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卜楞寺“道得尔”：安多藏区神秘的佛殿音乐
拉卜楞寺喇嘛表演道得尔音乐《迎宾曲》
　　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拉卜楞寺所独有的藏传——“道得尔”有着独特的传承和近300的历史。
　　据研究人员介绍，拉卜楞寺所独有的藏传佛教音乐——“道得尔”是藏、汉文化的一种特殊混合体，充分体现了藏、汉两个民族文化的密切交流与融合。
拉卜楞的佛殿音乐自产生200多年来，以其优美舒缓的色调、典雅肃穆的旋律、鲜明规整的节奏、深沉淳朴的风格，深受安多地区广大藏蒙人民的喜爱，具有浓郁的宗教风味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保留着我国古代藏族宗教、民间音乐和清代宫廷部分乐曲的古老风貌，为后人研究安多地区藏族的历史、风俗习惯、语言文学以及音乐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道得尔”源起
　　“道得尔”乐队实际上是一个宫廷礼仪乐队，其主要的作用是为嘉木样活佛的正式活动(如上殿、讲经、宴请、出行、迎送贵客等)伴奏。“道得尔”音乐是藏、汉文化的一种特殊混合体，充分体现了藏、汉两个民族文化的密切交流与融合。
　　据研究者介绍，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颇有来历。据《汉藏蒙关系史概要》记载：早在十七世纪中叶第一世嘉木样活佛从西藏东返途中，随从僧人要求奏音乐，嘉木样说：“按佛规是不应当奏音乐，你们要奏就奏吧。”于是随员们煨桑祈祷，烧香叩头，便奏乐自乐。翌年四月，亲王与嘉木样一行辗转各地择址，最后决定在大夏河岸的扎西奇地方创建寺院。
　　1711年底，闻思学院僧称大经堂下式建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在典礼上，由几人组成了乐队奏乐示庆，这便是拉卜楞寺佛殿音乐乐队的雏形组织。以后，经历世嘉木样的组建、扩充，特别是到了第四世嘉木样的时期，移植了清朝殿廷的音乐和内地寺庙的音乐，使寺院乐队逐渐趋于完善，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五世嘉木样丹贝坚参组织人员演出藏戏，由拉卜楞寺乐队伴奏。自演出后在拉卜楞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应。
　　据甘南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拉卜楞寺佛殿音乐是专门为寺主嘉木样大师起居和举行盛大典礼时的奏乐，在安多地区俗称“道得尔”。拉卜楞寺佛殿音乐
“道得尔”的主要演奏乐器有：九音云锣、笙、管子、骨笛、钹等。演奏乐器的演奏员从拉卜楞寺院的六大学院僧人中选调，即闻思学院(大经堂)10人，其他五大学院各2名，除此之外，再从僧人技艺高超中选出第21人。
　　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变迁和“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原本在古代藏族民间和王宫中的传统音乐逐步转化，仅限于寺院的各种宗教场所之中，所以现在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将其称为“佛殿音乐”较为合适。
　　基本特征
　　多姿多彩的传统民族乐器在民族地区的广泛应用，是古老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它不仅为我们研究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为祖国音乐文化增添了辉煌的民彩。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乐器与日常生活、生产、民间歌舞、技艺、体育等诸项活动的密切关系，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道得尔”最显著的特点是使用汉族乐器——管、笛、笙、云锣，而乐曲，则汉、藏兼有，其中的汉族乐曲，也都带有某种藏族风格。乐队所使用的乐谱，亦颇具特色，是用同音藏文记录的在中国汉族广大地区曾广泛流行的“工尺谱”。拉卜楞寺“道得尔”乐团曾参加国内许多重要佛教活动，并曾出访法国、比利时、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圣佛洛朗艺术节”，赢得广泛赞誉。
　　据甘南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拉卜楞佛殿音乐“道得儿”的基本特征有以下两个方面：拉卜楞佛殿音乐“道得儿”从整体上看大多数传自西藏是纯粹的宗教乐曲，如：“浪麦”、“仰保”、“央移”、“嘛呢”。这些乐曲，历史久远，也有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受到较深的民间音乐影响。此外，部分乐曲来源于内地寺庙和殿廷，如“”和“万年欢”。四世嘉木样从五台山带回了一些曲谱，其中“五台山”流传至今。拉卜楞佛殿音乐“道得儿”乐队演奏的乐曲至今还完好保存的有“姜怀希索”、“万年欢”、“五台山”、“孝卡玛尔”、“喇嘛丹真”、“智钦嘉居”、“仁钦恰尔帕”、“堆澎”、“巴华尔”、“投吉钦宝”等十几首。
　　独特法会
　　佛教传入雪域这块神奇的土地之后，对整个藏民族的生活习俗及各个方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诵经拜佛”、“烧香叩头”等佛事活动，已成为普遍现象，然而这些活动往往与佛殿音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全寺六大学院的宗教活动，无不有音乐伴奏，按佛事活动的范围大小，其佛殿音乐也不同。据甘南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在藏区“道得尔”音乐艺术的各种表演活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活动包括毛兰花木法会和七月法会等。
　　毛兰花木法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晒佛节，这个法会于每年的正月十三午前举行。在法会举行的当天，有数百僧众列队，装扮一新的“花身土地”领先，边跳边舞，器乐齐鸣，众僧抬大型唐卡画到寺南山处举行晒佛仪式。法会的乐队由8人组成，其中包括：云锣两人，法螺两人，钹两人，鼓两人，每年的正月十四午时在大经堂前广场跳法舞。其乐队由20余人组成，包括：击鼓11人，击钹8人，吹大号4人，吹骨笛4人，场面甚是宏大。到了正月十六，众僧抬着铜制鎏金弥勒佛塑像，在乐队伴奏声中，绕寺一周。正月十五晚，举行酥油花灯会。当晚大经堂前展出制作精美的各色酥油花，佛灯照耀，僧众诵经，乐队伴奏佛乐，直至深夜方告结束。
　　除了晒佛节，在藏区比较流行的法会还有七月法会。这个法会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十五举行。据甘南州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七月法会最为隆重的是七月初八。当天中午时分，大经堂前广场坐满僧众，在乐队的伴奏声中，跳法舞者翩翩起舞。
　　传承与发展
　　安多地区，是藏族历史上颇负盛名的佛教后弘期之策源地，这里拥有特殊的宗教地理、奇异的人文景观以及雄厚的宗教基础。尤其格鲁派跃居藏传佛教的统治地位后，安多地区便成了格鲁派的重要道场，寺院林立，形成了以青海的四和以甘肃的拉卜楞寺为母寺的寺院网络系统，从而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歌舞音乐，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更为宗教寺院所拥有。
　　拉卜楞寺的“道得尔”乐队形成以来，经过29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管乐、打击乐、弦乐组成(骨笛、笙、管子、云锣、钹、鼓、扬琴、高胡、四胡、)为特点的藏族佛殿音乐。由殿廷礼仪音乐发展为寺院佛教音乐，成为寺院佛事活动(如上殿、讲经、宴请、出行、迎送贵宾等)伴奏，发展延续下来，形成了拉卜楞寺独有的文化形态。
　　拉卜楞寺“道得尔”乐队系国内为数很少的寺庙乐队，并且具有独特的韵味。拉卜楞寺“道得尔”乐团曾参加国内许多重要佛教活动，现今拉卜楞寺佛殿音乐也因其神秘色彩和浓郁的宗教氛围，而走出寺院，出访法国、比利时、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圣佛洛朗艺术节”，赢得广泛赞誉。
　　研究者认为，拉卜楞寺佛殿音乐，是以浓厚的宗教意识和鲜明艺术特性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藏族音乐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经过数百年的创新和演化，以特有的音乐语言、象征和暗示等艺术表达方式，借以说明抽象的宗教教理，让宗教信仰者们从中感受和体验那神秘莫测、高深虚幻和神性，达到虔信教义、敬畏神灵的目的，成为僧俗众生心目中最神圣的音乐。（瞿学忠）
来源：佛教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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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安多藏区文昌神信仰的祭祀仪式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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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藏区宗教祭祀是非常盛行的，无论是高僧大德还是普通民众都深知祭祀的重要性。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祭祀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安多藏区由于独特的人文历史环境，使得这一地区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文昌信仰文化及与之相联的独特的文昌祭祀仪式。本文通过多种视角，试图系统的论述安多藏区文昌信仰祭祀仪式。主要以安多藏区文昌信仰文化为切入点，分析和解读其信仰的祭祀仪式及其特点、功能等。 中国论文网 /1/view-6585594.htm　　关键词：安多藏区 文昌信仰 祭祀仪式 　　中图分类号：B9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X（0-02 　　独特的人文环境与自然地理条件，孕育了藏民族独特的文化。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几乎将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投入到自己所信仰的文化事业上，因此，才形成了如此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海南地区作为藏区聚居区由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艺术文化、习俗文化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至今仍存在并一直影响着当地藏族生活方方面面的文昌祭祀仪式。文昌信仰，一般指对文昌帝君的信仰。文昌帝君又被称为文昌神、文昌爷、梓潼帝君、文曲星或文星，人们视其为主管考运、掌理世人禄籍的神。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传入青海海南地区，并成为当地独特的文化个案。在青海海南藏区文昌被称为“”意为地方神，在这里文昌信仰被赋予了不同于汉族地区的其他含义，文昌的形象、传说发生了一些改变、神职范围被扩大，同时祭祀仪轨也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本土化的特点。 　　一.海南地区文昌信仰的历史源流 　　文昌信仰源远流长，从早期的星辰崇拜，动物崇拜到后来成为具体历史人物，其间经历了很长的演化过程，对人们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文昌信仰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梓潼神，即梓潼供奉的地方神，一个是早期人类社会存在的星辰崇拜。人是创造文化、传播文化的主体，文昌信仰作为民间信仰和道教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人口的迁徙、民族的融合以及当地特殊的人文环境而传播到到海南地区的。在历史上从明朝起汉族开始大规模的迁徙到安多地区，各民族开始大杂居，文化也开始相互融合，文昌信仰作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是随之传入海南藏区的。宗教信仰的传播还与传播者自身的素质与影响有关。文昌信仰在海南地区影响广泛，藏族活佛的介入也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元朝以来，许多青海的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或受朝廷的邀请，或纯属个人行为到过中原腹地，他们是汉地文化最早的接触、感受者，后来也可能成为异族文化的接受者和宣传者。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文昌信仰才得以开始在海南藏区传播发展。 　　二.安多藏区文昌信仰文化中的仪式解读 　　“祭祀是宗教信仰者与信仰对象、人神之间进行交际和沟通的行为方式，表现了人对神的感情和态度，信仰者通过这样的宗教行为与其所信仰的神圣对象打交道，求得神的帮助来达到和满足自己的目的和需要”。[1]而祭祀行为主要由祭祀对象、祭祀主体、祭祀的供品三个要素构成。在文昌信仰传入海南藏区后与当地本土文化相融合，无论是祭祀对象、祭祀主体还是祭祀的供品都表现出不同于汉地的一些特点，人们通过实践这些仪轨，同超自然的力量进行对话、沟通求得神对人的保佑以及凭借神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据调查：海南藏区文昌神的祭祀仪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1）、日常祭祀 　　对信徒来说，献供祭神已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多家庭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煨桑 [2]，念诵文昌神祭祀文，祈求文昌保佑，然后从事其他事情。每逢“十五”[3]等重要的宗教节日以及家人要出远门时人们总是要去文昌庙，祈祷煨桑，祈求文昌保佑。海南藏区文昌的祭拜仪轨显示出汉藏文化融合的特点。通常一进文昌宫门，无论汉、藏群众都要先购买香裱、酒、哈达等，然后到煨桑炉前燃烧香裱、煨桑，并按顺时针方向围绕煨桑炉撒酒水、念文昌祭祀文。这些祭品藏族群众往往会自带。汉族群众还要上香、燃放鞭炮，很多藏族也这样做。在攀石阶到大殿时，很多人都自觉沿右侧上行，藏族更是严格遵行。到了二平台大殿，拜过正殿的文昌神，依然按顺时针右旋方向逐殿供拜、磕头，然后再回到正殿求签，求签过程与别处没有不同，汉族主要问求学、就业、升职等，藏族则经商、生子、平安无所不问。卦文也分汉、藏两种文字。在拜完文昌庙后还要去庙的后山上撒风马，挂经幡。 　　（2）、血祭 　　血祭，又称荤祭或生血祭，一般是指宰杀牛、羊、鸡等动物作为牺牲来敬献给神灵的一种祭祀方式，是苯教常见的一种祭祀方式。随着佛苯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宗教文化的不断变迁，这种祭祀方式也逐渐成为藏族宗教仪式中的一部分。而在文昌信仰传入海南地区后与苯教和藏传佛教相融合，同样也吸收了很多苯教和藏传佛教的祭祀仪式，其中既有佛教的祭献供品的仪式，又有苯教的牺牲贡祭仪式，尤其是血祭已逐渐成为文昌祭祀仪式中的一部分。在海南藏区通常除重大事情外人们通常是不会采取血祭的方式祭祀的。据调查：进行血祭的一般是为升官、诅咒、消灾、求第等重大事情，而前来血祭的人大多为有钱的官员或牧民，因为人们的行为总是受到外部物质世界的制约。 　　三.文昌信仰祭祀仪式的特点 　　1.祭祀仪式本土化 　　（1）祭祀对象本土化 　　文昌信仰在传入海南藏区后，首先是藏传佛教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神灵体系中，然后才逐渐传入民间，被民众所信仰的，其祭祀对象呈现出本土化的他点。民间有很多有关文昌神来源的传说都是同藏传佛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认为文昌神是黑文殊菩萨的化身，“有关贵德贺尔加文昌庙的修建等都同藏传佛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4]，在文昌庙中供奉的神灵除了文昌帝君、王母娘娘等外还有火神、牛王、马头明王等藏传佛教的诸多神灵。 　　（2）祭祀主体和祭祀供品本土化 　　在海南地区文昌信仰的祭祀主体和供品也呈现出本土化的特点，前来祭祀的除了汉族外还有藏族、蒙古族等其他少数民族，而文昌坐像前堆积着哈达、绸缎，像前陈列着曼扎、酥油灯、净水碗、祭酒、馍馍以及十、十一世班禅大师像，偶尔也会有当地人献祭的全羊等。作为文昌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祭祀文和酬补经也是由僧人撰写的。由上述种种无不呈现出其祭祀仪式本土化的特点。
　　2.祭祀仪式具有世俗性和功利性 　　海南地区文昌信仰的各种祭祀是以满足人们各种现实的需求与解决现实的各种难题为目的。这也是文昌如此盛行于海南藏区的原因。民间祭祀是人们解决世间诸种难题、人力无法为的事情的一种解决方式。这与佛教的出世以及追求来世的观念是不相符的，它更多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问的实际问题。佛教的精神追求对藏人的影响是深刻的，但人总要生活在今生的现实生活中，忙碌于各种世俗的事情。所以佛教不能满足藏人日常琐碎的世俗需求，民间祭祀活动就弥补了这种不足，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人力无法为的事情，是非常务实的，文昌祭祀与来世没有关系，都是为了今生的生活幸福，所以带有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 　　四.文昌祭祀仪式的功能 　　文昌信仰自传入青海海南地区以来，与当地的本土宗教相融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宗教的社会功能时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包罗万象的刚要”①[5]。它对当地产生的影响是多面的，而其显现出来的功能也涉及很多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1.强化宗教信仰的功能 　　文昌神作为主管人间功名利禄的神，在传入藏传佛教气息相对浓厚的海南地区后，被藏传佛教所吸纳，成为藏传佛教神灵体系中的一个地方神，被人们广泛信仰，在这里更是突显出了它的宗教信仰功能。在其祭祀仪式中无论是庙宇、神台的布置还是神像法器的设置、文昌祭祀文的念诵无不体现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景象，使仪式参加者时刻有一种如同神灵在身边监临的神秘感与神圣感，从而强化了信仰者对文昌帝君的信仰。据了解海南藏区在文昌庙内朝拜的群众，除日常祭祀的信徒外还有几种比较特殊的群体：一是每年在高考前，前来朝拜的众多学生，以求金榜题名；二是干部选拔前，前来朝拜的干部，以求升官发财。三是戒酒、戒赌者，以求达到道德约束和规范行为的目的；四是是生意人，祈求生意兴隆，抽签占卜生意盈亏。由此可以看出在当地文昌信仰不仅能够满足广大信徒的精神需求，使人们寻求到了心灵的归依，而且在行为规范、道德约束、强化伦理意识等方面凸现出了很强的生命力。人们通过祈祷、向文昌神诉说内心的渴望和祈求幸福美满的生活，就可以在信仰方面达到精神的解脱和超越，获得心灵的解放和升华――这样就为人们建立起了理想中的彼岸世界，成为人们正视现实、超越现实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2.满足精神需要的功能 　　“人们举行宗教仪式，总是以为他们的某种欲求无法用自己的力量促使其实现，只得寄希望于一定的仪式行为而求得神助或神启”[6]，文昌祭祀活动是在一个到处都有无数神秘力量在经常起作用的世界中活动。人们将现实中无法实现或无法轻易实现的事情，诉诸于文昌帝君，这在精神上是一种寄托和安慰。如果现实中人们被无法治愈的疾病困扰时，人们认为触犯了神灵，向其赎罪，以求文昌帝君保佑，希望治愈疾病，在精神上人们得到慰藉，认为得到了文昌帝君的保佑，疾病就会治愈。文昌祭祀是当地藏族人对文昌神的依赖感的表现形式，人们在完成祭祀行为后，心理对未知的恐惧得到缓解，消除焦虑、安全感得到满足、显得更有自信，相信未来事态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是祭祀行为在人们心理方面发挥的能动作用，满足了个体精神的需求。 　　3.团结社会群体，整合行为模式 　　“宗教仪轨是把个体连接起来，组织到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凝结剂，它可以规范化个体的行为和情操，形成社会秩序”。[7]文昌信仰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道德教化、社会控制、行为约束、精神信仰、文化传承、道德塑造、文化教育、政治辅助、经济助剂等方面。文昌信仰同当地的经济、政治 、科学、 教育、文化、艺术、 伦理、心理以至风尚习俗交织在一起， 一方面对当地人民的伦理道德、信念情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人们通过对文昌神的祭祀仪式，使信教群众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围绕着神圣的信仰而不断规范化，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作用和充当广大信徒的自我约束的社会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对当地文化、经济等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昌信仰在海南地区传播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向当地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不断吸收佛教的教礼内容，提炼出的藏传佛教神的神格和道教科举神的职司，使其核心内容蕴涵着当地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礼念和最需要的功利，从而实现着现实性与有效性的双重功能，由此他获得了当地各民族不分阶级，不分等级的普遍认同，成为一剂黏合剂，为社会秩序的稳定贡献自己的一份努力。文昌信仰也因此而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完善民间社会的自组织功能，对社会的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正如：贵德河西文昌庙前得碑文所载《文昌帝君阴骘文》：劝人行善积德，惩恶扬善，广为流传。帝君曰：“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依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人。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千祥云集”。 　　五.结语 　　文昌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它起源于民间，人们对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文昌信仰的基本动力。而它的祭祀仪式斑驳杂离，呈现出包容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在其传入海南藏区后在多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它又呈现出不同于汉地的一些特点，即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存、共融的多元崇拜现象。一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时，必须与其他文化相互吸收、整合、调适，才能有所发展，而文昌信仰作为信仰文化的一部分也不例外。文昌信仰在传入海南藏区后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相融合，无论是从分布特点、祭祀仪式、建筑、塑像还是从信仰特点上来说都无不体现出当地本土宗教即藏传佛教的一些特点，即文昌信仰开始本土化。而人口的迁徙、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以及当地特殊的人文环境是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总之海南藏区的文昌信仰祭祀仪式作为藏人祭祀文化中一个特殊的文化个案， 对当地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即保持了其文化元素，也将汉族民间信仰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寓意融入到了当地的信仰之中，体现出汉藏宗教文化相融合的特色。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今世界，知识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文昌作为主管人间功名利禄的神，也被更多当地藏人所信仰，在其发展过程中已成为当地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秩序和人们的精神生活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注解 　　[1] 宗教学刚要 吕大吉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注：当地人会于每月农历初一、初三、十五等几个重要的宗教节日时到文昌宫内祭拜。 　　[2] 煨桑就是用松柏枝焚起的霭蔼烟雾，是藏族祭天地诸神的仪式。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p75 　　[6] 宗教学刚要 吕大吉 高等教育出版社 p142 　　[7] 宗教学刚要 吕大吉 高等教育出版社 p144 　　参考文献： 　　[1] 才让 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9 　　[2] 刘志群 西藏祭祀艺术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5 　　[3] 吕大吉 宗教学刚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12 　　[4] 丹珠昂奔 藏族文化发展史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 　　[5] 高梧 文昌信仰习俗研究 巴蜀书社 2008.1 　　[6] 看本加 安多藏区的文昌神信仰仪式研究 　　[7] 罗桑开珠.佛学原理概论.民族出版社， 2005 　　[8] 陈荣富.宗教礼仪与文化.新华出版社， 1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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