，自身素质、法制观念较为淡薄，加之村干部任期和薪酬存在不确定性，普遍存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心态。
　　“村官”权力监管应多几个“紧箍咒”
　　多名专家和办案法官认为，迫切需要一套健全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以提高村干部权力运行的透明度，真正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落到实处。
　　一些专家向记者表示，国家和地方不缺乏监督基层干部的相关制度，缺的是敢于碰硬、勤于监督的纪检、检察干部，以及相关纪检监察制度的落实。村干部多是集诸多权力于一身，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唯有“重拳治腐”与“创新防腐”双管齐下，才能让“反腐”更为有效。
　　“想让干部贪不了大家的钱，就是公开透明，接受监督。”玉库村的村民符海浪说，村里事是大家的事，钱是大家的钱，权力必须在大家手里。
　　“应加强农村普法宣传与廉政品德教育。”张孝民律师说，当前不少村干部普遍法制观念依旧薄弱，除强化权力监督之外，只有时刻敲响警钟，才能从源头上减少涉村干部贪腐犯罪的发生。
调查显示征地补偿成村官贪腐主阵地
日02:39&&&&&&&&&&&&&&&&&&&&&
绝大多数的村官贪腐现象根植于“土地”征收补偿之上
　　作为中国社会的末梢神经，农村法治建设对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尤为重要。近二十年的法治化进程，正在造就一个怎样的农村社会？当前农村社会法律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种现实状态正在向什么方向变化，它最终又会孕育和生长出怎样的农村社会？就这些问题，《方圆》杂志与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活动。此次调查旨在通过对乡村法治生态的考察，剖析中国农村法治现状，亦为检察工作更好地向基层延伸服务农村提供一份全方位的参考。
　　乡村法治调查项目组借助社会学、法学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围绕“农村法治”的主题，设计了50道问题157个选项，在全国检察机关邀请了50位一线检察官作为调查员，以蹲点调查的方式，参与项目调查、写作。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近年来，伴随城乡一体化进程，部分问题比较突出：因造城运动而衍生的村官贪腐现象日益严峻，因征地补偿衍生出的诈骗犯罪呈上升趋势；邻里纠纷最为常见，私力救济往往是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渠道；农村社会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但许多地区仍旧保留着部分传统观念，我国的农村民主法治正是在这两种观念交织之下缓慢向前迈进。
　　造城运动下的村官贪腐
　　村官贪腐问题是城镇化趋势下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而言，发生在农村的村官贪腐现象往往更具社会危害性和影响力。
　　日，深圳市纪委发布消息称，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周伟思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像周伟思这样的贪腐村官不在少数。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检察院的一份统计显示，自2003年以来，在“洛三”(河南洛阳至三门峡)高速公路陕县段不足20公里的范围内，陕县检察院共查办贪污土地补偿款职务犯罪22件33人，平均不到一公里路段便查处一个村官。频频爆出的村官贪腐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滋生了公众的不信任情绪。
　　在我国的行政体系中，村干部并不是一级公务员，他们只是村一级基层群众组织中享有一定话语权的成员，其职能定位是协助乡、民族乡、镇政府工作。然而，村官虽然不大，但他们却是最经常、最直接地与农民打交道的人。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村官贪腐现象根植于“土地”征收补偿之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表示，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通常会制定相应的补偿标准，村官并没有审批、决定的权力，只是负责递交申领材料。然而，很多情况下乡、镇政府都没有专门的部门、人员去实地审核，村干部报什么材料就是什么材料，他们只是依材料计算具体的数额。这一权力看起来没什么油水，但许多村官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伪造、虚报信息进而“发家致富”。此外，村官手中还有一项权力“大”得惊人，那就是征地补偿款、国家惠农补贴等各项资金的发放权。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村官的功能与“二传手”有些类似，但我国目前在此领域的监管缺位已然使得资金发放过程成为村官贪腐的“主阵地”。
　　征地补偿滋生的诈骗犯罪增多
　　“土地”是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农民的土地被征收。“然而，由于我国没有关于征地补偿的相关法律，且补偿程序也多有漏洞，因而利用相关制度漏洞而进行的犯罪屡见不鲜。”中国乡村法治调查员、重庆市南岸区检察院政研室周检察官表示。
　　曾某是重庆市的一个普通农民。根据曾某所在地征地补偿安置的相关规定，“住房安置对象已婚未育的，经审核确认后，货币安置住房时，一对夫妻可增加安置建筑面积15平方米。”
　　曾某一家四口均是本村户籍，如果按照人数计算，拆迁后只能按四个人来进行补偿。于是，曾某在同伙陈某的鼓动之下，开始了一趟荒唐之旅。按照陈某的建议，曾某与妻子离婚，女儿、女婿离婚，然后各自再找人结婚。一系列手续完成之后，曾某一家四口多获得了五六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
　　尝到了甜头的曾某开始和陈某合作，2011年4月到7月之间，曾某通过和陈某的合作，帮助本村的村民杨某、赵某等人以假结婚的方式诈骗了国家数十万元的补偿款，曾某自己获得了数万元的报酬。2012年6月，曾某等因涉嫌诈骗罪相继被逮捕。“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曾某所涉的罪行只是征地拆迁补偿诈骗活动中的冰山一角。”周检察官说，征地拆迁补偿诈骗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灰色产业链条。一旦政府对某地实施征地拆迁，陈某这样的人员必然闻风而动，在拆迁地域迅速联络被拆迁的人员，授之以骗取更多征地补偿款的方法，提供假结婚的人员和一些用于领取补偿所需的证明材料，并已经有了固定的分工。“要遏制因征地而发生的诈骗犯罪，最为关键的是改变相关规则。”周检察官认为，最重要的是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由于征地行为的单方性和不对等性，政府在制定征地补偿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农民的合法权益。目前，各地的征地补偿一般仅考虑对农民财产的现状保护，对其现状财产给予合理补偿，未充分考虑其因征地拆迁后可能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征地拆迁补偿政策的制定中，需要设计一种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土地使用者和失地农民都能接受的合理补偿标准和利益分享机制。比如，对土地拍卖所得的部分与征地农民利益共享，将征地收益折价入股、变一次性补偿为逐年分期给付，完善征地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等。
　　失地农民问题易成突发事件导火索
　　与土地征收相伴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失地农民”的生存权益保障问题。
　　“尽管近些年来，在一些大中城市周边的失地农民能够获得较高的货币补偿，有些还能解决社会保障和就业。但总的来看，在当前中国的1亿多失地农民中，绝大多数都只是获得了货币补偿，既没有社会保障，也无法安排就业，同时货币补偿的数额也是很低。”佟丽华表示，在当前物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当失地农民花完了手中的积蓄，在无法就业、也没有社会保障时，他们将很快沦为城市中的贫民，这必将对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征地补偿标准低，且补偿款常被挪用、截留，失地农民常常会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多次上访，许多暴力性群体性事件也因此而来。佟丽华表示，频频发生的各类征地诈骗以及群体性事件的背后所折射的便是我国法律在此方面的薄弱。
　　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农民土地，要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在佟丽华看来，这一规定完全排斥了农民对农村土地发展权的利益分享，即土地用途变更所产生的增值被排除在征地补偿范围之外。同时，尽管法律规定了种种救济途径，但客观地说，农民在面对土地权益受到侵害时却往往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因为征地的主体主要是当地政府，而行政复议、信访等往往流于形式，失地农民救济制度基本处于无效运行状态。
　　佟丽华认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是制定相关的征地补偿规则，保障农民失地时的利益；其次就是对无法转为新市民的，要让其享有对农民的各种保障；最后是加强培训，促进其就业，使其享有城市发展的利益。“换句话说，对庞大的失地农民群体，短时间内单纯依靠城市或农村来解决其出路很艰难，只有发挥各自优势，让城市和农村都来关注失地农民，才可以保障其稳定生活和基本权利。”
　　激情犯罪多，区域化特征初显
　　发生在农村的刑事案件不仅起因简单，其社会危害性也往往较小。调查显示，近三年来发生在农村的社会治安和刑事案件中，一般社会治安案件(不构成刑事犯罪)和一般刑事案件(抢夺、入室盗窃等)居多，严重刑事案件较少，且许多村庄都未发生过造成人身伤亡、重大财产损失的重大刑事案件。
　　“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刑事案件有逐步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犯罪嫌疑人年龄越来越大或越来越小，且多以盗窃、抢夺和故意伤害为主。”中国乡村法治调查员、四川省达州市检察院综合宣传处副处长陈军认为，一般社会治安案件、一般刑事案件居多的原因在于，虽然农民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但随着近年不断深入基层的法制宣传，大家对重大刑事案件都有了一定的辨别能力，同时由于进城务工青壮年增多，村里多数是留守老人和儿童，他们对社会认识不多，作案的方式方法较少，因此只限于一般的刑事案件。
　　“农民犯罪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伤害类犯罪大多是激情犯罪。这类犯罪多为临时起意，偶然性非常强。”据唐丽娜介绍，农民犯罪大都没有很强的预谋性，且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中国乡村法治调查员、海南省万宁市检察院检察官唐丽娜认为，检察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要坚持区别对待。“在对因邻里纠纷产生的轻伤害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犯罪体符合不捕条件的前提下，加大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力度。对于那些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过失犯，要慎重逮捕和起诉。”
　　此外，由于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农村的法治状况也有着相应的不同之处。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上述刑事犯罪类型较为常见。而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较为发达，这些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现象。以江苏省海安县为例，由于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其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之内地而言要高一些，因而与内地农村相比，海安县所辖的农村因借贷引发的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屡见不鲜。
　　据中国乡村法治调查员、江苏省海安县检察院检察官刘荣庆介绍，海安县农民之间的民间违规借贷问题非常严重，因借贷引发的刑事案件，如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也在逐年增多。
　　此外，农村民间借贷的广泛存在还滋生了新的职业——— 讨债组织。讨债组织的组成人员多为社会闲散人员，尤其以外来无业人员居多，此类群体流动性较大，给司法机关打击此类犯罪增加了难度。
　　私力救济是最主要的纠纷解决途径
　　“尽管农村法治较之过去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传统的一些宗族意识依旧存在，很多时候宗族长老在解决矛盾纠纷时要远比国家法律、国家司法机关有威信得多。发生纠纷时，很多农民都更倾向于寻找私力救济，而非诉诸法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其才表示。
　　许多调查员认为，村民们遇到纠纷、遭遇犯罪时不愿采取法律途径维权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法律的不了解、不信任。繁杂的司法程序、高额的诉讼费用往往会让他们望而却步，但最主要的还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厌诉心理作祟。
　　调查显示，村民们在发生民事纠纷时，43.3%的农民会首先选择自行协商解决，22.2%的农民会首先选择由村干部进行调解，只有2.2%的农民会首先选择走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绝大多数农民都将司法机关视作纠纷解决的最后途径。即使是遭遇犯罪，也仅有49%的农民会选择到派出所报案，寻求公力救济。
　　“很多时候，农民们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村干部、找政府反倒要比诉讼程序更快。”佟占军则认为，司法途径“不受宠”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在解决纠纷方面的效率问题。“在农村，一旦选择对簿公堂就意味着撕破脸。”中国乡村法治调查员、四川省简阳市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陈平表示，选择诉讼不只意味着将面临“诉累”而带来的心灵煎熬，也意味着双方的关系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太僵。”
　　陈平表示，此外，法律在调控社会秩序方面有严格的司法程序，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处理结果未必会如人意，所以在农村老百姓的心目中，法律解决纠纷既费力又费时。
　　“农村的纠纷解决并非都是如此，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农民的权利意识往往较强，他们遇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诉诸法律，但中西部地区就不同。”高其才表示，很多时候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遇到纠纷时首先选择私力救济的原因并不都是受传统“厌诉”心理影响。“像瑶族地区，很多农村都位于山上，他们距离派出所往往较远，这时有事找民警就不如去找同村威望较高的人来调解，而且很多地方也没有派出法庭，所以公力救济在解决农村纠纷时常常会出现力所不能及的情形。”
　　“总的来说，农村的法治状况有了显著进步，但仍有些问题需要继续跟进。城镇化浪潮下的农民受教育权，劳动权，甚至是诉权，等等，这些应该怎么改进？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家的执政者、立法者去思考。”高其才告诉记者。(检察日报)
（来源：南方电视台）（来源：广东卫视《午间新闻》）
湘村官涉腐被抓后反问:当官就为捞两个为何违法
　　湖南省吉首市一名村干部因贪腐被查后，竟反问：“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如此大言不惭，道出了村官贪腐问题的严重性和基层治理中法治观念的缺失。
　　村官贪腐问题，必须严查严管。
　　村官贪腐多发
　　危害基层稳定
　　村官贪腐，近年来有明显上升趋势。
　　以辽宁省昌图县为例，2012年昌图纪检监察机关受理案件274件，涉及农村136件，占49.6%；2013年受理442件(次)，涉及农村267件，占总数的60.4%，一年上升10个百分点。两年共处分295名村官。
　　昌图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克勤介绍，昌图全县104万人口，农村人口80多万，村干部2200多人，村官贪腐不仅造成了国家投入的涉农资产的大量损失，也严重伤害了群众感情，成为影响基层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湖南湘西，2014年4月至10月底，不到半年时间，纪检监察机关严查涉及农村“三资”的违法违纪线索745件，初步核实违法违纪线索327件，现已立案63件、党纪处分35人、政纪处分3人，移送司法机关11人，共收缴违法违纪资金1743.91万元，退还集体资金1280.59万元。
　　其中，有许多村官的身影，如花垣县猫儿乡某村村支书贪污集体资金300多万元、龙潭镇某村村支书私自处置集体资产100多万元……
　　骗取挪用补贴
　　侵占集体资产
　　村官怎样进行贪腐？主要是骗取挪用各种补贴、合伙侵占集体资产等。
　　骗取、挪用、贪污上级各种补偿款现象很常见。2014年4月以来，湘西纪检监察机关追缴家电下乡、农机购置、家电以旧换新等“三项补贴”违纪违法资金3632万元，刑事立案追责20件，党纪政纪立案10件。辽宁昌图县七家子镇榆树村将18万元扶贫开发资金用于偿还外债及村里其他支出，没有给村民兑付。
　　违规处置和侵占村集体“三资”问题较严重。昌图县泉头镇桥口东村，将集体所得的征地补偿费21万元不入账，其中10万元以村党支部书记名义存入银行，其余11万元被挪作他用，县纪委、监察局在检查村务公开发现此案件线索后，进行了查处。
　　在陕西高陵县，近3年涉农的230起信访案件中，有217件与“三资”的管理有关，占涉农信访总量的80%；发生在农村干部中的98起违纪违法案件，有85起都与农村“三资”有牵连。
　　提升法治观念
　　强化督查监管
　　办案人员发现，造成村官贪腐的原因很多，既有村干部法治法纪观念淡薄等主观原因，也有监督机制不全、权力集中等客观原因。为此，各地采取举措，一方面提升村官的法治观念，一方面完善制度促进村务公开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日前，北京市的190名村党组织书记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培训班，主题是廉洁履职，专题学习《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再次明确强调乡村干部41个“不准”等规定，提升村官的法治意识。
　　湖南湘西在全州165个乡镇都配备纪委书记和纪检干部，2127个行政村都配备纪检员，农村基层纪检组织实现了全覆盖。
　　辽宁昌图县近几年来，实行“村财乡管”，有效杜绝了财务混乱，并通过党务公开、村务公开、异地交叉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逐步建立起让村干部不能违纪、不敢违纪的制约监督机制。 来源：人民日报
最高检：逾四成镇村干部涉贪贿犯罪
　　新京报快讯 (记者邢世伟)今日，记者从最高检获悉，近年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和基层农村干部利用职务便利，套取、侵吞、挪用涉农惠民资金及索贿受贿等贪污贿赂犯罪问题比较突出，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从最高检反贪总局办案情况来看，当前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贪污贿赂犯罪中，镇乡村干部发案较多。去年1-11月，全国检察机关查办乡镇站所和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10593人，占45.2%。
　　同时，重点领域和环节犯罪的比较严重。最高检反贪总局方面称，去年1-11月，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征地拆迁和保障性住房、新农村建设和惠农资金管理、医疗卫生、教育等重点领域案件13632件，占77.5%。
　　最高检反贪总局方面表示，今年检察机关将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严肃查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监管、惠民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农合和城镇医保等民生领域的案件，坚决深挖严查，一查到底。
多地农村现群腐群贪 个别村两委干部全军覆没
日14:49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詹奕嘉&&
　　涉农职务犯罪主要发生在基层，涉案干部级别不高，但造成的损失却巨大，需从完善法治着手，惩防并举，"高筑坝防贪腐"。&　　侵吞受灾群众的"救命钱"、虚报冒领骗取补贴款、违规拨付支农资金、巧立名目私分集体资产&&。《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广东多地调查发现，近年来涉农职务犯罪花样百出、危害巨大，"三农"领域被腐败侵蚀严重。&
　　2008年至2014年11月，广东检察机关共受理涉农职务犯罪线索5648件，涉案金额达33亿多元，而被立案的5337名犯罪嫌疑人中，科级以下人员占比高达95.86%。&
　　在"基层硕鼠"的背后，本应作为"三农"政策实施者、保障者的镇街干部、执法人员和司法工作者，有的选择"走过场"，不负责任、疏于监管；有的甚至为基层违法者通风报信，成为共同参与犯罪的"保护伞"。&
　　业内人士认为，在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之外，应进一步挖掘基层涉农职务犯罪线索，强化农村基层组织民主监督管理，从制度上压缩涉农职务犯罪空间，打造覆盖基层、多方联动、惩防并举的"反腐网络"。&
　　多地农村出现"群腐群贪"&&
　　救灾扶贫救济金是农民的"救命钱"。然而，在2013年遭受强台风"天兔"、"尤特"影响的汕尾陆丰市、肇庆怀集县、韶关乐昌市，却都发生了基层干部侵吞救灾款、扶贫款的事件。其中，怀集县蓝钟镇三户房屋倒塌的村民本可以领到89320元救灾款，该镇社会事务办主任徐斌却通过冒领签名、骗取银行密码、要挟索贿等方式侵吞了其中50899元。&
　　广东省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4年11月，广东检察机关共受理涉农职务犯罪线索5648件，2008年立案数量为732件，2014年前11个月就已达到993件。&
　　"'三农'领域被腐败侵蚀严重，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惠农政策性补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问题最集中。"广东省检察院反渎局局长杜言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广东2008年和2012年两次集中查办涉农职务犯罪，但此后涉农职务犯罪人数依然大幅攀升--2008年至2011年，广东检察机关每年查办涉农职务案件600人左右，2012年至2014年升到900人以上。&
　　尤其是惠农政策性补贴领域，在多地出现村班子群腐群贪。"'三农'工作涉及立项、实施、验收、监管等多个环节，一般来说单独实施犯罪难度较高。"中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唐伟源告诉本刊记者，中山检察机关2012年至今查处的43件涉农职务犯罪中，窝案、串案达39件，占90.7%，"办一案、带一串、挖一窝，个别村'两委'干部几乎全军覆没。"&
　　值得关注的是，虚报冒领、索贿贪污、挪用私分"三农"款项的，几乎都是不起眼的"小官"。广东检察机关近6年来立案的5337名涉农职务犯罪犯罪嫌疑人中，科级以下人员有5116人，占总人数的95.86%，其中乡镇站所和村"两委"工作人员为3097人，占总人数的58%。&
　　这些基层干部级别不高，但其所作所为却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有的案件涉案金额已是数以亿计。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宫花村原党支部书记郭仲强等人贪污、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中，全村被侵吞的土地补偿款高达1.27亿元。&
　　监管"走过场"或变"保护伞"&&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广州、中山、江门等地采访发现，一些镇街干部、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工作者，不仅没有奉公守法、当好"守门员"，反而弄虚作假，将"三农"资金当成"唐僧肉"，加以克扣盘剥，成为"基层硕鼠"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部分基层执法者监管"走过场"，致使国家和农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杜言举例说，揭阳市揭西县环保局原副局长张建强对辖区内非法经营洗钨的矿场，只给予罚款而未依法取缔，导致10.22亩农用地遭受严重污染，土壤修复费高达600多万元。&
　　有的行政执法人员不仅不认真履职，而且为违法者提供便利和庇护，在查处和执法前通风报信，成为涉农犯罪"保护伞"。&
　　江门台山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冬根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一个案例："2012年，台山市委书记谢伯欣到北陡镇布置查处非法采矿行动，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原教导员冯某竟离开会场，给无证矿场经营者通风报信，然后又像没事一样继续回来开会。"该镇原党委书记许某治等7人长期以镇政府名义向违法者收取"工作协调费"，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损失300多万元。&
　　有的行政监管部门还与镇村干部、社会人员勾结，直接参与侵吞财政惠农资金。近年来，韶关市县区多位农业畜牧、发改部门公职人员就与一些养殖户联手，通过编造虚假申报材料、虚报生猪出栏量、虚假项目建设方案、虚假环评意见来套取生猪养殖专项补贴资金，涉案者多达23人，致使国家经济损失1715万元。
　　"即便广州、深圳这种城市化程度非常高、农业比例很低的城市，也有涉农职务犯罪。"广东省检察院反渎局副局长张健透露，有的司法人员滥用审判权，制造虚假诉讼，破坏国家土地房屋管理秩序。例如，"5.28"法官渎职系列案中，就有深圳法官通过虚假诉讼方式，帮助他人专卖过户限制流转的土地、厂房和小产权房。&
　　力量下沉"撒网捕恶吏"&&
　　业内人士表示，涉农职务犯罪严重侵犯农民群众最直接利益，影响基层稳定，易引发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长期上访乃至群体事件。据中山市检察院分析，年，中山市43件涉农职务犯罪中有15件引发村民集体上访，如该市古镇海洲村原支书张社培等5人职务侵占案引发当地村民聚集，酿成"10.12"群体性事件。&
　　针对涉农职务犯罪严峻态势，中山、江门等地近年来探索设置派驻镇街检察室、推动"政经分离"和"三资"监管交易平台建设等方式，增强发现贪渎线索能力、压缩基层组织人员犯罪空间。&
　　江门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罗锦达告诉记者，江门在镇街一线设置29个检察室，通过走访、巡访、约访及座谈收集和摸排，2010年至今已发现涉农职务犯罪线索126条，立案数量平均年增长率达36.3%，有助于解决以往检察机关在农村信息不灵、耳目不聪的缺陷。&
　　据中山市检察院反渎局局长田洪介绍，为减少土地流转"以租代征"、集体"三资"家底不清产权不明、基础建设"拆包"规避招投标等腐败易发点，中山检察机关推动农村基层组织探索"政经分离"，深化"村账镇管"、加强农村审计、完善村务公开制度等举措，并与该市农业局合作建成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和交易平台，减少基层干部产生腐败的风险。&
　　"由于基层组织民主监督管理更加规范，农村干部贪腐问题得到遏制。"田洪说，月，中山共查处村干部职务犯罪3件3人，分别同比下降57.1%、66.7%，涉农职务犯罪数量明显下降。&
　　杜言认为，上述探索有助打击预防涉农职务犯罪，但由于检察机关任务繁重，投入涉农领域的司法资源有限，发现犯罪时间也存在一定滞后性，隐藏的犯罪案件数仍较多，涉农职务犯罪形势不容乐观。&
　　完善法治"筑坝防贪腐"&&
　　为进一步遏制涉农职务犯罪，广东检察机关决定在2015年至2016年开展查办与预防涉农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多位受访检察官认为，涉农职务犯罪主要发生在基层，深化惩防并举必须从完善法治着手，从技术和制度上减少基层干部产生腐败的机会，"高筑坝防贪腐"。&
　　"部分涉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继续完善。"中山、江门部分检察官说，目前村级组织承担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已超过120项，但"村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在法定的七种情形下才视为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这导致对不少村干部的违法查处工作难以到位。&
　　中山市一位检察官说："如果都由检察机关查处，可能发生违反管辖规定办案问题；如果不查办，则会对司法机关的形象和'三农'工作造成负面影响。"
　　打击涉农职务犯罪，还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和"三农"相关职能部门加强联动合作力度。广东不少检察官建议，各地党委政府将打击涉农职务犯罪工作纳入到地方农村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部署，发改、财政、农业、林业、水利、国土、环保、民政、社保、扶贫等涉"三农"部门与检察机关加强协作配合，在"三农"政策特别是惠农支农补贴方面互通信息，建立案件线索移送、办案协作和共同预防等工作机制。&
　　"与案值数以亿元计的某些腐败大案相比，多数涉农职务犯罪很难吸引社会舆论关注、主动发现案件线索仍较困难。"一些检察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期盼接下来能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发挥电视台、电台、网络、报刊、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各类媒体作用，宣传涉农反贪反渎的政策法律、典型案例和打击成果，为惩防涉农职务犯罪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提高民众对查办和预防涉农职务犯罪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广东中山再现小官巨贪 村书记涉嫌挪用4000万
　　南都讯 &记者王卫 &继中山火炬开发区原宫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连合、财务马雪梅、原宫花村书记郭仲强等3人侵吞宫花村土地或土地补偿款8000余万元被披露后，中山反腐再现“小官巨贪”。日前，中山市古镇镇冈南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焯辉因涉嫌挪用集体资金4000万元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南都记者了解到，从2014年开始，网上就有多篇涉及举报蔡焯辉的帖子，帖子内容多是涉及蔡在任书记期间的中饱私囊等情况。
　　冈南村书记5月份被带走
　　今日上午，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在发表题为《广东：打通基层反腐“最后一公里” 上半年查处农村基层违纪违法案件5776件》的文章中提到，中山市古镇冈南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某涉嫌挪用集体资金4000万元。南都记者调查了解到，文中所指的蔡某，即为冈南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焯辉。
　　据冈南村某委员告诉南都记者，蔡焯辉早在5月21日左右就已经被纪委带走，“早就抓走了”。
　　曾遭网帖举报中饱私囊
　　南都记者通过搜索引擎查看到，网上包括天涯等多个论坛上均出现有举报蔡焯辉的帖子。据一位网友在论坛上举报称，蔡焯辉在任冈南村书记的十几年中中饱私囊。“他名义上大兴土木为群众谋利益，实则中饱私囊，到现在为止村委已经负债5亿元(包括银行贷款和村民扩股)，村民怨声载道！他更不顾一切挪用村委1亿3千万元到自己企业振辉消防名下，掏空村委的资产！”
　　该网帖中还提到，蔡焯辉为包揽古镇某花园小区的装修生意，伙同某装饰公司在小区内设立办公点来接手小区的装修生意，而其它装修公司是不能进入小区内接生意的。“如果外地人不让其指定的装修公司来负责装修的话就会诸多为难，例如不让通电，不让搬材料上楼，他们招揽了近2亿元的装修生意……分了3000万元”。
　　南都记者了解到，该花园小区是冈南村用村集体收入修建的花园小区，并对外公开出售。
　　曾经的明星书记
　　“其实他也为冈南村做了很多事情”，古镇镇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都记者，蔡焯辉在任期间为冈南村的经济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但功归功，过归过，犯这样的错误还是不行的”。
　　而据此前其它媒体报道，蔡焯辉是现代“经济能人”当村官的典型代表。报道称：冈南村曾经是镇经济发展较落后的自然村，作为全村的“当家人”，蔡焯辉从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开始，投入村的建设事业。带领村两委干部拧成一股绳，把冈南这个“家”操持得红红火火。在5年间，集体经济总量翻了四番，成为农民人均收入过万元的先进村。村民们把一切都归功于村支书蔡焯辉和他带领的两委班子。
农村贪腐调查：有贫困县官员4年贪污近亿元
日02:37 央视
　　《新闻1+1》日完成台本
　　——农村贪腐，猛于虎！
　　解说：
　　一个镇的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就可挪用公款8个多亿用于自己理财。一个贫困县的财政收入才4个多亿，可一个股长就能轻松挪走近一个亿，还能成功外逃他国多年。
　　新闻播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今年7月至2017年7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为期2年的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
　　解说：
　　官很小，贪腐金额却很大。在同期被查办的职务犯罪中，竟有四分之一多的人，把贪腐之手伸向了涉农扶贫资金。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 陈正云：
　　一些省份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高达70%—80%。
　　解说：
　　涉农扶贫资金的额度在加大，县乡村三级涉农扶贫领域的犯罪案件也在增加。
　　《新闻1+1》今日关注：农村贪腐，猛于虎！
　　主持人 张羽：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小官巨贪，是最近几年流行的一个新词。它主要是指一些官员级别很低，但是贪腐数额惊人这样一种现象。不幸的是，一些小官还不断的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来刷新着贪腐数额的上限，令人瞠目结舌。最近就有媒体曝出北京昌平有一位村官，竟然挪用8亿多公款用于个人理财。
　　那么针对这样的小官巨贪，最高检表示，在未来两年将作为重点的整治目标，主要针对的就是涉农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官员。最高检为什么要下大力气来拍农民身边的苍蝇，能取得效果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
　　解说：
　　8月7日，上周五，中央纪委网站公布了一批群众身边的“苍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苍蝇虽小，胃口却很大。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农业服务中心原主任张佩山，网上几乎搜不到他本人以及单位的照片和资料，但就是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官”，却被中央纪委网站通报，“他挪用8.21亿元公款用于投资理财，并将其中300万元转入个人账户进行理财，收益归个人所有。另有2000万元到期未能收回。期间还收受某信托公司业务员给予的感谢费14万元”。
　　用计算器一算，这8.21亿，哪怕是存活期，按照0.35%的年利率，那么这一年的利息就有287.35万元；如果是存一年定期，这一年的利息就能达到1642万元。所以有网友评论说：“8个多亿存余额宝里每天收益10万，估计马云都会找他喝茶了。”
　　网友评论：
　　北京一个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就可以挪用8.2亿，这个乡镇是多有钱啊。
　　打基层苍蝇更有实际意义，直接关系到民生！
　　官小胆大，在贪腐方面不输大老虎。
　　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查下基层干部，他们才是能吃人的的苍蝇！
　　解说：
　　“拍苍蝇”的不止中央纪委，最高检也亮出了重拳。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透露，将从今年7月至2017年7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为期两年的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 陈正云：
　　坚持突出重点，在重点人员上，要求坚决查办涉农和扶贫职能部门、乡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村级“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会计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
　　解说：
　　发布会上透露的数字也印证了集中惩治的必要性，2013年以来查办涉农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中，“村官涉贪”呈现高发势头。
　　陈正云：
　　截至今年5月，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农和扶贫领域职务犯罪28894人，占同期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总人数的22%。总的看，涉农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仍在高位徘徊，处于易发多发的态势。
　　解说：
　　发言人介绍，这类职务犯罪案件多发生在县、乡、村三级，其中科级以下工作人员和村组干部占了较大比例。呈现出“职务低、发案率高”的特点。
　　陈正云：
　　一些省份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高达70%—80%。
　　解说：
　　除此之外，“窝案串案严重”也是一大特点。例如，广西检察机关立案的276件涉农案件中，共同犯罪83件，达到30%；再如安徽省芜湖市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办的涉农惠民职务犯罪案件中，窝案、串案占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立案总人数的84.52%。
　　当天，《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称《农村苍蝇小心！马上重点收拾你》。其中说到，别看这些农民身边的苍蝇都是小官，危害大着呢。由于直接跟基层广大群众打交道，这些人不管是贪污、受贿、挪用还是滥用职权，都是在与老百姓争利。他们的犯罪行为，直接破坏着我们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威胁着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张羽：
　　这样一个案例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如此低级别的官员竟然可以挪用8亿多资金这样一个天文数字，说实话这个案例当中有几个让人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的是，一个乡镇的农村服务中心竟然拥有8亿多资金。第二个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小的农村服务中心的主任，竟然就可以有权力能调动8亿多资金。第三个没想到的就是，长期以来这8亿多资金用于个人理财，却没有人发现，没有进行监管。
　　确实我们看到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一些官员他们拥有着巨大的资源、巨大的权力，但是却处于监管的真空状态。所以未来两年最高检的专项惩治行动，针对的就是农村基层组织一些官员，主要是哪些人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涉农和扶贫的职能部门的官员；第二是乡镇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三就是村级“两委”干部，就是村支书、村委会主任这些官员；第四就是村民小组长、会计这些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主要是这四类对象。
　　那么最高检为什么把重点要放在这些人身上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的副秘书长高波先生进行解读。高波您怎么看待最高检发起的专项整治行动，它有没有一种风向标的指向意义呢？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
　　当然，我想我们可以从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来看。那么从这个负向的角度来讲，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反腐败在清淤排毒的推进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老虎离的太远，苍蝇每天扑面”。就是老百姓“看得见的腐败”，现在还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多发易发这么一个现象。
　　那么从这个正向的角度来讲，我们拍老百姓身边的苍蝇，那么实际上它也能够让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反腐的红利。也就是通过我们的反腐来倒逼改革的推进，倒逼我们监管的落地，倒逼我们的政策能够落到实处。从而让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增强对正风反腐的获得感、受益感。因此像这样的专项治理行动非常重要，非常必要，非常紧要。
　　张羽：
　　高秘书长，我这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其实近两年农村基层组织的一些官员的贪腐案已经成为了贪腐案件的高发地。
　　我们看2013年到2015年5月期间，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办的涉农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人员是28000多人，占到了同期立案调查职务犯罪人员总数的22%，五分之一多。然后在这其中我们看查办贪腐案件，涉及人员是16000多人，占到了涉农职务犯罪的56.7%。涉农资金管理环节案件查办是14900多人，占到了涉农犯罪案件的55%。涉农领域查处渎职犯罪4617人，占到了涉农职务犯罪人数的16%。我们看到贪污和涉农资金环节查办的人员案件数，都占到了整个查办的50%以上。这说明在整个的涉农、惠农、扶贫资金使用环节当中，贪腐案件频发。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好转，我们对于惠农扶贫资金的力度在加大，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贪腐的小官，他们胃口也在不断的加大，而且手越深越长，越拿越多，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高波：
　　从一般的规律上来讲，我们的贪腐行为的发生往往离不开三个要件，那么一个是权力，第二是机会，第三是动机。随着我们现在惠农、扶贫这样的政策越来越多的出台，实际上就是从我们政策最先100米，要落实到我们的田间地头，到我们的广大农村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最后100米的问题。往往这些惠农款、扶贫款，我们过去讲的三补，补贴、补助，补偿款，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救命钱，安家钱。但是对于一些我们基层的这些硕鼠来说，它却是唐僧肉。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来，如果我们的反腐败工作最后的压力不能够传导到我们的基层一线，那么本来我们的这些明心工程，可能会成为闹心工程。那也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这种好的政策，本来应该落实到最后到老百姓那是幸福100米，结果却成了问题多多的困难和苦恼的100米。
　　张羽：
　　确实惠农扶贫资金是农民的救命钱，但是却成了贪官眼中的唐僧肉，这确实让人忍无可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几年所发生的贪腐案件。
　　播音：
　　比如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建新村党组织原书记钟祥华挪用村集体资金200万元，借贷给他人用于营利活动。
　　董德友在任吉林省长岭镇东升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虚假申报的方式骗取国家泥草房改造补助资金39.6万元
　　解说：
　　他们都是村干部，他们，也在通过骗取、挪用、贪污上级各种补偿款，中饱私囊。然而，村官贪腐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年5月10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红色通缉令2号犯罪嫌疑人李华波已被押解回江西，江西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完善证据，对其依法提起公诉。如今，他是红色通缉令中第一个被押解回国的人物；而当初，他也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小官巨贪”案件。
　　2011年2月，鄱阳县财政局局长收到了一封信，信里写到：“我从2007年11月份起，私自在信用社城区分社开设一个公司账户，并从外面刻了一枚印鉴，从2007年到现在止共挪用基建资金9850万元到此账户，把钱转出去，全部用于澳门赌场赌博。”写信的人，正是李华波。
　　鄱阳县财政局总会计师 黄传伸：
　　我们的感觉是晴天霹雳，就是从表面上看，这个人还是比较老实憨厚的。
　　解说：
　　从2005年开始，李华波被任命为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股长，主要负责上级财政每年专门拨发用于农业、林业、水利等基础项目的建设资金，而这些资金对于鄱阳县这个革命老区、国家级贫困县来说至关重要。
　　2010年，鄱阳全县地方财政收入仅有4.1亿元，而李华波伙同其他两人，从2006年到2010年，四年的时间，就贪污了近一个亿，占整个县财政收入的近四分之一。
　　经调查，李华波伴有两本护照、两本港澳通行证，共有52次出境记录，而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澳门，而他也是澳门赌场的常客，嗜赌成性的李华波也在这里一掷千金。
　　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反腐局副局长 汪太平：
　　我们通过调查，从2007年开始，李华波就开始到澳门，在三年的时间里李华波在澳门逗留的时间应该有两百多天
　　解说：
　　对于李华波的案件，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梁少清表示：“李华波好赌成性，作案期间频繁出境赌博，如果能及时发现、尽早查处，就不至于任其鲸吞近亿元公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张羽：
　　我们看遣返回国的李华波，实际他案发已经10年前的事情了，这说明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我们从他这些案件特点细节里看，其中一个细节，他数十次出入澳门进行巨额的赌博而不被发现，这确实令人深思。
　　我们继续来连线高秘书长，高秘书长从这个案件来看，我们是不是对一些基层官员，尤其是一些基层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官员的监管是属于比较松懈的呢？比如说我们实际对中高层官员像出国这一项就有比较严格的监管，但是我们看到李华波他出入几十次澳门赌博竟无人知晓？
　　高波：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在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具体的出国境的行为，特别是一些基层一线的一些中低级别的这些领导干部的出国境行为，他的一些利益行为，他的一些商事活动还存在着漏斗效应，还存在着我们监管压力衰减的这样的情况。
　　另外一个方面在过往的旧政治生态和旧经济常态当中，我们也存在着我们现在的制度执行不力，监管不严的这样一些情况，也就是造成了所谓的监管的黑洞，我们的纪律的破窗，实际上我们很多好的制度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就造成了他们有很大机会的缝隙，可能再加上他们处心积虑，私密性、隐秘性比较强的违纪违法行为，就长期得不到发现和治理。
　　张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近些年，基层组织涉农扶贫案件的一些特点，第一就是“小官涉贪”明显，我们刚才举出了大量的数字，第二就是串案窝案严重，第三就是贪污侵吞严重，主要是涉财，第四就是发案环节集中，刚才我们讲到了主要是集中在扶贫款使用环节等等这些重要环节。
　　那么高秘书长，我们看到尤其在一些贫困地区，一方面地区非常贫困，老百姓很穷，但另一方面这些贪腐的小官，他们贪污的数额及其巨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在一些农村地区会出现如此肆无忌惮的这样一个贪腐的状况呢？
　　高波：
　　老百姓经常说“天高皇帝远”，我想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监管链条的末端，最后形成了一种所谓利益板块化、利益共同体的现象。那么有这么几个一，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基层的这样一些地区，往往是形成了所谓的“一言堂”；那么在签字在经费的处置上面形成了“一支笔”；那么在用人的问题上，又是造成了当地一些黑恶势力、家族势力形成这样的“一伙人”现象；那么最终就造成了“一堵墙”；那么从案例和巡视的情况来看，最后也就叫做“一锅端”。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现在在反腐败在清存量、阻增量的过程当中，还要进一步的下沉一线，要对现在的这种蚁贪现象、硕鼠现象、小官大贪的现象引起高度的重视。
　　张羽：
　　确实要想让惠农扶贫资金真正能落到实处，必须是要抓住在各个环节当中伸向这些惠农扶贫资金的黑手，那么如何才能做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解说：
　　14517人，这是2012年1月到11月，我国各地检察机关查办的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的涉案人数量。而从2013年到今年5月，同类犯罪的涉案人数增长到16385人。涉案人数不断增长的背后，是国家拨付给各地的涉农扶贫资金在逐年增多的现实。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 陈正云：
　　从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分析，发生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管理体制制度不健全的因素，也有监督制约不力的问题，还有政策宣传不到位、法律意识欠缺等因素，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加大了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的力度，努力从源头上消除和减少腐败犯罪的发生。
　　解说：
　　当最高检用专项整治的形式披露查办和预防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情况时，我们发现，扶贫款，专项补助金，甚至是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金，农村低保，这些关乎农民生存的专项资金，都会成为个别基层干部眼中的唐僧肉。
　　中央党校教授 辛鸣：
　　之所以出现我们目前惠农政策有很多的资金没有到广大农民身上去，被我们一些不良的基层干部给中间截流了，出现这样的问题，跟我们基层干部的素质不高有直接关系，但是也跟我们中上层的制度体制安排不完善有直接的关系。说白了这暴露了我们对于惠农政策的一些政策安排，在制度监管方面有很大的空间，或者说我们在制度监管严重缺失。如果这种现象不认真解决，不仅我们的好的政策会变味，甚至会引发不良的社会政治反应。
　　解说：
　　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但对基层干部的监管却没有同步跟上。当中央大力度进行的惠农政策，却遭遇个别基层干部歪念经的现实时，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觑。
　　辛鸣：
　　基层干部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离群众最近，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他在群众那边都会产生放大效应。所以基层别看村官小，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甚至比我们中高级领导干部危害还要大。
　　解说：
　　从去年六月，中组部发文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到今年六月，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在基层腐败案件频发，发展压力大的农村，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张羽：
　　这次最高检为期两年的专项整治行动，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我们来看首先抓住重点环节，就是农村发展建设，支农、惠农和扶贫资金，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的专项补贴项目申报、审批、发放、验收等等环节。
　　第二就是盯住重点案件，支农、惠农财政补贴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农村社会事业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还有农村“两委”和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贿选、破坏选举等职务犯罪案件，这是要关注的重点案件。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连线高波秘书长，高秘书长我们看这是未来两年最高检专项整治行动的目标和方向。那么您觉得两年时间的集中整治能取得效果吗？
　　高波：
　　当然，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反腐败永远在路上，那么这两年的专项治理，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是一场战役性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那么要让我们这个执政体系，惠农、富农、安农、稳农的这些政策在这个职能体系的最后100米，要让它成为一个幸福100米，阳光100米，而不是贪腐100米，闹心的100米。
　　张羽：
　　您刚才讲到了实际我们有正向，反向的意义，其实一方面我们要严管、严惩。另一方面我想对于农村基层组织还应该有一个激励的措施，您觉得应该从哪方面来考虑呢？
　　高波：
　　当然，我们也说了，对现在的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一线的这样一些村级乡级的领导干部来讲，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负面的清单，同时我想也应该有一个正面的清单。那也就是让他们不敢乱作为、不作为的同时，还要通过我们的这样的组织的措施，我们的一些荣誉激励，包括一些经济方面的奖励的措施，来保证他们能够有所作为，有所避为。
　　当前我们看到我们对优秀县委书记的这样一种表彰，一种褒扬，特别是还有我们当前对领导干部一种能上能下的这样机制性的建设，我想对于广大的基层一线的这些执政体系的这些末端的，这些所谓老百姓讲的党和国家的最低领导人来讲，我想对于他们的激励也有很重要的导向性的意义。
　　张羽：
　　好，多谢高秘书长解读。
　　确实硕鼠不除，其恶如虎。无论是硕鼠，还是老虎，虽然他们贪腐案件的特点不同，但是归根到底，其实要抑制贪腐，还是要把权力扎进制度的牢笼当中。村官伙同亲属侵吞村集体资产 涉案金额超1.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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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安徽省各地各单位持续加大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不力问题的问责力度，共对193个单位或党政领导干部个人实施责任追究，现将8起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1。淮北市烈山区委原副书记陈振江、烈山镇原党委书记任启飞等人因烈山社区原党委书记刘某某“小官巨贪”案件受到责任追究。1996年至2014年，刘某某担任烈山区烈山镇烈山社区（烈山村）党委副书记、书记以及村办集体企业负责人等职务期间，伙同亲属及有关公职人员大肆侵吞村（居） 集体资产，涉案金额超过1.5亿元。目前，刘某某被开除党籍，连同其亲属和有关公职人员共计1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这起典型的“小官巨贪”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员众多，且持续时间长，充分暴露出烈山区和烈山镇党委、纪委落实“两个责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陈振江和任启飞对刘某某包庇袒护，收受贿赂，谋取私利，均被立案调查，予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烈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陆健落实主体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烈山镇党委副书记（时任纪委书记）许彪落实监督责任不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对烈山区委、区纪委主要负责同志实施诫勉谈话。　　2。池州市贵池工业园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国友，原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钱胜宏因园区违规发放福利补贴问题受到责任追究。2013年以来，经王国友签批同意，贵池工业园区管委会违规发放福利补贴，共计157万元。王国友作为违规发放福利补贴的直接责任人，还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级处分；钱胜宏落实监督责任不到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阜阳市国土资源局原总工程师兼颍州分局局长朱玉彬因对干部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单位发生多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受到责任追究。2014年，阜阳市纪委先后查处了颍州区国土系统多名人员违纪违法问题，其中：四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一人受到降低岗位等级处分并调离工作岗位。朱玉彬履行主体责任不力，对干部职工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发生多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4。安庆市望江县财政局高士分局原局长徐先秉因单位发生腐败窝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