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以来农村的发展变化
农村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包产到户以来农村经历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农村向何处去呢？看看过去，也许更能看清未来！
我们大队1小队是八O年包产到户的，其余2-7小队是八一年包产到户的。可笑的是一小队当时被公社和大队严历批评，准备处理他们走资本主义的包产行为，结果过年后一纸文件全包产了！
当时农民那个高兴啊！我想信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件事能让这么多人持续高兴如此长的时间。同时高兴且兴奋的人数之多(大约六亿人)，持续时间之长(最少四年)，大摡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未有过！
高兴是应该的。包产到户前，小麦交公后每家分不到50斤，其余吃高梁玉米面，而且如果和队长有矛盾会吃不咆。八一年包产到户，八二年几乎家家顿顿能吃上白面馒。村里一位大爷八二年春天站在自家绿油油的麦田边自语道:饿不死了，饿不死了！其实他们家过完年就断粮了，不过，八二年麦收后，至今从未有人饿过肚子，包括五保老人！
当时我们小队分的很彻低。耕地，牲畜，树木，农具，生产队的棹子板凳全分了。办法是以小队为单位按人头一分，如果无法分割的东西，一人又不够—件，可以三五家分一件。比如三家一头牛，两家一只羊。
包产到户后，生产大队改名叫村委会了，小队改叫社了(有些地方称为村民小组)，人民公社也改成了乡政府！一分，原先两个月割不完的小麦只需割十天。可笑的是两个月割不完的麦子不够全队人吃一月，而十天割完的麦子家家能吃一年！一分，亿万农民开始为自己种地了，而不是为什么狗屁的国家或党种地！
能吃饱的原因在于，生产队时耕地，耕的浅且粗，而且不能按时耕种。收麦两月，种麦一月，小麦种植面积不到总面积一半。包产后收麦十天，种麦不超十五天，而且小麦种植超过总面积90%！
刚包产时每人只需交纳44斤小麦做公粮。国家计划收购粮可交可不交，如果交购粮粮站会付钱。村社两级是没有权力，也不敢向农民收去任何费用及粮食的！村社在包产到户前就不是财政供养单位，包产后耕地经营权给了农户，村社没有了任何生产活动，也就没了经费来源。
刚开始村社两级靠变卖集体财产渡日。社里东西基本分完，剩余少量东西很快就卖完了。村上的东西没分，当时我们村有推土机，二八型拖拉机，手扶拖拉各一台，很快也被卖完了。最后，村和社连房子都卖了。村社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于是集体经济薄弱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很快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们认为农民吃饱了应该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公粮相当于税，交给公家，可是地不是公家的，是集体的。农民还应向集体交土地承包费。于是从八六年开始，每人向村社总共交六元土地承包费！
其实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包产到户后由于村社没有任何生产活动，有些村社甚至除了公章外一无所有。工作主要内容两条:催粮要款，刮宫流产！次要内容两条:调解邻里地界纠纷，调解家庭矛盾！其实这些工作乡上完全能搞，而且村委为显示自己不可或缺，会故意为乡干制造困难，然后摆平。如果当时直接取消村委村民小组，乡直接管到户，耕地造册入档，是上上策！
可是当时没人这么想。每人六元交了两年，很快农民发现要交的钱越来越多，而且名目种类繁多！农民不堪重负。于是个别农民拒交，有些地方甚至闹出了人命！一时间，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成了重点！
这种局面在九一，九二年达到极限！于是我们的干部发挥了聪明才智出了个土政策，用来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这个政策就是两田制:就是把承包地收回去分成两种，一种叫口粮田，人人有份。一种叫经济田，谁交钱让谁种。这种政策在全国很多农村执行过，由于不是中央政策，所以有些地方没有这样搞。我们村大摡在九三年开始实行两田制。当时村社向农民承诺，口粮田只交公粮，所有钱款由经济田所得款支付。可是真正执行时农民发现被骗了！从九四年开始，公粮爆长，每人竟然要交100多斤！其实公粮还是44斤，是乡村社伙同粮站骗农民，多交的公粮其实是购粮，购粮款被粮站直接打到了乡政府帐上，然后乡村社三级分赃！而所谓的经济田所得款成了新增农民负担！
实行经济田前一年，我家五口人总共只交公购粮240斤，各种杂税合计110元。而实行经济田后两个人的口粮田竟要交公粮和杂税合计280元。所以两田制是对农民的一场厚颜无耻的敲诈！权力的贪婪赤裸到无所顾及的地步！
奇怪的是两田制后我们那里的农民似乎没两田制前闹的凶了。后来发现了窍门:一是村社在摊派时会多摊一部分，有少数闹的凶的人粮款可以先欠着。这样不但收够钱，还能避免矛盾激化。二是一大批有暴力倾向，或有恶迹的，老百姓比较怕的人被任命为村社干部。百姓一消停，农民负担自然成倍增加了！
这期间为给农民减负先后搞过费改税，禁止一些明显违法的项目！规定所有摊派总计不超农民上年收入的5%。但由于物价上涨，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干部需要的”报酬”越来越高！农民负担自然越来越重！
不知从那一年起，乡上也有一部分费用要农民承担。称为乡统筹(五项)，村提留(三项)！简称三提五统。而农民一直以来统统称作承包费。
九十年代未农民负担已使种地无利可图。九九年二轮承包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承包权。村社一般不会同意农民放弃承包权。得有面子或送礼走后门才行！O三年配合山地退耕还林，我们小组进行了土地小调整。弃耕也达到了高潮。有三户全弃耕！许多家庭主动放弃了一到两口人的承包权。
可是很快形式的变化让弃耕有所好转！一是粮食补贴的发放，二是免除农业税。但这两点惠农政策并没有包产到户让人兴奋。因为08，09年执行这两条时绝大多数农民基本靠打工生活，农业收入已成为农民的此要收入。人们不仅要问，不向农民收钱，村社经费从何而来？
答曰:从项目而来！在免除农业税之前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是退耕还林政策。具我所知每个社都报了“官林"。谁当社长这笔钱归谁支配！自05年以后中央加大支农力度。一时间，虚报项目成风。养殖项目，土地整理项目，学校，村委，村卫生所危房改造项目，道路，水井，渠系改造，皆是资金来源，项目实际支出不到下拨项目资金的50%，个别根本就是假项目！更有恶劣者以贷款上项目，项目资金到位后用于挥霍，贷款却没还！
为什么没人查呢？首先是农民从来不想监督村社，只是背后骂娘！村务公开形同虚设！第二是项目资金出农业部就被层层克扣，挤占挪用，查谁呀？
这时的村委不催粮要款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生育观念的变化，也不用刮宫流产了！而且农村人打工的多，种地赔本，许多土地撂荒，白送人，地界纠纷也少了，按说村委没事干了。其实不然，村委倒忙了。忙着申报项目，批准后还要组织实施！
但凡是村委申报，村委实施的项目，100%豆腐渣项目！
在农村，农民敢反对乡长，却不敢反对村长。而且村委现在确实没事做，涉农项目乡上做比村委更专业。实施就更不能让政府搞，而应通过招标用市场手端完成！市场再差，也远比村委合理。一旦项目不合理，农民还可以去乡上要说法！而村官大多是能人强人，农民不敢惹！
一O年以来村委还多了一项任务:土地流转，集约经营。随着经济发展，一家一户的经营耕地越来越不如打工赚钱，客观上耕地有规模才有效益。但是，官方主持下的集约化比承包费更可怕！
有调查显示有些地方以新农村为名竟然把土地国有了！国有后由财政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集约化建设，然后租给农民种！这种用命令变更产权的行为是和巿场经济背道而驰的，其积累的风险比当年国企改制时更大！国有意味着利益归官员，亏损归全民！也意味着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无法完全进入市场。
大多数地方流行租地。租地的不合理性在于租地者都是官商勾结！村委做主，农民没有自主权，知情权，更无法否决租地行为。这种官方过度参与的租地行为必然会害农！有一些地方，租地者拿到财政补贴，贷到涉农无息款后土地确撂荒了。有人租到山地后建起山门，禁止农民路过，甚至农民上山为先人烧纸都不开门，农民要在自己地里埋死去的亲人都要看人脸色！租地者比主人还牛！官租要不得！
解决农民弃耕的根本办法是土地完全市场化！官方不得参与市场。只有在信息完全透明对称的情况下的自愿交易才是合理的！政府资金只能是来源于税收，而不是直接参与交易获利！
为此农村有两大工作要做。土地私有确权。撤销村委。
确权后产权一次定死，非经交易永不变更，自愿自由出租买卖。
撤村有三大好处。一是土地确权建档后村社确实没事干。二是村委受利益驱动会动土地的歪脑筋，乡上动土地脑筋会受到地方势力阻击，而村委如果存在，则地方势力正是村委自己，村民不敢斗，也斗不过！没了村委，这些能人强人会联合村民和乡上的争斗，使大多数农民受益！三是村社不是财政供养单位，村官也不算公务员，但却是一级行政机构，掌握农村实权，资金完全靠向百姓要，向上级骗，以及倒买集体资产。实际工作内容只不过是乡上的传声筒！而乡一级不用曾加人员以现有技术完全能够替代村级工作！一个没有工作内容的行政机构制造的麻烦超过其功劳万倍！
土地确权建档后撤村，能巩固确权成果，虽不能完全阻止，但能有效节制土地交易时官方过度参与。
农村倒底向何处去取决于三个条件，农民和不合理显象斗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学界和政界就私有确权达成共识的速度，高层的决心！其中第一个条件最重要！不维权者必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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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县洪关乡农民任可礼租地150亩种植脱毒马铃薯
日&&来源:遵义县农业局&&作者:市政府信息中心 陈传跃&&
通过近半个月的努力，3月15日任可礼的150亩脱毒马铃薯终于播种完毕，人工工资花了2万余元，该组农户也就增收2万余元，租用洪关村集体开辟的荒地，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连片种植粮食作物上百亩在洪关乡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在种粮比较效益很低的洪关乡，绝大多数农民对农业丧失信心，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任可礼却选择了种植150亩马铃薯，他为何选择了该项目，而且是租地？
通过了解，得知其中的原委。他说：现在农民都不种粮食了，国家比较担心粮食的安全，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粮。2009年我当选小沟组组长后，听乡村领导讲粮食的重要性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我家又是远程教育的家庭播放点，通过远程教育我也了解许多政策和种植技术。我相信我种马铃薯是不会亏的，所以我带个头，还可以让我们生产队的人找点劳力钱。通过乡农技站我得到了市农业局土肥站的支持，帮我建起了50亩的二级种繁育基地，种子、化肥都支持我。我的种子繁育出来明年可以自己用，也可以供应给周围农户，既帮了他们又可以找点钱。县农业局通过示范项目免费提供了100亩的种子和肥料，我可沾了不少政策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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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都市的“农民农”
阅读 ( 9128 )【 来源 : 新民周刊 】
　　这群满面尘灰十指乌黑，操着外地口音出现在菜场的农人们，来自何方，又去向何处，偌大的城市里，他们栖身在哪里。
记者｜王若翰
　　在都市生活中，他们是一个被人们的视网膜自动过滤的群体，当菜场中的泥泞与嘈杂遮蔽了人们的感官，当菜品的价格高低、新鲜与否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没有人再去留意，这群满面尘灰十指乌黑，操着外地口音出现在菜场的农人们，来自何方，又去向何处，偌大的城市里，他们栖身在哪里。
　　然而，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词却一直颇受关注&&&菜篮子&问题，每隔几年，它便以&姜你军&、&蒜你狠&、&豆你玩&等各种形式卷土重来。
　　是时候让我们重视这群从内陆农村，背井离乡来到上海的&农民农&们，和他们的实际生存需求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日前发布的课题报告《都市庄客&&城郊&农 民农&群体的边际生存与发展对策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以下简称《&农民农& 调查》）中，他们有了一个与农民工相对的名字&&&农民农&。
&隐居&上海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如果没有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学生们的带路，人们不会注意到，在上海闵行区塘湾镇莲花南路旁如荫碧树的掩映下，有一座座低矮的棚户，沿着一条支路走，铺满碎石和煤灰的道路，和柏油铺就的主干道路不露痕迹地完成了交接，我们所熟知的城市忽然变了样，原来，这里&别有洞天&。
　　眼前的景象，俨然一座位于内陆乡间的村落，农田仿佛一块块旧手帕被杂乱摊放，横七竖八，既不整齐，也不广袤。河里的死水漂浮着藻类植物腐败的味道，穿梭于水沟与肥料堆之间寻寻觅觅的，是一群满身污秽的鸡鸭鹅狗和几个未及总角的孩子。 这些与之前看到的公路，不过一排树木和一座土墙的距离。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多年来自己一直带领学生们致力于对郊县农民的研究，在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上海的外来农民群体很大，占到了上海农业全行业从业人员的41.6%。之所以将这一群体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并取名&农民农&，是因为四年前的一次偶然。
　　&当时学院里一位叫李露萍的大一学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志愿者家教项目，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课余的义务家教服务，因而结识了就读于闵行区塘湾民办小学的陈刚。陈刚当时上小学二年级，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动手术落下了一些课。&
　　到陈刚家里补课，是李露萍第一次走进农民农的家中，虽身在上海，可眼前迥异于城市的生活环境使李露萍感到震撼，并开始对这种&外来务农人员&的群体开始小范围调查。
　　一年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农民农&课题组正式成立，针对&农民农&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深度调查也开始了。同行的课题组成员姚冠华告诉记者，在一年的时间内，小组成员共走访了上海市7个郊区区县，回收了1253份有效问卷，完成深度访谈58位。基于这些丰富翔实的取样，课题报告《&农民农& 调查》出炉，并将参加今年的&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
　　在一小亩郁郁葱葱的青菜地旁边，记者找到了一户方姓农人。方家儿媳石学燕是一位约30岁的年轻妇人，她告诉记者，自己的丈夫是在外面开车的，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因此，自己平时只和小女儿及婆婆一起生活。当记者提出可否进屋看看他们的住处，石学燕显得有些不太情愿，直说屋里太乱，怕惹人笑话，后来又推说小女儿正在里面睡觉。
　　&我们在这里包下了一亩半地，除去我们住的这块地方，能种的还有一亩多，现在地里主要是萝卜和花菜。&站在自家的棚户旁边，石学燕这样告诉记者。说话间，石学燕的婆婆走出了&屋子&（其实是临时搭建的棚户），矮小精瘦的老太，今年73岁，老家在安徽。老太说不出自己具体的名字，只记得娘家姓陈。与之前儿媳的扭捏不同，得知记者的来意，陈老太热情地邀请记者进屋，并把自己的住处，向记者介绍了一番。
　　&这是我儿子和媳妇住的。&陈老太指着最近的一间棚户告诉记者，又指了指旁边两间：&这里我平时和一个侄子住，那一间是邻居的，他们夫妻俩是这一片的教会负责人。& 半亩不到的一块地方挤满了一座座以竹子为桩，并覆盖塑料、毡布等等材料搭起的棚子，有的给人住，有的用来养鸡和鹅，比之传统意义上的农家小院，这里的空间要狭小得多，&建筑&也更简陋随意。
　　在此次采访之前，曾有一位课题组的学生向记者提起，在他走访的农户中，有一户曾遭遇火灾，棚户因为材料易燃，被烧成了灰烬。上海城郊各乡镇有明确规定，禁止农户在农田边进行违规搭建。&住别的地方离菜地太远了，种地就是要在地边上守着。&陈老太说。
　　记者问到前几日上海的台风及暴雨是否影响到他们的正常起居，石学燕的回答是：&台风没事，刮不倒我们的房子，大概是因为搭得比较矮吧。前几年台风比较大时，生产队都来人通知了，让我们去镇上一个老年活动中心避一避。&
　　最里面的一间棚户，被陈老太叫做&活动室&，是住在附近的几户基督教徒每日祷告的地方。活动室大概10平方米左右，除了墙上一幅褪了色的基督教挂画，和地上几个叠在一起的塑料椅子外，这里别无他物。
　　陈老太喜欢向身边人传播她信奉的基督教义。她告诉记者，自己信教有二三十年了，自打老伴去世后就开始信。&我媳妇自打嫁过来之后，也跟着我一起信了。&
　　陈老太告诉记者，自己带着儿子来上海租田种已有近20年。&刚到上海时，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教堂做礼拜，我儿子就骑自行车带着我满街找，后来终于找到了，现在这附近信的人多了，一到周日就一起去。不过这几年，我儿子倒是不跟我一起去了，他在外面开黑车，起早贪黑，只有媳妇陪我。&
　　除了皮肤有些粗糙外，石学燕的言行举止其实与城市年轻人无异。10年前，这位老家江苏的农村女孩来到上海打工，经人介绍嫁给了方家的小儿子。石学燕原本已经摆脱了农民身份，来到城市变成打工妹，如今又重新成为了一名农妇。不同的是，在自己的老家，家家务农的大环境使她心中坦然，而在上海，这个身份却有些与城市的基调格格不入。
　　&我不会种地，以前在老家也没种过，这地里的东西都是我婆婆种的，我不懂，搭不上手。这些菜要卖时，都是菜贩来收，我婆婆跟他们打交道，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在采访的过程中，石学燕似乎总是想特意拉开她与&农民&的距离。
　　关于孩子上学的问题，石学燕表示，这附近几所民办小学都可以就读，大女儿已经上二年级了，当年孩子入学只要提供父母身份证和一家人的居住证就可以。&听说今年查得严了，上学的话父母还要有社保卡。社保只有在企业打工才能交，所以我想，等明年小女儿要上学时，我就出去打工。反正家里的地也是婆婆一个人种。&
　　４年前李露萍辅导过的陈刚，就住在陈老太家附近。陈家住的是半座砖房&&大概30平方米的房子，被中间立起的一块木板隔成了两个半间，木板的最上端与屋顶上有一段距离，隔壁人家搓麻将的声音此起彼伏。
　　陈刚年近40的父母告诉记者，这间房以前是生产队的仓库，现在连地一起包给了他们，这半间房一年的租金为1200元，与一亩地的租种价格相同。我们2001年来这里租地种时，一亩地租一年才500元。
&&&&& &我们跟当地人签合同，都是一年一签，人家不肯签更长时间，怕土地政策有变动。&陈母表示，好在这里的外来户们，种的都是&青货&（即青菜），平均2个月收一次，有塑料大棚，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没有什么农闲时间，虽然对农人们来说很辛苦，但地倒是被充分利用了。
　　问及陈刚的去向，陈母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落寞，她告诉记者，陈刚已经在一个多月以前被送回了安徽寿县的外婆家。&孩子今年六年级了，小升初需要父母提供社保卡，我们不打工没有社保，只能让他回老家念书。因为我们那里小学的教材和上海的不一样，念完六年级再回去读初中就跟不上了。&陈刚家附近有一所可以招收外来农户子女的中学，但陈母告诉记者，那所中学只招收成绩好的，&我们家陈刚成绩一般，想进也进不去&。
　　陈刚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动过手术后，身体比其他孩子弱。&他前几天还从老家打电话来，说想我们，可那怎么办呢？我们在老家种地，一年到头挣的钱只够一家人吃饭，有时候吃饭都不够，更别提存下钱来了。如果我们也回去陪他，拿什么攒钱给他上大学？&
　　说这些话时，陈父始终蹲在门口的摩托车旁一言不发。&别像我们两人一样，一天书没念过，现在进厂里打工要求高了，不认字都不行，只能种地。我也想让他爸像别人一样出去开车，可是他不认字，连驾驶证也考不到。&
　　关于上海外来农户的收入问题，《&农民农& 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显示，2011年，上海&农民农&群体中，有50%以上人均年纯收入超过15000元。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也仅为7000元左右。这正是很多农民选择背井离乡，来到上海种客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在陈家的墙上，记者看到一张颁给&陈朵朵小朋友&的奖状，颁发机构是一所叫做&康贝尔&的幼儿园，陈朵朵是陈刚的妹妹。一直没有说话的陈父这时忽然插嘴，&女儿今年才5岁，还在上幼儿园。希望到了她要上中学时，国家对我们这些外来农户的政策就变了，孩子就不用回老家念书了。&陈母则表示：&如果那时候还不能在这里念，我们就全家都回去。女儿和儿子不一样，不在父母身边更让人不放心。反正那时候我们儿子也念上大学了，不用我们继续在这里辛苦种地赚钱了。&
　　 陈母伸出双手，记者看到布满老茧的手上，关节处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你们不知道种地有多苦，儿子刚动手术那一阵，我们为了尽快把跟亲戚借的手术费还上，天天就睡两三个小时，晚上11点上床睡觉，凌晨1点多就起来下地干活。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也还年轻，干活拼命，租了6亩地种。现在钱是都还上了，我们两个也40多岁干不动了。6亩地匀给别人２亩，现在只种4亩。我现在一到晚上，胳膊和手的关节就生疼。&
　　&我们在这里种田没有医保，老家的医保只有得了大病才给报销一些，小病不管。所以像这样的小毛病，我们一般能挺就挺过去了，话说回来，真要是得了大病，老家报销那点钱好干什么？&陈母表示。
&菜荒&隐忧
　　长期以来，大都市已经习惯并逐渐开始依赖农民工群体的存在。大量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口，成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主要劳动力。正因为他们在城市中的作用如此重要，国家及各地区针对这一群体所出台的相应政策正在逐步改进。
　　然而，对于&农民农&这个由农村走入城市，却依旧务农的群体，却一直鲜少有人关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叶克林研究员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同一些大城市曾经出现过的&用工荒&一样，上海种客田的农民如果因为政策限制而大量流失，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上海的&菜篮子&问题，甚至可能导致出现&菜荒&。
　　叶克林告诉记者，由于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崛起，我国上海及苏南地区出现了大量本地农民进厂做工的现象。&本地农民走上了非农化的道路，但地总要有人来种，于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内地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大量异乡农民来到这里&种客田&。这群人的问题目前不像农民工那样凸显，但本质一样。
　　&目前，上海人口所需的主粮基本上依靠外地输入，主要输入地有江苏和黑龙江等主产粮区。因此，市面上看到最多的是东北大米和苏北大米。但与大米等主粮不同，蔬菜等农副产品受保鲜、物耗、物流成本等特有属性因素所限，不适合长途运输，必须就近供给。&叶克林表示，这正是目前上海郊区农业形势发生变化，农户普遍种植大棚青菜以及从事养殖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都市人现在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主粮消费趋少，瓜果、蔬菜、鱼肉在饮食中的比例增大。因此，这些外来农户在上海城市中的作用越发变得不可忽视。&
　　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上海人，大都有过一段关于上海副食品蔬菜等供应一度高度紧缺的记忆。80年代后期，朱镕基到上海来担任市长，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菜篮子满，上海形势就好；不满，形势就不好。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菜篮子占市民日常支出的比例很大，可以说，菜篮子是安民心、稳社会的基础性工程。
　　叶克林告诉《新民周刊》，现在，外地人到上海种客田，弥补的正是当年就出现过的菜篮子问题，可是现代城市人，恰恰看不到这一点，而政府的相应政策似乎出现盲点，使这些人的基本公共服务都缺少保障，从长期来看，这会导致部分外来农民离开，农田被闲置，从而直接造成农副产品供应短缺。
　　&类似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看待问题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未雨绸缪。不能以短视的眼光看待经济，否则问题凸显后再调整，会带来更大的政策成本。&&与广为人知的&农民工&这一&大众&问题相比，种客田的&农民农&目前可能暂时属于&小众&问题。但要汇集全国大都市的总量，其问题重要性及其政策含义不可小视。&叶克林表示，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要有更加开放包容的政策理念，如同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待遇，尽快将&农民农&问题纳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取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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