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夜读｜史铁生：“忘了”与“别忘了”
人道主义是否仅仅意味着救死扶伤，从而仅仅意味着别人来理解和帮助残疾人？来看史铁生先生的解读。
一家残疾人刊物的编辑在向我约稿的时候，我正忙着别的事，忙得不亦乐乎，便有推辞之意。编辑怅然道：“别忘了你也是残疾人。”话说得不算十分客气，但我想这话还是对的。虽然这不说明我不该忙些别的事，可我确实应该别忘了我是个残疾人。
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少女与一个瘸腿的男青年恋爱。少女偶然说到一只名叫“点子”的鸽子，说这名字有点儿让人以为它是个瘸子，男青年听了想起自己，情绪坏了。少女发现了便惊惶地道歉：“我忘了，你能原谅我吗？真的，我忘了。”于是男青年心底荡起渴望已久的幸福感。不是因为她的道歉，而是因为她忘了，忘了他是个残疾人。
上音乐厅去听听音乐或去体育馆看看球赛，想必都是极惬意的事，但对残疾人却是好梦。音乐厅和体育馆门前都是高高的台阶没有坡道，设计体育馆的人曾经把我们忘了一回，之后，音乐厅的设计者又把我们忘了一回。时至今日，那么多新建的大型公共场所以及住宅楼还是绝大多数都把我们忘了。这样我们自己就难忘，偶尔要忘，那些全如珠穆朗玛峰一般险峻的台阶便来提醒，于是我们便呼吁过而且还要呼吁：建筑设计师们可别忘了我们，别忘了我们是残疾人，我们上不去珠穆朗玛峰和台阶。
有一回我写的小说受到表彰，前辈们在表彰这篇小说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它的作者是一名残疾人，于是台下的掌声也便不同凡响。当时我心里既感激大家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又不免有一缕阴云来笼罩：到底是那小说确凿值得表彰呢？还是单因为它出自一个残疾人的笔下才有了表彰的理由？至少是这两条不能再动的腿，在那表彰的理由中占了一定的比例吧？这时，我的心头只有一句话萦绕不去：忘了我的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吧。
又有一次我的小说遭了批判，老实说，我颇以为批判得无理。正当我愤愤然之际，有朋友来为我打抱不平了。我自然很高兴。不料这朋友却说：“我跟他们（指批判者）说了你的情况，你放心吧，没事了。”什么情况？腿，残疾。本来可能还有什么事呢？为什么就又没事了呢？（顺便说一句，我仍以那朋友为朋友，但他那一刻无疑是犯了糊涂。）我如坠入五里雾中，心头又是那句话来回翻滚：忘了这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行不行？
有一个人，叫王素岭。她自学外语且水平相当高，她双腿残疾且残得相当重，她曾经找不到工作，便以教孩子们学外语为乐，结果证明她教学的水平也相当高。她真想当一名教师，可是学校不要她，因为校方忘不了她是个残疾人。后经各有关方面百般呼吁和努力，她终于当上了教师。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是吃力地架着双拐站着讲课的。四十五分钟又四十五分钟，她真累，她为什么不坐下来讲呢？因为校方说老师必须要站着讲课，否则就别当老师。这时候校方显然又忘了她是个残疾人。
有一个人，叫顾阿根，是一个公司的头头，是一个残疾人。我见过他，见他在冬日的寒风中瘸着腿为公司的事务四处奔走，蹬起自行车来也如飞。脸上的汗和脸上的笑都正常到使人相信：他那时一定把自己是个残疾人给忘了。
最近他正在筹建一个“残疾人用具用品专卖店”。他还准备购置两辆三轮摩托车，为不能出门和无力提拿重物的残疾顾客送货到家。他说该店的宗旨是：“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与健康人同等的购物机会，让千百万残疾人能够买到他们所需的特殊用品，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社会大家庭一员应有的温暖，让千百万残疾人的家属解除后顾之忧。”他说，这几年他和他的公司都有了一些钱，他在赚钱之初便一直是为着实现这一心愿。他说他忘不了残疾人，忘不了自己也是个残疾人，忘不了残疾人生活得很难。
也有这样的残疾人，怕别人注意到自己的残疾，甚至到了不愿意上街不愿意离家去工作的地步；由怕便容易转为怒，当人家完全没有恶意地说到“瘫”“瘸”“瞎”等字眼的时候，他也怒不可遏甚至有同人家拼命的意思；由怒而进一步就变为累月积年日趋暴烈的愤恨，觉得天地人都太不公正，都对不起他，万事万物都是没有良心的坏种。
您也许会想，他一定是希望别人把他的残疾忘掉吧？但事情有时出乎您的意料：当他一旦做出一点儿成绩来，却又愿意别人注意到他的残疾，甚至自愿把那残疾渲染得更重些，仿佛那倒成了资本，越多越好。听说还有这样的人，自恃身有残疾，便敢于在大街上闯红灯，说起警察拿他没辙来，竟似颇觉荣耀。
最后我们来看一出小戏。
人物：男A，男B。时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任意一天。地点：反正不是渺无人烟或地广人疏之处。幕启时，二人已闲聊半天了。
男A：“嘿，对了，我想起一件事。”
男A：“你认识的人中，还有没有未婚的大龄男青年？”
男A：“有好几个人托我留心着点儿。现在未婚的大龄女青年可真是不少。”
男B想了一会儿，说：“没有，没有了。”两个人都叹一回，然后继续闲聊。
您一定觉得这戏乏味。现在让我再把这二人详细介绍一下：
男A，40 岁，已婚，与男B 是老熟人；男B，33 岁，未婚，是个残疾人但肯定不是弱智。就是说，男B正是一个未婚大龄男青年，只是有残疾。这戏就不那么枯燥了，有可思考之处了：
男A把男B忘了。男B把男B忘了。不过，男A真把男B忘了吗？显然没有，所以他才把男B除外了。男B真的把自己忘了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综上八节而观之，到底是“忘了”好呢还是“别忘了”好？看来这问题不是用非此即此的逻辑可以寻出答案的。我想读者诸君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该忘的时候忘了好，不该忘的时候还是别忘。那么，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不该忘呢？这却很难具体回答。世事之复杂，非以上八节所述可以概括，但我想，只要人道主义得以弘扬并蔚成风气，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该忘时忘，在不该忘时不忘了。
譬如第三节中提到的那些台阶，倘所有的设计师都能想到，残疾人也要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也要有自立的骄傲和平等于人的自豪，也要有听听音乐看看球赛的雅兴和逛逛商店或公园的闲情，那么他们必会想到修一条坡道，而且会发现这并不比把观光缆车的钢索架到泰山去更麻烦。
譬如第五节中提到的校方，倘其知道大凡一个人是要吃饭的，也是要从工作中实现人之价值的；倘其知道像王素玲这样的人可以靠自学走上讲台，本身就是对孩子们的一个多么好的教育；倘其知道若为她预备一把椅子，这本身就会在孩子们心中埋下多么美好的种子，那么我相信，校方会抢着要她来教书了，并把破除那条残酷的规矩视为一种光荣。
那么，人道主义是否仅仅意味着救死扶伤，从而仅仅意味着别人来理解和帮助我们残疾人呢？显然不。人道主义的最美妙之处在于这样的倡导：一切人，不管其肉体和社会职能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精神（或说灵魂）都是平等的，因而他们生于斯世，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尽到的义务也便是平等的。（当然，有被选举权的人不都能当上总统，而同是尽了义务的，其社会或经济效益也不可能一般大——这是另外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看看自己有什么毛病吧。
譬如第七节中提到的那种人，我们只好说：悲夫！他竟不知残疾本身从来不是耻辱，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光荣。如果用不幸的残疾去换取某种特权，如果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总需依仗父母的娇惯，那么，当人们送来了特权也送来了嘲讽，送来了迁就也送来了轻蔑，我们就没理由反对这种搭配了，因为是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摆在了低于常人的位置上，摆在了深渊里。
譬如第四节中提到的那个史铁生，他是否过于敏感了呢？人们提到他是个残疾人难道有悖事实吗？大家多给他一点儿鼓励的掌声，难道不是人情之常么？假如确有那么一缕阴云的话，也是很敏感的产物。试想这敏感若多起来，谁跟他说话能不提心吊胆百般戒备呢？这样下去哪还有平等可言呢？“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时候，使我们处于不平等之地位上的，是我们自己，非他人也。所以现在的这个史铁生想，还是第六节中提到的那个顾阿根更懂得，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该不忘。
再来说说那出小戏。男A把男B忘了，我们只想到了遗憾二字。男B也把男B忘了，我们便想到阿Q画押时唯怒不能画得圆。不过我相信男B并没有真忘了自己，只不过心向往之而不敢为罢了，于是渐渐把自己推向了麻木。所以我想，“忘我”未必都是好事，有时竟是生命的衰竭和绝望。不争者的不幸，一方面可怜，一方面可怒。这小戏是个象征：人道主义不仅意味着我们该有人的权利，还意味着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去争取，倘自己先就胆怯，则天上掉大饼的机会微乎其微。
总之，我们既然要求的是平等，既然不谋为鬼也不想成神，事情其实就很简单了：让我们的肉体不妨继续带着残疾，但要让我们的精神像健康人一样与世界相处。
史铁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代表作《我与地坛》、《秋天的怀念》、《务虚笔记》。年轻时双腿瘫痪，后又患上尿毒症，需靠透析维持生命，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编辑 / 刘辛未、符灏（实习）
来源 / 《我与地坛》（湖南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