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感悟 新锐观点 任务挖掘 争论热点
社会世相 民心民愿 监督反腐 揭露冤案
以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
期数：2013年第10期
& &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班子能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一直是海内外舆论猜测的热点。今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给一段时间以来的猜测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告诉人们，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不仅坚持走改革开放路线，而且步子还将更大，更稳健。
& & 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将有两大重点，一是会主攻金融体制国际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具体改革目标就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二是会改革一系列审批制度，为全国各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符合国际规范的法律、规则等公共品。
& & 这两大改革是令人向往的，但不容易。多年来，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部门曾经以不同的方式试图突破，一直未能如愿，这次要想一举成功，难度可想而知。所谓&难度&，主要是一些重要的管制和审批环节不易放开。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政府一度放宽过某些管制和审批制度，结果造成了部分经济领域的无序混乱，最终不得不收回。现在重提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能否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程序，又能维持有序的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以建立&自贸区&作为新一轮改革的切入点。
& & &自贸区&设在境内关外，与区外其他地方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区内探索未成熟之前，不会轻易辐射区外，以免影响大局。一旦试验成熟，又可以移植区外，推广全国。这无疑是一个以开放推动改革的格局。问题是，&自贸区&拥有的相对独立性到底有多大，这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许多改革措施牵涉到国家层面的利益关系，牵一发就会动全身，远远不是一个&自贸区&可以消化得了的。就算审批制度在区内强行放宽，谁又能保证放宽之后产生的后果不会辐射区外，搞乱全局，制造麻烦。就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为例，彻底放开，直接实行自由汇率制当然省事，但也就意味着全面解除跨境资本流动管制。可能因此失去反洗钱、反恐融资、打击避税天堂、监控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保护国家金融安全、实施宏观审慎管理等等的屏障。因此，即使在区内也不可能完全放弃资本管制。
& & 由此可知，自贸区的改革也不是随心所欲，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很多时候，还需顾及国内大局和原有政策，这也是新一轮改革最大的难点。不过，中央无疑已经下定决心，就从上海自贸试验区起步，无论有多大困难，都要迎难而上，务求通过既大胆又审慎的尝试，探索一条成功之路。因为，除了为国内改革开路，上海自贸区的启动还与国际局势相关。在亚太地区，新加坡一直以来之所以能够保持世界第一大港地位，除了优越的地理环境，最主要的就是他们拥有一个自由贸易港，而上海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个条件。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其健全稳定的自由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制是更重要的原因。近年来，随着周边地区经济的崛起，香港原有的经济优势有所缩小，政治上如果不能继续保持稳定，其亚洲金融中心、服务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就有可能逐渐下降。反过来看，上海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媲美新加坡和香港，差距只在未建立可与世界接轨的自由贸易港体系，如能迅速改革，迎头赶上，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服务中心和航运中心之一，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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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豆网网友近日为您收集整理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及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doc的文档，希望对您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以下是文档介绍：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及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doc 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及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启示张龙(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摘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与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原因十分相似,即尊重客观规律和避免政治危机的出现。而新经济政策夭折的原因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瓶颈阶段的困境又十分相象,即受意识形态的禁锢和缺乏相应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剖析新经济政策夭折的原因对于坚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具有深刻启迪,适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持续深入发展,解决民生问题,避免社会危机,从而推进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全面、稳定发展。关键词:新经济政策;政治体制改革;启示一、出台新经济政策的过程解析新经济政策的出台经历了领导人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其中伴随着农民的抗争,以致政治危机的出现倒逼国家出台新的经济政策。第一,领导人认识过程追溯人们通常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第一次明确将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记录下来的文件是 1921 年 2 月 8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起草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初稿的开头写道要“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来源：淘豆网[/p-9465638.html])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1]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在1920 年 12 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农民的这些要求,建议制定农民可以把完成了国家义务后剩下的粮食来自愿换货或者按照商议好的价格出售的粮食政策。列达托洛茨基早在 1920 年 3 月就向中央提议改变对农民的政策。他断定余粮收集制不仅破坏了农业,而且险些彻底破坏了国内的整个经济生活,无论怎样加强征收部门的工作都不能得到所需的粮食数量。然而尤拉林在 1920 年 1 月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建议取消余粮收集制,实行比余粮收集制低一半的实物税,通过自由交换的办法从农民那里得到余下的全部粮食。而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原孟什维克拉林更早在 1918 年春,连同其他一些国家负责工作人员就坚决反对建立粮食专政。他们在 年间用农民更能接受的经济关系体系和恢复自由贸易代替粮食专政的多次尝试中一直担当着主要角色。可见,习惯于把伟大思想与伟人联系在一起的思维定势往往是不靠不住的。领袖至(来源：淘豆网[/p-9465638.html])上现象是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革命风暴、大动荡、不成熟的民主和群众愚昧论的典型产物。第二,农民的呼声为起草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法令而使用过的文件证明,当时列宁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这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经济的措施的决定。但多数共产党党团成员仍然非常保守,很多党员认为,1919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的同中农建立联盟的方针是错误的,他们的任务仍然是“同农民和资本家维护(或恢复)商品生产的各种尝试进行斗争”。[2]即使对农民境况表示极大同情的米伊加里宁也十分肯定地说,如果自由贸易得到批准,“那么我相信,用不了两年,我们将不得不再进行一场革命来反对新生的资本家”。[3]但事实是只要存在个体经济,市场就不可能消失。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客观要求是农业生产者的一贯口号。即使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市场也以一种畸形的、半公开的形式存在着,为了刺激农民经济,就必须限制余粮收集制,从而把余粮收集制变成类似税收的形式。类似情况在斯摩棱斯克省 1920年夏秋就发生过,当时那里实行(来源：淘豆网[/p-9465638.html])了一种独特的最低限度的新经济政策。党和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农业中即将爆发一场灾难。1921 年 1 月,粮食和运输形势骤然恶化,国内战争有再度升温的危险,从复员兵中获得了补充力量的农民起运动不断扩大就是证明。一些部队的情绪变得不安起来。此时,多数党员才明白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不仅要靠国有工业,而且要靠农民商品经济和市场。著名学者和国务活动家恩奥新斯基在 1920 年 9 月 5 日的《真理报》上承认,粮食政策是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农民经济只有在公开的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有活力。后来这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成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此时列宁作为真正的革命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作用充分表现出来。列宁和多数领导人是冒着激起大多数党员不满情绪的危险通过新经济政策决定的。他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纳入新经济政策的轨道,正是由于这一政策使此起彼伏的武装冲突得以平息下来。因为此时列宁已经深刻认识到:“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4(来源：淘豆网[/p-9465638.html])]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像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5]我们之所以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退到租让制、退到商业上去,是因为“在我们现在这种经济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不能恢复同农民应有的联系;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有革命的先头部队向前跑得太远而脱离农民群众的危险。革命的先头部队就不会同农民群众结合,那样就会葬送革命”。[6]第三,政权危机的逼迫然而能让俄罗斯联邦这一“统一的军营”转向新经济政策,经济合理性这一“砝码”显得太轻。党的领导人一直确信利用“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是可以奔向社会主义的。1920 年 5 月,尼伊布哈林在自己的著作中说,“无产阶级”对所有“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不管听起来是多么离奇,都是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人的方法”。[7]当托洛茨基在 1920年 3 月提出的建议遭到列宁的极力反对并在党中央以 11:4 被否决后,他也便很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而且还积极投身于习以为常的军事化和强(来源：淘豆网[/p-9465638.html])制性运动中。经济需求又加上政治危机,这时才可以说具备了放弃“战时共产主义”的一切条件。改行新经济政策归根结底是布尔什维克自我保护的本能,即力图保住政权在起作用。在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期间,由于富裕农民感到自由贸易有好处,所以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居民在 1918 年跟着***走。在动员农民参加红军时逃避义务的行为经常发生,而且那些逃避义务的农民直截了当地声称:只要宣布贸易自由,我们就去服役。贸易自由成为产粮省份中的一些省、县苏维埃 1918年春同中央政府发生争斗的直接原因。农民警告说,如果政策得不到根本改变,还会出现几十个别的弗兰格尔,国内战争还将继续下去。粮食问题以及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使很多党员深感不安。海军作战指挥部委员Π.博伊科夫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对农村采取的这种政策将使我们的革命付出极大的代价,对此我们必须心中有数。但通常等我们醒悟过来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看来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酗酒成风,家庭酿酒成患,咒骂当局,‘共产党员’一词成了骂人话……”[8]。 H.科尔恰什金(来源：淘豆网[/p-9465638.html])在 1920 年 6 月寄给中央一封长达20 页的信中说:革命危在旦夕,革命走得太远。必须彻底改变现状,首先应立即解决粮食问题。如果不改变粮食政策,革命必遭夭折。“两年多来人民在苏维埃制度下忍饥挨饿,而被夺走粮食的人势必会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将投奔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从而延长国内战争。”“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主要在乌克兰进行的内战才能结束”。[9]这说明,必须向农民的要求作出让步,用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非暴力手段吸引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可见新经济政策最终登上历史舞台当然不是取决于成功地表达出来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取决于经济危机,而是取决于社会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资产阶级地主的***被抛进黑海之后,拥有一支由农民组成红军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的是人数众多的对国家粮食政策心怀不满的农民。二、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探析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不是偶然的,它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加上当时左倾意识形态的禁锢,又没有伴随以相当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导致这一新生的经济政策流产。第一,新经济政策的自悖性从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来源：淘豆网[/p-9465638.html])一开始,其经济机制的形成就朝着以国家的价格和税收政策为基础调节国家工业与农业交换关系的方向转变。正是在个问题上交错体现出所有主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相互关系、农业和工业相互联系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分配、稳定实际工资和切尔文、限制并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环节是通过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把国有经济成分同小农济结合起来。由此产生了过去没有过的一系列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在整个新经济政策历史中都是把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中去,这种转移在 1923 前表现为实物税,而后则表现为通货膨胀。成功实行新经济政策方针的主要困难,就是创造有利于工业资本积累和有利于发展工农业经济交换关系的条件。调节国家工业和农业之间交换关系的问题从 1923 年就开始变得十分紧迫,当时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严重背离,使国家不仅陷入经济困难,而且陷入了政治困境。由于降低工业批发价格的运动,1924 年底工业价格总体指数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但距离工农业交换关系的完全平衡还很远。投资是否过度是新经济政策方针能否成功实(来源：淘豆网[/p-9465638.html])行的重要条件之一,由于没按这个要求去做,阻碍了国家工业和农业间联系的发展。事实上,出现的经济危机反映出不断增长的工业对农产品的需求与现在的以低于供销平衡价的价格出售的工业产品的供应量之间不协调。换句话说,规定低批发价的政策,造成了人为的贸易活跃和市场容量增加,给国家经济引来大量投资,但国民经济却无力使用它,而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商品率低下。由此可见,倾向于加速发展重工业的论据愈多,在整个工业化期间保留新经济政策的良好愿望实际上就愈难实现。这种忽视保持平衡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和分配的国家垄断形式和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那么,国家政治领导的“左右”摇摆和无穷的带有悲剧色彩的派别斗争,以及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这种斗争导致共产党内建立的专制政权制度就可以理解了。第二,意识形态的禁锢苏俄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在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普遍不满情绪的巨大压力下实现的,而不是修改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则的结果。新经济政策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指望通过迂回的、同资产阶级多数居民妥协的方式(来源：淘豆网[/p-9465638.html])来达到既定目标。但在新经济政策年代,“阶级斗争理论”这一意识形态一直笼罩着整个国家。思想对立的必然性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头一年就已显露出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实行新经济政策空间有多大可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思想辩论。以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代表的“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广泛传播,有人提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要求。但经济改革仍然不得不倍加小心地去努力适应意识形态的外衣。经济问题讨论的术语简直像是战报。不与农民结盟而失去政权和国家经济完全崩溃的威胁,似乎由于对农民的姑息、农民中出现的某种经济独立性和自由而消失了。但是议论自由使布尔什维克主义面临的威胁更加严峻:丧失对群众的思想影响,削弱思想的约束力。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后几年,国家便加强了对国内经济生活的干预,又重新开始实行从外部、根据计划任务管理企业的办法,对商业的有计划的干预也逐渐加强。新经济政策使私营商业得到迅猛发展,但不久就开始实行排挤私营业主的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头两年还主要是控制市场价格,而1923 年秋的销售危机则使国家直接调节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批发价(来源：淘豆网[/p-9465638.html])格和零售价格。国家对国内经济生活的垄断趋势和干预的加强,导致官僚化和建立庞大的分配机构,导致政治权力愈来愈与经济相结合。这不仅极大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而且也降低了国民经济的生产率,建立了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极大的分配体系。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意识形态上的“颠倒黑白”。凡是反对国家硬性调节价格政策的观点和意见均遭到批驳并在思想上受到压制,认为这些观点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思想。实行固定价格以及由国家硬性调控的必然后果是:市场分裂成官方的紧俏商品市场和投机的影子市场;投机、受贿和***猖獗;社会分裂和对立。在社会动荡和革命之后展开了坚决的、毫无意义的残酷斗争,直到对受贿和投机者实行死刑。这场斗争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所提出的好像会给穷人和广大消费者以令人感动的关怀这一高尚目的。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税收的不断加重(通过价格)被解释成是为完成向光明的社会主义未来跃进积累资本的任务,是为同私人资本作斗争。可在自由经营的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农民的社会分化引发了愈来愈强烈的思想对立。阻止农民经济的自发演变以净化意识形态的观点愈来愈占据优势。同城市的私营业主和农村的富农的思想斗争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当时城乡的社会气氛已开始紧张,即将来临的剥夺富农并实行集体化来消灭城市的私人经营这种雷雨前的乌云,在新经济政策发展最为炽热的时候即20 年代中期,就已变得越来越浓。这是愈来愈强化的经济政治化的必然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人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汲取了教训,但是并没有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治统治模式,而是使其彻底现代化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里要大得多,选择其他发展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三,未建立相应的政治体制予以巩固新经济政策的不幸在于经济改革没有及时地用政治改革来巩固。列宁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关系的过渡要求在政治、社会和行政管理各领域实行相应的改革。1921 年 8 月列宁在谈到改革政治关系的必要性时说:“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很可笑的。”[10]但是这一思想并未被党的领导层接受,就连列宁自己在实践中仍然遵循旧的口号。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这种政治体制被正式称作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本身也逐步地、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形。对意识形态实行垄断,取消政治多元化,排斥反对派和异己思想。在国内战争获得胜利的影响下,强制和暴力作为建设新社会的手段不仅不受禁忌,不仅用来对付革命的敌人,而且用来对付那些没有觉悟的、持怀疑态度的社会成员。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一点没有改变,党依然垄断着所有的国家机构。“党专政”不仅表现为对国家机关的发号施令和把党在人民生活各个领域内的政策强加于国家,而且还表现为给予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上层”以特权。在住房、医疗以及子女的培养和教育方面给他们提供保障。党的负责人还可以得到定量配给食物、全套服装、到克里米亚疗养或到国外治病、在司法上享有特权等待遇。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刺激了钻营分子追逐官位的行为。“党专政”是政治制度改革的障碍。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客观上要求政治上实行改革,领导阶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同时它又阻碍了这一改革。国家最高管理机关人民委员会僭越最高立法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职能的不正常状况在新的条件下变得越来越明显。新经济政策要求相应的法律作保证。但是国内战争期间形成的“革命法制”观念依然未变,这种观念的主要依据是看法令与党的意识形态和认为法律具有阶级性的观点是否一致。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国内战争时期制造了无数的***事件和大规模的非法迫害事件,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仍然如此。于是 1929 年 11 月 10-17 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宣布了“坚决同富农作斗争,根除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迅速地把贫中农个体经济联合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以及为发展有计划的城乡产品交换准备条件”的方针。[11]自此,联共(布)党的正式文件中不再提及新经济政策。却大肆宣扬“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加剧”、“全面民开社会主义进攻”等论点。新经济政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暂时的、不情愿的、被迫的退却,是向资本主义的让步。只要一有机会,这种让步就应收回,回到共产主义的经营原则上来。新经济政策时期,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改变。政治领域的改革比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更早收场。三、新经济政策终结的现实启示列宁在晚年在 1922 年底至 1923 年初写的系列文章中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他在文章中建议:放弃经济领域中的行政命令方法,在经济中利用“流转”、“竞争”等市场原则,消除政治局不受监督检查的状况,限制总书记的权力,实行党政职能分开。不吸取新经济政策夭折的教训、不深入领会列宁最后进行的普通社会学的、社会政治的、道德与管理的和富有预见性的探索的潜在内涵,我们就不能领导一个大国,不能胜任建设新型高技术社会的复杂任务。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已成为共识。我们必须适时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才能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第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我们的经济增长依靠的是要素投入,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这种增长模式导致用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医疗、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以及其他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福利投入不足,人们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和实惠;对资源实行掠夺性开采,严重破坏环境;因拆迁、土地侵占而引发的公权与私权的矛盾与冲突直接威胁着社会稳定;严重的***问题使得“社会各阶层感到不公和‘仇富’,造成社会分裂”;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阶层、群体之间越拉越大。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2]这些弊端的总病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而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13]在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下,许多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只向上负责,几乎不受横向的监督与制约,漠视辖区民众的具体的利益诉求;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为了 GDP 增长,掠夺性地开采资源而不顾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那些不能马上增加 GDP,但能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以及社会保障等福利则缺乏投入的动力。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急需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身规律和民众的价值诉求要求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只有通过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保障。第二、民生问题和社会危机凸显呼唤政治体制深化改革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困境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可能产生社会动荡。就目前来看,物价猛涨、官员***、分配不公等问题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这些社会不满及宣泄对象逐渐集中于现行政治体制、甚至是党的领导。纵观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许多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不相适应的问题。存在着明显的结构失衡问题,经济发展过快,社会发展缓慢,政治发展明显滞后。这种失衡使得民生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体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及时解决,反而越积越深。在这些体制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中,许多都与政治层面的问题有关。尤其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的制度一直短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建立起比较健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有的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等主要在城市很小的范围内。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他们人在城市,却仍然过着农村人的生活。面对城市的物价、医疗、教育方面的高收费,他们的低收入根本支付不起这样的生活,抵抗不了任何风险。这些弱势群体迫切需要国家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而恰恰我们却不能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在政治生活中,如果公众利益的表达渠道不畅,形式过于简单,即使公众利益得以突出,但是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弱势群体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受损以后又缺乏正常的诉求渠道,就不会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补救,就有可能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超出了民生的范围,酿成社会危机。执政者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主动地积极调整自己,改革政治和行政体制,转变执政和治理的理念和方式,满足人民的最基本需要,否则即将使其社会管理失去其合法性。3. 必须实行整体的综合配套改革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成功实现了产品的市场化,但是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能源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仍然很低。要素价格的扭曲、流动的限制导致资源分配和使用低效、经济结构失衡和收入差距扩大。改革之舟已行至中流,矛盾和弊端已暴露得足够清楚,所应采取的措施也显而易见。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能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解决民生问题,避免社会危机,其本身也同样需要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来推动。我国的改革如果不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配套、协同推进,就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与运行体制。因政治体制改革实质就是对权力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衡,而这也就意味着某些权力主体将丧失某些既得利益。而在我国,权力主体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织策划者、推动者和具体操作者,又是被改革的对象。这就像新经济政策一样陷入了改革的逻辑悖论。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自己实施改革,往往陷入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又成了各方争夺利益的工具。这种自悖性的逻辑需要来自本体逻辑之外的推动力,这就是整体的综合配套改革。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各个方面需要相互配合,偏废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导致所有其他方面的全面失败。所以中国的改革急待统筹、持续、全面深化。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必然要求,只有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参考文献:[1]列宁全集(第 4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 4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米伊加里宁.自由贸易造就新资本家[N].俄国农民报,.[4][5]列宁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5.[6][10]列宁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7]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8][9]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第 17 全宗,第 65 目录,第 251卷宗)[M].124-134.[11]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4 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3]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8-289.播放器加载中，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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