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60年
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60年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已有60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即马克思主义的勃兴期、僵化期和成熟期。对新中国6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加以宏观的、历史的透视，回顾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总结新中国
【题　名】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60年
【作　者】吴宁
【机　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430073
【刊　名】《大理学院学报：综合版》2009年 第11期 1-7页　共7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回顾 新中国60年
【文　摘】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已有60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即马克思主义的勃兴期、僵化期和成熟期。对新中国6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加以宏观的、历史的透视，回顾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总结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问题和成就，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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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回顾,新中国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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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注重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传统，力求凝炼时代精神、把握时代走向、解答时代课题。这说明（　　）A．哲学的任务就是解答时代课题5 _
C/ ^, E, X$ Q) `' S/ ] B．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
e' @/ J+ @6 a' H, ]: P C．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9 M8 c5 I( P5 M1 f0 ]( D D．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时代精神上的精华0 ?8 i" E! L9 N1 Z! G
解析试题分析：任何哲学都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真正的哲学正确的地反映了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牢牢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正确地总结和概括了时代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题中材料“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注重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传统，力求凝炼时代精神、把握时代走向、解答时代课题”，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故B项符合题意，可以入选；哲学的任务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故A项表述错误，不能入选；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故D项表述错误，不能入选；C项表述正确但不符合材料主旨，故不能入选。因此，答案是B项。考点：本题考查哲学与时代关系的相关知识。&&&&&&&&&&&&&
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及历史经验
日 21:40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6期第42～46页
作者：张远新 张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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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新中国60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实现其重大飞跃的历史时期。认真研究和梳理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当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持续推进 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张远新(1964-)，男，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政法学院，上海201701；张正光(1971-)，男，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上海200237　　　　<FONT color=#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取得了辉煌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深入理性地考察和梳理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阶段划分的观点及评析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入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期。这一结合已经走过了60年的征程。6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强调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成果。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历程的阶段划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实践主题的转换与解答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时期。[1]由此可见，这种观点把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这也是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　　第二种观点，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形成为划分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思想是奠基阶段，邓小平理论是再创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发展阶段。这种观点把第一阶段的下限设到了改革开放前夕，改革开放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成了两个阶段。[2]随着党的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有学者又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探索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后一阶段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　　第三种观点，以时间演进为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准中国化阶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始阶段；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是马克思主义的“准中国化阶段”；遵义会议以后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阶段。[4]这种观点把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国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起归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阶段，没有再行细化。　　以上划分都有其合理之处，放在各自的标准下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划分又显得过于笼统，既不足以彰显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也不利于吸取遭受挫折的教训。笔者认为，对于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应根据“化”的实际效果来划分阶段。以此标准可以把这段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成功地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与错误的趋向相博弈，但最终被后者战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重大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实现着理论创新，并自觉地注入“当代化”元素。　　二、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三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良好开端的阶段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篇章。怎样建设新中国？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实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因为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5]，在这个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党面临的任务是：一方面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另一方面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等条件成熟再采取“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6]以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初步好转，党提出并实施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的提出实质上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大调整，它将原来设想的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和国有化，改为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尽管探索之初带有浓厚的苏联模式色彩，但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率先提出要“以苏为鉴”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及中共八大的召开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确立，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及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这一时期极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成果，它比较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经济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国家并根据条件的变化适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这是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先声。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难前行但又遭受重大挫折的阶段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探索。1957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一思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思想在中国的实际运用。但是，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发生了逆转。首先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继而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对阶级斗争状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致使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包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好的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主要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教训。此后二十多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党在指导思想上的这两个趋向，相互竞争，交错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错误的发展倾向彻底压倒了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倾向，使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个别阶段、个别领域仍然得到顽强的坚持，但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已经被严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一举终结了此前20多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徘徊、停顿甚至倒退的局面，赋予其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改革开放以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重大飞跃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拨正历史航程的方向，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性课题。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紧紧抓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在这个伟大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7]10-11在这个伟大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论、祖国统一和“一国两制”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把涵盖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7]11。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收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良好开局及改革开放新时期生机勃发的成功经验，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遭受重创的教训。但是不管经验也好，教训也罢，其指导思想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要努力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使这种探索曾经误入歧途，但它们都已经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并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着历史的借鉴。　　三、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推进的历史经验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三个阶段有很多的相同点：首先，三者的原则相同，即都是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次，三者的要求相同，都主张要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再次，三者的目标相同，都为了实现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三个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局却完全不同。中间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陷入严重误区，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前后两个阶段，尤其是后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路高歌猛进，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非凡成就。因此，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其意义不同寻常。　　首先，能否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就是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也谈不上“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顺利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诸多波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可能就此徐徐拉开。自50年代后期起，我们党虽然在主观上仍高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但实质上已经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的思想，也偏离了党的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转到阶级斗争方面，结果是始终不能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自己的路”的愿望也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历史的拐点，直至陷入“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泥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全面反思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8]63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8]116。江泽民、胡锦涛也提出，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9]。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才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十七大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理论成果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其次，是否认清中国国情是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　　国情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基本依据。能不能和善不善于认清中国国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大问题，也是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但国情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不同时期国情也不一样，因此党对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必须要经历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国情进行了再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所采取的政策和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对国情有比较清醒认识的结果，实践中使得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而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及后来错误地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两次严重失误，都是与党不能正确认识当时国情和所处的社会主义历史方位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党对国情进行了重新确认，明确指出：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8]252。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深刻论述，党的十五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继续强调要深刻认识国情和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基于对国情再认识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主要标志，也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石。　　再次，能不能搞好“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与否的关键。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大经验之首，表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要求。实践也证明，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的结合史。什么时候“结合”得好，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结合”出了问题，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发出了“第二次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号召，但“结合”的实践搞得很不好，结果犯了冒进、“大跃进”等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的错误，理论上逐渐形成一套“左”的东西，进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提“第二次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63“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3由此可见，在要不要“结合”的问题解决后，如何“结合”就是一个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总之，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顺利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启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进程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教训。　　最后，实现“当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民族化和当代化共同绘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壮丽图景，两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之中。二战以后，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兴起，世界格局的调整对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新变化，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应该说，中共八大前后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初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当代眼光。但由于对时代特征的误判和对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机械照搬，随后的“大跃进”开始背离这一趋势，直至“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被人为置于与人类现代文明相隔绝的封闭半封闭状态，不再彰显当代化的视野和元素。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被重新赋予观察外部世界的宽广视界，不断从世界发展大势中汲取营养，“当代化”元素开始强烈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原生态”，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党的十三大在首次概括“两次历史性飞跃”时，指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强调的“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就是注入“当代化”元素。“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7]9。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强调“当代化”，并形成了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内在品质的直接揭示。可见，如果说“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然逻辑的话，那么“当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然逻辑。　　参考文献：　　<FONT color=#]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J].中共党史研究，2006(4).　　[2]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3]张静如，李向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两大理论体系[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2).　　[4]张步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1(1).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7]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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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理论座谈会
我校召开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理论座谈会&根据校委决定，我校于9月22日下午在图书馆三楼会议室召开&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理论座谈会&。我校校委分管领导关家麟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讲话，科研处、机关党委会、离休老干部、各教研部有关教研人员以及97、98级硕士研究生共40多人参加了会议。关家麟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理论建设的历程，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因此，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合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探讨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如何进一步中国化，应当是党校理论研究的主旨。科研处柳秉文处长介绍了本月初在深圳召开的&全国党校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的基本情况。哲学教研部郑镇教授在发言中从哲学角度指出，建国60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与是否正确理解和真正坚持唯物史观有着内在的关系。经济教研部姚挺教授在发言中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是在100多年前写出的，但是它在今天仍然继续放射着理论的光芒。《资本论》不仅可以解释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问题，对研究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科社教研部主任杨小冬教授的发言回顾了6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并且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老干部许永杰同志在发言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党史教研部副主任郭若平教授的发言考察了60年来中国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形式和内容演化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党建教研部主任李新生教授介绍了中组部近日在北京主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理论研讨会的基本情况。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刘大可教授畅谈了60年来中国乡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林建副教授、陈新教授、高飞乐教授、林怡教授等。&&&&&&&&&&&&&&&&&&&&&&&&&&&&&&&&&&&&&&&&&&&&&&&&&&&&&&&&&&&&&&&&&&&&&&&&(科研处、机关党委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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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站导航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一经问世好评如潮，史学界高度评价：“它的问世，是人民共和国的一座史碑，是新中国史坛的一件盛事。”为此《思想者》就“国史研究：当代人如何写当代史”这一话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
　　什么是国史，什么是国史研究
　　《思想者》：据我们所知，当代中国研究所是负责编纂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机构，最近隆重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就是由这个机构编纂的。今年欣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史，什么是国史研究？
　　朱佳木：这里所说的国史，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历史。它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是正在行进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着的中国断代史，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即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
　　至于国史研究，情况与国史稍有不同，有多种层次的定义。从一般意义说，国史研究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历史，也包括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灾害史，或气候异常、地震、泥石流等给人类造成的自然灾害史；不仅有对国家整体历史的研究，也涉及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等专史的研究；不仅要对中央政府管辖区域内的历史进行研究，也要对暂时未受中央政府管辖地区的历史进行研究。在这个层次上，国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的研究是完全吻合的。
　　国史研究如何体现科学性
　　《思想者》：我们知道，历史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正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那样：“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那么，研究国史的科学性如何体现？国史研究天然地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这会不会影响国史研究的客观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呢？
　　朱佳木：在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或多或少都具有意识形态性，完全脱离意识形态性的社会科学，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一门学科是不是科学研究，在于它追求的是不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不是客观规律，是否具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学术规范，而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
　　国史研究既然是一项学术性工作，首先必须像其他史学研究一样，要尽可能详尽地收集、掌握和仔细考证史料，并通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史料进行归纳分析，从而弄清历史事实，阐明历史原委，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预测历史前途。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严谨治学，遵守公认的学术规范，那么，国史研究的意识形态性与其学术性、科学性之间，也会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相互统一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国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会妨碍其做学问，相反，照样可以做出好学问、大学问。
　　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吗
　　《思想者》：有人说，历史研究要保证“客观公正”，所以，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佳木：中国古代确实有过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说法，而且在“二十四史”中，自《后汉书》以下，都是后代人写的前朝史。但是，中国除了“二十四史”之外，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本朝人写的“当代史”，只不过有的是半成品，有的是对史料的编纂，有的没有流传下来罢了。他们对“二十四史”的撰写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与“二十四史”之间是历史记载与历史撰述的关系。另外，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有“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如司马迁写《史记》，陈寿撰《三国志》等。所以，说中国古代不修“当代史”，有悖于历史实际。
　　当然，在帝王专制统治下，史学家写“当代史”往往颇多忌讳，难以秉笔直书，只好等到改朝换代再写前朝史。另外，由于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当代人”写“当代史”在客观上也存在不少条件上的限制。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网络通讯的普及，使过去那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今天，当代人不仅有条件写当代史，而且有着了解当代史、参与当代史撰写的强烈兴趣和愿望。近些年来，由各类机构和学者个人编撰的国史著作已有不少，报刊、网络上对国史问题的讨论也在与日俱增，国外从事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与编撰的学者，更是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实际上已经做不到了。
　　新中国60年如何进行分期
　　《思想者》：对历史进行分期，即所谓给历史“断限”，既是史学工作者为了便于自己研究而惯用的方法，也是他们为引导人们按照某种观点认识历史发展本质特征的途径，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您对新中国这60年是如何进行分期的？
　　朱佳木：我认为关于新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在学术界有各种意见，可以继续讨论。从经济发展目标模式的角度看，60年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一、年。这是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的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
　　二、年。这是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要突破苏联模式，试图用计划经济体制加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时期。
　　三、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试图采用计划经济加市场调节体制的时期。
　　四、年。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的时期，或者说是确定建立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
　　五、2003年至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前提下，开始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时期。
　　如何看待两个30年的关系
　　《思想者》：在新中国60年历史中，如果以改革开放为界，前后刚好大体各有30年。您认为应该如何科学地客观地公平地看待这两个30年的关系？
　　朱佳木：总起来说，我认为新中国60年的历史是一个完整的光辉的整体。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党在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犯过不少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长时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过严重损失。我们说新中国60年是光辉的整体，当然不等于说那些错误也是光辉的。但我们也绝不能因为存在那些错误，就否定那段历史是新中国光辉60年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曾说过，前30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这是前30年的基本方面，是我们总体评价那段历史的主要依据。正是这个基本面，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30年，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对此大家都有切身感受。看不到这种超越，混淆前后两个30年的显著区别，就会看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超越并没有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前后两个30年的区别并不是社会基本制度、国家核心领导力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的区别，更不是执政党的宗旨和远大奋斗目标的区别。看不到后30年与前30年的连续性，把前后两个30年割裂开来，就会看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
　　在新中国走过60年之际，认识新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自己民族和国家历史的认知，从来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政权还是为了推翻一个政权，都无不高度重视对历史特别是对国家史解释的话语权。古人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毛泽东也说过：“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特别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国史研究和宣传，把国史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国民教育之中，用历史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抵制各种歪曲新中国历史的错误思潮和观点，努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思想者》：谢谢您。 (田心)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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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科院副院长：新中国60年大致可分五个时期 社科院 当代史编辑: 余伟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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