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征程，为进一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记者专访了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伍国勇、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研究院副教授晏福，共同探讨数实融合新趋势。　　专家：伍国勇贵州大学西部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晏福：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为数字经济持续提供动力　　当代贵州：以贵州为例，如何理解数实融合以及深度融合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伍国勇：数实融合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企业3个方面。数实融合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也是促进实体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现实路径。数实融合将为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的持续涌现提供动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在数字基础建设方面，我省加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快以5G为引领的新基建建设步伐，继续优化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网络支撑能力持续增强，并且持续推进“通村村”农村出行服务平台建设，构建乡村出行物流基础设施骨干网络和末端服务网点，破解贵州农村出行难问题。　　二是在数字产业方面，数字化农业发展迅猛，如贵州山外青山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的“供销同城”惠民生鲜产销互联一体化项目，主要通过组建大数据网络监控生产可视平台，实现育苗、种植、销售一体科学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经营管理，大大提升产品质量和提高农产品收益。　　三是在数字企业方面，贵州通过持续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成功培育和扶持了一大批本地优强企业，诸如朗玛、酒店帮、东方世纪、易鲸捷、白山云科技、迦太利华、数据宝等一系列本地企业发展迅速。在数字服务方面，贵州省创建了国内第一家公益性数字图书馆即贵州数字图书馆，并大力推进数字化公共医疗服务设施建设。　　运用新技术开启“云模式”　　当代贵州：对于贵州来说，在数字转型中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创造出新产品、新流程、新模式？　　伍国勇：数据要素、数字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加速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生产力变革与生产关系变革相辅相成，实现螺旋式上升、可持续迭代优化的体系性创新和全面变革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应主动将数字化、智能化融入生产、管理、营销、产业协作等各个方面，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理念，开启线上“云模式”，有效提高运营效率，探索出新的产业发展机会。　　一方面，数据要素可发挥出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润滑剂作用，推动每单位传统要素的生产前沿面向外扩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制造业实现集约化、清洁化的生产。例如企业可以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供应链管理、物流和生产过程中，以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流程。　　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应用为基本动力的数字经济也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服务模式，譬如远程教育、在线会议、移动支付、远程医疗、金融科技等等，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催生了诸如共享经济、智能制造、物联网等新兴产业，为实体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企业要积极把研发及未来发展重点放在满足当下人民需求的新业态中去，紧跟时代浪潮，在实践中探索转型和生存发展之道。　　当代贵州：要使数据实现从资源到要素的转换，贵州如何激发“数”“实”部门间的协同效应？　　伍国勇：要使数据实现从资源到要素的转换，激发“数”“实”部门间的协同效应，我省需要通过适宜的制度创新来明确数据产权属性，构建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创新数据基础设施的投融资体系等。　　一是推动数字产业发展，政府可以制定产业政策，支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点领域和重要产业，鼓励投资数字化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水平，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二是加大创新激励，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创业基金、科技创新补贴等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投入，推动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和转化。　　数实融合将全面融入生产生活　　当代贵州：您认为数实融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伍国勇：首先，数实融合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带来新的业态和模式。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备较强政策制度优势的前提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正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产业互联网企业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创新活跃，通过赋能实体经济寻求第二增长曲线，也为参与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和竞争构筑核心优势。　　其次，数实融合将全面融入生产生活。数实融合将带动制造业等产业的进一步革新。制造业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也变得更加自动化、智能化，产品生产者与使用者可能产生持续关联。使用者使用产品的情况，可以以数据化的方式自动、及时反馈给生产者，从而为产品的售后服务和后续改进、升级、迭代等提供参考。　　晏福：随着密码技术、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数据要素可信流通技术定能支撑不同领域、不同结构化数据的跨域流通，进一步打破当前面临的“数据孤岛”问题。公共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将深入融入各类实体和虚拟产品的研发、销售和服务中，数据要素流将会是数字孪生甚至元宇宙的血液，一定会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提高。　　当代贵州：当前，贵州要如何更深层次的推动数实融合？　　伍国勇：现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特征。在跨越临界值之前，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促进效应”；跨越临界值后，数字经济的影响就表现为“挤出效应”。目前贵州的数实融合在临界前，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因此要抓住机会，因地制宜加快各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实体经济赋能。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在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应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确保数字经济的公平性、普惠性和包容性发展，夯实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根基。　　二是在不同地区间协同推进数实融合的进程中，应注意避免同质化发展带来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密切结合贵州各地区的经济社会现状、制度环境，因地制宜地布局数字经济产业。　　三是实施“互联网+”战略，变革实体经济增长模式。要加快实施“互联网+”战略，促进实体经济在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融资等领域形成群体性变革，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重塑、改造作用，不断赋能实体经济新发展。　　晏福：从宏观政策层面，应加大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结构数据的开放共享制度和机制，制定和出台特定领域的数据分类分级指南和标准，推进数据共享、交易的标准化管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数据交易平台功能，加快推进数据交易流通职能管理机构建设。【基层对话】　　安顺市普定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徐晔：用数据要素武装业务用数字技术提高效率　　在实务部门层面，数实融合的重要部分是加快数字技术与实务部门的融合应用。数字检察是数字中国在检察机关的具体体现，是指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规划下，充分、深度运用大数据，最大限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促进检察办案更加公正、检察管理更加科学、检察服务更加精准，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　　相应地，其他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各部门，都要在数实融合方面做出探索，用数据要素武装业务，用数字技术提高效率，用数据平台整合资源，才能在数字化时代，真正做到开发、利用和挖掘数字资源，以数实的高质量融合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详见《当代贵州》周刊2023年第47期）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方亚丽编辑 朱登芳二审 张恒新三审 孙晓蓉

原标题：国家新一轮顶层科技规划在路上，105家、1225.22亿，数字背后的科创板还有哪些玄机？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编制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使国家科研资源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单位。5月19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科技部正在组织编制面向未来15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科创板即将迎来开板一周年之际，我国正在加强新一轮科技创新顶层设计。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杨畅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展望“十四五”，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会减弱，这就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科创板是从金融手段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配套，有利于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条件。从基础研究到重点攻关王志刚在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科技部正在组织编制面向未来15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主要的思路为：一是坚持“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我国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二是紧跟研判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特征，重点要依靠科技人员，围绕科研人员做好服务；三是加强基础和前沿研究，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中国贡献。数据表明，2019年全社会研发支出为2.17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2.19%，大体与欧盟的平均水平相当；2018年这组数据分别是1.96万亿和2.18%。“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尽快地解决技术高端化，实现产业迭代升级的问题，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对我们技术封锁、卡脖子。这就不仅仅是增加研发投入，而是整个教育和科学研究体制大的改革，得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和科研环境，否则我们要在未来五到十年的窗口期实现技术高端化，打破美国的封锁就比较困难。”经济学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王志刚指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科技部在国家规划、政策制定、资源安排方面把基础研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过去一年在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加大了投入，达到了10%以上的增长。今年以来，科技部等部门先后发布《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的原创导向，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除了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国家在重点研发计划方面也有新动向。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今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申报指南及征集意见稿已公示近50个专项512个项目，资助金额逾100亿元，涉及高新技术、社会发展、农业科技、基础研究四大板块。其中，高新技术和社会民生类占全部公示专项的六成以上，网络通信、新能源、医药等相关的战略新兴产业成为国家科研经费锚定的重点领域。阳光私募奔牛投资创始人尹鑫鑫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GDP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此时释放科技发展顶层设计政策信号，给市场注入强心剂，即国家将进一步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促进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即将迈入创新型国家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了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从1.35%提高到2.5%。因此，今年是我国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关键之年。官方数据表明，我国整体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忆取得实质进展。2019年2.17万亿元的全社会研发支出，比2006年增长了6倍以上，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有望在今年实现60%的既定目标。其中，高铁、5G移动通信、新能源等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进入了世界前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评估显示，我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综合创新能力指数排在第15位。中信证券指出，中国科技力量正在崛起，国内龙头企业的持续发力推动科技创新生态的构建，形成了以华为、BAT、中国电子、中国电科、中科院、航天系等一批核心力量。同时，伴随推动“新基建”以进一步支持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政策思路指导下，全年信息科技创新领域发展将有望获得政策财政保障，相关边际进展可期。未来，在继续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王志刚表示：一是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二是人才、科技应该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三是在政策制定、制度建设方面，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核心要素；四是科技要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起到核心支撑作用，真正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道路。“此次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创新规划将进一步引导市场资金投向这类朝阳行业，而A股也将正式开始实践成熟资本市场的投资理念。”尹鑫鑫从投资角度这样分析。科创板注册制提升科技创新效率上述《意见》同时指出，要加快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去年7月22日正式开市的上交所科创板，不但是IPO市场化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资本市场为促进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的重大制度安排，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截至5月21日，科创板已成功上市105家企业，募集资金总额1225.22亿元。经济学家余丰慧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上述规划对科创板是一个长期利好。一方面，规划肯定要把大数据、云计算、5G业务、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技术等“新基建”纳入其中，在实际推进和落实上做出具体要求。这其中许多企业都在“磨刀嚯嚯”准备大干一场，它离不开融资需求，而科创板是这类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一个共同目标。“另一方面，本次疫情之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在线产业得到空前重视，有望迎来快速发展。产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科技，第二要素就是资本，而科创板则是它们重要融资平台之一。因此，未来科创板的发展前景将非常广阔。”余丰慧说。尹鑫鑫向《科创板日报》记者指出，自2019年科创板正式推出以来，新兴科技行业众多公司得以上市交易，今年更是先有泽璟制药（688266.SH），后有沪硅产业（688126.SH）这两家按照第五套标准（未盈利）上市的公司，体现了科创板的包容性和孵化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创板试点的注册制正在进行复制推广。杨畅向记者指出，注册制侧重解决融资效率，是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要素之一。他认为，注册制提高了科技创新效率，但未来还需要其他要素的统一配合。“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发展数字经济是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到出台《网络强国战略实施纲要》《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再到2023年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和数字中国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　　党的二十大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近年来，数字中国建设稳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不仅为创造人民群众更加美好的生活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本期“强国复兴大家谈”专栏邀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杰出教授盛斌和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系主任、教授黄阳华，就数字中国建设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推进、构筑国家发展和竞争新优势，开展学理探讨。北京CBD建筑夜景和城市互联网大数据概念 图片来源：CFP　　主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新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世界信息化浪潮风起云涌，如何理解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是党中央顺应发展形势新变化、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部署？　　黄阳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发展数字经济。2018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切实从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的高度全面理解数字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近代以来因遭受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晚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导致错失了前几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会。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不懈奋斗，从而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推动者、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领导人民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的潮流，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这是基于“两个大局”建设数字中国必须认知的历史前提。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这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现实前提。　　从全球看，历次工业革命能否推进都与大国兴衰密切相关。“数字化”发展是主导未来世界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成为驱动大国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关键因素。各国已经认识到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据要素成为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内容，谁抓住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主导权，谁就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国围绕数字技术制高点、数字产业领导力与数字规则主导权的博弈持续激化。我国建设数字中国，是主动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从国内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要以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数字技术具有通用技术的特征，数字要素具有强渗透、广覆盖的优势，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不仅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建设数字中国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　　盛斌：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第四次技术革命时代，继物理类、生物类技术创新之后，数字类技术创新是此次技术革命的主体与特征，代表性的前沿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3D打印等，由此带来的数字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并日益改变人类生产与生活、商业与消费模式。国家之间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人才、数字规则等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建设数字中国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深远影响。　　黄阳华：我国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引领性大国，在推动数字化发展方面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一是我国具有完备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创新提供上下游支撑，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潜力巨大。二是我国拥有海量数据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互联网发展水平位居全球前列，可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必要的数据生产与开发支撑。三是我国在数字经济主要应用场景，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优质的数字企业，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工业革命的引领地位。　　数字中国建设迈入新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基础不断夯实，网络基础设施覆盖广度深度持续拓展。可以说，数字中国建设蹄疾步稳，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盛斌：事实的确如此。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与经济运行的渗透融合，全球已经进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时代。以新型数字技术为着力点，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消除数字鸿沟，构建数字核心产业与应用产业相互促进、地区之间相互协同的包容性发展格局，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设立专篇对“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党中央对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重要部署。数字中国建设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工程与战略。首先是数字基础设施；其次是数字技术创新；再次是数字应用，包括数字产业、产业数字化、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文化、教育数字化、数字生态文明等；最后是数字治理，包括数字安全保障、数字立法、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与中央政府从核心到外延、从基础到提升、从国内到国际不断明确数字中国建设的目标、丰富数字中国建设的内涵、完善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在上述领域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性规划。　　黄阳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一是战略引领不断增强。从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以来，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就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作出部署，到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全面部署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2023年2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的出台进一步表明，数字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趋于完善，战略引领作用将逐步显现。　　二是应用场景不断丰富。2017年以来，我国就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5G网络商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发展等进行了部署。相关部门支持建设了一批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开展了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服务型制造示范，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工作，以及开展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等方面工作，对推动数字中国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三是治理体系不断完善。2023年组建国家数据局，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数字经济发展将步入“体系化”推进阶段。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序列中，《上海市数据条例》《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等一批数据条例文件出台，健康有序、开放共享的数据要素市场加速培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条例文件出台，为数字经济健康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盛斌：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数字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数字化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尤其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促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和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列举了一系列重要数据，代表性地反映了其中的建设成效。例如：移动互联网用户增加到14.5亿户；数字经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7%以上；数字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7万多家；90%以上的政务服务实现网上可办。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经济的兴起有着独特的发展优势，得益于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其中，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入发展的核心引擎。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有什么区别？　　黄阳华：数字经济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的关键，在于数据要素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有诸多独特的技术经济特征，改变了生产和价值创造方式。　　一是数据要素具有零成本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零成本地进行复制和传输，实现不同主体、不同场景同时且反复使用。这不仅拓展了生产要素的来源与使用方式，而且推动了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重构了企业组织模式，延伸了产业链条。　　二是数据要素具有非消耗性，在收集和使用过程中形成“滚雪球式累积”，有助于提升企业智能决策效率，促进柔性制造、定制化生产等发展，也有助于降低企业匹配过程中搜寻、议价等成本，增加企业创新手段等，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三是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同一组数据可以被多个经济主体使用，同时个体的数据使用难以完全排除他人使用，为多主体、多层次开发数据价值提供了可能。换言之，数据要素串联起数字经济的服务链、产业链、资金链，促进各经济主体关联程度不断提升，催生融合生产模式。　　四是数据要素具有外部性，体现在当其他企业使用数据要素时，也会影响主体企业自身的经营效率、生产决策，使得数据要素价值不断积累、放大，形成外部效应，提升数字时代产品、服务质量，推动社会整体福利效用提升。　　可见，数据要素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应用、消费等活动，不仅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生产管理水平、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能力，而且涌现出数据要素驱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壮大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盛斌：首先，数字技术将大幅度提升经济效率。理论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显著降低搜寻成本、边际成本、运输成本、追踪成本和验证成本，从而促进数字贸易的增长。当然，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数字经济也可能提高成本，如平台垄断、价格歧视等。其次，数字技术将全方位创造新赋能，例如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增强劳动力市场匹配、创造自主就业、提升教育覆盖度与质量、提高医疗与健康水平等。最后，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共同富裕与包容性发展，例如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通过电商平台与智慧农业促进精准扶贫。　　当前，推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格局，已成为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落后地区应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利用数字化驱动生产、服务与治理方式转型，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数字经济所特有的互联网基因能够突破地理空间因素的限制，为跨地区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中西部地区应加强与东部先进数字技术企业合作，在生产侧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优化生产运营流程，积极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在需求侧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匹配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并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新型商业模式拓展市场范围，探索新型服务场景与模式，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黄阳华：世界数字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现代化模式演变乃至人类文明形态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对于各国而言，推动数字化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但是，如何推动数字化发展，建设什么样的数字文明，各国应该立足国情和现代化模式，选择适合自己的数字化发展战略。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数字中国建设又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条件，这表现在：首先，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其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数字中国建设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四化”同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增强文化软实力、支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国家安全体系等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助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数字技术创新必须守好数字安全底线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框架，标志着数字经济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如何理解这个重大的战略性规划？　　盛斌：实施数字中国建设体现了党中央鲜明的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两大基础”是数字中国建设的硬条件。数字基础设施包括设备、线路、操作系统、算力等；数据资源体系包括数据管理体制、数据产权制度、数据交易市场、数据资产计价、数据价值分配等。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支撑骨架，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流动血液，激活数据要素潜能、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是成功的关键。　　“两个环境”是数字中国建设的软条件。优化国内数字化发展环境主要指透明、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包括数字标准、立法、监管，特别是针对数字环境下的国家安全、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个人信息与隐私保护加强立法与执法。优化国际数字化发展环境主要指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等方式积极参与数字领域的国际治理体系与规则构建，尤其是跨境数据流动议题的磋商与谈判，同时发挥中国自身的数字技术与电子商务的优势和特点，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两大能力”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保障。数字技术创新体系涉及关键核心技术与产品研发、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产学研深度合作、科技金融投融资等；数字安全屏障包括网络安全、技术安全、数据安全、产业安全等。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与竞争新优势，数字安全屏障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首要前提条件，在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同时必须守好数字安全底线。　　黄阳华：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本质上是“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按照该理论，要将重大技术创新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的必要条件，必须在先导产业成长、新的核心要素渗透、基础设施升级、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等四个要件之间形成协同效应。数字中国建设提出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理论上可以理解为通过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促进数字经济时代新的核心要素渗透和基础设施升级，推动“技术—经济范式”转变，为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提供支撑。　　技术史和产业史研究业已表明，将重大技术进步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通常需要经历从技术到产业再到经济组织的一连串“创造性毁灭”。由数字技术引发的“创造性毁灭”为新兴领域带来大量投资机会，同时可能出现资本“无序扩张”甚至“野蛮生长”，对社会福利和消费权益构成潜在威胁，也对各国的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挑战。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环境，意义在于更好利用数字经济的“创造性”，有效应对其不良的“毁灭”特征。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经济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您认为，应如何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迈上新台阶？　　黄阳华：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必须放在实体经济上。我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仍然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换言之，判断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一个重要的标准是我国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赋能”和“倍增”效应显著与否。　　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是推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数字化发展。为此，推动建立行业性或全国性工业数据标准和规范，建立统一的工业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制造强国建设战略与国家大数据战略之间的协同，既是制造业数字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方式。　　盛斌：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实现数字效率与数字公平。实现数字效率要以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为基础，以数字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为引领，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存储与计算、物联网、区块链、3D打印等数字前沿产业，促进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赋能传统产业数字转型升级（如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积极发展新型数字服务产业、数字贸易与数字货币，重点推动城市数字化改造升级，大力发展数字文化。　　实现数字公平与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的收益分配，例如农业种植养殖与网络营销之间的收益分配、实体制造与数字服务之间的收益分配；二是数字平台、入驻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收益分配，即在“平台+入驻企业”发展模式下平台利润、资本收益（包括佣金、广告费、自营产品、数据信息）与电商、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人员等收益的分摊；三是由算法决定的收益分配，例如算法决定资源、信贷、岗位与机会的分配公平性以及可能对中小微企业或个人形成的经济与社会歧视。　　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实践为经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需求。我们应如何加快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黄阳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正引领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当然，数字经济还处于快速发展当中，而且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有大量基础性和前沿性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近年来，许多学界同仁从不同学科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就经济学而言，我个人认为数字经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数据要素。现代经济学理论大厦，建立在对劳动、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之上，形成关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率与成本属性迥异于传统生产要素，这意味着许多习以为常的假说、命题、定律都要进行调整。只有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得到了有效解答，才能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充分的学理支撑。与之密切相关的研究问题，就必然包括数据确权、数据要素定价、数据市场构建等。　　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完备的统计核算体系之上，才能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如何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从数据要素到影响数字经济的多层次核算统计体系，对提升数字经济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这也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盛斌：目前，从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需要出发，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亟待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做出创新与回应，特别是数字技术革命如何改写经济学基本理论，例如对成本、消费、增长、竞争、创新、福利的影响。从政策研究的视角看，要加强产业组织理论的相关研究，开展对数字平台反垄断、竞争政策等规制治理问题的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是数据，特别是大数据。因此，数据如何有效获取与处理、如何确权、如何定价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