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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交流制度存在弊端 将使官官相护局面更普及？山西人大网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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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从整肃吏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制度，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文/《t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这个职位还没坐热，下面情况还没摸清，又得交流到其他地方，无法真正安心做点事。&日前，本刊记者一位在南方某县干部交流任期将满的朋友，显得困惑和无奈。
　　据介绍，我国干部交流制度，是指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调任、轮换、转任、挂职等形式，对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交流。
　　&实施干部交流制度的初衷，除培养、锻炼干部外，还在于防止出现任人唯亲、用人失误、考察失真、官官相护的腐败现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龚维斌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却了解到，近年来，干部交流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不该有的一些负面效应，其&派生&的某些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
　　交流力度在不断加强
　　中央1990年发布的《关于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规定》，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1994年，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干部交流的重要性，并从多个层面完善领导干部交流制度。
　　日，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实行领导干部回避交流制度，其中对任职回避分为事务回避、亲属回避和地区回避等三种，其中以地区回避面最广，影响也最大。
　　日，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对领导干部交流规定方面又作了细化和完善，而其中的&交流、回避&，在日正式实施的《公务员法》中，已成为第十一章的条文内容，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目前，干部交流制度主要是在上下级机关之间、地区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之间以及沿海与内地、经济比较发达与相对落后地区之间进行交流。&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对本刊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在以往各地干部交流中，实施对象基本是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成员，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党委、政府部分工作部门的主要领导成员。
　　有统计资料显示，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与地方交流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超过100名。从2003年到2006年底，全国共交流各级领导干部139.4万人，其中地厅级0.9万人，县处级13.5万人。
　　近来，各地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力度还在不断加大。比如重庆市级机关启动千名处级公务员轮岗交流；浙江省嘉兴在市、县两级机关大规模&换岗&，开展了中层干部跨部门竞岗交流；湖南省株洲县启动&一般干部大交流&，等等。
　　&大规模干部交流，还可让干部了解地方实际情况，加强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同时也有利于让干部不脱离群众，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便利沟通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毛寿龙分析认为。
　　交流任职的&另一面&
　　一般来说，对地方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县级领导，在一个地方交流任职年限大多为3年至5年，他们今后的去向与其政绩紧密关联，而其政绩的评价标准，又直接掌握在对其有任命权的上级领导和党委手里。
　　多位受访者认为，这种&向上负责&的利益取向，容易导致领导干部在作决策时，极少考虑地方或部门的远景发展规划和群众的长远利益；而立竿见影的政绩、短、平、快的项目相对受到青睐。
　　&如果不在交流任职的地方深入地对该地进行调查研究，是绝不可能胜任主要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有些领导干部&乱放炮&、瞎指挥的现象很普遍，以至造成一些重大的决策失误，这与干部交流制度存在的弊端不无关系。&
　　受访者还反映，尽管重要部门、关键岗位的干部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裙带关系网的形成，但有些干部利用交流的机会拉帮结派，为自己以后的升迁编织良好的官场关系，反而使官官相护的局面更为普及。
　　&这些干部异地任职，由于来路不明，社会关系不透明，当地群众和干部对其不敢监督，也无法监督，无形中也加大了干部腐败的机会。&北京大兴区的年轻公务员小王这样告诉记者。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干部借调整之机，通过暗箱操作，使一些亲属、亲信、朋友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不动声色地安插到如意的地方或职位上，为自己将来发展布局人际资源网络。
　　&领导干部交流是一个集体大动作，既有平级调动，也有明升暗降含义的区域性调动，个中微妙鲜为人知。&尹韵公研究员认为，&为了避免被交流到自己不想去的地方和职位，有些领导干部将有调整权力者视作供奉对象，交流之前加强&联系&，催生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市场。&
　　从以往报道来看，不乏此类大案。比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河南省原漯河市委书记刘炳旺卖官案，安徽阜阳&白宫书记&张治安买官卖官案，陕西省商洛市原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卖官案，等等，这些权钱交易不少是以&干部交流&方式来完成的。
　　挑战家庭稳定系数
　　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期间，龚维斌教授曾挂职江苏省海门市副市长一职，对干部交流情况比较熟悉。
　　&大多数时候，被交流的干部家属的调动与安置问题往往得不到同步解决，给夫妻生活、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造成不小的影响。&龚维斌教授坦言。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交流任职干部长期夫妻两地分居，双方情感交流与夫妻生活处于极端不正常的状况，不但影响夫妻感情，也为婚外情与婚外性的发生埋下伏笔；有的直接危及到家庭稳定，甚至发生刑事案件。
　　这是一个震惊全国的案例&&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当年异地交流任职时住在宾馆里，把自己所住宾馆的服务员柳海平发展为情妇。后来，因为柳海平贪得无厌而关系恶化。日，段义和雇凶在济南闹市区引爆柳海平驾驶的汽车，将其当场炸死，由此也把自己送上&断头台&。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群众对干部交流的成本问题也颇有微词。由于异地交流任职，干部要经常回家与家人团聚，很多地方解决干部探亲的交通问题，普遍做法是安排公车接送，加剧了公车私用现象。
　　&干部回家探亲，一般不愿意与普通人一样去挤公共交通。&在云南省某市做市长秘书的朋友告诉记者，大多时候是专职司机长途往返接送，也有些领导自己开公车来往，汽油费、过桥费、过路费等加起来，每年开支惊人。&这些费用由领导干部个人承担不太现实，自然也就公款报销了。&
　　也有基层群众向记者反映，有些交流任职干部周末和节假日回家同老婆孩子团聚去了，当地若有急事很难找到他们。
　　记者还了解到，一些干部交流任职，觉得三年或五年就走，也就不太愿意带家属。大多数交流干部，基本被安排在当地档次较高的宾馆住宿。由此产生的费用，也是公款报销。比如平均每夜的住宿费在300元上下，每人每年下来的费用也是个惊人的数字。
　　据报道，日，安徽省长丰县宾馆发生火灾，导致4名县领导1死3伤。从资料来看，死伤的4名县领导都是从外地来长丰县的交流任职干部，他们一直住宿在宾馆。
　　完善干部交流制度
　　多位受访专家和干部向本刊记者反映，目前干部交流制度存在的漏洞，说明有必要从整肃吏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这项制度，使其发挥出应有的稳定大局、促进交流、保证政令畅通的积极作用。
　　&对干部交流应实行工作目标责任制，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交流、提拔使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尹韵公研究员认为，&考核时不但要看重上级的评价，更要看重群众评价。只有彻底改变交流干部&唯上&的心态，他们才能安心扎根基层，诚心为群众办事实。&
　　为此，尹韵公研究员建议：&对交流干部任期内的政绩考核，要把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有机结合，加大激励力度。对业绩突出，特别是在艰苦地区做出业绩，且群众公认的交流干部，可优先提拔使用。对完成任务较差，经考核基本不称职的，要视具体情况，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
　　在采访中，受访者普遍建议，为便于当地群众和干部监督，交流任职干部的基本信息应进行公示。包括：公布交流任职干部的知识背景、从业履历、工作实绩及岗位职责以及任职承诺；另外，在落实《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要公布其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
　　&要使年轻干部在基层真正沉下心、扎下根，不但需要对交流干部提出明确的工作任务和要求，加强民意考核，还要积极探索建立上级党政机关从基层一线逐级遴选干部的制度。&龚维斌教授认为。
　　多位受访专家还认为，党委主要领导可异地交流任职，但政府主要领导应尽量在当地产生。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在熟悉当地情况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深思熟虑的长远规划。这样可在保证党委统揽全局的前提下，既能保证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同时也能调动班子干部的积极性。
　　据专家介绍，美国是选举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但各州宪法都规定州长候选人，须在本州居住有一定年限，如《佛蒙特州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任何至选举日以前非在本州居住满四年者，不得当选为州长或副州长。&
　　&针对异地交流所带来的成本问题，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配套对策。&齐善鸿教授认为，&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原则上应带家属，接受地要妥善解决好交流干部家属、子女的入学和工作安排问题，在政策范围内统筹解决好交流干部的住房问题；不便带家属的，则给予适当的探亲补助费。至于其他生活、探亲等纯属个人私事的，单位一律不得买单，严格控制公车私用的现象。&
　　在受访专家看来，要减少干部交流任职中出现的问题，关键是进一步扩大民主，加大群众监督力度，并引入竞争择优机制，改进交流人选产生方式，这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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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名干部的185辆自驾车凭啥要国家的3761万元买单 &&
一谱深情 发表在
华声论坛 .cn/forum-347-1.html
导读：安徽省电力系统近年来借“车改”之名，为全系统300名副处级以上的干部配备公车自驾车，标准逐年提高，从最初的奇瑞到现在20万一辆的一汽迈腾和帕萨特，一切车辆手续及费用由公司负责，安徽省电力系统领导认为这是“车改”降低了成本，而不少普通职工认为，这是以权谋私，变相地侵吞国家财产。正当全国对公车私用的问题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安徽的电力系统却发生了与此完全不相符的一幕，该系统规定凡是副处级以上干部均配备公务自驾车，有多少副处级以上干部就配置多少辆，到目前为止，该系统为本公司300名干部花费3761万人民币配置了一汽迈腾和帕萨特界车共计185辆。一边是严禁公车私用，一边却是财大气粗购置公务自驾车，将国家有关针对公力车禁止私用的禁令抛诸脑后却无人过问，将公车私用合法化变相地侵吞国家财产，却没有任何一个相关部门对此说不，令人生疑。　　　　面对种种质疑，安徽电力总经理吴平表示，配置公务自驾车是出于公车改革的目的。因为省公司部门主任和市公司经理中不少人没有专车，外出办事不方便。市公司经理大多是异地交流干部，星期天、节假日回家若派公车接送，既辛苦了驾驶员，又增加了用车成本。　　　　吴平强调，从减少配备驾驶员和降低成本的角度考虑，配公务自驾车是有道理的，是车改的有益尝试。面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是在表明此次3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配备185辆车花费3761万元人民币不值得大惊小怪，至少来说公车自驾，可以省却驾驶员，可以减少开支。只是令人怀疑的在于，作为公职人员，使用公车的范畴理应是在行使职务的时候，当他八个小时工作制一满，就成为了普通人；即使那些做为交流的异地干部，相关的党纪国法中哪一条有些规定，必须专车接送？周末节假日法定休息日，是在其工作范围之外，其身份不是总经理，也非处级干部，而是一员普普通通的大众阶层，理应不能享受公车待遇，但为何作为堂堂的安徽省电力总经理的吴平，此点为什么不明白呢？为什么官僚思想如此严重，始终要挂着职务的名头揩国家的油呢？作为公务人员，无论其思想境界、道德素质理应高于普通群体，但为何在与利益交织的时候，他们道德的防线如此不堪一击呢？　　　　　　当该电力公司的职工对领导阶层进行公车自驾进行所谓的车改，普遍的质疑之声都是集中在车改其实就是把公车私改合法化，变相地侵占国有资产，而安徽电力系统的总经理吴平对其回答的声音是为了节省资源和开支所做，那么是否诚如该总经理所言，为整个电力第统节省了资源和开支呢？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得到了一个公车自驾车每年支付租金千万元的秘密，也就是说，安徽电力公司为掩人耳目，并非是由该公司出资购置车辆，而是由其下属的子公司出资购置，再由安徽电力公司以出赁的方式向子公司租借购置车辆承付租金。这种方式最明显的就如同老子让儿子出钱买车，而后儿子把车出租给老子。这种做法如何能够取信于人呢？其租金的高低，就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误区，不能显示出交易的纯洁性，老子让儿子多收，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一切由国家的财政买单，显而易见，这种做法明显的存在着违法的现象。　　　　　　而其内幕就在于安徽电力公司配备的185辆公车，并非由该公司购置，而是由其全资子公司安徽民生电力公司出款购置，省公司和明生电力公司在去年4月28日签订“车辆租赁合同”，合同规定由安徽明生电力出资购置车辆，而省公司向其租赁使用权。明生电力“车辆租赁咨询报告”显示，每辆一汽迈腾1.8T两年损耗补偿费8.2万多元，保险费每辆3.3万多元。那么保险公司的费用是如何呢？经查，即使按“较高级”车保标准，一辆一汽迈腾1.8T两年的保险费不超过1.6万元。而如今通过租赁的方式，损耗补偿费和保险费，再加上其他费用，合计一辆一汽迈腾每年的租赁费至少6.2万元，而帕萨特和丰田凯美瑞的租赁费大致相当。按185辆计算，省电力公司每年要付给民生电力1100万元左右的租车费。“分配”给副处以上领导的车辆，公司不仅把保险等所有手续办好，而且车辆使用中的交通事故、年审等，都是公司统一办理。（新闻来源新京报）　　　　　　　　也就是说，为了进行所谓的车改，安徽电力公司每年要为这3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花1100万元人民币为这185辆车买单，而这些车辆在私改之后有的干部干脆把车给家里人用，但其所有的费用与开支，包括交通事故费年审等均由国家买单。即使该公司打着可以免了驾驶员的费用，方便工作交流出行方便，但是在这种公车私有化之下表现出来的，则是赤裸裸的侵吞国家资产的行为。但这种公然违反公车私用的行为为何可以大行其道呢？凭什么国有资产可以任意挥霍呢？所谓的党纪国法在何处？所谓的党纪国法在何处？所谓的监督在何处？为什么在不同系统内由国家买单、个人享用的事件层不出穷？原因其实很简单，没有审计，没有对事件的责任者作出严厉的刑事追责造成的。你用我用大家用，你好我好大家好，做为不同系统内的领导阶层可以享受到这些待遇的时候，也就造成了买自己的东西由国家买单是现所当然的事的现象，才有禁而不绝之事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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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小劳教&杨泽云（上图前排）被解救后，被安置在中川铁厂工作。 （谢贻卉 供图）
1958年仿效苏联设置的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关押了几千名&小劳教&。
1961年，大堡作业区宣告崩溃，解放军上山把濒临死亡的&小劳教&一个个背下山。一名医生怕追究责任，喝碘酒自杀；沙坪农场场长被判十五年徒刑。
&你看不出来吧？我是被判过死刑的人。&
日，靠在曾伯炎成都家中的沙发上，68岁的陈德全指着自己的鼻子笑。他听说曾伯炎在寻找当年的那些&小劳教&，特地从上海赶过来，接受他的采访。在四川生活了33年，这个老人的上海话掺杂着浓浓的川音。
1958年，《四川日报》的青年记者曾伯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的劳改农场建筑队强制劳动教养。每一天，他要靠肩挑背扛，把一百多公斤木料运到三十多公里外。
没几天，他惊异地看见一群孩子，正是戴红领巾的年龄，却都一样衣衫褴褛，一样面黄肌瘦，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
五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曾伯炎再次行走在那条森森莽莽的路上。他带着同伴和摄像机，去寻找当年那些孩子。更确切地说，是去寻找他们的坟墓。2013年5月，纪录片在香港、台湾公映，半个月后，在腾讯等门户网站上播出，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大堡小劳教》。
劳动教养制度源于苏联。苏联内战产生的大批流浪儿，被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电影《教育的诗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教育的诗篇》被拿到大堡各劳教中队播放，&小劳教&们却饿得卧床不起，电影完全没能奏效。 （南方周末资料图）
还记得电影《教育的诗篇》吗？
刚13岁时，陈德全就卷入了两场社会运动。先是上海要在建国十周年搞献礼，打造&十无城市&，其中一项是&无流浪儿&。日，上海市儿童教养院502名儿童集体被迁到甘肃省张掖县，陈德全是其中之一。他受不了当地的艰苦生活，偷跑出来扒火车，想要回上海。车到成都查票时，他被赶下车，旋即被收容劳教。
于是他又赶上了另一场运动：1957年末，四川省公安机关对全省流浪在街头，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处以劳动教养&&这是向苏联学习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
苏联将内战产生的大批流浪儿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收容教育；工学团负责人、教育家马卡连柯主持工作八年，把经历、心得写成六十万字的《教育的诗篇》。1955年苏联拍摄了同名电影，1957年这部电影配上了普通话，在中国放映。
时年12岁的重庆人陈桐均跟陈德全成了难友。陈桐均跟老师拌嘴被学校开除，怕家里打，就流浪街头，偷些废铜废铁卖钱买饼吃。收容人员对他宣布：&由重庆市五人小组批准，送劳动教养。&
五人小组由公安、民政、司法、劳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是当时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领导机构和具体审批机构，无须任何法律程序便可决定劳教。这也是从苏联照搬的做法。
12岁的颜嘉森所在学校里，发现了&反动标语&，派出所怀疑写标语的是他，就把他劳教了。怀疑的原因，仅仅因为&他父亲可能是历史反革命&。
13岁的杨泽云，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街道和派出所对他母亲说：给孩子一条生路，去劳教。那里有饭吃，又能读书。母亲就签了字，申请劳教。
曾伯炎的研究表明：四川的未成年人集中劳教，是&大跃进&在城市公安系统的一种表现。1958年6月，北京市领导说：&要把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像水晶石，像镜子一样。&各地纷纷仿效，提出各种&放卫星&式的口号和做法。上海的&十无城市&、儿童教养院的外迁即是如此。成都一个派出所干脆宣称，一天破了一万件案子。
从1958年开始，来自全四川的数千名&小劳教&陆续出现在峨边县的原始森林。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九岁。这里的官方名字是：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
峨边县属于四川小凉山地带，地广人稀，人称&中国百慕大&、&死亡之谷&的黑竹沟就在这里。1957年，四川省监狱系统派出两名干部，去勘察适合设立劳改农场的具体地点。前有大渡河、后有八百里原始森林的峨边县中选。
农场设在县政府所在地沙坪镇附近，因而得名沙坪农场，曾伯炎等成年&右派&当年就在这里劳教。大堡作业区是农场专为未成年人设立的一个分部，作业区的房子还没盖好时，那些孩子就暂时在沙坪农场劳教。从1949年前的老县城&&大堡镇到作业区有二十几里地不通车，孩子们在押送下步行抵达，要走几个小时。
作业区分为五个中队，分布在几十里的一条山路两侧。每个中队约四百名小劳教，分为五个组。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管理人力，除了三名管教干部，组长、医生、教师等均由&右派&担任。
四川省团校教师林宪君是组长。&小劳教和劳改的少年犯，全混在一起，没有区别。&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惟一的区别是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
每个组住一栋茅草屋，四周用土墙挡住，七八十个孩子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大通铺白天当教室，每一段是一个年级，教师们各占一段，给挤在一堆的孩子们讲课。每个孩子都发了些铅笔和练习本。
半天课上罢，是半天&劳动锻炼&，每人发一把锄头去开荒。开荒有定额，但许多孩子还没有锄头高，一举起锄头人就仰过去了，罚站也无济于事，开荒定额只好作废。
开荒名存实亡，另一个原因是这里不适合发展农业。曾伯炎那一批成年&右派&的劳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小凉山地区海拔近2000米，风大雾大日照又少，土壤贫瘠。1958年，他们苦干一年开荒生产收获的玉米，一个月就吃光了。
没有人想过这些孩子的个人卫生问题。杨泽云在大堡一年多的劳教生活，从未见过牙刷牙膏，也没有人组织他们洗澡和剪指甲。每人发一件带编号的劳改服，小孩子不会补，没几天就形如乞丐。
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拿到大堡作业区去逐一放给五个中队的小劳教们看，宣扬&好好改造&的道理。五中队最偏远、路最难走。对面可以喊话的两个人想要见面，需要爬一个多小时的山。背着沉重的放映机翻山越岭，难度可想而知。
教育效果不佳。当年的一名&小劳教&说：&饿得打偏打偏，都睡在床上不起，还看电影？&
王玉凤14岁时，被母亲送去劳教。她最终活下来，是因为一锅猪蹄炖花生。因为长得漂亮，她被选进农场的京剧团学戏。一天晚上失火，大家去抢救戏服，她发现剧团灶上一只铁锅里，有满满一锅猪蹄炖花生。她偷偷端走，藏到一个山洞里，饿了就去吃，吃了好多天，吃得直拉肚子。最后她熬到了大堡作业区被撤销，最终和另一位&小劳教&结了婚。 （谢贻卉 供图）
&萧复新，原谅我&
1959年的冬天，&大跃进&的恶果爆发。最突出的表现便是饥饿。
三年后，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这三年，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农村居民每天的口粮只有1到2两大米。大堡的几千名&小劳教&，当然逃不脱这场灾难。
&每天吃两顿，每顿一个玉米饼子，掰开一看里头全是野菜，只有外面薄薄一层玉米粉。&陈桐均用手比划，那个饼子大约有自己的掌心大，&我一顿吃十个都吃得完。&
饥饿迅速教孩子们学会了辨认油菜、豌豆、胡豆等农作物，开荒变成了一场末日的晚餐。&小劳教&们把所有的种子都挖出来吃掉了，甚至包括用福尔马林泡过、粪水浇过的萝卜。&看起来是一片青，人经过就是一片光。&当时在一中队的小劳教李世元形容。
李世元回忆：有些同伴在地里翻的时候抓住了老鼠，直接就吃。老鼠被吞下去之前，在嘴里还吱吱直叫。而蟋蟀就不那么甘心被吃掉，它会咬人的舌头。陈桐均吃蚯蚓。&当地的蚯蚓特别大，都有四五十厘米长。我两头一掐，中间泥巴用水一抹，就吃。&
&最好吃的是推屎耙（屎克郎）。&如今67岁的杨泽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起来还带着笑意，仿佛在说某种美食，&就是厕所里爬出来的那种，我们烤了吃，蛮香的。&
死神慢慢找到了机会，向孩子们下手。林宪君现在还记得一个名叫萧复新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管教干部怕这孩子死在队里，叫他背到十几里外的医务室去。一路上，萧复新和他讲自己的身世：3岁父亲去世，母亲靠捡垃圾养他到17岁。饿得难受，偷了农民几块红薯，就劳教了。这辈子惟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妈妈一眼&&说得林宪君也掉起眼泪。刚掉了没几滴，感觉自己后脖颈的呼吸没有了。
怎么办？背回队里不行，而医务室也不收死人。&我只好说：萧复新，原谅我！没办法，锄头也没有，不能埋你，只好给你水葬了。&他把萧复新扔到了一旁的河里。
1960年，从成都来了几个母亲。孩子给她们写信说饿。她们对林宪君说，儿子调皮逃学，还有点小偷小摸，派出所叫我们交给劳教所去管教，我们就写了申请。没想到&&她们申请领儿子回家，自己管教。管教干部回答：你们的孩子还没改造好，到这里还在偷东西，不能领走。这些孩子全部饿死在大堡。
成年人更难忍饥饿。沙坪农场的&右派&大批饿死，曾伯炎体重只剩下三十公斤。管教干部给了组长一种待遇：每个星期可以去厨房值一天班，跟干部一样吃饭。
&我全靠这每周一天的饱饭才没有饿死。&林宪君说，教员和小劳教们早已无心上课，他们把练习本、黑板甚至小椅子都烧火取暖了。铅笔则当做引火的工具。
自1960年起，林宪君一个人埋葬的孩子，累计有一百多人。刚开始还有棺材，后来就用炕席卷起来埋，最后死者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下来跟当地农民换粮食，光身下葬。坟墓上也基本都没有任何标记，后来不少家长来找，只能对着茫茫林海放声号哭。不断有孩子被送来，死去。
曾伯炎本来不知道这些。2006年，他和当年一个姓蔡的组长相逢，送对方一本自己的书《幸存者手记》。那人翻了翻：大堡死了那么多娃娃你咋不写呢？我当年一个一个登记的，死了2600多人。他一惊，才开始寻访当年的那段历史。
&不能怪他， 是路线造成的&
杨泽云回忆：在大堡一年多的时间，他从没有理过发。&缺营养，头发就长不出来。&与此同时，他得了个外号叫&尖沟子&。他坐不了椅子，屁股上没有肉，坐下骨头就磨得很疼。另外一些人则是浑身水肿，脸胖得像洗脸盆，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平复不了。
65岁的杨友元撩起衣服，给南方周末记者看他后腰上的一些斑驳：当时他去当地农民家偷玉米，挨了一枪。&要不是离得远，子弹威力没了，今天你根本见不到我啰。&
曾伯炎的寻访还原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1960年&六一&儿童节前一天，两百多个小劳教集体去大堡镇偷东西。管教干部、当地农民全体出动，手电满天，枪声大作。从抓回来的孩子口中，他们懂了一些黑话：&打夜战&就是晚上出去偷东西，&杀人放&是火柴&&
&他们主要就偷大堡&，大堡镇火花村一组的农民李里亚回忆：小劳教们可不分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麦子、红薯、玉米、黄豆&&
大堡镇的农民同样身陷饥饿，同时沙坪农场又经常向他们宣讲：这些孩子都是犯了罪的，你们不要同情他们。于是，农民们对偷窃行为毫不留情。
火花村四组村民钟宣志回忆，饿慌的农民反过来也去劳教队里偷粮食，管教干部们举着扁担和三节电池的手电筒追，追上抓住，&往死里打&。
最后，五个中队的队长与火花村的生产队长一起喝了顿酒，还杀了只羊。双方商定：井水不犯河水。&我们答应他们不偷农场的东西。&李里亚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61年，大堡作业区最终宣告崩溃。解放军上山把濒临死亡的&小劳教&一个个背下山，转运到周边县城粮食较为充足的劳改工厂去休养。曾伯炎采访到的所有人，都在床上躺了半年到一年才恢复体力。海拔最高的五中队死人最多，一名医生怕追究责任，喝碘酒自杀；沙坪农场的场长则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成了野兽。&杨泽云回忆，从大堡撤出后一年多时间里，他看到任何食物，都会本能地伸手抓来吃，完全不管是谁的。
幸存下来的小劳教，休养之后大致就是留在这些劳改工厂就业，或是被派回沙坪茶场&&实在不适合种植粮食，沙坪农场种了茶，名字也改为茶场。1962年前后，他们相继解除劳教，成为&正式职工&，一年只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
到1970年代中期，劳改犯人越来越多，人满为患的监狱需要转移人口，于是将这批小劳教遣返原籍。由于背着&劳教犯&身份，国营工厂拒绝接收，许多人去了街道工厂的运输队，靠背水泥预制板的繁重劳动聊以糊口。
更多的人回到家，发现父母去世已久。一名女性小劳教当年是由姐姐申请劳教的，姐妹为此反目，终生不相往来。
颜嘉森，回到成都找到了那名陈姓警察，对方已调到工商局：&他吞吐地对我说：不能怪他，是路线（斗争）造成的！&
50年后，杨泽云（下图左三）、曾伯炎（下图左六）以及其他重庆&小劳教&们的合影。 （谢贻卉 供图）
&问题最后终于得到解决&
在寻访中，一个当年的小劳教想把这段&丢人&的过去永久埋藏起来，曾伯炎和他发生激烈争执，年已八旬的曾伯炎眼睛瞪得要爆裂，白发愤怒得根根颤抖。这一切，都被同行的女导演谢贻卉摄入了纪录片《大堡小劳教》的镜头。
46岁的谢贻卉是一名民间历史爱好者。她看到曾伯炎写的一些文章，开始对这段历史产生追寻的欲望。整整做了三年，《大堡小劳教》终于出炉，时长104分钟。
谢贻卉最终没能查实大堡小劳教的总人数。从林宪君等当初的成年管理人员回忆中，估算出了五六千人这个数字。
她去图书馆查阅了当年的各级党报，没有找到小劳教这段历史的片言只语。实地寻访，大堡作业区的五个中队连房屋都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堆堆燃烧过的木炭。沙坪茶场还在，但早已改名为四川省沙坪劳教所，离开峨边，搬迁到附近的眉山市。她不禁感叹：历史消失得真够干净的。
死了多少孩子也无法核实。那名提供死亡人数的蔡姓组长，最终拒绝了谢贻卉和曾伯炎的拍摄。
这部纪录片最终采访的当事人，不是当年的小劳教，就是&右派&出身的教员、医生、组长。他们没能采访到任何一名管教干部。当年参与沙坪农场选址的两名监狱局干部，都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送沙坪农场劳教。曾伯炎找过其中一位，已从四川省监狱管理局退休的老人同样拒绝了采访。
曾伯炎自己也无法排解掉心底的恐惧感，他早已退休，但孩子还在事业单位上班。大量寻访工作都是谢贻卉完成的。
重庆的大堡幸存者维持着每个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他们一起喝茶、一起摆龙门阵、一起哭泣。在接受谢贻卉拍摄时，大多泣不成声。&我们总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杨泽云说，一些难友到退休年纪也没有退休金，一直孜孜不倦地上访，问题最后终于得到解决。
《大堡小劳教》的最后，是2011年杨泽云等几个人去大堡旧地寻访时的镜头。他们寻找到一片树林，在树干系上白布，每一棵树上都写一个当年死去难友的名字，作为祭奠。几经变迁，当年的处处坟茔实在找不到了，只能确定这片树林里有。
两年后，那片树林也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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