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一组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数字——属于日本关东军第731秘密细菌战部队的代号。它不仅是日本细菌战的代名词，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中犯下反人类滔天大罪的铁证。在信息传播快速高效的今日，大多数人估计或多或少都了解过关于731部队的种种恶魔行径。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简称731部队，对外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在侵华日军假借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实则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中，731部队犯下了反人类细菌战的滔天罪行，仅鲁西聊城、临清等18个县有至少20多万人死于日本细菌战。其手段之残忍包括但不限于代号“马路大”特别项目：受试验者从中国的住民中抓来，也被称为“圆木” (丸太）。此项作业的要点是：必须保证解剖对象是绝对清醒的状态，也就是说，绝对不能麻醉。因为日本军医认为麻醉后的研究数据是不真实的。其解剖场景惨绝人寰。解剖时，那凄厉的惨叫声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此项工作也是731部队所有医师所必备的基础技能。将人在不同的距离和位置下进行手榴弹试验。用来测试人在不同温度下抗寒程度。【试验资料为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专业人员与驻蒙军团联合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试验的资料，题目为《极秘·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资料编成者为冬季卫生研究班，形成年代为昭和十六年三月（1941年3月）】火焰喷射器实验731部队将试验者关在废弃装甲车内，用火焰喷射器烤之，以测验火焰喷射器威力。但这实验是毫无意义的，没有装甲车会呆在原地让你烤，纯粹是“娱乐”罢了。将鼠疫杆菌注入试验者体内，观察其反应。这种方法也应用在了被日本军队在边境抓住的苏联战俘身上。【开发落叶剂和细菌弹：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石井炸弹，美军后来在越南使用的菠萝弹也是该弹的改进型。石井炸弹为陶瓷外壳，内装携细菌的跳蚤。石井四郎还有一项发明是石井滤水器。以解决士兵在野外作战的污水处理为饮水的问题，算是731部队唯一有用处的发明了。】目的是测试伤员在未麻醉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忍受拔牙手术。实验结果是无人能够忍受，但如果已经严重松动的牙齿则另当别论。人与马血互换将身体强壮的人血液抽去大部分，此时人全身痉挛，几名军医都无法完全按住。立即输入马匹血液，并观察人的表现。结果身体排异性明显，人全部死亡。病菌对胎儿的影响让女人怀孕后感染病菌，待胎儿成形后进行活体解剖，观察胎儿的状态。强迫女人与马匹或狼交配，研究所谓劣等民族的优化办法。人体四肢互换将两个人分别截肢后通过手术互换四肢，如果试验成功则对于恢复伤残日军士兵的战斗力有极大意义，但试验失败，因为接上的四肢并没有恢复生命的迹象。其他人体试验人类所能想到的各种惨无人道的试验，尤其是那些可用于大量杀伤敌人，医治自己人的项目，731部队的官兵们竭尽所能都做过了。因为他们清楚，这些试验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为了天皇的所谓圣战，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罪恶感，唯一让他们感到不忍的是那些动物们（比如；白鼠）。战后，他们为那些动物树立了一块纪念碑。那些惨死的数万名罹难者甚至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待遇连动物都不如。
而美国施行细菌战生物战是也有史可鉴的。
二战后美日交易，日本与美国共享全部用中国人军民和美国军人俘虏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生物战的实验数据和研究资料，以换取731全员不清算放归日本上层社会。（731部队成员多成为日本医疗界泰斗，抢的钱和资源加上资料才有被公知鼓吹的所谓美日医疗先进。战争清算不彻底也是现今多国一些问题根深蒂固无法解决的基本因由之一，比如种族歧视，比如军国主义复苏，扭曲否认历史。）美国德特里克堡继承了731的全部资料和部分人，731首脑石井四郎及其手下北野政藏等一批罪大恶极的生物战细菌战战犯被聘为高级顾问，德特里克堡中甚至有栋大楼就叫731专供利用石井四郎及其手下为美国研究细菌战、生物战、细菌武器等服务。美军的一份报纸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指出“细菌、毒气是最廉价的武器”朝鲜战场美国对北朝鲜军民、中国解放军、中国东北施行了细菌战、生物战。在朝鲜执行细菌战任务时被志愿军击落俘虏的美军飞行员供称：在1950年12月，美军向三八线败退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希望用细菌武器挽救朝鲜战场的败局，并于1951年冬决定在朝鲜实施。1952细菌战1952年1月27日晚在北朝鲜铁原郡金谷里出现美军飞机。第二天早上解放军战士在寒冬腊月的北朝鲜雪地上（违背昆虫生存常理）发现了大量的苍蝇、跳蚤等昆虫；1月29日起解放军其他部队也接连发现了类似情况；2月17日平康郡下甲里——4架美军飞机投下炸弹爆炸后留下大量苍蝇。 官
兵们目击了这个过程，美军飞机活动与昆虫异常活动有关得到确
认。经过昆虫送检专业化验和病例发现，美机所过地发现大量朝鲜
早已绝迹的烈性传染病病患。1952年2月19日——同年3月1日解放军讨论制定了防疫措施并开始施行。将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防疫用具连夜装运，三天内全部运到安东转送朝鲜前方部队，并赶制1000万份疫苗送往朝鲜。共计450余万朝鲜人民以及战俘营中“联合国军”战俘也接种了疫苗。有美军战俘不相信美国进行细菌战，抓了一个小蚂蚁就吃了结果拉了三天三夜肚子，被志愿军救活了。1952年2月底、3月初，美军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同时期志愿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细菌斗争，这场斗争成为了外交和防疫两方面的斗争，事后美军对此事一直持反对态度，最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中朝政府接受了来自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对中朝遭到细菌袭击的问题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团经过调查走访，以详细的事实揭穿了美军在中国和朝鲜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并最终得出结论：中国东北和朝鲜确实遭到了细菌武器的袭击，所有一切证据都指明美国政府就是发动细菌战的罪魁祸首。因为防细菌战才有了中国人爱喝热水、除四害和每年四月的爱国卫生运动月。多喝热水不是梗，热水成为抗疫神器，解决不是爆炸的炸弹浮生不在，茶语清香，注一湾水，取一瓢茶

【文/科工力量 柳叶刀】2020年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因为正值中美贸易战激烈交锋之际，有评论猜测“这是美国人发动的生化战争，想要迟滞中国的发展”，这样的说法饱含“生化战争”阴谋论的意味。从现实角度看，各大国的生化实验，无论是公开透明的，还是私底下秘密进行的，基本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都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而从历史战争角度出发，无论是蒙古西征“抛尸”，还是日本731部队生化袭击，又或是美国于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细菌弹”、越南战争中喷洒的“橙剂”，都是有据可循的。秘密实验没有“不透风的墙”
美国生物实验被俄媒揭秘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禁止生物武器条约》重启核查议定书的谈判。因为就生物武器尤其是基因武器来说，美国的研发正方兴未艾，而其他国家的研发则大多还未起步。2018年10月4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就报道了一条关于美国在俄罗斯邻国设置生物实验室，进行危险的生化研究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俄武装力量防核生化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指责，格鲁吉亚卢加尔医学中心的美国科学家以假借医疗之名，进行有毒化学物质试验。实际上，在此之前，俄罗斯方面多次对美国在俄边境附近部署生物医学实验室表示担忧。俄媒此前关于卢加尔实验室的报道美国和格鲁吉亚当局竭力掩饰这支从事特别危险传染病研究的美军部队真实情况，五角大楼还在争取将这支伪装起来的美国生物医学部队渗透到独联体国家。相关文件披露，卢加尔实验室正在研究利用昆虫进行生物攻击，例如使用无人机将昆虫运送到攻击地点，通过生物攻击传播疾病。除此之外，美国军方还利用昆虫传播基因修改病毒。一项由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负责的“昆虫盟国”计划，其任务是通过昆虫传播的病毒进行植物染色体编辑。美国打着和平的幌子加紧发展其生化军事潜力，但国际社会不可能检查美国的生物武器研究实验室。同时，美国正在增加生物实验室的数量，并控制着中俄邻国的病原微生物的国家收集工作。生化武器的威力惊人，各国对其都非常重视，甚至签订相关条约，以此来禁止这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侵华日军设立731部队
生化战争残害中国军民不过，早在几百年前，蒙古人西征就学会了将感染瘟疫的尸体抛入敌方的城池，西方殖民者利用天花地毯欺诈印第安人。如果说将生化武器“科学的”用于战争，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各种新式武器如飞机、坦克相继使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不例外。1915年，德国间谍把在美国港口等待装运到协约国去的牛马，接种了鼻疽和炭疽杆菌，使用细菌战剂，借助马匹把细菌病毒传给协约国参战官兵。同时，德国还用飞机投放沾染病毒的巧克力、水果和玩具，企图伤害敌方的城市居民。到了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731部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多个地区实施生化袭击，仅鲁西聊城、临清等18个县至少有20多万人死于日本细菌战。众所周知，731部队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防疫给水部队”，其头目是石井四郎，以防治疾病和饮水净化为名，暗地里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为了防止泄密，该部队使用过多种名称，先后被叫做“加茂部队”、“东乡部队”、“石井部队”，后又被称为关东军731部队。战时，日军在中国布下了庞大的细菌战体制，人们统称为“石井机关”，从事所谓的防疫给水工作。该机关由18个“师团防疫给水部”组成，加上派往北京、广东和新加坡的防疫给水部及其分部，以及该部队系统的总部——东京“防疫研究室”等，在各条战线前方从事细菌战。美国很早就知道日本从事细菌战研究，只是出于独吞珍贵的细菌战研究资料和活体标本的目的而一直未敢公布。独吞日本“生化战”资料放纵战犯
美国对志愿军投下“细菌弹”在太平洋战场上，美日双方殊死搏斗，但战争刚结束，美国就为了细菌武器迫不及待的与日本合作。1947年1月24日，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发布了“WX95147”号训令，指示美国驻日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要他获取并保守731部队秘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决定免除日本细菌战部队相关人员的战犯身份，以换取情报。因为美国意识到“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和国家的安全保障具有重要价值，远比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更为重要”。在接下来的朝鲜战场上，美国利用731部队的细菌武器研究成果和日本战犯，又对中国人民志愿军造成重大伤害。根据1951年12月5日缅甸电通社仰光消息：“两名不愿公开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朝鲜战场上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伟将军，把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北野政次等三人，派遣到朝鲜，进行细菌战工作”。现存的中国档案表明，最早发现美军在朝鲜投掷细菌武器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驻扎在朝鲜铁原郡的第42军。美军在朝鲜投下的四格细菌弹1952年1月27日夜间，美军飞机在42军阵地上方低空盘旋，扔下了大量的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此后，驻朝志愿军各兵团连续发现多起类似情况。国内派往朝鲜的防疫专家经过化验，认为这些昆虫带有的病菌，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可能性较大。美国的细菌战，最初让广大群众措施不及，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老百姓深受其害。朝鲜安州郡一个600人的村子，就有50人被细菌传染患了鼠疫，其中有36人死亡。除了空中散布病菌之外，美军还在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队战俘身上注射化学药剂，其中包括LSD、海洛因和大麻。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通过这些人体实验，分析此类药物是否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屡次突破底线
美军“橙剂”造成越南重大人员财产损失早在1925年，美、英等国就签订了《日内瓦议定书》，其中化学和生物武器则是其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的。虽签订条约，美国却自己没有遵守，屡次突破底线。朝鲜战争后，美军又在越南战场使用大量生化武器，包括除草剂、落叶剂、毒气CS等等。为了清除雨林植被对越共的掩护、破坏其赖以为生的粮食生产，美国空军于1961~1971年在越南实施“牧场工行动”。最初是在交通干线喷洒美军专门研制的植物毒剂——“橙剂”。以“胡志明小道”为例，其是越南北方人员和物资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由于植被茂密，美国军事进攻于事无补，于是喷洒“橙剂”，将遮天蔽日的森林清除干净。后来，美军还将这种毒剂喷洒于越南的农作物产田中，导致越南的大量水稻和其他农作物大规模死亡。美国国防部的统计数据披露，从1961年到1969年已被喷洒一次或多次的森林面积已经超过200万公顷，大约相当于越南森林面积的20%。橙剂所至，寸草不生战争期间，在越南的胡志明市的图杜医院，有100多位身患“橙剂后遗症”的孩子，这些孩子自出生之日起，就伴随着肢体畸形、智力障碍等多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而他们都是“橙剂”的受害者。据越南政府称，遭受“橙剂”迫害的孩子，在越南国内有50多万人。印度学者发表文章
为“新型冠状病毒”阴谋论推波助澜如今，在中国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情况下，一篇印度学者研究的论文，让新型冠状病毒阴谋论的观点引起热议。该文章指出，“这次新冠病毒 S 蛋白的4个不连续位点被插入了HIV 病毒的氨基酸序列”，并强调这种情况“不大可能会自然发生”。这样的措辞和推论已经带有一定的引导性，往阴谋论上靠近。国内媒体更是以“基因改造”、“基因武器”为题进行报道，联想到此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患病期间曾服用抗艾滋病药物，更是将阴谋论向前推进。印度学者的论文印度学者的结论也引来大量业内学者的质疑。哈佛大学刘如谦（David Liu）教授，作为CRISPR 基因大牛，在推特称这一研究结果不靠谱，纯属阴谋论。刘如谦认为：“仅凭借短插入片段就声称新冠病毒起源‘不太可能是自然界偶然发生’已经让人高度怀疑，这是弄丢钥匙却只在路灯下寻找的经典做派。这个世界已经足够可怕，我们不需要错误的分析来激起阴谋论。”印度文章发表后的数小时内，便有其他科学家指出，用pBLAST检索4个序列，发现很多其他种类的病毒、甚至是细菌、原生动物、真菌、果蝇、植物当中，也存在相似情况，“不明白为何印度这支团队第一时间想到的是HIV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印度学者可能也是借着这波热度“蹭热点”。随着驳斥印度文章的大量专业声音不断涌现，印度研究团队宣布将文章撤回并将发布修改版本。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包括华裔在内都反对这样的“阴谋论”观点，也算是向国内大众上了一堂生动的科普课。“生化战争”并非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一个科学问题，这就需要凭借确切的证据说话。现实中的美国生化试验、历史上中国与越南遭受的生化袭击都是有事实依据可供查询的。

朝鲜战争中美军向中朝军队发动生物战。他们利用炸弹和炮弹投放毒物、病毒、细菌或利用化学药品对战俘进行注射和试验的一系列行动。美军除了通过空军撒布病毒外，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战俘身上注射化学药剂，其中包括LSD、海洛因和大麻。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通过这些人体实验而分析此类药物是否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生物战，早期称细菌战，是指使用生物武器伤害人畜、毁坏农作物的一种作战。在作战中，通过各种方式施放生物战剂瘟疫，造成对方军队人员和后方地区传染病流行，大面积农作物坏死，从而达到削弱对方战斗力，破坏其战争潜力的目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瘟疫，而瘟疫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自然界爆发的瘟疫；一种是人为制造的瘟疫。人为制造的瘟疫就是生物战，在人类战争史上，有两场战争中的两次生物战使中国深受其害。
一场是日军侵华战争，日军播撒细菌瘟疫；一场是朝鲜战争，美军播撒细菌瘟疫。两次生物战给中国军民造成大量的伤亡。
生物战是毁灭人类的战法，是国际法所禁止的战法。本文我们对生物战从源头谈起。
1、生物战发源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28日开始，1918年11月11日结束。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时产生不可调和矛盾而引起的。当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基本上被列强瓜分完毕；在新旧殖民主义矛盾激化、各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秩序划分不对等的背景下，最终爆发了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的世界级帝国主义战争。
战争主要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的角逐。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属于同盟国阵营；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和意大利王国等国则属于协约国阵营。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大约有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丧生，2000万人受伤。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毒气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各种新式武器如飞机、坦克、远程大炮相继投入战争，化学武器、细菌武器也首次进入人类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首次在人类使用生物武器。
1915年，德国间谍把在美国港口等待装运到协约国去的牛马，接种了鼻疽和炭疽杆菌，使用细菌战剂，借助马匹把细菌病毒传给协约国参战官兵。
1916年，德国又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用细菌感染战场对手的马匹，造成战场对手人畜感染致死。
1917年，德国再次在美索不达米亚，使用鼻疽和炭疽杆菌，使协约国购买的4500匹骡子感染了鼻疽。同时，德军用飞机播撒污染了细菌战剂的巧克力、水果和玩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还用飞机在罗马尼亚上空投掷污染致病菌食品，企图伤害城市居民。
从此，生物战在人类拉开了序幕。
后来，日军在侵华战争，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都进行了生物战。
越南战争是人类最残酷的生物战，美军在“胡志明小道”把生物战发展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胡志明小道”的起点就在横跨越南、老挝两国纵贯南北全境的崇山峻岭中。这里，长山山脉大部为热带森林覆盖。在崇山掩蔽中12号公路从老挝进入越南中部，9号公路通过老挝的班东进入越南中部广治省的辽保，从辽保向东深入，是越、老边界和越南、柬埔寨边界重要运输通道——秘密补给线。越南南方称之为“中央走廊”，是支援南方的“战略路”。
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北方通过“胡志明小道”让干部南下、北上，北方及外界支援越南南方的军火、物资都通过这条小道，依靠人背、肩扛、牛车拉、自行车载等方式送到战火纷飞的南方。它可以说是越南南北方之间的一条“大动脉”，是一条炸不断的“生命线”。 “胡志明小道”建成的16年中有100多万越南北方士兵、干部和大量军事物资、后勤给养通过这条小道运往南越战场。
美军对“胡志明小道”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他们采取派兵进攻破坏，空中轮番轰炸的方式都无济于事，原因是“胡志明小道”被热带森林覆盖。于是，美军丧失人性，使用了“落叶剂”发动了生物战。
为了破解战争僵局，让“胡志明小道”的越军彻底暴露于美军火力之下。美军专门研制了植物毒剂——“橙剂”，也称“落叶剂”。这种“落叶剂”可以造成森林光秃、枯死，也能使农作物死亡，更为可怕的是“落叶剂”对人类的伤害，接触到“落叶剂”人都患有难以治愈的怪病，痛苦不堪，其后代肢体畸形、智力障碍。
美国空军联合生物学家共同制定了一场生物战——“牧场行动计划”，空军利用飞机向茂密的越南丛林喷洒这种落叶除草剂，据统计，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喷洒橙剂高达7600万升，仗着这种高效的落叶剂，美军很快就清除了那些遮天蔽日的森林。
不仅如此，美军还将这种除草剂喷洒于越南的农作物产田中，导致越南的大量水稻和其他农作物大规模死亡。据统计，当时美军所喷洒除草剂的面积达到了越南南方总面积的10%，不少地区被反复喷洒“落叶剂”。
战争期间，在越南的胡志明市的图杜医院，有100多位身患“橙剂后遗症”的孩子，这些孩子自出生之日起，就伴随着肢体畸形、智力障碍等多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而他们都是“落叶剂”的受害者。据越南政府声称，遭受“橙剂”迫害的孩子，在越南国内有50多万人。
橙剂受害者
据越战结束后统计，美军生物战令越南3000多个村落遭到“落叶剂”侵害，将近400万人的健康受到影响。美军的这种做法，不仅侵害了越南人民的生命健康，也导致数10万在越南作战的美国军人受到“橙剂后遗症”的痛苦折磨。
美军生物战的噩梦从1965年持续至今还未彻底终结。然而，“落叶剂”发明者阿瑟·高尔斯顿的初衷，并非是为美军制造越南战场上的生化武器。但却被美军利用成为生物武器。这位美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看到越南人被“落叶剂”带来的惨状也后悔不已。
“落叶剂”是一种高效除草剂，可以快速杀死侵袭植物的传染病，并帮助植物更快的开花结果，它的负面作用，会让植物本身掉落更多的叶子，所以，这种除草剂还被称之为“落叶剂”。
“落叶剂”对于人体有着相当大的危害。橙剂中所含的二恶英，其化学性质十分稳定，如果是喷洒在自然环境中，需要将近18年的时间才能够自然消减；当它进入人体以后，人体想要将这种毒素自然排出，则需要14年的时间。这种长期存在于人体内的毒素，导致越南人民和参加过越战的美军深受其害，这些毒素不仅让他们的身体出现了各种严重病变，甚至都改变了这些人的遗传基因，生下来的婴儿多是一些带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畸形儿童。越南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毒药的残留已对越南的土壤和军民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高尔斯顿得知自己的“落叶剂”被美国政府运用于战场之后，他曾多次试图游说美国政府部门，不要在战场上使用“落叶剂”，只可惜直到越战结束后，美国才宣布了禁止使用“落叶剂”的明文条例，但是，“落叶剂”造成的危害却已经无法挽回。
号称世界最文明的美国干出了世界最缺德的勾当——发动生物战，残害人类，也自作自受。
2、世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问世
生物武器素有“瘟神”之称，是利用细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以及各种毒素和其它生物活性物质来杀伤人、畜和毁坏农作物，以达成战争目的的一类武器。它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多，杀伤范围大，作用持续时间长，且难防难治。因此，制止生物武器在全球的扩散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鉴于生物战对人类的伤害，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制定和通过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草案于1971年9月28日由美国、英国、苏联等12个国家向第26届联大联合提出，经联大通过决议，决定推荐此公约。1972年4月10日分别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签署。
各国在自愿的基础上遵守该公约。截止2002年11月，已有146个国家批准了公约。由于缺乏必要的核查机制，加上有一些措辞不严谨之处，公约的执行与监督困难重重。为此，公约签字国曾于1980年、1986年、1991年、1996年和2001年就该公约举行过五次审议会议。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1975年3月生效，截至2018年10月共有182个缔约国。公约对于禁止和销毁生物武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和政府一贯反对生物战，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重视公约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公约的宗旨和目标。1984年11月15日，中国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再次声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基本精神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是生物(细菌) 武器的受害国之一，中国从未、将来也不会生产和拥有这类武器。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共15条，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不取得除和平用途外的微生物制剂、毒素及其武器；也不协助、鼓励或引导他国取得这类制剂、毒素及其武器；缔约国在公约生效后9个月内销毁一切这类制剂、毒素及其武器；缔约国可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其他国家违反该公约的行为。具体如下：
【条款 I：在任何情况下，永不得取得及持有生物武器。
条款 II：销毁生物武器，或改以和平为目的，并结合资源及财力。
条款 III：不转让，或以任何方式援助、鼓励、诱使其他国家取得或持有生物武器。
条款 IV：采取国际必要措施以履行生物武器公约。
条款 V：双方、多国间互相协商以解决任何履行生物武器公约的问题。
条款 VI：必要时寻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协助，以追究违反生物武器公约，并认同其后续决定。
条款 VII：援助遭受违反生物武器公约国家所威胁的国家。
条款 X：遵守以上所有条款，并以和平的方式使用生物科技与科技。】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消除生物武器威胁和防止生物武器扩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生物恐怖威胁不断上升、全球传染病疫情频仍的情况下，利用专家组会和年会等多边形式加强公约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主张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参照国际标准与准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机构，加大投入，提高本国疫情监测与应对的能力和水平。相关的国际、地区和双边合作是提高应对传染病疫情国际能力的重要方式，各方应积极参与并予推动。有条件的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可通过资金、技术援助等多种形式，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必要的协助。
中国政府奉行“执政为民”的理念，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要位置。中国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监测、报告、调查及应对人、动物和植物疫情的全面保障体系，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断加以完善。中国还通过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应对疫情的能力。中国重视并积极推动与相关国际、地区组织及有关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愿与其他各方一道，齐心协力，继续为有效控制并减少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做出贡献。
生物恐怖的威胁和传染病的跨国流行，使中国深感需要全面加强公约的有效性。这是全体缔约国的真诚愿望和共同义务。中国将一如既往，与各方加强磋商与合作，共同为实现公约的崇高目标、使人类彻底摆脱生物武器威胁而不懈努力。
中国政府积极响应《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中国除不生产和拥有生物武器，并发动生物战外，对生物恐怖的威胁和传染病疫情也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加以落实：
第一，根据公约要求，逐步构建和完善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第二，不断加强生物设施安全管理及生物剂的安全保卫措施，强化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
第三，建立了生物反恐管理与应急体系和较为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未来中国将继续结合履约工作，重点加强在生物设施安全管理、生物安全宣传教育、生物恐怖主义应对能力等方面的建设。中国还将与其他缔约国及有关国际组织一道，共同推进生物安全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公约有效性做出积极贡献。
3、日军和美军生物战对中国的伤害
中国深受生物战的伤害源于两场战争：日军侵华战争，朝鲜战争；加害者是：日军和美军。
1936年，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平房镇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由于国际法明确规定，不允许研究和使用细菌武器，日军只好“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防疫给水部”是解决关东军的饮水问题，实际上从事细菌战研究的“七三一细菌战部队。”由于部队长是石井四郎大佐，日军通称之为“石井部队”。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分为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总务部和训练部等5个部。第一部研究鼠疫、霍乱、伤寒、白喉、结核，炭疽热、破伤风和马鼻疽等所有传染性病原菌的利用方法和预防方法；第二部担任细菌炸弹和滤水器的制造以及研究进行细菌战时的气象条件；第三部叫做“朝日奈班”，是研究麦角病，豆类立枯病，玉蜀黍黑穗病等攻击农作物的细菌。此外，还有—个拥有7架运输机的飞行队，属第二部管辖。
防疫给水部在牡丹江、黑河、嫩江、海拉尔等地还有研究支队。海拉尔研究支队外称为满洲第五四三支队。总之，这支部队的作战目的就是在大块地域内撒布传染病菌，消灭人、畜和农作物，制造无人区。
到1939年时，“防疫给水部”已经研制出“石井滤水器”、“火焰喷射器”、“石井细菌喷射器”、“石井细菌瓷壳炸弹”等新式武器。并培养出了成吨的各类传染病菌，有些已经放在华中战场上。
日军七三一部队先后进行了丧失人性的多种类型的兽性人体试验，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日军七三一部队研制出的瘟疫原菌主要有五种：
——鼠疫杆菌。主要培养在跳蚤身上，这些跳蚤因饥饿就要吸血，很快地能在人畜身上蔓延传染。一般症状是发高烧同时发冷打颤，恶心得厉害。结膜充血，步行困难，语音涩滞等，如同酒醉。随之淋巴腺逐渐发肿，发烧，以致皮会变成黑色。患者一个星期就能死去。在菌量多或菌力非常强的时候，能在细菌侵入血液前，引起毒血症而死亡。
——炭疽热菌。是一种在炮弹破片所造成的创伤上发生的感染病，伤口小而又不干净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病原菌叫做“炭疽”但并不只是一种菌，一般广泛分布在土壤中，呈现类似症状的一系列菌群，能产生强烈的毒素。发病时伤口周围红肿，体温急剧上升，引起肌肉坏疽并产生炭气，潜伏期五至六小时后突发性死亡。
——斑疹伤寒。是寒带病的一种，也叫做战争伤寒，几乎是战时必然发生的一种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对战争胜、败有很大影响，是由战场上的跳蚤和虱子来做媒介的。
——鼻疽菌。是马、牛、羊的大敌，得病以后从鼻子流出很多浓鼻涕，两周内就死亡。
——霍乱孤菌。能引起急性肠道传染病。症状是腹泻、呕吐，大便很稀像米泔水，四肢痉挛冰冷，休克。患者因脱水而眼窝凹陷，手指、脚趾干瘪。
这些细菌都是用活人做试验研究出来的，被用于细菌试验而死亡的达数千人，大都是反满抗日的民族斗士和无辜的平民。试验过程灭绝人寰，惨无人道。从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7000余无辜生灵被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本部直接用作活体细菌试验材料，无一生还。2010年5月，近3000余受害者的确切名单已经被确定。
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配合化学武器，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大致如下：
1940～1944年，日军多次在中国浙江的宁波、湖南的常德、浙赣铁路沿线等11个县市，用飞机投撒污染鼠疫杆菌的跳蚤，造成当地鼠疫流行，先后有1000多人发病死亡；1940年，仅宁波一地就发病99人，死亡98人。而日军山东省播撒瘟疫，造成的人员伤亡更是惨无人道，仅鲁西聊城、临清等18个县有至少20多万人死于日本细菌战。
1938年8月6日，丧心病狂的日军为了尽快占领武汉，日军陆军参谋总长给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下达了大陆指第225号关于“今后准许用红筒和红弹”的命令。此令一出，“毒魔”四起，仅8月21日一11月21日，日军进行化学攻击达375次以上，发射各种毒气弹(筒)48489发(个)，造成了国民党军队成营、成连中毒死亡，导致阵地失守。最为惨忍的是，由于日军大量使用刺激剂、窒息剂、糜烂性毒剂，“星子华军竟全师中毒死亡”。得意洋洋的日军在报告中也掩饰不住战争疯子的狂欢，说：“这次使用中，百分之八十是成功的……收到了超过预期目的的效果，促进了作战过程。”
接着，日军继续从国内增派化学部队到中国战场，把细菌战、化学战推进到全面、经常地使用阶段。
戴防毒面具的日军
1940年夏，八路军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日军为扼守据点，负隅顽抗，使用毒剂20余次，造成八路军中毒近万人，直接影响了战斗进程。
1942年，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中，用毒几十次，并制造了毒死村民800余人的“北瞳”惨案。
日军细菌战的部署图，上面可以清晰看出，浙江、湖南等地都是灾区。
日军在八年侵华战争中，共使用化学攻击2000余次，遍及中国18个省，使中国伤亡8万多人。“二战”中，各军事大国加强了化学战的毒剂储备，英国500吨，美国1100吨，日本3610吨，德国12000吨。但只有日本在中国战场大规模频繁地使用了化学武器攻击，其它战场只发生了偶然使用或在集中营使用化学武器事件。中国无疑是世界最大的化学武器受害国。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井四郎用其残杀万余人类生命得来的细菌杀人方法的资料数据通过麦克阿瑟牵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了阴谋交易，为朝鲜战争中美军对中朝发动生物战奠定了基础。为此，石井四郎逃避了战争法庭的审判和人类良知与道义的责任。
美军在朝鲜投下的四格细菌弹
朝鲜战争中美军向中朝军队发动生物战。他们利用炸弹和炮弹投放毒物、病毒、细菌或利用化学药品对战俘进行注射和试验的一系列行动。
美军除了通过空军撒布病毒外，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军队战俘身上注射化学药剂，其中包括LSD、海洛因和大麻。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通过这些人体实验而分析此类药物是否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1952年1月27日夜，美国飞机多批从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
1月28日早晨，志愿军第42军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山坡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在约200米长、100米宽的雪地上。随后，375团在外远地、龙沼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散布面积约6公里，当地居民都不认识此虫。42军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初步判断：“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当时该军卫生技术设备和水平有限，无法确认到底带有何种细菌，因此除立即采取措施焚烧昆虫外，马上把情况报告志愿军总部。
志愿军清理污染区
此后，从1952年1月28日到3月31日，对朝鲜北部的江原郡、铁原郡、平康郡、伊川郡、金化郡等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即达数百次之多。主要使用飞机投掷死鼠、跳蚤、蚊子、苍蝇、小动物及其他杂物，散布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等，引起了朝鲜居民鼠疫、霍乱病的发生。
据统计，在细菌战过程中，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
1952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调查，用8种文字将美军这一罪行写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及附件》，并公布于全世界。
人类生物战爆发后，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受害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次中国爆发的瘟疫属于自然界爆发的瘟疫，也属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应尽的责任范围之内。中国签订《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时，曾向联合国承诺：中国主张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参照国际标准与准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机构，加大投入，提高本国疫情监测与应对的能力和水平。相关的国际、地区和双边合作是提高应对传染病疫情国际能力的重要方式，各方应积极参与并予推动。有条件的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可通过资金、技术援助等多种形式，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还将与其他缔约国及有关国际组织一道，共同推进生物安全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公约有效性做出积极贡献。
这次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没有向世界隐瞒，并积极控制疫情向各国蔓延，中国政府领导全国全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大国负责的姿态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不仅履行不生产研制生物武器，不发动生物战的承诺，而且还将自然界爆发的瘟疫病毒控制在最小范围，全民动员打响消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瘟疫的歼灭战，定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世界交出合格的答卷。
【陈辉，新华社原北京军区支社社长，高级记者，大校军衔，获新华社“十佳记者”荣誉。撰写出版了《世界王牌败兵录》《沙场淘金百战归》（上下册）、《军旗下的铁甲雄师》、《军旅岁月拾零》（一至五集）等9部专著，在国内外发表新闻作品2000余篇。新闻和文学作品先后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第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一等奖、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大奖赛一等奖、伊拉克战争报道奖、国家抗震救灾报道奖等50余个奖项。新闻作品收入国家语文教材课本；先后立二等功3次，三等功4次，获国防服役金质奖章；简历被收入《中国专家大辞典》和《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作品被收入《中华文库收藏作品名典》。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晨晖军事”，授权察网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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