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陈云投下哪6颗重磅炸弹&让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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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陈云投下哪6颗重磅炸弹 让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
　　邓小平和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到立春节气，从北到南的一路暖阳已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到某种异样的气息：
　　――日，《人民日报》
　　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说的是安徽在省委书记万里的带领下，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奇的是这一天该报的第四版几乎整版是邓小平出访缅甸的照片。
　　或许这只是一种偶然。但邓小平无疑读过这篇报道。此时，他正在四川与当时的省委负责人谈话，小平向这位负责人推荐了这篇文章，接着便去了尼泊尔。临走时他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马上派人去安徽学习，仅仅两天后，四川省委仿效安徽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
　　――极为特殊的七七届大学生在1978年春节后陆续入学，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给佩戴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就连仍陷囹圄的胡风的儿子张晓山也在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下，终于在30岁时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让更多命运多舛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
　　――3月的春天里，全国科技大会召开，郭沫若吟出了他此生的绝诵――《科学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学》一月号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相继转载。昔日的“臭老九”首次作为正面形象堂堂正正出现在党报的报面。
(责编：施云娟、张子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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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证 040089号 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号:02)胡耀邦如何取代华国锋？ 力挺邓小平惨遭“批”
人民网 凌志军 马立诚
[导读]胡耀邦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多年以后，无论高官还是百姓都将他看做“人生楷模”。这显然不是指他的地位和荣耀，而是指由于他的存在，有多少人从地狱回到了人间，又有多少人从“天堂”回到了地下。华国锋、叶剑英与胡耀邦在北京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会议（本文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呼喊》，作者： 凌志军 / 马立诚 原标题为“胡耀邦其人”）日清晨，京城中心西单北大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灰色大楼里，忽然来了一个人。由于这个人的到来，楼内楼外全都热闹起来。干部们聚集在一起，全都笑脸相迎。接着，鞭炮噼噼啪啪响成一片，扬起阵阵硝烟。那个人走进大楼的时候还回过头去看了一眼大门。门外边早就站着一群人，衣衫不整，疲惫不堪，一副副全是外乡人的样子。这是那个时候北京街头常见的景象，一望而知是上访者。现在，这一群人望着门里的场面，不免交头接耳：“就是他吗?”“是，就是那个小个子。”“他就是可以给我们平反的人啦?”“咳，总比那姓郭的强吧!”这个叫那么多人又是笑脸相迎又是交头接耳的“小个子”，名叫胡耀邦。他在那个时候的名声并不大，当他在这一天来接替郭玉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很多人还不认识他呢。不过，要不了多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了。他在12个月以后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自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一段最为辉煌也最为悲壮的政治生涯。关于胡耀邦的这一段仕途，甚至在他下台之前即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安子文就在他的女儿面前不客气地把自己和胡耀邦作过一番比较：“我当了二十多年中央组织部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安子文这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他与中央组织部的渊源，远比胡耀邦为深，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当了十多年的副部长，又从50年代到60年代当了十年部长。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说起来，人的命运真是不同。好人命苦、有情无福的事情在我们国家比比皆是。安子文的遭遇也是其中一例。不过，有一件事他可没有想到：胡耀邦在部长任内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十年副部长和十年部长加在一起做的事情还要多。如果说所谓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具有自己的坚定信念，而且能够为自己的信念百折不挠，那么这位新的组织部长的确可以算一个。说到仕途，他从这时起的确开始飞黄腾达了。如安子文所说，胡耀邦升得够快的。事实上他得到的还要更多些。他在14个月之后，也即1980年2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又14个月后，也即1981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的排名跃居第一。他取代了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多年以后，无论高官还是百姓都将他看做“人生楷模”的时候，显然不是指他的这些地位和荣耀，而是指由于他的存在，有多少人从地狱回到了人间，又有多少人从“天堂”回到了地下。关于他的一生，人们曾经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和尖锐的批评，直到多年以后，他已不在世间，这些争论还能引起人们普遍的激动。比如，1998年春天我们国家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的时候，就曾为了如何确定他在这场讨论中的作用发生不小的分歧。日这一天，对于胡耀邦来说，挺有意思。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还有组织部长郭玉峰一同找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以筹备党校的恢复。胡耀邦自从在五个月前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能赞成继续“批邓”的意见之后，就再也没有“显山露水”了。但是，这个人的政治倾向，应该说早已暴露无遗。他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被革命群众确定为“三反分子”。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被毛泽东起用，搞了一套名为整顿、实为翻案的事情，胡耀邦也是其中得力的“黑干将”。他在中科院一个劲儿地为知识分子鸣不平，还说要为科学家解决房子、车子、妻子、炉子和票子，是为“五子登科”。后来邓小平再次垮台，他也跟着倒霉。他的垮台、崛起、再一次垮台又再一次崛起的经历，简直同邓小平的起落如出一辙。而且，他似乎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错误，这一点又与邓小平的“死不改悔”颇为一样。然而最要紧的是，他是年轻人的一面旗帜。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是著名的团派“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之首。甚至在倒霉的时候，他在青年当中也还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在1976年春节期间北京召开的“万人批胡大会”上，他刚刚站起身来就引得全场的人为他鼓掌，倒好像他不是坏蛋而是英雄似的。这样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华国锋和汪东兴不会不知。他们当然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小个子会在日后把他们的阵线冲得七零八落，进而取代他们，但是，他们也绝不会期待这个人真的会同他们坐在同一条船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把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安排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只能大致地检讨其中缘由。胡耀邦与华国锋的渊源可以延伸到1962年，那时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下放到湖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此时华国锋恰巧也是这里的书记。也许是这一段交往给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令他觉得胡是可以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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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投下哪六颗重磅炸弹 让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
　　―是年，安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区10个月未下雨，一场大饥荒迫在眉睫。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与其抛荒，不如把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借地度荒”的临时措施，掀动了土地公有制的铁幕，在肥西县山南区诱发了“包产到户”，继而才有了小岗村的壮举。那时，在农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
　　―这一年，新任中组部部长，顶住了来自党内外的重压，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700万蒙冤者平反昭雪。
　　―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目睹并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脉动。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行程遍及8个国家。他在朝鲜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这就是1978年，冰河，大地回暖。
　　然而乍暖还寒也正是早春的特质。在一部分共产党人的心头，还有一堆尚未解开的心结：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还在大牢里，彭德怀的骨灰还不能进八宝山，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依然被冠以“反革命事件”，“两个凡是”的阴霾仍悬置在国人的头顶……
　　依然是这一年的春天，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并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中，竟捶胸顿足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
　　这个洋跃进，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薛暮桥斟酌再三，提笔给中央写信。信中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现象，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泾渭分明地划出“凡是派”和“实践派”两大阵营。这一大讨论，成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更是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先导。
　　：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
　　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前往东南亚三国访问。这是1976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此次出行的第六天，他们前往马来西亚总理府拜见奥恩总理，彼此畅谈起国际形势。正是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政策就是要延缓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
　　而就在同一时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华国锋的旁边没有邓小平的位置。今天，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竟然没在现场。
　　此时，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除此之外什么职务都没有。在一年前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否定了让陈云进入政治局的提议。但华国锋会前恐怕不会想到，这个无比喜爱评弹的中共老政治家会在此次会上做出惊人之举。
　　多年以后，于光远回忆说，完全不清楚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是什么，也没有看到任何记录，“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他希望研究党史的同志把它搞清楚。
　　至此，有必要对1976年10月至1978年的政治气候做一简单回顾：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坛“左”的思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两个凡是”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议题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指示写作班子要把“两个凡是”的意见加进去。
　　在那次会上，当提到“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依然认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提出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因为无论怎样，邓小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强调：“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对此，陈云向所在的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发言稿没被允许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
　　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依然杳无音讯。
　　1978年9月，当真理标准讨论的交锋愈演愈烈的时候，叶剑英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责任编辑：H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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