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朝有多少钱啊？_百度知道
中国清朝有多少钱啊？
中国清朝未被人入侵时有多少前啊？听人家说有世界的财富的三分之一，不知道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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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多，1825年以前清朝经济世界第一。1840年就第八了。　　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述论　　　　清代在长达268年的历史进程中，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们以道光二十年(1840)为界，将清代分为前清与晚清两个阶段。本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两个阶段的财政收入状况进行比较，以探究其发展趋势及规律，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　　财政收入规模是指财政收入的总体水平，它是衡量国家财力的重要指标。清代的财政收入规模体现出两种发展倾向：从绝对数额上看，它呈不断扩大之势，尤其在晚清出现了急剧膨胀；从收支关系的角度讲，鸦片战争特别是咸丰之后，由于财政支出的同时扩张，入不敷出的局面日益严重，其收入规模又相对显绌。　　清代前期，财政收入总量不断上升，但增长幅度不大。现将此间清政府的岁入总额列表如下。　　表1 清代前期财政收入规模简表（注：何本书：《清代户部诸关初探》，载《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　　年代 岁入总额（万两）　　顺治九年(　　康熙二十四年(　　雍正三年(　　乾隆十八年(　　乾隆三十一年(　　乾隆五十六年(　　嘉庆十七年(　　道光二十一年(　　据表1可知，在长达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前清财政收入规模由顺治初期的2428万两增至乾隆中期的4858万两，总量增加了一倍，乾隆末年后又略有下降。但是，考虑到顺康之际正处经济恢复的非常时期，这一增长速度又须大打折扣。清初的赋税政策基本上承袭晚明，加之战争造成的经济衰敝，财政收入总量自然不可能达到应有规模。若以大体相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点进行考察，雍正以后直至鸦片战争之前，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一直在4000万两左右上下波动。同如此漫长的时段相比，这一发展速度可谓缓慢。　　鸦片战争后十年内，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在三、四千万两左右。咸、同年间的收入缺乏史料记载，但其数额当不会增长太多。虽然在此期间产生了厘金这样的新税目，但为镇压各地起义而导致的军费开支膨胀部分地消耗了这一收入。因此笔者匡估，这一时期清廷的财政收入大体应在万两之间。清代财政收入的飞速增长是在光宣之际，兹将此间的收入情况列表如下。（见下页表2）　　由表2数字可以看出，在光绪十二年(1886)之后的十年间，清廷财政收入始终保持在8000万两以上，比嘉道年间的4000余万两多了一倍。不仅如此，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的岁入突破两亿两关口，用了五年时间便使规模又扩大了一倍。相较之下，晚清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张速度比前清要快得多。　　表2 光、宣时期财政收入一揽表（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六，国用考四；卷六七，国用考五；卷六八，国用考六。）　　附图{F72c05}　　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的快慢不仅受政府财经政策的影响，更主要地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及蕴含于其中的技术进步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清代财政收入规模正是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　　清初，由于战争的频繁和灾荒的破坏，社会经济残破凋敝，百姓生计困窘艰难。为了恢复经济，清政府不得不减免赋税，与民休息。据史料记载，仅康熙在位的前四十四年，蠲免钱粮即达9000万两有奇（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二三。）。乾隆时的蠲免规模更是远胜前朝。乾隆十年(1745)，朝廷决定于次年起分三年轮免各省额征银数，此次共计免征赋银2824万余两（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此后又分别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普免全国钱粮（注：《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卷一○二五，卷一三五○、卷一四四一。）。依据当时的地丁收入水平粗略统计，乾隆一朝仅普免赋银就有一亿两以上。蠲免之外，清政府还要赈济灾荒，疏浚河工，用度也颇繁。恢复经济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清政府为此损失了为数不菲的财政收入，从而影响了收入规模的扩大。　　商品经济在前清有了一定发展，但由于统治者厉行“重农抑商”政策，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对外贸易也被长期遏制。因此，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能以田赋为主体，而“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改革又将田赋征收定额化，这就决定了前清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有快速发展，而是长期徘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外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原来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逐渐走向解体，已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的影响和刺激下进行了技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并有了初步发展。清政府为“自强”、“求富”，在政策上对工商业发展逐渐由抑禁转为认可和鼓励，对于外国先进技术亦主张积极引进。洋务运动期间及以后，西方科学著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实用技术也伴随着外资的侵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源而来，从而促进了近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就冶铁工业而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国生铁产量25890吨，三十一年(1905)为32313吨，宣统二年(1910)骤增至119396吨（注：杜石然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这一巨大成就无疑归功于近代冶铁技术的传入与应用。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近代前的”经济扩张是一种“低度开发”，是在落后状态下的成长；“近代性的”经济成长则是由于科技不断进步而形成的（注：（美）费维恺：《清代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394页。）。这一观点比较中肯，也适用于前清与晚清的经济发展状况。晚清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使财政收入因财源扩展而增加，这一点是前清无可比拟的，其财政收入规模也达到了后者难以想象的扩张程度。　　从绝对数额的层面看，清代财政收入的规模确实在不断扩张甚至膨胀，但若从收支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其入不敷出的赤字状况亦愈发严重，这一规模又相形见绌。　　清初，战争频仍，经济萧条，财政吃紧的情况时有发生。康熙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开始复苏，财政收入也逐步增多，加之捐纳等非常项收入的开征，收支失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自此至嘉、道年间，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基本稳定，收支相抵后一般都有盈余。在乾隆中后期，户部库存银一直保持在万两之间；即使到道光元年至十四年()，平均每年库存仍有2716.3万两（注：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　　咸丰之后，非常项支出激增，“军需、河工、赈务、赔款之用……为数均巨”（注：《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清政府相对稳定的收入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开支，度支窘迫、不敷甚巨的局面日甚一日。咸丰三年(1853)六月，“部库仅存正项待支银二十二万七千余两”（注：《清文宗实录》卷九七。）。至20世纪初，清政府的财政更是到了“库储一空如洗”（注：《清德宗实录》卷五二三。）的悲惨地步。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陈锋先生认为，晚清户部银库空虚的原因除了支出不断增加外，与各省拖欠解部款项亦有很大关系（注：陈锋：《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载《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也符合史实，但还不够充分。为什么支出扩张就会造成收支紧张？地方何以欠解？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首先，清代不健全的财政收支制度使收入在面对非常项支出时难以招架。清建朝伊始便确立了一条刚性的收支原则，即“国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注：程含章：《论理财书》，《清经世文编》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50页。）。这里的“经制”是指国家的财政收支要有固定的范围和数额，一般不得超越。具体规定是：岁入主要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项；岁出分为皇室经费、兵饷、宗室百官俸禄、工程费等项。以上均为经常性项目，相当于现代的预算收支。这一原则的缺陷是弹性不足，财政收入“表现出鲜明的定额化特点”（注：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财政支出则未将战时军费、社会救济经费等重要项目包含在内，相对固定的收入难以应付特殊情况下的非常项开支　　清代前期，非常项支出主要是军费，它所造成的财政缺口通过捐纳等非常项收入形式得以填补。到了晚清，非常项支出不仅范围扩展，而且数额庞大。军费方面，据彭泽益先生估算，仅咸、同年间用于镇压各地起义所耗军费，最低也有8.5亿两（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第137页。）。为抵抗外国军事侵略，清政府也消耗了巨额军费，而战败后赔款又使其遭受了更大损失。按《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要支付的对外赔款不计利息即达6.5亿两，相当于它七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晚清皇室奢靡的程度也远胜前清。同治十一年(1872)皇帝大婚，清廷谕令各省添拨京饷银100万两（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九，国用考七。）。光绪十三年(1887)，为办理帝婚，慈禧太后命户部先行拨银200万两解交礼仪处（注：《清德宗实录》卷二四三。）。这些巨额的非常项开支事先并未列入预算，因此当其突然出现时，清政府只能通过加赋增捐、开征厘金、举借公债等手段来弥补经常性收入的不足，以期平衡收支。然而支易收难，财政支出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收入增加的速度，清政府不健全的收支制度最终使自己陷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潭。　　其次，晚清农业经济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贫困也是财政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在清代，农业生产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农民是税负的最终落脚点，即税收归宿。农业生产状况的好坏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对国家财政收入有着决定性影响，从而对收支关系起了间接的制约作用。清代前期，“摊丁入亩”、蠲免钱粮等赋税政策的实施使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农民生活有所改善。因此，即使此时出现军费等非常项支出，也能通过田赋的自然增长及捐纳等临时性收入的征取来缓和入不敷出的紧张。到了晚清，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清政府的加赋抽厘剥削及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农业经济凋敝不堪。另一方面，晚清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土地的开发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农业技术的改进，这就决定了农产品产量不可能有太大提高。在南方产稻最裕之江浙一带，年产量仅为136-508斤，产量最高之湖南长沙，年产也不过680多斤（注：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在这种农业经济状况下，农民生活异常艰难，“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5251页。）。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可谓困难重重，因为厘金、公债等非常项收入的征收最终会将税负转嫁至农民身上，而农民的贫弱已如上所述，因此，入不敷出的结果也就必然产生了。　　二　　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结构属于以田赋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传统型模式，鸦片战争尤其是咸丰之后，这一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田赋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关税收入的比重明显上升，厘金、公债等收入形式则从无到有。　　探讨财政收入结构，就必然要对之进行科学的分类。笔者认为，应按照财政收入形式将其分为税收和其他收入两大类，税收作为清代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如此划分更能体现其主导地位。　　清代前期的财政收入全部属于税收形式。若以收入来源为标准，前清的财政收入可分为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种经常性税目。兹将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结构情况列表如下（注：资料来源：何本方：《清代户部诸关初探》，载《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杂赋数额不多，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很小，故在此不列入表）。　　表3 前清历朝财政收入结构比较表　　附图{F72c06}　　由表3可知，地丁银一项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始终在61%-88%之间，其他诸项所占比重最多时也不到40%。表中的地丁银是指“摊丁入亩”后对田亩和丁役合并征收的货币形态的收入，它是田赋的主体部分，此外田赋还有漕粮等实物形式。前清所征实物田赋为数不少，且包括米、麦、豆、草等多种形式。现将部分年份的实物田赋数额列表如下（见下页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前清的实物田赋数额是比较大的，如果折算成银两（按时价平均每石、束折银1两），康熙朝的实物田赋约合900万两左右，相当于同期地丁银的一半强。若将二者合并计算，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当比前表所列地丁银所占比重更大，足见农业税在前清财政收入中地位之重。　　表4 前清征收实物田赋简表　　附图{F72c07}　　在这一时期，盐课和关税收入的总额与所占财政收入比重均有增加，但总体上仍处从属地位。关税征收以榷关即内地常关为主要来源，海关收入仅占极微小部分。可见此时的商品经济没有得到较快发展，中国处于比较封闭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经济阶段。　　清代前期，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工具是捐纳，它是一项颇为重要的非常项收入。清代继承前明旧制而行捐纳，根据人们所捐钱物多少给予功名或实职。它起初仅是临时性收入，清廷也并不提倡。乾隆五十八年(1793)，上谕对各地屡行捐纳之举予以严责：“倘复有奏开捐者，即为言利之臣，更当斥而勿用。”（注：《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卷一○二五，卷一三五○、卷一四四一。）然而，军需浩繁，河务待兴，财政支出的扩张使统治者不得不借助捐纳以增收入，最终将之变为长期性收入。据统计，雍、乾、嘉三朝行捐数额少者十余万两，多者上千万两，其所占户部收入比重在嘉庆九年(1804)甚至达到78.68%（注：周伯棣编著：《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4页。）。捐纳是封建性极其浓厚的收入形式，它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从侧面表明，前清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古老的传统型模式。　　这种结构模式到了咸丰以后开始发生变化。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关税比重迅速提升。税收“垄断”财政收入的局面终被打破，公债这一新的收入形式产生，并很快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厘金和公债超越了前清的捐纳，在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位置。现将晚清财政收入结构状况列表5（公债一项另行分析）。　　表5 晚清财政收入结构比较表（注：邓绍辉：《晚清赋税结构的演变》，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附图{F72c08}　　从表5可以看出，关税是晚清财政收入中最具活力的一项，其所占比重一直在20%-30%之间。究其原因，是由于此时的关税征收已从前清的以常关为主转为以海关为主，随着近代海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及中外贸易的日益扩展，关税收入总额直线上升，至清末已比鸦片战争前夕增加了近百倍，所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由前清的10%左右猛跃为晚清的30%左右，成为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关税、盐课和厘金均为税负可以转嫁的间接税，三者所占财政收入比重总和为24%-73%，而田赋这一直接税的比重则由前清时的70%-80%降至晚清的不足50%。　　厘金是此时产生的一种商业税，自咸丰三年(1853)出现后很快通行全国，几乎达到“无处不卡，无货不税”（注：《清德宗实录》卷二三二。）的疯狂程度。其税率起初仅为1%，但到后期不断提高，许多地区在5%-10%之间。在上海，油、豆饼的厘金税率在同治初年已比咸丰四年(1854)增长了十余倍，“豆则增至三十余倍”（注：《申报》日。）。这一新的收入形式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以至于在其产生仅仅三十年后，收入总额便占到财政收入的近20%，成为晚清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之一。　　厘金之外，晚清出现的另一项弥补赤字的收入是公债收入，它是税收之外的独特收入形式。公债是一个财政范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财政收入，它与税收的最大区别是具有偿还性和自愿性。以筹措和发行的地域为标准，公债可分为内债和外债两种。晚清的公债主要表现为外债，内债处于次要地位。　　清政府借用外债活动可以光绪二十年(1894)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其国外借款共计4626万两，每年收入平均仅占财政总收入的4%左右；晚清时期共借外债12.04亿两，每年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30%-50%（注：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根据第38-52页、90-91页表格计算所得。）。清政府发行国内公债共三次：光绪二十年(1894)的“息借商款”、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昭信股票”及宣统三年(1911)的“爱国公债”。直隶、湖北、安徽、湖南等省也发行过地方内债。上述各种内债的发行均以失败而告终，未达到弥补财政赤字的目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缺乏发行内债的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经济尚未获得充分发展；二是不具备近代金融机关和国债市场。除此之外，政府的借端苛派也违背了公债发行的自愿性原则，致使民不堪负，效果自然极差。这一点连当时的户部都自认不讳：“所集之款，不过百分之一、二，而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注：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页。）　　以上分析说明，到了晚清，自然经济的解体已愈来愈快，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比前清快得多。公债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收入的产生表明，中国财政正朝着近代化方向迈步；另一方面，晚清财政收入对外债的依赖越来越重，并因此导致了部分利权的丧失，具有典型的半殖民地时代印痕。总的来看，晚清的财政收入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讲已具有近代性，属于过渡型结构模式，这比前清的传统型收入结构模式有了很大进步。　　晚清的财政收入结构与前清相比确有巨变，但变中亦有不变。笔者认为，无论这一结构如何变化，以下两个方面是始终一致的。　　第一，清代财政收入的各个构成部分都被赋予了一个共同的政策目标，即维持收支平衡和满足国用，从而巩固封建政治统治。财政收入各部分所占比重有所增减，项目也偶有裁添，但这些变化无不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清代财政收入结构的嬗变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它又在根本上服务于政治。因此，无论前清还是晚清，其财政收入结构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　　第二，尽管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呈相对下降趋势，但它的绝对数额是不断增加的，这说明它仍是政府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而且农民税收归宿的地位在有清一代并未发生明显改观。农业税比重的下降和各种间接税比重的提升确实反映了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晚清的进一步发展，但如果据此而夸大中国的近代化程度，则未免过于片面。客观地讲，田赋收入直至清末仍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左右，收入“老大哥”的位置没有改变；其他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者为公债和关税，二者均非源于中国自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经济侵掠密切相关。再就纳税人的负担而言，农民既要交纳农业税，又要承受各种间接税转嫁而来的无形压力及农产品与工商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剥削，他们始终是税负的最终落脚点。总之，在整个清代，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业经济是财政收入的基础，收入结构的变化并未超越农业国这一历史阶段。　　综上所述，清代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从财政的侧面反映了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通过分析财政收入这一微观问题，我们可从宏观上对清代的财政状况予以把握，从而给予一个更为客观的定位：中国封建性财政至清代已走上颠峰，并开始逐渐向近代化嬗变，清代财政的发展演进为近代性财政形态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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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　　我们把一部荒谬的《史记》当典籍，那是因为它收藏了我国最早的荒谬。司马迁客观地收集了一些荒谬的历史，是想让后人去解读更深的历史内涵，他并没有发出自己的主见。如果朋友有兴趣，可以在百度搜索《司马迁传播荒唐，我为春申君鸣冤》、《孔子鸣冤》、《谈谈先秦若干历史悬案》等等作品看看。　　释“皇”、考“三皇” 　　“‘皇’和‘王’古为煇煌、光明之意。《诗．小雅．渐渐之石笺》“皇，王也”。分开来说，“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这是《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版。第353页）中的第一条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有三条解释：一、盛大。二、君主。三、姓。《康熙字典》古体“皇”字有五种写法，如果我们不看皇字的原形，对这五个字根本就不认识。而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而周，毛公鼎、周，颂鼎上的“皇”字，上部像甲骨文的“日”， 有三竖，下部是一个“土”字。从字形上看，像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这也许就是王凤阳先生说的：“‘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的来由。　　周鼎文的“皇”字下面的“土”字，变成了楷书后的“王”字是秦朝的事。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就把“皇”字下面的“土”楷化成了“王”字。笔者的证据就在浙江省会稽山秦朝的石刻“皇”。那么，“皇”为何又成为了古代最高级的形容词呢？　　《诗．大雅．皇矣》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书．蔡仲之命》中有“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国语．越语》中有“天道皇皇”，《楚辞．九歌．云中君》中有“皇皇兮既降”。这些“皇”字，要么是天帝，要么是大公无私、道德高尚，要么是公正、光明。这当然是皇字的最高级形容词了。　　“用皇字表示君主，是战国末期的事”（见《古辞辨》同上）。战国时期的一些思想家，竟相标榜自己的学说来源古老，居然连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都不放在眼里，又竖起了“三皇”的大旗。导致后来的“三皇”之说有六种：1、《史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泰皇。2、《三五历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人皇。3、《春秋纬运斗枢》中记载是：伏羲、神农、女娲。4、《白虎通》中记载是：伏羲、神农、祝融。5、谯周认为是：燧人、伏羲、神农。6、孔安国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现在我们公认的是第五种说法。　　第五种说法中的燧人、伏羲、神农三位是人，而不是女娲、祝融、天皇、地皇、人皇这些不可捕捉的神。这三位古代圣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伟大的发明家。他们一位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一位是演绎八卦、研究龙的图腾、天象的大学者，一位是发明农耕文化和医药文化的巨人。这三位在战国时代称“皇”的人，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伟大发明而被誉为皇（他们的发明给了华夏之光明，创造了我们今天辉煌的文明）。至于他们是什么时代的人？出生何地？是不是君主？发明的真实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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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错再错——两晋十五帝传记　　在两晋历史中，先有司马炎立的傻子皇帝司马衷，导致西晋王朝先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十六国分裂国土（西晋共历五十一年，就有二十六年在动乱中度过）；而东晋孝武帝司马曜没有吸取晋武帝司马炎的教训，又立了傻子司马德宗，导致先有桓玄篡位，后有刘裕灭晋（东晋共历一百零四年，也有二十四年的动乱）。所以笔者以《一错再错》作为两晋王朝书名。　　——题记　　西晋卷／公元265年至公元317年　　胸宽谋浅　　一　　晋武帝司马炎（字安世），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生于公元235年，卒于公元290年。终年55岁。在位24年零四个月（265年月12月——290年4月）。庙号“世祖”。　　《胸宽谋浅》是一个矛盾的话题。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说当宰相的人心胸开阔。心胸开阔的人相对而言，是有智谋而不局限在个人或团体利益上的人。这种人是历史的骄子！而晋武帝司马炎则是一位有胸怀、而无远谋的人：　　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谓诸子曰：“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汝辈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属必及于难。”及绥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圣乎！”（《资治通鉴》永嘉三年三月）　　以上史料是司马炎死后十九年（公元309年），在怀帝司马炽时代披露出来的，意思是说，当初，何曾曾陪同晋武帝司马炎宴饮，离开宴会回家之后，对儿子们说：“皇上开创伟大的基业，我每次在宴会上见到他，从没有听到他对治理国家的长远打算，只是听他说平生的一些日常事情，这不是替子孙深谋远虑的行为（可能因司马炎立了司马衷这样一个傻子为太，所以他不好谈身后之世）。他这样只是终其自己一生而已，其继承人（司马衷）危险呀！你们还能够免祸。”何曾说到这里，表现得有些无奈和悲凉，接着他指着孙子们说：“他们一定会遭遇国难。”何绥（何曾的孙子）死后，他的哥哥何嵩哭泣说：“我们的祖父大概是圣人啊！”　　笔者引出这段史料，说明司马炎在他的臣子心目中就不是一位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然而，司马炎一生有福，爷爷司马懿为司马氏家族的帝业奠基，伯父司马师为父亲司马昭打天下，到了公元255（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二月，司马师打败了反对他专权的两大势力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之后，突然去世，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继任了总司令（大将军）一职。司马昭灭蜀之后称晋王，大有篡位之势。可惜生命没有让他实现愿望，他在临死前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请魏帝曹奂在咸熙元年（264）五月，封父亲司马懿为晋宣王；封其兄司马师为晋景王；第二件事是：同年十月，他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他这样安排，就像当年曹操立曹丕一样，仿佛在安排历史报应的因果关系。到了次年（西晋司马炎的泰始元年）八月，司马昭带着遗憾走了，司马炎嗣位为国相、晋王。十二月逼曹奂禅位：　　十二月，壬戌，魏帝禅位于晋；甲子，出舍于金墉城。太傅司马孚拜辞，执帝手，流涕歔欷不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丁卯，奉魏帝为陈留王，即宫于鄴；优崇之礼，皆仿魏初故事。魏氏诸王皆降为候。追尊宣王为宣皇帝，景王为景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叔父干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伷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又封群从司徒望等十七人皆为王。以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其馀文武增位进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未几，又以车骑将军陈骞为大将军，与司徒义阳王望、司空荀顗，凡八公，同时并置。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又招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卫将军齐王攸独不敢，皆令上请（《资治通鉴》泰始元年十二月）。　　以上史料的意思是说：西晋泰始元年（265）十二月十二日，魏元帝曹奂把皇位禅让给晋王司马炎。十四日，魏元帝搬到金墉城（洛阳市东15公里处）居住。太傅司马孚与魏元帝辞别，他拉着曹奂的手，感叹得哭泣流泪说：“我到死的那一天，仍然是大魏纯洁的臣子。”　　265年十二月十六日，晋王司马炎登基即位，大赦天下，改曹奂的咸熙二年为西晋帝国的“泰始元年”。十七日，西晋帝国尊称魏元帝为陈留王，宫室安排在邺城（河北省临漳县），以优待高贵的礼制对待魏元帝。这些礼节都仿效魏国初期，对待汉献帝的制度。魏国宗室诸王都降级为侯。追尊晋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晋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晋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尊称原来在曹魏时司马氏家的王太后为皇太后。封晋武帝司马炎的叔祖司马孚为安平王；叔父司马斡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伷（zhòu）为东莞王，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肜为梁王，司马伦为琅邪王，封皇帝之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又把司徒司马望等诸子侄共十七人都封为王。任命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其余的文武官员，提级进爵各有差别。
　　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晋武帝又任命安平王司马孚为太宰，统领朝廷内外各项军事。过了不久，又任命车骑将军（上将）陈骞为总司令（大将军），与司徒司马望、司空荀顗等人，并列为八公。晋武帝以魏氏孤立无援的弊害作为警戒，因此大封宗室，授予这些家族成员的职权。他还下诏，告诫各位亲王可以自己选择封国中的官员，这就等于各地的王爷有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但是，只有司马炎的胞弟齐王司马攸（兼任卫将军。相当北京军区警备司令）不敢自选，司马攸为了表示自己对皇兄的忠诚，他的齐王府的全部官员都请求晋武帝指派。　　也就是说，晋室出了两位忠臣，一个忠于曹魏（司马孚），另一个忠于司马炎（司马攸）。　　在司马炎即位时，他特意提到司马孚，司马孚是晋武帝的爷爷司马懿的弟弟（也就是司马炎的叔爹）。这个人在曹魏高贵乡公曹髦准备发兵杀司马昭时，曹髦反被司马昭派去盯梢曹髦的中护军（官名。汉末曹操置。魏、晋、南北朝与中领军同为重要军事长官。相当上将军衔）贾充杀了。　　曹髦死，司马孚头枕着曹髦的尸体伤心地哭了一场。这位魏国忠臣，到了西晋泰始八年（272）二月，以九十三岁高龄去世，他在临死前，还念念不忘自己是曹魏的臣子：　　孚性忠慎，宣帝执政，孚常自退损。后逢废立之际，未尝预谋。景、文二帝以孚属尊，亦不敢逼。及帝即位，恩礼尤重。元会，诏孚乘舆上殿，帝于阼阶迎拜。既坐，亲奉觞上寿，如家人礼。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临终，遗令曰：“有魏贞士河内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衣以时服，敛以素棺（《资治通鉴》泰始八年二月）。”　　以上史料中的宣帝是指司马懿。司马炎即位以后所封，司马师为景帝，司马昭为文帝。　　司马孚在司马懿专权的年代，他在司马氏家族中，总是回避有损于魏帝的事。当司马炎预谋废除曹奂时，他没有参与。司马师和司马昭知道这位叔叔是魏朝的忠臣，从来不敢逼他干些叛逆之事。司马炎篡位以后，为了为树立忠臣的榜样，他对这位叔爹更是恩礼有嘉。每逢年会，司马炎请他入朝时，都会亲自到宫殿台阶前迎拜。就是这样一位曹魏忠臣，却生在了司马氏的家族中。是历史为司马氏家族树立忠君的典范，还是老天在警示司马氏的后人？我看谁也回答不了这一答案。　　司马炎还算一位比较开明的君主，曹奂禅位的当月，他就解除了对曹氏宗族的禁锢。接着他设置谏官（相当国会议员），皇帝的随从顾问（散骑常侍）傅玄、皇甫陶有幸成为了首席谏官。次年（266，泰始二年）二月，晋武帝司马炎又解除了对刘禅宗室的禁锢。这一个个事实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司马炎的心胸开阔。到了司马炎的太康元年（280）三月，东吴孙皓投降，五月，孙皓的重臣诸葛靓到司马炎的叔叔司马伦家中做客，司马炎本身与诸葛靓有过交往，现在诸葛靓虽然是晋国的俘虏，但他给了诸葛靓的自由。这不仅因为诸葛靓是他叔叔司马伦的小舅子，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诸葛靓有才，有骨气。自从诸葛靓来到洛阳以后，司马炎还没有见到这位老朋友。于是，他专程赶到琅邪王司马伦家去见诸葛靓。 　　诸葛靓见自己是阶下囚，怕丑。当他听说司马炎要来看他，连忙躲藏到厕所里去了。司马炎哪能有来了不见诸葛靓的道理？于是，他逼诸葛靓出来。诸葛靓在没法回避的情况下，泪流满面地对司马炎说：“我不漆面，哪有脸见陛下呢？”如果诸葛靓是那种攀龙附凤之辈，怎么会放过这次阿谀奉承的机会？如果司马炎是心胸狭窄的皇帝，又岂能如此低声下气？ 　　太康三年（282）正月，司马炎率领群臣到来洛阳城南，举行一年一度的效祭，等祭祀完毕，他问司隶校尉刘毅：“我能与汉代的哪一位皇帝相比？”他问这句话的目的，是想刘毅说他可以与“汉武帝”相比。因为他灭了吴国，国家重新统一了。谁知，刘毅的回答却是：“陛下可以和汉桓帝、汉灵帝相比。”众所周知，东汉桓、灵二帝是汉王朝走向衰败的时代，司马炎听了，吃惊地反问道：“你怎么会认为朕是桓、灵二帝呢？”刘毅毫不客气地说：“桓、灵二帝虽卖官鬻爵，但把钱留给了国家，陛下如今卖官鬻爵，却是中饱私囊。”司马炎面对这位耿直的臣子，没有愤怒，而是幽默地说：“桓、灵二帝听不到你这样大胆的言论，而现在，我的身边却有你这样的直臣，可见我比他们贤明。”　　刘毅为何说司马炎把钱都搜刮到他自己腰包里去了呢？原来，晋灭东吴以后，司马炎把孙皓后宫里的五千多嫔妃全部收入晋宫，这样他的嫔妃多到上万人。这些嫔妃要吃喝不说，就是住也成为了一个大消费，所以司马炎听刘毅说他卖官鬻爵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他没有反驳。　　晋宫有了这些妃子，司马炎无力一一消受，可怜一些妃子为了能目睹这位四十五岁帝王龙颜，想出了一个个绝妙的办法：把竹叶插到门前，当司马炎驾着羊车慢慢地在群芳中浏览时，羊见到竹叶就想吃，她们趁机才能与皇帝说上一句话，如果有运气，说不定还能得到一次性爱。还有的撒上盐巴，以便贪吃的羊路过时能够停下。　　晋宫嫔妃如此悲哀，性爱成为了一种奢望，这让笔者想到了唐代诗人朱庆余的《宫词》：　　寂寞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在我们吟诵这首《宫词》时，司马炎的嫔妃听到了会怎样想呢？历史的风霜中还有这些丽人的身影吗？
　　开篇话：　　我要贴出的将是在《资治通鉴》原史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真实历史。其中有景物描写、心里描写、作者的评论、人物的刻画等，也就有些类似于纪实历史小说。　　为了对我的纪实小说有一个说法，笔者先说二句：　　一、 关于小说的起源：　　所谓小说，就是小小地说一段。是古代和近代评书的一种形式。历史上评书艺人根据历史故事、社会兴亡、忠奸荣辱、神话故事形成的一种通俗艺术（小说的童年期）。诸如《女娲补天》、《穆天子传》、《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在《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修饰琐屑浅薄的言论，以求取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是不可能达到至境的。这是中国最早的小说理论，说明小说是中国古代文人最瞧不起的“下里巴”文学。　　可是，正是这种文体，后来逐渐发展成了高雅的艺术。在唐代，文言小说就比较成熟。如：明朝人冯梦龙（）汇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都源于唐朝历史的沉淀，所以笔者曾在汉献帝刘协的《大浪淘沙》篇章中，专门谈到《三国演义》不是罗贯中的原创，我的论据是唐代诗人杜牧的《赤壁》七绝能作证明：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首诗如果说东风没有帮周瑜火攻曹操，赤壁之战就会改写。诗人为何说“东风不与周郎便”呢？这一情节正好说明在唐朝就有《三国演义》的原形。说明孔明借过东风（正史没有借东风）。　　在《三国演义》中“借东风”、“东吴娶亲”、“智激周瑜”、“草船借箭”等等，都是戏剧化的小说虚构。比方说，在历史上孙权的母亲早在赤壁大战前就死了，东吴取亲吴太夫人又活了。从杜牧的诗中，说明起码在杜牧时代就有了“孔明借东风”的虚构。　　再说铜雀台吧，铜雀台修建于建安十五年（210）冬，赤壁大战是建安十三年（208），孔明在智激周瑜的情节中，所谓的《铜雀台赋》是诸葛亮根据曹植的《铜雀台赋》：“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虾蝾。”改成“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激将周瑜抗曹。 　　曹操把铜雀台修到他的大本营邺城（河北省临漳西南），实际上是他的嫔妃宫殿，有一百三十五间。到建安十八年（213）七月，五十八岁的曹操称魏公纳三位少女为贵人，铜雀台才赋予了它的真正的含义。这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智激周瑜”的《铜雀台赋》沾不上边。如此种种，既说明《三国演义》不是罗贯中的原创，又说明我国的古代小说起源于民间。　　二、 关于小说的内涵：　　我们可以再说通俗一点，小说就像今天广东人问你会不会说“白话（粤语）”，意思是你会不会说广东话。我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用大众说的话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就是我们今天的小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代现代小说才真正诞生。发展到今天，从篇幅上划分有：小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从体例划分：有文言小说（古典）、章回小说、和现代小说；从内容来划分：有科幻小说、推理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神话小说等等。这些小说的产生，我们就不能一概要求艺术表现形式应该公式化，衡量它的标准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们看不看得懂，情节精不精彩，有没有历史沉淀价值。　　既然笔者对小说的概念有了前言，就请大家走进我所创作的纪实小说化的《资治通鉴帝王史》吧。
　　二　　刘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傻子刘禅，只因刘禅说了一句“此间乐，不思蜀也”的名言，成为了历史上末代皇帝中的名人。而司马炎立了一位比刘禅还要傻的太子司马衷，历史给这位太子的待遇开始就露了破绽：　　春，正月，丁卯，立子衷为皇太子（《资治通鉴》泰始三年正月）。　　不知是不是司马炎心里对这位皇太子不太满意，还是真像司马炎立司马衷时所说的：“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今世运将平，当示之以好恶，使百姓绝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无取焉”一样，他才没有大赦天下。　　按照历史的惯例，立皇太子应该大赦天下，让天下人在得到实惠的同时，为皇帝庆祝国家有了接班人。而司马炎这次立太子没有按照惯例大赦。他不大赦天下，我想并非是他所说的“天下刚刚太平，应该扬善惩恶，让老百姓多看到晋朝新政权兴盛的希望。”而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他对司马衷信不过，有可能随时废除，免得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立了这样一位傻儿子，到时要废除很麻烦。关于司马炎有废除太子之心，不是笔者随意说的，我们从司马炎当上皇帝一个月就立皇后，一年之后才立太子，就能看出他的思想斗争。此时，已经九岁的司马衷并不是司马炎理想的太子人选；　　第二、司马炎没有钱，因为这时他要养活五千嫔妃（此时，他还没有灭东吴，收养吴主孙皓的另外五千嫔妃）。　　在司马炎没有接收孙皓的嫔妃时，他也像孙皓一样把大臣的女儿当政治砝码，只不过他没有像孙皓那样年年选妃：　　诏选公卿以下女备六宫，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嫁娶。帝使杨后择之，后惟取洁白长大而舍其美者。帝爱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不可屈以卑位。”帝怒，乃自择之，中选者以绛纱系臂，公卿之女为三夫人、九嫔、二千石、将、校女补良人以下（《资治通鉴》泰始九年七月）。　　公元273年（泰始九年）七月，司马炎下诏选公卿大臣的女儿配备到六宫中去，如果有隐瞒的人就会视为不敬。在皇帝为后宫选择宫女没的完成以前，暂时禁止天下美女婚娶。司马炎首先让她的皇后杨艳选择，杨皇后只选取了洁白长得高大而放弃美艳绝世的美女。可是司马炎爱上了卞氏，想留下，杨皇后反对说：“卞氏三代（从曹操的武宣皇后卞玲珑算起，还有曹髦、曹奂的皇后）都是皇后世族，不可以让卞氏屈居皇后之下的卑位。”司马炎恼怒了，一气之下就自己亲自选妃，中选的女子以绛红色的轻纱系在臂膀上，公卿的女儿被封为三夫人（这时皇帝后宫有一位皇后、三位夫人、九位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良人之类的封号。所以原文有三夫人、九嫔，表示这些地位比较高）、九嫔之列，二千石（二千石是高官的工资。古代对工资的称呼还有“俸禄”、“秩”等名称，就像我们今天对工资还称“薪水”、“月薪”一样。古代因官员每月按照粮食数量来计算，所以称石，六十公斤为一石，一年二千石，等于一百二十吨粮食。也就相当二千年的年薪二十四万元人民币）、将军、校尉级别的女儿，填补良人以下的空缺。　　也就是说，司马炎对臣子的女儿进宫当妃子作了明确的规定：公卿（相当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女儿被他选上，可以封为夫人、九嫔之列，二千石（相当于部级干部）的大臣、将军、校官的女儿，只能补充作为良人。杨皇后为何这样大胆地阻止司马炎选卞氏呢？原来她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会长久，选完美人之后，第二年七月她就死了。杨艳皇后在临死前，担心司马炎立胡奋的女儿为皇后，怕将来自己的傻儿子司马衷的太子之位，被胡氏所生的儿子所取代，所以她把人世间最动情的声音——用最凄婉的音调表露出来：　　秋，七月，丙寅，皇后杨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为嗣，常密以访后。后曰：“立子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也！”镇军大将军胡奋女为贵嫔，有宠于帝，后疾笃，恐帝立贵嫔为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骏女芷有德色，愿陛下以备六宫。”帝流涕许之（《资治通鉴》泰始十年七月）。　　公元274年七月初六，杨皇后去世。当初，晋武帝觉得太子不是正常人的智商，担心他不能挑起继承王位的重任，常常秘密地与杨后商议废除。杨皇后反对说：“立太子是以长子顺序而不是以德才，怎么能改变？”　　杨皇后的一句话，堵住了司马炎的嘴。再说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是贵嫔（贵嫔往往高于夫人的地位，有立后的可能），受到晋武帝的宠爱。杨皇后病重时，担忧晋武帝以后会立胡贵嫔为皇后，将会威胁到太子司马衷的地位。她头枕着晋武帝的膝盖上，流着眼泪说：“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既有品德，又有美貌，希望陛下选她入宫当皇后。”晋武帝流着眼泪答应了。　　晋朝的历史就是因为有了这几滴泪水而改变，本来司马炎就有废除太子之心，在私心大于理智的杨艳皇后面前，晋武帝屈服了。到了276年十月，他立了杨芷：　　丁卯，立皇后杨氏，大赦。后，元皇后之从妹也，美而有妇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门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于宗庙，异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祸。”帝许之（《资治通鉴》咸宁二年十月）。　　276年十月二十一日，晋武帝立杨芷为皇后，大赦天下。算起来杨芷是杨艳皇后的堂妹，杨芷不仅有美貌而且有美德。晋武帝当初和杨芷皇后订婚的时候，杨芷的叔父杨珧上表对司马炎说：“自古以来，一家出了两位皇后，还没有人能够保全其宗族长久的。我请求把我所上的表章收藏在宗庙里，哪一天如果我的话应验了，我也可以因此而免于灾祸。”晋武帝同意了。　　杨珧在侄女的吉日说凶话，暗藏了未来的悲惨结局。司马炎见杨珧提示着一种抽象思维逻辑，让杨珧把这份奏折藏匿到了杨氏宗庙里，等司马炎一死，果然被杨珧言中。而当时司马炎看到杨芷秀雅贤惠，哪有闲心去管身后的事呢？一个傻太子保留了，一个国家的祸根埋下了。我们从这一事件中，就能看出司马炎宽了私情，窄了远谋。想当年汉武帝为了后继不受干扰，宁可杀太子的母亲，也不愿意让后代出现第二个吕后。汉武帝的行为看似残酷，而是明智之举，因为政治不是用情感所能代替的！政治游戏的法则永远是优胜劣汰！　　晋帝国立了一个傻太子，奸臣暗喜，忠臣忧。到了咸宁四年（278），大臣们都知道太子司马衷是一个傻子，到了十月，征北大将军卫瓘趁陪同司马炎到陵云台喝酒，对司马炎演了一出寓意剧：
　　冬，十月，徵征北大将军卫瓘为尚书令。是时，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瓘每欲陈启而未敢发。会侍宴陵云台，瓘阳醉，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谬曰：“公真大醉邪？”瓘于此不复有言（《资治通鉴》咸宁四年十月）。　　征北大将军卫瓘接任尚书令时，朝廷上下都知道太子司马衷是一个傻子，卫瓘每次想对司马炎谈谈，可又一直不敢直说。这天他同司马炎在陵云台喝完酒，假装喝醉的样子，跪在司马炎龙椅前犹犹豫豫地说：“臣有话想说。”司马炎一时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反问道：“你想说什么呀？”卫瓘欲言又止。卫瓘欲言又止，说明他不好意思揭太子的短，但忠诚的使命感让他不得不说出心事。最终他给司马炎一个肢体语言，——轻拍龙床说：“此座位可惜！”当卫瓘轻拍龙床，试探性地给司马炎打哑谜时，司马炎马上明白卫瓘的“可惜”二字的寓意。因此，他扯开话题，阻止说：“看来你真是喝醉了！”卫瓘见对方用“真是喝醉了”来回避自己，知道司马炎不想提到太子，就再没有说下去。这次谈话两人心照不宣。　　卫瓘和司马炎心照不宣并不等于平静，司马炎为此事也暗暗地着急，于是，他想来一次放水捉鱼：　　帝悉召东宫官属，为设宴会，而密封尚书疑事，令太子决之。贾妃大惧，倩外人代对，多引古义。给使张泓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而答诏多引古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对。”妃大喜，谓泓曰：“便为我好答，富贵与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写。帝省之，甚悦，先以示瓘，瓘大踧?，众人乃知瓘尝有言也。贾充密遣人语妃云：“卫?瓘老奴，几破汝家！”（《资治通鉴》咸宁四年十月）。　　司马炎也很清楚，如果太子的事不解决好，将来一定会惹出大事。为此，他召太子宫的人与群臣共宴，而背后命令尚书拿着卷纸去考太子。太子的夫人是奸臣贾充的小女儿贾南风，她听到这一消息非常恐惧，连忙请别人代考。她请的人大概古文功底不错，洋洋洒洒地送来了一份答卷。前来监考的张泓看了一眼，对贾南风提示说：“太子不学，陛下是知道的，这份答卷引经据典，陛下一眼就能看出不是太子所答，到时会追查主笔之人。”张泓说到这里时，看了一眼贾南风的表情，见对方接受了他的看法以后，接着说，“我看不如直接按照意思直说。”贾南风听了非常高兴，她一高兴就胡乱许诺：“就照你的意思帮着答，如果有一天太子当了皇帝，与你同享富贵。”就这样，一次严肃的考试，变成了一个荒唐的作恶剧。　　司马炎把太子依照张泓口述抄的答案看了非常高兴。他激动得先请卫瓘看，卫瓘见答案文辞虽然没有学富五车的人答得博大精深，但条理分明。卫瓘是一个容易暴露表情的人，他觉得答得不错时，表情有些尴尬。他一尴尬，大臣们从他的尴尬表情中看出了问题。大家心里明白：卫瓘肯定曾对司马炎谈过有关太子的事，否则，晋武帝为何给他看，他为何尴尬呢？司马炎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贾妃的父亲贾充的注意，他派人对女儿说：“卫瓘这个老东西，险些毁了我们的家族。”　　我们从司马炎对卫瓘的这一举动中，就能看出司马炎谋略不深。如果他的谋略深远，就会知道自己的这一举动将会牵涉到卫瓘今后命运，就会想一想这答卷是不是傻儿子所答，更不应该让卫瓘难以下台。
　　三　　司马炎一生重用贾充是他最大的不幸。本来司马炎与胞弟司马攸亲密无间，只因贾充网络了太子的老师（太子太傅）荀顗（yǐ
。205年～ 28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办公厅党委书记（侍中兼中书监）荀勖、皇帝八个护卫队之的骑兵护卫队队长（越骑校尉）冯紞三位结为死党，他们联手离间了司马炎与齐王司马攸的亲密关系：　　初，齐王攸有宠于文帝，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临终，为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王事而泣，执攸手以授帝。太后临终，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属意于攸。攸妃，贾充之长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攸素恶荀勖及左卫将军冯紞倾谄，勖乃使紞说帝曰：“陛下前日疾苦不愈，齐王为公卿百姓所归，太子虽欲高让，其得免乎！宜遣还籓，以安社稷。”帝阴纳之，乃徙和为光禄勋，夺充兵权，而位遇无替（《资治通鉴》咸宁二年春）。　　当初，齐王司马攸受到父亲司马昭的宠爱，晋文帝（司马昭）每当见到司马攸，总是抚摸着自己的座椅，叫着司马攸的小名桃符说：“这是桃符的座位！”如此一来，有几次司马攸差一点被立为晋王太子。晋文帝临死的时候，给晋武帝讲述了西汉淮南王刘长、曹魏陈思王曹植的遭遇。讲完之后，司马昭流着眼泪，拉着司马攸的手，然后把司马攸的手放在晋武帝的手上。268年王元姬太后临死时，也流着眼泪对晋武帝说：“桃符性情急躁，而你这位哥哥又不仁慈，我如果一病不起，担心你不能容纳他，才这样嘱咐你，你不要忘记我的话！”　　王元姬太后的声音还在，等到晋武帝得了重病时，朝野上下都归心于司马攸。司马攸的妻子是贾充的长女。首都洛阳市市长（河南尹）夏侯和对贾充说：“你的二位女婿（指司马攸、司马衷），与皇帝的亲疏是相等的（一位是皇弟，一位是太子）。如果将来立皇帝，就应该立有德行的人（意思是劝贾充立司马攸）。”贾充没有回答。　　再说司马攸平时就憎恨贾充的死党荀勖和冯紞（dǎn）谄媚和逢迎的行为。这时，荀勖见晋武帝病重，担心司马攸夺位，于是他唆使冯紞对晋武帝挑拨离间说：“陛下前些天病重如果不能好，可能事太就改变了，因为公卿大臣和百姓都归心齐王，太子司马衷虽然打算谦让，最后也免不了上演宫廷政变的灾难。鉴于这一原因，陛下应当打发齐王返回到他的封地齐国，以使国家安宁。”晋武帝虽然没有明说什么，但内心认同了冯紞的意见。于是，晋武帝把河南尹夏侯和的官职迁为政协主席（光禄勋），削夺贾充的兵权，但是地位和待遇不变。　　咸宁二年是公元276年，以上史料都在说明一个问题——贾充与群小误国。为此，朝臣也想过一些办法让晋武帝远离贾充。如侍中裴楷、任恺、新上任的河南尹庾纯，他们都对贾充不满。特别是任恺，他试图让司马炎调贾充到陕西去征讨树机能，这样荀顗、荀勖、冯紞仨人就失去了靠山，让司马炎趁机除掉这三位爪牙。等贾充回来也就孤掌难鸣了：　　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自文帝时宠任用事。帝之为太子，充颇有力，故益有宠于帝。充为人巧谄，与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侍中、中书监荀勖、越骑校尉安平冯紞相为党友，朝野恶之。　　帝问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乐安任恺、河南尹颖川庾纯皆与充不协，充欲解其近职，乃荐恺忠贞，宜在东宫；帝以恺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会树机能乱秦、雍，帝以为忧，恺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镇抚之。”帝曰：“谁可者？”恺因荐充，纯亦称之。秋，七月，癸酉，以充为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侍中、车骑将军如故；充患之（《资治通鉴》泰始七年六到七月）。 　　以上史料是泰始七年（271年）七月的记载。也就是说，在晋武帝还没有生病时的前五年，史料介绍说：政治局常委（侍中）兼国务院总理（尚书令）的车骑将军（上将）贾充，自从在晋文帝司马昭时，就受到宠信而当权，晋武帝司马炎能成为晋王太子，贾充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贾充更加受到晋武帝的宠爱。贾充为人虚伪谄媚，并与太尉傅荀，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办公厅书记（侍中、中书监）的荀勖，越骑校尉冯紞相互结为党羽，朝野上下都憎恨他们。　　有一天，晋武帝问侍中裴楷当前的朝政得失，裴楷想到贾充等人的专权，策略地回答说：“陛下受命于天，四海承受教化，之所以德惠还不能与尧、舜二帝相比，是因为朝廷中还有贾充之徒。鉴于这些因素，陛下应当召用天下德才兼备的人，共同治理好国家，而不应该让天下人看到您以个人偏爱用人。”　　这时，担任侍中的任恺，洛阳市市长（河南尹）庾纯，他们都与贾充不和，贾充想免除任恺侍中的职务，就向晋武帝推荐任恺，说任恺忠诚可靠，应当到东宫司马衷的太子府里去任职，晋武帝就让任恺担任了司马衷的老师（太子少傅），而晋武帝仍然让任恺挂着侍中的职衔。这时，正好鲜卑族起义首领秃发树机能（河西鲜卑秃发部落首领匹孤第四代孙）入侵陕西，骚扰秦、雍之地，晋武帝为此事而忧虑。任恺建议说：“陛下应当派一位有威望、有智谋、身居要职的大臣去安抚。”　　任恺的意思很明确，他要让晋武帝派贾充去。然而，晋武帝有些木然地说：“谁能担当此任？”任恺只好明确推荐贾充，庾纯也连忙赞同。到了七月二十日，晋武帝命贾充统一指挥秦、凉二州各项军事，贾充的侍中、车骑将军职务不变。贾充担心出了洛阳，一切权力会改变，所以非常担忧。　　皇帝让贾充带兵出征，贾充害怕了，他拖延到了十一月。当贾充即将要起程上任时，公卿大臣为他在夕阳亭饯行时，荀勖针对贾充不想去出征，自己失去靠山的现状，出了一个荒唐的点子：　　贾充将之镇，公卿饯于夕阳亭。充私问计于荀勖，勖曰：“公为宰相，乃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太子，可不辞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怀？”勖曰：“勖请言之。”因谓冯紞曰：“贾公远出，吾等失势。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劝帝纳贾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将纳卫瓘女为太子妃，充妻郭槐赂杨后左右，使后说帝，求纳其女。帝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氏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氏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后固以为请，荀顗、荀勖、冯瓘皆称充女绝美，且有才德，帝遂从之。留充复居旧任（《资治通鉴》泰始七年十一月）。 　　夕阳亭下，贾充的一批爪牙正为贾充的远征而伤心时，荀勖对贾充说：“贾公身为宰相，怎么被任恺这个匹夫所牵制，您这样不觉得可悲吗？然而，现在皇上派您去出征已经成为事实，要想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请贾公把女儿嫁给太子。”　　贾充听了，连忙说：“这怎么行！”贾充说不行，是因为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太子司马衷的叔叔司马攸。最后，荀勖与冯紞如此这般一说，一台荒唐的戏上演了。　　笔者说荀勖建议侄儿娶叔叔姨妹荒唐的事还情有可原，因为荀勖是为了弄权；而晋武帝又为何同意了这一桩荒唐的婚事呢？原来杨艳皇后受贾充的夫人郭槐所托，提出此事时，就把司马炎准备为太子纳卫瓘之女的事一说，接着司马炎认为娶卫瓘的女儿有五可，娶贾充的女儿有五不可。司马炎认为卫氏一家贤达，卫瓘生的儿子多，证明卫氏将来能为太子多生龙子；而贾充只生了一个独子还夭折了。第二、卫小姐长得嫩白可爱；而贾南风不仅生性妒忌，而且长得又矮又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叔侄的婚姻乱了辈分。
　　这件事在奸臣荀勖、荀顗、冯瓘三人巧舌如簧的煽动下，把一个长得既黑又矮的贾南风，被他们说成既白又美的贾南风，送进了宫中。司马炎本来是一位重感情的人，这件荒唐的事就于次年二月举办了婚礼。这“婚礼”虽然举行，贾南风一生可能都没有让司马衷“婚”过。因为司马炎怕儿子不会房事，先把自己用过的妃子谢玖送给了司马衷，只有谢玖为司马衷生了一个儿子。至于这个儿子是不是司马衷的，谁也说不清。这一切都是司马炎的错，导致司马炎接着受荀勖、荀顗、冯瓘的蛊惑，失去了一位聪明贤达，德高望重的好胞弟：　　齐王攸德望日隆，荀勖、冯紞、杨珧皆恶之。紞言于帝曰：“陛下诏诸侯之国，宜从亲者始。亲者莫如齐王，今独留京师，可乎？”勖曰：“百僚内外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则臣言验矣。”帝以为然（《资治通鉴》太康三年十一月）。　　齐献王司马攸在朝廷的地位日益升温，荀勖、冯紞和杨芷皇后的叔叔杨珧都非常反感，荀勖和冯紞作为是贾充的爪牙，排除异己还情有可原，而皇后的叔叔杨珧为何要跟着这些奸臣起哄呢？原来贾充在太康三年（282年）三月死了。也许是贾充死了的原故，这两个奸臣又把杨珧拉入了自己的阵营。冯紞为了扫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对司马炎说：“陛下一直下诏命诸侯王到封国去，应该从最亲的诸侯王开始。陛下最亲的诸侯王莫过于陛下的胞弟齐王，他一直留在京城，陛下这样做妥当吗？”　　冯紞的这句引人深思的半截话，比说完整的话还要深刻；加上荀勖煽风点火地说：“朝廷内、外官僚都心向齐王，等陛下百年之后，太子就难说能不能当上皇帝。”荀勖说到这里时，怕司马炎不信，出了一个馊主意说，“陛下如果不信，下诏书试一下，命齐王到齐国去，保证朝臣都反对，这就说明我说的话没错。”司马炎知道自己的儿子不行，可他就是难舍骨肉之情，到了太康三年十二月，司马炎下诏说：“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毘朝政，或出御方岳，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齐王攸，佐命立勋，劬劳王室，其以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礼，主者详案旧制施行。”　　这道诏书一下，果然不出荀勖所料，首先就是征东大将军王浑上书说：“司马攸是陛下至亲的亲人，加上他德高望重，就像周公姬旦，像司马攸这样的亲人不在朝中辅佐太子，还有谁能辅佐太子呢？如今，陛下让齐王就国，给他一个总司令（大司马）的空衔，而无指挥军队的实权，恐怕不是先帝（司马昭）和文明太后（指司马昭的王后）对待司马攸的意思。请陛下不要认为汉室同姓封王，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就忌讳让弟弟当权。陛下要知道汉朝还有外戚吕氏、霍氏、王氏（指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乱政的悲剧啊！纵观古今历史，陛下怎能不权衡轻重所在？如果陛下想百年之后没有乱政的现象，唯一的办法就是任品德高尚的忠臣才能防止内乱。如果犹豫不决，虽亲也会见疑，最终导致关系疏远，这是很危险的呀！我认为太子太保缺人，应该将齐王留下教太子，让汝南王司马亮、皇后叔叔杨珧共辅朝政。”王浑说了一通之后，扶风王司马骏、政治局常委（光禄大夫）李憙、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这些人都出面阻止晋武帝遣司马攸就国。这正好中了荀勖的圈套，司马炎见此，不得不下了狠心：　　齐献王攸愤怨发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许，遣御医诊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河南尹向雄谏曰：“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德望者少；齐王臣居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纳，雄愤恚而卒。攸疾转笃，帝犹催上道。攸自强入辞，素持容仪，疾虽困，尚自整厉，举止如常，帝益疑其无疾；辞出数日，呕血而薨。帝往临丧，攸子冏号踊，诉父病为医所诬（《资治通鉴》太康四年三月）。 　　公元283年三月，齐献王司马攸听说皇兄对自己不信任而愤怒发病，求皇兄允许他去守母亲的坟墓，司马炎不肯。司马炎想：自己让一位堂堂的皇弟去守墓，岂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吗！他立即派御医为司马攸看病。派去的御医见皇帝不让司马攸借病去守墓，都说司马攸没病。这一下气倒了洛阳市市长（河南尹）向雄，他上书对司马炎说：“您的弟弟虽多，然而，有威望的少；齐王能居住在京城里，对国家有重大的好处，请陛下深思啊！”　　向雄是好心办了坏事，司马炎的心病是太子傻，他就怕将来弟弟夺位。这样一来，他的奏折对司马炎好像是当头一棒，可怜的向雄一片忠心，见皇帝不理解，悲愤而死。　　司马攸听说向雄为自己而死，病情进一步恶化，司马炎又催他上路。司马攸只好强打精神向这位皇兄辞行。辞行时，司马炎见弟弟“精神焕发”，更是认为他在装病；等司马攸在路上颠簸几天，吐血身亡时，司马炎才对自己的判断有了怀疑。他前往悼丧，司马攸的儿子司马冏（jiǒng）跌脚号啕大哭，诉说父亲是被御医所诬陷。司马炎才如梦初醒，他一气之下，下诏杀了御医。　　司马攸死在太康四年（283）三月。司马炎良心发现，悲痛欲绝，奸臣冯紞凭他不烂三寸之舌，居然逢凶化吉：
　　初，帝爱攸甚笃，为荀勖、冯紞等所构，欲为身后之虑，故出之。及薨，帝哀恸不已。冯紞侍侧，曰：“齐王名过其实，天下归之，今自薨殒，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过！”帝收泪而止。诏攸丧礼依安平献王故事（《资治通鉴》太康四年三月）。 　　照说司马炎既然杀了御医，就应该一追到底。然而，司马炎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认为如果追查下去，自己也难辞其咎。正当他哀伤不已时，冯紞幸灾乐祸地说：“齐王名气太大，天下归心，如今他死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太子的位置可以坐稳了，这是社稷之福，陛下何必过于悲伤呢？”司马炎听了，觉得有理，冯紞的话像“止泪剂”似的，司马炎马上止住了泪水。那留在司马炎眼窖里的泪滴啊！仍然会继续发酵，酿造出更苦涩的毒酒：　　帝疾笃，未有顾命，勋旧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车骑将军杨骏独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骏因辄以私意改易要近，树其心腹，会帝小间，见其新所用者，正色谓骏曰：“何得便尔！”时汝南王亮尚未发，乃令中书作诏，以亮与骏同辅政，又欲择朝士有闻望者数人佐之。骏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去，中书监华廙恐惧，自往索之，终不与。会帝复迷乱，皇后奏以骏辅政，帝颔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华廙及中书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诏，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诏成，后对廙、邵以呈帝，帝视而无言。廙，歆之孙；劭，曾之子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镇。帝寻小间，问：“汝南王来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笃，己酉，崩于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资治通鉴》永熙元年三、四月）。　　公元290年（永熙元年）三月，五十五岁的司马炎因性爱频繁导致病危。经过六年前司马攸风波的折腾之后，他连顾命大臣都没有。那些勋爵旧将像羊祜、王浚、杜预、司马攸之流，都已作古。而此时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杨皇后的父亲杨骏成为了股市上的一匹黑马。他以侍中、车骑将军的双重身份，守候在行将就木的晋武帝病榻前，更是显得孤烛残影。　　杨骏是一位无谋专横的人，面对如此庞大的晋朝帝国，他想一个人吞下，似乎有点像蛇吞大象。他不让大臣去探望皇帝的病情，其目的就是自己可以趁司马炎病昏意乱之机，随意安排人事。他安排了一批自己的心腹以后，司马炎的病情突然有所好转，当司马炎好转再次上朝看到的是一批新人时，对岳父严肃地说：“你为何这样随便呢！？”这一句不轻不重的话，让杨骏多少感觉到了压力。此时，司马炎的叔父汝南王司马亮，因当初司马炎命令他就国还没有入朝，于是，司马炎命令侍中下诏，明确规定皇叔司马亮和岳父杨骏共同辅政。我不知道司马炎这时想没有想到司马攸，如果想到，应该是别有一番苦涩的滋味。也许他想到了这位弟弟，我们从“想择朝臣有威望数人参政”的这句话中，就能看出他此时认为朝臣中也会有王浑、向雄这样的忠臣。　　杨骏见司马炎命令侍中起草了诏书，心里不踏实，退朝后连忙从中央办公厅（中书省）“借”出诏书。名目上只说看一眼，结果像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中央公办厅书记（中书监）华廙是专门监督诏书去向和实施情况的人。华廙见杨骏把诏书“借”走，害怕起来，他亲自上门向杨骏索取，要了几次杨骏都不给。这时，司马炎再次昏迷不醒，杨骏的女儿杨芷见司马炎神志昏乱，要求让杨骏辅政。司马炎见这位美皇后楚楚可怜，点了一下头。到了四月十七日，杨皇后把华廙和中央办公厅厅长（中书令）何劭召来，向他们口授遗诏：“封杨骏为太尉（相当国防部部长）、太子太傅（太子的老师）、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当军委主席）、侍中（相政治局常委）、录尚书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连串的官衔，让杨骏把晋王朝的大权独揽。当这份荒唐的诏书写成，杨皇后带着华廙和何劭前去见奄奄一息的司马炎，呈这份“遗诏”给他看。司马炎还有点明白，他没有说话。杨氏父女见司马炎没有说话，其实是有话没说，他们害怕了，连忙趁机下令阻止还在半路上的汝南王司马亮进京。　　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总会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现实生活中惊心动魄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当杨氏父女忙碌安排后事时，司马炎再次戏剧性的回光返照，他问司马亮到京城来了没有。大家见此，无言以对，司马炎明白了，他知道杨氏父女在弄权，气得昏死过去，到了四月二十五日，这位重感情，失远谋，心胸还算开阔的晋朝开国皇帝走完了他戏剧性的人生，《资治通鉴》对晋武帝的评价是：　　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资治通鉴》永康元年四月）。　　看了以上的评价，笔者心潮起伏，想写一点什么，却难以下笔。在我看来：司马炎的“气量弘厚”可以认可，“容纳直言”是相对的，“明达好谋”要打折扣，“未尝失色于人”这句话在中国帝王中比较之下也能通过，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让司马炎失去了远谋。我们可试想，如果他在原则上不带个人感情，会让傻儿子当太子吗？中国历史也因为他的这一决定，而导致一百多年的混战。
　　傻子皇帝　　一　　孝惠帝司马衷，是司马炎与杨艳皇后的次子（司马炎共有二十五个儿子，杨艳皇后生的长子司马轨夭折）。生于公元258年，卒于公元306年。终年48岁，在位16年零七个月（即：290年4月二十日—306年十一月十八日）。　　跟随历史的脚步，我驾着290年（永熙元年）四月二十日的时光，来到了洛阳晋宫含章殿前。只见天空灰蒙蒙的，空气中弥漫着的让人窒息的雾气。在含章殿前，一拨又一拨的人向晋武帝的遗体跪拜，他们中有嫔妃、公卿大臣、皇亲国戚，有各地的封疆大吏和家眷，有洛阳军警和市民的代表，向这位五十五岁的皇帝默哀。这些默哀者有的如丧考妣，有的迷茫哭泣，有的暗自高兴，有的半忧半喜，还有因害怕杨骏杀头，躲得远远的：　　汝南王亮畏骏，不敢临丧，哭于大司马门外。出营城外，表求过葬而行。或告亮欲举兵讨骏者，骏大惧，白太后，令帝为手诏与石鉴、张劭，使帅陵兵讨亮。劭，骏甥也，即帅所领趣鉴速发。鉴以为不然，保持之。亮问计于廷尉何勖，勖曰：“今朝野皆归心于公，公不讨人而畏人讨邪！”亮不敢发，夜，驰赴许昌，乃得免。骏弟济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劝骏留亮，骏不从。济谓尚书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征大司马，退身避之，门户庶几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为安。但召大司马还，共崇至公以辅政，无为避也。”济又使侍中石崇见骏言之，骏不从（《资治通鉴》永熙元年四月）。　　汝南王司马亮（晋宣帝司马懿的第四子）作为辅臣，他却因畏惧杨骏孤零零地躲在皇宫大门外（大司马门）哭泣，为乘鹤西去的皇侄送行；这在中国帝王哭灵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风景。另外，三十二岁的傻太子司马衷，和三十三岁的杨芷皇太后，也成为了人们注目的焦点。这对“母子”之间只相差一岁，一个精明一个傻。司马衷看着前来悼丧的人们，东瞧瞧，西望望，他不知所措，却又不得不守在父亲的灵前。杨芷皇太后面对这位傻儿子（准确地说是姨侄儿子）也无心去管。　　杨太后的父亲杨骏听随从说司马亮在皇宫门外哭灵时，非常害怕。于是，他告诉了杨太后，杨太后连忙让司马衷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张劭（杨骏的外甥）和石鉴率领修建陵墓的士兵去征讨司马亮。张劭率领所部催促石鉴迅速出发，石鉴却不以为然，他保持沉默按兵不动。　　面对杨骏的猖狂，司马亮向高等法院院长（廷尉）何勖问计，何勖见司马亮无能，有些生气地说：“现在朝野上下都从心里归附于您，您不去讨伐别人，却害怕别人来讨伐您吗？”　　可是，懦弱的司马亮仍然不敢出兵，就在这天夜里，他骑马逃到自己的大本营许昌去了，这样才避免杨骏杀他的灾祸。　　再说杨骏的弟弟杨济以及外甥李斌（时任河南尹），这时都劝杨骏留下司马亮，杨骏不肯。杨济见杨骏不同意留下司马亮，知道杨家离灭门的时间不远，为了找到将来能挽救杨氏不灭敢说直话的人，他找国务院左秘书（尚书左丞）傅咸（239—294），这时傅咸五十一岁，此人不仅疾恶如仇，还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文学家，他对傅咸敞开心扉说：“家兄如果征召司马亮辅政，自己引退辞职，那么杨氏一门也许可以保全。”傅咸见杨济如此消极，建议说：“皇帝的宗族与外戚，只有相互依赖才能使国家安定。只把大司马（总司令）召回来，让司马氏与杨氏共同以公正无私的原则辅政，就用不着躲避司马亮了。”　　杨济觉得傅咸说得有道理，又串通政治局常委（侍中）石崇去劝说杨骏，把傅咸的话对杨骏说了一遍，可是杨骏仍然不听。　　到了五月十三日，杨骏在峻阳陵（位于河南省偃师以南蔡庄）安葬了晋武帝。　　杨骏安葬了司马炎之后，做了这样的事：　　杨骏自知素无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进封爵以求媚于众。左军将军傅祗群臣皆增位一等，预丧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复租调一年。散骑常侍石崇、散骑侍郎何攀共上奏，以为：“帝正位东宫二十馀年，今承大业，而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及诸将平吴之功，轻重不称。且大晋卜世无穷，今之开制，当垂于后，若有爵必进，则数世之后，莫非公侯矣。”不从（《资治通鉴》永熙元年五月）。　　杨骏知道自己一直就没有好名声，就想效法魏明帝即位的先例，普遍给大臣进封爵位，以便讨好众人。左军将军（上将）傅祗（245－312。三国曹魏名臣傅嘏的儿子）写信对杨骏不满地说：“我还没有听说帝王刚死，就给臣子论功行赏的事。”杨骏不听。五月十八日，杨骏唆使司马衷下诏，让朝廷内外大臣一律晋升一级，参预晋武帝丧事的官员晋升二级，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一律封为关中侯，免除一年的赋税。　　对于杨骏的一意孤行，西晋首富石崇（时任侍中兼散骑常侍）、皇帝的随从顾问（散骑侍郎）何攀一起上奏，他们认为：“皇帝司马衷被正式立为太子有二十多年，现在继承了大业，但是现在让他在先帝逝世时行赏赐爵，比泰始革命初年（指265年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以及各位将领平定东吴的280年，论功行赏还要丰厚，这样就突出不了功劳的轻重。况且我们占卜得知，大晋传国世代无穷，现在开创的制度，是要传之于后世的，如果有爵位就必得进升，那么几代以后，就没有人不是公侯了。”　　也就是说，石崇、何攀认为杨骏在乱政，这样会使赏罚制度失去平衡，然而杨骏不仅没有采纳，反而变本加厉：　　诏以太尉骏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傅咸谓骏曰：“谅闇不行久矣。今圣上谦冲，委政于公，而天下不以为善，惧明公未易当也。周公大圣，犹致流言，况圣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窃谓山陵既毕，明公当审思进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岂在多！”骏不从。咸数谏骏，骏渐不平，欲出咸为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将失人望。”乃止。杨济遗咸书曰：“谚云：‘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虑破头，故具有白。”咸复书曰：“卫公有言：‘酒色杀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为悔，而逆畏以直致祸，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祸者，当由矫枉过正，或不忠笃，欲以亢厉为声，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返见怨疾乎（《资治通鉴》永熙元年五月）！”　　杨骏操纵晋惠帝司马衷下诏书，任命他为太傅（司马衷的老师）、大都督（意思取代司马亮的大司马军权）、假黄钺（拥有征战大权），总领朝政，百官都听命于杨骏。　　也就是说，杨骏成为了无冕皇帝。面对杨骏操纵女儿（杨芷）与堂外甥（司马衷）乱政，为人正直的傅咸不能沉默了，他首先对杨骏说：“守丧三年的制度，已经很久没有实行了。如今皇帝谦虚（实际上是皇帝傻），把政事委托给您，但是天下人并不认为让您独掌大权是好事，是因为害怕您难以当好这个家。周公是大圣贤，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姬诵）尚且招来了流言蜚语，何况当今皇帝已经三十二岁，并不是当年周成王只有十一岁！我个人认为，武帝的葬事既然已经办完，您应当慎重考虑进退的事了，假如你要表明忠诚，只有让贤退位，用不着说多少漂亮话！”　　可是杨骏仍然不听，傅咸又多次劝谏，杨骏逐渐坐不住了，他想把傅咸赶出朝廷，让傅咸去地方当郡守。接着李斌为了保护傅咸，对杨骏毫不留情地说：“如果您驱逐了傅咸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失去人们对您的敬仰。”杨骏才没有调傅咸到地方上去。　　随后，杨骏的弟弟杨济给傅咸写信安慰说：“俗语说：‘生傻子，了官事。’其实官场上的事不是那样容易了断的。我为你想破了脑袋，不知道如何让我的兄长杨骏觉醒，所以才具体说明这件事。”傅咸觉得杨骏还有一个明白的弟弟，在回信中说：“卫公（卫瓘）曾经说：‘酒色杀人，比直言杀人还要狠毒。’因酒色坐牢死的人，人们不会为他们惋惜，而大无畏以正直招来的灾祸，这是由于心态不能平静，想把所谓的苟且偷生当作明哲保身呀！自古以来，由于正直而招来灾祸的人，都是由于矫枉过正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不是真心实意，想以严酷来博取名声，所以才会招来怨恨。哪里会有忠诚恳切做好事，却反而被人憎恨的道理呢？”　　也就是说，傅咸对杨济给他的安慰很感动，他觉得只要忠诚恳切地做好事，就会有好报。那么，历史的走势又是怎样呢？我们拭目以待。
　　读许雨浓的《资治通鉴帝王史》有感　　——宜昌市文联秘书长杜鸿　　许雨浓先生五年前在湖北省门户网站开始发《帝王文化》，让我觉得有创意。特别当时网络上对三皇的解释五花八门，许雨浓以他的《释“皇”、考“三皇” 》这篇文章向我们解释了三皇的六种说法，澄清了三皇（即：燧人、伏羲、神农）溯源问题。随着这篇说明文的出现，以后网络上也随之而改。三皇之说就在这一基础上定位。　　随后，许雨浓玩起了真，他说要在二十五史的基础上，完成一部帝王史。当时我有些怀疑，随着三年过去，当他在广州花城出版集团“波比网”一举夺得2008年第三季度长篇小说《萧齐沉浮》一等奖后，我为他高兴之余，也对他的坚忍不拔意志所感染。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有个性，也有创新理念的人，他所写的《谈谈先秦若干历史悬案》对一些典籍作了宣战，反映出了司马迁在很多历史上的不作为。让一些谬误得到了澄清。这篇文章被全国各大论坛转载一时。最后他提出了要为中国历史正本清源的口号。　　客观地说，我国历史有好多传说，这些传说是不能作为正史的，随着现代考古的出现，我们对一些淹没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许雨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他想还原一部接近真实的历史。然而，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一些真正的学术很难被接受的，但许雨浓仍然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走，终于写出了四百万字的巨著。全书分十部，已经从三皇五帝写到了隋炀，为这些帝王立了传。它既忠于原史，又结合现代考古提出新的观点。比方说《孔子鸣冤》、《穆王传奇》、《赧王春秋》等等篇章，对我国先秦时期的历史作了论证。　　在创作风格上，他提出了四点主张：　　第一、力求让读者能读懂我们的历史文化；　　第二、要保留原文，把原文中一些淹没的历史文化挖掘出来；　　第三、结合现代考古，对《史记》、《资治通鉴》中的谬误进行了论证；　　第四、加了小说与散文的艺术手法。对历史地理作了全方位的介绍；对人物心里、人物表情作了相应的刻画。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主张，所以在读他的《资治通鉴帝王史》时，让你感觉耳目一新。有时他以学者的角度去论证历史；有时他以散文家的风格、在历史的空间中浪漫地信步；有时他又是小说家，在历史的空间纪实。例如：　　刘裕从南燕撤到下邳，把辎重用船载回，自己率领精锐部队步行，到山阳郡（治江苏省淮安市）时，他听说何无忌牺牲，担心建康失守，下令军队脱下铠甲轻装急行。他带着几十位核心人物赶到淮河上段长江北岸时，天空阴沉沉的，东北风呼呼直叫。如此恶劣的天气怎能渡江？正当他看到江面上汹涌着白浪，而感觉到茫然之际，前面来了几名过路的人。刘裕上前打听朝廷的消息，其中一位中年男子说：“敌人还没有到呢！”这名男子说完，打量了这群不宿之客。另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年人，看出这群人中有一位不平凡的人，惊讶地说：“这不就是刘裕将军吗？您回来我们就不怕卢循了。”　　刘裕点了点头，这群人的信息让他心里多少有点安慰。刘裕转身看了看建康城方向，恨不得立马飞过长江。但是，此时无情的风卷起一迭迭巨浪，众人都认为此时乘浪渡江十有八九舟覆人亡。刘裕不知是听到路人的赞誉，还是一种使命感的驱使，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天公有意帮我的话，风就应该自动停止。不然，我们如果被淹死，就是天意！”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渡船启航，而风却停止了。历史的一页沾着江水的潮湿揭开。　　当你看到这样的文字，你觉得是在读《资治通鉴》原史吗？它的文字给你一个个生动的画面，但它的内容的确来源于《资治通鉴》：　　刘裕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帅精锐步归。至山阳，闻何无忌败死，虑京邑失守，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问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贼尚未至，刘公若还，便无所忧。”裕大喜。将济江，风急，众咸难之。裕曰：“若天命助国，风当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风止。过江，至京口，众乃大安（《资治通鉴》义熙六年三月）。　　从以上的例子来看，如果作者没有驾驭历史的能力，就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让你读起来通俗易懂，而且画面感很强。所以一些网友说他在写纪实历史小说。而它却是一部源于晦涩难懂的典籍。　　再如：　　秦国随着宣太后的死，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格局；魏冉的离去，新的太子由安国君赵柱接任。为何这一时期秦国人不以嬴为姓，而以赵为姓？是因为早在公元前970年前后，秦国祖先还居在雍邑（陕西凤翔）时，造父为周穆王养马，居住在赵城（山西省赵城县西南。位于山西省南部，东屏中镇霍山，西耸罗云明珠，北依太岳余脉，南展葱茏沃野，汾河纵贯其中，临汾盆地由此铺开），得到了周穆王的赏识，从此秦人开始发达，所以以赵为姓。　　话不闲扯，书归正卷。再说秦国这时进攻同宗赵国，夺取了赵国的三座城池。因为赵孝成王新即位，是赵太后垂帘听政，她派人向齐国求救。　　齐国见赵太后前来求救，提出要求说：“必须以长安君（孝成王的胞弟）作为人质。”赵太后疼爱长安君就像含到嘴里怕化了，托在手上怕丢了一样不同意。这样齐国就没有派出救兵。赵国大臣一再劝说赵太后，太后却公然对左右随从说：“谁敢再提让长安君作为人质，我这个老妇人就会向他脸上吐涎水！”　　不到四十岁的赵太后，竟然如此发怒，惹火了孝成王的老师（左师。另一说为无实权的高级顾问）触龙，触龙不怕太后吐涎脸上，因为事关国家的存亡，所以他愿意厚着老脸见赵太后。太后听说后，见对方是赵国的老臣，又不好不见，只是接待时怒容满面。心想：你触龙敢轻视本宫吗？看我怎么收拾你！正当她在遐想时，触龙拄着拐杖缓缓前来就坐，并且歉意说：“老臣腿脚不灵活，一直怨恨自己不能前来问安，在这种自责中担心太后为国事操劳累坏了身体，所以还是希望能见到您。”　　面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赵太后没有因为对方道歉而客气，她仍然怒气冲冲地说：“你还能行走进宫，老妇只能靠推车行走！”　　触龙听出了这个悍妇的火药味，但仍然表现出极为关心的样子说：“既然王太后的身体如此欠佳，吃饭怎么样？”
　　太后见对方以弱示己，又不好发火，再次应付说：“完全靠喝粥。”　　太后说完这句话时，一种生命的感悟让她突然产生了对这位老臣的亏欠。这样一想，她脸上渐渐消退了冰霜。触龙见王太后在慢慢地接受自己，进一步旁敲侧击地说：“老臣那贱小子舒祺，从小就不成器，而我年老气衰，对他又有一种怜爱。如此一来，我想让他补个黑衣（王宫警卫制服为黑色）保卫王宫，所以冒昧地前来请求！”　　王太后一时不知是计，还以为是真情流露，连忙表态说：“行。但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纪？”　　触龙见太后蒙在鼓里，又见小儿子的事达到了目的，立即说：“十五岁了。”触龙说到这里，为了把话题引向深入，加上一句说，“照说，这个年龄段虽然还算年轻，但是，我想趁我还没入土前，看到他有个依靠。”　　太后见对方说得合情入理，想幽默一回，抛出一句：“原来大丈夫也知道疼爱幺儿子呀！”　　触龙见双方的话题非常投机，进一步套近乎地笑着说：“男人疼爱下代比女人还要厉害咧！”逗得太后大笑说：“不对，还是女人更厉害！”　　王太后说这话时，已经没有任何戒备，那灿烂的笑容，似乎像遇到了知音。触龙循序渐地进地说：“老臣以为太后最疼爱嫁到燕国去的燕后，难道说您疼爱燕后能胜过长安君吗？”　　触龙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单刀直入，而王太后还沉醉在爱的长河中，竟是浑然不知。她仰面大笑说：“你错了！我对燕后的疼爱远不如长安君。”　　触龙见对方入了圈套，揭下面纱说：“是呵，父母疼爱子女，就应该考虑深远。就像您送燕后出嫁，拉住她的脚跟哭泣，想到她去了遥远的燕国，心情十分哀伤。等到燕后远去，每逢祭祀您就会为她祈祷说：‘千万别让燕王退婚！’这难道不是为她作好了长远的打算，希望她的子孙能在燕国相继为王吗？”　　对于触龙客观的说法，太后频频点头说：“是的。”　　触龙见太后上钩，深化主题说：“从今天算起，赵王三代以前的子孙被封侯的人还有没有人继续被封为侯？”　　太后屈指一算，连忙摇头说：“没有。”　　触龙见对方认可了这一事实，开始揭谜底说：“这些人中，年代近的因犯罪殃及自身，年代远的因条件优越害了子孙。难道说君王的儿子封侯都不能成器吗？不是！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尊贵而没有上前线建功立业，俸禄丰厚而没有经受劳苦。如今太后宠爱长安君，就是封给他良田美宅，赐给他许多财宝，却不如让他趁现在为国家立功。一旦您百年之后，长安君靠什么在赵国自立呢？”　　触龙的话，让太后恍然大悟，她不仅没有向这位老臣吐涎，还非常愉快地说：“好，长安君的事你去安排吧！”　　有了王太后的认可，孝成王连忙下令为长安君备了一百辆车前去齐国。齐国见赵太后屈服，随即发兵。秦军见齐国援军前来，连忙撤军回国。　　我们看了上面的译文，再看下面《资治通鉴》的原文：　　秦伐赵，取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齐。齐人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太后不可。齐师不出，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入。左师公徐趋而坐。自谢曰：“老臣病足，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怜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昧死以闻！”太后曰：“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为之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哉？”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师乃出，秦师退（《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年）。　　我们从以上的原文和译文对比中，不难看出作者是匠心独运，让你进入了现代小说的空间去理解人物的个性与特征吗？许雨浓先生把历史这样创作，在我国史学上可以说是首开先河。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还是留给读者去品味这部难得的历史巨著吧。
　　谢谢李老大的关注！
　　二　　随着290年仲夏的到来，知了的鸣声在洛阳上空此起彼伏。杨骏这几天一直没有睡好安稳觉，不是因为知了的鸣叫，而是他对司马亮回到许昌不放心的同时，他又想到了一个对他专权有威胁的人，这个人就是傻子皇帝司马衷的老婆贾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