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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在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水平上采取保护战略和保护措施.主要有：1.就地保护，即建立自然保护区，2 .迁地保护，如建立遗传资源种质库、植物基因库，以及野生动物园和植物园及水族馆等。3. 制定必要的法规，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损失的活动进行打击和控制。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全球共同的大事，最主要的是要行动，这必须所有缔约国广泛合作，积极行动，制定必要的法规，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损失的活动进行打击和控制，对濒临灭绝的物种、破坏严重的生态系统和遗传资源实行有效的保护和抢救。 生态环境退化加剧，物种面临威胁。目前我国自然生态环境形势是严峻的，森林覆盖率低（中国森林覆盖率16.5%，世界平均26.6%），草场超载过牧，质量下降，退化、沙化加剧；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源头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呈恶化趋势，；北方地区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全国主要江河湖泊水体受到污染。由于野生物种生态环境的退化和破坏，加上一些地区滥捕、滥猎，导致野生动植物数量不断减少。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中列出的6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中国有156个物种，约占总数的1/4。 外来入侵物种危害严重。据专家初步调查，世界上100种最坏的外来入侵物种约有一半入侵了中国。生态科学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即生物种类越多，生物系统越复杂，其系统结构也就越稳定。众多的生物物种及其相互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关系，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要特别重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的研究。 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生物类型，他们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使自然生态和 食物链保持动态平衡和稳定，各种生物得以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生物多样性是 地球上各种生物赖以长期存在、繁衍、昌盛的基础和社会财富的源泉。 生物多样性包括基因(遗传资源)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保护生物 多样性就是要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维持和恢复各物种在自然环境中有生命力的群体， 保护各种遗传资源。但是，由于人类生物活动的扩展和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许多物种已经 灭绝或正面临灭绝的危险。 据统计，近2000年来，地球上已有106种哺乳类动物和127种鸟类灭绝；濒临灭绝的哺乳类动 物有406种，鸟类有593种，爬行动物209种，鱼类242种，其它低等动物更不计其数。我国的 大熊猫，西伯利亚虎，亚洲黑熊。印尼马鲁克白鹦、亚洲猩猩、非洲黑犀牛、北美石龟，北 美玳瑁等均濒临灭绝。从1950年到1992年，非洲的象牙海岸大象从10万头锐减到1500头。如 果偷猎活动不加禁止，到下世纪初，非洲大象将灭绝。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额每年达50亿-9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犯毒活动的 第二大经济犯罪活动。海洋生物的生存也面临严重威胁，每年有数百万头海豚、海龟丧生。 据国际捕鲸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蓝鲸，目前仅存400余只，濒临灭 绝。由于采用漂网捕鱼，许多鱼类正面临灭绝的危险。随着森林的滥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许多野生珍稀生物惨遭浩劫。如位于地球赤道一带的热带雨林，是天然的动植物园，是地球 的生物宝库，又是“地球的肺”，但是，目前全球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分钟20公倾的速率减 少，照此下去，不出100年，全球的热带雨林将荡然无存，大量珍稀生物也将随热雨林的消 失而灭绝。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平均每小时有两个物种灭绝，照此下去，本世纪末，现有物 种1/5将会灭绝，生物多样性保护遭受到严峻的挑战。 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主要的是要行动，这必须所有缔约国广泛合作，积极行动，制定必要的 法规，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损失的活动进行技打击和控制，对濒临灭绝的物种、破坏严重 的生态系统和遗传资源实行有效的保护和抢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另一重要措施是“移地保 护”，如建立遗传资源种质库、植物基因库，以及野生动物园和植物园及水族馆等。 我国是多种生物的起源中心，物种资源十分丰富。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采取了积极步骤， 保护大熊猫、金丝猴、白鳍豚等珍稀动物和鱼类；建立了国家种质库，共保存的各种物种种 质资源30多万份，仅保存的水稻品种就达6万多种，占世界总量的40%以上。 2.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既有自然发生的，也有因自然发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类活动（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无疑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则是引起损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 自然原因 一是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其一是物种的形成与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化石记录表明，多数物种的限定寿命平均为100~1000万年。其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或变异性、适应性比较差，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难以适应，因此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大熊猫，其濒危的原因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外，与其本身食性狭窄、生殖能力低等身体特征有关。二是环境突变（天灾），如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害。 2.2 人为原因 由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时又过多的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淡薄，从而导致生境破坏时有发生；对生物资源开发过度，有些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重视不够以及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 2.2.1 生境的丧失、片断化、退化 栖息地破坏和片段化已成为我国一些兽类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国生境被破坏的两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威胁到从苔藓、地衣到高等物种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在过去25年内因森林火灾共损失了860万公顷的森林。以农业和建设为目的的占用森林、湿地和草原则是生境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据估计，中国目前农田的1/3本来是处女林，这一问题在中国热带地区尤为严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沿海湿地的一半左右已经发生改变,高原湖泊周围的湿地也损失严重。另外，1950~1980年间中国湖泊面积减少1/10。 生境的片断化是指一个面积大而连续的生境被分割成两个或更多小块残片并逐渐缩小的过程。多种人类活动都可能导致生境的片断化。如铁路、公路、水沟、电话网络、农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动的分隔物，和自然保护区内修筑公路等人为设施。特别是由于这些人为设施的建立，使得动物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其觅食、迁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种子的散布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引起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并引起局部灭绝。同时由于生境的片断化，阳光、温度、湿度及风的变化，也会导致一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另外生境的片断化有助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进而威胁到原由物种的生存。 生境退化则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经济发展、过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场退化严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机能衰退，从而对其生存构成威胁。 草原的退化。 2.2.2 掠夺式的过度开发 许多生物资源对人类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对之的需求随之迅速上升，其结果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并使生物多样性下降。 而当商业市场对某种野生生物资源有较大需求，通常会导致对该种生物的过度开发。典型的实例是人类对海洋鲸类的猎捕活动与鲸类数量的消长之间的关系。我国许多药用植物，其中偷猎、滥挖走私野生动物行为对生物的多样性威胁最严重。 2.2.3 环境污染 2.2.3.1 水体污染 水体污染能够对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生命周期的任何发展阶段，产生亚致死或致死作用，影响他们的捕食、寻食和繁殖。其中亚致死的水体污染对水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为突出、普遍、久远。在这种环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长缓慢或者死于环境胁迫有关的疾病。而水体富营养化能使水体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 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会使当地植被退化，甚至变成不毛之地，同时土壤动物也会变的稀少甚至绝迹，其生物多样性比未受污染区显著下降。如矿区、尾矿堆积地一、矿区废弃地以及垃圾填埋废弃地都少有树木生长。 2.2.3.3 空气污染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均能对生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并对生态系统构成危害。经各种途径进入空气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杀死生物。来自冶炼厂废气中的有毒金属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所引发的温室效应等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减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 ，特别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和酸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2.4 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威胁。其入侵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城市公园和绿化、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有意引进或改进，如在滇池泛滥的水葫芦、转基因生物；二是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传入的物种，即无意引进，如因船舶压仓水、土等带来得新物种；三是靠自身传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传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区危害深广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在全球濒危物种植物名录中，大约有35% ~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来物种入侵引起的。2002年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河的食人鱼又名食人鲳在我国掀起轩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能会大量屠杀其他鱼类，给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危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政策：研究制订生物多样性保护外来入侵物种监管生物资源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组织开展全国生物物种资源重点调查组织制定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为物种资源的保存与可持续利用提供政策指导和投入保障拟订国家生物物种资源专利保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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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既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都被证明具备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自然环境优越，只要因地制宜进行动态保护、活态利用，就能有力地推动那里野生动植物的就地保护，维持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此前数月，2022年5月20日，中国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7月18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浙江青田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高度评价了农业文化遗产对人类文明的独特价值和重大意义，并向世界发出了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作为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的国家之一，我国自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推荐为首批保护试点以来，已占据国际上6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的18项，挖掘和保护工作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我国仍然存在保护力度不足、发掘深度不够等短板，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农业文化遗产的直接经济价值，忽视了生态、文化、景观等方面的间接价值，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巨大潜在价值。生物多样性既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如何保护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中的生物多样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科学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强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自古以来崇尚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观念，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比如，在土地利用方面，南方有稻作梯田，北方有石堰梯田，水乡有垛田、圩田等；在生态适应方面，有草原游牧、农林牧复合和稻鱼鸭共生等生产体系。这些都是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成功范例。云南哀牢山南部的红河哈尼梯田2010年6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里的梯田已有1300多年历史，总面积达100多万亩。哈尼梯田是以哈尼族为主要代表的世居民族共同开垦出来的农耕文明奇观，当地人科学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将独特的梯田农业水利灌溉系统与哀牢山区自然生态系统有机联系起来，最终形成的“森林-村寨-梯田-江河”四素同构体系，使其以这种高效、均衡、可持续的状态延续了上千年。哈尼族所特有的“春神祭”文化，包括了“选稻种、撒秧、育秧、插秧”等生产活动；哈尼族的四季生产调生动地记录了山区梯田生产技术及礼仪禁忌；“昂玛突”“矻扎扎”“开秧门”等农耕节日，在维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同时，保护了当地的水稻种质资源和丰富的稻种遗传多样性，千余年以来维持着当地人的繁衍与生存。农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共生的智慧与理念，维系着可持续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铸造了不可替代的价值体系，有效规约着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行为，从而保护了丰富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为当地人民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在“活态”中保护与传承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存放在博物馆中的文物或标本，它们活跃在稻田里的牛蹄上，萌发在耕耘中的泥土里，它们是持续脉动的生命体、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根据FAO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和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可以满足当地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人们通过农业经营对环境进行的一种活态利用。劳动人民在数千年的农耕实践中，从刀耕火种到兴修水利，从扶犁耕作到使用机械，都与大自然中的动植物构建出了一种协同共生的融洽关系，在这种和谐的动态交互中展现出了巨大的可持续潜力。比如，深处太行山腹地的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中国北方特有的雨养农业系统，至今已持续700多年。系统的总面积204.35平方公里，涵盖了46个行政村，是太行山地区旱作梯田的杰出代表。2022年5月，因该系统以独特的方式利用传统方法和知识，维护特有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被FAO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发现，涉县旱作梯田系统中种植或管理的农业物种有26科77种，其中的农家品种达171个，还分布有野生药用植物51科123种。这些农业物种与传统农家品种，通过间作、轮作和农林混合种植等一系列技术，以活态形式传承和保护下来。传统农家品种还建立了社区种子库进行保存，同时农民自留种也是一种保存方式，它们这种互补模式就地活态保护了当地的农家品种。野生药用植物则被当地人日常采挖和利用，并随着时间推移而积淀在药用植物的传统知识里。坚持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并对其中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可持续利用，是未来农业文化遗产发展的主要方式。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农业文化遗产是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引导之下，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广泛深入的思考和长期不懈的调试之后形成的珍贵农业实践成果，其主体就是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和借鉴自然为特色的方法实践。这些方法实践十分重视维系宝贵的生物多样性，与之相关的生产生活都尽力获得可持续性。基于自然，就是要因地制宜，对遗产地进行适应性管理。大多数农业文化遗产地位于偏远、环境恶劣的区域，躲过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浪潮席卷，留下了绿水青山和丰富的生物资源，保存了古老的农耕文化与农耕礼仪。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自然环境优越，只要因地制宜进行动态保护、活态利用，就能有力地推动那里野生动植物的就地保护，维持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今年是FAO“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提出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生物多样性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实践中要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兼顾“活态”传承，因地制宜推进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作者白雨系中央民族大学生态学专业研究生；龙春林系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主任）白雨 龙春林（来源：中国青年报）

前段时间，读了陈昌笃先生在1991年庆祝《 生态学杂志》创刊十周年上的讲话《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做贡献》，感触颇深！彼时的陈昌笃先生是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他强调“生态学是一组从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发展起来的十分严肃的科学，它的总目的是拯救生物圈，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产力，也就是为子孙后代、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工程技术，都是动员人们的智慧和力量，去开发利用自然界，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东西，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从不考虑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唯有生态学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它指出人类各种活动都是有其生态后果的。有些对我们有益，有些则对我们不利。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每一项活动可能产生的生态后果，特别是对于不利后果，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先生当年的讲话并不长，整个过程也波澜不惊，如今30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依然是字字珠玑、意义深远！谈到生态学，必然要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简单来说，就是生物和它们组成的系统的总体多样性和变异性。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陈昌笃先生认为生态学的一般规律，可以概括为“物物相关”、“相生相克”、“能流物复”、“协调稳定”、“负载定额”、“时空有宜”等。“物物相关”和“相生相克”的规律，揭示了自然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存共生的生态关系。自然界任何生物物种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这是生态系统维持其动态平衡的动力之网，因而保持物种多样性，使人与生物协同进化，才能确保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陈昌笃先生是北京大学宏观生态学研究的奠基者，在我国最早提倡并积极从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也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先行者，对我国自然保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我国三部重要纲领性国家文件《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和《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的主要执笔人和统稿人，也是生态学家中最早倡导并从事自然遗产保护的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综合分析和评估我国自然遗产地的价值，为我国申报联合国自然遗产做出了突出贡献，福建武夷山、四川都江堰和云南三江并流区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都与他的学识和辛勤劳动分不开。陈昌笃先生认为，生物多样性一定要展示自然遗产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既然没有什么事物能够脱离自然而存在，那么自然遗产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财富，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础，更应当被关注。我国地形地貌起伏多变，版图跨越的地域范围广阔，有着丰富的自然遗产资源，以生物资源最为突出。生物多样性的表现，当然也就在于物种繁多。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与自然遗产有关，许多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因此孕育而生。《诗经》中“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便是自然遗产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自然界不仅带给我们美丽的艺术素材，也陶冶着我们独特的民族情操，平等对待自然遗产与文化的保护，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遗产之间的关系，以生态文明促进生态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是全球12个“巨大生物多样性国家”之一。在全世界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我国生物多样性过去经受的破坏和当前面临的威胁也是严重的，我们从祖先手中继承下来的生物多样性遗产，尽管丰富多彩，但在许多方面却是残缺不全的，当前，虽然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广大公众，都逐渐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但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类型繁复、形式多样。比如我国正在对抗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前，公众对生物安全的认识程度普遍偏低。虽然科学研究已经证明野生动物或外来有害生物携带着大量病毒，同时历史上鼠疫、禽流感、SARS、埃博拉等大量传染病都是通过动物传播到人类社会，但部分公众仍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生物安全离自己很远，不会威胁到我们。而疫情告诉我们，少数人为了自身利益乱捕滥杀、买卖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足以打破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安全距离”，为病毒跨物种传播提供温床，最终酿成席卷全球的健康危机。所以，我们必须切实深化生物安全认知，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抵制乱捕滥杀、买卖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防止各类传染病的传播。目前的垃圾分类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到13多亿人生活环境的改善，关系到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创造优美的生态环境，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到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极大地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垃圾分类是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形势要求我们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但如果一味关注GDP增长，忽略环境承载力，必然影响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因此，全社会应该携起手来，自觉提高认识，坚决实施垃圾分类，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较早的缔约国之一，我国一直积极参与有关公约的国际事务，就国际履约中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坚持不懈地打击盗猎，配合国际社会多个动物保护组织拯救濒危野生动物，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政府有关部门也很重视对生物资源的有效保护。2003年1月，中科院倡导启动的濒危植物抢救工程中，用于收集珍稀濒危植物的资金达3亿多元，以秦岭、武汉、西双版纳和北京等地为中心建设基因库。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样得到了高度重视，2016年1月习近平同志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世界各国正在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地球提供了生命演化所必需的条件，生命群落的恢复力和人类的福祉依赖于保护一个拥有所有生态系统、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肥沃的土壤、纯净的水和清洁的空气的健全的生物圈。资源有限的全球环境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多样性是一种神圣的职责。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任重道远，只有全民族具备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作者：梁慧参考文献：1.陈昌笃.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做贡献 庆祝 ----《 生态学杂志》 创刊十周年.1991.2.中国知网：https://www.cnki.net/．3.https://wenda.so.com/q/13727201930689714.https://www.sohu.com/a/325903425_1810815.https://zhuanlan.zhihu.com/p/1417561976.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614/c40531-300564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