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赴内蒙古特派记者王战涛报道】《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近日正在鄂尔多斯市进行，大会期间将举办形式多样的参观和展览活动，向国内外嘉宾展示库布其沙漠的治理成果。9月10日，环球网记者随参会嘉宾集体参观了位于库布其沙漠的亿利沙漠种质资源库、甘草种植生态科技园和防沙治沙示范区。柬埔寨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高级副部长?索昆提(TY SOKHUN)在参观期间接受了环球网记者的独家采访。

　　索昆堤表示，库布其将脱贫致富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理念，对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尽管东南亚各国不用面对治理沙漠的问题，但土地荒漠化和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依然存在，同时又伴随着粮食短缺等贫穷现象。索昆堤称，库布其通过环保致富的理念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启发，如果能够通过改善环境来提高土地的粮食产量，同时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那将是一举多得。

　　索昆堤在防沙治沙示范区参观时，目睹了螺旋钻种植法、节水容器种植法和网格治沙技术等沙漠绿化种植方式的现场示范。他认为这些新技术即简单易学又科学有效，大大提高了治沙效率，是库布其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将持续到9月17日。此次大会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主办，中国国家林业局、外交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承办。参会的国际嘉宾共224位，来自全球65个国家，包括20名副部级以上的各国领导人。

　　中国外援“授人以渔”,组织20个发展中国家的38名部级官员及助手在华学习经济发展经验

　　来中国之前,毛里求斯财政和经济发展部财政秘书阿里?曼苏尔就已经了解到中国在经济增长和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做得十分成功。但当他真的接触到“中国模式”的时候,还是给他很大的震动。

　　“非洲现在的经济形势和情况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什么区别。”曼苏尔告诉《第一日报》记者,虽然毛里求斯也是出口拉动型经济体,经济状况在发展中国家算是不错,但受西方殖民地时期遗留问题制约,国内经济过度依赖西方对其农作物的选择性进口,工业不够自主独立。“中国模式”的成功,让他下定决心,推进本国改革。

　　5月18日至5月24日,来自乌干达、加纳、津巴布韦、尼泊尔、菲律宾等20个发展中国家的38名部级官员及助手齐聚北京,参加为期7天的培训。阿里?曼苏尔也是其中一员。

　　这次名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与经济复苏部级研讨班”的活动由商务部国际商务培训研修学院牵头承办。在该院院长金旭看来,开展此类培训,意味着中国的援外工作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以前的援外工作很多时候就是给人修路、修体育场,甚至国会大厦,修好直接交钥匙。”但现在,金旭认为远远不够了,要“授人以渔”。“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才是让这些暂时比我们落后些的朋友们,真正成长起来的动力。”金旭表示,组织这类培训正是此意。

　　援外培训日益多样化

　　前来参加培训的部长大多担任政府财政与经济部门的要职,不少人曾留学西方知名大学,不仅接受过完整的经济金融学教育,拿到经管类博士学位的也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还曾担任过世行、IMF首席经济学家。

　　7天里,部长们围绕“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与成效”、“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矛盾及挑战”和“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专题,学习中国经验,并参与研讨。随后安排参观国开行、中兴、深圳华为等公司。

　　这项人力资源培训援助构想起源于1998年的“中国－非洲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当年仅有两个班,但随着报名者日渐踊跃,到2009年全国就举办了10期部级研修班（其中研修学院承办了5期）,今年又继续加开。

　　截至2009年年底,仅商务部国际商务培训研修学院,就承办了128期官员研修班,接待了3143位司处级和部级官员,校友遍及134个国家和地区。

　　商务部是援外培训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培训规划制定和立项。而此次部级官员研修,则需要由国务院最后审批。

　　根据商务部援外司向本报记者提供的,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经邀请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名官员和技术人员来华,参加中方举办的各类研讨、研修、考察、培训和交流活动。援外培训方式日益多样化,已从实用技术培训扩展到学历教育、官员研修、考察交流等多种形式,内容涉及农业、经贸、教育、卫生等20多个领域。

　　有着近十年援外培训经验的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官员宋葛龙向记者笑言:“以前有官员往往问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现在的问题大多转向操作层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成就、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要把我们的理论政策和方式方法,融汇到具体事实和数据中,力求以最白话的方式向他们讲述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

　　据记者了解,此次参加“中国模式”研讨班的各国部长,改革派居多,他们的思考更多地涉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模式。

　　第一天的课程授课老师以接近政府高层的智囊团组成,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等。

　　学院援外培训执行协调办公室主任周晓琴向记者表示,官员培训安排的主讲人大多都是中国政府部门相应级别的官员,这样更能产生共鸣,良好互动。同时授课内容的选择在项目设立之初,就广泛通过驻外机构向参与项目者征求意见,力求做到有的放矢。

　　尼泊尔财政部负责财税的副部长克里斯纳?巴斯阔达是一名社会经济学博士,同时拥有管理学硕士和法学本科的多样化学术背景,在本国以撰写犀利的改革派文章专栏而闻名。他向记者表示:“中国政府长期稳定的经济政策,这是作为中国的邻国,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他说,由于尼泊尔的政局不那么稳定,一项经济政策很可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样很难有效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在美获得经济学博士的柬埔寨经济与财政部国务秘书彭吉则表示,通过演讲环节,他注意到中国政府正在调整政策,要提高对农村建设的投资,减少贫富差距,减少城乡差距,也减少地区间的差异。事实上,在柬埔寨也有类似的问题,他学到如何利用这些宏观政策来应对这些问题。

　　他觉得目前从“中国模式”中获得的最直接的经验是,由于柬埔寨是一个农业大国,雨季旱季分明,洪涝灾害和旱灾非常让政府头疼。“通过对农村大力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比如兴修农田水利,既促进经济,又能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彭吉表示。

　　由于培训时间紧凑,很多部长们提出“互动较少、官员间师生间交流不够”。对此,金旭表示,以后会组织小范围高层次的分论坛,甚至迷你论坛,让大家不论在演讲环节还是参观环节都有更多互动表达的机会。

　　事实上,本报记者在同期开办的长达21天的司局级培训“葡语国家经济管理研修班”上看到了这种热烈的氛围。与部长们紧张的行程安排,肩负来华外交、商务合作、企业洽谈等重任,谈论话题多为宏观战略相比,这样的培训,更加注重实务。同时,官员们的互动也更加坦率热烈。

　　除了培训,部长们此次来华的一个重要使命是亲身感受中国的变化,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百闻不如一见啊!”这是部长们异口同声向本报记者表达的感想。

　　彭吉向记者由衷赞叹,“深圳比我去过的很多欧美发达城市还要繁华了。”他说,我以前觉得中国的高增速一定非常不健康,现在却觉得很稳健。

　　金旭告诉本报记者,由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不仅让发达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有偏见,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对中国存在很多误解。“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很多从小就到国外接受西方的教育,思想非常西化了,所以他们的惊讶也是很正常的。”

　　“很多官员来到中国,害怕喝中国的水、茶叶,还有凉菜。”金旭说,“他们出于对安全卫生的担心,要求菜必须加温到100℃,他们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落后、百姓生活不自由。”

　　除了对中国基本的偏见外,对于中国的技术能力、经济发展模式真实性的质疑也充斥这些官员的头脑中。

　　金旭笑着说:“以前,我们一些技术雄厚的企业走出去和一些国家政府打交道,他们觉得中国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技术。”其实解决这一切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去看、去参观。不用多说,他们自己的眼睛就会告诉他们真相了。

　　克里斯纳?巴斯阔达感慨道:“来之前,我总觉得中国有13亿人口,经济一定很难发展好。这几天我通过实地去参观,听专家们讲课,我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非常有效,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中国政府努力减少贫困人口的行动也让我惊讶。”

　　授人以渔,广交朋友

　　正如金旭所说,在亲眼见到中国经济的强大力量之后,已经无需更多解释,这些部长们几乎都自发地开始思考与行动。

　　通过培训,阿里?曼苏尔认为,非洲必须而且能够做到中国已经做到的这些事情。他认为如果中非更好地合作,“中国模式”是可以在非洲有效实施的。

　　曼苏尔甚至已经开始在非洲筹划了一个类似于商务部培训中心的组织,以便在培训后,更好地将“中国模式”运用到本国,并与中国政府有更进一步的合作,使得本国获得自主发展能力。他向记者提出了一系列细化合作目标,包括如何引入外资、如何建立经济开发区、如何引导私有机构进入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平衡好社会发展的关系。

　　金旭向记者表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援助历来是毫无附加条件的。

　　周晓琴更是强调,我们的研讨会上,不叫“老师”,叫“主讲人”,不叫“学员”,而叫“参会官员”,就是为了提供这种平等开放分享的氛围。很多来参加培训官员的态度,从“反华”,变为“知华”、“友华”到“亲华”。不仅因为眼见为实,也因为被这种真诚所打动。插图/苏益

原标题：俄罗斯学者：发展中国家不能重复发达国家经济模式

　　 7月30日-8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第三届20国智库论坛”在北京举办。本次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与开放型经济”，中国经济网为合作媒体。图为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院学术主任、俄罗斯G20专家委员会常务理事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发言。中国经济网记者 裴小阁 摄

　　 中国经济网北京7月31日讯（记者林秀敏）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院学术主任、俄罗斯G20专家委员会常务理事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认为，中国、俄罗斯、巴西和拉丁美洲国家、东亚等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经济增长率上都超过了发达国家，但它们的社会福祉取决于发达国家。为此，发展中国家为了不受制于发达国家经济，不能重复发达国家的增长道路，而需探寻全新的经济模式。

　　 “因为发达国家的需求及其他国家的需求可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比如说金砖国家还有很多其他的G20成员国目前并没有面临严重的经济停滞状况，但他们也面临着一些财政紧缩。如果他们进一步追寻发达国家的增长道路，进一步重复他们的经济模型，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进一步遵循全新的经济模式，竞争和依赖共存。”他说。

　　 据悉，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第三届20国智库论坛”于7月30日-8月1日在北京举行。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院学术主任、俄罗斯G20专家委员会常务理事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出席论坛并发言。中国经济网作为本次论坛的合作媒体将全程报道论坛。

　　 以下是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院学术主任、俄罗斯G20专家委员会常务理事谢尔盖-德罗贝舍夫斯基发言全文：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是谢尔盖。

　　 在我的介绍中，我要给大家提一下G20任务方面的相关话题。G20在目前的框架下，我们是从2008年开始的G20。当时我们有华盛顿峰会，当时面临了全球的危机。全球经济问题和全球经济危机仍然是G20关注的重点问题。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和金融危机还要关注更加广泛的话题，在2007年我们开设了这方面的研究。

　　 当时我们面临可持续增长的危机和系统性危机，我们看到经济危机是自7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危机，我们要转向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和新模式，我们需要学术和经济界通力合作，当时没有人能够解释危机的走向和危机的核心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最优政策来解决危机问题。此外，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这个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是经济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危机。我们看到在G20模式下我们有全新的四位模式，其实现在我们不知道这种经济停滞增长，是不是那种学术界所描述的一种常态和假设，我们的增长率很低，发达国家的潜在增长率是很低的。

　　 此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问题。在这篇报道中，我们也看到过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在21世纪我们面临着重要的任务，中国、俄罗斯、巴西和拉丁美洲国家、东亚等国在内的所有国家，他们在经济增长上都超过发达国家。他们的社会福祉取决于发达国家，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经济停滞，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很低很缓慢，同时他们也面临挑战。

因为发达国家的需求及其他国家的需求可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比如说金砖国家还有很多其他的G20成员国目前并没有面临严重的经济停滞状况，他们也面临着一些财政紧缩，如果他们能够进一步追寻发达国家的增长道路，来进一步重复他们的经济模型，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进一步遵循全新的经济模式，竞争和依赖共存。竞争主要是指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比如说新的国际组织，他们也在存在相互竞争的态势，他们可以通过相互竞争带来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因为我们要关注他们的政策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第二，独立。这主要是指本国的经济政策应该相互独立，对于G20可以起到协调作用，来彼此沟通本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一些一体化的模式。我们在布里斯班提出了一个增长计划，对于政策制定者这个规划很有意义，我觉得对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他们实现了成功，他们也通过了这样一个布里斯班计划。第一年这个计划并不是特别的成功，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实施了这一计划。因此，对于G20我们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让所有的国际组织、国际机构能够相互见面来讨论他们的政策。我们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战略来让他们彼此相互扶助，帮助我们促进经济再增长，实现经济再度可持续增长。

　　 （发言文字由论坛组委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