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小平说谁不搞改革谁下台
　　新观察
　　市场需要制度基础
　　尽管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经开始市场化改革。不过，经历了加有限定词的&商品经济&，一直到1992年，&市场经济&的名分才确定下来。
　　自此以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货币化，国有资产也可以进行交易，更重要的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获得了较大空间。这些因素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的财富也迅速增加。
　　整个九十年代，市场获得广泛的赞誉，只要经济领域出现什么问题，人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市场化。中国人对于市场经济的认同，超过几乎所有国家。
　　不过，仅仅十来年，市场的声誉就发生了一个翻转。大约从2004年开始，质疑市场、市场化、市场经济的声调陡然升高。人们不再认为市场化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人们看到了很多问题，权钱交易，贫富分化，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等等。既然这些问题出现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人们就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市场化改革。这种公众心态让那些曾经，并仍在为市场化辩护的经济学家，也顿失光彩。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并且确实出现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却不是市场化改革本身，而是组织这种改革的更大范围的制度框架。
　　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无非就是人们依据价格信号进行交易的机制。所以，一个集贸市场就是一个市场。这显然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官方的文件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建立作为一种安排经济活动之完整制度的市场经济制度。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立的，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比如，它是享有明晰产权的、平等的交易、合作主体，遵守某些基本规范自愿地进行交易、合作，政府对这些交易、合作活动的干预被限制在较低水平上，并且是依法进行的。要保证这些，就需要其他制度基础：法律上的平等，私人产权保障制度，法治，有限政府，等等。总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要正常地组织社会的经济活动，就需要以更广泛的宪政框架为前提。
　　不幸，中国在进行市场化的时候，并不具有如此完善的制度框架，比如，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尚不能真正自由地流动，农民对土地也不享有完整的权利，劳工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在如此条件下展开的市场化过程，很难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化。由此当然会导致市场机制创造出来的财富，并不能公正地分配。那些因为权利不完整而蒙受利益损失或者自认为丧失了机会的人，当然会对这样的市场化过程产生不满。
　　因此，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对中国还是一个未竞之事业。1992年确认&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大进步，今天则应当尽快地补上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政治、法律条件。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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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担任职位了，还有这么大的权力？
无本之木已经枯萎、无源之水已经枯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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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警告: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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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比封建皇帝还厉害。
小平还说：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这些人都过不好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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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被占留给后代解决，改革问题立即解决。急于快富，穷怕了。
改革有两种，一种为少数人利益，一种为多数人利益。为少数人的改革早晚引发社会动荡。邓说的改革属哪种，带路党说了不算，要问问多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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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2.145.*
谁打着改革的旗号贪污，谁就下台！谁打着改革的旗号， 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谁就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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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邓小平:谁不改革谁下台
　　 南方谈话 并不是一趟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的旅行,它的目标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确保改革的持续。 南方谈话 讲话正是中国此后16年历史的基因。这就是88岁的邓小平做到的事情:改变历史。就在1992年初邓小平出发南方谈话之前不久,前一年圣诞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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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书刊，个性订阅22年市场经济回顾：邓小平称谁不改革谁就下台
探究苏东剧变的原因日，座谈会开始进入第二个专题，讨论苏东剧变及其教训。此时距离中共中央十三届八中全会闭幕刚刚一周，会议决定次年四季度在北京举行中共十四大。江泽民事先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主持词：我们一定要牢牢扣住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经济没有搞得很好？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的经济基础比西方怎么样？有的差，有的还不差，为什么后来都不行？确实，与不但没有灭亡、反而更加繁荣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却陷于危机。1989年下半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崩溃。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垮台在波兰用了十年，匈牙利用了十个月，民主德国十周，捷克斯洛伐克十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用了十个小时。唯一幸存的苏联也因为“八一九事件”而摇摇欲坠，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苏共已经解散。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认为，苏共覆灭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是根本的；二是党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对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议，对中央工作也坦率地提出意见。这位71岁的经济学家当时已罹患绝症，是从医院病房直接来参加座谈会的。蒋一苇说话非常真诚，富有说服力，感动了与会者。一个月后，这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就溘然去世。吴敬琏、王慧炯等认为，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没能把经济搞上去，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国家体改委宏观体制司司长傅丰祥列举了许多财政经济数字，说明苏联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体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战”刚结束时，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奥地利高10％，东德有一段时间比西德恢复发展得还好，匈牙利曾经也与西欧其他国家相差不大。来自外交部的专家都很熟悉苏东的实际情况，剖析了问题的根源。崔琦说，千百万人的价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根子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不是工作问题。蒋本良认为，苏共长期没有从革命党、国际党的定位转出来，是其崩溃的主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江泽民在罗马尼亚实习期间，认识了中国驻罗使馆的蒋本良。当时在外交部欧亚司工作的李景贤记得很清楚，座谈会期间江泽民向他打听蒋本良，并让蒋本良也来参加座谈会。李景贤回忆说，江泽民要求每个人发言不能少于半个小时，而且只能谈自己的观点，不谈部门的观点。曾在苏联、俄罗斯工作30多年的李景贤发现，江泽民对于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关注。1991年、1999年李景贤先后陪同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访华，江泽民每次都向对方询问苏联解体的原因。苏联经济建设失败根本上是体制效率低下，计划分配资源，这是大部分与会者的共识。江春泽认为，苏联没有把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区分开来，总是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在郭树清看来，革命和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依靠政治热情和军事热情难以持久，整个社会都养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启动改革，根本的矛盾已无法自己解决。周小川对比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思维逻辑，他认为，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是分不开的，必须要靠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经济搞上去。苏东的政治问题自然引起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蒋一苇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沈晋福明确提出，中国的政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和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但是现在感到提经济改革，内容比较丰富，说政治改革，文件中话很少。这位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可能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对后排的记录人员说，我的发言不要记录。江泽民说，没关系，我们是内部讨论。同时他也回应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当然要不断发展。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陈东琪在1988年出版《东欧经济学概论》，还获得全国图书奖。可是1990年在“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中被作为禁书停止出版。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影响，陈东琪以“熟悉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专家身份，全程参加了系列座谈会。他认为，对于诸多问题江泽民已有自己的看法。在陈东琪的一篇文章里，记录了江泽民的一段插话：“看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缺陷，关门时不知道，可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一放开，封闭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一比较，体制毛病就显示出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之欲出周小川后来评论说，江泽民“为11次座谈会设计了非常清晰的逻辑路线”。在厘清资本主义现状和苏东失败的原因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入怎样吸取关于资本主义和苏东体制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国改革的体制目标和改革方向。从12月10日开始，座谈会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二战”结束后，除了政治民主化，世界发展的另一大潮流是经济市场化。尤其是1980年以来，市场化在全世界迅猛扩展。自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中国同样走在经济市场化的道路上，市场化因素不断增加，计划经济体制渐趋式微。但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使得经济体制改革总是难以坚持明确、清晰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在目标体制的选择上争论不休，几经反复。“八九风波”使得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据上风。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为了避免直接冲突，选用“市场取向的改革”这一提法。即使这样，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一方仍然步步紧逼，追问“姓社姓资”，并将“市场化改革”打上了姓“资”的标签。1991年夏天,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位副主任让几位经济学家为其起草一篇主张发挥市场作用的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研究中心顾问徐雪寒支持这篇文章，并写信建议恢复“建立商品经济”的口号。文章草成，即遇到苏联“八一九事件”。结果文章发表之议搁浅，文章的执笔者还受到指责。8月下旬，一家权威的理论刊物发表文章说： “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不过，第二天该报发表的文章里仍然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在连续四天的五场座谈会上，话题涉及农业、乡镇企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工业生产质量、库存、外贸、利用外资等许多具体的经济问题。在非常分散的议论中，江泽民反复讲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涵是什么？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怎么结合，要说清楚。杨启先认为，计划与市场不是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详细回顾了改革以来各个时期对改革目标的不同提法，认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改革以来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改革最重要的基础。吴敬琏也赞同“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此前他曾向江泽民、朱基介绍过关于计划和市场提法演变的过程。座谈会期间吴敬琏恰巧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在中国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著作，这本完成于两年前的书难以面世，最后更名《论竞争性市场体制》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并且罕见地由三个社领导签字共同承担风险，才最终出版。与会的经济学家们都是倾向于市场经济的，但是教育背景差异大，具体观点不尽相同。经过讨论，多数与会者认识到：现代商品经济是有宏观管理的，是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一些人还提出，应当由国内外市场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发挥引导作用，不能把责任都放在计委和信息中心。深谙现代经济学的周小川指出，市场经济体制有两项主要功能：实现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励机制。他在发言中还巧妙地触及到了姓“社”姓“资”的敏感话题，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是要改进并收缩计划，二是要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的同时，不断发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陈东琪、刘国光等人谈到，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丰祥认为，可以搞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特别要发展公有为主的股份制；要搞活大中型企业，减轻国有企业包袱；加强股份制改造，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筹资方式，而是涉及计划、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只有产权清晰，企业才能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琮重点谈了企业改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人为选择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必须进行改革。张卓元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总体上要坚持渐进改革，但分领域、分地区应当加快。郭树清在发言中说，一个符合现代商品经济规范的新体制的基本轮廓已经呈现在面前。在这个新体制里，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市场，一切市场关系都受计划调节，市场成为协调经济关系的基础机制，计划就是间接型的宏观管理。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劳动者参加生产活动并获取与其劳动成果相符合的报酬；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责是，提供非盈利性公共服务，开展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在1991年的11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曾口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周小川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写道，“将计划与市场关系描述为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既能衔接又能发展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并强调这是一种原则上不同于传统体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其自身的新的理论框架。”江泽民后来也曾回忆说：1991年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西方经济学。我得出结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以后，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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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neo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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