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专题新中国成立65年来的辉煌成就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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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作为伟大历史转折，将新中国60年分为前后两个30年。在前一个30年里，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在后一个30年中，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上下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征程。全面回顾总结60年的发展历程时，我们要坚持“两个不能否定”：一方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要看到改革开放30年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取得了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焕然一新。另一方面，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要看到改革开放是在此前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前30年打下的基础，也不会有后30年这么快的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30年，经济建设成就巨大　　新中国成立的30年是光荣伟大的30年，是中国人民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复杂斗争的30年，是经历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胜利的30年。毛主席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建设的成就也不容磨灭。那种认为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成功者，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却是失败者的论调，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1、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停顿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在短短三年内，我们就医治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胜利地完成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且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了实现这个总任务，我国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它标志着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泽东同志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受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参照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一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但是，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凡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财政中来自国外的贷款，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这些贷款，从1955年开始，就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分年偿还。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于后来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中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国家工业化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工人阶级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涌现了孟泰、马恒昌、王崇伦等一大批劳动英雄。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并出现了李顺达这样的劳动模范。工程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惧艰苦，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为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1953年，中央从全国一次调集一万多名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党中央号召：新老干部都要钻工业建设的业务。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的国防和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到1956年，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企业，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业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建，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以前和以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重要著作和“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们的基本内容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58年，毛泽东同志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主持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激励和鼓舞下，全国人民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但是，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比如：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由于这些“左”的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快觉察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并领导我们着手纠正。为此，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了必须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切实注意综合平衡、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鼓实劲不鼓虚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一系列指导思想。1962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并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加深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1964年底，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工业建设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十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车。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十年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为前七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最为显著。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在这十年里，无论是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还是党政干部队伍，都有较大发展。这期间成长起来的成千上万各类专门人才，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党的组织部门选拔了一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并提拔一些人到省、部级领导岗位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经受住了后来政治运动的考验，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还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和三线建设中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许许多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总之，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十年工作中的主导方面。　　3、“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建设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是我国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当时我国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之中。经过五年的调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形势，l966年继续发展，与上年同期比较，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20.3％，基本建设完成的很好，财政收入增长15.7％，几乎所有工业产品的经济技术指标都创历史最好水平。这说明1966年虽然“文化大革命”已产生了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但还是局部性的。1967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治局面，国民经济状况急剧恶化。通过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先后成立，到1969年，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使经济有了初步回升。1971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成绩较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1％，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9％。1972年、1973年两年工业生产逐年上升，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4年1月，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又陷于动乱，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再次受到破坏。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大会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以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他召开一系列会议，采取果断措施，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通过全面整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l.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15.1％。然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国民经济再度下降。“文化大革命”10年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但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进展。　　——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在10年内乱中，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3％，1976年粮食产量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1835.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长12.1％　　——工业产量增加，生产能力扩大。10年中，累计基本建设投资为2730．98亿元，建成投产的中型建设项目共l485个。新增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的有：炼铁1971.5万吨，炼钢1250.6万吨，煤炭开采149265万吨，发电机组容量2603.6千瓦，石油开采6881.2万吨，合成氨673.6万吨，化学肥料576.54万吨，，化学纤维13.63万吨，棉纺绽416.3万绽。在上述的物质基础上，1976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1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172．6％，平均每年增长9．5％。、"　　——石油、石油化工和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能源工业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发展比较快的部门。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到1976年底，原油产量达到8716万吨，比1965年增长6.7倍；原油加工能力1975年为6764万吨，为1965年的4.8倍。石油工业的发展，为现代石油化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化肥工业和化学纤维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机械工业，这一时期发展了一批重大新产品和成套设备。这里有高度精密机床，第二汽车厂冷加工成套设备，年产700万吨大型金属露天矿设备，年产150万吨钢铁联合企业的成套设备，年产300万吨井下煤矿设备，250万吨炼油厂成套设备，年产合成氨6万吨，尿素11万吨的化肥设备，年产1万吨维尼纶的合成纤维设备，20至30万千瓦水力和火力发电成套设备，33万伏高压输变电设备，以及4千马力的电力传动内燃机车等。电子工业在若干领域也有所前进。　　——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全长1035公里的成昆线于1971年全线交付营业。全长820公里的湘黔线，1974年到达贵州贵定，完成了该线的主要路段。全长700公里的焦枝线，1970年7月建成。1979年枝椰线完工。另外还修建了襄渝线、京原线等。宏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全长6700米，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1959年动工建设，1968年完工。此外，为了适应石油工业的发展，1974年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河北秦皇岛我国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接着又建成了秦皇岛到北京、山东临邑到南京等输油管道。　　——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10年来，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冲破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培养水稻杂交种，国外几十年前就有人研究，但一直未能用于生产。1964年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开始进行研究。1972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组织全国性的科研协作，配制出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一般比水稻良种增产20％，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自从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1967年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在空间技术方面，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精确命中目标。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我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在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　　应当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是，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历史是复杂的，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定会摔跤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不会说自己小时候摔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　　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二、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道路宽广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经过30年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我们党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成就辉煌，就在于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1、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兴衰存亡。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走出一条从中国实际出发、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当十年动乱之后，我们党和国家走到一个决定前途命运的重要关头：要么按照“两个凡是”的思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沿着“左”的道路走下去；要么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要么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一条新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是内忧的逼迫，也是外压的结果。因为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而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中国人均GDP低于印度，只有日本的1/20，美国的1/30。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万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1分钟起落1架飞机，1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1小时起落2架，还搞得手忙脚乱。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之大令人震撼，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压力之巨，也前所未有。1978年，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创举。1978年，当中国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时，美国《时代》杂志曾经质疑说:“他们的目标几乎不可能按期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2008年，中国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时代》杂志又发表文章说:“当奥运会主火炬点燃时，世界见证了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中国回来了——在荣誉的光环下。”回望历史，我们由衷地感叹，这荣誉凝结着多少中国人的汗水和心血，它印证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时代！30多年的改革开放，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构筑了人类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3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30年来，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067多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56多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2008年末国家外汇储备19460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178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8346元人民币，比上年末升值6.9%；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这30年也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578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按2008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4007万人。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改革开放弘扬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改革开放是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当时仍然存在的“左”的错误，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把思想从那些被实践证明为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要求、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每一个重大改革步骤的推进，每一项重大改革举措的实施，都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生动地诠释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3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党和人民经历和战胜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无论是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国内严重政治风波，还是面对西化、分化图谋和所谓的“制裁”，无论是面对历史罕见的洪涝、雨雪冰冻、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还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党和人民始终同心同德、这些都生动展现了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伟大力量，展现了阔步前进的13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展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　　2、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够，社会主义建设曾经走了弯路，遭受过严重挫折。这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仍然需要根据实践和时代要求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把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区分开了。这种区分有个好处，即从体制入手进行改革，进而实现制度的创新。　　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努力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在分配制度方面，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7页）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此基础上又深化了一步，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西方学者萨谬尔森指出，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形态都是混合型的，没有绝对清纯的一种经济形态。“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概念，就是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势而作出的新概括，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共识。这就是说，绝不能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排斥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外，这就使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但还有其他经济成分与之共同发展，这就是个体、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必然存在。　　而且，公有制实现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一是股份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资本组织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对股份制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用股份制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有人想以此达到私有化的目的。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深圳、珠海时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坚决地试”，确实给我们以思想的解放和实践的检验。二是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尽管《邓小平文选》中没有使用股份合作制这个概念，但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地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我国农村80年代“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物。　　——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意味着在收入分配上只能主要以劳动作为人们获取报酬的基本手段，承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和在生产活动中所承担和完成的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别。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意味着在社会分配结构中按劳分配是主要的分配形式，是劳动者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按劳分配的“劳”，马克思没有明确的论述，斯大林也只是作了这样的解释：“劳”即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所谓按劳分配，就是社会按照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来分配消费品。（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1页）它体现着个人和社会之间等量劳动相交换。不过，无论是马克思或斯大林，他们所说的“劳”，都不是指具体劳动，因为具体劳动在量上是不能相互比较的。个人与社会之间交换的是等量的抽象劳动。据此，邓小平同志引伸出了按劳分配的价值尺度。他说：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1页）既然是根据“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那么就可以把按劳分配作以下展开：一是按劳动条件分配。劳动条件有复杂与简单之分。劳动条件越复杂，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就越大；劳动条件越简单，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就越小。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就是计量劳动价值的重要尺度。相应地，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自然就要向劳动条件复杂的一方倾斜，根据“劳动好坏”定报酬，不然按劳分配就失去了价值尺度。二是按劳动能力分配。邓小平同志指出：“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页）劳动能力就是指劳动者的智力素质。在一般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越强，他所创造的劳动成果数量就越多，质量就越好。这就使劳动能力具有了一定的价值。如果连劳动能力价值的大小都不作衡量，“技术高低”都不承认，那么按劳分配的劳动又以何作凭借。三是按劳动效率分配。劳动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其价值形态便是净收入或者利润。按劳分配有打入成本的部分，但更多的是对净收入或利润的分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哪里的效率高，社会资源就会向那里流动，那里劳动者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而市场就是竞争，就必有风险和机会。因此，按劳动效率分配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风险报酬，按劳分配体现着“贡献大小”。　　不仅如此，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采取灵活多样的实现形式和经营方式，如租赁制、股份制、各种承包制等，也需要实行按劳分配以外的其它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主要体现在：国家和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会出现凭债权取得利息；股份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会出现以股份取得股息红利；某些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私营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还有机器、设备、厂房、土地、以及资本等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对于企业经营主体来说，资本规模越大，且经营得当，得利就多；资本规模小，其得利也就少。对于城乡居民来说，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必然会有一部分结余的消费基金进入个人投资领域，如购买股票、债券和储蓄等，其分红和利息收入也可以说是一种按生产要素取得的一种收入。以上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同时，国家要运用税收等手段加以合理调节。按劳分配是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制度的否定，也是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否定；多种分配方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分配形式，也是整个国家的重大经济政策。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所谓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生产关系的总和，它一经建立，就贯穿整个历史阶段的始终；一旦改变，社会也就从一种形态推移到另一种形态。所谓经济体制，是指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一般来讲，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制度。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过三次大争论。第一次是1980年到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同志称之为“新的政治经济学”；第二次是1989年到1992年，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八九风波”后有人批判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这个提法，也有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和平演变对立起来，邓小平同志出来表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在南方谈话中又肯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第三次是2004年到2006年，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医疗教育住房改革、贫富差距等问题展开，这可以概括为社会公共品的供应问题，2006年“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为这次争论画上了句号。　　在这里，“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这个前置词是不能丢的。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有人想把这两条去掉、抽掉，这无疑会偏离改革的方向。现在的改革在总体方向上坚持了社会主义，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受到干扰，在所有制问题上公有制为主体问题受到干扰，在分配问题上社会公平问题受到干扰，中央启动的惠及1.3亿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在力求排除这些干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一条也很重要，因为市场经济虽然在资源配置上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竞争性的资源配置上，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市场经济在宏观经济综合平衡上，在竞争垄断的关系上，在资源和环境保护上，在社会分配公平上，以及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要坚持“国家宏观调控”包括规划调控、财税调控、金融调控等，最近还加了“土地调控”。有人想把经济生活的一切都交给市场去管，把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国家政治生活也都推向市场，这无疑是一种迷信市场的幼稚病。应当明确，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中国要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呢？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民主有其共性的一面，这样的成果是需要继承和吸取的。同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民主从来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民主取决于不同社会制度而具有不同性质，又取决于不同国情而具有不同的形式、进程和特点。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的那一套，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不搞资产阶级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他说：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如果以是否照搬这些形式，“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一些人总是把美国的制度看成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就明确指出：“我们不照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的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10多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问题。”“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外国朋友了解得多一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245页）他会见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时还说：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285页）他还举普选为例来说明采取民主形式一定要看实际情况。他说：比如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乡、县两级和城市区这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　　对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邓小平同志也作了阐述，他主要强调了以下三点：　　——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他说：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从历史上看，中国民国初年，也有过多元政治的"大民主"状态，搞得中国像一盘散沙；从现实上看，前几年台湾大选闹剧也是所谓的多元政治的"大民主"状态，很明显，影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邓小平同志十分坦率地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这种制度更有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议，可以立即实施，“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坚持和完善这种制度，首先要在观念上牢牢树立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观念。但这个观念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比如：你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是怎么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吗？说人民代表大会是“大牌子，空架子，里面坐着一群老头子”；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又是怎么说人大的呢？“老同志，不要怕，不进政协进人大。”这样一些议论，归根到底在观念上仍然把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二线机关，所以这个观念必须更新、要调整。其实，人大不是没有权力的机构，而是权力没有充分利用的机构，一旦人大行使合法性权力，其作用非同寻常。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体制内资源。　　——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几十年革命和建设中建立的亲密关系。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邓小平同志对外国朋友说：“讲党派，我们了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对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然而，现在有人提出，如果真正想搞民主政治的话，那就应该开“党禁”、推行多党制；如果共产党不推行多党制，就是搞的假民主政治。他们的理论根据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是多党制。我的看法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多党制，而是权力制约机制。两党制也好，多党制也好，都是围绕权力制约而表现出来的具体制度。所以，我的观点是，多党制未必民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未必不民主，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邓小平同志讲的以上这三条是最基本的，我们应当牢牢把握这些基本方面。当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如经江泽民同志强调的“一个统一”，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四个制度”，即“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合起来就是“一个统一”和“四个制度”融为一体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它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富有效率；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意见。这就构成了最适合我国国情、最能够把13亿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制度安排。　　不过也有人讲，这些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有力支持，我国经济建设就不能取得辉煌成就。从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入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政治领域进行了四大改革，为整体改革铺平了道路。一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使大批拥护改革开放、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为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废止政社合一体制，恢复乡镇设置，将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农民及农村集体的经济活动分开，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制度前提和条件；三是简政放权，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在微观经济层面调动了企业积极性，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制度基础；四是实行宪法改革，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在法制框架内实行改革，设计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制度规范。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国政治领域进行了重大的、关系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和加速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进程。当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后来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给予每一个中国人以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自由。政治制度保障人民权利，造成了社会价值、社会导向及社会竞争系统的改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　　三、开启新纪年，民族复兴前景光明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主席就说过，我们可以在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民用共同的智慧和力量，已经画出了这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了全世界人民面前，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深入阐述了我们党、我们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宏伟目标，并明确指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的根本保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不动摇。这是因为邓小平同志早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提出了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的问题。10年以后，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他还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从根本上说要靠大家努力，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特别是要教育后代。”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江泽民同志还把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提高到坚持党的理想信念的高度，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就是在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坚定是最重要的坚定。我们要不断提高把党的最高纲领同现阶段基本纲领统一起来理解和执行的自觉性坚定性，既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模范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沿着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应当指出，强调不动摇，这决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意愿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检验，雄辩地证明了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党能形成这样一套合乎国情、顺乎人心的正确路线，这既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党和人民的三生之幸。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当着我们党没有形成一套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以前，我们党就如同在黑暗中苦斗，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常常一再重犯。民主革命时期，在没有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路线之前，我们党不是有过三次“左”倾、两次右倾的严重失误吗？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理论路线之前，我们党不是又受到“左”倾指导思想长达20年之久的严重危害吗？现在好了，我们党有了一套来自改革开放实践又经过改革开放30年实践检验的完全正确的理论路线，又有一整套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使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有了明确的主心骨。这真是“先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邓小平同志当年千叮咛、万嘱咐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正在得到有力的贯彻落实，还将继续得到更加有力的贯彻落实。　　——不懈怠。这是因为党的十六大报告曾明确指出：“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内外对我们好评如潮，这很容易使一些同志被胜利冲昏头脑，也很容易产生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小富即安和未富先豪的懈怠情绪。此时此刻强调不懈怠，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牢记毛泽东同志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的“两个务必”，做到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是因为：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党和国家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不足，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全党同志一定要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我们的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保持清醒头脑，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进一步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一句话，我们党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繁重任务，决定了我们要永远开拓进取，决不能有任何自满和丝毫懈怠。　　——不折腾。这是因为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就精辟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无论是搞“左”的还是右的干扰和折腾，都会导致葬送社会主义。所以，强调不折腾，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对此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所谓不折腾，就是不要“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要吃了饱饭瞎寻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要惟恐天下不乱，蓄意滋事搅局。我国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同志曾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两类，一类是吃不饱饭闹腾的，一类是吃饱了饭折腾的。这真是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啊！当今的中国，尽管还有少数地方和少数人吃不饱饭闹腾的，但更多的情况恐怕还是吃饱了饭折腾的。因此，明确提出不折腾，很有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性。　　当然，强调不折腾，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完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身。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重要文献一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然不动摇，但同时也强调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及时总结改革的实践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完善改革开放。所以使用“开启新纪年”的表述，就是要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纪年，开启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或者说，在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30年和第四个30年，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崭新的局面！[作者：王征国]　　 (来源：红网)
(责任编辑：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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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辩论话题
从10月12日凌晨开始，国庆彩车将正式告别广场…[]
　　纪念六十年的国家历史，不仅仅是对建国过程的简单描述，还是一次对自己祖国的宏大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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