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70年内，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轰轰烈烈、筚路蓝缕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曾经经历过动荡与曲折。本文将从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与货币金融这四个角度，来总结与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一、宏观经济增长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与人均收入均显著增长。如图1所示，中国现价GDP由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90.03万亿元，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952年的119元增长至2018年的64644元。不过，无论是GDP总量的增长，还是人均GDP的增长，绝大部分都发生在改革开放的40年内。1953年至2018年这66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8.4%。在1953年至1977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6.5%，而在1978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速上升至9.5%。从图2中也可以看出，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GDP增速的波动性显著下降。这一方面与国内外环境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从通胀（GDP平减指数）变化来看，中国通货膨胀率有一次超过20%（1994年），有四次超过10%（1961年、1985年、1988年、1993-1995年）。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通货膨胀水平与1980、1990年代相比显著下降。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持续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名逐渐上升。如图3所示，中国GDP总量分别在2005年、2006年、2007年与2010年赶超法国、英国、德国与日本，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此之快的赶超速度，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可谓罕有其匹。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1957年中国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9.2%，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仍然仅为美国的9.3%，但2018年中国经济总重量已经达到美国的66.2%（图4）。不过，中国人均GDP目前距离美国仍有较大差距，1957年、1978年与2018年，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的比率分别为2.5%、2.2%与15.6%（图5）。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赶超，不论从总量意义还是人均意义来看，均完全发生在改革开放这40年内。这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二、宏观经济结构在建国之初，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52年，农业产出的GDP占比达到50%，且农业的就业占比高达84%。总体而言，在新中国建国70年以来，农业的产出与就业占比持续下降，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出与就业占比持续提升。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如图6所示，就该产业产出占GDP比率而言，制造业的上升阶段主要在改革开放之前，而服务业的上升阶段主要在改革开放之后。从具体时点来看，从1970年起，制造业产出占比持续超过农业，成为中国产出占比最高的行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式进入工业化时代；从2012年起，服务业产出占比持续超过制造业，成为中国产出占比最高的行业，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不过，如图7所示，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动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尽管农业就业占比持续下降，但直到2011年，服务业就业占比才超过农业，直到2014年，制造业就业占比才超过农业。事实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农业人口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流动，一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内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我们也可以从支出法角度，来分析三大最终需求占GDP比重的变化。如图8所示，总体而言，从1962年至2010年期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持续下降，由1962年的83.8%下降至2010年的48.5%，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率持续上升，由1962年的15.1%上升至2011年的48.0%。不过，从2011年至今，最终消费占GDP比率重新持续上升，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率总体上趋于下降。货物与服务贸易净出口占GDP的比率在2007年一度达到8.6%的峰值，但自2007年以后逐渐下降，2018年仅为0.8%。中国长期以来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高储蓄率的支撑。如图9所示，中国国内总储蓄率在1962年至2010年期间总体上持续上升，由1962年的16.2%攀升至2010年的51.6%。不过，从2010年至今，中国国内总储蓄率已经开始持续回落。与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占GDP比率变动相对应的，是中国贸易依存度的变化。如图10所示，中国贸易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以来显著上升，并自中国加入WTO之后加速上升，在2006年达到64.2%的顶峰。但截至2018年，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已经下降至33.9%。这说明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张，中国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已经显著下降。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部门占比来看，在1996年至2008年期间，居民部门占比总体上持续下降，由67.2%下降至57.6%，降低了大约10个百分点。而在同期内，企业部门占比则由12.8%上升至28.3%。但从2008年至今，居民部门占比转为上升，而企业部门占比转为下降。而在1992年至2016年期间，政府部门占比先降后升，其中1995年是最低点。三、人口结构1949年至2018年，中国人口总量由5.4亿人增加至14.0亿人（图12）。其中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则由1949年的36.1%上升至2014年的57.1%。不过，从2014年至2018年，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已经开始持续下降，2018年为55.6%。这背后反映了令人忧虑的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如图13所示，中国工作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比重在2010年达到74.5%的顶峰，到2018年已经下降至71.2%。同期内，老年人口占比则由8.9%上升至11.9%。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会快速攀升，这将导致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率不可避免地显著下降。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中国城市化进程在改革开放后显著提速。如图14所示，中国城镇人口占比在1949年仅为10.6%，到1977年上升至17.6%，而到了2018年，该比率已经达到59.6%。如图15所示，国有企业非但不是吸纳农民工的主力军，反而国有企业还在向社会释放劳动力。国有企业就业占城镇就业的比率，由1978年的78.3%持续下降至2018年的14.3%。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经济体增长的效率。如图16所示，尽管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在2000年之前波动率很大，但自1979年至2007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总体上是上升的，由1979年的5.4%上升至2007年的13.7%。但在2007年至今这段时间内，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总体上持续下降，截至2018年已经跌至6.6%。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持续下降，说明技术进步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效率的持续放缓，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四、货币金融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价格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如图17所示，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率在1985年至2016年期间不断攀升，由1985年的57.1%上升至2016年的209.5%。有观点将M2/GDP比率的上升归结为中国央行货币超发的结果，并认为这是导致中国房价持续上涨的根源。其实，M2/GDP比率持续上升，与中国银行业主导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格局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受近年来中国政府金融去杠杆、控风险行动的影响，中国的M2与GDP比率在2017、2018年已经持续下降。图18反映了中国各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对规模。不难看出，商业银行目前仍是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力量。商业银行总资产占GDP比率高达300%。总体而言，中国股市总市值占GDP比率在2000年至2018年期间没有显著进展，2018年股市总市值占GDP比率与2000年基本持平。相对于股市，中国债市的发展程度要稍快一点（债市市值占GDP比率由2002年的23.1%上升至2018年的64.9%），但和商业银行总资产相比依然不够快。中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占GDP比率的提升也很缓慢，截至2018年仅为14.5%。1995年至2018年，中国经济总杠杆率由GDP的98%上升至244%。其中两个杠杆率上升得最快的时期分别为1995年至2003年以及2008年至2017年（图19）。从部门分布来看，当前中国的杠杆率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2018年高达GDP的154%）。不过，过去10年来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上升也不容忽视（2008年至2018年，居民部门债务由GDP的18%上升至53%）。杠杆率的快速上升意味着金融风险的积聚与显性化。而从2016年年底起，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金融业降杠杆、控风险、严监管的行动。2018年中国国民经济杠杆率已经开始不升反降。我们认为，当前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相关风险、地方债相关风险与影子银行相关风险。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与实体经济相比，中国虚拟经济部门与房地产部门发展过快。如图20所示，中国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快速上升。尤其是金融业增加值比重在2015年已经超过了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率，这说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金融空转与脱实入虚。随着中国政府金融监管的加强，相关风险目前已经得到了初步抑制。然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这一攻坚战尚未完成，依然任重道远。随着中国逐渐融入经济与金融全球化，中国国际收支的规模与重要性均在持续上升。在1999年至2011年期间，中国的国际收支曾经出现过持续的经常账户与非储备金融账户双顺差。在双顺差期间，资本持续流入、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中国央行还不得不对外汇占款进行冲销。不过，如图21所示，自2012年至今，中国国际收支的波动性显著增强，一方面体现在经常账户规模持续缩小，另一方面体现在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余额的方向与规模大起大落。2014年至今，中国总体上面临短期资本外流与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图22）。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过快贬值，中国央行曾经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中国外汇储备距离顶峰时期缩水了大约1万亿美元。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依然面临着一定的贬值压力（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重新加剧时）。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运动方向将主要取决于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的增强，总体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未来将呈现出双向波动之态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过去若干年持续单边升值或贬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张明

中国经济必将陷入衰退吗？_凤凰财经
2015年06月16日 08:00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中国经济的衰退，正是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完全违背经济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中国股市必然在最后的疯狂之后陷入长期的低迷。,当我以理智清醒地写下这篇文章的标题时，心情是沉重而无奈的，我想到的是疯狂的股市和跑步入场而终将被套牢的散户股民，想到的是这个民族经济发展的未来岁月——繁荣？维持现状？还是衰退？经济规律清楚地告诉我两个字：衰退！事实上，今天中国股市违背经济基本面的疯狂上涨不过是A股市场的一种回光返照，因为人类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虚拟经济带动实体经济复苏的可能性，这样的论断尽管过于坦率，但笔者必需尊重客观事实与经济规律。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人类世界最伟大的王，也无法改变海洋中的洋流”。他借此比喻的是经济规律的不可抗拒。中国经济的衰退，正是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完全违背经济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中国股市必然在最后的疯狂之后陷入长期的低迷，更加令人忧虑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经济和股市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之后，依然无法清醒地认识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依然生活在农耕文化的愚昧与偏见之中，这无法不让人想到另外两位先哲的话。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哈耶克说：“在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做过的许多事情是十分愚蠢之前，我们不会变的更聪明”。20世界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有两种事物可能是无限的，这就是宇宙和人类的愚蠢，而我不能确定的是宇宙是否是无限的。”他们都是人类伟大的智者，他们的智慧是全人类的智慧，而今，中华民族正在用我们的偏见活生生的印证着这两位先哲的论断。当我们用中国特色堂而皇之地拒绝人类共同的文明智慧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吗？西方文明创造了股市这一金融工具，自股市诞生以来，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股市作为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有两个，融资与良币驱逐劣币，换句话说，叫做奖勤罚懒，由于这样的基本功能，一般而言，股市能够准确地反映一个经济体的运行状况，因此，股市被称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08年以来，中国股市这只晴雨表用长达七年的下跌跌跌不休地警示着我们这个历史悠久但没有市场经济理念的民族，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衰退！但中华民族却一直用我们的“聪明”与“创新”以各种荒谬的说法解释其合理和应该，从笔者的观点或经济规律出发，显然产生了一个悖论——今天的牛市又作何解释呢？是中国经济又要进入新一轮的繁荣与发展了吗？一年多来，大牛市来了，改革牛来了，呼声一片，有人开始展望5000点，甚至有人展望到了未来的10000点，而国泰君安的首席分析师更是发出了气势恢宏的豪言壮语：《论对熊市的最后一战——5000点不是梦》。在政府强烈的经济刺激政策之下，股市当然有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冲上5000点，5000点或许不是梦。但从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状态来看，股市必将在每况愈下的经济基本面冲击下重启下跌之路，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必然。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尊重过市场，从来就没有对市场的敬畏，从来就认为市场是可以让我们中国人，让政府任意拿捏的玩意儿，所以国泰君安的首席分析师会说：中央打虎归来之后，出手打熊，手握改革利剑，破旧立新，降低无风险利率，提升风险偏好，将开启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这番话实在是彻底的痴人说梦。短期内，政府的意志的确可以决定股市的涨跌，但长期来看，如果政府不能全面放弃房地产调控政策——让房地产行业完全市场化发展，同时进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的话，说中国股市可以站稳5000点，如同说一个腿有残疾的人可以拿奥运会百米冠军，说中国股市可以上10000点，无异于说一个先天性智障的孩子可以考上哈佛大学，除非奇迹发生，但是，经济发展却只有严酷的现实，不会有奇迹。其实，只要我们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出发进行思考，就可以断定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的最终结局了，市场经济，准确的说，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其关键机制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让市场自身形成资源的最佳配置，最终达到经济发展的高效率，而自由竞争的前提或基础是什么呢？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有明确的论述：是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中国的现阶段，至少要民营化)！因此，私有制(或至少是民营化)是形成良性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前提。我们说，结论是非常清楚的，没有私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只能步履艰难，这就是中国经济必然衰退和股市必将陷入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先说股市，中国的股市由于先天不足而成为一个资本市场的怪胎，在丧失促进实体经济良性发展的正常功能的同时，沦为了一个权贵资本疯狂掠夺财富的赌场，疯狂到几乎可以用神经错乱来形容中国的股市。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断言的：“中国的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还有规则，你不能看别人的牌，但中国的股市呢，有人可以看别人的牌”。我们有理由发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一个本该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资本市场最终沦落到连赌场都不如呢？谁之罪？看看中国股市曾经发生的“奇迹”吧，低估值，甚至跌破市净率的蓝筹股没人买，而新股上市，估值远高于市场上的蓝筹股，却能连续的疯狂涨停。这就如同在一个商场中，放着货真价实打五折的黄金珠宝没人买，却一窝蜂的去买或许价格合理的萝卜大葱，这不是神经错乱是什么？超高市盈率，超高市净率而业绩不佳的公司，股价却还能持续上涨，这不是疯狂还能是什么呢？疯狂的行为最终一定会产生疯狂的结局，让我们拭目以待。再说经济发展，不需要复杂的数据，仅仅是一些最基本的现实和最基本的经济数据，就足以证明中国经济必然走向衰退。首先，任何一个大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因市场化程度最高而曾经生机勃勃的房地产业被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牢牢地卡住了脖子，以混合所有制为理论基础的国企改革必然是一种不彻底的改革，不会催生出高效率的现代化企业，由政府控制的国企合并与重组必然产生垄断而导致企业效率和竞争能力的大幅下滑。有经济学家说，巨型国企的竞争对手是国际上的大型跨国公司，我们说，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官员型“企业家”能够具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而让国企在国际竞争中成长壮大的话，那中国就完全不需要走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了。其次，再看看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状态： 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1.3万亿的美债，高达20%的存准率，1.5倍于美国的M2存量，极高的家庭储蓄率，消费在GDP中占比不到40%，远远低于美国的70%，这些简单的数据非常清晰地证明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极度失衡和扭曲，这才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甚至衰退的真实原因，这一切，已经奠定了经济衰退股市低迷的基础，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中国股市稳定地蓬勃向上，不是天方夜谭吗？经济规律就是这样不可抗拒，政治家的良好心愿与豪言壮语不会丝毫改变经济规律的客观运行轨道，若我们违背经济规律，最终只能遭到经济规律的嘲弄。如果你不相信人类能够改变地球的运行轨道，那么你就不能相信政府干预，尤其是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可以让市场变得有效而使股市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大牛市。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牛市论者的观点，若他们的观点不堪一击，完全站不住脚的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期待牛市的持续稳定向上呢?国泰君安的雄文中说，未来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三种前景：第一种是快改革，大出清，高杠杆部门风险显露，经济深蹲起跳，债牛之后股牛。第二种是快改革，有效控局，债务货币化，PSL升级为QE，经济平滑过渡，市场直接起跳，股债双牛。第三种是改革低于预期，旧势力反扑，仅靠微刺激托底，加杠杆，慢出清，经济匍匐前进，没有未来，危机倒逼，股债双熊。深蹲起跳、直接起跳和匍匐前进三种前景的概率是5:3:2。可以看到，三种趋势都取决于改革的深入程度，认清了当下国企改革的本质，也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经济和股市的未来发展趋势。目前的国企改革，其实质不过就是混合所有制与国企之间的合并重组，如前所述，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无法证明混合所有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企业经营模式，相反，从市场经济基本原理出发，这种不伦不类的企业经营模式最终带来的是更多的企业内部矛盾，以中石化改革为例，30%的民资比例已经先天决定了无法产生市场公正，因此，在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人才聘用，薪酬制度等诸多方面都不会产生实质性突破，当然就不会产生良性的经济扩展秩序。中国首富王健林先生一语道破天机：除非让我来控股，否则免谈。王健林先生道出的是问题的实质，归根结底，改革的实质是所有制的改革，为什么要规定30%？就是为了保证控股权，本质是保证所有制不能改变，这样的改革，对经济发展不会起到实质性的推动。因此，在国企改革中进一步失去活力的中国经济丧失起跳能力是必然的结局，上述三种前景的概率绝不会是5：3：2，而是0：0：10。该文还谈到：我们的逻辑是长期底部看到5%，但新5%比旧8%好，经济增速到5%，无风险利率降一半，股市走牛可上5000点。经济往下走，股市就不会走牛吗?不是的，这正是增速换挡期的特点，韩国2000年之后经济增速只有1992-1996年的一半，但股市迭创新高，日本、台湾在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增速换挡，但股市走牛。股市走牛核心看企业利润，而企业利润取决于破旧立新无风险利率下沉。不错，文章所例举的三个经济体的股市的确存在上述现象，但这种现象会是中国经济和股市的发展逻辑吗？绝对不会。国泰君安首席分析师的逻辑错误在于，第一，其所列举的三个经济体均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因此，中国并不存在与之相同的经济发展环境和模式。第二，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减速是在高速增长之后的自然减速，这与中国经济减速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经济的减速是经济衰退导致的不得不的减速。新华社在一篇评论中说：“……让市场真正发挥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搞活股市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需要，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是结构调整的需求，是推进创新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正是由于不能深刻理解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而产生的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完全不能理解经济规律的具体表现。符合经济规律的逻辑关系恰恰是相反的，即：唯有实质性的改革才能真正振兴实体经济，而繁荣的实体经济才是股市上涨的真正动力，一个欣欣向荣的股市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美国经济发展与股市兴衰之间的关联生动地证明着这样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机制。08年至今，8年过去了，美国股市自2012开始用了3年多的时间在实体经济强劲复苏的背景下重新站上了18000点，而中国的股市经济基本面不断衰退的情况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翻番，喜乎？悲乎？中国的经济与股市与美国的经济与股市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那么，中国模式将横空出世吗？我们必须懂得，经济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规律是无国界的，政治家的良好心愿与豪言壮语不会丝毫改变经济规律的客观运行轨道，若人类违背经济规律，最终只能遭到经济规律的嘲弄。从先哲们的话到今天中国经济与股市的现实，中华民族面对的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中华民族真正懂得并掌握经济规律了吗？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吗？让我们总结一下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事实。毫无疑问，从政府到民众，当然都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更加美好幸福，例如，政府希望用宏观调控政策控制过快上涨的房价，并提出了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战略支柱产业的构想，但这样的作法恰恰是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正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懂得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所以，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同心协力地为中国经济繁荣发展而饮鸩止渴。政府首先以四万亿投资喝下了第一杯，而中国百姓对房价上涨的极度不满迫使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房地产调控政策强力干预房地产市场，此为第二杯。由于各种各样农耕时代的偏见(例如过分保守，例如过度勤俭节约)，中国人民成为一个最喜欢存钱的民族，过高的储蓄率加上房地产调控导致了国内居民消费远远低于一个经济体经济健康发展所需的正常水平，因此不得不过度依赖出口保持经济增长，其实质是以发达国家人民的消费弥补本国百姓消费能力的严重不足，此为第三杯；万般无奈之下，中国政府又选择汇率干预以确保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汇率干预的结果是导致中国人丧失创新能力和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更加严重，此为第四杯。而今，我们又举起了第五杯：企图以凯恩斯主义式经济刺激政策重振中国经济。如此五杯完全违背最基本市场经济规律的慢性鸩酒喝下去，中国经济未来的衰退就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而经济的衰退必然导致股市最终的崩溃。理性地思考三位先哲的话语，正视我们民族性的偏见，并逐渐以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替代我们头脑中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各种偏见，是中国经济再次走向繁荣的基础，也是股市重见春天的起点。（作者：方倚戈，转自共识网。）[责任编辑：li_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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