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信息化军事变革革及中国军事近代化为什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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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事变革及军事近代化为什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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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足于表面而不讲求实际战斗力,陶醉于形式而丧失清醒的判断,是晚清军事变革及中国军事近代化失败的重要原因。  晚清军事变革及军事近代化为什么失败  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起于晚清军事变革,也以晚清军事变革的失败而告终。  在近代西方列强东侵的强烈撞击下,军事变革作为一种自然的因应,在自觉不自觉中逐渐兴起,其本质就是实现军事近代化,缩小乃至消除中国与西方军事上的差距,从而有效抗御列强的侵略,保障国家安全。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论道:“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确为精辟之见。  以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为标志,晚清军事变革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甲午战前的第一阶段变革,随兴办洋务而起,因甲午战败而衰。主要内容包括推进陆军火器化;建立近代海军,加强海防;创办近代军事工业;革新军事教育等。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晚清军事变革第一阶段30余年惨淡经营的成果毁于一旦,也标志着晚清军事变革步入了第二阶段。由于《马关条约》及其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背上了极其沉重的赔款负担,国家进一步衰败,已无力再投巨资建设海军,因此,这个阶段军事变革的重点集中在陆军,最主要的内容是编练新式陆军和发展陆军教育。第二阶段的军事变革,因中央集权不断削弱,各省各自为政,非但未能有效增强国家的整体军力,反而为清朝的覆亡挖掘了坟墓。  百年之前晚清军事变革和中国军事近代化失败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需要从指导思想上进行反思。晚清军事变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有二: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是“中体西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看到了近代西方军事上的强大源于技术上的先进,符合近代世界军事发展技术先导的大趋势。但这个思想又有严重的局限性,即没有看到西方军事的强大是由于军事技术、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整体领先,更没有看到近代世界军事发展是以技术进步为先导带动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革新的总体发展。后来实际推动晚清军事变革的主要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都视林则徐和魏源为精神导师,都奉“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圭臬,这就使晚清军事变革一直缺乏整体的科学认识和正确路径,陷入了技术上对西方盲目照搬、亦步亦趋式的跟进模仿,始终没有形成军事技术、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全面发展、整体提升的局面。  曾、李等人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推崇,还有一个深层的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士大夫维护“大统”和避免触犯“朝制”的心结,主要从技术或器用层面进行变革,最符合这样的需要。然而随着军事变革的推进,西方新事物(尽管主要是技术和器用方面的)不断输入,如何看待、处理、调谐这些新事物与“朝制”和“大统”的关系,仍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两难之中,在朝野引起了广泛争议。为此,张之洞于1898年撰《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论,实际上反映了自晚清军事变革兴起以来,统治集团一贯的主导思想,即把学习和引进西方新事物,限制在具体应用的层面,不触动“朝制”、“大统”这个根本。甲午战争后,尽管一些有识者也分析指出,甲午之败“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虽由调度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但“中体西用”论继续框定了甲午战争后第二阶段军事变革的基本取向,只不过在前一阶段严重滞后的军制革新方面被迫迈出了有限步伐,表现为在具体部队的组训上,仿照西方军队的编制、训练方式,编练新式陆军,而在根本的军队领导、指挥体制上,仍沿袭旧制,近代化的参谋、管理机构建设逡巡迟缓;在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上,也仍然毫无创新,只是机械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操典和战术教程,没有自己灵活、独特的战略战术;由于基本放弃了重建海军,国防方针更趋消极、狭隘。由此可见,指导思想的局限,正确方向和科学路径的缺失,使晚清军事变革不可能成为先进的军事变革。  其次,有必要对晚清军事变革的组织领导进行分析。综观晚清军事变革过程,基本上是外促内,下促上:来自外部的侵略不断刺激起内部的变革需求,一些身处一线、较有战略眼光的方面要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时局急需,从局部先行着手,日益昏聩的中央则通常被动接受,最终迫于形势逐渐予以认可,或给予肯定。因此,晚清军事变革始终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通常的情况是上无规划统筹,下面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湘系、淮系,南洋、北洋,各路诸侯,各搞一摊,互不协调,甚至各谋利益,互相掣肘。在此过程中还不断受到强大保守势力的攻讦和阻挠,以致反反复复。这使得军事变革步履艰难,进程曲折,整体性差,事倍而功半,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经不起甲午一战。甲午战争后,国势进一步衰败,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各省各自为政,纷纷借编练新军蓄资本、立山头,则为后来的北洋军阀分裂混战埋下了祸根。这说明,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成功的军事变革。  再次,有必要对晚清军事变革的实效进行检视。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晚清军事变革最辉煌的成果——北洋水师毁于一旦,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历程中最令人痛心的大挫折。30多年的经营,为什么结果这么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晚清军事变革没有正确的方向、科学的路径和强有力的领导,步伐缓慢,军队近代化程度低,战力依然疲弱。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武器装备,但国防工业极其孱弱,始终未摆脱对外国的严重依赖,难以为陆、海军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和装备保障。特别是由于清廷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使得军队组织体制的改进甚微,没有一支统一的国防军,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指挥系统和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参谋部,军队维持着旧的勇营编制。即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按旧军制,而且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南、北洋舰队无法统一调动指挥。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基本上还是拿着一些新武器的旧式军队,有的甚至仍处于冷兵器与火器并用阶段,未能形成真正的、足以与列强抗衡的近代化战斗力。  最后,军事文化中严重的形式主义风气,使清朝最终吃了大亏。晚清军事近代化本来成效有限,刚刚学到一些西方的皮毛,以北洋水师为例,从1874年开始组建到1888年宣告成军,不过十几年,未经实战锤炼,虽然购买、仿造了一批铁甲战舰,列起阵来蔚然壮观,操演起来燃烟放炮像模像样,但作为一个缺乏海洋意识的传统大陆国家,作为一支没有近代化海战经验的新建海军,实际还谈不上有多强的海上战斗力。而在甲午战前,许多军政大员,特别是一言九鼎的慈禧,却已自鸣得意,真以为北洋舰队“亚洲第一”。满足于表面而不讲求实际战斗力,陶醉于形式而丧失清醒的判断,是北洋舰队一战而亡的重要原因,也是晚清军事变革及中国军事近代化失败的重要原因。  百年回首,世事沧桑。晚清军事变革和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虽然没有成功,但其失败的教训,仍可以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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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本文摘自:《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04期 ) 作者:崔志海 原题: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之一)在晚清军事改革方面,美国学者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注:〔美〕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和澳籍华裔学者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注:〔澳〕冯兆基著、郭太风译:《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两部相得益彰的著作。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是国外最早系统论述晚清军事改革的专著,出版后,被国外有关论著广为引用。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除在第一章对满族军队的组织及湘、淮军的历史做了简要追述之外,第二至第七章对1895年小站练兵至1912年清帝逊位10余年间中国陆军现代化的过程做了系统考察。作者认为,晚清军事改革的领导力量主要来自袁世凯和张之洞,由慈禧予以支持,上述3人对晚清军事力量的进步有重大功劳。1908年以后,随着慈禧太后和张之洞的相继辞世,以及袁世凯的罢黜,晚清军事改革的进程受到了阻滞。用作者的话来讲,就是“这些人的离职或去世,标志着军事和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33、228页。)对于清末最后3年摄政王主持的军事改革,作者评价甚低,指出:“摄政时代的整个军事纲领,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建立有效的常备军这件事,也很少进展。巡防营主要仍由地方控制,而且它们承受了绿营和团练的许多弊窦,也收容了大批绿营团练的将弁”;“自慈禧死亡袁世凯被罢黜以后,常备军的战斗力并没有什么大的增加。到了1908年以后,则不仅量的扩充停止了,就连质的提高也受到阻挠。军队的素质在某些方面甚至退化,这种现象即使在北洋军的一些部队中也有所发现。”(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6、260页。)《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试图探讨晚清军事改革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晚清新军与军阀的关系。作者在导言中明确指出,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描绘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如何成长起来,以及军阀如何上升到能够在君主制崩溃后夺到政权的地位”(注: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页。)。在作者看来,晚清新军,特别是作为新式陆军核心的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是中国近代军阀时期私人军队的先驱,是湘、淮军的继承者,是新军阀阶级的训练中心。因此,作者在考察晚清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时注意到不同政治派系以及中央和地方为争夺军事领导权而展开的斗争,特别是北洋军在袁世凯最后获取政治权力中所起的作用,指出袁世凯之所以能成为晚清中华帝国最有权势的官员,主要是由于北洋军及北洋集团对他的支持。作者认为,晚清的军事改革,尤其是军事学堂的创办,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威望,从而吸引士绅家庭子弟从军,进入军事学堂,逐渐形成武职官僚制度。在德国和日本教习的熏陶下,这些新式军官重武轻文,没有对共和理想的忠诚。晚清中国虽然还没有像后来军阀主义年代那样受当兵的支配,但军事领袖们取得了足以攫得权力的地位,军阀主义的基础业已奠定。1912年帝制被推翻后,传统儒家文职官员在训练和信念上都没有为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做好准备,保住自己的主宰地位。而新式学堂的学生和留洋学生尚不能满足现代国家的需要,他们的威信比旧日的士大夫还要低,这一阶级同样没有机会执掌大权。惟一能够填补空隙并攫取权力的一群人便是新的军人,到1912年他们取得高官的人数已超过受西洋教育的文员,“军国主义已在文治的腐朽外衣下滋长起来”,到了1916年兵权完全被军人们掌握,兵力不幸成为攫取权力、控制大局的唯一力量。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哲明说历史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军报: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启示
13:30 &&来源:解放军报&&&&
资料图片:19世纪后期的清军虽然装备了部分先进武器,但从组织形态而言仍是一支旧式军队。
  改“器”而不改“制”的变革―― 突破体制性障碍的“瓶颈”,才能把军事变革真正引向深入
  早在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就说过:“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须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反观晚清军事变革,尽管清军手里拿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按照德国的军事操练训练出来的,但徒具形式而已,军队的体制和官兵的“魂”还停留在封建时代。
  晚清军事变革是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反映,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鸿章曾致总理衙门:“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所以“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道”。
  正是在这样指导思想之下,晚清军事变革仅改其“器”,不改其“制”;仅改其“表”,不改其“里”。“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得其奥妙”,对深层次的体制变革鲜有涉及,军队结构、指挥体制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使得北洋水师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封闭保守体制机制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先天畸形,存在严重“水土不服”。
  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现代化不可能摆脱社会整体转型“单骑突进”,而晚清社会催生不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军事制度。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保守势力往往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捍卫“祖宗成法”的堂皇旗号,企图窒息哪怕一点点变革社会体制和军事体制的火花。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由于倡导全面向西方学习,遭到全国上下的声讨。福建巡抚徐继畲因在《瀛环志略》中说了外国制度几句好话,竟被弹劾罢官。就连李鸿章提出在科举考试之外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也被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否决了。
  “大变则强,小变则亡”。中日甲午一仗终于使清王朝统治者有所醒悟。在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下,“戊戌变法”正式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这次变法包括改进武科制度、裁冗兵、成立陆军局、海军局等军事体制改革内容,尽管仍属于“改良”性质,但施行不过百余日,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扼杀在摇篮之中。虽然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王朝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这个腐朽王朝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烂的速度,其命运已不能由自己所掌握,任何改革者修补的努力都回天乏术。就像风雨飘摇之中的破房子,多么高明的“裱糊匠”也糊不起来了。
  探寻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难发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需要靠制度的变革和变革后的制度来保障。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军队改革与发展就难有大的作为。
  今天,人们常说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攻坚,就是攻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之“坚”;涉深水,就需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在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求突破,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古今中外军队改革的实践表明,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是制约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最大“瓶颈”。随着军事变革向纵深推进、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和军事斗争形势发展变化,“瓶颈”问题会暴露得愈加突出。如何冲破“瓶颈”的束缚,激活被“瓶颈”制约的活力,进而获得倍增式的“巴拉特法则”效应,既考验着我们的决心和气魄,更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思路。这就需要我们放开眼光,既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军队改革经验,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又防止盲目迷信西方军事制度,亦步亦趋、邯郸学步,立足世情国情军情,在坚持我国基本军事制度和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强军兴军之路,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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