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研究前基督教时代的古代思想的雄心表明，生命可以成为一件艺术品。本书的雄心是表明，往往哲学家最伟大的作品是他去世的方式。”

《生活大爆炸》第五季第七集中，谢尔顿教导在思考是否可以对女友不忠的霍华德说：“我读过所有伟大的道德哲学家的著作。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道德只是弱者用来阻止强者的虚构……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来死于梅毒。”

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教授西蒙·克里奇利在《哲学家之死》一书中叙述了近190位哲学家的死因。他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一直坚持认为，她哥哥发疯是过度劳累造成的，她一直无法接受这一说法：尼采的精神崩溃是他1865年读书时在科隆一家妓院感染的梅毒造成的。但尼采的梅毒发病过程非常典型，唯一特殊之处是尼采从精神崩溃到去世之间是如此之久（11年）。

西蒙·克里奇利的著作《哲学家之死》

克里奇利说，他之所以关心哲学家之死是因为，我们无法把哲学的精神与哲学家的肉体分割开来。“可以通过哲学家们的历史来了解哲学，哲学家们树立了高贵、正直的榜样，但也有一些粗鄙、喜剧化的例子。哲学家们去世的方式使他们有了人情味，证明虽然他们的学识深厚，但他们也要跟其他人一样面对人生的支配。”哲学家卢梭似乎是因为在街头被一条大丹犬撞伤所遗留下来的症状而死去的。康德死于胃病，他的遗言是，当他的学生递给他一些兑了酒的水后他说“够了”，但康德的意思是，他活得够久的了，够他修订他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了，还是说他不想再要水了？对此我们无从知晓。歌德的临终遗言是“更多的光”，这句话好像是对他的理论的确认：他认为我们无法思考自己的死亡、自己生命的终点，那么我们的生命便没有终点。但对歌德的遗言还有另一种解释。托马斯·伯恩哈德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奥格斯堡人因为坚持认为歌德的遗言不是“更多的光”（Mehr Licht），而是“再也没有了”（Mehr Mcht），结果他被送进疯人院。有6位医生先后拒绝把这个人送往疯人院，但第7位最终在奥格斯堡人的压力下同意了。后来这位医生被歌德的出生地法兰克福授予了歌德勋章。

克里奇利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又长又难懂，但其基本思想很简单：存在即时间，人活着就是短暂地活在生与死之间。存在即时间，而这个时间是有限的，我们死时它就结束了。因此要想理解本真的人生的意义，就应该朝着死亡谋划我们的生活，即所谓向死而生。自我只有通过面对死亡、在我们的有限性中创造出意义才能成为自己。

克里奇利在书中谈到的最后几位哲学家是法国的吉尔·德勒兹、米歇尔·福柯、让·波德里亚和雅克·德里达。德勒兹认为，生命不只是有机体，他说：“死掉的是有机体，而非生命。”他像伯格森和尼采一样，是一位活力论者，认为通过创造活动体验生命。那么该如何理解德勒兹跳出他巴黎寓所的窗户自杀身亡呢？跳窗自杀在肺气肿患者中并不罕见，德勒兹就生了这种病。他们感到窒息，就像溺水一样，特别渴望空气。在冲动之下，高速落下好像是一种把空气压入肺部的方法，渴望能够呼入足够灌满肺部的空气。显然，这就是医院的呼吸科都设在一楼并且窗户上有栏杆的原因。他自杀后，他的同事列奥塔说：“德勒兹太顽强了，以至于他不想体验失望和怨恨这些负面的感情。这种世纪末的虚无主义之下是对生命的肯定。我为什么用过去时态说他？他笑了。他正在笑。他在这儿。那是你的悲伤，蠢货，他会说。”

福柯1984年死于艾滋病。临终前他喜欢阅读古罗马先哲塞涅卡的著作，并坚持写完了《性史》的后两卷。“福柯研究前基督教时代的古代思想的雄心表明，生命可以成为一件艺术品。此书的雄心是表明，往往哲学家最伟大的作品是他去世的方式。”《性史》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考察的是自我的形成和快感的享用。福柯尤其关心的是基督教出现前，古希腊和罗马关于照看自我和自我管制的技术。他认真记录了跟形成自我有关的饮食、经济、哲学和性活动。“可以说，福柯的著作的核心概念是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哲学的抽象或政治修辞。福柯感兴趣的是，照看自我是一种自由活动，某种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东西：一种合法的陌生性。古代的智慧成了与他的个人生活有关的东西。在他人生的最后8个月，撰写他的两部著述扮演了哲学写作和个人日记在古时候一样的角色——自我开展的针对自我的工作，自我的风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