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11年年底抗议运动爆发以后，中产阶级正式登上俄罗斯历史舞台，但现有文献侧重考察其社会政治影响，对于中产阶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其途径缺乏实证分析。本文利用俄罗斯纵向调查数据（RLMS），采用全球绝对标准测算出俄罗斯年八个区域的中产阶级规模，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了俄罗斯中产阶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俄罗斯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向联系，并且，中产阶级比重的上升对于扩大消费以及增加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尽管中产阶级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截至目前尚难被看成是推动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富人因其强大的经济能力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投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

　　 【关键词】俄罗斯;中产阶级;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曲文轶，1971年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娄春杰，1984年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经济博士研究生。（沈阳110136）

　　中产阶级因肇始于2011年年底的抗议运动而正式登上俄罗斯历史舞台，并引发大量学术讨论和社会政治辩论。这些辩论的核心，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具有本国特色现代化的内容与实践。这其中，《2020前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长期纲要》的关键要点之一，是必须要持续扩大中产阶级人数，使其到2020年达到俄罗斯居民人数55%~60%以上。而在现代化改革的条件下，作为俄罗斯稳定和持续发展的保障及其创新潜力的载体，中产阶级的角色备受瞩目。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经济政策实践中，中产阶级曾经长期被忽视，大资本和穷人得到了更多关注。甚至在大选前，社会上讨论最多的议题是提高退休金和预算供养人员的工资，而面向中产阶级的措施，甚至连针对中产阶级的表述都很缺乏。中产阶级“输掉了赢得关注的战争”[1]。但抗议运动改变了这一切。2012年年初总统竞选期间，普京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肯定由医生、教师、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是国家的栋梁，“应该继续成长，成为社会中的多数”[2]；在3月发表的经济纲领中，更是明确向中产阶级示好，宣称创造更好条件使这部分人群（企业家、预算部门的工作者、工程师与熟练工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将是自己未来执政的政策目标[3]。

　　事实上，俄罗斯学术界对于中产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兴趣早在1998年就曾急剧增长，这是因为，年的经济发展进程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中产阶级在俄罗斯业已形成。但是1998年的金融危机恶化了这部分人群的经济状况，也使社会氛围发生了急剧变化：1998年年初还宣告稳固的中产阶级已经形成，到1998年年底则宣告这一进程已经中断。结果是，2000年之前，“在俄罗斯没有一部深入探讨俄罗斯中产阶级界定，及其社会经济生活具体特征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著作”[4]。2000年之后，伴随经济增长，更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俄罗斯学术界重又开始关注中产阶级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争论俄罗斯中产阶级是否存在、其起源和发展进程、如何选择界定标准并进行规模估算，就是通过社会调查统计描述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社会行为和消费行为，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发展中产阶级的问题。尽管尚未进入政策实践，但这些研究表明，发展中产阶级的重要性得到了社会认可。“因为民主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存在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它能够影响政治和经济生活并在社会中发挥稳定作用。”[5]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就职仪式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到，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高质量的服务，是自己任期的主要任务之一[6]。

　　如果说早期俄罗斯社会各界重点讨论如何使中产阶级发展壮大，中产阶级本身一度成为目的之一，那么2008年以后中产阶级的功能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这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和以集中为特色的“普京道路”的局限性充分暴露在世人眼前，改革重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中产阶级则是无可替代的倚靠力量。总统梅德韦杰夫强调：“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7]。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社会政策中心主任甘特马歇尔（Е.Ш.Гонтмахер）认为，中产阶级决定了俄国的命运，“国家发展的重任，结构问题的解决，要依靠中产阶级去解决。民主、市场经济、自治和公民社会，均需中产阶级作为依靠力量才能实现。”[8]

　　如果把视线集中于相对狭小的领域——俄罗斯中产阶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有关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经济作用这一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派认可中产阶级对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意义，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1）改善税收基础并促进投资。转型初期学术界注重中产阶级对于充实税收基础以及国内投资的作用，认为经济上独立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有能力高效地完成他们的传统职能：储蓄并向国民经济进行投资，扮演主要纳税者的角色。“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中，中产阶级是主要的纳税者，他们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居民的投资积极性，国家预算的状况，国家社会项目的实施以及其他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过程。”[9]（2）创新功能。认为中产阶级是智力和创新资本的来源，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能够使“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可能性成倍增长”[10]；中产阶级的创新活动有利于结构问题的解决，并且能够扩散到其他集团，从而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先导作用”。（3）收入分配功能，进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认为，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在于：首先，相比大资本，中产阶级在现阶段俄罗斯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有限。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目前俄罗斯需要的是大型投资项目和大型基础设施投资，这意味着，大企业和超大型企业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以教育、医疗和科技部门为核心的创新型中产阶级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事实上，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仍旧在提取自然租金和行政租金，而非创造增加值或者投资价值。”[11]其次，企业家中产阶级并未发挥促进储蓄和投资的作用。俄罗斯的企业家不信任国内大型私人银行，倾向于以现金或者在国外保留储蓄，对于国内的政府债券也不信任，与期待的行为模式相矛盾。最后，俄罗斯的多数地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从人口流动趋势看，主要是中产阶级向大都市和中心城市集中，其结果是俄罗斯大部分领土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和智力资源，这大大限制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潜力。事实上，一些地区中产阶级主要是由政府官员构成，他们分配或者控制着中央所提供的资源，而与中产阶级的创新和生产活动无关。

　　总之，俄罗斯社会关于中产阶级的经济角色并未达成共识，持肯定态度的，多是从理想的中产阶级特征出发，持否定观点的则多从俄罗斯转型现实出发。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定性分析，缺少有翔实数据支撑的实证分析。那么，现实中，俄罗斯中产阶级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产阶级崛起是否真的有利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如果是，俄罗斯中产阶级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致力于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如果把一个社会中的人口简单划分为三类——穷人、富人和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则可以发现，中产阶级长期被经济学理论忽视。尽管不乏阶层分析（比如收入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关注的是上下层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无论是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还是法国经济学家皮克帝（Pekitty）的新近大作[12]，都是分析并量度穷富之间差距扩大的事实及其影响。此外，关于经济发展的跨国文献传统上关注穷人和贫困问题[13]，对于中产阶级的探讨非常有限，只是关注捐助者对于减少绝对贫困的作用[14]。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分析，例如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这样的“社会阶层”，则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很明显，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增加，更多的人会脱离贫困进入所谓的中产阶级。在过去的20年左右，这一进程在中国、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发生。世界银行专家霍米·卡拉斯甚至预测，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将大幅增长，并将取代美欧的中产阶级，成为21世纪全球贸易进而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强大的中产阶级有利于经济增长。兰德斯（Landes）发现“理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应该伴随着“一个相对庞大的中产阶级”，他指出，“伟大的英国中产阶级”是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15]。阿德尔曼和莫瑞斯（Adelman and Morris）也认为“在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中产阶级是驱动力”[16]。伊斯特利（Easterly）是较早对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考察的学者，他利用跨国样本，把中产阶级规模作为中产阶级共识（middle class consensus）的一部分，考察了中产阶级共识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对14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后伊斯特利发现，经济增长与中产阶级收入的份额正相关，与种族分裂程度负相关，从而证实了中产阶级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刘等人利用年中国16个不同区域的数据，也证实了中国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霍米·卡拉斯却指出，中国在转型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储蓄（甚至穷人的储蓄）以及对外开放拉动的，与中产阶级并不相关。尽管霍米在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中产阶级的关系上得出了与刘等人不同的结论，但这或许是观察期不同的缘故。在否定中国经济增长与中产阶级相关的同时，他并不否认中产阶级在经济增长中的一般性积极作用。事实上，在比较了巴西和韩国的增长经验后，霍米和合作者认为二者之间的绩效差异可以用中产阶级相对规模的不同来解释。

　　如果说中产阶级有利于经济增长，那么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或途径？概括起来，理论探讨中中产阶级对经济结果产生积极影响的途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需求端或生产端，比如消费、储蓄—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创新；二是有利于改善增长的外围环境（如国家治理[17]和收入分配[18]），并因此对经济增长有间接促进作用；三是强调中产阶级群体具有增长导向的个体特征，比如职业道德和价值观。本文致力于从需求层面实证检验中产阶级对于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作用，这里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梳理中产阶级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

　　首先，中产阶级是消费的主要源泉。中产阶级拥有稳定的收入，相比贫困人口更有能力消费，也愿意为高品质进行额外支付，这会鼓励产品的差异化进而有助于对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投资[19]。同时，较比富人，中产阶级拥有更高的消费欲望，进而能在消费中扮演主力角色。野村证券(Nomura)指出，消费需求曲线在人均6 000美元左右存在一个拐点，超越这一水平之上，对于耐用品以及保险等服务的消费收入弹性上升至1以上，直至收入水平超过25 000美元，消费收入弹性将重新下降。另外，消费信贷的推行以及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也使消费欲望与收入之间失去联系，结果是中产阶级的消费支出进一步膨胀。21世纪的全球贸易中，北美和欧洲的中产消费者是需求的来源，而中低收入的亚洲国家则是供给的来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产阶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更受学者关注，霍米·卡拉斯甚至认为，日益增长的亚洲中产阶级将取代欧美中产阶级，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

　　投资方面，中产阶级也被认为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第一，中产阶级注重储蓄和人力资本投资[20]。这似乎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决定的，当然，也是经济地位决定的，毕竟，穷人的所有收入都不得不用于满足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消费需要，而没有余钱用于储蓄和投资。第二，中产阶级是企业家的源泉，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是投资资金和投资活动的重要来源。在英国的工业化时期，正是企业家的创新和投资活动，促进了英国现代经济的繁荣。但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是否具备创新能力存在着争议，因为平均而言，中产阶级个体并非期待的创新型企业家，尤其是当一个社会中的中小企业家数量较少时。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产阶级对于世界经济和一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意义凸显，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有关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亚洲开发银行的学者利用72个发展中国家年的数据证实了中产阶级能够促进消费增长，此外他们还考察了中产阶级与人力资本、储蓄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以此来验证中产阶级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实证结果显示，中产阶级主要是通过它对于要素投入（其中主要是人力资本）的贡献来作用于经济增长；同时，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与一国高水平的储蓄相关，尽管储蓄在样本增长模型中并不显著。张等人利用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也证实中国中产阶级与消费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他们进而认为，中产阶级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型[21]。

　　综上，中产阶级不仅可能在消费和储蓄（投资）中扮演主要角色，而且也被期待是新古典经济中所有要素投入——物资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创新——的源泉。本文集中关注俄罗斯中产阶级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实证检验中产阶级的存在与发展是否促进了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的扩大以及投资的增长。以我们有限的了解，这是首次利用实证方法考察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存在及其规模变化对于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对于增长的消费和投资渠道进行了具体检验。

俄罗斯中产阶级规模测算

　　对“中产阶级”进行定义远非易事。作为社会政治范畴的中产阶级包含了一些与职业、教育水平、收入和价值观有关的混合特征，例如，韦氏词典给中产阶级下的定义是：“一个地位处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阶级……是一个流动的异质的社会经济团体，主要由商人和专业人士、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农民和技术工人组成，拥有共同的社会特征和价值观。”

　　经济学家仅从经济角度关注中产阶级，但即便如此，关于怎样定义中产阶级也并未达成共识。通常情况下使用收入、消费、财产、贫困线、恩格尔系数或者混合指标来界定，广泛使用如下两种方法：

　　为了考察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以巴罗（Barro）的增长计量模型[28]为基础，借鉴Natalie Chun等人[29]的做法，把中产阶级作为外生变量放入增长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和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Y表示经济增长，遵循弗兰克（Frank）的方法[30]，这里用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来表示。MC表示中产阶级的数量，用中产阶级的比重来衡量。由于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了减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把核心解释变量用滞后一期表示。X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1）贸易开放度。本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反映，传统理论认为贸易开放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进步[31]，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实证研究并未就此达成一致结论[32]。（2）人力资本水平。采用每万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来衡量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将存在重要的正向影响。（3）政府规模。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该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当政府把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卫生和医疗等投入和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时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当把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冗员低效的行政管理时，则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4）通货膨胀率（Cpi）。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一般来讲，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5）生育率，用每1 000育龄妇女的年活产婴儿数衡量。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增长，根据巴罗的研究，生育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μ表示地区非观测的特定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

　　我们主要关注代表中产阶级经济影响的符号β，为了比较不同阶级（同样以消费水平为衡量标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把上层阶级或富人（UC）以及下层的穷人（POOR）作为对照变量放入模型进行比较。

　　本文的样本为年俄罗斯八个区域的面板数据，上述变量中，中产、富人和穷人阶层的规模是作者根据RLMS的家庭数据测算得出，其余数据均来自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俄罗斯地区：社会经济指标》。

表2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Hausman 检验的结果显示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表3报告了面板数据模型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为了比较，表3同时还报告了混合OLS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

　　计量结果显示（模型3），中产阶级规模的上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中产阶级与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扩大中产阶级规模能够显著促进俄罗斯经济增长。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符号与预期结果相同；政府规模的系数为负，这可能说明俄罗斯政府支出存在资源配置扭曲现象；生育率的符号为正，且十分显著，这与预期相反。西方理论一般认为人口的增长会减低人均GDP，但俄罗斯属于劳动力短缺国家，人口增长带来劳动力供给的正效应远远大于对GDP平分的负效应。贸易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为正符合预期，但并不显著，可能是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下这个变量并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此外，模型（4）还显示，俄罗斯的富人阶层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其影响系数大于中产阶级的影响系数。

表3 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的面板回归分析

　　注：（1）括号内为参数t估计量对应的p值，***、**、*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水平。L.MC 和L.UC分别表示滞后一期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比重。下同。（2）FE和RE分别表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面板设定F检验的零假设是个体效应不显著，Breusch－Pagan LM检验的零假设是误差项独立同分布，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存在随机效应，Hausman检验的零假设是FE和RE的估计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

　　2.俄罗斯中产阶级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

　　上面的实证结果显示中产阶级规模对于俄罗斯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中产阶级通过什么途径促进经济增长呢？我们这里从经济增长的需求端（消费和投资）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处理上，我们把消费和投资作为因变量放入模型考察，模型设定如下：

　　因变量I包含消费和投资，消费我们采用人均实际消费来衡量，投资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来反映。其他控制变量与上文相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中产阶级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固定效应）

　　模型（5）的回归结果显示，中产阶级与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能够有力地拉动消费增长。相反，模型（7）则显示穷人数量的增长则会降低消费，这也与预期相符。而俄罗斯富人阶层的规模扩大与消费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其影响系数（3.2591）较比中产阶级（3.4845）要小（模型6），表明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能够带动更多的消费。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水平和生育率与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越高，从而越有能力消费，而人口的增加也能促进消费增加。通货膨胀率与消费存在显著负相关性关系，这可能是因为通货膨胀导致人们实际财富的减少，从而抑制了消费。

　　关于投资的回归结果与消费的回归结果非常接近，详见模型（8）、（9）、（10）的结果。上中下阶层在投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与消费功能相同，中产阶级有助于投资的扩大，穷人不利于投资，富人阶层与投资也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并且富人的系数（4.8763）大于中产的系数（4.7866），这说明，对于扩大投资而言，富人数量的增长较比中产规模扩大能够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模型（10）显示穷人与投资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也与理论相符。穷人受信贷的约束，没有能力进行投资。

　　本文利用俄罗斯纵向调查数据，采用全球中产阶级绝对标准测算出俄罗斯年八个区域的中产阶级规模，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了俄罗斯中产阶级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俄罗斯中产阶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向联系，并且，中产阶级比重的上升对于扩大消费以及增加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尽管中产阶级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截至目前尚难被看成是推动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尽管穷人因自身资源禀赋的制约对于经济增长产生消极作用，但富人因其强大的经济能力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并且，我们的分析显示，尽管中产阶级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强，但富人阶层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并因此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主要推动力量。

　　本研究不仅证实了中产阶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也揭示了不同社会阶层对于转型时期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对于俄罗斯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长期以来，俄罗斯社会政策的重点要么是打击寡头（如普京第一任期整肃寡头的行动），要么是取悦于穷人（普京第二任期以来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我们的研究显示，截至目前，财富收入向富人的适度集中有利于最大程度刺激俄罗斯经济增长，这证实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坦金（А.А.Дынкин）关于俄罗斯富人阶层是经济增长关键力量的判断[33]，也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强调要致力于改善国内对于大资本的舆论态度，并大力推动投资环境改善的原因[34]；另一方面，重点针对穷人的社会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而言也是低效的，因为平均主义的收入转移无助于多数穷人摆脱贫困并获得稳定、独立的经济地位。因此，真正有利于增长并且符合社会公正的政策重点，应该是鼓励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并为他们的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7]俄罗斯纵向监测调查是由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和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联合在俄罗斯全国开展的社会经济基本状况调查。该调查分两个阶段：年和年。由于第一阶段调查的区域和样本问卷存在巨大差别，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我们选择采用年数据。调查在俄罗斯八个区域进行：大都市区（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西北区、中央区、伏尔加区、北高加索区、乌拉尔区、西伯利亚区和远东区。调查样本（以1996年为例）为在全国随机选取的3

　　[34]有关普京关于大资本的表态，参见曲文轶《普京新政与俄罗斯经济政策走向》，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

注：试车时一般接抽头1与抽头3。调试时可适当调整到抽头2和抽头4上。 
四、规格型号选用表 
1、BP2-700系列选用方法表，选择频敏变阻器步骤如下： 
    根据电机功率PH，从表2中查出换算系数PH﹡，电机转子电压乘以PH﹡得EZH，根据EZH值从表3中查出频敏变阻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