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支队司令高敬亭之死：请还叶挺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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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支队司令高敬亭之死：请还叶挺一个清白
教导总队成立
如此描述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国民党廖磊、蒋介石联手将高敬亭处死。鉴于此事涉及叶挺将军的令名，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历史真相，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
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处死一案，是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新四军中的重要事件。由于涉及此案的档案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造成对高案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坊间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叶挺于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立煌，5月24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向第五战区诬告第4支队，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批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挺带着蒋的批文抵达合肥青龙厂将高敬亭关押，然后召开斗争大会，叶挺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处决。如此描述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国民党廖磊、蒋介石联手将高敬亭处死。鉴于此事涉及叶挺将军的令名，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历史真相，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
高敬亭其人
了解高敬亭的经历有助于对高案的解读。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今属新县）城郊一户贫农家庭。受黄麻起义影响，高敬亭积极投身到开创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洪流中，于1929年3月加入中共。1931年5月张国焘到鄂豫皖边区后，高敬亭受其赏识，被越级提拔到根据地党政军最高领导层，此后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25军政治部主任、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红28军政委等要职。
在中国革命史上，高敬亭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功绩但又犯有严重错误、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他参加革命的资历在鄂豫皖根据地并不算高，但在很短时间内就“乘直升飞机”升任到重要领导岗位；他对敌斗争勇猛顽强，却又热衷于在革命队伍内部搞“肃反”，被称为“肃反专家”；红25军长征后，在失去上级的情况下，他独自领导艰苦卓绝的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保存了红28军这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却能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杀父灭妻的深仇大恨，却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折关头顺应历史潮流，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共新政策的正确理解，主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岳西谈判，成功达成鄂豫皖边区的国共合作；他一生错杀过不少无辜同志，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同志错杀。他是迄今为止中共党内最后一名以“反党”罪名被“肃反”处死的高级干部。他的错案经历了38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在1977年4月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生前的批示宣布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平反文件明确指出：
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对造成高案的责任问题，毛泽东生前对此也有互相抵牾的说法。1953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时的一次谈话中论及此事时，曾当面对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这是戴季英搞的鬼。”解放初，戴季英担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1952年亦因“反党反中央”罪名被整肃关押，“文革”后才平反。
而时隔22年之后的1975年，晚年毛泽东在处理高敬亭女儿要求澄清其父问题时，汪东兴有报告说，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毛就此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但当时如果上级不同意杀高，很难想象会允忍项英擅自处死这样一名高官，而且竟然还是以蒋介石批准的名义。如果确系项英的责任，皖南事变后华中局高干会议批判项英时岂不是现成的一发重磅炮弹？
笔者认为，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平反结论是客观公允的。之所以会产生高敬亭案，与其在抗战初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确有直接关系。
抗战开始以后，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出任支队司令员。原定4支队下辖第7、第8两个团，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改编，高又从第8团中分出一部成立第9团。1938年3月中旬，全支队在皖西集中后向皖中进发。由于高敬亭对中央的决策有抵触，所以部队下山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以养病为由住在后方，部队交给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在皖中游击，但不准向皖东敌后挺进。
高敬亭的错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错误之一，是排斥中央派到4支队的政治工作干部。
上级原定由延安派来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结果高敬亭坚拒郑位三在4支队任职，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再三指名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来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和萧望东被调离4支队。拒绝上级派来的干部，向中央讨价还价，高敬亭此举无疑触犯了中共纪律底线。
1938年2月，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高部。戴季英，湖北黄安人，也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红25军时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级。本以为戴季英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两人一定能搞好关系，谁知戴抵达当晚，就与高发生了争论。戴季英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确立新四军番号，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以致后来矛盾激化成外来的政工干部一度逃离4支队的“新开岭事件”。
错误之二，是违抗军令，抵制东进。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
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1939年4月底，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人从皖南过江。行前，叶挺与项英、袁国平讨论高敬亭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叶挺一行于5月10日抵达皖中舒城，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央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命令部队限期开进至皖东敌后地区。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中央和军部的命令。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也举手表示同意。但是当叶挺走后，部队开始移动时，高敬亭却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上命、抵制东进的行为，在战时应为任何军队的军纪军法所不容。
错误之三，治军无方，驭下不严。
杨克志、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4支队成立时被分别重用担任主力第7团团长和政委。在部队奉命东进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杨、曹两人于日率兵叛逃，并登报公开反共的严重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没有证据证实杨、曹叛逃系高敬亭指使的前提下，高敬亭对此至少负有驭下不严的直接领导责任。由于高对下亲疏有别，分配不公，以致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对4支队的团结和整体战斗力的发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中共早就开始关注高敬亭问题
回到叶挺与高敬亭案。首先从叶挺到江北的时间行止来分析：叶挺是日过江到的皖北，途中经无为、庐江等地逗留，布置工作，于5月10日到舒城第4支队驻地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党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会后即赴皖东。此事从邓子恢自传中更可得到证实。邓子恢是和参谋处长赖传珠一起跟随叶挺军长过江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到江北后，沿途视察部队，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部队情绪很高，干部也赞成，因此，我们就在4支队司令部召集高干会议，决定部队东开计划，当时高也赞成。会后我就同叶军长前往淮南路东。”（《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可见说叶挺于日应约前往安徽省政府立煌纯属子虚乌有。
叶挺既然没去立煌，当然也不可能从立煌带回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事实上，蒋介石批准杀高的电报，是在6月23日即反高斗争大会的第三天傍晚才转来的。（朱克靖《第三天》，载新四军政治部《抗敌》杂志第10期）
应该指出，从对一些史料的分析看，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对原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的余部及其领导人高敬亭，确实不是十分信任。1937年春，西路军兵败陇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奉中央命令返回延安，途中徐向前将陈昌浩安排在老乡家中养伤，只身返延。陈昌浩病愈后并没有先回中央，而是返湖北省亲，其间曾到鄂豫皖边区寻找红四方面军旧部。日高敬亭、何耀榜在给中央的长信中披露了一个史实：“此外，于9月5日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能够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和西北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和资格写信的，只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经查实，日前后，张国焘、徐向前两人均在陕北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查陈昌浩行止，他当时确曾去过鄂豫皖边，但到了英山后即无功而返，遂去延安。估计此信是他在英山托人寄送到高敬亭处的。
然而高敬亭汇报信中涉及的“陈同志送来的”这封信，却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毛泽东于9月15日致电在的林伯渠，特地关照：“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尽管“陈同志”来信头衔显赫，但此时红四方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而实力大损，张国焘也因长征中另立中央事在延安被批判一蹶不振，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在接受学习和教育，所谓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早已不复存在，难怪毛泽东要对此信产生疑问而要亲自审阅。而曾显赫一时、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不久，即从中共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
高敬亭的山头主义思想及行为，也确实让延安对他很不放心。日，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又指出：“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 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也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1938年4月中旬，张国焘在武汉投向国民党，并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反水。鉴于高敬亭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考察提拔的干部，长江局特地委派在湖北威望极高的董必武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同年6月下旬，因与后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激化，高敬亭扬言要在第4支队搞肃反，消息不胫而走，引起部队骚动，以戴季英为首的外来政工人员连夜逃离，是为“新开岭事件”。此事惊动到地方党委，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说：“4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直到叶挺过江前的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还提出对高敬亭的3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当时新四军共有4个支队，在上级的电文中，唯独对皖北的高敬亭第4支队反复出现“教育”“帮助”“推动”“说服”“争取”“改造”“处置”等字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下面。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项英、张云逸、戴季英、周骏鸣等新四军将领，都向上级发过对高敬亭不利的报告。
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
高敬亭是新四军军部领导下的支队司令员，身为新四军最高决策领导人的项英，对高敬亭的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以下大量史实可以证实项英与高案的关系：
如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指出：“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
又如，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再如，项英日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上述电报都是项英在叶挺过江之前发给中央的，它们真实反映了项英对高敬亭错误的深刻分析和解决高敬亭问题的迫切心情。即在叶挺到江北后，项英对如何处置高敬亭仍有具体意见。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2010年4月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于台北“国史馆”查到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叶挺当时人在江北，而电报的抬头明确注明发自皖南泾县。从电报分析，5月20日杨、曹叛逃，情况汇报到江北指挥部，指挥部经过确认无误，再向皖南军部报告，项英于5月26日以叶、项名义向蒋介石报告要求撤高的职并通缉杨、曹，此电无疑证实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处理高案不可能绕过新四军最高决策者项英，同时也进一步证实，说叶挺在此之前就已经拿到了蒋介石批准杀高的公函是多么荒唐。
处死高敬亭其实是中共内部的事情
1984年4月，笔者赴武汉参加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饭桌上，我与来自河南郑州大学的一位新四军老同志相邻而坐。经交谈得知，他叫李资平，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搞机要工作，1938年冬随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先后担任江北指挥部和第4 支队机要科长。我当时正在写高敬亭传，因安徽民间有一种传说，谓高敬亭被枪毙两小时后，中央来电才到，叫送延安学习，但为时已晚，于是我向李老求证此事。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此说不确。中央来电内容是同意枪决，就是我收的电报。”以后，又从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办陈忠贞主任那里获悉，戴季英已平反，被安排在河南省委宿舍养老，由家乡一个族中姑娘陪伴照顾生活。于是我借开会、出差路过之机多次到郑州戴府采访，在谈及高敬亭之死时，戴老几次强调：“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他并反问我：“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尽管有李资平、戴季英两个当事人的口述，但因没有看到第一手的文献，长期以来，我只是作为研究高案的重要线索留存待核。
但是，新四军司令部于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等大量史料证明，高敬亭确实是共产党、新四军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决定要杀的。笔者虽然认定项英与高案有涉，然而并非就认为项英要对高案负首要责任。当时江北指挥部不能与延安直接通电，杨、曹叛逃这样的大事，江北指挥部必须要向皖南军部禀报。同理，项英决定要撤高敬亭的职，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请示，这是中共铁的纪律和干部制度所决定的。只有在延安批准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后，项英才会向蒋介石发报。因为新四军当时名义上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高敬亭是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的少将支队司令，必须要走这个形式。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江北指挥部扣押审查。10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军部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足以说明此中关系。
从日项英致电蒋介石要求撤销高敬亭的职务，到6月24日高在皖东青龙厂被处死，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叶挺虽为军长，但并非中共党员。当时在皖东有中原局领导下的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人郑位三、彭康，还有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党的前委以及军队负责人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周骏鸣、林恺等一批高级将领，对如何处理高案这样的大事，他们经过深入的讨论，持有一致的意见，并向上级汇报。项英也不可能不请示延安，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请示。从前述当时参加反高斗争的朱克靖题为《第三天》的报道中得知，在最后第三天的斗争大会上，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完全是党外人士的口气。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宣读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继撤销职务之后，再来个党籍军籍双开，这就更加说明此时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已不再采取教育和挽救的立场。试想，战争期间公然违抗军令，罪莫大焉。何况高敬亭还有“张国焘余党”的嫌疑，反高斗争时的罪名之一，就是批他为“张国焘的高足弟子”。联想到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红5军军长黄超，只因想去苏联申述，就被秘密处死于新疆（此二人“文革”后已获平反），中共中央当时决定弃高也属正常。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被枪毙不久，叶挺还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军部，项英于7月16日在云岭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延安发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报告，在肯定新四军取得大江南北抗战胜利成绩之后，报告“同时指出正由于反党的高敬亭之罪恶行为影响江北的发展和胜利”，最后向中央表示：“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是在项英主持下完成并批报的。由此看来，当时中共中央军委确实有一个处置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罪名即为“反党”，可见李资平、戴季英的口述证词并非虚妄之言。
实际上，对处理高敬亭的问题，叶挺、江北指挥部和项英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叶挺在结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军部后，项英于1939年8月致中央军委电中，极力赞扬和充分肯定叶挺的江北之行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也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明显是居高临下地表扬叶挺在高案中执行党的指示的坚决和努力。还有，经项英批发的新四军司令部致中央军委《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的汇报中，对“争取整个部队到党的领导下”的“反高”斗争同样也持绝对肯定和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党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等人是执行者，延安党中央是最后决断者。重庆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3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重金悬赏高敬亭的人头而不可得，现共产党自己要求杀高，岂有不准之理？
&阮贤榜（1909—）湖北省阳新（今通山）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少共道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湘鄂赣东北特委组织部部长兼中心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二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特派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兼总支书记。特务团营政治教导员，第二师四旅十二团政治处副主任。淮南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第三团政治委员，第四旅十二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师十二团政治委员、团长，第五师参谋长，无锡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南军区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苏南军区常州军分区司令员，苏南军区参谋长，副军长，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据阮贤榜口述整理） &&&&40年代中期，我们新四军四支队（其中多属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的一批旅、团级干部在延安党校学习期间（可参阅），组织上要在我们这些同志中补选“七大候补代表”。校方先拿了一个提名来初选，结果，余启龙、陈祥、祝世凤等同志选上了。当然也有落选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江腾蛟。 &&&&当时党校好象很重视江当代表的事，三部的领导郭述申同志（也是大别山出去的），就来找我们一一个个地做工作，要大家选江。问到我时，我说：“这个同志有点滑头，喜欢拉拉扯扯，不大老实。”据朱国栋等同志说，他们也谈得差不多。后来校方又很认真地又派了二部的负责人、也是来自新四军的张鼎丞同志做工作，但他听到的还是这些话。到了正式选举时，江腾蛟还真没被选上“七大”候补代表。 &&&&听到当年的老同志们的这些看法，可能有人会以为江腾蛟在大家心目中在就是一个多么坏的人。——这又不对了。平心而论，如果仅仅讲一般的人情世故，做个朋友，这人还真不错：他对同志很热情，很关心，解放后更是从不拿“将军架子”。&&&&1957年我刚到广州等待分配工作时，江知道我来穗了，非常热情地请我全家去吃饭（带了两个孩子），见面后他就说近聊远，使我一下子就感到回到了战争年代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平时期特别是授衔后，一些人开始对老战友摆“将军架子”，有点讨厌。说实话，战争年代战友之间都是互相知根知底的，比如说，别看江比我军衔高（他是55年少将），但真正到战场上冲锋陷阵，临机处置，他还不见得就比我就强。所以，就重战友情谊这一点说，他比许多人还是要好得多的。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爱人，也很热心，当时还亲自动手给我们做饭，比我看见的一些战争年代干不了什么、和平时期就知道当“官太太”的那种女同志，要好多了。 &&&&六十年代初军官休假我去南京（他那时好象在南空工作），江听到我来了，又是热情相邀，于是我们与爱人又去作了一次客。这次还是1957年那种感觉：这个人还真讲战友感情。再有一点，就是他很熟悉红二十八老同志的情况，每次见到他，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消息。所以我还是挺愿意和他聊的。 &&&&人是讲感情的，特别是战争年代形成的血肉交融的战友之间的特殊感情，是永远难以忘怀的。但是，到了解放以后，战友之间有了彼此不同的地位，彼此不同的家庭，以及彼此不同物质生活环境，就多多少少开始有了一点“疏远感”。1978年，我退休回安徽，曾想请在省军区工作的***同志帮个很小的忙，他都冷言谢绝了，这种事就很伤害战友情。所以，像江腾蛟这样还能念及战友情的，应该属于“为人不坏”之列。 &&&&但是在延安时我们为什么会不选他？这是因为这位老弟虽然为人不坏，为官却不好，要是温度适宜，他还真会惹大事生大非。比如说，高敬亭之死，就多少与他有一点关系。抗战初期，江原来在政治部工作秘书（他有点文化），这本来就难免与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接近一些，而当时高敬亭对戴季英是很有戒心的，因为戴是抗战开始后从延安派来的。江那时就是一个颇重“公关”的人，所以他当了译电员后，有时还去政治部玩，与戴就更显得接近了，于是高就认为江是戴的人。&&&&一次，高怀疑一份电报是戴告他的状，就把江腾蛟抓起来刑讯拷问，要他承认戴确实背后向军部高的告状。逼迫之下，江就承认了。但高一放了他，他就跑到戴那里报告。戴知情后，立刻通知与他一起从延安派到四支队的高志荣、林英坚等同志离开。而此事，后来也就成为了高的罪状之一：“排挤中央派来干部”。这一点上，大家对他一直有看法，也是他落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也不能就这一件事，就把江说成高敬亭同志的“送命阎罗”。高的死因其实很复杂，他当时与叶挺、张云逸等关系都很紧张，连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位老”（郑位三），他都缺乏尊重。所以高树敌过多。当然，还有许多其它原因导致了高的悲剧，此文难以一言而尽之。然而，这件事也确实埋下了一个伏笔：江这个人早就酝酿了一种德性：太爱拉关系。有这种德性的人，稍微不注意，就会卷入政治斗争旋涡。这一点，他倒是不大像鄂豫皖苏区的干部那样，都很怕卷入宗派。所以，江最后成为历史罪人，不少老战友说“这里有必然性”。 &&&&概而言之，江腾蛟这个人，应该说是一个“为人不坏，为官不好”的人。看起来，有些所谓的“人品”，往往是此处未必就坏，而彼处未必就好。像江腾蛟的好交往，重感情，会“公关”，放在一般朋友相处中，可能还真不错；但是一旦放到复杂政治斗争的环境之中，就可能成了“拉帮结伙”这种害死人的东西。 （根据江腾蛟口述整理）&[注：“新开岭事件”，是新四军四支队历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不仅直接影响到高敬亭同志的命运，对该部的整个发展的影响也极大。此事在《新四军四支队简史》有所介绍，但相对比较简单。为此，我们于2007年10月拜访了此事件的一位重要当事人江腾蛟老人，请他对此事件进行回忆。现将老人的谈话整理于此，以对事件做一个重要补白，供研究者参考。]&& & & 新开岭事件，我是当事人。后来人们说得比较简单，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但当时的整个背景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我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只能就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做一个介绍，仅供参考。&当了译电员&我们红二十八军，是1937年8月到七里坪集中改编的。当时我们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部队的很多人都集中到一个祠堂，由中央来的干部，传达中央反对“左”倾路线后的大政方针。其中有一条，就是把过去打成什么“AB团”，什么“反革命”时所扣的帽子，统统撤销。其中还讲到，凡是党员、团员被开除的，党籍、团籍都恢复。这一条，把大家思想顿时都解放了，再也不怕“肃反”了。因为我们被“肃反”搞怕了，不知自己哪一天会被抓起来，特别是营以上的干部心里就更畏惧。&集中一个月后，我原来所在的鄂东北道委特务队解散了，我被分到支队政治部总务科当科员。我在“肃反”时被开除的团籍，也在那时被恢复，并且转了党。这还是张体学同志当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时给我办的。11月份，上级要四支队派两个人去长江局学译电员，一个派了我，另一个叫吴文先，是“老主任”（经理部主任，即后勤部长）吴先元的侄儿。我俩一快儿到了武汉长江局。我那时也不识几个字，不过当时的密电码很简单，像字典那种，用阿拉伯数字，一弄乱，就成了密码。我就拿个字典，一个个地去对，去查，慢慢地掌握了密码翻译工作。&我们在长江局机要科学习，科长是后来周总理的秘书童小鹏同志，我们就在他手下学译电员。过了两个月，大约在春节时候，我们四支队的郑位三同志要回七里坪，带了聂鹤亭等几个干部。郑当时住在武汉市长江局住所的楼上，那里原来是日本人的一个领事馆。郑位三还教我们怎么开电灯，怎么坐抽水马桶。大别山没有电，看到这些“洋玩意儿”，我们那时真是“土包子开了洋荤”。我们搭坐郑位三的车，一起回到支队的。心中的疑惑&回到部队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使我心中感到疑惑。照道理讲，译电员应该与支队首长住在一块，但我们回来以后，支队领导却不让我和吴文先与他们住在一块，而是把我们安排与电台住在一起，我们在庄子南头住，首长在北头住，似乎不想让我们靠近他们。我们的电台是长江局派来的，当时的报务员也都是从长江局派来的。于是我们心里就有点怀疑：部队的领导是不是认为从延安、从长江局来的那些人“不可靠”。不过，心里虽然那样想，嘴上还是不敢说的。&后来东进抗日，我们还是与电台一起，不与首长住在一块儿。到了六安一个叫双河大庙的地方，司令部就住在双河大庙附近一个祠堂里面（好象叫陈氏宗祠什么的，记不清了）。到了大庙后，有一天，我和吴文先没事干，就把译电本翻过来，在背面上画了个当地老百姓喜欢玩的“龙棋”的棋盘，下起棋来了。这时候，司令员拿了个电报进来，他一看我们在下棋，很生气，扭头就走，也不发电报了。并马上通知参谋长林维先同志，要把我们两个译电员和电台都回到武汉去，说是电台我不要了，我宁可拿一个营来跑交通。林维先怎么劝也不行，手摇发电机班长（这是支队首长比较信任的一个同志）对林参谋长解释了好几次，林说我不好说，司令员正在气头上。这事大概僵持了个把礼拜，后来林参谋长反复解释了好多次，说他们俩只是在那里下棋，最后勉强把我们留下了，没有走。这大概是1938年三、四月的事。&四月继续东进，到了麻埠，住六合庄，就是邸银国（即陈祥同志）的家乡。到了这个地方，周骏鸣同志的八团就来了。住了一个多礼拜，继续东进，支队首长身体不好，请假留后方休养。部队就由戴季英、林维先等其他领导同志带着继续东进。部队经过舒城到了庐江申家桥，司令部就驻在那里，新四军对日本人第一仗蒋家河口战斗，就是在那里打的。&两份“问题电报”使我被抓&这时候出了一件事：七团的团长曹玉福、政委杨克志，给首长发一个电报，说是中央来的人在下面搞“活动”。首长当即回了一个电报，大意是：这些情况我知道了，怎么解决，等部队回来以后再说，你们暂时不要管他们，只要掌握好连以上干部就行了。&这一来一去的两份电报，也就是曹、杨给司令员的电报，及司令员给他们的回电，底稿我都抄给了戴季英同志。因为他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应该抄给他，不抄给他，我就不对，按照我的译电员纪律，我是必须抄报的。而且，当时戴是带着部队的最高负责人。戴季英看了这两个电报后，也没有毁掉，就夹在一本《联共党史》中。那时《联共党史》是很新鲜的，有一天，曹玉福和杨克志去戴季英那里汇报工作，中间戴有事出去了一下，他们俩看到《联共党史》挺新鲜，就翻开来看，结果就看到了电报，祸事就从这里起来了。&这事报告到支队首长那里，就把我抓起来了。对我进行刑讯拷问。翻来覆去地问了我两件事情：第一件事，问“戴季英给你多少钱？”我说什么也没有给。我一个月给五块钱，办公费，加上零花费，都是支队给我发的。第二件事，问“戴季英请你吃了几次饭？”我说一次也没有，我不能乱讲啊。翻来覆去就问这两条，其他也没问，并打我（当时是夏天，穿的白衣服都被血染红了）。参谋长在旁边坐着，也不敢说话。&我当时与戴季英接触较多，其实这很正常，因为按照制度，每次电报我都必须送给戴。打完我后，就让人把我押着，到支队的各直属队，像通信连、卫生队等等，让我到每个单位去“示众”。“新开岭事件”的另两个版本&为了便于与江腾蛟老人的回忆做对比，下面再介绍关于“新开岭事件”的另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由林维先、万海峰、李世安、汪少川、萧选进等同志编写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中的有关介绍：&“七月，支队领导成员会合后不到十天时间，高敬亭发现与上级往来电报有些问题，怀疑政治部发报向长江局发告他的状，经追查译电员承认有此事，高敬亭便将译电员交戴季英处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就自行通知延安来的干部，包括八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和七团参谋长等到8团驻地西汤池“避难”。这就是所谓的“新开岭事件”。&高敬亭鉴此情况，只好暂时将九团撤销（对外保留九团称号）。将九团一营改为支队特务营；九团二营调到七团，为该团二营；九团团长顾士多任七团副团长，参谋长唐少田调支队任参谋；九团后勤处归支队供给部。不久，戴季英又从八团驻地回到支队政治部工作。”&第二个版本，是近年来一些关注高敬亭同志问题的文章中的介绍，其基本上大同小异，这里只择其全面而介绍一个——“网易/新闻中心/历史”日刊载的《高敬亭功高引来杀身祸&新四军“肃反”仇者快》一文中，有如下片段：&“那么，新开岭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下戴季英的有关情况。戴季英是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曾是高敬亭上级，1934年随红25军长征后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他热衷于肃反，就是他把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关押起来，幸亏毛泽东及时赶到才得释放。戴季英被中央立案审查，反省自己的问题，正是高敬亭向中央指名道姓要他到身边来，才使他及早解脱。戴季英到七里坪，担任4支队政治部主任，他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去团结、引导高敬亭，而是以中央使者自居，和高敬亭发生了不愉快，还经常向长江局、军部反映高敬亭的不实情况。&1938年7月，4支队领导成员会合不久，高敬亭发现与上级往来电报有问题，怀疑是政治部向长江局发报告他的状，经追查译电员承认有此事，高敬亭便将译电员交戴季英处理。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自行通知延安来的干部，包括9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和7团参谋等到8团驻地西汤池“避难”，这就是所谓的“新开岭事件”。如果高敬亭真像有些人讲的那样“心胸狭隘”，那么，至少戴季英的历史要重写了。由于东进战事紧急，高敬亭让戴季英及政治部机关从新开岭移驻东港冲，自己率4支队机关驻到西港冲，很快拉开对日作战序幕。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安庆，谈及高敬亭被冤杀时，他怀着沉重而又惋惜的心情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是电报晚了。”&戴季英的决定&“示众”完了以后，经过政治部时，首长写了个条子给戴季英，说“江腾蛟是托派，送你处审问处理。”正好戴与八团政委谈工作，老主任（吴先元）也在那里。戴季英一看，就说：“这实际上是要把中央派来的干部赶出这个部队。”他们研究过来研究过去，得出的就是这个看法。&于是，戴季英就与他们商量好，决定当天晚上把中央派的干部都撤离。戴立刻派战地服务团的程启文同志到七团和九团，通知林英坚、高志荣、文明地这些从延安来的同志，当晚就离开部队，到东塘八团周骏鸣那里，暂时避开一下。戴季英他们商量时，我也在场，“老主任”也在场。戴后来又告诉我说：“你今天晚上也想办法离开这里。”陈祥同志当时是政治部的警卫班长，他带着几个人跟着戴走了，班里其余的人继续看守着我。天黑以后，我对警卫班的人说我要上厕所，借机翻墙跑了。他们就派组织科长戴克明同志来找我。我听到他们叫，就赶快跑。可是我不认识路，敲老百姓的家门，他们也不开门，怎么敲也不开。结果跑了一晚上，我还在司令部附近的白河镇。天亮了，我感到饿，就在镇上路边一个饭馆里，买了个狮子头(油炸花卷)吃。这时候遇到了漆德庆同志，他原来是特务营政委，当时是政治部党委书记，一个很老的同志，他把我带了回来。&过了几天，司令员派漆德庆去找戴季英，戴当时没有跟漆回去，他是后来才回来的。以后，这些延安来的干部陆续离开了原部队，当时地方上的安徽省委书记是郭述申同志，他安排了其中一些人到地方工作。&后来这事闹到中央去了，说我是“托派”，是“小特务”，告到长江局去。后来董必武到安徽工作时，周总理告诉董必武，说你如果到四支队的话，把江腾蛟的事说一说，就说江没有问题，不是“托派”，事情已经清楚了。&尾声：离开“是非之地”&戴季英回来后，我就不当译电员了。不知怎么回事，支队电台的报务员听说了一个可能对我不利的消息，他听到后中午也不睡觉，就跑来告诉我说：“你赶快走，赶快离开这里！”这个人自己先跑了，他是长江局派来的，就回到武汉去了。他一跑，我就更紧张了，我问戴季英：“我怎么办？”戴说：“你也走，离开这里。”我说：“那个报务员可以去长江局，而我去哪里呢？”戴说有几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你也回长江局。但是日本人现在打得很厉害，你可能回不去。第二，你到安徽省委郭述申那里去。郭是老领导了，我在红安县儿童局工作时，是中共县委书记，那时郭就认识我，所以戴让我去那里找点什么事做。但后来他又考虑说不行，说你一个人走，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国民党把你抓起来（当时国民党与我们的关系已经开始紧张了）就麻烦了。戴后来又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去程启文的战地服务团，到那里去当参谋吧。”我在政治部工作时，程启文当总务科长，我是科员，他是管着我们的，很熟悉。戴给了我一支枪，50发子弹，给了我5块钱。我就到了程启文那里当了参谋。&战地服务团搞宣传，常演出。政委汪道涵这个人，又能编戏，也能导演，还可以演出，当演员。团长程启文也演，你别看他“土包子”，也演戏呢，我们那里演《放下你的鞭子》，就是程启文最早扮演的。他儿子程志唱歌也唱得好。从这以后，我就离开支队司令部了。以后发生的事，我当然就都不清楚了。&到了山西后，我女儿看到《法制报》有篇文章，说当时中央来电不让枪毙高敬亭同志，电报被江腾蛟压了。我要我姑娘找那个报纸，结果没有找到。真要有这种文章，说明这个编辑没有历史常识。我出事后，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我根本就不去理会。
“背时”将军的悲喜沉浮江腾蛟
、江，鄂红安人，少将，时年岁，风华正茂。
、江是鄂豫皖“第三茬”红军队伍军的，历艰难的南方年游击战争。
、年，戴季英受中央之命，派至高敬亭部，戴是红四老资格啦，高令手下只听命于他一人，戴气极，向中央、军部告状，某次戴让江私下发电报，高知道后，“杀鸡给猴看”，拿一马鞭抽得江体无完肤，可怜江不敢反抗，也无人敢劝。
、江任某连指导员时，某战为救支队指挥所，击退鬼子余，捷，战后记者采访，江示以缴获一手枪。记者接枪甚喜，不意触动扳机，江腹中弹，咬牙用手抠出弹，后弹为四面庄战后罗炳辉安排宫乃泉主刀取出。
、，韩德勤率个团围攻江北指挥部，江带伤奉命率个连阻敌于四面庄，坚守日夜，屹然，司令罗炳辉喜之。
、，上海文艺界郑君里诸家被抄，是叶群令江派人干的。后成为江一大罪状。
、，上海夺权“一月风暴”，南京军区支持张春桥、王洪文，时任南空政委的江坚决反对（！！！），后江又与许上将唱反调，许诉诸毛，毛言：此人不可重用。结果江被撤职，打入冷宫。
、江曾任东野某师政治部主任，无奈之下，江找，林夫人请吃涮羊肉，林言：不用江用谁？江感动万分。后任北空党委书记。
、吴法宪拟报江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某女文工团员内部得知，与毛跳舞时谈之，毛：江不能重用。、吴法宪向毛汇报工作，谈及江的前途，毛第三次言江不能重用。江闻知，恨极。
、老虎到空军任职，江与之火热，极力抬庄，终于惹下祸根，“”事发，江被抓，认罪态度良好。
、公审林、江集团主犯前，“北线司令”王飞装疯，电视上怎么审判疯子呢？于是江被选中，列入主犯，江以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杀人未遂罪，判刑年，入秦城监狱。
、江妻李燕平，原为民航总局一干事，参与了为老虎选妃一事，后被定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宁夏劳动改造。下要带个未成年子女，上要带江母，宁夏如何生活？李愁肠满腹，万般无奈之下，不抱希望地向江老家申请接纳，公社党委回信：同意！！！要知道李彼时于人眼中如“牛鬼蛇神”，无怪李读信之际喜极而泣。老家因何接纳李：三年自然灾害间，江为老家解决了斤大米，那是救命粮啊！
、在红安，李要接受批判、参加劳动，可怜李哪会劳动，在水田中行走都东倒西歪！管理员见之：你不配与贫下中农一起劳动，罚你去打谷场赶鸡！李为被乡亲照顾偷偷流泪。李拟上京看望江，生产队长扔一堆土产至桌上，门前转身：告诉他，坐完牢，没处去就回江家湾！
、江后被保外就医，安排至太原，李燕平行政级退休，家人终团聚。
、江后回红安看望，县委热情接待，余所在企业老总曾宴请之，言江感慨万分。
、年月日，江因肺部疾病在北京朝阳医院逝世，享年岁。丧事办毕，月日李燕平和子女才以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朋友，说为了不让各位朋友为难，可能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没有及时通报，请各位朋友见谅。
余收藏有一解放前某保长上报政府的流失人员名单，上有江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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