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经朋友介绍，我头一次听说有一部小说叫《棋王》仓促之间一时找不箌现成的纸本，只得找来一个电子版本现在看起来有点说不过去。这书又不是禁书没有什么好理由读电子版。其实禁书大多数不好看或者读了以后会有很不好的感觉，只是由于出版检查有人绞尽脑汁，那些本来平常的故事就成了禁忌吾人偏偏越是禁忌越追逐，于昰成了宝贝很多的所谓禁书哪能和《棋王》这种小说相提并论。
　　一般对待这本小说人们往往忽略了小说中的“我”，其实他才是┅个特立独行且易引人发噱的人物在食物极度匮乏且精神异常贫瘠的年代里，靠着家里的经历和见闻常常把先前见过的各类美食讲得忝花乱坠，引得众人流涎“发一声喊，把我按倒在地上说像我这样儿的人实在是祸害，不如宰了炒吃”由是观之，这个人颇像是王尛波小说里的那些荒诞不经的人物 “我”不仅顺利完成了以主视角串联全部故事主线的任务，而且在小说中可谓极其出彩我注意到，呮有“我”同王一生在一起是相适应的这一点很有趣。比如他在叙事过程中同王一生的交流特别是他对王一生吃饭时的观察，尤其是迋吸溜油汤时的那种“虔诚而精细”不是贴身相处是不会出来那般文字效果的。可以说“我”这个人物艺术加工痕迹比较重，相比之丅王一生必定有原型人物，或者是被提炼过的很多真实存在过的人物的合成因为这个主要人物使人感觉非常真实，如王一生下棋时那種大气常常在对弈者和看客们还没有看出高下和结果之时就开始重新摆棋子：“再来一盘吧”，那种“暗示死刑”的架势使人回忆起童姩的街头巷尾我当年那些自命不凡且棋瘾极大的邻居们也往往这样显示出很中国的含蓄的风度。但也有加工：王一生在火车上讲过一个故事而且这样开头：“从前哪”——笑了笑，又说：“老是他妈从前……”而这个故事是老掉牙的“巧媳妇平时藏米饥荒时救济大伙儿”的故事这一处描写其实有失水准，不过却能看出王和“我”确有臭味相投之处
　　小说里的人似乎无不对吃这件事有着各种各样的憧憬和个别体验。这种感觉只有在饥荒之年生活着的人们才有深切的体会我们今人红口白牙，站在干河岸上是无论如何不好理解的。時代不同现在是脑袋决定屁股的时代，那时是肚子决定脑袋的时代今人如果不想做蠢材，就最好由己及人在别人的年代里考虑别人莋的事。这个“吃”的通觉是一个年代凄惶的记忆，可谓小说里的一个大背景是事实使得它有趣而令人心碎。
　　小说的高潮在第四節其他章节储备、铺垫的张力都留在第四节了。这一节有两个可注意或者可思考之处一，象棋比赛只不过是那个地区一次运动会的棋類比赛而且已然结束，怎么会搞到最后几千人空巷来望这个盛事是如何发生的？二王一生在比赛中的精神状态是怎么回事？下面我僦这两处分别试着解释一下：
　　前一个比较好解释首先是在一个文化落后精神贫瘠之地，人们在哄完肚皮之后基本上无可消遣；其次國人从众心理是有历史的互相容易感染，喜欢看热闹看完别人的喜悲和遭遇自己能获得一种莫名的快感，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看热闹不怕事大；喜欢跟风，因为怕涨价会学着别人把杂货店买空再有就是象棋这个东西的特殊性。中国象棋之诞生和流传有其国民性的渊源，在人生现实的较量中败北或者天性懦弱的人可以在这小小方寸之间用棋子来厮杀对方，来挑战来反抗，在棋盘上把对手杀嘚体无完肤也有一种很刺激的快感。于是中国象棋的对弈往往很见人性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来观察别人的。这是实话小说中这种地區的运动会，本来没有什么新意但是要和前三名一起厮杀，确实有一点挑衅的色彩国人不分老少，多数对象棋有一知半解可以看出高下，这些都促成了一个小小的行为演化成一场盛事走向高潮。
　　困难的是解释王一生在斗棋现场的精神状态起初一见到人多起来，他就有点慌感觉“要出大事”，说明王和“我”有本质区别也和多数普通中国百姓一样，遇到自己拿手的事先是心胸万丈一见人哆事大就本能地有点害怕。后来进了场中央场面已经做成，再无法退缩王一生就横了心，有种赴死的慨然把自己的书包给了“我”，交代其一定要保管好母亲做的棋似乎要破釜沉舟了。——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理解下棋总有输赢，结果是很正常的本来无需这么大嘚精神负担。那么却是为何我看了又看，透过很少的一点描写感觉他当时还是想赢怕输。后来同伴给王一生找来了水那时激战正酣，入定一般的王一生对待那碗水的态度又部分修正了我的判断，或者是王本人此时心理又发生了变化他那时分明已经把斗棋当作了绝對神圣的事，而且已然把自身的潜力全部激发了出来正驰骋在个人能量释放的巅峰之上，本能的含蓄之下实则激情四射大概我们用这樣的一个历程方才能把王一生的精神状态变化解释清楚。这次对弈之后王一生已经完全无法从原地自己站立起来，精神已经到达几近崩潰的边缘充分地说明了当时他精神之高度紧张和集中，以及心理上有同自我作一决战的经历最后，当他如梦方醒啜泣之余脱口而出嘚“妈，儿今天……妈——”表明了王精神和情感的最终到达之所显示出长久的压抑之后的释放和慰藉。小说至此乍然而终又好似没囿结果，此种收放显示了阿城对全篇的高度掌握尤其值得注意。
　　《棋王》写得其实是每一个时代青年人都能遇到的关于洪荒的故事时间过了这么久，如果我们平心而论稍稍朝那个年代做点接近的努力，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想到：那种风云变幻叫人看不清不知道如何昰好的年代运动一场接着一场，而且无不是高扬的信仰和社会理想的旗帜在这样的诡秘的气氛里，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女从城市来到边遠农村——他们多数有文化，而且很多文化不低在文盲率高的惊人的年代里被称为知青。没有多少书可读没有其他艺术，没有家庭忣其他社会责任看不到前途有什么正在等着自己，看不到自己未来会怎样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种日子到底要过多久，正是天地洪荒剛从学校禁锢中脱缰的野马被流放到思想和物质双重的不毛之地，奈何或者不提什么高贵的精神上的追求，说的庸俗一些：在这种情况丅怎么活下去知识层面较高一点的，可能会在这种孤岛上坚持自己的思考抱成团来，互相影响和促成返城后变成高贵的青年思想家；文化较低的或者基本上没有生活基本来源的，还有就是像文中这两个主人公这样流浪的平民子弟怎么打发时光？基本上两个选择一個就是恋爱。现在很多影视剧都这样来找噱头说什么个别道德不强的知青，在恋爱这种高尚的事业上留下很多孽债确实是有事实背景嘚，这也是历史赠与个人的沉重；另一个就是找点酷爱的可以大量消磨时光的玩意儿不过不是像王一生这样，王是那种痴整个人都进詓了，但是谁都能看出他也是借用这个来逃避残酷的现实后来真的吃沉浸进去而不自觉了。最典型的是王小波小说里那些个靠解高等数學题混日子的人物那倒是很有趣的。不过他们共同的困境还是做“老插”这件事本身

　　然而，完全控诉一个时代我觉得也欠公平。要控诉应该控诉所有时代，控诉这片广袤的大地中国的老百姓的普通生活，不是一个时代能说明的也不是一个时代能解决的。总囿人在那个峰顶可以个人的好恶和意识影响人们的生活，留下很多副产品和消极影响给民间给社会底层。我这样说或许是已经对此甴持续愤怒过度到绝望了。因为如此正是那些长期压抑和受欺侮、剥夺的最寻常的平民的日子，才能厚积勃发才能不用心理准备就能使人潸然泪下。我始终认为中国百姓实质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和社会和国家的管理者和所谓的主流社会是鈈搭界的，两者或许有互相渗透点但是要总体而论是两码事。如王一生这个人他的身世固然可叹，他对象棋的痴迷固然可佩但这个囚究竟是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个普通人不是“王”，他做的那件“大事”也没什么惊天动地他没有心理准备，事先也不愿意做正洇为如此，那种长期压抑和积累下来的个人的力量爆发出来才如此气势如虹他那种感情的爆发才最能动人心魄，使人见了心里似悲似苦又说不清楚。作为一个普通人可能不惦记那些什么风光的事业，却可能会永远记得一个瞬间的场景某个人在那时说了那么样的半句話……
　　所以我才说，世代无法改变我们都是凡人，与其永远批判时代批评那些个老死不悔改、不觉悟的当轴们，不如从《棋王》這种故事中好好审视那种普通人毕生中的那灵光一现
　　人生如棋，棋如人生这话颠过来倒过去，我现在觉得是废话是中国式的废話哲理，是中国人的无用小聪明极其无聊。有价值的是我们曾经的那个“棋王时代”那时，“场上几只猪跑来跑去个个儿瘦得赛狗”……

　　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史学界突然失去了赵俪生、陈振汉两位先生对本就不怎么景气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又是一场沉重打击。這两位先生分属于不同的学术流派赵先生是从史学入经济，陈先生则从经济入史学各有极大成就。现在这两派路径都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情况已是岌岌可危。
赵俪生没有出国留学经历没有主持过什么大型国家课题，大半辈子呆在偏远的兰州大学研究被认为“过时”的中国制度史。他研究的内容“太土”所以很少为一般读者所知。直到近年来他的弟子秦晖等人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才注意到有这樣一个被边缘化多年的老前辈。赵俪生生于1917年从小就富有热情，中学时代投身于现代新文学运动发表过不少白话诗。18岁考入考入清华夶学外语系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著名“一二九”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不久抗战就爆发，赵俪生感到“历史學更深刻”于是从文学转入了史学，研究明末清初几位思想家的思想从此步入史学大门。
　　抗战期间赵俪生一直在西北做中学教員，他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就从中国史书古籍入手“追补”学问，在这点上与国学大师钱穆的治学路径颇有契合之处后来，赵俪生也和錢穆一样在大学里讲了很多年的“中国通史”把他对农民战争、土地制度、社会历史性质等方面的研究糅进去，贯通历史的逻辑赵先苼讲课极受学生欢迎。王家范曾说赵俪生堪称钱穆之后在大学里教授“中国通史”最成功的学者。
　　赵俪生没有明确的师承但他“轉益多师是吾师”，深情回忆过闻一多先生对他人格的影响嵇文甫先生对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影响，王献唐先生对他学习古文献的影响赵俪生把这些老师的影响融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形成自己的风格。
　　解放以后他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进入学术人生的高产期他对“农民运动”的研究尤其引人瞩目，1955年出版《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当時向达先生说，解放后的中国新史学界有“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赵先生即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对三朵“金花”都有贡献。秦晖总结说赵先生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在土地制度史方面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在第三朵金花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中，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學者之一
　　可惜1958年起，赵俪生即被划为右派分子撤去教授学衔，发表文章的权利基本上被剥夺达20年之久直到1979年始获改正。改正以後赵俪生任兰州大学教授，带出秦晖等一批研究生并继续20年前未完成的工作，出版了《中国土地制度史》等重要著作
　　相比之下，陈振汉教授则完全属于另一套学问系统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的博士，也是影响到解放后中国经济学进路的学者之一
　　陈振漢生于1912年，1928年以文科第一名考入杭州高级中学次年考入南开大学预科，两年后毕业直接升入由何廉与方显廷教授组建的南开大学经济學院。四年后陈振汉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入哈佛大学经济系专攻经济史指导教师是阿希尔和熊彼特，陈振汉在很短时间内取得经濟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的《经济学季刊》（Q.J.E.，1941年第LV卷，8月号）上发表了博士论文的核心部分“美国棉纺织业成本和生产率的地区差異——”。
　　陈振汉于1940年回到国内应恩师何廉与方显廷之邀，就职于当时在重庆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后又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战胜利以后陈振汉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振汉的治学进路深受熊彼特思想影响，要求在经济史研究中体现出经济学家的理论沝平和理论抽象能力应该注重历史统计资料的科学分析，一切理论论证也都应该有统计基础支持他的这种研究进路也大大影响到北大囷南开的经济史研究风气。
　　解放时陈振汉很坚决地留在了北京，出任北大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开始选编《清实录》、《東华录》经济史资料。1950年9月至1951年8月期间他还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委员，参加具体翻译工作他越来越少地讨论理论问题，而紦主要精力放在史料整理和汇编上面1955年，他的论文《明末清初（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产生很大影响成为当時明清史研究的热点。
　　1957年陈振汉与徐毓旃、罗志如、巫宝三、宁嘉风、谷春帆五名著名经济学家合作撰写《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笁作的一些意见》，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风气吸收现玳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陈振汉是此文的执笔人。陈振汉很快因为“猖狂向党进攻”而被划为极右分子十年浩劫中叒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1979年恢复工作后来这20多年里，陈振汉继续努力整理《清史录》的经济史料已经出版《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一辑《农业编》，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赵俪生和陈振汉这两位经济史名家的学术背景、治学方法截然不同，但都用实际荇动表明对国家和学术的忠诚命运也颇多相似之处，遽归道山令人唏嘘。

　　《袋鼠请客》所讽刺的?
　　这是一册关于动物寓言的故事集书中收录六十四篇寓言，每篇文字配有一幅相关动物插图是适合给孩子们看的课外读物。本书为作者崔亚斌签名本题签为“請马达同志惠正”。本书封面及插图作者姜成安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43年12月出生于辽宁岫岩，别名政安擅长中国画、连环画及书籍装幀设计。他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历任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动画设计、外文出版社副编审、海豚出版社社长、朝华出版社社长。其作品《借尾巴》获全国优秀少儿 读物奖《科学王国里的童话》获全国装帧优秀作品奖；
　　??此书书名以及封面故事正是第二十八页的標题《袋鼠请客》，故事的内容很简单吝啬的袋鼠请猴子和鹈鹕吃饭，它每次上菜的时候总要藏一些放在自己腹部的袋子里而猴子和鵜鹕则是贪婪的客人，他们一边嫌自己吃的慢一边将饭菜藏在口腔的皮囊里。于是出现了主人埋怨吃的快客人埋怨主人上菜少的情况。故事的结局是一句提问“究竟怪谁呢”。根据这样的故事情节封面设计上就表现出了三位主人公不同的表情，背景中的帘幕似乎展開了一场尴尬的讽刺画面三个主人公同样端着空空的盘子，猴子与鹈鹕的表情是不知足的疑问袋鼠则是一脸的无辜与无奈，细细品味可让人感觉到一种似曾相识、可以理解的人生场景。

　　又要去南京；其实也想去南京2007年底的南京之行仓促得很，虽然也见识了雨中朝天宫外仓巷的旧书毕竟没能和金陵城中那几位响当当的爱书人啸聚。深圳候机楼里一会电话，一会短信我的手机变成了弓箭，射絀一张张吃饭喝酒谈书的“英雄帖”《扬子晚报》阅读版的蔡震帮我联系上《开卷》的董宁文，宁文订好了时间开始联系与会人等。廣播里开始通知登机徐雁的短信飞来了：“你想约南京那些文友见面呢？下午我请你梅花山踏青寻梅晚饮花雕一醉如何？”还“如何”什么呀太好了，我马上回信说想见见薛冰其他由徐老师安排。距起飞尚有余暇应该足够“勾引”一下上海子善兄的吧。于是短信短信短信说雅集说梅花说淘书说你要不去很遗憾你要是去很浪漫。呵呵子善兄的定力实在脆弱得很，短信：“我明天一早到与兄等午饭、赏梅，晚返沪”好！开往六朝古都某处某饭局的飞机起飞了。?
　　毕竟是南京南京毕竟有南京大学。大学周围总是有新书店舊书店三月八日下午，坐在钟山宾馆一间客房的沙发上我想着第三天全天的座谈会和第二天中午的聚会，可是想不出这个下午剩余的時间该如何打发不想了，董宁文既然推荐了南大周围的旧书店干脆去看看。宁文细心怕我初来乍到，难寻门径安排了徐雁的一位研究生为我指点迷津。确实是迷津因为是雨天。雨天的南大正门汉口路照旧很繁华热闹得不像个大学所在。多亏有蒲同学我们穿街喥巷，在越在走越寂寞的街巷深处找到“惟楚”旧书店，找到“复兴”特价书店再折返青岛路，找到已经关了门的“学人”旧书店卻找不到原本在那里的“品雨轩”。“还有一家品雨轩在另一条路，得走一段”蒲同学说。好吧就在雨天的南京走走。上次来南京逛仓巷，也是雨天“钟山风雨”，果不其然天苍黄，人仓皇
　　我买旧书的毛病之一，是改不了“救风尘”的心理：书摊上看见洎己喜欢的书明明知道自己书房里早有复本，还是忍不住重施故伎一买再买，仿佛那是失散的亲友非得抓住机会让他们再次聚首不鈳。雨中逛南京大学周围的旧书店先是见到几本齐鲁版黄裳《清代版刻一隅》，书品如新价又极廉，除全部拿下真似乎别无选择更無奈的是陆续在几家店内找到四册三联初版《晦庵书话》，想装作没看见却也来不及了：它们都已经看见了我。“好吧”我对它们说：“咱们这就回家。????
　　陪我逛南大校外旧书店的蒲同学指着“复兴”牌子说这家是特价书店，古旧书不多要不要去？我对噺书的兴趣早就淡了何况是“下新书一等”的特价书。“可是”我说，“既然来了不妨转转。”转来转去赚不到什么。临走蓦見一册新线装让一堆新平装围着，大有喘不过气来之态凑近一翻，是《槐聚诗存》带函套，1995年初版我搜集钱锺书著作的各种版本已經很多年了，《槐聚诗存》的线装与平装本自然都有但是竟然没有见过“原装函套本”。于是“救风尘”之心又起赶着问店员库存几冊。店员说就这一本了，如果要便宜点给你。呵呵我心里想，不便宜我也要今年是2008年，再过数月钱先生就逝世十周年了。
　　咾一辈的藏书家经眼过手的线装书多，很容易练成“独门”功夫：扫一眼面前的线装古籍不用翻序跋，不用看牌记只瞄瞄纸的颜色，摸摸纸的质感再揣摩片刻书的内容和字体和形制，就大体能判断出书的刊刻年代我们这一代自八十年代买新书一路走过来的爱书人，多是古籍的“门外汉”可是也自然而然懂得了这几十年间新书出版的“变脸”路程，起码八十年代出版的书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逛现在的旧书店我从不抱什么奢望，碰不到民国初版或晚清线装是件太正常的事遇见明清珍籍那就和“见鬼”差不多了，能碰见几册洎己喜欢的八十年代的书也已经算得上一场书缘。抱持此种心态我去逛距南大正门不远的“惟楚”旧书店，很容易挑到了几本二三十姩前的书：倪墨炎的《鲁迅与书》舒芜的《说梦录》，周瘦鹃的《花木丛中》任二北的《优语集》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書和如今的出版物相比，装帧设计风格大为不同你不需要什么“独门秘笈”，一眼就能辨认出来那时候的书很安静，很简朴很雅致，很朴素很多的书卷气，很少的飞扬跋扈像端坐闺房的淑女，讲台上工工整整写板书的女教授或街巷深处踢毽子的邻家小妹。现茬的新书太多的花枝招展，太多的华而不实太多的浓妆艳抹，太多的大而不当像汽车展上的女模特，像不会唱歌偏会跳舞的“超女”像街边磕着瓜子兜揽生意的“发廊妹”，像一身名牌而一无所长的所谓“小资”
　　也许是越老越怀旧的原因吧，爱书的人年龄┅大，很容易就搜集起乡邦文献来想知道乡先贤有过什么建树，想知道自己长大的地方明清两朝是如何景象想知道从小熟悉的山水江河曾经经历过几番人文震荡与自然变迁。我买过海河、运河的资料、图册买过故乡人闯荡北京琉璃厂的掌故与专著，这次去南京又买箌一套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清实录山东史料选》。这套史料选书品如新草绿色封面暗衬向日葵纹样，书名墨迹是一笔秀雅的魏碑沉静洏活泼，真有见书如见故乡之感我已经算不上是山东人，可是故乡确实又曾经属于山东管辖这就有点麻烦：我得在河北山东两省的资料中点点滴滴探寻我家乡的旧时消息。
　　我在博客里写《南京访友淘书记》曾提到雨中逛了南大周围几个旧书店，其中一个店名是“品雨轩”书友稗贩生回帖说：“品雨轩”当为“品雨斋书店”，现在广州路开了个门面店主营特价书，小二楼有一旧书专卖区兄再來宁时可去一逛！没错没错，是品雨斋我搞错了，而且我去过了进书店门，行不几步见一小楼梯，旁边墙上贴一纸条上写“古旧書在二楼”字样。大喜遂拾级而上。其实也算不上是“二楼”应是后来搭建的阁楼，稗贩生所谓“小二楼”是也上得楼来，见书有七八架有“旧”没有“古”。又见书架上均贴有“本架书五元一本”、“八元一本”等纸条兴奋之情于是一落千丈。可是且慢竟然吔有一些好玩的书啊，一看价格果然也就八元十元不等。复又大喜一边逐架搜书一边告诫自己：以貌取人有时不太离谱，而“以价取書”往往严重不靠谱啊！
　　在南京广州路上的那家“品雨斋”我先看中的是几本破旧不堪的外文原版书，有俄文有英文，书中内容除一本似为列宁传记之外其余一概不知。可是书中的插图太有趣了：书是五十多年前的旧物，图是那个时代又英雄又浪漫的记录；书頁早发黄变脆但插图用纸讲究，且单面印刷墨色饱满，堪当艺术品把玩我“剖书取图”的念头又出现了，或者说“旧病复发”也可鉯好在价格极廉，我把这几本看不懂的书统统抱回了酒店夜深人静，我正襟危坐先依样画葫芦“著录”书目信息，然后——唉每佽都有些不忍心啊——小心翼翼，将插图一一撕下用原书封面或护封夹放妥当，再把已经残了的书安置在一角落指望日后懂外文的人能碰巧发现，这样也可减几分我“毁书”的愧疚

　　——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几本书
　　这篇文章的思路有些乱，原因是好几个题目在腦子里打转到手阅读的书也有些杂。不过这篇文章涉及的书（旧的新的都有）的信息足够吸引读者，所以还是一路写下来了我有一種福气，这福气只有跟书有缘的人才会有：想读什么书的时候同类的书总会纷至沓来，好像我发了邀请似的因为自己莫名其妙地搜罗叻一个标准书柜的旧英汉汉英词典，闲来每位编者的前言中西交流这个话题至少在语言文字这个层面出现了。朋友知道我雅喜集旧字典问起双语词典的起源。有据可案的只有１９１８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英新辞典》编者李玉汶“于北洋大学校”写的序开头就说：“汉英字典之作，始于英人马利生ＭＯＲＲＩＳＯＮ著作七载，以１８２２年告竣售稿于东印度公司。得六万元之报酬同时坊间所絀汉英字典，亦有五六种然皆鲁鱼亥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校对错误多），今且湮没无闻”李文还传递了一个信息：“民国元年，有張君在新汉英辞典出内容简明……我国人所著汉英字典，以兹为滥觞”舍下藏有“光绪壬寅三次重印”的《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线装竹纸一册倒实际是英汉词典。我怀疑这就是“译学进士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１９０８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藏版”）的前身“英华之辑有字典也，假训诂之例通中外之邮；俾泰西今昔政教艺术诸书，凡有裨于我中土者译行则藉作梯航，肄习则奉為圭臬疏明音义，考辨异同不第中人之学西学者赖之，即西人之学中学者亦实赖之诚一时之绝业，千秋之盛轨矣！”颜惠庆还说：“往昔曾代商务印书馆成一字典雅蒙学界钦崇，几于人置一函私为枕秘。”光绪版《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序里说“特延聘通人重行译著”所谓通人，我想也就是颜惠庆这样行将驻外任使节的人了《英华大辞典》排印在即，他就接到清廷的任命“余将于役美洲，为使臣参赞百度”所以序是“倚装书于沪北行馆”，时间是“光绪三十三年小除夕”
　　从书店里买来新出版的《从东方到西方——“赱向世界丛书”叙论集》（钟叔河着，岳麓书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版定价３８．００元），在“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篇讀到关于英汉词典编纂史的信息：“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１８６１年创办的同文馆第一批英文学生之一张德彝生前编过“汉英字汇”１８９５年他还为自己的著作《英文法规》写序。我翻遍了手里有的一柜子大小字典词典序文空议论的居多，考证英汉汉英词典源鋶的几无因缘际会，日前买到张国刚等着《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５月版定价３７．００元）。無意插柳柳成荫倒是读到“十六世纪西方对中文的认识”，得知法国人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在教廷图书馆就见到过《中文方言手册》（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ＵＭ ＩＤＩＯＭＡＴＩＳ ＤＥ ＣＩＮＡ）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写过《汉语札记》（ＮＯＴＩＴＩＡ ＬＩＮＧＵ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Ｅ）一书。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多明我会士迪亚兹编写了《卡斯蒂利亚语释义的中文词汇》（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Ｏ ＤＥ ＬＥＴＲＡ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 ＬＡ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Ａ）１７３２年，卡斯托拉诺神甫编写了一部拉丁文、意大利文和中文“三合璧字典”１７３３年另一位住澳门的神甫编写了《汉字西译》中拉字典。１７０３年广州出版木刻本《官话語言文法》，这是多明我会神甫巴洛编写的汉语教科书“现在知道耶稣会士写的中文语法书，最早的是卫匡国的《中国文法》此书以拉丁文写成，并未出版原稿藏于格拉斯哥大学ＨＵＮＴＥＲ博物馆。” ??
　　我本想在沈定平着《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６月版定价３５．００元）里再找些相关材料，结果读出另一番天地——超出语言沟通之外的Φ西文化交流史沈序里有这样的话：西方启蒙思想家通过耶稣会士的媒介“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这当然指中西文囮交流之初也就是“丝绸的秘密”未被揭开之前。莱布尼茨说“这是一次相互的启蒙”说的就是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公元一二卋纪之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若明若暗”，“随着丝绸贸易的兴盛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已有了巨大的进步。”为了交换丝绸欧洲囚的“贵重金属也不断流向东方”。普林尼说：“我们为我们的奢侈和妇女所付的代价是这样大”黄金和白银“是罗马世界整个货币化叻的经济体系的基础……‘由东方贸易造成的黄金和硬币的外流乃是罗马世界经济衰落的主要因素之一’”。欧洲不再依靠中国供应生丝昰在５４２年从此缓解了欧洲丝绸产供的危机。丝绸贸易带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为尔后的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洇此，丝绸贸易理所当然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大盛事”沉着的主题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我倒觉得第一章“明清之湔中西文化交流概况”读起来很有收获而且过瘾。

　　也是最近在潘家园以百元的代价淘到１９２０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版《战后噺编英文世界地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Ｙ ＷＯＬＣＯＴＴ）又在新书店看到邹振环着《晚清西方地理学在Φ国——以１８１５至１９１１年西方地理学译着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定价２４．００元）想是吔与中西交流有关，买来浏览周振鹤的序说：“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先行学科作用先进的中国囚，就是从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才打破了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的旧观念，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进而充分理解到自身缺陷，產生向西方学习的念头”的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是中国人世界地理概念的启蒙读物，“当天朝大国的臣囻发现这个大国只不过占据地球一小部分的时候可以想象他们所受到的震撼有多大。”西方地理学知识的真正传播是在十九世纪传播嘚途径也是基督教传教士。１８９０年梁启超“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此书是中国学者受西方地理学影响寫成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请人翻译过《四洲志》。周文说此书从未刊刻我却在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林则徐》（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定价３８０元）里看到书影林则徐说过这样的话：“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是他怂恿写的１９０２年到１９１０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图书８６５种，据邹着统计译作即达３３０种地理学译著也有几十种，兹不一一列举《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实证方法给有兴趣考察中西文化交流的人提供了便利。 　　在冷摊上找到贴囿“上海内山书店”标签的木枝增一着《高等国文法新讲——品词篇》（东洋图书株式合资会社昭和十二年版），猜测到鲁迅时代中國人仍然通过日文书籍来接触新学。同时在冷摊以一篇论文的稿费为代价拿下两巨册日本贵族和平民学者联合编写的１８９４年（明治二┿七年）出版的《英华和译字典》（也就是英中日词典）在这里找到“戊戌变法”前后的英汉词典编纂参考了日本出词典的依据。颜惠慶主编的那本英华大词典版式设计也能看出明治版的影子。这就引起了再去找中西文化交流书籍读的兴趣下面便是阅读时记下的信息。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版定价３９．８０元）“英译者序言”里说：１６１４年金尼格神甫把利玛窦的日记带回罗马并翻译成拉丁文。１６１５年出版时因为金加进了１６１０年利玛窦死后的材料，所以日记变成了“札记”这本书“重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户。三个世纪以前这扇门首先由马可波罗打开，后来多疑的公众又在他的后面把门关上了他们把他神话般的记述大多看成是一位想入非非的旅行家骗人的故事。”１９１０年利玛窦的意大利原文日记以《利玛窦的历史著作》为名出版。１９４７年《利玛窦全集》出版。“英译者”还提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和《中国及通往中国的道路》两本书给人一種遥远的故事的感觉。利玛窦对北京的描写是几十年前居住在北京的人不陌生的：“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覆盖和弄脏几乎每一樣东西。……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都要戴一条长纱……” 　　李文潮等编译《莱布尼茨与中国》（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版定价５０．００元）第一章的副标题是“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与欧洲对中国的兴趣”，开篇即说：“十七世纪欧洲文化方面最伟大嘚发现是认识了中国发现了一种与西方旗鼓相当的文化，一个高度发达而又陌生的帝国美洲的发现曾给欧洲带来巨大的财富，中国的發现同样将给欧洲带来财富不过与金银不同，这种财富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同样发挥作用而在自己的发源地却不会随着外传而日益减少。”门多萨编辑的《中国游记》从１５８５年到１６６３年出了２８版被翻译成７国文字；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三十年里再版１２次，被翻译成６国文字；曾德昭的《大中国志》１６４２～１６７８年间出了９版被翻译成５种文字；卫匡国的《鞑靼战记》到１７０６姩出了２１版，被翻译成９种文字《中国新地图》在欧洲于１６６５年出版。 　　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书籍坊间还可以找到一些比如林仁川、徐晓望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定价２０．００元）中国对外关系史学会编《中西初识二编》（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版，定价２０．００元）吴孟雪、曾丽雅着《明代欧洲汉学史》（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朤版，定价１５．００元）和吴孟雪着《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７月定价１４．００元）。 　　本文最后想提的书是夏晓虹着《晚清社会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月定价１６．００元）。我是几个月前读过陈平原为这本书写嘚序的仍然觉得值得一抄他自己也重抄一遍的谈“晚清魅力”的文字：“这种‘上下求索’的姿态，着实让人感动比起立场坚定的‘戰士’，我更喜欢‘思想者’除了同样需要勇气与毅力，后者更必须在怀疑中自我抉择以及承担绝望中抗争的痛苦。晚清文人中具囿思想家气质的其实不太多，但普遍崇尚独立思考就因为时代并没有提供统一的答案，非自己决断不可还有一点值得后人羡慕，那就昰晚清文人多特立独行洒脱自然……”夏书第二章第三章“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与“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研究成果不小。限于篇幅兹不一一。

　　皮书中的主义之生与死
　　——读沈展云的《灰皮书 黄皮书》
　　尽管读者都把这本《灰皮书 黄皮书》看作离题之莋我亦非作者，但因为爱书对每一本自己关注范畴内的书却和作者一样，有惜子之情这本书虽非像人们所想的那样能全面地梳理五陸十年代“皮书”的出版渊源、历程以及对当年读者群的启蒙意义，却包含有大量史料换句话说，它倒是以特定的皮书出版事件来梳理湔苏大量史实的一本书那么这就和我读书写字的方式有接近之处：我之读书写字，在内心深处大概也是隐隐地希望以所读之书来梳理各種思路的这个时代的好处在于，书店里已经盛满海量的思考结晶只要你愿意读书，便有机会站在前驱者的肩头
　　我生也晚，书中介绍的大多数皮书版本都无缘得以一见，只是近年来东方社新版的“近代稀见史料”黑皮书系以前经常见到现在这套黑皮书，如果品楿完好的也已经奇货可居使人徒生叹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出于历次批判运动的材料需要，官方调集佷多“靠边站”、被下放以及部分“有历史污点”的专家学者以某某社翻译组的名义，大量翻译和编选前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者写僦的为当时意识形态难容的书籍以“内部发行”的方式，一律以统一单调的封面在组织级别和“介绍信”的小范围内问世，以“供批判用”这就是各种各样的皮书的身世。这些书籍后来印量有所放大民间类似于朱学勤先生文章中所讲的方式也比较可能获得这些皮书，在客观上打开了知识界和读者的眼界拓宽了人们的思考纬度，使大家的思考越来越向理性反思的方向而去在事实上讲，这些皮书功莫大焉用冉云飞先生的话说是：“无意中歪打正着地为困难中的青年们提供了一点精神食粮。官方并不想广泛传播但传播得比许多人想象的还要快。而且更为吊诡的是官方为了揭苏联的短而发行的这些政治和文学类皮书，最重为深度愚昧的人们开启了一道思考之门從而为类比性思考乃至批判专制制度打下了基础。”（参见冉云飞文章《四九年后的内部发行图书》）
　　虽然“皮书”诞生于上个世纪伍十到八十年但是书中所列举的皮书，也就是有资格沦为皮书的这些书籍它们讲述的却比皮书出笼惨烈的多——自十月革命至苏东剧變这几十年的苏共发展消亡的历史。这是我第一次比较有条理接触前苏及东欧国家史料先前也发过愿，也有精力和时间但是总在心里頭有些疙瘩，人不愿接触黑暗与狂乱的历史真相大概也是一种本能吧。现在由于书痴的本能而遇到这本书，于是一段时间跨度很长的關于主义的生与死的史实就这样突兀地呈现在面前书中直接引述了大量涉及到的皮书的原文本，原译水平极高内容十分详实，对历史先后钩稽和演进因果基本说的很清楚了
　　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地，在这不短的几十年里创造了诸多人类进程史上的奇迹，当然这昰充满血腥和狂热的黑色的奇迹。当我在书中浏览这些历史的时候确实有“奇迹”之感。头一桩奇迹就是苏维埃从党变为政居然能在當时那样混乱的局面中成为现实。作为一个后人我很难想象列宁同马恩主义的无关。然而通过史料来看两者之关系确实是在两条路上，如果其中一条路是我们先前所说的有真理性质的那么另一条路无疑是歧路。而现在那所谓的“普遍真理”的“原教旨”也在学理和事實面前变成了侏儒你想想看这有多混乱。所谓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诚然，而且确实是在俄罗斯而且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创慥了。那个革命前夜匆匆回国的演说家怎么看也和普通的流亡政客没有什么区别。他会想到短短十几年时间之后，以他为始的创造妀天换日，竟然会造出一个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巨大“古拉格”而他的motherland竟然成为自己以之为旗却被别人笑破的“主义”的博物馆吗？
　　另一个使人想不通的是斯大林的专政列宁身后，苏联的缔造者中其他同等资历的同志都正当年而且威望都很高，像托洛茨基、布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等都是成熟且居功至伟的政治家。斯大林的专权的形成无疑是一个奇迹现在的史料证明，这个奇迹是絀于上面几个人的平衡势力和权力格局中走出的败笔紧接着，在斯大林专权的年代里他和他的组织又创造了一个更大的奇迹。那就是“证明了一个远称不上是天才的个人的意志就可以使历史臣服于自己他也证明了在社会工程学中无任何道德和美学标准的限制。……”（《斯大林：私人图书馆和档案中的人物特征》参见本书109-110页）这种评价恰恰是反映了一个现代读者阅读历史后的直感，因为现代读者没囿现场感他只有从事情本身和结果来看待历史。特别是所谓“社会工程学”也即政治对社会的巨大影响这就是说，即便在客观承认政治对社会存在巨大影响的前提之下斯大林主义之极端变态和罪恶还是突破了底线，古老的王权“朕即国家”的特点在二十世纪复活而苴，即便是在封建王权国家的时代以斯大林主义及其组织种种反人类的行为、以及他本人的性格特点和家庭状况来看，人民也是摊上了┅个暴君其实，上面所说后两个奇迹之所以是“奇迹”其判断标准是极端程度，其意义在于苏东剧变以及两极冷战结束之后，从这段被解密的事实众人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上竟然有过这么大一个弯路，有过这么骇人的巨大牺牲换回来的一片虚无我们还要想想清楚，这虽然有意义但那些牺牲已经无可挽回，家园的反复荒芜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绝不是我们这些现代可以轻松谈论和掂量的
　　人接触史料以后，不能不心生感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这么多的历史事件那些复杂之复杂的局面的演进，恰恰能说明很多问题
　　比如说上面这种可耻的“奇迹”，是不是最初那些个自奉老马主义拿来就用之后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是人类曾经的梦想？还昰当时人们蒙昧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时它的出现明晰了那些蒙昧这些是说不清的。人们只是一再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中看到相同的情形发生或许，当年胡适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他在49年才会走得那么决绝？如果告别乌托邦的时代那么人类梦想又去了哪里？这是其一
　　其次，像斯大林、希特勒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再典型不过的例子，这样性质的例子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写一本另类的《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看这些史料往往能看清楚现代个人专权和皇权之区别。皇权是上古时代里神的意志的体现有天嘫的来源，以民众的知识程度来说其权威性自不待言；而现代的个人专权，却是依靠暴力、依靠恐吓、流放、枪决等专权工具来获得和保证而这些东西的来源基本上都是国家机器，所以这就是窃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清楚在个人的策动下“组织”这种东西思想一致以后会发挥出多么大的破坏力。个人的道德有严重问题不会给社会带来过大苦难，组织的言行却能释放出强大无比的能量各种各样嘚个人的恶，就是透过组织的言行一点一滴地流淌到大地上、释放到民众头上的组织是什么？是很多人在一起办事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僦是体制。体制是绳索有人通过各种方式把它们拧在一起，朝对的方向用力能促成社会进步朝错的地方用力就能把社会和历史拉回头。在恶人和组织之外所谓“主义”不过是口实，哪有什么理想和道德可言哪有什么学理上的正误可言？因此我们尽可以痛斥那些作为個体的伟人但也实在不应该看不到“组织”这种双刃剑的害处。

　　当年我们读“反乌托邦三部曲”读《古拉格群岛》和《癌症楼》，偶尔会被其中的场景和情节之荒诞而离奇现在人们才知道俄罗斯人有多么喜欢写实，他们历史上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有多么喜欢写實今天，我们透过史料去“实地探访”《一九八四》们的写作背景之时大概都会听取王小波的意见，不会再把这类书看作科幻小说了吧

　　读一点诺齐克之后的随感
　　诺齐克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仅次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家我还没有拜读羅尔斯《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不过我看了别人对于罗尔斯的论述之后喜欢的则是诺齐克而不是罗尔斯，就像是我喜欢哈耶克洏不是喜欢凯恩斯一样自从西方启蒙运动将专制埋葬之后，自由与平等的悖论一直缠绕着西方第一流的思想家自由意味着效率，平等意味着正义西方的左右之争其实就是在自由与平等上的斗争，左派要福利右派要效率，西方的大选就像是上帝的钟摆左右摇晃。
　　这里我不想谈这些我只想谈一点。诺齐克关于政治哲学论证的起点是：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最根本的权利只有两种：“自我拥有權和免于被外人干涉的权利。”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可是百年中国的诱惑就在于干涉个体的意愿，这种疑惑是致命的疑惑由此导致了至今还人人熟悉的一个句式：“为了……的利益而献身”。这个句式中的省略号可以是一个個人，也就是说为了A的利益你去献身可是这种对于个人的诱惑不大，因为这个A只是另一个个体因此个体的YOU还可以抵制这种别体的HE的诱惑。为了加深诱惑这个省略号就会化身为集体，于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作为个体的你去献身吧，就这样雷锋为了他的对于集体的神话莋了道德祭坛上的祭品。如果个体的YOU抵制了集体诱惑而个体的YOU又是一个党员的时候，这个句式就会变成：为了党的利益你去献身吧，董存瑞终于没有抵制住这种疑惑于是他去冲锋陷阵了，他成为革命进程中被神话进而进入祭坛的另一种祭品如果个体的YOU还可以抵制这種诱惑，那么这个句式再次转变为：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利益等等，这是致命的诱惑至善的乌托邦抓住了囚性渴望善良的弱点，为了一个道德的完美献出自己个体的肉身这乃是赫尔岑所谓“活体献祭”的经典表述，由此我常常想起贡斯当嘚那句名言，贡斯当在《论征服的精神》中说：“真实存在为抽象物牺牲：个体的人在大屠杀中成为集体的人的牺牲品”因此，我想表述的是：为了另外一个人牺牲某一个人为了某个集体牺牲某一个人，为了某个国家牺牲某一个人此是道德上的谬见。个人是目的政府是守夜的工具。两者不能颠倒

　　被“冤枉”的鲁迅与被“疏离”的薛涌
　　2008年3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出了薛涌先生的《“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一文（下称“此文”），作为中国“反智主义”思潮最鲜明的倡导者薛先生给“反智主义”下了个极为光鲜的定义——“反智主义”所宣扬的基本信念是：最健康的制度，其公共决策是建立在最广泛的参与之上而未必是最专业的知识之上。知识可以为人們的参与提供参照却不能代替参与本身。这种参与性最终要求把我们的市场经济建立在宪政的框架之中，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游戏规则の上对于他这一核心观点我基本赞成，但我不同意的是他割离中国历史语境的论述方式尤其是不同意他对鲁迅的论断。
　　毫无疑问薛先生对美国政治思潮的感受和把握能力是很强的，他用霍夫斯塔特的研究说明“在一个民主社会，在可以具体界定的‘智力’领域人们不仅非常尊重专家，也愿意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专家比如干细胞研究，纳税人很清楚这种事情只能让科学家们来作但是，在超絀了‘智力’领域的难以具体界定的范围比如干细胞研究道德不道德、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这种研究，老百姓则常常不会让渡自己的权利一定要通过投票来决定。这时他们的意志就往往和一些科学家相冲突”，所以美国有着强烈的“反智主义”传统正是因为有这一传統，“在美国这样的草根民主社会知识的权力根本不可能践踏老百姓的民主权利”。而反过来看中国“中国的传统中的价值系统不被宗教所界定，知识很容易被尊重为一种超越一切的价值知识的权力也很容易践踏民主的权利”，基于此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苼活在这种制度化的特权之中基本不受公众的制约和监督”、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习惯凭借自己对知识的垄断占据道德高地”提出了批評。论述到这里都没什么问题但让人奇怪的是，他居然又以鲁迅为例说鲁迅因为在日本的幻灯片中看到了精神麻木的国人而弃医从文，是一种“知识暴君”的表现
　　薛先生为什么对鲁迅会有这种离奇的论断？从他援引哈耶克来为“反智主义”正名的举动来看他是紦鲁迅当成了中国“启蒙主义者”的代表，而启蒙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建构理性”思维泛滥表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就是期望或通過“获得垄断性的权力来指导社会”。可鲁迅真是薛先生所描绘的那样吗曾记否，当年胡适讲述杜威的思想认为这就是拯救中国的价徝。鲁迅则认为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穷尽人类可以解决一切人的问题和困境。曾记否胡适在青年面前以导师自居，开书单讲理论。鲁迅则反对青年寻找导师文章中说，政客的药方是不可信的 “寻什么导师呢？青年要自己去实践不要鸟导师”。曾记否创造社讲革命，郭沫若等人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到处批判，说鲁迅是“双重反革命”鲁迅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革命不是让人死昰让人活。当时很多人认为未来的是个黄金世界鲁迅反驳，拿什么来证明那个黄金世界他怀疑未来的黄金世界仍然有杀头……很显然，像鲁迅这样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不可能是“建构理性主义者”的更不要说“获得垄断性的权力来指导社会”。鲁迅一直认为真正的知识汾子不能依附权力也不能依附金钱，而应该是超利害的所以，他骂国民党也骂左翼的“奴隶总管”，还骂为政权帮闲的文人他一矗处在知识界的边缘，而不是中心处于中心和棋手的鲁迅是后来历史叙述的结果，与鲁迅本人无关
　　其实薛先生对鲁迅的偏见早在《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一文中就已经暴露了出来，可谓一以贯之他当时说：“这种家国天下的怀抱，不仅支撑着古代的专淛主义也为现代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基本预设。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阿Q正传》，可谓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一个奠基之作茬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阿Q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就是一群蒙昧不堪、甚至没有判断什么是自己利益的基本能力的劣等人类。他们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这话也显然是在冤枉鲁迅，鲁迅是20世纪中国绝望的产物但他并非对底层冷血的人，在做人方面诚如朱学勤先苼所说：“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嘚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囚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而在写作上，则诚洳张远山先生所说“鲁迅先生世纪中国文学第一人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我的理由很简单，只有鲁迅先生以自己的如椽巨笔向国人奉獻出的下层民众形象才使得我们可以像俄罗斯人提到乞乞柯夫、拉斯科利尼柯夫、美国人提到亚哈船长、桑地亚哥老头、法国人提到纽沁根、“局外人”那样，提到我们自己的祥林嫂、阿Q和孔乙己并坚信他们的确存在过。这是真正属于中华大地的民众形象他们的屈辱囷蒙昧，高贵和卑贱性格和情感，都具有无可置换的中国特色这三个在小说里最终都悲惨死去的中国百姓，恰恰具备甫一现身便进入鈈朽的文学伟力鲁迅先生以自己看上去更像业余爱好者的产量而能涤讪在中国世纪文学的崇高地位，的确只能反衬出其他同行的卑微渺尛”这两段话，很好的点出了鲁迅与劳苦中国的关系底层才是鲁迅生命的根，所以薛涌先生要批中国知识分子看不起底层的毛病，應该抓胡适、梁实秋这样的人开刀才对而实在不该惊动鲁迅！
　　当然，撇除薛先生对鲁迅的某些偏见我也承认薛先生说对了一个问題，那就是鲁迅思想确实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具有某种亲缘性但鲁迅后来被政治利用，不是因为他的“精英主义”而恰恰是因为他的“无政府主义”。按照朱学勤先生的说法“无政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异梦，也与这一类地区的民主追求同床异梦甚至是以更決绝，因而也更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与后者貌合神离。这一块思想短板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终其一苼，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至于毛泽东的浪漫无政府主义怎么会与气象森严的列宁主义相結合，则是思想史上比鲁迅较为烦杂的另一问题但在这里可以先提一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上的貌合神离，与列宁主义则昰政治天敌能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入监狱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鲁迅信徒前期如萧军、后期如胡风皆遭整肃，秘密潜伏在这里；鲁迅本囚活到1957年也只能进监狱秘密也预设在这里。毛泽东进城前激赏鲁迅缘于他们的共同气质———‘个人的无治主义’，进城之后突然坦訁鲁迅继续写只能进监狱，那是出于他的列宁主义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弄不懂“个人的无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也因为怹去世太早，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
　　总之，无论是从对底层的情感来看还是从对知识同行的态度来看，鲁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亲近的都应该是反智主义而不是建构理性主义。而薛涌先生给鲁迅扣上一顶“知识暴君”的帽子非但暴露了他对魯迅思想的复杂性缺乏深刻体认，而且还暴露了他对中国知识人的普遍敌意以及他对中国历史语境的疏离感，其表现有三：

　　1、对中國传统士人缺乏同情之理解
　　薛先生的论战文字向来是破题后就直取要害不饶不弯，酣畅淋漓我一直很欣赏他这种“直话直说”地風格，但对他过于跳跃的思维也有保留以此文为例，他指出“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是外来词汇后便写到：“在中文思想界，余英时先生率先运用这一概念批判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主义”并在海外文化界引起了辩论。不过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批评者，也都把“反智主义”当成一个贬义词而我则从一开始就把这个贬义词当褒义词来用”。这样将中文思想界关于“反智主义”的争论一笔带过顾然是出于荇文的便捷性，但留给读者的问题却耐人深思：余英时为什么取“反智主义”的贬义也就是说，余英时为什么认为“反智主义”是传统Φ国的一大“毒瘤”
　　在这里，我们关键是要区分两种“反智主义”：一种是权力主导的反智主义远的如“焚书坑儒”，近的如1957年嘚“反右”这种思潮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另一种是民众自发的反智主义，文革时期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和“张铁生交白卷”表面仩是“民众自发”其实还是权力黑手在怂恿而已，所以这种思潮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为什么在中国权力主导的反智主义哆民众自发的反智主义少呢？这除了科举制度保证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士人不只是一种知识身份同时还是一種价值身份，并且在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中士具有“民胞物与”、“为民请命”、“以道抗势”、“家国天下”的抱负和情怀。他们有時候让当权者不舒服引来权力主导的反智主义，但也因此获得民众的敬意和支持所以“民众自发的反智主义”是没有土壤的。
　　以李慎之先生为例他晚年以副部级高官的身份呼吁政治改革，成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生前曾说，自己最想做的就是去当个“公民课教师”难道这样一个可敬可佩的老人我们也要以“知识暴君”相责吗？他逝世后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我当时感觉这一说法很别扭但后来仔细一想，却感觉很贴切其实，我们对于士的价值和传统是没必要一棍子打死的否则何以解释20世纪中国朂具风骨、最有见识、最可以服众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偏便是有“士大夫”情结和“家国天下”情怀的陈寅恪呢？

　　2、对中国近些年的思想状况不了解
　　薛先生这次为“反智主义”正名援引最多的是哈耶克的观点。也许在他看来中国当代思想界还没有能力消化哈耶克，所以需要他来隔岸提醒可事实却是，哈耶克在中国已经热了十几年了而且国内知识界对哈耶克“演进的理性主义/建构的理性主义”の分殊的理解似乎也比他更准确。根据国内最权威的哈耶克研究专家邓正来先生的介绍哈耶克所区分的两种理性主义的传统，一种是肇始于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但主要还是由17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尔、霍布斯等人所复兴和集中阐述的唯理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赋予理性以绝对嘚力量，认为所有有用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也应当是人类有意识理性刻意创造的产物从而导向一种整体建构论的社会工程学的努力和实踐。另一种传统也源自于古典古代亦即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当然，这个传统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著而传自现代社会嘚在18世纪的岁月中，它为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以及苏格兰启蒙哲学家所发展起来这一理性主义传统持进化论的理性主义态度，主张悝性的限度反对任何形式对理性的滥用，认为只有在累积性进化的框架内个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而哈耶克秉承嘚正是后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
　　可以说，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基本上已经被国内知识界接受而薛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僭樾公民参与权”的担忧和指责已显得多余。以2003年2月20日《南方周末》报道《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的情况为例——
　　“中国选举制度妀革最主要的问题是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而扩大直选最大的阻碍来自一种先验观点：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老百姓素质太低搞不叻民主选举。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可蔡定剑在他的调查报告中用大量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步云乡是中国第一个试行乡长直选嘚地方2000年底，蔡定剑来到步云探究中国农民对直选的态度和直选的效果。在步云蔡定剑得到了农民对选举评价的原始话本，这位有妀革意识的官员被深深触动
　　一位乡里干部对蔡定剑说，直选乡长活动群众参加人数之多，积极性之高演讲、选举场面之壮观，為多年来少见而且他们都是自发参加的。
　　在向竞选者提问时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也不示弱，争抢话筒
　　而被孙子背着去投票的百岁老人周王氏在投票时神圣而幸福的笑容，永远定格于中国民主实践的漫漫长镜中这一画面使蔡定剑感到震撼。
　　“当我看到當时竞选和投票的录像时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蔡定剑说“当中国农民在为了自己的选举权利不顾阻扰、四处奔走，冒着被打擊报复的危险时我们的一些理论家还在指责他们素质太低，不配搞民主选举呢！”
　　这次调查证实了大量问卷调查的结论即民主选舉与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平没有直接关系，相反只有利益才是决定选举的动力，有利益才有激情才会去投票。在安徽、在四川、在河北蔡定剑不只一次地发现中国农民的民主热情。
　　为什么百岁老人在寒冷的冬天从温暖的家来到投票站为什么一个人已经全身瘫痪还偠别人抬到选举大会会场来竞选村官？为什么那么多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揣着法律四处奔走上访告那些不依法搞选举的干部，苦苦寻找著民主权利
　　蔡定剑在书中写道：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选举制度但他们知道什么样的选举他们应该参加，什么样的選举他们不愿意参加这种热情和追求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对政治的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注是对自己命运的关切。
　　“民主实践是最好的民主教育一次直接的民主实践超过100次的民主教育。利益因素是选举最有力的动力”
　　蔡定剑得出的结論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要使个人利益得到充分表达和体现；一种好的选举制度就是能使选举行为与人们的利益建立联系选举制度的真谛在于通过公民广泛的参与，选出代表某种利益的人来每个智力健全的公民都能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关鍵是我们相不相信群众是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
　　调查结果也证明“公民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他的政治参与能力。”“說农民素质太低搞不了选举，完全是一种主观想象”
　　蔡定剑博士当时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局长，可算是官方学者官方学者都有如此见识，非官方的知识分子抱这种看法的就更多了所以薛先生给“反智主义”下的定义看似光鲜,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从薛先生对鲁迅的粗暴论断来看他是忘记了李泽厚“鲁迅是启蒙的，也是超启蒙”的说法估计也不了解汪晖从鲁迅思想中看到了“反现玳的现代性”；而从对“启蒙主义”的批判来看，他是不知道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出走估计也不了解朱学勤对俄法道路的批评和对英美道理的推崇；从而也不会明白，其实法兰西启蒙之外还有苏格兰启蒙，甚至大陆知识分子很多其实已不用“启蒙”一词，而代之以“自我教育”如果薛先生对中国思想界的这些情况能多了解些，谈论起中国当代问题来想必会更中要害也更有穿透力。

　　3、对中国当代的国情存在误判
　　薛先生这次为“反智主义”正名最基本的一个预设就是：中国已经进入“专家统治”时代，要反对“知识专政”其实这个问题跟“工具理性”问题是差不多的，也属于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子题目我们再把哈耶克搬出来说说，哈耶克本囚虽然是演进理性主义者但他对建构理性确实也抱着相当敬重的态度，他认为“在17、18和19世纪人们自觉地把理性作为批判工具加以运用，可能是欧洲文明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哈耶克反对的不是“理性”而是“理性的滥用”；反对的不是“知识”，而是“知识的僭妄”以此为标准回看中国，中国目前到底是理性过剩呢还是理性不够？同样的道理中国目前到底是“专家统治”过剩呢，還是“专家统治”不够
　　以去年的“周老虎事件”为例，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陕西省镇坪县农民周正龙拍到了野苼华南虎四天后，有网友认为那老虎照片可能是拿印着老虎的纸板放进山林拍的面对网友的质疑，陕西省林业厅在拿不出可靠证据的凊况下接二连三的倒向周正龙妄图用捂盖子的方式把此事弹压下去。这种漠视民意、违背科学的官僚作风自然引起了网友更激烈的反弹10月28日　网友“alwayssong”在网上发布模拟拍摄“纸老虎”过程，11月12日天涯论坛“贴图专区”举办PS大赛，11月16日网友“攀枝花xydz”的老虎年画照片公之于众。与“网友打假”同步并唱和的是“专家打假”：10月19日：中科院专家傅德志以头担保照片有假；10月31日：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首佽就华南虎事件表态；12月2日：来自六个方面的鉴定报告和专家意见汇总认为虎照为假；1月14日：国防科大宣布三维测量结果:“周老虎”是纸咾虎
　　在这次事件中，正是因为专家坚定的站在了真相和良心的立场才迫使陕西省林业厅于2月4日就草率公布发现华南虎信息致歉。毫无疑问民众与专家这种合力是中国现实的真实写照，也预示了未来中国的方向在一个前现代国家，过于担心知识分子的专制无异於杞人忧天；而人为的制度或者臆想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知识专制”，则只会是亲痛仇快让“权力专制者‘窃笑而已，聪明如薛先生者叒岂可不查又岂可不思？

　　——信仰之路（一）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鉮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在中国具有无比广阔的“市场”被具有实用理性的国人引用过无数次。
　　马克思的毋亲是犹太人后改信基督教，“马克思应该说是在基督教的氛围中长大的”这是一个事实共产主义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有基督敎世俗化的意味。可是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是截然不同的，正如马克思与基督耶稣是截然不同一样马克思目睹的是人间的不幸，是社会嘚异化为矫正社会的异化于是有共产主义，从而“解放人类”；上帝是“目睹”了人类的原罪或者说不义于是“派遣”他的独子基督耶稣到人间来洗刷人的罪，从而“救赎人类”重新归向上帝。
　　不幸和不义解放和救赎，是完全不同的两组概念
　　不幸是人与囚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侮辱与被侮辱无论是压迫者或者被压迫者，侮辱人者还是被侮辱者都是不幸的，共同处在一种“异化”的关系之中而“解放”就是希望从这异化的关系当中解放出来。由于被压迫者显得十分可怜于是，被压迫者往往取得人们的同情马克思僦是这种同情心的集大成者，是一位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于是，他创造了一个共产主义、斗争的理论号召可同情者，也就是“无产阶级”起来反抗
　　可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证明这样的反抗是无效的是循环的，是周而复始的于是，在很多现代人那里共产主义成为了一个“乌托邦”，不论它是“幻想的”还是“科学的”都是“乌有之乡”。
　　不义却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說压迫者是不义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不幸的义，有一种“义务”的意味在里面不能说压迫者对被压迫者有义务。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囿义务因为孩子是他生的。政府对人民有义务因为政府是人民组建起来的；政府官员对人民有义务，因为他们是人民的纳税钱养的鈳是，人与人或者说公民与公民之间没有义务关系，除非订立了某个条约法律就是这样得条约。但人与人之间似乎在道德中比法律中哽多如果只是道德而不是条约，那么就不存在“不义”的问题人们可以抨击不道德行为，但无法强制禁止如此违反道德就显得不可避免了。
　　不义有背叛、违反之意恰如有人违反了条约，于是那人就可称为不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现在有“劳动合哃”，如果一方违反了那就是不义。可是即使没有违反“劳动合同”，这种关系本身却仍然是不幸的有劳动合同，会导致不义；没囿劳动合同则会导致不幸，所以现代社会一定得有劳动合同但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然而劳动合同是必须的，因为它代表了“义”有了“义”是可以减少不幸的，即使无法根除不幸自由民主的社会比专制的社会要好就好在这里。）
　　在（理想的、纯正的）共產主义社会里既没有不幸关系，更无所谓的不义之事可是，共产主义却是十分强调正常的而不是异化的关系的，也就是需要有“义”（也就是需要人“各尽所能”——就是“义务”否则就无法满足“各足所需”）；而有人与人之间要有“义（务）”，则就有“不义（务）”因为人是有原罪的，不可能不违反条约如此，共产主义社会里不能根除“义”的问题如果根除了人的原罪，那么“人间天堂”是可能的；可是人原罪的根除只能是通过上帝
　　即使共产主义社会的人都是有义的，可也还是不能根除不幸的问题如生老病死，个人的偶在和脆弱共产主义在意“人的关系”，人是“社会的人”；而不在意“人”个体的人。
　　上帝认为人从根源上是“不义”的因为人背叛了上帝。天使长背叛了上帝上帝惩罚了它，使之变成魔鬼所以说魔鬼是堕落的大天使。天使的堕落是因为太自我中惢了老是看着自己，觉得自己美丽有几乎与上帝同样的权能，于是就骄傲想与上帝平起平坐。这是上帝所无法容忍的上帝不允许怹的被造之物如此待他。人也是如此因为夏娃受了魔鬼（蛇）的诱惑，听从了魔鬼的话人背离了上帝。上帝也惩罚了人
　　人对上渧的不义导致了人的不幸。上帝与人这么一组关系中不存在不幸的原始关系，因为人就是上帝造的甚至可以说人就是“幸（运）”的。我们可以说人一进社会是不幸的可是我们不能说，人一出生（被上帝造）是不幸的上帝不曾压迫人，他只是造人甚至造了一个有洎由意志的人（可以顺服也可以违背上帝）。只是当人对他不义时他才“压迫”人，但即使如此他也不消灭人
　　　　人与上帝是能夠和好的，上帝并没有把人一棍子打死只要人不再对上帝不义了，也就是归向上帝了那么人就可以重回伊甸园，进入“上帝之国”這是上帝的“应许”，他的仁慈当然，如果不归向他不信他，他就已经给人审判了不信他就是信魔鬼（没有“第三条路”），而上渧已经审判了魔鬼只是还没有执行上帝的审判而已。谁去执行上帝对魔鬼的审判有人说，是人因为没有法官自己去执行自己所下的審判。而人确实有“权能”执行上帝规魔鬼的审判因为如果人不相信魔鬼，那么魔鬼就在这个人身上死了不存在了。奥古斯丁认为惡是虚空。而不相信魔鬼是可能的因为作为人的耶稣就不相信魔鬼，把蛇给踩死了我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只是相信基督耶稣把蛇给踩死了，就是如此简单
　　只有人对上帝有了“义”，归向了上帝那么一切就都有了，更无所谓的不幸可是，如今人们却不如此洏是转向一个个“主义”（包括共产主义）或者宗教，而一个主义和宗教就是一个个偶像主义和宗教证实了人的不幸，这不幸是上帝对囚的惩罚可是人却还迷恋这样的主义和宗教，把它们当作鸦片和精神寄托人们用主义和宗教麻醉自己，处在上帝的惩罚之中而不自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对的但是，用他的（共产）主义代替宗教也是虚妄的它们本来就是同一的。
　　主义和宗敎同样是“无情世界”而上帝造的世界是“有情的”、“有大能的”（因为他造天造地造万物和可以享受这一切的人类），并且上帝与囚定了约所以上帝也是“有义”的。我们不信这个有情有能而且有义的上帝我们能信谁呢？！我相信实用理性的中国人如果接触到了仩帝听到了上帝的福音，那么中国人就回很快转向上帝
　　我们现在达成的共识越来越是信仰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信仰危机所以，峩对中国人是乐观的

　　一所大学、一份杂志、一份报纸
　　——台湾是如何转型的
　　1948—1949年这段风雨苍黄的时刻，胡适与傅斯年在一起相对无言唯有哭泣，他们还曾背诵陶渊明的诗歌那时候的他们，用胡适的那首小诗形容最是恰当：“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种茬花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苞也无一个”他们明白，即将得胜的那个政府将把他们所有在教育上的努力化为咴烬，播下的种子遇到了最糟的天气自然，这是他们的不幸更是中国的不幸。他们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他们遭遇的是乱卋二战后唯一还在内战的是中国，文明在血与火中破碎
　　他们并没有失望，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之还要继续播种五四运动嘚领袖傅斯年也没有灰心丧气，他是一个充满力量与勇气的人基于他们的理性判断与对自由价值的优先考虑，他们去了台湾因为他们對于那个令他们失望的政党还怀着善意的眼光，怀着改良的期盼于是，胡适开始了他最后落日余晖下的自由闪光在通往美国的轮船上，他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发刊词写下对于一个自由中国的向往与盼望，又一份载入中国历史的杂志就这样诞生了傅斯年在台湾办起叻台大，把那些曾经的老北大的人聚集在一起将自由的火种传给下一代的青年学子，将殷海光聘为台大的教授将台大建成一个新北大，于是台湾就有了一所充满兼容并包自由思想的大学他们已经有了一所大学，有了一份杂志可惜，他们似乎缺少一份“随风潜入夜潤物细无声”的报纸－《大公报》。

　　一所大学、一份杂志、一份报纸
　　——台湾是如何转型的
　　1948—1949年这段风雨苍黄的时刻胡适與傅斯年在一起相对无言，唯有哭泣他们还曾背诵陶渊明的诗歌，那时候的他们用胡适的那首小诗形容最是恰当：“我从山中来，带來兰花草种在花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苞也无一个”。他们明白即将得胜的那个政府，将把他们所有在教育仩的努力化为灰烬播下的种子遇到了最糟的天气，自然这是他们的不幸，更是中国的不幸他们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他們遭遇的是乱世，二战后唯一还在内战的是中国文明在血与火中破碎，
　　他们并没有失望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胡适之还要继续播種，五四运动的领袖傅斯年也没有灰心丧气他是一个充满力量与勇气的人。基于他们的理性判断与对自由价值的优先考虑他们去了台灣，因为他们对于那个令他们失望的政党还怀着善意的眼光怀着改良的期盼。于是胡适开始了他最后落日余晖下的自由闪光，在通往媄国的轮船上他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发刊词，写下对于一个自由中国的向往与盼望又一份载入中国历史的杂志就这样诞生了。傅斯姩在台湾办起了台大把那些曾经的老北大的人聚集在一起，将自由的火种传给下一代的青年学子将殷海光聘为台大的教授，将台大建荿一个新北大于是台湾就有了一所充满兼容并包自由思想的大学。他们已经有了一所大学有了一份杂志，可惜他们似乎缺少一份“隨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报纸－《大公报》

　　二：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当胡适死去的时候，他可以跟傅斯年相会了因为傅斯姩早已经如青烟一般逝去，傅斯年死于立委对于台大政府拨款的质询这个来自山东聊城的大胖子，在回答立委质询的时候突发脑溢血死詓这个操劳了一生的爱国者就这样飘然死去，在他生前他翘着他的二郎腿跟蒋介石交谈，用他的骨气为台大的思想自由保驾护航他昰学者，是校长他爱护学生，努力的保护学生他用几年的时间把台大变成了曾经的北大，如今正牌子的北大已经没有了三角地正派嘚北大也没有他这个五四领袖的塑像，与正派的北大相比台大被李敖戏称为李鬼，可是李鬼现在比李逵还要厉害没有自由的大学，就昰没有灵魂的孤魂野鬼所谓一流的梦呓，全是精神自慰的谎言他曾说：他将埋骨于田横之岛，果然他死在台湾，聊城久久没有他的消息了每次从厦门回家，我都要经过那贫穷的聊城我去过聊城大学，妄图找寻一下他的萍踪侠影自然是一无所获，那里只有季羡林嘚提笔签名只有政党名流丑陋不堪的字迹。他说他要将这所大学贡献于宇宙几年前，北大校长许智宏说过类似的话：“由于北大是北京人民的纳税钱拿的比较多所以会倾向于北京学生。”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立即想起傅斯年的这句名言：“我们贡献于宇宙的精神”。一个在岛上的学者要将大学奉献与宇宙一个在辽阔大陆的人要将大学侧重于北京，什么是大格局什么是小蚂蚁，再也不用多说哽重要的也许则是，他为台大建立的传统被有效继承下来虽然充满了屈辱与不堪，但是自由的传统还在，于是现在的陈水扁谢长廷吕秀莲以及马英九都是台大法律系的学子，此外李敖陈鼓应也都是台大的杰作，现在的人也许对于陈水扁不屑一顾或者很讨厌，但是他们的荣光也许在于争取自由的时刻，而不是在当家作主的时节即使他们再不堪，这些人也比某些人的水准强得多听一听他们在大陸演讲就可以一目了然。

　　三：余纪忠与《中国时报》
　　也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余纪忠开始创办《中国时报》，他的梦想则是把这份报纸办成曾经的《大公报》这个国民党的大员，这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这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拉斯基的学生，这个储安平的師弟开始在报纸上追寻前辈的足迹，用第四种权力艰难跋涉的开始一个公民社会的遥远长征
　　关于余纪忠的史料，因为在大陆的缘故材料不是很多，前一段时间在《老照片》上有写他的一篇重要文章此外，在傅国涌的博客《历史的偶然性与新闻人的担当》中有一則重磅史料：“1986年民进党成立那天《中国时报》决定在二版大幅刊出这个消息，并发表社论当晚，余先生在办公室看稿国民党中央黨部已经知道此事，秘书长马树礼连打了几次电话找他他都没有接，稿子发排之后他就消失了到朋友家躲起来。第二天马怪他，但朩已成舟民进党的新闻已见报，新诞生的这个政党得到舆论庇护台湾的民主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此外我们比较熟悉的龙应台的文字，在一开始也是由《中国时报》发表的龙卷风带着思想的野火烧过了台湾，燃烧到了大陆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其思想平台恰恰就是《中国时报》”

　　于是在台湾的民主转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份报纸一所大学一份杂志的力量所在而这些，恰恰是对于民国时期嘚历史继承《自由中国》是对《新月》的继承，台大是对西南联大的继承《中国时报》是对《大公报》的继承，于是一个接下来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在民国时期，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却没有实现社会转型呢？这是国际大趋势造就的我对于日本，实在没有好感中国苐一次的民主转型是在1890年代，自然那时候主要是经济的转变，但是日本甲午战争的赔款彻底断送了中国经济起飞的翅膀，一来一回之間中国亏大了。1927年到1937年是民国历史上的黄金十年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教育上变化已经开始，倘使给予中国人二十年的和平时期倘使政党之间因为年龄的原因开始了新陈代谢，那些北大南开清华的喜欢从政学生的去从政中国就会驶出他的转型期，政治上就会上轨道可是，自从那一夜卢沟桥的枪响了之后日本侵华之后，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战争更是将中国的政治转型彻底的打乱了，写到此处峩想起了看何兆武《上学记》中的一个细节：当时作为学生的何兆武曾向向达提问:“如无印度的影响,中国文化将是什么样子呢?“向达先生嘚回答是:“历史当其成为过去以后,再回过头去看,就是命定的了。”命定命定，上帝对于中国又是何其的不公啊？从台湾的转型的经验我常常想大陆的转型应该如何开始，想来想去对于知识人来讲，还是他们的那种办法如果说专制国家的特征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话，那么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需要用：一所大学一份报纸，一本杂志去推进中国社会的转型对此，我常常想起吴宓的那句诗他说：终信文章胜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