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冤案冤假错案赔偿平反咋样给赔偿

& 平反冤假错案(4)
平反冤假错案(4)
  这一时期在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下,不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 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乃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冤假错案。就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冤假错案来划分有如下几种情况:  其一,为“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受诬陷的党和国家及军队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刚一结束,党中央就为彭德怀和陶铸公开平反,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此后,又陆续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萧劲光、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平反。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同志平了反。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一切罪名和所做出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纠正了这一“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  从1979年到1982年,被平反的党和国家各部门负责人还有: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周小舟、张琴秋、邓拓、廖沫沙、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章汉夫、赖若愚、董昕、冯雪峰、马明芳、王维舟、贾拓夫、张子意、安子文、陈昌浩、李德生、杨献珍,等等。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文电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平反,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  其二,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或遭受诬陷的中央一些部门平反。主要有:撤销了所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为把原文化部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 的大错案彻底平反;为解放军总政治部被诬为“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撤销了1966年2月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推翻了教育战线被强加的所谓“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的结论,撤销了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等等。  其三,对“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被冠以“罪名”的事件、案件进行复查平反。继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中央和地方又先后为武汉七二 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云南沙甸事件、“三家村”冤案、“新内人党”冤案、“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等进行了复查平反。  其四,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改判或平反。据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10402人,加上其他案件,共判处死刑23921人。在这些死刑案中,凡属于冤假错案的,都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给予平反。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而遭杀害的优秀共产党员如张志新、史云峰等人,得到了平反昭雪,受到人们的尊敬,被称为“为真理而奋斗”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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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sohubook@原创: yuanchuang@书友会: sohubook@听书: 010-& 黑龙江:错案平反后 赔偿至今不落实
黑龙江:错案平反后 赔偿至今不落实
&&李金安,男,1953年2月20日出生,无固定住所。原系黑龙江省孙吴县粮食局清溪粮食管理所所长(机关工作人员),现已按照企业工人身份办理退休。
被控告部门:黑龙江省孙吴县粮食局、县信访办、县公、检、法。
根据1982年《宪法》第四十一条&&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共中央(91)20号4,依赔偿法批复5;目前,修改《国家赔偿法》时机已经成熟;我对被控告单位孙吴县法院1990年7月20日&通知书&;县信访三次意见书;黑河市的维持及省的不予答复不服。对县信访以缠访违规随意收容关押,强制我签字不予赔偿而强烈反抗。对孙吴县法院(2002)孙法赔字第一号不予赔偿决定书,(2003)中法委赔字第一号维持书以及不依法让法律援助我,(2004)黑法委赔字第8号驳回书和最高法院不立案,反而违规遣送长期收容致残关押。对2007年5月14日县信访&不予受理告知书&。被控告单位抵抗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不落实冤案平反就高不就低的政策。为此,我特向上级领导及社会各界对它们进行控告。
事实与控诉理由:我是1969年从哈尔滨市下乡知青到双城市(档案中证明和社保收费日期均可证明)。1975年返城待业随姑父钟林(孙吴县委办主任)支边来到孙吴县(镇),当时被安排在辰清乡(垦区)派出所工作(证人方国存、林友会)。1976年被粮食局借用新建辰清粮库并留用(同类证明人吕文财、李建林)。1980年秋,由于我向本系统粮食局青年饭店任主任吕金贵举报本单位临时工车亚利破坏公物,后遭到其哥车成年的多次殴打,车成年为此被拘留十五天(有卷宗及李旭明、郑召启证明);被举报人父亲车仁政(时任孙吴粮库主任,是现任粮食局长孙延明的选送人)便串通饭店书记黄朝清扣掉了我1980年全年打更的加班费。请依(1994年12月26日劳动部发布)和(1994年12月3日劳动部发布)规定执行。如今,我弟弟李金山也遭到本单位二粮库副主任车成年的迫害,被迫办退养在家。
车成年与局长孙延明以30、40万元的价格贪污二粮库200余万元的磨楼、设备及厂地。
1983年,粮食局农管股改革一刀切,以沿江粮管所承包,招聘农民何万昌当所长,以不给开资为手段,农管股迫使我粮所签订上缴利润6000元的经济承包合同(合同押在农管股不给各所)。在经营中,我为不承担农管股高于农行贷款元、月3厘4和每超过半年按月利息五分计算,如超过一年按总额的10%罚款,此做法实属剥削。所以,我通过亲朋好友,东借西凑以元、月3分利率,拉入个人资金21800余元,不分昼夜的忘我经营,在经营期间,曾三次从车祸中夺得生命(其中卖粮时,被孙吴粮库化验员车成年报复罚量折款500元,张永福可证)。在如此艰难情况下,我超额完成了合同所签订的利润指标,保障了全体职工工资、奖金、利润分成款及时兑现,受到了上级局的表彰。因黄朝清(农管股股长)图个人报复,致使合同规定条款不给兑现。
1984年春,在上缴合同利润6000元经营中,黄朝清以不给我下拨周转金为要挟,强迫我为其向清溪(垦区)农民赊销量对高量的高量利润议价大米等物资,年终,因年成不好,赊销的欠账未能收回,黄便以看看我单位合同书拿去后再也不给,封了我所有的经营帐户,命令我还清黄的一切赊销欠账而坐收渔利,尾欠部分却变成了我单位的高利息贷款周转金。造成了单位&包账&形式,变成了农管股的附属品,黄更是不给兑现1984年的合同,还扣掉了局长给我陪姑夫钟林(时任县委书记)去世七天假日的当月工资(1984年6月份工资表可查证)。
黄朝清当时在十二个粮管所搞赊销,共造成国家贷款损失近六十万元(账面可证。)
1985年春,在合同上缴利润1000元经营中,黄终于同意解决我近10年没有住房的问题,为我发放&私建公助&房款3000元(许殿林、张永福可证),鉴于此,我从清溪村民梁长军以元、月三分利率抬款7083元用于建房及合同经营,当100平方米平房建成后,黄说:股里没钱,不能发放私建公助房款。请依(1997)孙民初字第三十一号梁长军起诉判决我的实际损失和赔偿法第二十八条(七)规定给予赔偿。11月8日,因年成不好,我还是未将黄赊销的物资款收回,黄便以我建私房贪污公款罪恶意陷害到县检察院,当时近10个公诉人,长达8小时轮流对我强制压头、弯腰(造成腰间盘突出症,经鉴定符合四级劳动能力基本丧失)、低头、磕地,向政府承认建私房时贪污公款6000元,(卷宗笔录可证)刑讯逼供认罪后,他们抄家没收了我的财产。
经查账,罪名不成立。检察院又以(85)孙检经诉字第一号挪用公款数额巨大16590元构成贪污罪;法院以(85)刑一字第25号判处我6年刑期。在拘留所期间,所长于洪升对我采取24小时的脚镣手铐的折磨,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 month="1" year="年1月2日,我被送进劳改队。当时,检察院、法院已违犯了1985年7月18日&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由于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也违背了《合同法》。我投入和拉入的个人抬款:请依赔偿法第二十八条(七)规定:17506元(其中包括检察院与内弟白忠合谋不用18000余元欠据顶账,反收回3700元归己),三年合同未核销的各种费用20000元(狱后黄朝清与张永福均承认并提供了此款)三年合同分成款3984.77元(中院聘请会计师提供)均被敲诈勒索。在此期间,我人格名誉受到严重侮辱诽谤,他们在市广播、电视、报纸、粮食系统通报。法院审判长的女儿(当时待业)因审判我有功,被安排进入粮食局部门工作,公诉人也得了奖励升职到了县政法委当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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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平反的冤案错案该怎么索赔
文革中我的四个舅舅都被抓了,后来平反了。但是,三舅死于牢里,大舅被判了无期,坐了15年。二舅被判了无期,坐了10年。四舅被判了10年,坐了5年。出狱后都老了,现在都没有生活来源,想申请国家赔偿,但不知道怎么申请、依据那个法律?
补充:三舅死于牢里能申请赔偿吗?依据那个法律?
&国家赔偿法&
其他回答 (2)
国家赔偿啊
没错。根据《国家赔偿法》。
第三十二条 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期间不计算在内。?
  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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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93.5)&
拨乱反正与维护安定团结&
拨乱反正与平反冤假错案
拨乱反正与平反冤假错案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但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工作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清理和纠正。因此,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清除“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成为党面临的迫切任务。&&&&一、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8年10月,王任重主持省委工作后,省委决定补上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10月16日,省委宣传部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讨论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束缚,大胆拨乱反正,统一认识。10月17日,省委和西安市委宣传部联合召开省、市新闻出版系统大会,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10月19日,省委召开省级各部门负责人和宣传理论干部参加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座谈会。省委书记李尔重在会上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两个凡是”束缚,大胆拨乱反正,真正解放思想,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科学观点,推动“揭批查”斗争,搞好陕西工作。随后,省委又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全省,要求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科学涵义,端正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路线。这次大讨论,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思想的科学体系,打破“左”的禁锢,深入开展揭、批、查斗争,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陕西和全国一样,出现了思想大解放,民主大发扬的生动景象。但这时,党内和社会上也出现了若干值得严重注意的思想倾向。一方面,有些人深受“左”倾思想的毒害,怀疑、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另一方面,又有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的错误,借以攻击和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右的方面干扰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贯彻。他们甚至煽动和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专政机关,静坐绝食,阻断交通,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为了排除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省委于1979年1月召开全省宣传部长会议,6月3日又作出《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7月又召开工交系统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传达全国理论务虚会议精神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在全省范围大力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批判和反对那种和四项基本原则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二、端正党的政治路线,解决建国后陕西历史上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日至21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重点讨论了全省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和着力抓好农业问题。会议要求坚决地果断地实行全省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战略转移首先要抓好农业。同时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经过讨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了陕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省委决定:(1)“文化大革命”前,胡耀邦同志主持陕西省委工作期间,反对“四清”运动中的极左路线,以及他对陕西工作提出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正确的,当时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因不赞成批判胡耀邦同志而受打击迫害的赵守一、李启明、陈元方等同志和省、地、县一批同志,都应予以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辞一律推倒。(2)“文化大革命”初,以省委名义组织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以及后来发展成的“集训班”,把原西北局、省级、西安市级机关的一批同志打成“黑帮”、“反党分子”、“反党集团”,长期隔离审查,打击迫害,是极其错误的,予以平反,个人档案材料应彻底清理销毁。(3)“四清”运动中,有的同志提出陕西“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的口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民主革命补课,错误地补划了大批地主、富农。“文化大革命”中,又接过这个口号,大搞“清队”扩大化,打击迫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实践证明,陕西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这两个“不彻底”的估计和采取的一系列做法,是完全错误的。(4)解放前的陕西地下党是好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把陕西地下党组织说成“国民党”、“土匪党”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由此受到打击迫害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应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三、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虽已局部地进行,但进展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陕西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日,根据中央领导批示,西安石油仪器一厂为在因公开反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而遭打击迫害的冯火冤案平反。7月13日,省教育系统为彭康等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领导干部平反昭雪。1978年8月,传达贯彻中共中央转发的《陕西汇报会议纪要》之后,省委先后发出《关于国营红安公司“特务集团”假案平反的决定》、《关于否定原音乐学院“清队经验现场会”的决定》、《关于为郭琦、王云、陈吾愚等同志平反的决定》、《为因悼念周总理而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关于为丛一平、吴钢、丁济沧、胡采等23位同志平反的决定》、《关于所谓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严重反革命事件的平反决定》、《为陕棉十一厂的所谓“现行反革命集团”冤案平反的决定》、《关于为薛文华同志平反的决定》等。《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得到彻底平反。诗人柯仲平恢复革命烈士的称号。&&&&日,中共陕西省委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8〕78号文件的通知》。通知指出: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彻底平反纠正冤假错案,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条件;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措施。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和政法机关党组织,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解放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不管是什么人批准的,不管是什么时候处理的,凡是冤假错案,都应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坚决平反纠正。为了加强对冤假错案平反纠正工作的领导,省委于日,成立纠正“三案”(即冤假错案)领导小组,省委书记严克伦任组长。随后省委又派出130多人组成若干办案组,分赴10个地市。地市也组织将近2万人的办案队伍下到基层,帮助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在省委的领导下,全省纠正“三案”工作进展顺利。到1979年9月底,全省已复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种案件335628件,约占需复查案件总数的90%以上。发现属于冤、假、错案的193846件、213823人,已平反纠正188429件、210458人,已平反的案件占“三案”总数的97.2%。为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各级干部、党外人士、科技人员、教师、文艺工作者、工人、农民、学生平反。其中,平反的重大案件有“彭、高、习反党集团”案,“陕西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工作者遭受诬陷、迫害”案件,“原杨虎城部队中共组织和党员干部被诬陷为‘黑党’、‘假党’案件”,“整黑材料”假案,麟游县“叛徒、特务、反革命集团”假案,周至县“第三次大动乱”等冤假错案。省委印发和转发的调查报告有“七十三号问题”、围打佳县事件、诬谄破坏公检法事件、西安地区“九二”武斗事件等,弄清了事件的真相,深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为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全省还对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重大案件进行甄别平反。对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8398人公开平反改正,全部摘掉原定的“右派分子”帽子,受株连的万余名家属妥善安置了工作;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2900余人全部平反;为在“社教”、“文革”中错划为地主、富农的6万农户改正成份;为16.67万挨整的农村基层干部平反;给长期劳动守法的11.3万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掉了“帽子”,其子女成份一律定为人民公社社员;宣布原工商业者已经改造为劳动者,15173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劳动者成份,为1093名原工商业者平反了冤假错案;为近3000名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颁发了“起义证”或“投诚证”,为因追究历史问题被错误处理的2422多人落实了政策,应安置工作的得到安置,有100多人被安排为各级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为3100多名归侨、侨眷落实了政策;居住在陕西的76名台湾省籍同胞全部落实了政策,为全省近6万名去台人员的亲属清理了档案,对因“台湾关系”或“海外关系”而受到错误处理的1085人落实了政策,对过去因“台湾关系”在招工、招干中受到影响的,拨出专用指标解决他们的问题;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为402名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平反或纠正了冤假错案,退还宗教团体房产12000多间,全省11处国家重点佛道寺观已全部移交佛道教团体和僧侣管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到1979年11月,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调整归队的有9200多人。以科技战线为例,到1984年8月,全省科技人员有1.2万人入党,3000多人走上了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岗位,7400多人解决了农村家属户口和夫妻分居问题。全省表彰的490多名劳动模范中,科技人员占到1/4。&&&&法院系统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判处的51838案件全部复查。到日已复查50242案,改判10105案,维持原判的40139案。公安系统也复查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拘捕、戴帽的案件。&&&&通过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各项政策,清理“三种人”,摧毁“四人帮”在陕西的帮派体系,夺回被他们把持的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权,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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