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从大数据到数据分析再到AI的转变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这不仅是因为这个过程有助于调整人类的思维模型，或者因为大数据和数据分析在被AI夺去光彩之前浸淫在AI的各种炒作中，主要还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大数据来构建AI。

AI走向主流只用了几年时间，尽管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快速进展，但真正了解AI的人并不多，能够掌握AI的人就更少了。

2016年，AI炒作刚刚开始，很多人在提到“AI”一词时仍然十分谨慎。毕竟，多年来我们一直被灌输要尽量避免使用这个术语，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引起了混乱，它们承诺过度，却无法兑现。事实证明，从大数据到数据分析再到AI的转变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这不仅是因为这个过程有助于调整人类的思维模型，或者因为大数据和数据分析在被AI夺去光彩之前浸淫在AI的各种炒作中，主要还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大数据来构建AI。

让我们回顾一下Big Data Spain(BDS)大会，它是欧洲最大和最具前瞻性的大会之一，标志着从大数据到AI的转变，并尝试回答一些与AI相关的问题。

在真正成功之前，我们能先假装成功吗?

简单地说：不行。Gartner分析成熟度模型的一个要点是，如果你想构建AI功能，就必须在可靠的大数据基础上进行。

其中一部分是关于存储和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但这真的只是冰山一角。现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已经琳琅满目，但要构建AI，你不能忘了人和流程。

更具体地说：不要忘了组织中的数据素养和数据治理。如果你认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跨过数据分析的演化链在你的组织中开发AI解决方案，那么请三思。

Stratio首席执行官Oscar Mendez在他的主题演讲中强调，要超越华而不实的AI，需要采取整体方法。做好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治理，并在此基础上训练正确的机器学习(ML)模型，这样可以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但这些可以带给你的好处是有限的，Alexa、Cortana和Siri的日常失误足以证明这一点。

关键是要具备上下文和推理能力，以便更接近地模拟人类智能。并不是Mendez一个人这么认为，因为这也是AI研究人员同样持有的观点，例如深度学习领域顶级的思想家之一Yoshua Bengio。深度学习(DL)在模式匹配方面表现优异，数据和计算能力的爆发让它在基于模式匹配的任务中胜过人类。

然而，智能并非只是关于模式匹配。推理能力不能只通过ML方法来建立——至少现在不行。因此，我们需要整合远离炒作的AI方法：知识表示和推理、本体论等。这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并且看到了它在BDS上很受推崇，这是一种正面的肯定。

简单地说：也许可以，但应该要十分谨慎。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AI其实很难。是的，AI绝对应该建立在数据治理的基础之上，因为这无论如何对你的组织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有些组织，比如Telefonica，通过执行战略计划设法从大数据转向AI，但这并非易事。

这一点已经被一份相当可靠的ML采用调查报告所证实，超过1万1千多个受访者参与了这次调查。来自Derwen的Paco Nathan展示了O’Reilly的一份调查的结果，这或多或少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采用AI和没有采用AI的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AI采用频谱的一边是谷歌和微软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将AI作为其战略和运营的核心要素。他们的资源、数据和技术成为他们领导AI竞赛的先决条件。然后是AI采用者，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应用AI。然后是落后者，他们陷于技术债务之中，无法在AI采用方面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事情。

从表面上看，AI领导者提供的产品似乎是在普及“AI”。谷歌和微软都在BDS上展示了这些，他们做了一些演示，在几分钟内通过点击的方式就构建出一个图像识别应用程序。

很明显，他们在向我们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来操心模型和培训的事，你只要专注在你领域内的细节上。我们可以识别机械部件——只需要提供给我们特定的机械部件就可以了，然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谷歌还在BDS上发布了一些新产品：Kubeflow和AI Hub。它们背后的想法是编排ML管道，类似于Kubernetes为Docker容器提供的应用程序。这些并不是唯一能够带来类似优势的产品。它们看起来有点诱人，但你应该使用它们吗?

谁不想直接跳过AI这道坎，拿到想要的结果，而且不需要面对那么多麻烦?这确实是一种可以让你领先于竞争对手的方法。但问题是，如果你完全将AI外包，那么你就无法获得在中长期内自给自足所需的技能。

想想数字化转型。是的，数字化、探索技术和重新设计流程也是很难的。并非所有组织都能做到，或者有能力投入足够的资源，但那些做到的组织现在已经跑在了前面。AI具有类似甚至更大的颠覆潜力。因此，可以立即获得成果固然好，但AI的投资仍然应该被视为战略的重点。

当然，你可以考虑外包基础设施。对于大多数组织而言，维护自己的基础设施的数量并未增加。在云端运行基础设施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性和领先优势将带来实质性好处。

简单地说：就像登月一样。ML反馈闭环似乎正在全面展开，因此，采用者试图跟上，落后者保持滞后，但领导者却越来越领先。

Pablo Carrier在演讲指出，如果你尝试线性提高DL的准确率，计算量将呈指数级增长。在过去六年中，计算量增加了1000万倍。即使是谷歌云也很难跟上，更不用说其他的了。

Google Cloud AI技术主管Viacheslav Kovalevskyi在开始他的“分布式DL理论和实践”演讲之前，警告说：如果有可能，请避免使用它。如果你真的必须这么做，请注意与分布式相关的开销，并准备在计算和复杂性以及基础账单方面付出代价。

Kovalevskyi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使用分布式DL的历史视角——分布数据、模型或二者。分布数据是最简单的方法，分布两者是最难的。但是，无论如何，分布式DL仍然是一个“童话之地”——通过增加k倍计算时间，你并不会获得k倍的性能提升。

微软数据科学家和Azure数据/AI技术专家Marck Vaisman在他的演讲中提出了替代方案，他使用了Python和R，而不使用Spark。他介绍了Dask，一个Python开源库。Dask承诺为分析提供高级并行性，可以与Numpy、Pandas和Scikit-Learn等项目协同工作。

最后，图和图数据库也是整个BDS的关键主题：微软的知识图、AWS Neptune和Oracle Labs。云计算、分发式以及在ML中引入图结构是未来需要关注的一些关键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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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两会正在进行中，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两会您有哪些关注点？带来哪些建议？

刘庆峰：今年是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第20年。我的建议有很强的延续性，首先还是关注民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术赋能养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通过人工智能使我们的社区服务、养老、基层医疗、基层教育能够得到更大地提升，我们在这方面提了一系列建议。

新华网：您已经连续担任了二十年人大代表，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建议已经落地，哪些还想继续推进？

刘庆峰：过去这二十年，还是明显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人大代表建议的高度重视，而且落实的扎实程度越来越强。举几个例子，2017年两会我提了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9条建议，涉及源头技术创新的标准制定、产业生态打造到相关法律体系建设等等。到2017年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出台，非常多的建议被吸纳其中。我们的人工智能开放平台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多万的开发者团队，80%是年轻的创业者，对整个社会的接触面非常广，所以我们对企业的需求、相关应用的落地有比较多的感受，结合我们的认知提了很多相应的建议。

新华网：您现在还能记起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的心情吗？跟现在比有什么不同？

刘庆峰：当时刚刚30岁，科大讯飞正处于创业关键期，确实充满了自豪感，也有很强的使命感。在安徽团连续10年我都是最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我从第一次当选就觉得我应该为年轻的创业者发声。当年是创业青年，现在开始成为创业中年。那个时候是站在一个草根创业的角度，今天我觉得要有更开阔的眼界。我们希望成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国家队，更希望将来代表国家在全球赢得人工智能话语权。这个话语权不是一个简单的地位，而是它真的推动未来的发展。

新华网：刚刚结束的冬奥会以及正在进行的冬残奥会上，科大讯飞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有哪些具体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

刘庆峰：其实我们还是很自豪的，能够用我们的科技服务于冬奥。我们这次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自动语音转换与翻译独家供应商。我们给所有的运动员、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提供无障碍翻译服务，随时随地可以沟通交流。同时，在所有的内部会议上，讯飞听见都会进行转写和翻译；另外还做了奥运会的虚拟形象“爱加”，在冬奥小屋告诉大家北京故事、奥运故事、奥运最新的赛况等。那么到冬残奥会，我们要打造信息沟通无障碍的奥运会，对聋人朋友，他听不见声音，我们可以把语音识别成文字，让他看得见声音；盲人朋友他看不见文字，我们可以把文字读出来，用语音合成让他听得见文字。奥组委给我们发了感谢信，我想这体现了奥组委对新科技的关注，也体现了咱们中国的科技力量服务奥运的能力和水平。

新华网：科大讯飞的产品帮助很多人体验到更美好的人生，但会不会也给很多人带来失业，比如说同传、速记员？

刘庆峰：任何新技术出现都有可能对原来的工作做必要的替代，但是又会创造出更多新的工作。科大讯飞有一个基本理念，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这是最核心的宗旨。现在语音识别已经超过了最好的速记员，准确率非常高，提高了工作效率，解决了人员短缺问题。这些技术看起来在有些领域替代掉了速记员，他们确实一度很担心，但后来发现机器准确率虽然比人高，但还做不到百分百，机器转完以后我们再请人工进行校验，把这些数据公司的业务量提高了10倍以上，所以它带动了更大的转写需求。

包括同传也是这样，同传的机器已经通过了国家翻译师资格考试的技术认定，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中我们的机器超过了99%的考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器的翻译其实比很多的同传都要强，但是机器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对背景知识的综合利用，概括提炼和艺术加工。所以将来最好的同传应该是机器跟人的结合，“信达雅”是人的工作。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是各行各业用人工智能给大家赋能，而不是替代人。

新华网：说到人工智能，在您的想象中，未来的世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是什么样？

刘庆峰：我觉得未来世界一定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深度融合，不能割裂。现在大家热议的元宇宙，它跟现实一定要相互补充，而且相互促进。将来每个人都会站在人工智能的肩膀之上。每个人都会有个人工智能助手，陪孩子长大，作为老人的养老、医疗顾问等。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它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将来一定是人机协作、深度耦合的世界。

新华网：我们小时候有一本书叫《小灵通漫游未来》，您看过吗？

新华网：我们当时觉得，未来的世界就是一帮机器人照顾我们的起居，照顾我们的方方面面。您觉得未来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刘庆峰：我觉得它不光会发生，而且是必然的趋势。人口老龄化不光是中国，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有这个趋势。人到了八九十岁之后，即便子女有孝心要回去陪老人，可能老人也不忍心让孩子天天回来。保姆将来是非常难找的，只有真正的陪伴机器人进入家庭，我觉得人类未来的幸福才有保障。所以我们今年专门提出“讯飞超脑2030计划”。但这件事情实现起来要分阶段，两年之内我们要推出可养成的宠物机器人，它可以陪孩子长大，跟孩子主动对话；你去遛弯、跑步时，它会帮你背着水杯、衣服；你去菜市场买菜，它给你背回家；我们有事出去了，它在家里陪着孩子老人；老人出现一些意外，它马上可以报警……到2025年前后，希望实现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什么叫外骨骼机器人？老人穿上外骨骼机器人，可以不摔跤，跟年轻人一样健步如飞，骑自行车可以骑得跟年轻人一样拉风。在家里搬个东西也不怕闪着腰，他的心脏、肌肉整个机体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帮助下，可以保持更长的年轻态，老年痴呆症也会延缓。然后到2030年的“讯飞超脑”，它就是真正具备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虚拟人，能够在虚拟世界帮助我们。你在虚拟世界戴上眼镜或者虚拟终端进去以后，它可以很方便地给家里人做体检，开处方，你就到现实世界去拿药。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它有非常清晰的阶段性目标在支撑。

新华网：那么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替代人类？

刘庆峰：其实从现在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工具：我可以了解所有成长的秘密，但我没有替代母亲；我可以掌握所有的医学知识，但我没有替代医生；我可以掌握所有知识，但我没有替代老师。为什么？因为人类具备人工智能不具备的东西——爱和同理心。未来不是属于AI的，是属于掌握了AI的新人类。

此外我觉得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企业或科学家应有个基本伦理态度，我们现在做很多的应用都强调是人机协作下的复杂系统，让机器学习人的能力，把人从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从复杂的脑力劳动中解放，让人做更有创意更需要灵感的事情。如果将来因为人工智能的普及，使得我们从5天工作制变成3天，8小时工作制变成4小时工作制，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去健身、去娱乐、去畅想未来，人类可能真的在地球之外探索更浩渺的太空，我觉得它会开启更新的未来。

新华网：我听说关于您的两个故事，一个是考上了清华没去，就要上中科大；第二个是毕业以后本来可以拿到微软的offer，也没去，选择留在中国，对吗？

刘庆峰：对，是真的。当时我们宣城中学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学校有一个名额可以推荐我上清华，然后高考成绩出来，也是超过清华录取分数线大概40分。但我那时候就喜欢中国科技大学，因为当时的数学动力营、竞赛全在中科大进行训练，我特别喜欢。但我对清华一直也很有感情，我在1999年创业，2000年第一场招聘会就到清华去。我们在清华还有联合实验室，每年都有精准的人才培育和招聘需求。

微软是这样的。当年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拿了不少奖，比如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这是科学系统研究生的最高荣誉。然后参加国家863比赛，我做的系统也拿了第一名等等，确实出国有很多地方可去。但我当时因为要创业，我跟导师王仁华教授商量，他也想让我留下，我就在国内一边读博士一边创业。中国科技大学的计算机数字信号处理能力很强，但没有文科的背景，没有实验语音学的知识，导师把我送到社科院语言所，跟着当时88岁的吴宗济老先生学实验语音学。我在北京劲松七区的地下室住了三个月，天天早晨7点到他家去，晚上10点多在他家吃完晚饭才回来，我们两个人天天做各种实验，都很兴奋。吴老先生跟我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中国的语音技术由中国人做到全球最好，中国语音产业掌握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和民族的象征。而那个时候中国的语音技术做得最好的是IBM和微软，其中，微软的语音合成是业界最好的。他们都在中国专门成立了语音研发机构，确实想叫我过去，并专门设了“微软学者奖学金”。大概有上万美金，我们那时候工资才2000块钱。微软的人说最想把这个奖学金给我，但是要到微软做一个月的实习生，这是他们的规定。我说那不行，我已经在创业了，我的目标就是把中国的语音技术由中国人做得最好，把中国的语音产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绝对不能去。最后我当然拒绝了，我觉得气节是大的。

新华网：这真是一个关于梦想和格局的故事。

刘庆峰：但我们对微软还是很尊重的，这个公司确实是个伟大的公司。

董事长如何做好时间管理

新华网：您现在公司这么大，有那么多人，事业越做越大，但是每天时间只有24小时。您要思考战略、关注细节，还得研究内部的组织架构，这几者怎么完成平衡？

刘庆峰：其实我觉得我做得还不是很好，做得很好的话应该不用这么忙，现在时间总是不够用。我觉得一个董事长最重要的首先是确定发展战略，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复合科技企业，企业家对未来的远见、洞察力很重要，这是最核心的工作。第二个是定机制，这个机制当然不光是钱，这方面我们还要向优秀企业学习，更关注年轻人的成长，相比这些真正的大型国际IT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努力地在现有的能够提供的条件资源下，让大家能够安心奋斗。第三个是用人。怎么把最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让最有能力的人做最有挑战的事情，而不是躺在舒适区。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新华网：不论您是作为企业家还是作为人大代表，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就是中国经济，您怎么看今年或未来5年的中国经济？

刘庆峰：我觉得还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从大的发展态势来讲，中国从原来的人口红利要开始走向人才红利，再往后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不然从全球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路径很难维系。现在我们开始大力强调工程师精神，这个工作必须要做实，现在面临的挑战也很大。在这个过程中要把疫情防控和工业生产结合好，然后在下一阶段把人才红利充分释放，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中产阶级一定要真正培养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国家的民生事业建设让老百姓获得幸福感的同时，使我们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代表未来的产业能够得到更大的扶持和发展。要让一批优秀的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起来，这个非常关键。只有中产阶级起来，国家未来的整个内需和长期的发展才能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把税收和创业制度这几方面联动起来，其实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机会。

新华网：在您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一张照片是您和一群孩子的合影，这里边有什么故事？

刘庆峰：这是安徽金寨的一个留守儿童学校。19个孩子，分了4个年级，一到四年级就两个老师。当时我到这个学校是隐藏身份，穿着我爸当年在煤矿的工作服，拿一个旧手机，坐大型拖拉机跑到他们学校，告诉那两个老师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想拿教师资格证，我来学习。给孩子们上课，跟孩子们交流，帮他们打扫校园打扫厕所，接送孩子，人生第一次做饭是在那帮他们做午饭，几天后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我，走的时候都不舍得，但他们不知道我是科大讯飞董事长。又过了一个月我把他们请到讯飞展厅，我出现时孩子们很惊喜，我们就说要给他们播种一下科学的种子、快乐的种子。因为都是留守儿童，后来我们专门开会对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制定计划，从小学到大学，确保每个孩子不要因为经济问题而辍学，帮助他们成长。我觉得讯飞作为一个企业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随后对这个学校进行了捐赠，把学校的教学设备、操场设备等都进行了改造，这样让更多的孩子有学上。另外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针对这些孩子的需要，做了针对留守儿童学校用的教学产品，同时通过人工智能因材施教，让农村地区的孩子享受跟城市一样的教学，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减少教育的不均衡。

新华网：我看到讯飞有一个计划，要在近期推出一个针对青少年抑郁防治的一个平台，并且是免费的，这是出于何种动因？

刘庆峰：整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物质保障有了以后，开始越来越关注我们的精神发展。抑郁症平台的推出有三大核心原因，第一个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社会问题，需要引导。第二，引导前你不了解他，你不能准确判断或者相对准确判断的话，你就没法引导。但如果进行准确诊断，现有的医疗资源显著不足，而且需要的代价成本很高。第三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已经差不多到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决定明年要推出这个平台，而且希望服务全免费，对大学和中小学开放，体现讯飞的社会责任。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出来以后，每个讯飞人都会感到自豪。

刘庆峰：其实我们在社会公益中还做了很多事情，比如针对我们的聋人和盲人朋友。

新华网：我听说您今年两会提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无障碍立法？

刘庆峰：是的，我之前看到残联发布的一个数据，说我国现在大概有8000多万残障人士。今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随着社会基础设施的进步，我觉得无障碍立法应该到了这个阶段，相比其他立法可能更有必要。因为其他的可以单点做，但无障碍立法最好是整体统筹安排。我们在过去也做了很多事，现在我非常高兴的是在讯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上，已经有1000多个团队在专门做针对聋人和盲人这些残障人士的服务，每天的使用量是5000万人次，都是免费的。有很多残障人士通过它，成了网络写手，成了电商创业者。这些都是我们立足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优势推动的社会公益。

让他带领科大讯飞走到今天

新华网：您觉得这一路走来从小成功、大成功到更大的成功，这个过程中您身上哪个品质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刘庆峰：最核心的还是源于热爱的初心，就跟小时候玩耍一样，你玩得再累，你不觉得累对吧？即便过程中有很多的艰辛。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幸福的创新”。第一，这件事情代表未来，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第二我喜欢。第三我能成为第一或我有希望成为第一。但即便是符合这三条，幸福的创新也是99%的枯燥跟辛苦，偶尔会感受到1%的幸福。不过在讯飞的发展路上，我觉得我确实比较乐观和坚韧，我从来没有觉得过困难，无论在什么时候。

摘要： 互联网的革命才刚刚开始，它将改变的是彻底改造所有人类的习惯和行业。未来改造会是一个非常彻底的、非常血腥的。那些不能接受互联网+、AI+概念的公司，就会被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