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行纪》有称《马可·波罗游记》由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由其狱友笔录写成。《马可·波罗游记》是第一次较全面地报道中国的、影响极大的一部书，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这些叙述在中古时代的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出《马可·波罗行纪》(Il Milione)。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行纪》，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商人。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也是旅行世家。

马可波罗的祖父名叫安得利亚波罗，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老马可波罗，是马可波罗的伯父，第二个儿子叫尼哥罗波罗，是马可波罗的父亲，三儿子名叫马窦波罗，是马可波罗的叔叔，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径中东，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行纪》(又名《马可·波罗游记》、《东方闻见录》《寰宇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游记》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游记》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书的开头，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2]： “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天，从未有过任何人，基督教徒或，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像这位海塞·马可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

马可叙述的故事，确实和这一介绍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他讲到了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大汗宫廷，装载银挽具和宝石的大象。他还讲到了各条大道，高于周围地面，易于排水;大运河上，商人船只每年川流不息;各个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并谈到了生产香料、丝绸、生姜、糖、樟脑、棉花、盐、藏红花、和瓷器的一些地方。马可还描写了他护送到波斯去时，访问和听说过的所有寓言般的国度——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索科特拉岛、马达加斯加、、桑给巴尔和阿比西尼亚。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16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这本书题名为《世界见闻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部著作使西方人对世界的了解范围突然扩大了一倍。马可·波罗正如两个世纪后的哥伦布一样，为同时代人开辟了崭新的天地。的确，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

《马可·波罗游记》有7种汉语译本，分别是：

1.魏易：《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出版。

2.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图书馆发行。此前，张星烺曾将英人亨利·玉尔英译本附注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订补注本《游记》导言部分译出，以《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书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学会发行。至1929年，始将所译《游记》正文第1卷30章与《导言》合并印出。

3.李季：《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4.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1936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国后中华书局曾于1954年重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册。

5.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3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6.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11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7，梁生智：《马可·波罗游记》，1998年9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七种译本之外，还有中国书籍出版社的中英对照本，在国内出版的马斯登英文本等其他版本。但多数通俗读物性质，学术性不强。[3-4]

从1913年到1981年68年间，出了6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至于各译本质量，已有人撰文论及，无需赘述。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先生前后所译《马哥孛罗游记》较好。因为前者是英、法两国对马可波罗书深有研究的学者的英译本，其中附有丰富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对理解马可波罗书的记载极有帮助，可惜所译正文仅30章，仅及全书七分之一;后一译本是根据一种较新的《游记》版本，即称为《Z写本》的写本，由意大利的拜内戴拖教授译为意大利文，又经人译为英文，张先生即据英译本译出。这一版本有许多记载为其它版本所无，弥足珍贵。不足之处是没有注解，因原英译本即无注解;又因“力求忠实，所有语句，类皆照译”(原书例言)，使行文有欠简练流畅，但作为史料，仍极有价值。

冯承钧先生所译《马可波罗行纪》是据法国人沙海昂(后入华籍)的法译本译出的，沙氏译本则系将法人颇节(一译鲍梯)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同时又将玉尔·考狄本注释摘要附录，颇节本所无而见于剌木学(一译赖麦锡)本者亦为补入。据冯先生说，沙海昂译此书仅出于业余爱好，非专家之作，其个人注解不免有误，冯译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加之冯先生对元代历史颇有造诣，故所译本书较前译诸书在译文及注释方面具有独到之处。魏、李译本皆遭指责，张译本一则不全(旧本)，一则无注(新本)，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陈译虽系较近出版，理应后来居上，但其所据译本并非新版，译文虽较通顺，仍有一些错误，有些涉及专业知识的地方，错误更明显。因此，就目前而论，仍以张、冯译本为佳。

好的英译本《游记》，当以1938年穆尔(A.C.Moule，一译牟里或慕阿德)与伯希和(P.Pelliot )合译的《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为最。此书综合各种版本为一书，并于正文旁注明版本的缩写，可称为百衲本的马可波罗书。注释本除玉尔·考狄本尚有价值外，则以伯希和的《马可波罗行纪诠释》(Notes on Marco Polo)为精细深刻。伯希和这两部书在国内都人在翻译，但出版尚遥遥无期。我们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两部书能早日问世。

翻译马可波罗的《游记》，这是研究马可波罗的起步或基础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种汉文译本虽各有短长，难以尽如人意，但译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劳作，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是凭借汉译本这个阶梯才知有马可波罗其人并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于《游记》中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仅就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事件，所游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国史籍一一对照和解释，就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兹举一例，略作说明。

元世祖时期，有一个大臣阿合马，由于善于理财，得到元世祖的宠信，却引起汉人臣僚的嫉视和不满，阿合马也恃权做了一些不法行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汉人益都千户王著为首的一伙人设计把阿合马杀死。此事《元史本纪》和《阿合马传》及其它有关人列传中记之颇详。马可波罗其时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正可以印证、补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现今的汉译本都把这一为首者的名字译错了。如首译此书的魏易译为：“有契丹人名陈国者Chen-ku，军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谋举事杀阿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国者Van-ku，亦为军官，率众万人。”(译本卷二，第16页)李季译本说：“有一契丹人名张易，系一千夫长……他满怀忿怒，遂与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万夫长(按《元史》载王著为益都千户)——密谋毁灭阿氏”(译本第155页，括号内按语为李季原加)。

冯承钧译本说：“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陈著(Tchen-tchou)者，身为千户……遂与别一契丹人身为万户称王著(Wang-tchou)者同谋杀之。”(中册第341页)

张星烺新译本说：“有一个契丹人，名叫张库(Chencu，音译)是一个千户军官……他盛怒之下，对另一个万户军官契丹人王著(Vancu)谋杀阿合马。”(译本第163页)

最后，陈开俊等译本是：“有个契丹人，名叫张易(Chenchu)，是个千户……他满怀悲愤，和另一个契丹人，万户王著(Vanchu)密谋杀害阿合马。”译者在“王著”名下附脚注说：“按《元史》，王著为益都千户。”(译本第113页)

按，《元史·世祖纪》和《阿合马传》，王著是益都千户，不是万户，译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谋的人是高和尚，此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枢密副使张易推荐，说他“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受命与大臣和礼霍孙将兵赴北边，其后无验逃回，是否封为万户，史无明文，但其人绝非张易。张易确有其人，但并未参与杀害阿合马的现场，当时他任枢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党崔总管假传太子真金令旨，令其发兵，张易“莫察其伪”，即遣其部下领兵而去(《元史·阿合马传》)。至于陈国、王国、陈著、张库，只是魏、冯、张三先生就字面译音，更无其人;连他们译为王著的那个人，也并非《元史》上的王著，他们都译错了。

这个问题，早为中外对马可波罗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所指出并解决了。约在1943年前后，西南联合大学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题为《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的学术报告中就指出，马可波罗在此章中所称的Cenchu，应译“千户”，是官号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于Vanchu，应译“万户”，不是王著，邵先生认为可能是阿合马的同党崔总管。总之，马可波罗所指的两个主谋人，一个是千户官，一个是万户官，原文已说得很清楚，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主谋人的真名，汉译者由于知道刺杀阿合马的首领是王著，遂先入为主，用威妥玛(T.Wade)译汉音法，把 Vanchu 译为王著，而另一个Cenchu，则《元史》并无其人，只能随意而译了。

外国学者解释得更早。1927年，穆尔在题为《阿合马伯罗之被杀》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确为千户王著，Vanchu即万户，其人极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后伯希和更肯定其说。

由上可见，翻译《马可波罗行纪》，不仅是文字的转译问题，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要求汉译者毕其功于一役，把书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应在他们译书的基础上，作一些校勘、补注、考证等前人未竟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已作了一些，以下分类述之。

顺便提一下蒙文译本。第一种是赛亚东根据李季的汉文译本转译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种是葛尔乐朝克图根据日本青木一夫所译意大利拜内戴托发现的“Z写本”译为日文再转译为蒙文的。二书虽系一再转译之作，却说明了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重视。

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改走陆路。 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 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马可他们继续向东，穿过，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宠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17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 1295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9月7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游记》是否伪作?并形成了马可·波罗学的两种观点： 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 (Bucharia) 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1979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1982年，英国《》发表了英国学者C.Clunas(克雷格·克鲁纳斯)《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怀疑论者”的代表。

国内“肯定论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他从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国外许多学者也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 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

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面对质疑，值得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奋起”进行说明和批驳的，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 双方利用报纸、电视、著作、学术研讨会等各种手法进行了上百年激烈争辩。双方质疑与辩驳集中为四点。其他质疑和辩驳都是在四点基础上的扩展。总结如下：

A、 自称深受大汗信任，还担任过官职。但没有任何东方史籍有哪怕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

怀疑论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数学者查阅数十年，没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

肯定论者：为反驳史书中没有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但是这是所有史书皓首穷经找到的仅有的一条孤证。并且《马可·波罗游记》说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识海路，让他带领这个使团，把蒙古的公主护送去波斯完婚，而这条孤证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怀疑论者：“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著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注：北京青年报)

肯定论者：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1291年初。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唯一的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唯一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没有任何一本元朝史书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关于盐务的小官是不会记入史籍的。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色目人作为元朝的贵族阶级“二等人”，他也自称在扬州地方上担任总管。即使不担任要职，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肯定论者：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

怀疑论者：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而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肯定论者：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马饰有特别兴趣，至于其他，是属于记载疏忽。

B、 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如长城、筷子、茶叶、中医(如针灸)、汉字、印刷术、用鸬鹚捕鱼等等

怀疑论者：而这些事物在同一时期的波斯商人的游记以及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访华回国后游记都有记载。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长城，是因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怀疑论者：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茶叶是因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

怀疑论者：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

肯定论者：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

怀疑论者：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乞《》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肯定论者：对于筷子、缠足、鸬鹚等等，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

怀疑论者：其他外国人如14世纪英国旅行家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1862年退役的英国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对这些事物都有提及。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行纪》也许有过记载，但它成书后经过无数人传抄，也许是传抄中的失误，或者原稿散失。

C、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除此之外，还捏造了一系列史实。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历三年以疾卒。”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

肯定论者：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怀疑论者：《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肯定论者：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怀疑论者：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

肯定论者：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过失。

怀疑论者：《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证明。

肯定论者：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这正说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怀疑论者：但是中国人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朝末年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因此即使是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D、《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贵族。他本人也是属于色目贵族。所以中国的很多名称的汉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语叫法。

1、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2、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3、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

4、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就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著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但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却使学者们很惊奇。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 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还有卢沟桥等等。《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然后，国际马可·波罗学却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即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论者”和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怀疑论者”。两方激烈争辩。其实这种争辩意义不大。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不过今天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他到过中国。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13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了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它让西方人了解了“东方”，对东方充满向往;也为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理想上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