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夏金元战争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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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夏金元战争综述
　& 宋(960―1279年)、辽(916―1125年)、夏(年)、金(年)、蒙元(年)是中国几个政权并存，经过战争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主要战争是北宋(960―1127年)的统一战争，北宋与辽、夏的战争，南宋与金、元的战争，辽与夏、金的战争，蒙元与夏、金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等。火器开始应用于战争，并使之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大兵团骑兵作战与抗骑兵作战的战略战术均有发展。各种重h、强弩相继出现。城池改制和山城筑城体系相应产生。武学制度的确立，拓宽了培养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建隆元年(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代周建宋时，拥有精兵20余万，据地118州，是除辽外割据势力中最强的政权。当时与宋并存的政权，北有党项、北汉及辽，南有后蜀、南唐、吴越、武平、荆南、南汉及闽，西有吐蕃及大理。辽朝实力强大，据有幽云16州(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控制了北方战略要地，系宋之主要边患。北汉距宋都开封(今属河南)极近，又有辽为后援，对宋颇有威胁。赵匡胤为巩固其统治，建立了一整套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革新兵器，不断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同时针对各政权情势，采取南征北御，先南后北，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以军事进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着力进行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参见北宋统一战争)。建隆三年(962年)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军在长江流域、岭南和河东地区，先后攻灭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等割据势力(参见荆湖之战、宋灭后蜀之战、宋灭南汉之战、宋灭南唐之战、宋灭北汉之战)，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宋太宗赵光义攻太原(今太原西南)时曾败辽援军于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产生轻敌思想，在部队未及休整、准备的情况下，当即督军北进，企图一举夺回燕云地区(参见宋辽战争)。时辽朝已为景宗耶律贤执政，经过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失败，全军溃退，损失惨重(参见高粱河之战)。此后辽军曾六攻宋境，均被宋军击退(参见满城之战、雁门之战、瓦桥关之战)。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再次全力攻辽，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被歼20余万，精锐尽失(参见岐沟关之战)。赵光义丧失胜辽信心，遂采纳谋臣张润洎“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策，在东起泥沽(今天津东南)海口，西至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之间，构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形成东西900里、纵深60里之水障地带，设28寨、125铺戍守，以迟滞、阻遏辽军骑兵，实施专守防御。辽则采取攻势战略，连年攻扰宋境。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辽军20万攻宋，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宋真宗赵恒亲至前线督战，小挫辽军。双方均感无力消灭对方，遂签订“澶渊之盟”(参见澶州之战)。辽宋战争结束，此后120年，双方和平相处。宋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主元昊公开反宋，称帝自立，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参见宋与西夏的战争)。宋为防御夏军，在主要防御方向上的麟(今陕西神木北)、延(今延安)、庆(今甘肃庆县)、环(今甘肃环县)各州要地，修建近百个军事据点，并挖竣深宽各1.5丈之堑壕380余里，沿宋夏边境，形成一条壕堡防御地带。三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三次大规模攻宋，均获胜利(参见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因争夺辽境党项部落，辽夏矛盾激化。元昊为避免两面作战向宋请和。四年，辽军10万攻夏前，宋夏签订和约，元昊向宋称臣，宋赐岁币22.5万，宋夏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此后夏仍不断攻扰宋边，但均属边界冲突。西夏在贺兰山(今银川西北)大败辽军，辽军于重熙十八年(1049年)再次攻夏，先败后胜(参见河南、凉州之战)。夏被迫求和，二十三年双方重修旧好，辽夏战争结束。此时女真族崛起东北，完颜阿骨打于辽天庆四年(1114年)公开反辽(参见金辽战争)，攻占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北伯都讷)(参见宁江州之战)，并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败辽军(参见出河店之战)。次年称帝，建大金国。在达鲁古城(今吉林扶余西北土城子)和护步答岗两歼辽军主力(参见达鲁古城之战、护步达冈之战)。宋徽宗赵佶不顾群臣反对，采纳宦官童贯及辽降将赵良嗣建议，联金灭辽。遣使赴金谈判。宣和二年(1120年)订“海上之盟”，约定宋金共击辽国，以长城为界，北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等地由金军攻取，南部燕京(今北京)等地由宋军攻取；灭辽后，由宋收回原来汉地。输辽岁币予金。四年，金军已攻占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中京，宋军两攻燕京均告失败。当年冬，燕京为金军攻破，辽地尽为金有。金欺宋弱，宋增加岁币，金仅还宋燕、蓟(今天津蓟县)等四州。宣和七年，金军攻宋(参见宋金战争)，逼近太原。赵佶禅位其子赵桓(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攻宋东京(今河南开封)不克，恐宋援军断其归路，接受宋割中山(今河北定州)等三镇及赔款条件后匆匆撤军。赵桓不修战备，当年秋金军再度大举攻宋，十一月破东京，徽、钦二帝降金，宋亡(参见金灭北宋东京之战)。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称帝，重建宋朝，史称南宋，称已亡之宋为北宋。&&&&宋高宗即位之初，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等建策，实行重整军备，控制两河(黄河、淮河)，固守长江，伺机反攻的抗金战略，但很快即转为执行退避妥协、委屈求和的方针，将朝廷迁至扬州(今属江苏)。金未经决战轻易亡宋，遂恃其强大骑兵优势，采取正面进攻、猛打穷追战略，乘胜南攻，企图一举再灭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第一次攻宋，因东京留守宗泽坚守东京，黄河北又有大量抗金军民，不敢深入(参见东京之战)。二年二次攻宋，进至长江，因缺乏渡江准备撤军。赵构由扬州退至临安(今杭州)，准备放弃中原，退守长江。三年三次攻宋，因预有准备，迅速渡过长江，下建康(今南京)，破临安，占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南)，至昌国(今浙江定海)，赵构乘船逃至海上。金军孤军深入，处处受敌，难以持久，退军长江时，被浙西制置使韩世忠重创于黄天荡(今南京东北)，几被全歼(参见黄天荡之战)。金军三次攻宋均未能消灭宋军主力，且损失甚大，遂改变战略部署为东守西攻，正面取守势，利用降官刘豫在中原建立傀儡政权齐国，使其对抗两淮宋军，作为缓冲区，集中兵力进攻川、陕。企图打开蜀口，夺取两川(今四川)控制长江上游，以便尔后顺流东下，略取江南。战争重点遂由江淮移至川、陕。宋对此已有预见，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先发制人，发动进攻，但在富平(今陕西富平北)被金将完颜娄室击败，金军损失亦大(参见富平之战)。绍兴元年至四年(年)，金军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参见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西北)(参见饶凤关之战)、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参见仙人关之战)等地遭秦风路经略使吴d军顽强抗击，大败而归。金军重点进攻西翼失败。此时，南宋政局已渐稳定，于是整饬军备，建立了川陕、荆湖及江淮三个战区，分兵防守，互相支援。而金军“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战略形势开始转变。四年，名将岳飞率军攻刘豫，收复了襄阳(今属湖北襄樊)及所属六郡，获宋金战争以来反攻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参见岳飞收复襄阳六郡之战)。当年秋，金、齐联合攻宋，东在承州(治今江苏高邮)，西在庐州(今合肥)，分别为韩世忠、岳飞军击败，又值金太宗完颜晟病危，金全线撤退，淮南地为宋收复。此际宋军已具有组织局部攻势作战之能力。六年，宋军攻齐，收复了商、虢(今陕西商县、河南卢氏)二州。刘豫求援遭金拒绝，征30万人攻宋失败。七年，金熙宗完颜废刘豫取消齐政仪。九年，在权相秦桧等活动下宋金议和，宋向金称臣纳贡，金归还刘豫原辖陕豫地区。但当年金发生政变，完颜宗弼消灭主和派挞懒(即完颜昌)等，败盟攻宋，复占陕豫，并继续进军淮南。新任东京副留守刘、知府陈规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击退宗弼(参见顺昌之战)；金将撒离喝部在陕西扶风等地亦连续受挫；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飞则率军由襄、鄂进军中原，连克颍昌、陈州、郑州(今河南许昌、淮阳、郑州)及洛阳等地。宗弼企图扭转不利形势，乘岳飞军分兵略地之机，率精骑奔袭岳飞所在郾城(今属河南)，被岳飞军击退(参见郾城之战)，再攻颍昌，又被歼过半。岳飞乘胜追击。当先头部队进至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县西南)时，岳飞渗入金军后方之游击军，已与各地抗金民众联合，发展至40万，形势对宋极为有利。岳飞上表请求全线反攻，而赵构却下令全线撤军。韩世忠、张浚先撤，岳飞军形成孤军突出，又接连收到12道命令班师的金字牌，被迫退军，收复之中原各州，复为金有。为防止岳飞主战破坏和议，于十一年以“莫须有”罪名将其处死。当年签订了“绍兴和议”，宋仍向金称臣纳贡，双方以淮水及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为界，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屑河南)二州及商、秦(治今甘肃天水市)之半予金。此时金军精锐几乎丧失殆尽，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形成相对均势，和平对峙20年。金海陵王完颜亮政变即位后，于三十一年四路攻宋，大败于胶西(今山东胶县)陈家岛(一说唐岛)及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等地(参见陈家岛海战、采石之战)，海陵王亦为部将杀死。三十二年，宋高宗禅位于太子赵s(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宋军攻金，败于符离集(今安徽宿州)。次年宋金再订和约：将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岁币减少10万。双方又维持和平30年。开禧二年(1206年)，宋平章军国事韩麟新示缶俟ソ穑夥椿骱笕呃Ｍ(韩腚泄ソ鹬讲渭)。宋金重订和约，年增岁币10万。&&&&此时，铁木真已统一蒙古各部(参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战)，自称成吉思汗，建蒙古国。金战略部署南重北轻，主要兵力备宋，认为凭借所筑界壕即可遏止蒙古军南进。成吉思汗乘宋金作战、无暇北顾之机，连攻西夏，迫其求和，解侧翼威胁后，于蒙(元)太祖六年(1211年)开始攻金(参见蒙金战争)。五年内连续攻占西京(今山西大同)、中都(今北京)(参见中都之战)、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北大明城)(参见中都之战)，并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西北)大败金军主力。金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十二年，成吉思汗率主力西征(参见蒙古第一次西征)，留一部兵力由太师木华黎指挥继续攻金。西征蒙军转战8年，灭花剌子模(今中亚阿富汗、伊朗等地)，攻入斡罗思(今俄罗斯)后返回。在此期间，金重点防守秦陇及河南，木华黎亦改变以破坏敌方战争潜力为目的的方针，逐步蚕食南进，派军戍守既占地区，已控制了山东、河北及山西北部。二十二年灭西夏(参见蒙古灭西夏之战)，成吉思汗病死军中。太宗窝阔台依成吉思汗遗命，令拖雷率军避开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强行假道南宋，迂回至金军后方，窝阔台自率主力渡河南下与拖雷会师，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歼灭金军大部，进围南京(参见三峰山之战)。金哀宗完颜守绪先逃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南)，再逃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理宗赵昀拒绝金求和，应蒙古约，派军联合攻金。太宗六年(1234年)初，蔡州破，哀宗自杀，金亡(参见蔡州之战)。&&&&金亡后，宋理宗乘蒙军北撤，派军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商丘南)。蒙军反击，宋军失败(参见蒙宋战争)。为防御蒙军，宋沿袭抗金部署，沿淮水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建三战区，分别控制扬州、襄樊、蜀口三战略要点，以长江为第二防线，控精锐部队于建康为战略机动部队。窝阔台令部将拔都二次西征(参见蒙古第二次西征)，唐古东攻高丽，自己指挥军队，采用广正面、大纵深的掠夺破坏和迂回包围战略，三路攻宋，重点置于川陕(参见窝阔台攻宋之战)。东、中路受挫，西路破成都。十三年窝阔台死，蒙军大规模攻宋作战暂停．二次西征军亦在进至孛烈儿(今波兰)后返回。宋将余d、孟珙等乘机在四川依江据山修建丁以钧鱼城(今四川合川东)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参见余d防蜀之战)。宪宗蒙哥改全面进攻为“绕道西南，攻其腹背”战略(参见蒙哥攻宋之战)，命宗王忽必烈进军大理国(辖今云南及四川西南部)。同时又令拖雷第六子旭烈兀三次西征(参见蒙古第三次西征之战)。宪宗四年(1254年)蒙灭大理(参见忽必灭大理之战)。七至九年，再次大举攻宋：蒙哥自率主力攻蜀，一部兵力攻襄樊。两路均遭顽强抗击。蒙哥在钓鱼城负伤死，蒙军全线撤退(参见钓鱼城之战)。宋蒙形成相持。西征军击降木剌夷(今伊朗境)、报达(今巴格达)。蒙古内部展开争位之战(参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战)。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反对势力后，攻蜀仍无进展。于是改变战略主要方向，实施中间突破，“先攻襄阳，撤其捍蔽”(参见忽必烈灭宋之战)。因襄樊防守坚固，对其采用围困战法。至元八年(1264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十年，襄樊被元军攻占(参见襄樊之战)。次年，元军浮汉入江，连破郢、鄂(今湖北钟祥、武汉武昌)及建康、扬州，元军统帅伯颜先后在阳逻堡(今武汉东)(参见鄂州之战)、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长江中)(参见丁家洲之战)、焦山(今江苏镇江东)(参见焦山之战)歼灭宋军主力，形势急转直下，十三年南宋朝廷投降。十六年，元军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歼灭最后一支残存宋军，礼部侍郎陆秀夫背小皇帝赵m投海，南宋亡(参见山海战)。元朝统一中国。&&&&元灭南宋后，诸王乃颜、哈丹等叛，经几十年的断续作战，方完全平定(参见元灭纳颜之战、元平海都之战)。十一年至十八年，元军曾两次进攻日本，均告失败(参见元第一次攻日本之战、元第二次攻日本之战)。十九年至二十九年间，还曾进攻安南、缅国、占城(今越南南部)、瓜哇，皆在遭受损失后撤军(参见元攻占城之战、元第一次攻安南之战、元第二次攻安南之战)。元末爆发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给元王朝以沉重打击(参见元末农民起义)。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为明所灭。此前，曾发生数百次农民起义，如金的、八字军抗金起义、红袄巾抗金起义、德寿起义，宋的方腊起义、范汝为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元的陈吊眼起义、钟明亮起义等，但先后均被镇压。&&&&点评:北宋建国至元灭的409年中，共发生较大的作战750余次。步兵抗击骑兵，成为这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骑兵的分进合击、迂回包围、穿插渗透、闪击奔袭以及连续突击、跟踪穷追等，成为常用战法。辽军以轻装骑兵为主，尚带有草原骑兵作战特色，对设防坚城常分兵抄截，避免强攻，使其孤立无援；对野战敌阵，则在切断其援军及后方交通后，进行机动进攻，“敌阵不动，亦不力战”，“俟退而乘之”(《辽史?兵卫志》)。西夏惯于步骑协同，以重甲骑兵组成中原传统方阵，称“铁骑”(铁鹞子)。“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宋史?夏国传下》)。金军在建国初期尚保留草原骑兵习惯，与南宋作战时，有所发展。为提高进攻速度，增加突击力量，以多梯队逐次进入战斗，“更进迭退”，并强调队形严整。决战时，先以两翼轻骑(拐子马)进行包围，再以亲军组成的重甲骑兵(铁浮屠)由正面投入战斗，实施中间突破。但在指导思想上，歼敌有生力量的企图不强。蒙古骑兵在成吉思汗时，战略战术均发展至空前高度：主张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每战仅攻一、二要害目标，避免两面作战，力求全歼敌人。为此，强调迂回包围和追击。创造了广正面进攻战法，以一基本战略单位――土绵(万户)为一路，多路并进，正面有时竟达数百里。既便于侧击、包围敌人，又使敌人难以包围自己。还首创疏散与密集队形结合，诱敌进攻、合击歼之的“拉瓦战法”(亦称口袋战术)，即在广正面上，部署小分队组成的疏散弧形队形于前，把密集队形的主力控制于侧、后；以小分队轮番射箭或冲击，激敌进攻，尔后以主力投入战斗，两翼小分队迅速合为密集队形，由两侧或敌后进行向心突击。还千方调动敌人，力求在运动中以闪击、突袭歼灭敌人，以充分发挥骑兵大兵团的特长和优势。对设防城寨，先破坏面，再夺点，以烧杀摧毁城寨四周乡镇，使城寨变为孤立死城，再迫其投降。如不降，则以火攻、水攻、地道及集中h兵轰击等战法强攻，或进行围困。此外，设伏诱敌，围三缺一等，亦为其惯用战术。窝阔台、蒙哥等，对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等原则运用欠佳。更由于南宋境内多河渠山地，难以实施广正面进攻，骑兵大兵团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加之南宋军抗击骑兵的战略战术亦有所发展，而蒙古军的残酷屠杀又必然引起人民激烈反抗，所以短时期内可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却在经过40余年的战争后，才击灭南宋。两宋抗击骑兵的战略，为消极防御。北宋在宋辽边境修塘泺水障，在宋夏边境筑堡寨堑壕，腹心地区则加强城防工事。南宋则利用江淮水系、川陕山城抗击金、蒙骑兵，创造一些行之有效的以步制骑战法。如在顺昌之战、柘槔之战、郾城之战等作战中，刘、杨存中、岳飞等人，集中使用长枪、大斧和麻札刀等砍剌战马；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剡家湾之战时，吴U、吴d等以番休、轮战、驻矢队、垒阵法等防守山地，均曾击败金军骑兵兵团。尤其是岳飞，不受当时战略思想束缚，主张进攻战略，并组织多次成功的反击作战，在当时是极为突出的。因抗击骑兵和攻守城垒战斗增多，强弩、h兵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射程数百米的床弩、同时发射多箭的斗子弩、发射攀城用踏蹶箭的三弓弩和轻便有力的神臂弓、克敌弓等；出现了发射百余斤重石弹的十三梢炮，创造了改拉力抛射为重力抛射的新型襄阳孢，并多集中使用，组成兵群。更为突出的是火器使用于战争。不仅有了燃烧性和爆炸性火器，如火球、飞火枪、震天雷等，而且出现了金属火铳，组成了火器部队，并产生了类似现代火力准备的步炮协同战术．这一切均对战争的发展影响甚大。&感谢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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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女真肇兴地，塞北第一都”的金上京会宁府，是金代的开国都城，位于今黑龙江省阿城南两公里处。自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建立大金国立都于此，至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金上京会宁府作为首都共38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金上京会宁府作为当时东北亚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实现了女真民族由原始部族向农业社会的大步跨越。女真民族以此为中心创造的金源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国北方疆域，促进了中原汉族的农业文明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森林文明、草原文明的交流和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在种族上的融合，加速了中华一统、不分夷夏的统一大中国的形成。因此，金上京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
大金政权是女真奴隶主阶级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的，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金统治者的政治智慧。早在政权建立初，金统治者太祖阿骨打就确定了以农为本、不弃旧俗、自立自强、伐辽灭辽的战略方针和中外一统的思想。由于金建立政权初期，实力弱小，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意识到，同时对辽、宋宣战是不可能取胜的，他远见卓识的采取了近攻远交的方式，达到逐个吞并的目的。先是在金天辅四年（1120年）三月，与北宋签订了“海上之盟”。“海上之盟”虽然是宋金两政权间暂时的共同抗辽的军事、政治同盟。无论是当时情况，还是以后实践，都证明了金国无须宋协助，照样可以灭辽。但“海上之盟”的签订，金首先达到了安抚北宋，使其在金伐辽过程中，不受干扰，可集中精力全力以赴伐辽，并达到了争做受贡国，为战时的金国经济给予了保证。此外，通过与宋军接触以摸清北宋虚实，为以后灭宋提供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在对待辽的附属国西夏、高丽政策中，采取了绥高丽、扶西夏的办法，这也体现了金人的智慧。金统治者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能够抓住先解决主要矛盾（辽国），缓和次要矛盾（北宋、夏国、高丽等），采取逐个击破，远交近攻这一切入点。金统治者的远见卓识，深谋远虑，是当时辽、宋两国统治阶级所不及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敌我力量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这场反辽战争，取得胜利，也是意料之中的。
金伐辽后，新建的金朝正处在奴隶制向上发展时期，腐朽的北宋王朝难以抵挡生机勃勃的金朝的攻击，在不到两年时间北宋即被灭掉。这时，金统治者审时度势地意识到，当女真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时候，反辽具有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驱动力；攻宋，具有满足女真贵族财富占有欲的特殊诱惑力。当灭掉辽和北宋之后，这两种动力就开始不断减弱，乃至消失。随着金朝疆域由北向南的快速扩展、推移，对于金统治者来说，军事已逐渐退居第二位，如何进行管理和建设的“政治”和“经济”，则跃居第一位，更主要的是战争使人民，特别是南宋军民，增加了适应性与抵抗力。在中原大地，特别是江南，出现了岳飞、韩世忠、刘琦、吴d等一大批杰出的将帅和抗金群体，南宋与金在军事实力上已非常接近。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南宋光复河山，还于旧都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金想灭掉南宋也同样是办不到的。金统治者及时调整了战略思想，采取了文攻武取、战则必取，以和佐战、以战促和的方针，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所以，金统治者进行了尽占“两河”之地，轻取汴京城，“搜山检海”捉赵构之役，以及利用文攻武取双重手段的拓疆川陕，从而为达到金与南宋划淮而治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宋金战和是斗智斗勇斗实力的过程，也是比君、比臣、比政治、比文化的过程。从熙宗开始，南宋和金力量相当，没有克两京、搜山检海之战就没有北君南臣的和。金人闻和愈战，宋人无战难和。金朝大英雄金兀术平生虽有战术之败，但战略目的却总能步步如愿以偿。金兀术不但能使金主为自己施展文治武攻提借助力，而且能始终利用宋主战胜自己无法战胜的对手。例如赵构畏惧徽钦二帝南返的心理，充分发挥利用南宋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的作用，这也是南宋诸将领所不如的，也体现了当时金政权对宋政权的优越性。
金统治者在伐辽时期，为了抗辽战争和占据辽国领土的需要，确立了金奴隶制国家的基本规模，许多制度和政策既原始，又不健全，具有很强的军事性和临时性。灭辽朝、北宋之后，金政权在攻南宋和占领汉族居住地区所遇到的武装抵抗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抗，却超过伐辽时的千百倍。这说明女真奴隶制和高度发展的封建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也说明用女真奴隶制来取代辽、宋封建制是行不通的。金统治者在这个时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作到了深谋远虑、与时俱进的大政治家风范，毅然把金太祖“南北分治”的构想，予以发展和修改，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多制”，即燕云以北，由金直辖，仍实行奴隶制；燕云及以南地区，由元帅府统辖，实行封建汉制；在汉族人反抗激烈的河北一带，扶植像张邦昌、刘豫这样的人，建立起由大金国控制的傀儡政权，以汉人治汉人，缓解各种矛盾；遵照太祖“中外一统”的遗训，对已被征服的南宋、西夏、高丽、西辽和蒙古等周边政权，实行属国制，使他们年年称臣纳贡。这种“一国多制”多元一体化政治管理体系，是金太宗从历史发展实际需要出发的大胆探索与创造，为其统治中心金上京乃至大金国的辉煌，打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金统治者也认识到一国多制的国情，会使金朝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所以对金的军事民主奴隶制向中原封建制的变革已势在必行。天会十三年（1135年）熙宗继位后，本着“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论，以摧枯拉朽、杀伐决断的凌厉态势，实行了旨在弃旧图新的改革开放。首先对政权进行了全面的封建化改革，确立了中央的封建集权；依照唐宋之制，颁行了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为女真社会迅速封建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海陵夺权即位后，创新求实，进一步深化改革，确立了一省六部制，完成了女真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最后一关。太祖、太宗的多元一体化改革，从主导意识上，是为了保持女真精神和吸纳外部营养，使大金国的统治更具有适应性、对应性和包容性，以缓和、调和阶级矛盾和文化心理矛盾，使军事征服的大趋势不受干扰。因而收到刚柔相济、相辅相成、以武宣国、以柔致远、以小容大的积极作用，并为大金国向封建社会过渡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可以说，金初二帝的兼容渐变之治，是既符合国情，又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熙宗、海陵的封建化改革，是把女真奴隶制度纳入国家封建制度之中，使女真族在进入封建社会中，仍保持本族特有的民族特点和发展优势。太宗、熙宗、海陵三帝续接递进式的封建化改革，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
金上京和大金国的辉煌，首先体现在它军事的强大上。雄才大略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一生东伐西讨南征北战，以他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卓越才能和个人的人格魅力，凝集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堪称群星灿烂，熠熠生辉。在灭辽过程中，撤改、吴乞买等为他主内政；杨朴、希尹为他献良谋；宗翰、宗雄不但是英勇善战的名将，而且是阿骨打重大决策的高参；宗干、宗望和常胜将军斡鲁古、完颜娄室、完颜银术可等人也是阿骨打克辽的重要战将，^母、挞懒等完颜远支家族军，也是金国三大军事主力之一。阿骨打四子完颜宗弼更是女真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大金国军事的强大，主要还体现在女真人的决策、兵制、战法等方面。就决策而言，女真军队坚持不懈地实行军事民主，除了重要的军事会议外，还有约定俗成的多种议事形式，谁的办法高明，就马上授予谁具体实施这一办法的官职，战斗归来，以赏物示于众人前，大家认为赏得少，可以再往上增加。这些俗成极大地调动了女真兵的战斗积极性，拓宽了最高决策层的思路，极大减少了战争中在主观决策上的失误。孙子日：上下同欲者胜。由于是通过军事民主而产生的决策，所以决策本身就带有众志成城的特点，在付诸军事行动的过程中，人人奋勇进击，达到了女真军队攻必克、战必取的效果。而女真的天命观与萨满教的梦卜说，又起到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暗示作用，特别是在金军以小击大，以弱对强的时候，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东西，无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凝聚与引导作用。女真军队的“十、五、百”皆有长；伍长去柝，什长执旗，百长兵鼓，千人将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旨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这种五十进位的实战编制，使能骑善射的女真骑兵成为一个具有巨大凝结力、协同力和冲击力的战斗整体，除了舍己为人和奋勇向前外，没有别的路可走。这就使本来强悍勇猛的女真军队更加锐不可当，这同有兵无将，兵官相离相失的北宋制相比，其优劣利害，不言自明。大金的将帅们，不但兵精将勇，而且战法精奇。他们在逐鹿中原的军旅生涯中，同汉族军事家们学到不少东西，又从汉文兵书中吸收了许多营养，他们不但把围猎时的经验用于战场，而且还成功地运用了包抄战术、伏击战术、铁骑冲击战术（铁浮图、拐子马）和以逸待劳、围点打援以及战取与招抚相结合等战术和策略。这些战术，在护步答岗之战、富平之战和兀术“搜山检海”战役中，都得到突出的或综合的体现，表现了女真军事家们对战争艺术的驾驭和把握能力，也反映了他们对具体战役战略战术是有创见的思考。这其实是女真为何能崛起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也是大金国在与宋战及对峙中，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之所在，更是大金国乃至金上京一度勃兴、繁荣与辉煌的原因之所在。
金上京的辉煌更体现在文化的辉煌上。金上京是女真族的发祥兴王之地，又是“金源文化”的肇兴之地，“金源文化”的辉煌，是大金国努力吸纳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结果，更是中原文化北移的结果。金太祖建国以后，一直把辽文化和汉文化看作是所有战利品中最难得的战利品，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由于金建立政权以前只是一支散居在山河之间，从事农业和狩猎，居住木板或桦树皮构筑的房屋，没有文字的部落联盟。建国后，女真统治者那种开放胸怀，敢于接受、吸取辽国和中原汉人先进文化的理念，极大地加速了女真民族发展进程。灭辽所得到的文化营养，使金政权更加巩固完善，在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中，大金国通过不断增加封建制的含量而首先完成了自我超越。在灭掉北宋之后，将北宋“秘阁三书馆”都运到金源内地。把那些出类拔萃的文人、匠人、艺人以及巨大财富，都带回金上京，极大地增强了金上京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金太祖和金太宗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与军事家的角度，完成了人才、资财、技术和文化的大转移，使金上京出现了以“金源文化”为根、以汉文化为本全方位的辉煌，被史家誉为“自树唐宋”、“掩辽抑元”。可以说，上京城既可以反映出“金源文化”的发展过程，又是吸收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
文化是人类文明进化程度的总结，天辅年间金国完颜希尹和叶鲁创造了女真文字。金朝在文化方面，从不歧视任何一种文化，允许汉文、契丹文、女真文并用。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为了提高女真人文化素质，招纳辽、宋两国故地的有识之士，始行科举，到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了入仕主要途径，其他民族人才的充分利用，促进了女真族与周边民族，特别是汉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发展。此外上京会宁府作为教学、选士的中心，在传播发展女真文化方面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为金政权培养本族人才，维护金政权的统治，提高女真民族文化素质，促进金源内地文化教育的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金统治者重视本民族的汉文化教育，一面积极开办女真学校，保持本民族自主自立的文化传统；一面积极推行汉文化教育，实行双语教学、双向选才的制度，成为金初教育的特色。既学习和吸收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先进文化，又发扬了女真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发展了女真民族的文化，金统治者这种对异族文化学习、扩动、进取、开放的先进理念，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发展。金的杂剧百戏为中华戏曲艺术的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了元朝戏曲繁荣的基石和先导。女真族文学家卓然于世，从而使以金上京为文化中心的金初文学出现了勃勃生机，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宝库。
在女真人灭掉辽和北宋以前，宗教与他们反抗、征伐的军事行动相联系，与他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相联系，也与女真人阳刚孔武的精神和大智大勇的行为相联系。甚至成为他们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昭示。金统治者利用本民族的萨满教，笼络了女真人的思想意识，为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灭辽和北宋后，随着征服战争的胜利，民族融合促进了文化融合，金政权自上而下地吸纳了道教、佛教和儒教，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举”的宗教格局。大金国统治者以少有的大度宽容，从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接受了非女真本族的各种宗教，并引导和创造出多教并存共荣的宗教文化氛围。另外，同原始的萨满教相此，佛教教义有严密的逻辑性，容易笼络人的思想，这也是金统治者重视的重要原因。这足以体现出他们思想的先进性。佛教、道教传入金以后，在金上京等地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为加强民族的团结与融合，平衡汉人事金者的心态，弱化与融化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等，都发挥了十分突出作用。儒教为入世之学，提倡“学而优则仕”，其核心思想是“君本”思想，会满足统治者对各民族人才的需要。也吸引和化解了全社会的一部分对抗性的智力和潜能。道教讲“清静无为”、“空苦寂灭”，这对统治者消除民族仇视心理有好处，也对一些在改朝换代中无法有所作为的人找个栖息之地；佛教讲“四大皆空”，这无疑对金代统治者压迫下的有识之士找了个“难得糊涂”的去处。这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文化矛盾都异常尖锐的金代，无疑是对统治阶级有利的，体现了金代统治者在“以武定国、以文治国”方面的高明。
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收国元年（1115年）6月建国称帝时，在上京地区开始建立了地方行政机构，曰会宁府，这时金上京尚没有城池的修建，当时皇帝、后妃、太子以及文武百官等人，都分散的居住在皇帝寨。金上京城池宫殿之初建，始于金太宗即位以后。金太宗即位之初的营建，最先修筑的是以乾元殿为主的皇宫。据记载，明德宫、明德殿和庆元宫，也都是金太宗时期修筑的宫室，金熙宗即位后对金上京宫室进行过两次重要的扩建。一次在天眷元年（1138年），一次在皇统六年（1146年）。第一次扩建，新修建了一批宫室，其中包括敷德殿（朝殿）、宵衣殿（寝殿）、稽古殿（书殿）。此次扩建的范围是在皇宫之内，所以与金太宗时期的都城格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皇统二年（1142年）修建了凉殿，皇统三年（1143年）修建了太庙和社稷坛，皇统六年(1146年)金熙宗对京城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扩建，这次扩建的重点是扩展皇宫和市区的范围，将皇帝贵族与一般平民百姓的居住区相分离，金上京城设计师不但对辽上京临潢府的建筑形制了如指掌，而且对北宋都城的建筑风格与特色也有所把握，因此在设计上京城时，按照太宗与熙宗的意见，把辽上京和宋汴京的风格熔为一体，使金上京都城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独具风格与特色的杰作。随着皇城修建完毕，己见规模。在金熙宗时期，金上京已雄居于“白山黑水”之间的300多个大小城市之首，上京会宁府皇城的规划和布局，城内宫殿楼阁建筑，内外宗庙以及行宫苑囿等宏伟华丽的建筑物比比皆是。繁华的街市也体现出了金上京的辉煌。据记载，金熙宗时期，上京城街道两旁房屋数千座，酒楼、作坊、院落、店铺、茶坊、勾栏（剧场）、瓦子（娱乐场）等设施到处可见。从天会四年到大定三年的36年中，仅高丽国就向金源使节进贡方物达127次，西夏、南宋等属国，每逢万寿生辰节、正旦节，皆派使节来金上京称贺，络绎不绝。那时的金上京，不但建筑金碧辉煌，而且水路、驿路四通八达，真可谓几国来朝，景象一片繁荣，金上京也成为了十二世纪东北亚最大的都市。
金代对中国历史北部疆域的缔造做出了突出贡献，金之封疆辽阔，其鼎盛时期的版图，东临“吉里迷兀的改”，即现今的鄂霍次克海及日本海之滨；北至黑龙江左岸俄罗斯境内的外兴安岭之外；西界沿金代边境，出阴山，过黄河，循渭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南以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河南邓县）西南皆40公里处，划淮河中游与南宋为界，当时周边的南宋称臣，西夏、高丽等称蕃。北部边界达到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和鞑靼海峡，包括库页岛都在金的版图之内，面积约为500多万平方公里，它为清代的疆域划定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创造了条件，它也为《瑗珲条约》是卖国条约的认定提供了佐证。金代对中华民族长城内外的一统做出了重大贡献，与南宋对峙后划淮为界使长城内外成为一家，根本没有了防御作用，这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不能不说是一重大贡献。
金代的两次迁都，1153年海陵王将都城由上京会宁府迁到燕京（今北京）并改称中都，这一举措是对发挥北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用的重要推动，真正地使北京成为一个朝代的都城，应该是从金代开始的。以后元代、明代和清代相继在这里建都。直到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定都于北京，这就使北京成了中华民族长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中心的确定，金代的首开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是个了不起的贡献。
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建立政权起兵伐辽在短短的十二年时间里，金政权先后灭了辽和北宋，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周边国家，包括南宋、西夏、高丽在内，都已向金朝称臣称藩纳贡，成为附属国。金代在我国的历史上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二十五个重要王朝之一，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伯阳、孙威）
(责编：郑健、丁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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