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霫与白霫考
霫之名最早见于《隋书》，开皇元年（581年）突厥摄图可汗趁改朝换代之时政局不稳欲入侵中原，长孙晟给隋文帝上书应对突厥入侵时说：“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1]。这是现存文献中第一次出现霫，隋唐之时文献中奚、霫、契丹经常一起被提及，从地理方位看，他们居地应相邻。《隋书》中虽然霫多次出现，但霫并没有专传，杜佑撰《通典》时，才第一次为霫立传，此霫并非《通典.边防十五.白霫传》中的白霫，而是《通典.边防十六.霫传》中的霫，即隋代史料中经常见的霫，白霫最早见于杜佑《通典.白霫传》。
《通典.北狄传》中霫与白霫分别立传，白霫传在《通典.边防十五.北狄六》，北狄六大多记载铁勒系族群，霫传在《通典.边防十六.北狄七》，北狄七除回纥外多为东胡后裔及较为偏北的族群。唐初非常重视四夷之事，“贞观时，远国皆来，中枢侍郎颜师古请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为王会篇”[2]，《唐会要》蕃国朝贡条记载“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3]，故《通典》霫与白霫传之史源应与唐代史官的记载有关。
《通典.霫传》曰：“霫，匈奴之别种，隋时通焉。与靺鞨为邻，理潢水北，亦鲜卑故地。胜兵万余人。习俗与突厥略同。亦臣于颉利，其渠帅号为俟斤。大唐贞观中，遣渠帅内附”[4]。据杜佑所记，霫臣于颉利并受其封号俟斤，从《隋书》记载看，至晚在隋时霫已经臣服于突厥，从突厥攻灭柔然称为草原统治者的时间看，霫可能在北齐末期可能已经臣服于突厥，《通典.霫传》中出现颉利可汗，应是指得唐初之事。霫“贞观年间内附”是指突厥颉利可汗任命突利可汗掌管东部地区时“突利敛取无法，......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内属”[5]一事。
《旧唐书.突厥传》载贞观元年（627年）薛延陀、回鹘、拔野古等背叛突厥，突利可汗讨伐失败，遭颉利可汗惩罚，由此生怨恨，突利可汗于贞观二年（628年）欲联合唐一起攻打颉利可汗，[6]因此霫内附当为贞观二年之前，此亦为《通典.霫传》的记事下限。《通典.白霫传》载白霫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通贡[7]，那么此传中史料年代的下限当为647年，传中有以白霫地为州，酋长为刺史的记载，这与唐太宗灭突厥后以归附部落为州县有关。
唐代史料中除《通典》外，《唐会要》中有霫?传。《唐会要》虽然成书于北宋初年，但此书是在苏冕《会要》和崔铉《续会要》基础上编纂而成，黄永年认为王溥的《唐会要》宣宗前之事乃将苏冕与崔铉之书合并而成[8]，据《唐会要》
记载苏冕之书成书于《通典》之后[9]，崔铉《续会要》更在苏冕《会要》之后。《唐会要.霫?传》载霫贞观三年朝贡，贞观二十一年置寘颜州，[10]按《旧唐书》贞观二十一年薛延陀灭亡，原附属薛延陀的契苾、回纥等铁勒部落因薛延陀灭亡归唐，唐太宗因其地土设置州府，其中以白霫部为寘颜州，[11]《唐会要.霫?传》载贞观二十一年置寘颜州即此事。《唐会要》修撰过程中，把霫与白霫史事混淆，贞观初年奚、霫内附，贞观二十一年以白霫为寘颜州，而《唐会要.霫?传》把二者合二为一。霫与白霫在唐玄宗时期文牍中有时已经混用，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颁布的《移蔚州横野军於代郡制》、《征突厥制》中有霫都督比言，从比言与拔野古、同罗、回鹘等并列出现可知，其为九姓铁勒反抗突厥失败后南下白霫部酋长。《唐会要.霫?传》中关于霫的最后纪年为显庆五年（661年），此为其史料形成的最晚时间。
继《唐会要》后《旧唐书》有霫传,此霫即《通典.霫传》中的霫。《旧唐书》曰：
霫，匈奴之别种也，居于潢水北，亦鲜卑之故地，……。东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与乌罗浑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环绕其境。人多善射猎，好以赤皮为衣缘，妇人贵铜钏，衣襟上下悬小铜铃，风俗略与契丹同。有都伦纥斤部落四万户，胜兵万余人。贞观三年，其君长遣使贡方物。[12]
此传与《通典.霫传》相比，《旧唐书》霫传更加详细，对霫之四至及其周围民族、人口、部落名称、风俗习惯都有记述，其史料来源应于杜佑时代之后。《旧唐书.霫传》与《通典.霫传》都认为霫是匈奴的别种，居住地在潢水以北原鲜卑故地，有兵力万余人。据《通典.霫传》其隋时始通中原，《隋书·李询传》、《隋书·高祖纪下》、《隋书·韦世康传》等都有关于霫的记载，霫之名在隋前文献无考，《旧唐书》与《通典》皆记为其为匈奴别种，不知所据。《全唐文》有“北殄匈奴种落”之语[13]，可知唐初有称北方草原民族为匈奴的习惯。鲜卑故地指匈奴打败东胡之后，东胡余众保鲜卑山[14]，这一鲜卑活动地域被称为鲜卑故地。从《魏书》太祖本纪及库莫奚传可知，北魏时期鲜卑故地为库莫奚所居，后受地豆于抄略向南迁徙，而《魏书.契丹传》记载高句丽与蠕蠕谋取地豆于之地，那么地豆于应该位于高句丽与蠕蠕之间，其活动范围应包括库莫奚南迁之前的鲜卑故地，而霫早期的居地大体与地豆于相同，故白鸟库吉从霫出现的时间及所在地域推断霫即地豆于[15]。地豆于最后出现在文献的时间是《北史》上的记载地豆于“及齐受禅，亦来朝贡”，[16]这一事件发生在550年5月。《隋书》中记载581年长孙晟上书中曾提及霫，因此霫在581年前就应存在，隋代霫活动地域正与地豆于地域吻合，两者出现的时间也非常接近，霫应与北魏、北齐时期的地豆于有关。
《通典》记载霫之习俗与突厥略同，不同于周边的室韦、靺鞨等族。《魏书》记载的地豆于“多牛羊，出名马,.....,无五谷，唯食肉酪”[17]，这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生活状态，霫之习俗与突厥略同，可知霫之生活方式与地豆于习俗相近。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编号P.T.1283的藏文卷子中记载Tatab?有以祖先头颅镶嵌金银用作酒杯的习俗，[18]以人头骨为饮器的习俗广泛流行于欧亚草原地区，冒顿以月氏王头颅为饮器，柔然可汗醜奴以高车王颅骨为饮器，文献中未见库莫奚、契丹等东胡诸族后裔以头颅为饮器的记载，鲜卑和契丹墓葬中也未出土过此种遗物，这种风俗应为霫继承自北方草原之传统。
地豆于自北魏延兴二年（472年）朝贡以来见于史册，一直到其后裔霫在唐末辽初（九世纪末）被库莫奚、契丹同化，共存在四个多世纪，但从现在考古并发现中可以确定为地豆于及霫的遗存，地豆于的形成与鲜卑有关。宇文鲜卑在建国八年（379年）被慕容皝击败后部落离散，其首领逸豆归远遁漠北，库莫奚、契丹藏匿于松漠之间。地豆于北魏延兴二年（427年）始见于文献，从其地域及时间来看地豆于的形成应与部分在乌拉盖盆地、东西乌珠穆沁之间活动的宇文鲜卑余部有关。
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是文化特征较为复杂的一处遗址，发掘者采用的是探沟发掘法，总计发掘二十座墓葬，在T21发现有灰土文化层。在这二十座墓葬的填土中都掺杂有灰土，T21中两个墓葬M16和M19周围有灰土堆积的痕迹，发掘者推测墓葬所在的山坡上应存在过大量灰土，[19]从大量灰土存在可知，这一带应为某一人群长期生活过的地方，遗址中出土遗物较少，暗示着这一群体并非定居生活。这批墓葬分单人葬、单人葬小孩附葬和多人葬三种，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内有二层台出现，八座墓葬中有木质葬具痕迹，葬具已使用铁钉。墓葬大部分遭到动物扰乱，遗体保持原样的有六个，都为头向西北，仰身直肢葬，其中十二座墓葬中发现有殉牲，有狗、马、牛、羊四种动物，羊的比例最高，出土铁器较多，多为工具和武器制品，铜制品有铃、指环、镯等，陶器分为手工制加砂红褐陶和轮制泥制灰陶两种，加砂红褐陶上有凹点纹饰和弦文，部分口沿外有凸棱。[20]宿白指出南杨家营子墓葬形制、葬式、殉牲、陶器类型与扎赉诺尔具有一致性，但其铁器的使用范围较扎赉诺尔扩大，从男女墓葬中墓棺的使用比例及殉牲数量可以看出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这些墓葬当为拓跋鲜卑南下有关。[21]
马长寿推测拓跋鲜卑的迁移路线是由呼伦贝尔地区向西迁移到肯特山以西、科布多以东一带，在檀石槐大联盟崩溃以后南下至包头以北匈奴故地。[22]《魏书.官氏制》载献帝拓跋邻（约汉桓帝136-167年）时帝室十姓中有纥骨氏、乙旃氏，据《魏书.高车传》护骨、乙旃氏乃高车姓氏，曹永年提出帝室实行中的普氏即匈奴卜氏[23]，马长寿指出檀石槐大联盟中的西部大人推寅即拓跋邻，[24]拓跋邻时其核心部落中至少具有两个高车部落和一个匈奴部落，马长寿推测拓拔鲜卑南迁过程中先迁移到肯特山以西，正是在西迁过程中才能大量的吸收高车、匈奴等部众。《魏书.匈奴宇文莫槐传》载宇文鲜卑活动在辽东塞外一带，《周书.文帝上》曰其居于辽西，从后来库莫奚、契丹逃窜于松漠之间可知，南杨家营子一带正是宇文部的活动范围，因此以其作为拓跋鲜卑南下遗迹，似乎并不妥当。
乔梁通过研究南杨家营子的陶器认为这一墓群较为复杂，从器物上看，存在扎赉诺尔、察右后旗三道湾、舍根文化三种文化特征，[25]从陶器的复杂性来看，这一墓地的形成或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唇沿有凸棱并有锥刺纹饰的褐陶或与扎赉诺尔拓跋遗存有关，时代应较早；而类似于舍根文化陶器的印纹舌唇壶和小口壶可能时代偏晚，据张忠柏的调查，舍根文化的这种陶器印纹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26]从墓葬中铁器的大量出土可知，这一族群的社会经济形态较扎赉诺尔更为先进，其形成时间也晚于扎赉诺尔墓群。契丹、库莫奚兴起以前的这一地带活动为宇文鲜卑和地豆于，地豆于出自宇文鲜卑，其活动在大兴安岭两侧山地，后其东界与高句丽毗邻，多人葬常见于松嫩平原一带(如泰来县平洋墓地）,南杨家营子墓地中多人葬的出现应与松嫩平原多人葬的传播有关，从其所处时间及地域看，南杨家营子墓地很可能为地豆于遗存。《旧唐书.霫传》载“妇人贵铜钏，衣襟上下悬小铜铃”[27]，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墓地、科左中期六家子墓地、科右中旗北玛尼吐墓地中都出土有铜铃、铜钏或金钏，霫人这种传统应继承自鲜卑及地豆于。
《通典.霫传》称霫“理潢水北”，《旧唐书.霫传》则记载南与契丹相接，北邻乌罗浑（《魏书》中称乌洛候，《旧唐书》中称乌罗护）。《通典.乌洛候传》载乌罗浑的方位为“东与靺鞨，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为邻”[28]，《旧唐书.室韦传》载室韦最西端与回鹘相邻的乌素固部在俱轮泊（今呼伦湖）的西南，移塞没部在乌素固部东，塞曷支部在乌素固部的东面，此部落出良马，其位置在啜河的南面，与塞曷支部相邻的是和解部，乌罗护部在和解部的东面，乌罗护东北二百余里的地方有乌丸国。[29]塞曷支部居啜河以南，出良马，啜河即今哈拉哈河，其地应在哈拉哈河中游以南草原地区。王国维指出和解室韦即黑车子，其居地在呼伦湖东南，兴安岭一带，[30]乌罗浑在其东，《唐会要.室韦传》载乌罗浑“居磨盖独山北，啜河之侧”[31]，其位置应西至哈拉哈河上游以北，东至嫩江以西，南至洮儿河上中游以北，东北距离乌丸国二百余里。
《旧唐书.契丹传》记载唐代契丹活动范围 “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冷陉山在其国南，与奚西山相崎”[32]，契丹北与室韦相接，乌罗浑在《唐会要.室韦传》中被作为室韦一部，与契丹相接的室韦应指乌罗浑。《隋书.室韦传》中记载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契丹在“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33]纥臣水即老哈河。《通典·室韦传》载契丹与室韦的距离为三千里，居靺鞨之北，《通典》这条记载的史源应与《隋书》相同，室韦在隋代及唐代早期并不与契丹相接。大贺氏兴起后“蚕食扶余、室韦、奚、靺鞨之区，地方两千余里”[34]，《通典》、《旧唐书》中契丹北与乌罗浑相接的记载应与唐代大贺氏兴起后向北扩张有关。
《旧唐书.霫传》记载奚“东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国”[35]，《新唐书.奚传》曰奚西界为大洛泊（今克什克腾达里诺尔）[36]，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设置饶乐都督府（今林西县西拉木伦河北岸西樱桃沟古城），按《旧唐书.霫传》记载霫应在其北。《通典.霫传》曰霫“东接靺鞨”，这与唐代早期契丹活动范围在土拉河一带，而洮儿河以南大兴安岭东侧为霫之牧地有关，洮儿河以南。西拉木伦河以北即《通典.霫传》、《旧唐书.霫传》所载的鲜卑故地。《旧唐书.霫传》载霫地“四面有山，环绕其境”[37]，孙进己先生认为“今东西乌珠穆沁旗之间地，正符合此地形”[38]，但这与《通典.霫传》、《旧唐书.霫传》所记霫于潢河（西拉木伦河）之北矛盾，从人类学的观察看，游牧族群通常有冬牧场和夏牧场之分，霫之先与地豆于有关，其活动地域与地豆于活动区域相契合，那么位于东西乌珠穆沁之间的乌拉盖盆地一带应为其冬牧场和夏牧场轮回的一部分，其活动地域应包括兴安岭以西，东西乌珠穆沁一带与兴安岭以东洮儿河以南之地，其南即为奚，契丹大贺氏兴起以后，向北扩张，又部分与契丹相接。
正因为其在大兴安岭两端活动，才有霫在薛延陀兴起后“避薛延陀,保奥支水、冷陉山”[39]的举动，但《新唐书.白霫传》中记载的白霫并非《通典.白霫传》中的白霫，而是《通典.霫传》中的霫，《新唐书.霫传》受《唐会要.霫?传》的影响，把霫与白霫合二为一，并杂糅《旧唐书.霫传》的内容。铁勒系之白霫南下在716年拔曳固攻杀突厥默啜可汗之后，故避薛延陀应为霫向大兴安岭以东洮儿河以南牧地移动之事。太宗二十一年(647年)有诏曰：“其室韦、乌罗护、靺羯（应为鞨之误）等三部被延陀抄失家口者，亦令为其赎取”[40]，其时薛延陀兵锋已到靺鞨之地，霫在这时躲避于冷陉山以避之锋芒。
关于冷陉山的位置，《辽史.地理志》曰：“临潢西北二百余里，号凉淀，在漫头山南,避暑之处多丰草,掘地丈余即有坚冰。”[41]据《辽史·地理志》庆州条记载庆州有馒头山，《武经总要》载“曼头山，......南距潢水，本契丹之地，虏主避暑之处，今更名大安山。”[42]《新唐书》云奚“盛夏必徙保冷陉山，山直妫州西北”[43]，胡三省认为冷岍山即冷径（径即为陉）山，其地在潢水之南，黄龙之北[44]，冷陉山应为大兴安岭南部一带山区。
唐代早期霫的北界大概为乌拉盖盆地北部山区和洮儿河中上游以南，与乌罗浑相接，南界至达里诺尔以北、乌尔吉木伦河以北与契丹、奚相接。霫在这一带游牧，其位置也是游移不定，因而史料中记载的具体方位也不尽相同。薛延陀兴起后，遂由大兴安岭以西向东移动，此即《新唐书.白霫传》记载避薛延陀之事。契丹大贺氏强盛后，逐渐蚕食兴安岭以东地区，阿保机五世祖勃突即生于庆州勃突山（今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新唐书.契丹传》记载契丹“与奚不平,每斗不利,辄遁保鲜卑山”[45]，鲜卑山在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蒙格罕山，由此可知霍林河南岸已为其领地。贞观二十年（646年）薛延陀汗国灭亡，草原没有出现较强的政治势力，而契丹在大贺氏的领导下兴起，霫在契丹的压力下向大兴安岭以西原牧地移动，退到《旧唐书》所记“四面有山，环绕其境”的东西乌珠穆沁旗之间，故《旧唐书》说契丹与室韦相接。张鷟《朝野佥载》中载武则天时期契丹李尽忠破营州，以霫人看守被俘的唐军，此事为《资治通鉴》所取，见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条下[46]，这些霫人或为游牧于潢水之北被契丹兼并的部分，或为契丹掳掠的人口。《旧唐书》记载霫有四万户，胜兵万余人，按游牧民族的兵民比例，四万户有兵万余人显然过少，《通典》亦记霫胜兵万余人，但没记户数，四万户约二十万人，从当时的政治态势看，霫似乎没有那么多的人口，颇疑《旧唐书》记载四万户为四万口之误。
霫之地曾设立居延州，《新唐书.地理志》曰“以白霫它部为居延州”[47]，此白霫它部应为霫。《资治通鉴》显庆五年（660年）条下这样记载“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侯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並为冷岍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48]，从以上史料看，霫之地应离奚与冷岍山不远，故因其便利，任命李合珠冷岍道行军总管讨叛奚。《唐会要.霫?》曰：“显庆五年，以其首领李含珠为居延都督，含珠死，以其弟厥都为居延都督，自后无闻焉”[49]。岑仲勉指出唐初突厥、铁勒诸族降唐者颇多，除阿史那思摩之外没有赐姓李者，而东北奚、契丹多赐姓李，因而怀疑李含珠并非铁勒之白霫[50]。《全唐文》中《征突厥制》、《移蔚州横野军于代郡制》有霫都督比言，比言乃716年随拔野古从漠北降唐的铁勒白霫之族，其原居地并不在与奚相邻东部地区，其姓氏也非姓李，冷岍山附近的居延都督李含珠应为霫人，贞观年间居延州亦为霫所设立。
贞观四年（630年）二月突厥汗国灭亡，漠北薛延陀兴起，白霫等诸铁勒皆为所用，白霫此时在拔野古东；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薛延陀灭亡之后，铁勒诸部相继归附，寘颜州正是在此时为白霫设置。《通典》、《旧唐书》中霫都有专传，其传与契丹、库莫奚等归为一类，白霫在两书中都归为铁勒族群之类，《唐会要.霫?传》则把霫与白霫传史料混为一传，后又影响到《新唐书.霫传》。霫与白霫应同为外来语的译音，霫在隋代文献中已出现，白霫始见于唐代。《广韵》白“傍陌切 *b?k”，霫“先立切”*s??p，白霫唐代音值为b?ks??p，回鹘汗国时期的《铁尔痕碑》和《铁兹碑》中有b?dib?rsil，耿世民指出这可能即为汉文史料中的白霫。[51]从回鹘碑铭中看，b?dib?rsil与qad?r qasar常并列在一起，都属于回鹘联盟中的一部，此两部落离开回鹘联盟都在回鹘汗国建立之前，从文献中看白霫属于铁勒别部，常与九姓铁勒一起活动，因此似可以白霫堪同b?dib?rsil。
《毗伽可汗碑》中屡次提到出征Tatab?，白鸟库吉、岑仲勉等认为是地豆于，芮传明提出Tatab?可能是地豆于，或者泛指霫、奚等部族[52]。从词源上来说Tatab?似与Tatar有共同的词根，在古突厥文中有省略现象如bar?r省略为bar，古突厥文中biriki有联合之意，bir意为南方，Tatab?很可能是Tatar biriki或者Tatar bir的省略，意为与Tatar联合在一起的民族或者Tatar南方的人。Tatab?这个名称的来源或如芮传明指出的借用了前代的族名，用来泛指契丹附近的霫、奚等部族。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716-734年)时期多次与Tatab?作战[53]，东面一直征战到西拉木伦河[54]，而突厥碑文中并没有出现霫。作为一个胜兵一万、有四万户的大部落，其游牧地位于大兴安岭西侧草原突厥讨伐契丹的战略要地，自然不可能逃脱突厥的征伐，因此合理的解释是霫或被突厥认为是三十姓鞑靼（otuz tatar）之一或被当做Tatab?，从其所在位置看，后者的可能性相对较大。[55]
《广韵》奚“胡鸡切，开口四等，匣母”*?iei，霫“先立切，开口三等，心母”*s??p，在汉语中古音，这两个民族的读音并不相同。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古藏文卷子P.T.1283中记载突厥的东境“番人称其为He，中国人称其为He-tse,突厥人称其为Dad-pyi”[56]，根据森安氏研究这个卷子所述的年代大约八世纪中叶天宝三年（744年）唐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之后。[57]唐乾元二年（759年）之前成书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载“范阳道自西京出潼关，至范阳节度，....，北去居庸关、卢龙塞、关外东胡故地，回纥五部落分为五州，以白霫部落为居延州，黑霫部落为寘颜州，北至乌罗浑”[58]，《广韵》黑“呼北切，开口一等”*x?k，晓母，在古藏文晓母音值为h，黑霫在汉语中古音可拟音为x?k s??p，在古藏文中则拟音h?gs?b，考虑到此卷子是由回鹘文译成藏文，he-tse可能为黑霫的对音。
745年突厥汗国灭亡，回鹘成为草原霸主，《铁兹碑》中有“一直到居住在日出之方的人民（都归属了）”[59]，《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记载回鹘五部落分为五州，北接乌罗浑即反映了这时的态势，东部草原在回鹘的控制之下。《辽史.地理志》记载“仪坤州，......,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60]，仪坤州在今克什克腾旗，糯思正是生活在回鹘占据草原的时代，716年降唐活动于张家口以北的白霫与乌拉盖盆地、东西乌珠穆沁一带的霫并入回鹘也应在这个时期。中原人为了区分这两部，分别冠以黑霫、白霫的名称，因早先南下的白霫部靠近幽州，幽有黑之意，故称之为黑霫，而霫则称之为白霫。此时的霫已被作为回鹘部落看待，居延州之霫应为高宗时居延都督李合珠部众的后代，黑霫应为原铁勒寘颜州之白霫。
840年回鹘被黠戛斯打败，会昌三年（843年）回鹘残部乌介初在幽州八十里以外驻扎，后又依附和解室韦至幽州东北约四百里外下营，从和解室韦到幽州的距离计算此地大约在今达里诺尔以北，其地原为原为霫活动之范围，而和解室韦占据于此，霫应在回鹘汗国崩溃时南下。关于霫的流向，《新唐书》中记载霫“其部有三：曰居延，曰无若没，曰潢水”，《新唐书》为晚出材料，而霫传中抄录前代史书时把霫与白霫混淆，但这条材料不见前代史书；霫部中有一部为潢水部，此部应因水得名，这一部应靠近契丹和奚。《金史.蒲家奴传》中载：
忽鲁勃极烈杲都统内外诸军以取中京，蒲家奴等皆为之副。辽帝西走，都统杲使蒲家奴以兵一千助挞懒击辽都统马哥，与挞懒不相及，蒲家奴与赛里、斜野降其西北居延之众。而降民稍复逃散，毗室部亦叛，遂率兵袭之。至铁吕川，遇敌八千，遂力战，兵败。察剌以兵来会，追及敌兵于黄水，........。[61]
黄水即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从以上记载可知，完颜杲攻取中京，辽帝西走，蒲家奴率兵一千协助挞懒（宗翰）攻击辽都统马哥，据《金史.宗翰传》此时宗翰偏师经略北安州（今河北隆化县），蒲家奴没有遇到宗翰而降服马哥西北居延之众，此居延即《新唐书.霫传》中的居延部所在之地。毗室乃脾室、皮室的不同音写方式，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曰：“自澄州大山之西，为室韦，今谓之皮室”[62]，贾敬颜指出澄州是今翁牛特旗乌丹城，澄州大山即今帕凌哈达坂之山，[63]从《金史.蒲家奴传》描述可知，毗室部之地与居延应相距不远，应都在西拉木伦河附近。
840年黠戞斯灭掉回鹘汗国，大中元年（847年）回鹘余部五千余人依附于奚王硕舍朗，后诸奚叛乱，张仲武烧其帐落二十万，回鹘转而依托室韦，黠戞斯破，余部藏匿于山林之间。作为回鹘汗国一部的白霫（中唐以后中原人可能为区别霫，以黑霫称之，而白霫似为霫的称谓）部落离散应在此时，白霫流向不得而知，或有部分进入霫部。霫在回鹘汗国崩溃时逐渐南下，《新唐书.白霫传》中记载其有潢水部，说明此时霫的活动地域已经与奚相邻，而此时奚在回鹘汗国崩溃后成为此地最为强大的部落，霫很可能附属于奚。
906年阿保机派偏师征讨奚、霫诸部，912年 “上亲征西部奚。………。是役所向辄下，遂分兵讨东部奚，亦平之。于是尽有奚、霫之地。”[64]经过这两次讨伐，霫之大部应被契丹征服，其中有一些霫人被安置到中京大定县，因此辽代文献中中京又称霫都。辽寿昌三年（1097年）的贾师训墓志载“自松亭已北，距黄河，其间泽、利、榆、松山、北安数州千里之地，皆霫壤也”[65]，松亭在今河北宽城县西南，松山今赤峰松山区，榆州今朝阳凌源县，此所载诸州都在库莫奚之活动范围。河北平泉出土的咸雍六年（1070年）萧福延墓志载“以霫诸部地方千里，......，册共为奚王”[66]，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记“馆宅川间，中有大水，曰霫水，乃故霫之区也”[67]，霫水即今滦平兴州河。
辽代之时，霫有时也称白霫，《辽史·地理志》载“大定县。白霫故地”[68]，辽代墓志中也经常出现称中京为白霫[69]，辽代所称霫壤的地域多在奚活动范围之内，到了辽代中后期，霫与白霫在文献和碑铭中多以地名出现，霫的主要聚居区中京原为奚王府之地[70]，霫在晚唐以后逐渐依附于奚，并被作为奚之一部看待，虽然霫作为独立的部族不见于与文献，但霫人在辽早期并没有被完全同化，应还以部落形式与奚混居，因此其聚居地仍以霫为名，这也是辽代文献中许多地方被称为霫地的原因。
[1]《隋书》卷51《长孙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27页
[2]《新唐书》卷271下《回鹘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50页
[3](北宋）王溥：《唐会要》卷63 《使馆上》 ，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089页
[4]（唐） 杜佑撰 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200《边防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90页
[5]《新唐书》卷215上 《突厥上》，第6038页
[6]《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突厥上，5160页
[7]《通典》卷一百九十九白霫，5470页
[8]《唐史史料学》，68页
[9]《唐会要》卷三十六修纂，769页
[10]《唐会要》卷九十八霫?，2081页
[11]《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四十九铁勒，5349页
[12]《旧唐书》卷199下 《北狄》，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62页
[13](清)董诰等 ：《全唐文》卷7《太宗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张穆考证鲜卑山在今科尔沁右翼中旗蒙格罕山，见张穆著 《蒙古游牧记》卷1，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17页
[15]（日本）白鸟库吉 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下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4页
[16]《北史》卷94《地豆于》，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31页
[17]《魏书》卷100《地豆于》，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222页
[18]芮传明先生认为突厥人所称Tatab?可能为地豆于，也可能泛指霫、奚等民族，参见《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版，第248页
[1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第1期
[2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第1期
[21]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第5期
[22]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页
[23]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历史研究》，1987第5期
[24]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页
[25]乔梁：《鲜卑遗存的认定与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
[26]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第2期
[2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上突厥上，5160页
[28]《通典》卷200《边防十六》，第5489页
[29]《旧唐书》卷199下 《北狄》，第5357页
[30]王国维著 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卷64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版，第394页
[31]《唐会要》卷九十六室韦，2039页
[32]《旧唐书》卷199下 《北狄》，第5349页
[33]《隋书》卷84《北狄》，第1882页
[34]（元）脱脱：《辽史》卷37 《志第七·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版，第438页
[35]《旧唐书》卷149《北狄》，第5354页
[36]《新唐书》卷219 《北狄》，第6173页
[37]《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下北狄，5363页
[38]孙进己 冯永谦编纂：《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178页
[39]《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二下回鹘下，6145页
[40]（北宋）王钦若等编纂 周勋初等校注：《册府元龟》卷42《仁慈》，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版，第454页
[41]《辽史》卷37《志第七·地理志一》，第442页
[42]（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中国兵书集成本》，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版，第1120页
[43]《新唐书》卷219 《北狄》，第6173页
[44]《资治通鉴》卷200《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五年》，第6320页
[45]《新唐书》卷291《北狄》，第6167页
[46]（北宋）司马光等编撰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00《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版，第6506页
[47]《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羁縻州，1122页
[48]《资治通鉴》卷200《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五年》，第6320页
[49]《唐会要》卷98 《?霫》，第1755页
[50]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 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58版，第757页
[51]耿世民：《突厥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222-224页
[52]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版，第121页
[53]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 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58版，第165页
[54]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版，第43页
[55]李荣辉：《霫族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第1期
[56]（日）森安孝夫：「チベット语史料中に现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HOR─」『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14, 1977 / 12, Dad-pyi 拉丁转写为Tatab?
[57]「チベット语史料中に现われる北方民族─DRU-GU とHOR─」『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14, 1977 / 12
[58][唐]李筌撰：《太白阴经杂仪》卷3 《关塞四夷篇第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8页
[59]耿世民：《突厥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223页
[60]《辽史》卷37《志第七·地理志一》，第446页
[61]《金史》卷65列传第三蒲始祖以下诸子蒲家奴传，
[62]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纪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第128页
[63]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纪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第128页
[64]《辽史》卷1《本纪第一·太祖上》，第2页
[65]向南：《辽代石刻文编》《贾师训墓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版，第479页
[66]向南：《辽代石刻文编》《萧福延墓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版，第131页
[67]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44页
[68]《辽史》卷39《志第七·地理志三》，第482页
[69]李义 胡廷荣：《辽中京大定府别称白霫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
[70]关于辽中京建成时间参阅袁刚、李俊义：《辽朝在不同时期设立的“中京”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赤峰学院学报》，2013，第7期，注释第14页。
注：本文原刊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本次推送时作者有所修正，感谢李荣辉博士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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