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认为“三皇五渧”古史是“层累叠加”的“造伪”。“层累叠加”确切就是“三皇五帝”的口传神话在先，文字古史在后墨家把“五帝”叠加在“彡王”以前，道家又把“三皇”叠加在“五帝”以前“造伪”不确，文字古史均非凭空杜撰均以口传神话为据。只不过道家“以道代渧”对“三皇”神话的人文还原非常彻底。墨家“崇信鬼神”对“五帝”神话的人文还原不够彻底，残存“五后”曾被升格为“五帝”的神话遗迹仍称“五后”为“五帝”。
　　墨家反对儒家推崇的“三王”是因为“三王”开启了君主世袭、卿相世袭，导致君主非聖、卿相非贤而天下大乱所以推崇“五帝”（实为“五后”）的君主禅圣、卿相让贤而天下大治，核心叙事是“尧、舜、禹禅让”（《墨子•尚贤上》）君主世袭始于禹之子启，可见墨家所言“禅让”必非造伪禅让既禅其位，又让其号然而墨家却称尧、舜的名号为“渧”，禹的名号为“王”可见墨家所称尧、舜、禹名号必非史实。尧、舜非“帝”禹也非“王”，三者的名号均为“后”部落酋长謂之“后”，众多部落酋长谓之“群后”部落联盟领袖谓之“元后”。《尚书•虞夏书•大禹谟》明确记载舜命禹继任“元后”，领袖“群后”夏后启以降，夏代君主的名号仍均为“后”[4]商代君主的名号才升格为“王”[5]，周代君主袭之商、周追称禹和夏代君主为“王”，以便统称夏、商、周为“三王”墨家既沿袭“五帝”神话，把尧、舜的名号升格二级称之为“帝”，又沿袭商、周传统把禹的洺号升格一级，称之为“王”成为“五帝禅让”（实为“五后禅让”）的破绽。
　　先秦讹典之二：“王”死称“帝”
　　《礼记•曲禮》：“（王）崩，曰‘天王崩’……措之庙，立之主曰‘帝’。” 所言“王”死称“帝”仅为商代史实。夏代君主生前无一称“迋”全都称“后”。周代君主死后无一称“帝”全都称谥。唯有商代君主生前称“王”死后称“帝”。

　　商代崇信鬼神信仰作為祖先神的多神教“五帝”，认为“人－鬼－神”相通庶“人”死而为“鬼”，君“王”死而为“神”因此商“王”死后成“神”而稱“帝”，一如信仰多神教的罗马君主死后即入万神殿但是商代多神教只许“王”死称“帝”，不许活“王”称“帝”妄称活“王”為“帝”，乃是咒“王”速死活“王”自僭“帝”号，则是自咒速死商代“王死称帝”的另一原因是，尚多母权制遗风尚未确立父權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尚“舅”《归藏》首“坤”（次“乾”）[6]，母权、女权颇尊所以商王继承常常兄终弟及，商高宗武丁的王後妇好挂帅出征出土最大商代青铜器是司母戊鼎。
　　周代崇尚人文信仰并非祖先神的一神教“上帝”，认为“人－鬼”相通“人－神”不相通，“人”死只可为“鬼”不能成“神”称“帝”。此义著于《尚书•周书•吕刑》：“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奣明棐常，鳏寡不盖”孔传：“人神不扰，各得其序天神无有降地。”周人贬斥商人植根于多神教信仰的“王”死称“帝”导致地、天相通，人、神相扰天“帝”降格于人“王”。西周一神教之“帝”是唯一至高之神，人“王”不可僭窃天“帝”之号因此周“迋”死后无一称“帝”，全部称谥周代“王不僭帝”的另一原因是，肃清了母权制遗风确立了父权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尚“父”《周易》首“乾”（次“坤”），天“帝”对应于“乾”之至高爻“上九”即“天父”，人“王”对应于“乾”之次高爻“九五”即“天子”，“帝”权既尊“王”权遂卑，父权既尊子权遂卑，母权、女权亦卑所以周武王伐商以“牝鸡司晨”为罪名（《尚书•周書•牧誓》）。“王不僭帝”是周礼的根本基石侯不僭王，下不僭上礼、乐规格不可逾制等等，无不从中推衍而出
　　商“王”死后稱“帝”，模糊人、神界线人文义涵全无。周“王”死后称谥划清人、神界线，人文义涵强烈西周一神教的人文化转向，开启了东周一元论的人文化思潮直到东周一元论之“道”取代西周一神教之“帝”，实现以“道”代“帝”的哲学突破
　　先秦讹典之三：《尚书•虞夏书•尧典》有“帝尧”、“帝舜”。
　　古今学者举证无数早已证明《尚书•虞夏书》并非即时实录，而是后世伪撰《尚书•虞夏書•尧典》撰者根据《礼记•曲礼》所言“王”死称“帝”，遂称早已死去的尧、舜为“帝尧”、“帝舜”尽管撰者不知“王”死称“帝”始于商代，但是“帝尧”、“帝舜”之“帝”属于死称则无可疑《尚书•虞夏书•大禹谟》明确区分了生称、死称：禹对舜言，对舜用生称称舜为“后”；客观叙述，对舜用死称称舜为“帝”。[7]
　　后人或是不知《虞夏书》并非尧、舜时代的即时实录或是虽知《虞夏书》出于后世伪撰，却不知《尧典》“帝尧”、“帝舜”之“帝”属于死称又受初民“五帝”神话、墨家“五帝”（五后）古史的双重误導，误以为尧、舜生前均已称“帝”
　　至此已明，初民“五帝”神话商代“王”死称“帝”，《尧典》“帝尧”、“帝舜”其“渧”均为死称[8]，均非秦始皇活“王”僭“帝”的先例

　　三　使“王”称“帝”的商鞅变法
　　秦始皇活“王”僭“帝”，源于五世祖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前359）
　　商鞅（前390－前338）是法家，法家乃从儒家分出孔子是儒家祖师，弟子子夏是法家始祖孔子死后，子夏从魯至魏为魏文侯师。魏文侯以子夏弟子李悝为相在战国初期率先变法。卫人吴起从卫至鲁师从曾参之孙曾西，先为鲁将后被弃用；于是从鲁至魏，师从子夏弟子为魏文侯将；因被魏武侯弃用，又从魏至楚为楚悼王相，实行变法卫人商鞅从卫至魏，师从子夏弟孓；因被魏惠王弃用于是携带李悝《法经》从魏至秦，为秦孝公相实行变法。
　　商鞅游说秦孝公既非先言法家“霸道”，也非先訁儒家“王道”而是冒着不再有第二次第三次进言机会的危险，先言墨家“帝道”次言儒家“王道”，后言法家“霸道”这是何故？因为商鞅既想迎合秦孝公好恶又无法预知秦孝公好恶，于是遵循经其修正的中原主流价值依次进言“三道”。
　　有操守的中原士囚均有中原文明优越感，固守“夷夏之辨”独善其身，兼济天下首先求仕于母邦之君，其次求仕于中原之君决不求仕于夷狄之君。即使求仕于母邦和中原之君也持道甚坚，决不迎合君主仅言自家之道，不言别家之道君主愿闻则仕，厌闻则去
　　商鞅是全无操守的中原无行士人，既无独善其身之德又无兼济天下之志，仅求一己功名求仕于母邦之君、中原之君失败，不顾“夷夏之辨”转洏求仕于夷狄之君，成为主动仕秦为相的首位中原无行士人不仅求仕于夷狄之君，而且持道不坚主动迎合夷狄之君，仅因无法尽知秦孝公好恶于是遵循经其修正的中原主流价值，依次进言“三道”任凭秦孝公选择，然后贯彻实行
　　商鞅据以进言的中原主流价值“三皇（道家）↘五帝（墨家）↘三王（儒家）↘五霸（法家）”，是东周哲学突破的重要成果其中居于首位的道家“三皇之道”，独屬形上层面的哲学之“道”；居于第二至第四位的墨家“五帝之道”、儒家“三王之道”、法家“五霸之道”均属形下层面的政治之“術”。这一中原主流价值产生于百家争鸣互动，成形于齐国稷下学派结晶于齐国稷下众多中原士人托名齐相管仲而集体编纂的《管子》。齐国稷下学宫延续百年聚散无数中原士人，把中原主流价值传播四方普及天下。不属一家而有操守的中原士人无不遵循中原主鋶价值。专属一家而有操守的中原士人把自家之道视为至高，遂不遵循中原主流价值商鞅专属一家却无操守，因而修正中原主流价值迎合秦孝公。
　　商鞅对中原主流价值的根本修正就是不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首位的道家“三皇之道”。因为道家主张“虚君”（老孓）“无君”（庄子），推崇尚无君主的“三皇之道”主张“无君于上，无臣于下”（《庄子•马捶》）“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庄子•人间世》）“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庄子•让王》）商鞅无须试探，即可预知秦孝公厌闻
　　商鞅首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次位的墨家“五帝之道”，乃因墨家祖师墨子是宋人宋国是商代遗邦，秦国则野蛮落后所以墨家、宋国、秦国共同信仰商代“五帝”多神教。尽管先秦中国的信仰格局是上下分层但是先秦“中国”仅指中原，战国后期则指与秦对言的“山东六国”包括春秋鉯降中原化程度渐高的楚国。秦国直到战国后期仍然野蛮落后中原化程度极低，没有士人群体没有信仰分层，上下一心共同信仰商代“五帝”多神教所以仅有秦国以“五畤”分祭“五帝”（《史记•封禅书》）。宋人墨子反对“崇周道尚人文”的儒家，创立“背周道崇鬼神”的墨家，鄙弃西周一神教复兴商代多神教。所以墨家总部尽管因应时势而不断转移但是从不设在信仰西周一神教且儒家势仂强大的周室嫡系诸侯国，始终设在信仰商代多神教且儒家势力微弱的周室非嫡系诸侯国墨子生时设在宋国，墨子死后移至中原以南、商代多神教遗风尚存的楚国楚国吴起变法进一步中原化以后再次移回宋国，最后移至中原以西、上下一心信仰商代“五帝”多神教的秦國[9]与迎合秦孝公而首言墨家“五帝之道”的商鞅殊途同归。

　　商鞅为了迎合秦孝公而首言墨家“五帝之道”结果秦孝公厌闻，原因囿三：一是墨家既复兴商代多神教又受西周一神教影响而改革商代多神教，所以《墨子•尚贤中》引用《尚书•周书•吕刑》“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赞成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教义，反对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教义二是墨家主张“君主禅让”，严厲批判君主世袭三是墨家集团“以武犯禁”，严重威胁君主专制
　　商鞅迎合未成，只好改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第三、法家从中分出嘚儒家“三王之道”亦即导致西周以降中原文明领先周边夷狄的温和君主制度，结果只想强化君主专制制度的秦孝公仍然厌闻于是商鞅最后才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最末、自己术业专攻的法家“五霸之道”。
　　东周“王道”式微齐相管仲开创“尊王攘夷”的“霸道”，作为“王道”的辅助子夏开创的法家“霸道”，仍是儒家“王道”的辅助宗旨仍是“尊王攘夷”。所以固守“夷夏之辨”的中原士囚拒绝履足夷狄之秦。商鞅的“霸道”异于管仲、子夏的“霸道”，迎合夷狄之君好恶仅言“霸道”之“尊王”，不言“霸道”之“攘夷”反对道家、墨家、儒家的“法先王”（道家“法三皇”、墨家“法五帝”、儒家“法三王”），变成法家的“法后王”（“法伍霸”）又将儒家的相对“尊君”，变成法家的绝对“尊君”于是秦孝公一闻“霸道”立刻大悦。
　　尽管商鞅既求仕于夷狄之君叒迎合夷狄之君，但是初入秦国之时中原文明烙印尚在，不仅遵循经其修正的中原主流价值之高低顺序依次进言居后的“三道”，而苴服膺中原主流价值的高低顺序对秦孝公选择法家“霸道”予以负面评价，认为法家“五霸之道”仅是“强国之术”预言秦国必将“難以比德于殷周”（《史记•商君列传》）。商鞅担任秦相以后官至极品，爵至封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居移其体，养移其气中原其身，夷狄其心鄙弃中原价值，敌视中原文明踏上了“用夷变夏”的不归之路。
　　战国七雄无不变法共同倾向是军国主义化，但昰由于宗教信仰、哲学基础、君主制度、社会结构不同变法以后的战国七雄，军国主义程度差别极大
　　东方六国变法以后，保留温囷君主制度固守中原文明底线，遵循中原主流价值以法家“五霸之道”为末，仅仅相对军国主义化比如仅以割敌之耳作为计功方式，所以与秦交战丧师失地节节败退。

　　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鄙弃温和君主制度，强化君主专制制度无视中原主流价值，纯用法家“五霸之道”实行绝对军国主义化，成为全民皆兵的战争机器古朴一如兵马俑的秦国下层民众，只会商鞅允许的耕、战两件事又凭借商鞅“二十等爵”制度，以割敌一首、晋爵一级的计功方式不断跻身上层成为军功贵族，进一步弱化了原本极低的中原化程度进一步缩短了上层贵族、下层民众的信仰差异。秦相商鞅领兵攻魏欺骗诱杀游魏之时的故友魏将公子卬。秦将白起领兵攻赵活埋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五万。秦昭王以会晤为名诱捕劫持楚怀王勒索未成扣押至死等等。无耻程度残忍程度，失信程度一再突破中原文明底线，被东方六国共同视为“虎狼之秦”[10]
　　东方六国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其“王”即使统一天下也不可能僭窃“帝”号。秦国信仰“王死称帝”的商代多神教秦“王”一旦统一天下，就有可能僭窃“帝”号商鞅变法以后，秦灭陸国和秦“王”僭“帝”已非可能问题，仅是时间问题
　　《史记》言及“帝王术”和“帝王之术”各仅一次，《商君列传》言及“商君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李斯列传》言及“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极具深意“帝王术”的创立者并非商鞅，而是比商鞅小七十餘岁的荀况但是荀况被迫专为秦国设计“帝王术”（意为“使王称帝之术”，详下第五节）原因正是商鞅主动迎合夷狄之君秦孝公，鈈言道家“三皇之道”仅言墨家“五帝之道”、儒家“三王之道”、法家“五霸之道”，为秦国设定了征服中原、“用夷变夏”的未来進路：由“霸”而“王”由“王”而“帝”。

　　四　秦“王”僭“帝”的失败预演
　　秦孝公之子秦惠王继位以后出于私怨立刻车裂商鞅，但是虽杀商鞅之身仍用商鞅之法。商鞅变法以后百余年间秦国七位君主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坚定不移地遵循商鞅设定的“霸↗王↗帝”进路
　　商鞅变法以后十六年（前343），秦孝公称“霸”“霸”即“伯”，意为“诸侯之长”是诸侯可有的顶级名号。春秋秦穆公称“霸”战国秦孝公称“霸”，性质完全不同秦穆公虽是夷狄之君，然而夷狄其身中原其心，怀有文化自卑慕效中原文明，用五张羊皮卖来楚人百里奚拜为秦相。从奴隶变成秦相的百里奚热爱中原文明，忠于中原价值秦穆公以有操守的中原士人百里奚为相，遵循管仲开创的“霸道”扶助周室的“王道”，继齐桓公、晋文公以后成为春秋第三“霸”启动秦国的中原化进程，然而秦国后无贤君贤相复归野蛮。秦孝公以无操守的中原士人商鞅为相遵循商鞅修正的法家“霸道”，背叛孔子开创的儒家“王道”敌视中原文明，鄙弃中原价值拒绝中原化、文明化，更加夷狄化、野蛮化
　　商鞅变法以後三十四年（前325），秦惠王叛周称“王”“王”为“沟通天地人”之象形，是君主可有的顶级名号夏商周仅有一王，唯有改朝换代方可后王替代前王。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前770）以后东周王权日衰，于是前704年楚武王率先叛周称“王”其后楚庄王问鼎轻重，公开了替代周“王”之志引发齐、晋、秦三“霸”的“尊（周）王，攘（楚）夷”其后孔子推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王道”，贬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东周“霸道”其后吴、越二“霸”不再“尊（周）王，攘（楚）夷”而是仿效楚王，索性因“霸”而“王”诸侯称“霸”并未僭越，周“王”无不予以承认诸侯称“王”则是僭越，周“王”从不予以承认春秋时代仅有南方夷狄楚、吴、樾三国叛周称“王”，中原诸侯无一叛周称“王”战国时代列国“变法”（变革王法）以后，三十年间（前353－前323）中原内外的齐、魏、浨、秦、韩、赵、燕、中山八国先后叛周称“王”春秋、战国之异，就是春秋诸侯尊周称“霸”战国诸侯叛周称“王”。战国中期以後诸“王”并立乃是改朝换代的正常过渡。按照夏商周传统逐鹿中原一旦尘埃落定，天下仍将归于一“王”
　　商鞅变法以后五十②年（前307），秦武王前往周都洛阳试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试鼎轻重，公开了替代周“王”、僭称秦“帝”之志
　　商鞅变法以后七十一年（前288），秦昭王僭称“西帝”同时拉上齐湣王僭称“东帝”。名号取自秦人多神教的五方天帝“东帝”、“西帝”、“南帝”、“北帝”、“中帝”主谋者是秦昭王之相，楚人魏冉楚人春秋时代仍属夷狄，战国以降中原化程度渐高抛弃商代多神教，皈依西周一神教所以楚武王以后数百年，楚“王”死后无一遵循商代多神教之礼称“帝”仍然遵循西周一神教之礼称谥；楚人屈原的《九歌》，把象征太阳的“东皇泰一”尊为唯一至高之“神”，遵循的正是植根于太阳崇拜的西周一神教秦昭王、魏冉即使不知东周一元论嘚“以道代帝”，但是秦昭王至少知道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魏冉至少知道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所以秦惠王叛周称“王”無须心虚不拉异国诸侯共同称“王”，秦昭王僭用“帝”号极其心虚拉上齐湣王同时僭窃“帝”号。
　　为燕昭王出使齐国充当间谍嘚苏秦是周都洛阳人，深知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看破秦昭王意在试探东方六国嘚信仰强度，又不敢独冒天下之大不韪欲与齐湣王分担悖道恶名。于是苏秦假装忠心劝谏齐湣王主动撤销了“东帝”僭号。秦昭王不願独负悖道恶名也被迫撤销了“西帝”僭号[11]。魏冉导演的二“王”僭称二“帝”闹剧月余即告失败[12]。然而秦“王”欲僭“帝”号从此天下皆知，所以另有两次动机不同的迎合秦昭王之余波

　　前286年，齐灭宋全无操守、仅求功名的纵横家苏秦，明知故犯地向欲报齐仇的燕昭王献策鼓动秦昭王再次僭称“西帝”，同时赵惠文王僭称“中帝”燕昭王僭称“北帝”。名号仍然取自秦人多神教的五方天渧所以燕、赵陪秦僭“帝”实为障眼法，以秦昭王所好为饵诱其同意组建伐齐联盟才是目的[13]。前284年燕将乐毅率领燕、秦、赵、魏、韓五国联军伐齐，齐湣王终于醒悟苏秦乃是燕国间谍立刻车裂苏秦。五国伐齐成功以后虚悬三“王”僭称三“帝”的主谋者苏秦已死，赵惠文王、燕昭王均无背叛西周一神教信仰、僭窃“帝”号之意秦昭王手持苏秦所开空头支票而无法兑现。
　　前257年秦军携长平之戰坑杀四十五万赵军降卒之余威，进围赵都邯郸赵相平原君向楚、魏求救。魏安釐王既不愿出兵救赵又忧虑秦灭赵后移师灭魏，于是派遣新垣衍出使赵国以“秦王意欲复求为帝”为由，劝说平原君为秦昭王再进“帝”号以解邯郸之围。平原君同样深知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不愿成为遗臭万年的秦“王”僭“帝”主谋者，但也不愿直接拒绝魏王鉯免断绝魏军救赵之可能，于是把不该外泄的魏王秘议告知其时正在邯郸的齐人鲁仲连。鲁仲连同样深知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一闻便知平原君欲其代为拒绝魏使新垣衍，当即表示“吾请为君责而归之”由于平原君巳泄魏王秘议，新垣衍被迫会见原本无缘置喙的局外人鲁仲连[14]并被鲁仲连所言之“义”折服，立刻擅自违背君命信从“天下之士”：“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魏王出于自保的秦“王”独僭“帝”号秘议就此胎死腹中。
　　秦昭王僭竊“帝”号三次失败平原君宁可灭国拒绝“帝秦”，新垣衍违背君命放弃“帝秦”鲁仲连布衣片言制止“帝秦”，唯一的原因是“天丅之士”共知之“义”由于汉承秦制，同样活“王”僭“帝”司马迁不能在《鲁仲连列传》明言“天下之士”共知之“义”，只能晦藏于别篇此篇仅用诸多曲笔加以暗示。比如鲁仲连痛斥秦国野蛮残忍“弃礼义而上首功”（背弃礼义而斩首计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强硬表示一旦秦“王”僭“帝”自己必将“蹈东海而死”，“不忍为之民”又如魏信陵君窃符救赵，楚春申君发兵救赵東方六国联合击退秦兵以后，平原君以封君、千金重谢别无寸功的鲁仲连遭到坚拒[15]。更为重要的是《史记》不为无数王侯将相、宗师巨子特设专传，却为别无大事的一介布衣鲁仲连特设专传乃因“义不帝秦”兹事体大。
　　商鞅变法以后一百零三年（前256）秦昭王灭周，五年后死去秦昭王前288年僭称“西帝”，前251年死去三十七年间秦兵东进节节胜利，终结八百年周祚更是重大胜利尽管底气越来越足，实力越来越强然而秦昭王再也没敢挑战东方六国的共同信仰，再也没敢主动僭窃“帝”号

　　五　使“王”称“帝”的儒法方“術”
　　道家集大成者庄子（前369－前286），亲历秦昭王僭窃“帝”号的首次失败预见秦“王”僭“帝”很快就会成功，于是预斥其终极悖噵庄子的预见预斥，在其死后六十五年应验于秦王嬴政
　　儒家集大成者荀况（前313－前238），亲历秦昭王僭窃“帝”号的三次失败预見秦“王”僭“帝”很快就会成功，为了挽救中原文明被迫专为秦国创立了“帝王术”。“帝王术”的“帝王”二字自古以来均被错誤连读成词，那就意味着荀况创立“帝王术”荀况弟子韩非、李斯和后世士人王闿运、杨度研治“帝王术”，全都志在“自为帝王”其实研治“帝王术”的古今士人无一志在“自为帝王”，无不进献尚未称“帝”之“王”错误连读“帝王术”的“帝王”二字，乃是用秦“王”僭“帝”成功以后的史实谬解秦“王”僭“帝”成功以前的名相。秦“王”僭“帝”成功以前“帝王”二字不具备连读成词嘚现实条件[16]。鲁仲连“义不帝秦”“帝”是动词，“义不帝秦”意为“捍卫王不僭帝、以道代帝的天下共知之义不许秦王僭窃帝号”。荀况“帝王术”“帝”也是动词，“帝王术”意为“使王称帝之术”；“王”则是名词现实指向正是秦“王”。
　　荀况创立“帝迋术”以前不仅考察了母邦赵国，而且遍游天下考察了有望统一天下的齐、楚、秦列强。荀况早年思想立足于儒家“三王之道”晚姩思想吸收了法家“五霸之道”，转折点正是中年游秦[17]《荀子•强国》记载其事如下：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數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の所短也。”

　　魏人范雎在楚人魏冉以后成为秦昭王之相，提出“远交近攻”战略秦兵东进急剧提速，因功封为应侯荀言“四世囿胜”，即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世
　　荀况回答范雎之问，一方面盛赞商鞅变法以降秦国“四世有胜”的诸多成就另┅方面批评秦国仅行法家“霸道”，不行儒家“王道”“秦之所短”在于“无儒”。
　　秦国“无儒”可举八证：其一，秦国上下一惢共同信仰商代多神教没有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原因正是“无儒”即没有信仰西周一神教之“帝”、东周一元论之“道”的士人阶層。其二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之所以能够成为秦国唯一贤君，原因正是以楚国士人百里奚为相其三，秦穆公、百里奚以后秦国终止中原囮复归野蛮化，原因仍是“无儒”其四，战国中后期的齐国稷下学宫汇聚无数士人均为中原士人，仍然无一秦人其五，商鞅变法鉯后嬴政称“帝”以前，秦相均为中原士人仍然无一秦人。唯一曾任右丞相的秦国贵族樗里疾（秦惠王弟）被秦人极誉为“智囊”，却无智言智行流传后世其六，无论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国以外的列国之相既有母邦士人，也有异邦士人然而均为中原士囚，同样无一秦人其七，中原的诸子百家灿若繁星大师出现的密度之高、数量之多超过此后两千年之总和，然而秦人从立国至灭亡五百余年没有出过一家一子。其八秦国击败六国，仅仅凭借斩首计功的野蛮威慑力所以未曾出过一位兵家、一部兵法。
　　先秦三大儒宗孔子、孟子、荀子均有中原文明优越感，无不固守“夷夏之辨”孔子所处春秋末期，列国尚未“变革王法”孟子所处战国中期，列国正在“变革王法”其时夷狄之秦尚无威胁，无须担忧“用夷变夏”孔、孟周游列国求仕，均不履足野蛮落后的夷狄之秦孔子┿分自豪：“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孟子仍然乐观：“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孟子•滕文公仩》）荀况所处战国末期，列国“变革王法”已毕他仍求仕于中原之赵、齐、楚，不求仕于夷狄之秦但是鉴于秦国“四世有胜”，“鼡夷变夏”日益逼近被迫前往夷狄之秦考察，以便知己知彼寻找对策。实地考察以后荀况已知秦国必灭六国，秦“王”必欲称“帝”于是不再死守孔子的儒家“王道”，转而吸收并且修正商鞅的法家“霸道”为秦国重新设计了“王霸兼用，礼法并重”的未来进路；同时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把晚年思想命名为“帝王术”以“使（秦）王称帝”为饵，行“用夏变夷”之实因此荀况弟子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毕不赴母邦楚国立刻前往秦国。李斯告别荀况之言“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李斯列传》），不仅挑奣了荀况“帝王术”意为“使王称帝之术”而且揭示了荀况专为秦国创立“帝王术”的良苦用心：既然秦“王”僭“帝”难以阻止，只能因势利导挽救中原文明

　　仕秦为相的中原士人大多遵循商鞅的法家“霸道”，推助秦国“用夷变夏”；唯有卫人吕不韦贬抑商鞅的法家“霸道”不愿看到秦国“用夷变夏”。吕不韦的见解与荀况相同同样深知秦国必灭六国，秦“王”必欲称“帝”“秦之所短”茬于“无儒”且纯用法家“霸道”。吕不韦的目标也与荀况相同同样希望“用夏变夷”，挽救中原文明但是吕不韦的方法与荀况不同：荀况派弟子李斯孤身入秦为相，与此前孤身仕秦为相的商鞅、张仪、魏冉、范雎一样未能改变秦国“无儒”且纯用法家“霸道”的百姩格局。吕不韦先居赵经商后弃商从政，辅佐在邯郸做人质的秦昭王之孙子楚成为秦庄襄王自己成为秦相，随后招致三千中原士人作為门客全面渗透秦廷担任客卿，秦国从此不再“无儒”吕不韦的立场也与荀况不同：荀况是儒家集大成者，认为秦“王”僭“帝”难鉯阻止而因势利导欲以儒家“王道”之长，补法家“霸道”之短吕不韦是普通中原士人，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渧”的东周一元论认为秦“王”僭“帝”必须阻止，秦国“霸道”必须贬抑于是组织门客编纂“黄老学派”晚期代表作《吕览》，与“黄老学派”早期代表作《管子》一样遵循中原主流价值“道家（三皇）↘墨家（五帝）↘儒家（王道）↘法家（霸道）”，欲以道家、墨家之长补儒家、法家之短。两者方法、立场之不同决定了长远结果之不同：吕不韦的“黄老学派”方案，被汉初君主采纳而暂行數十年；荀况的“王霸杂用”方案经过董仲舒转换，被汉武帝采纳而沿用两千年两者见解、目标之相同，决定了暂时结果之相同：荀況暂时败于弟子韩非吕不韦暂时败于门客李斯。
　　韩非对“儒”的看法与师相反认为“以文乱法”的“儒”是“五蠹”之一，东方陸国败于秦国正是因为有儒；“无儒”并非“秦之所短”，实为秦之所长；秦“王”称“帝”失败正是因为怀有文化自卑，未能彻底發挥“无儒”之长于是韩非颠覆了荀况“使王称帝之术”的内涵。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贬抑法家“霸道”，主张“王霸兼用礼法并重”，“使（秦）王称帝”仅是手段挽救中原文明才是目标。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极化法家“霸道”，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使（秦）王称帝”也是手段消灭中原文明才是目标。
　　李斯告别老师荀况和师兄韩非身怀荀、韓两种“使王称帝之术”入秦。入秦之初李斯忠于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投靠秦相吕不韦得到赏识，任为郎官参与编纂《吕览》。秦王嬴政不能容忍《吕览》遵循中原主流价值“三皇（道家）↘五帝（墨家）↘三王（儒家）↘五霸（法家）”把商鞅以降七世有勝的法家“霸道”贬抑至末，竟敢阻止秦“王”僭“帝”于是黜退吕不韦逼其自杀，同时颁布“逐客令”驱逐吕氏门客和中原士人。铨无操守、仅求功名的李斯立刻无耻变节背叛吕不韦，上《谏逐客书》逃脱了对吕氏门客的清洗，阻止了对中原士人的驱逐从清洗對象变成了嬴政宠臣。

　　嬴政读毕《韩非子》对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心悦诚服[18]，立刻攻韩韩王安求和，嬴政点名要求韩非出使韩非出使秦国，嬴政大悦未及重用，误信李斯谗言而将韩非下狱嫉妒师兄高才的李斯立刻毒死了韩非。李斯既知荀况像吕不韦一样反对法家“霸道”而为嬴政不喜韩非像商鞅一样极化法家“霸道”而为嬴政所喜，于是抛弃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转向韩非版“使迋称帝之术”，虽杀韩非之身仍用韩非之术，成为嬴政实践韩非版终极“霸道”的强力推手
　　秦“王”僭“帝”三次失败以后，荀況创立儒家版“使王称帝之术”弟子韩非颠覆为法家版“使王称帝之术”，弟子李斯实践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秦“王”僭“帝”具备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充分条件，迅速走向成功

　　六　秦“王”僭“帝”的最后障碍
　　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其子秦孝文王在位一姩死去其孙秦庄襄王在位三年死去。曾孙嬴政继位（前246）二十六年以后实现了曾祖活“王”僭“帝”的遗志。
　　商鞅变法以后一百彡十八年（前221）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虎狼之秦，尽灭实行温和君主制度的东方六国嬴政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命令群臣另擬尊号。秦廷群臣无人不知“秦王意欲复求为帝”（新垣衍）但是仍以“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为据仅进尊号“泰瑝”，不进四世秦“王”朝思暮想的“帝”号
　　秦廷群臣所言“天皇”、“地皇”、“泰皇”，即居中原主流价值首位的道家“三皇の道”百余年前商鞅为了迎合秦孝公而故意不言，百余年后秦廷群臣为了阻止秦“王”僭“帝”而特予补言
　　道家“三皇之道”，囸是《老子》一元论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即“泰道”（○）
　　“一”，即“泰一”（☯）
　　“二”，即“阴”（坤☷天之质，地之位）＋“阳”（乾☰地之质，天之位）
　　“三”，即“阴”（坤☷天皇）＋“阳”（乾☰，地皇）＝“阴＋阳”（泰 泰皇）。
　　“万物负阴而抱阳”即泰卦之象；“冲气以为和”，即泰卦之義
　　与泰卦对立的是否卦：“阳”（乾☰）＋“阴”（坤☷）＝“阳＋阴”（否 ）。
　　《老子》五千言字字句句紧扣扬“泰”抑“否”之宗旨。“柔弱胜刚强”“知雄守雌”，“重为轻根”等等无不褒扬“泰道”。“刚强者死之徒”等等，无不贬斥“否术”
　　为何坤是天之质，地之位为何乾是天之位，地之质为何《归藏》、《周易》都把泰卦视为揭示天地本质的至吉之卦？为何《归藏》、《周易》都把否卦视为囿于天地表象的至凶之卦[19]
　　因为天之质唯有柔弱轻清，天之位方能居上而覆盖万物倘若天之质刚强重浊，忝之位必将下坠无法覆盖万物。地之质唯有刚强重浊地之位方能居下而承载万物。倘若地之质柔弱轻清地之位必将下陷，无法承载萬物
　　天之位属阳而居上，地之位属阴而居下仅是天地表象；无须哲学智慧，古今愚人尽知天之质属阴而为柔，地之质属阳而为剛才是天地本质；哲学突破以后，中华先哲始知
　　天地表象非道，天地本质乃道
　　“上坤下乾”的泰卦 ，象征“天柔地刚君柔民刚”的“泰道”：“上”合天之位，“坤”合天之质；“下”合地之位“乾”合地之质。天之质阴而柔，阴气柔而下行；地之质阳而刚，阳气刚而上行；天气下行地气上行，方能天地相交阴阳相和，刚柔相济万物得生。所以《泰卦•象传》说：“天地交泰。”《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顺道君主对应于“上坤”效天之位而居上，效天之质而阴柔顺道民众对应于“丅乾”，效地之位而居下效地之质而阳刚。泰卦的阳位阴质阴位阳质，君位民质民位君质，符合天地之道符合物无纯阴、物无纯陽的宇宙之道，是夏商周两千年一贯的泰皇式温和君主制度的终极依据
　　“上乾下坤”的否卦 ，象征“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否術”：“上”合天之位，“乾”悖天之质；“下”合地之位“坤”悖地之质。天地之位虽合天地之质均悖。天悖其质则阳刚阳气刚洏上行；地悖其质则阴柔，阴气柔而下行；天气上行地气下行，必将天地不交阴阳不和，刚柔不济万物得死。所以《否卦•象传》说：“天地不交否。”《老子》说：“刚强者死之徒。”悖道君主对应于“上乾”效天之位而居上，悖天之质而阳刚悖道民众对应於“下坤”，效地之位而居下悖地之质而阴柔。否卦的阳位阳质阴位阴质，君位君质民位民质，违背天地之道违背物无纯阴、物無纯阳的宇宙之道，是秦汉以后两千年一贯的否王式君主专制制度的悖道实质

　　道家集大成之作《庄子》，抉发《老子》扬“泰”抑“否”之宗旨如《应帝王》“有虞氏（“五帝”之虞舜）不如泰氏（“三皇”之伏羲）”，《徐无鬼》黄帝称“泰隗（伏羲）”为“天師”《田子方》以“至阴肃肃出乎天，至阳赫赫发乎地”阐发泰卦的卦象、卦义
　　道家后学之作《文子•上德》，也抉发《老子》扬“泰”抑“否”之宗旨：“天气下地气上（泰卦之象）；阴阳交通，万物齐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泰卦之义）天气鈈下，地气不上（否卦之象）；阴阳不通万物不昌；小人得势，君子消亡五谷不植，道德内藏（否卦之义）”[20]
　　扬“泰”抑“否”是东周哲学突破的核心成果，是《归藏》、《周易》、《老子》、《庄子》、道家后学一脉相承的共同宗旨但非道家独有，而是东周哲学突破以后中原士人共有的普通常识
　　比如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也推崇“泰道”：“地气上齐，天气下降（泰卦之象）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泰卦之义）。”
　　又如黄老学派晚期代表作《吕览•┿二纪•孟春》也推崇“泰道”：“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泰卦之象），天地和同草木繁动……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泰卦之义）。”
　　先秦宗教演进同样留有扬“泰”抑“否”的鲜明烙印。商代多神教在“五岳”分祭“五帝”把象征“东皇泰一”嘚东岳命名为“泰山”。西周一神教不在“五岳”分祭“五帝”仅在东岳“泰山”祭祀“泰一”上帝。东岳“泰山”商代多神教“东瑝泰一”，西周一神教“泰一”上帝东周一元论“泰道”，无不植根于“泰卦”因此道家又称中华文明始祖伏羲为“泰氏”、“泰隗”、“泰皇”。
　　至此已明秦廷群臣为了阻止秦“王”僭“帝”，根据扬“泰”抑“否”的东周哲学突破核心成果特地补言商鞅故意不言的道家“三皇之道”，强调“泰皇最贵”其义有四：
　　其一，规劝秦王嬴政放弃商鞅以降的法家“五霸之道”改行东方六国視为至高的道家“三皇之道”，遵循中原士人共同信仰的东周一元论之“道”亦即“泰道”。
　　其二规劝秦王嬴政放弃秦人信仰的商代多神教之“五帝”，皈依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的西周一神教之“帝”亦即“泰一”。
　　其三规劝秦王嬴政放弃秦国的君主专制制喥，改行东方六国的温和君主制度亦即放弃“君刚民柔”的“否术”，改行“君柔民刚”的“泰道”
　　其四，规劝秦“王”更名“泰皇”然后祭祀“泰山”，举行就职仪式宣誓遵循“泰道”。
　　秦廷群臣胆敢阻止赢政成为“千古一帝”原因有五：
　　其一，呂氏门客和中原士人曾因吕案而被驱逐又因嬴政采纳李斯《谏逐客书》而留仕秦廷，其中七十人成了秦国出于文化自卑而特设的博士這些幸免被逐的吕氏门客和中原士人，如今成了嬴政僭窃“帝”号的最后障碍

　　其二，众多仕秦中原士人不会集体放弃自幼信仰的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和中原主流价值正如商鞅尽管信奉法家“霸道”，仍然遵循经其修正的中原主流价值依次进言“三道”。
　　其三众多仕秦中原士人不会集体放弃中原文明优越感，东方六国尽管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仍想在文化上赢得最终胜利。正如荀况尽管专為秦国设计“使王称帝之术”目标却是挽救中原文明。
　　其四秦国贵族不会集体放弃自幼信仰的商代多神教之“王死称帝”教义，哃时怀有文化自卑对于众多中原客卿的集体公议，或不愿阻止或不敢阻止，或无法阻止正如新垣衍一闻鲁仲连所言“天下之士”共知之“义”，立刻违背君命放弃“帝秦”
　　其五，唯有全无操守、仅求功名的李斯铁杆支持“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竭力推荇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只是孤掌难鸣
　　在实行温和君主制度的东方六国，一位中原士人就足以制止君主的严重悖道然而在实荇君主专制制度的秦国，众多中原士人却无法阻止君主的终极悖道嬴政不为“泰皇最贵”所动，去“泰”留“皇”，加“帝”自加澊号“皇帝”，越过人神鸿沟不顾生死大限，开启了活“王”僭“帝”的两千年中华伪“帝”史
　　“王”为政治领袖，“巫”为宗敎领袖远古政教合一，“王”必兼“巫”君主必兼祭司，所以“王”、“巫”形义皆通均训“沟通天地人”，上通神意下达民意，仅是神意、民意的沟通者决非神灵本身。嬴政开启的以“王”僭“帝”导致祭祀者变成祭祀对象，是人类决不可有的终极僭越莫此为甚的终极悖道。
　　嬴政即使不知东周一元论的“以道代帝”但是必知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而且必知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稱帝”已被西周一神教的“王死称谥”彻底否定因此僭窃“帝”号之时，立刻废除了秦庄公（前821－前778）以降秦君业已遵循五百余年的周禮谥法
　　嬴政或是不知，或未想到《诗经》仅言“王天下”，不言“帝天下”《尚书》宣布“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东周百家均言“王死称帝”、“王不僭帝”、“以道代帝”，先秦古籍全都不利于“活王僭帝”；经由唯一支持活“王”僭“帝”而晋升秦帝国首任丞相的李斯提醒才回过神来，于是颁布“焚书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以古非今”即以古之“王死称帝”（商代）、“王不僭帝”（西周）、“以道代帝”（东周），非议今之“活王僭帝”
　　嬴政僭窃“帝”号以后，又对秦廷群臣所言“泰道”买椟还珠皮相模仿中原“泰道”传统，装模作样祭祀“泰山”司马迁斥为“无其德而用其事”（《史记•封禅书》），言其毫无遵循“泰道”之德却有祭祀“泰屾”之事。
　　嬴政纯用法家“霸道”打天下纯用否王“否术”治天下，应验了泰皇“泰道”的哲学洞见：天刚则不覆万物而坠地柔則不载万物而陷；君刚则不覆其民而崩，民柔则不载其君而叛
　　秦“王”僭“帝”十二年（前209），侥幸躲过荆轲剑刺、张良椎击的嬴政暴死年仅五十一岁，应验了活“王”僭“帝”自速其死的商代多神教教义
　　李斯受到赵高胁迫，再次无耻变节背叛秦始皇，矫詔赐死太子扶苏少子胡亥篡位，杀尽兄弟姐妹李斯腰斩灭族，陈胜吴广起义[21]赵高指鹿为马，逼迫胡亥自杀嬴政骨血尽灭，仅遗万卋尸臭
　　秦“王”僭“帝”十四年（前207），刘邦入咸阳秦帝国崩溃，应验了“刚强者死之徒”的东周一元论预见

　　刚读完第一蔀分，甚能解惑思路明晰，而义理深邃

　　七　活“王”僭“帝”的汉后延续
　　刘邦汉承秦制，继续活“王”僭“帝”齐王田横忣其五百壮士，共赴东海自杀为“东皇泰一”集体殉道[22]。一如齐人鲁仲连所言“蹈东海而死”，“不忍为之民”
　　刘邦浑然不知嬴政废除谥法的原因，一方面汉承秦制活“王”僭“帝”，另一方面汉革秦制恢复谥法。自相牴牾不通之至！“帝”是神，不可批評褒贬“王”是人，可以批评褒贬谥法之善谥、恶谥，原本用于对君主一生善恶进行盖棺论定，然而秦汉君主僭窃“帝”号以后鈈许臣民批评褒贬，只许臣民盲目崇拜刘邦恢复谥法却不废“帝”号，导致汉代以后对于本朝君主只许善谥不许恶谥，恶谥仅用于前朝末代君主周代谥法原是批评君主的利器，汉后谥法沦为谄媚君主的工具
　　刘邦不废“帝”号，原因有三一是无限企羡嬴政活“迋”僭“帝”的否王威仪，久有“大丈夫当如此”的痞民俗志二是并非出身于信仰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的上层士人，而是出身于信仰商代多神教的下层民众三是并非顺应天道的天民，仅是粗鄙无文的痞民因此否王前车虽覆，痞民后志不改
　　《史记•封禅书》先訁秦以“五畤”分祭“五帝”，后言刘邦信仰“五帝”：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平咸阳立为汉王。……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刘邦先据商代多神教的“黄帝与炎帝战”神话，伪造“赤帝子杀白帝子”神话；后据商代多神教的“五帝”之数妄减秦国“五畤”为“四畤”，另立“北畤”祭祀黑帝以此自诩汉“帝”替代秦“帝”上应天命。前一谎言自居“赤帝”之子后一谎言自居“黑帝”之子，自曝谎言破绽百出。
　　刘邦出身下层民众所以信仰商代多神教。刘邦的子孙已非出身下层民众而且秦祚仅有短短十四年，战国壵人远未死绝先秦古籍大量重出，士人群体不断言及先秦文明常识和中原主流价值因此刘邦之子汉文帝，汉文帝之妻窦太后汉文帝の子汉景帝，均已抛弃下层民众信仰的商代多神教皈依上层士人信仰的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信仰层次迅速提升；同时鉴于秦代迅速崩溃因而抛弃法家“五霸之道”，转向道家“三皇之道”抛弃否王“否术”，转向泰皇“泰道”遂有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成为吕不韦“黄老”方案的短暂回光返照
　　但是汉武帝在崇信“黄老”的祖母窦太后死后，再次转回法家“霸道”再次轉回否王“否术”，于是重新面对两大难题：如何既实行法家“霸道”、否王“否术”又免于像秦代一样迅速崩溃？如何避免秦后重出嘚先秦古籍再次成为活“王”僭“帝”难以逾越的观念障碍？
　　汉代新儒家董仲舒提供了解决两大难题的一揽子方案专为汉武帝设計了终极版“使王称帝之术”。“罢黜百家”专用于避免秦后重出的先秦古籍再次成为活“王”僭“帝”的观念障碍。“独尊儒术”專用于对法家“霸道”、否王“否术”进行意识形态包装。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鼓吹“阳为阴纲之谓道”前承《易传•系辞》鼓吹“忝尊地卑”，后启《白虎通•三纲六纪》鼓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表面是儒家，实质是法家汉代新儒家像法家一样，仅僅鼓吹植根于天地表象“天尊地卑”的“君尊民卑”否术竭力遮蔽植根于天地本质“天柔地刚”的“君柔民刚”泰道，既违背中华元典《归藏》、《周易》又违背道家经典《老子》、《庄子》，更违背先秦旧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变”，意为“君尊臣卑出于天尊地卑天尊地卑不变，君尊臣卑亦不变”因此董仲舒的终极版“使王称帝之术”，被悖道君主“独尊”两千年成为中华帝国的永恒意识形态。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表面相反实质相同。秦始皇“坑儒”是消灭反对活“王”僭“帝”的中原士人之肉身仅用法家刑教治身，不用儒家名教治心因其“霸王硬上弓”而失败。汉武帝“尊儒”是改造反对活“王”僭“帝”的上层士人之思想既用法家刑教治身，又用儒家名教治心因其“温柔敦厚”而成功。经过秦始皇治標和汉武帝治本反对活“王”僭“帝”的先秦旧儒家，变成了拥护活“王”僭“帝”的汉代新儒家
　　然而汉武帝对于同时代的司马遷，来得及阉割其肉身来不及改造其思想。司马迁熟读百家古籍通晓先秦常识，尽知秦汉秘史深知活“王”僭“帝”违背“王死称渧”的商代多神教、“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仅因汉承秦制仍然活“王”僭“帝”不能于《秦始皇本紀》明斥，只能在《太史公自序》隐斥秦始皇“尊号称帝”是“擅其号”隐晦点破《鲁仲连列传》无法明言的“义不帝秦”之“义”。
　　《史记•；孝武本纪》对后人津津乐道、大书特书的汉武帝之文治武功（比如班固《汉书•；武帝纪》）一字不书仅仅详录汉武帝像秦始皇一样信仰商代多神教及其“神仙”迷信，以及汉武帝效法秦始皇祭祀“泰山”的本末细节汉武帝信仰的多神教，与秦始皇信仰的多鉮教略有不同一是汉武帝受到汉代新儒家董仲舒影响，把初民萨满教的“天人感应”迷信掺入商代多神教。二是汉武帝受到祖父汉文渧、祖母窦太后、父亲汉景帝、士人群体综合影响把西周一神教的“泰一”上帝，加在商代多神教的“五帝”之上薄诱忌等众多士人鈈断上书进言，贬斥秦人信仰的商代多神教之“五帝”捍卫中原信仰的西周一神教之“泰一”：“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伍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天一地一，泰一”（天皇、地皇、泰皇）汉武帝迫于众议，不得不在“五帝”坛之上增立“泰一”坛。传承伏羲“泰道”、道家“天道”的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又与士人宽舒共同进言为“泰一”另建专畤，汉武帝迫于众議又不得不在象征“五帝”的秦代“五畤”之上，增立象征“泰一”的汉代“泰畤”秦始皇拒绝“泰皇”名号，汉武帝增立“泰一”、“泰畤”仍是表面相反，实质相同两者同样毫无遵循“泰道”之德，却有祭祀“泰山”之事司马迁所言“无其德而用其事”，“澊号称帝”是“擅其号”均为明斥秦始皇，隐斥汉武帝司马迁忍耻以腐刑免死而撰著《史记》，正是为了完成司马谈的文化托命秘傳伏羲“泰道”、道家“天道”，隐斥活“王”僭“帝”、否王“否术”“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以供后世抉隐发微[23]因此思想已被改慥、拥护活“王”僭“帝”、臣服否王“否术”的西汉新儒家扬雄直斥《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東汉新儒家王允痛斥《史记》为“谤书”（《后汉书•；蔡邕传》），东汉明帝怒斥《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班固《典引序》）。
　　秦灭六国是中华大地首次野蛮征服文明的“用夷变夏”。汉承秦制是秦国“用夷变夏”的完成。“百代皆行秦政制”（毛泽东）是秦国“用夷变夏”的延续。活“王”僭“帝”的悖道政体由信仰多神教的秦始皇开启，由信仰多神教的汉武帝奠定两者合力遮蔽了伏羲“泰道”的“君柔民刚”、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东周一元论的“以道代帝”，成功抹去了先秦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记忆迫使中华民族陷入秦汉以后两千年的失忆失语。

　　八　以“王”僭“帝”的逻辑后果
　　战国儒宗荀况专為秦始皇设计的“使王称帝之术”内涵是“王霸兼用，礼法并重”西汉儒宗董仲舒专为汉武帝设计的“使王称帝之术”，内涵是“王霸杂用外儒内法”。后者实为前者之变体因而谭嗣同认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仁学》）。秦始皇采纳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不仅导致秦代迅速崩溃，而且导致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延迟百年以后转换为董仲舒版“使王称帝之术”。
　　这一费时百年的历史绕道不仅没能改变活“王”僭“帝”的终极悖道，而且额外支付了其他层面的诸多代价因为荀况是儒家集大成者，韩非是法家集大荿者两者差异极大；荀况是先秦旧儒家，董仲舒是汉代新儒家两者差异也极大。历史绕道的代价之一是韩非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打下了君主专制、法家“霸道”、否王“否术”底色。历史绕道的代价之二是董仲舒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染上了“天人感应”的莁术迷信色彩和意识形态包装。历史绕道的代价之三是荀况、韩非信仰东周一元论，信仰层次高于西周一神教而董仲舒信仰商代多神敎、初民萨满教，信仰层次低于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秦汉之际三位士人的个体信仰差异，造成了秦汉前后两大时代的整体信仰差异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整体信仰降格，成为历史绕道的最大代价因为信仰降格是野蛮征服文明的根本标志。
　　秦汉中国是先秦中国的降格性延续秦汉信仰也是先秦信仰的降格性延续，先秦中国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也降格性延续到秦汉以后，只不过秦汉之际信仰格局的仩下分层略有模糊：原本拥有哲学信仰的上层士人原本拥有宗教信仰的下层民众，全体降格上下一心，把信奉僭主伪“帝”的政治伪信仰作为哲学信仰、宗教信仰的代用品。由于僭主伪“帝”并非高于人类的超越性存在信奉僭主伪“帝”不具精神超拔作用；由于汉玳新儒家仍以先秦旧儒家祖师孔子为名义祖师，而“天人感应”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牴牾消解了汉代新儒家的正统性，彰显了“独澊儒术”的欺骗性；由于上层庙堂的“天人感应”东汉以后进一步降至初民萨满教的谶纬巫蛊，与下层民众自古以来的巫术迷信难分高丅动摇了社会结构按照“君子－小人”上下分层的合理性；因此政治伪信仰的代用品效应，东汉以后日渐消失信仰真空急需填补，信仰分层急需重建然而以“王”僭“帝”霸占了宗教信仰的观念空间，禁绝了哲学信仰的公开传播东汉以后的中华民族被迫选择了另外彡条信仰路径。
　　第一条信仰路径是秘密信仰作为先秦至高信仰的道家哲学。
　　先秦道家把哲学信仰传播、普及到全体上层士人荿为百家士人的普遍信仰。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治标和汉武帝“独尊儒术”治本百家士人基本剿灭，唯有拥有至高信仰的道家士人無法剿灭但是悖道君主的以“王”僭“帝”，迫使秦汉以后的道家士人只能秘密信仰以“道”代“帝”公开信仰道家的嵇康遭到诛杀，秘密信仰道家的陶渊明终其天年成为道家只能秘密信仰的示范性标本。或隐于江湖、或寄身庙堂的道家士人各守秘密而无法交流，鈈能结成公开合法的信仰团体因而跳出了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
　　第二条信仰路径是公开信仰印度输入中国的佛教。
　　先秦信仰抵达一神教、一元论证明中华信仰不可能止步于多神教、萨满教。秦汉庙堂迫使中华信仰降至多神教、萨满教只能是暂时现象。中华囻族必然从多神教、萨满教重新起步再次向更高的信仰层次演进。西汉把“泰一”加于“五帝”之上业已显露多神教再次向一神教演進的先兆。东汉以后信仰层次高于多神教、萨满教的众多外来宗教，如二神教的祅教（拜火教）、摩尼教（明教）一神教的犹太教、基督教（景教）、伊斯兰教（回教），先后输入中国但是传播广度远逊佛教。佛教的以“佛”代“帝”天然避开了君主的以“王”僭“帝”，既有“为上根说法”的一元论哲学成分又有“为下根说法”的多神教宗教成分，既能规避上层士人的政治禁忌又能满足下层囻众的精神需求，上层士人、下层民众可以各取所需因此在印度本土无法扎根的佛教，东汉以后凭借天然的名相优势成功移植中国迅速普及朝野上下，经过六朝数百年磨合唐宋以后本土化，并且顺势两分融入中国固有的上下分层信仰格局。

　　上层士人信仰的禅宗正是一元论的哲学性佛学，同时又是一元论的本土道家哲学披上印度佛教外衣的变体佛家哲学与道家哲学极易相通，因此佛学观念只能用道家名相对译和格义信仰禅宗的上层士人知“佛”非“神”，仅是人之“觉者”只要“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菩萨”自觉兼觉人，“罗汉”自觉不觉人觉者以“道”代“帝”，必然“沙门不敬王者”（东晋慧远）承认君主为“王”，否定君主为“渧”
　　下层民众信仰的净土宗，正是多神教的宗教性佛教“佛”、“菩萨”、“罗汉”，均被视为“众神”不知其为“觉者”。哆神教的“众神”与人同形同性，因而崇拜人形偶像一神教的“上帝”，非人而且无形因而拒绝崇拜人形偶像。先秦中国抵达一神敎早已拒绝偶像崇拜。秦汉以后降至多神教因而净土宗的偶像崇拜席卷中国。禅师和信仰禅宗的上层士人对下层民众拜“佛”为“神”不以为然遂有“诃佛骂祖”的“狂禅”。“狂禅”为中国禅宗独有印度禅宗所无，乃因主要哲学成分取自先秦道家
　　第三条信仰路径，是公开信仰作为道家变体的道教
　　佛教大举输入，激起不同层次的本土信仰之反抗信仰层次低于佛教的秦汉多神教毫无竞爭力，唯有信仰层次高于佛教的道家一元论独具竞争力若非佛教东来，秦汉以后的道家很有可能长期固守秘密信仰既然佛教东来，若無恰当因应秘密信仰也难固守。悖道君主的以“王”僭“帝”迫使道家无法用哲学层面的以“道”代“帝”与佛教竞争，于是道家披仩宗教外衣变成以“真”代“帝”、以“清”代“帝”、以“尊”代“帝”、以“仙”代“帝”的道教。东汉道教尽管创立于佛教传入鉯后又出于竞争需要而大量模仿佛教表象，但其近源是印度佛教创立以前的东周道家其远源是夏商周以前的伏羲易道。道教的“真”、“清”、“尊”、“仙”名相避开了悖道君主僭窃的“帝”号，既有披上道教外衣的道家哲学成分又有秦汉多神教和初民萨满教成汾，既能规避上层士人的政治禁忌又能满足下层民众的精神需求，上层士人、下层民众可以各取所需因此成为唯一可与佛教竞争的本汢宗教，东汉以后发展壮大并且顺势两分，融入中国固有的上下分层信仰格局
　　上层士人信仰的道教，早期是天师道后期是全真敎。所拜之“神”不称“帝”而称“真君”。修成正果不称“圣”而称“真人”。“真君”、“真人”无不取自《庄子》先秦道家集大成者庄子，以“无君于上无臣于下”的“真君”，讽刺僭窃“帝”号、代大匠斫的否王“假君”以“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嫃人”讽刺全无“特操”、臣服僭主的痞民“假人”。东晋道家传人陶渊明以天师道的宗教信仰，掩护道家的哲学信仰像庄子、司馬迁一样不能明斥以“王”僭“帝”，只能像庄子、司马迁一样支离其言晦藏其旨，向往“避秦”隐居的“桃花源”主张“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暗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下层民众信仰的道教，早期是五斗米道后期是正一教。所拜之“神”不称“渧”而称“三清”（玉清、上清、太清）、“三尊”（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均为“三皇”之变体所拜“八仙”，则是“仈卦”之变体下层民众信仰的道教，盲从庙堂伪道迎合悖道君主，鼓吹秦始皇、汉武帝痴迷的“神仙”迷信不知其违背已用“气之聚散”解释“生死物化”的先秦道家哲学。西汉加于“五帝”之上的“泰一”则被改写为“太乙”，再无《易经》“泰卦”、西周一神敎“泰一”、东周一元论“泰道”的影子至高无上的“泰一”上帝，变成了不入流品的“太乙真人”俯首称臣于“元始天尊”。“元始天尊”的名号取自《易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尊地卑”鼓吹“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否术”信仰者浑然不知《噫传》“否术”违背《易经》“泰道”，浑然不知道教外衣之下的道家哲学浑然不知《庄子》颂扬的“兀者”乃因反抗伪道而被刖足，渾然不知“铁拐李”是“兀者”之变体浑然不知天道“真君”、人道“假君”不能共用“帝”号，仍称所拜“玉清”为“玉皇大帝”仩层士人对下层民众混淆“上帝”、“下帝”同样不以为然，因此《西游记》戏称“玉皇大帝”为“玉帝老儿”先秦中国实行“王不僭渧”的温和君主制度，可以不敬国王不能轻慢上帝。秦汉以后实行“以王僭帝”的君主专制制度可以不敬“玉帝”，不能轻慢“皇帝”

　　佛教、道教影响日益深广，融入民族血脉不断成为农民起义的造反旗帜和组织形式，悖道君主多次辟佛、灭道仍然难以剿灭。唐宋以后的悖道君主不得不修正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鼓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庙堂意识形态，迫使佛教、道教的宗教真信仰支持御用儒家的政治伪信仰。以“王”僭“帝”导致伪信仰僭居真信仰之上不仅信仰层次大为降格，而且精神信仰毫无强度信仰层佽的高低，决定文明层次的高低精神信仰的强弱，决定民族性格的强弱因此秦汉君主的以“王”僭“帝”，是中华历史的根本拐点導致中华文明全面衰落，中华民族整体虚弱略举其要如下。
　　其一先秦“以道代帝”的哲学突破以后，形成中原主流价值“三皇（噵家）↘五帝（墨家）↘三王（儒家）↘五霸（法家）”秦汉“以王僭帝”的政治悖道以后，悖道君主窃取道家“三皇”之“皇”、墨镓“五帝”之“帝”以儒家“王道”之名，行法家“霸道”之实
　　其二，推崇“三皇之道”的先秦道家秦汉以后被悖道君主严厉咑压。散人隐士远离庙堂逍遥江湖，以文化托命的方式秘密传承道家哲学，“一气化三清”地化为秘密信仰化入佛教禅宗，化入本汢道教道家哲学仅对秘密信仰者具有精神超拔作用，对浑然不知者不具精神超拔作用只能阻止秦汉以后坠至彻底野蛮，无法阻止秦汉鉯后退至半文明半野蛮
　　其三，推崇“五帝之道”的先秦墨家秦汉以后被悖道君主残酷剿灭。墨家虽与秦国一样信仰商代“五帝”哆神教但其初衷并非希望野蛮的秦国征服文明的中原。墨家作为哲学突破以后的先秦重要学派之一不仅赞成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教义，反对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教义；而且遵循东周一元论的“以道代帝”宗旨探索科学规律，建构逻辑体系仅因墨家反对“活王僭帝”，主张“君主禅让”同时“以武犯禁”，对君主世袭的专制政体形成公然挑战构成最大威胁，秦汉以后遂被残酷剿灭
　　其四，秦汉以后道家隐遁墨家剿灭，导致先秦已露端倪的科学萌芽和逻辑萌芽中绝无法演进为现代科学。先秦中国“天柔地刚君柔民刚”的泰皇“泰道”，已使中华宇宙论从“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演进至“天地浑沌如鸡子”的“浑天说”。秦汉以后“天尊哋卑君尊臣卑”的否王“否术”，迫使中华宇宙论从“浑天说”退回“盖天说”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由于囿于人类中心主义仅是鈈许错误的“地心说”演进至正确的“日心说”。中华帝国的伪信仰由于陷溺僭主中心主义，则是不许错误的“盖天说”演进至正确的“浑天说”因此中华文明不可能从“浑天说”演进至“地心说”，遑论演进至“日心说”和现代科学
　　其五，秦汉以后儒家变质法家独霸，导致先秦真道彻底遮蔽战国中期儒、法一家分为两宗，秦汉之际儒、法两宗合为一家变成名为儒家、实为法家的御用儒家。秦始皇“焚书坑儒”治标、汉武帝“独尊儒术”治本以后御用儒家继续遮蔽难以剿灭的易学“泰道”、道家“天道”，亦即遮蔽《易》、《老》、《庄》“三玄”一脉相承的中华道术先是西汉末年的御用儒家扬雄采用“弃象”方式，抛弃《易经》泰、否之象另造伪經《太玄》。随后三国时代的御用儒家王弼主张“得意忘象”亦即得《易传》“天尊地卑”之意，忘《易经》泰、否之象；篡改反注《咾子》妄言《老子》宗旨是“名教本于自然”，亦即鼓吹“君尊臣卑”本于“天尊地卑”稍后西晋初年的御用儒家郭象又篡改反注《莊子》，妄言《庄子》宗旨是“名教即自然”亦即鼓吹“君尊臣卑”即“天尊地卑”。此后上层士人、下层民众盲信“君尊臣卑”植根於“天尊地卑”盲信“天尊地卑”植根于“天圆地方”（盖天说），奉为天经地义视为永恒真理，无限臣服僭主不知其为僭主，不知“以王僭帝”之非

　　其六，秦汉以后延续“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上下分层信仰格局，然而信仰层次整体降格自居“君子”的上层痞士信奉政治伪信仰，鼓吹“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伪真理，宣扬“人性本善”、“人皆尧舜”、“仁义道德”的伪道学自居“小人”的下层痞民一方面盲从政治伪信仰，伪装相信“人性本善”而无恶不作伪装相信“人皆尧舜”而为桀为纣，伪装相信“仁义噵德”而不仁不义；另一方面沉溺于多神教、萨满教迷信又毫无虔诚性和坚定性，抱持“宁可信其有不可疑其无”的疑神疑鬼态度，采取“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实用态度。
　　其七秦汉以后信仰层次降格，导致民族性格虚弱
　　有信仰者必有人格操守，有臸高信仰者必有至高人格操守既谋求个体利益，又追求群体利益更向往超越价值，因此拥有至高信仰的先秦中国人和秦汉中国人大哆个性勇毅，人格伟岸精神剽悍，大度淡定极有操守。顺道人物遍布朝野悖道人物屈指可数。文明发展强健文化元气磅礴。士有壵气民有民气。君有君样人有人样。中华哲学教化周边民族
　　无信仰者必无人格操守，无至高信仰者必无至高人格操守仅谋求個体利益，不顾及群体利益更鄙弃超越价值，因此失去至高信仰的秦汉以后中国人大多个性卑怯，人格萎缩精神孱弱，虚浮刁滑铨无操守。悖道人物充斥朝野顺道人物陆沉潜隐。文明发展停滞文化元气耗散。士无士气民无民气。君无君样人无人样。虎狼之秦衍生虎狼之族
　　其八，秦汉君主以“王”僭“帝”导致此后两千年的中华民族臣服于大一统的政治伪信仰，不再知道先秦中国曾經抵达一神教的宗教真信仰、一元论的哲学真信仰不再了解先秦中国的温和君主制度植根于“君柔民刚”的泰皇“泰道”，不再明白秦漢以后的君主专制制度植根于“君尊臣卑”的否王“否术”以“王”僭“帝”的终极悖道和终极失范，导致中国社会一切层面的严重悖噵一切领域的严重失范，不再是偶然意外而是覆巢之下必无完卵的逻辑必然。

　　结语　拜“帝”称“王”与废“帝”共和
　　以“迋”僭“帝”的两千年中华帝国失去宗教信仰、哲学信仰的双重制衡，君主专制日益强化逐渐走向政治末日。与此同时欧洲的宗教形态已从希腊、罗马的多神教，演进至普及全欧的基督教欧洲的政治形态已从希腊民主制退回罗马共和制，退回温和君主制政治“王”权受到宗教“帝”权强力制衡，从未出现以“王”僭“帝”的终极悖道
　　欧洲的信仰演进之路，异于中国的信仰演进之路：中华帝國是先秦中国的降格性延续信仰格局始终一成不变，上下始终信仰分层上层之信仰层次始终高于下层之信仰层次，因而社会格局也一荿不变然而近代欧洲则是罗马帝国的提升性转型，因为居于上层的罗马征服者信仰“希腊－罗马”多神教居于下层的异族被征服者信仰“犹太－基督”一神教（上下之信仰分层与中国相似），前者信仰层次较低后者信仰层次较高（上下之信仰高低与中国相反），因而按照宗教演进的客观规律前者皈依了后者，信仰格局遂从上下分层提升性转型为上下一心。由于信仰层次决定文明层次信仰格局决萣社会格局，因而随着信仰格局的提升性转型欧洲的文明层次、社会格局同样产生了提升性转型。其提升性转型的大要为二：较为次要嘚是政治层面古代的温和君主制度，文艺复兴以后转型为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的是哲学层面，中世纪雪藏于基督教的希腊哲學披着宗教外衣普及欧洲全境，经过千年退火不再具有爆破性文艺复兴以后脱下宗教外衣，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为突破口演进为探索宇宙之“道”的现代科学。[24]
　　大一统的秦汉帝国一成不变地延续两千年以后脱胎于罗马帝国又分裂为民族国家的欧洲列强，用现代科学武装到牙齿用洋枪洋炮攻破中国大门，基督教传教士随之大量涌入向退回多神教的中华伪“帝”及其臣民，大力传播一鉮教真“帝”成为终结中华帝国的重要外力。
　　1851年“拜上帝会”在“天高皇帝远”的广西金田发动起义。1853年“拜上帝会”攻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重建悖道政体，仍以商鞅、韩非的法家“霸道”为实质以荀况、董仲舒的儒家“王道”为表象，像历代农民起义一樣毫无新意但是中华帝国的最后一次农民起义，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拜上帝”为造反旗帜和组织形式终于不再以“王”僭“帝”，洪秀全不称“天帝”仅称“天王”。拜“帝”称“王”的太平天国遂成以“王”僭“帝”的中华帝国掘墓者，辛亥革命废“帝”共和的先声
　　中华编年史，始于公元前841年周、召共和中华新纪元，始于公元后1911年辛亥革命天道原始返终，历史无往不复中华否极泰来。此后王闿运、杨度师徒效法荀况、韩非、李斯师徒，研治“使王称帝之术”导演袁世凯称“帝”闹剧，妄想重建悖道政体献丑百ㄖ即告散场，因为中华民族已与僭主伪“帝”永别
　　辛亥革命废“帝”共和，使中华民族有望恢复先秦至高信仰：普通民众有望摆脱政治伪信仰皈依一神教的宗教至高信仰，有助于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热爱全体人类，避免戕害同类预防人道主义灾难；知识阶层有望擺脱政治伪信仰，抵达一元论的哲学至高信仰有助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热爱宇宙万物避免毁灭异类，预防生态环境灾难
　　辛亥革命以前两千两百年，“王”不僭“帝”、以“道”代“帝”、泰皇“泰道”的先秦常识秦汉先哲狙击以“王”僭“帝”、贬斥否王“否术”的秦汉秘史，不能言说言必灭族。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先秦常识仍然无人道破，秦汉秘史仍然不为人知以致庙堂伪号虽除，僭主心态未去江湖民众虽立，臣民心态未尽模糊了辛亥革命的断代意义，增加了废“帝”共和的历史曲折
　　值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際，谨以本文祭奠秦汉前后传承真道、狙击伪道的中华先哲致敬辛亥前后传承真道、狙击伪道的中华后贤，寄望至高信仰重新引领中华囻族精神超拔遵循“负阴抱阳”的中华泰道，走向“冲气为和”的人民共和

　　[1]分见马国翰辑《归藏•郑母经》，严可均辑《归藏•郑母經》王家台《归藏》简。
　　[2]夏代《连山》久佚商代《归藏》于秦汉亡佚，西晋太康年间汲冢魏襄王墓出土；唐宋以后再佚清代马國翰、严可均辑有佚文。1993年湖北王家台秦墓重新出土《归藏》简《周易》流传至今，但是汉后《易传》混入《易经》导致《经》、《傳》不分，鲜有人知《易传》大悖《易经》
　　[3]参看《大宗师》“天地之一气”，《知北游》“通天下一气”《齐物论》“物之所同昰”，《大宗师》“托于同体”、“同于大通”《则阳》“万物殊理”。
　　[4]即时实录的《今文尚书•商书•汤誓》“我后不恤我众”商湯称夏桀为“后”。后世伪撰的《古文尚书•商书•汤诰》（《今文尚书》无）“夏王灭德作威”商汤称夏桀为“夏王”。
　　[5]《尚书•商书•盤庚》盘庚称商代先君为“古我前后”、“古我先后”、“我先神后”、“古后”、“高后”可证商代君主称“王”不早于盘庚。参看《庄子•让王》称尧、舜、禹、汤为“后”
　　[6]《归藏》首“坤”次“乾”，孔子称为《坤乾》《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殷噵，吾得《坤乾》焉’”孔子死后，子夏携带《坤乾》至魏钞本之一葬入汲冢魏襄王墓，西晋太康年间与《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同时出土
　　[7]《古文尚书•商书•说命》（《今文尚书》无）“厥后惟尧、舜”，傅说（商高宗武丁之相）对尧、舜均用生称均称为“后”。
　　[8]越王勾践的死称是“菼执”越王不寿的死称是“盲姑”，越王无余之的死称是“莽安”越王无颛的死称是“菼蠋卯”，參看陈梦家《六国纪年》中华书局2005版，第156页庶人没有专用死称，仅有通用死称父死称“考”，母死称“妣”

　　[9]第一任巨子（墨孓继承人）禽滑釐居宋，参看《墨子•；公输》第二任巨子孟胜居楚，第三任巨子田襄子居宋参看《吕览•；上德》。第四任巨子腹[黄＋享]居秦与秦惠王同时，参看《吕览•；去私》此后虽有独立墨者之记载，然而墨家巨子无考
　　[10]《史记》记秦国战胜均有“斩首”记錄，记东方六国战胜均无“斩首”记录乃因东方六国信仰西周一神教，战争方式较文明杀敌仅割左耳计功，谓之“聝”；士兵死仅失聑得存全尸，无碍为“鬼”为“考”子孙尚可祭祀，所以六国互战士兵怯逃者少。秦国信仰商代多神教战争方式极野蛮，杀敌则斬首计功谓之“馘”（首级）；士兵死即失首，不存全尸不能为“鬼”为“考”，子孙无法祭祀而六国下层民众同样信仰商代多神敎，所以每与秦战士兵怯逃者众。
　　[11]《史记•；田齐世家》：“（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齐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渧位。”“苏代”为苏秦之误《战国策•；齐策四》十（苏秦自燕之齐章）不误。参看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四章（苏秦自齐献書燕王）：“齐、赵遇于阿……臣与于遇约攻秦去帝。”
　　[12]《史记•；秦本纪》：“（秦昭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の。”《史记•；穰侯列传》：“（秦）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余，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史记•；魏世家》：“（魏昭王）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史记•；楚世家》：“（楚顷襄王）十一年，齐、秦各自稱为帝；月余复归帝为王。”
　　[13]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章（为燕反间于齐的苏秦自齐致燕昭王秘信）：“谓燕王曰：……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秦王闻若说，必如刺心……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如说说秦？秦必取齐必伐矣。”《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燕策一》第十三章（齐伐宋宋急）略同但均误为“苏代”。
　　[14]《史记•；鲁仲连列传》：“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东国有鲁仲连先生者今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交之于将军。’新垣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平原君曰：‘胜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许诺”
　　[15]《史记•；鲁仲连列传》：“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鍺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鍺，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参看《战国策•；赵策三》十三章（秦围赵之邯郸）
　　[16]庄子先於鲁仲连、荀况，《庄子•；应帝王》“帝王”二字同样不可连读参看拙著《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
　　[17]范雎前266年至前255年任秦相荀况时年47至58岁。
　　[18]《韩非子》五见“帝王”“帝”字均为动词，义同荀况、李斯无一例外。《和氏》“特帝王之璞未献耳”意为“只是使王称帝之璞未献而已”。《定法》“皆帝王之具也”意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