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和西方哲学的关系

中国哲学分为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古代哲学主要指“春秋百家争鸣”“汉唐儒道三玄”“宋代儒学的发展”“近代中西融合”四个阶段。现代哲学主要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独特的思想价值观走在世界哲学体系的前沿。西方注重实践,因此产生了近代物理学,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注重思想,因此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

  近一段时间,中国哲学史界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其合法性问题的探讨直接指向中国哲学学科的传统范式,从而引发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危机感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哲学史新体系的理性思考。然而我们又发现自中国哲学史合法性问题提出以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哲学史学科依然不断发展,成果辈出,呈现出另一派繁荣气象。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充满信心,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使中国哲学能够健康稳步地向前。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在于重新构建,而在于如何在原有基石上的创新。程朱理学在宋元时期逐渐成为显学,对宋以后中国社会七、八百年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后期的正统思想理论。我们可以借鉴程朱理学发展特点,来观照当今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朱熹理学思想与孔子礼学思想的属性,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它们所体现的内涵与特质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性。孔子在礼学思想的构建中更加注重其内在的思想性,而没有过多地关注其思想的适用性,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的统治阶层无法运用其思想体系来规划上层建筑。而朱熹理学思想则是在孔子内在思想性特征基础上,通过包括荀子、董仲舒、张载、二程等人的演化、桥梁,寓政治、道德与思想意识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其思想体系的民族文化传承性、经世致用时代性、社会大众性和理性科学化。而民族文化传承性、经世致用时代性、社会大众性和理性科学性也正是中国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最基本的方向。

  其一,民族文化传承性。朱熹在思想上的传承性特征反映了朱熹理学体系理论渊源深刻的一面,是一种扬弃的创新的思想体系。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巨大的差异。朱熹理学思想的传承首先是道统包括法统上的传承。在批判与吸收韩愈道统论思想基础上,朱熹推崇周敦颐与继承了二程以理论道、以义理解经的道统观,描绘了理学新道统的承续图。把由他首创的道统”赋予了非常深厚的内涵,保证了朱熹思想理论基石的稳固性,使其思想更易获得世人的认同,随之也确立了朱熹在中国文化传人中的地位。黄□就直截了当地将朱熹立为继承先哲道统的传人,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

  朱熹思想的传承又是经典四书》上的传承。朱熹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个将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四书”集为一体加以阐发者,他以毕生之力注释‘四书”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是不可处”语类十四)。把四书”作为理会万物万事的初始,很显然朱熹已经将四书”取代了儒家待》、书》等五经”的经典意义上的地位。朱熹对四书”的集注,既表明了对孔子论语》等思想的推崇与承续,同时也反映了朱熹思想更广阔的空间感。朱熹在思想的传承也是在思想融合方式上的传承。朱熹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精神相当广泛地吸取了各学派学说中的合理内核,继承濂、洛之学,包容了儒释道及其他地域性学派思想,正如全祖望宋元学案》中指出,朱熹综罗百代”‘遍求诸家,以收去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学也”而这种思想融合方式也正是对儒家所具有的善于选择、改造、综合的继承。在这一点上,朱熹思想体系和荀子建立以儒学为主体、综合诸子百家的荀学体系是走过了相同的道路。朱熹思想的传承也是对诸具体思想的传承。朱熹通过注释论语》,诠释了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得,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思想。朱熹所说凡听五刑自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浅深之量可得而测”就是非常明显地延续了礼记?王制》的思想内容,同时朱熹更多地是继承了荀子为代表的崇礼重法、内法外儒思想。荀子的礼法观与朱熹的义理观也有比较明显的传承性。戴震明确地指出:荀子之所谓礼义,即宋儒之所谓理。”宋儒立说,似同于盂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而实同也。

  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当传承什么呢?笔者认为应当传承具有民族性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在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上必须解决好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相互关系。整个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依据世界文化遗产评价标准,民族性本身就是全球的、世界的,每一个个具有特殊气质趋向的民族文化共同组成了全球型的文化,而且每一个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将相对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世界的发展与一体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促使民族性文化发生新的变化,各种文化之间具有很强的互动、互融性,也使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在逐渐削弱,趋于一同,因而也就造就了世界文化同一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格局。中国哲学应当保持其民族性,并进一步促进其向民族化方向发展。民族化是哲学全球化的具体化,这是中国社会对西方哲学的要求,同时也是西方哲学研究适应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必然趋势。中国哲学无疑应当体现中国社会的特征,反映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真正能够融入世界文明文化圈的文化首先应当是能够体现其独特性、深厚性的民族文化。中国哲学的民族化就应当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启示作用。中国哲学的民族化就应当更新传统理念与方法,应当促进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以‘中国哲学”概念的界定问题为例,对于中国哲学这一术语、概念的规定性如何界定是否同样有必要进行整理呢?我们认为不能用西方的‘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理”或思想”来对照,不能以西方哲学为蓝本予以勾画。我们所讲的中国哲学应当是在中国传统哲理文化基础之上并融了西方哲学内核的哲学,其本身已经具有中国文化的合理内核。无须过度地考证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词义、词源的差异,无须重新对‘中国哲学”进行构建,应当允许这一概念相对稳定地存在,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会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产生分歧。对于‘中国哲学”概念、内容所要做的是从技术层面上的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

  其二,经世致用时代创新性。朱熹的理学核心就是政治哲学,他所倡导的‘理”就是治国之理,其理学思想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恰是朱熹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政治性,对君主专制有着极其重要的维护作用,才使之能够成为引导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几百年政治活动的思想规范。理学正统化的过程,也就是进一步满足中国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过程,也即进一步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过程。体现了中国文化所固有的民族性。维护封建君主制度是其意识形态的重心所在。在朱熹之前的理学家或者说是儒学家们很少进行政治性著作的写作,这一点上朱熹与其他人是有较大差异的。朱熹的道统论同样具有很强的功利性,道统并非只是理学家、儒生独享之物,也为后世统治阶层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圣人之道,时常适时地被统治者加以利用。康熙帝就认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而且他还诏告大臣帝王之学以明理为先,格物致知必资讲论”提出‘

老子哲学的逻辑起点分析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一直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为什么会出现两种类型迥异的思维模式?人们对这个问题越来越关注了。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相关内容的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从老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出发,条分缕析地介绍《老子》著作的基本要义。同时,坚持哲学内涵与逻辑结构相一致的原则,揭示了老子哲学的思想内核、基本脉络以及逻辑架构。

  关键词:不可言说;无;有;善;恒;无为;自然;治;虚;不仁

  《老子》[1]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老子哲学代表了中国古代先哲对世界、人生的根本探索以及基本看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笔者从老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入笔,分条缕析、贯通一气老子哲学的逻辑起点及基本要义,并充分关注其哲学内部的脉络、逻辑,这在学界是一个较新的尝试。

  老子说,可以说出来的道理,都不是“大道理”;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各种“名堂”(包括名字、名称、名气、著名等),也都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永恒之名”。[1]47道理也好,各种名分也好,一旦所指明确、意义清晰,言说凿凿,便都是具体事物、一般情况的道理或名字罢了。世间具体的东西,包括各种可观、可感的名利权财,其间道理讲得再动听,名字多么美好,终究不是世界或人类的最本质的和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所谓的普世价值也不是什么真价值。可以讲出来道理或美名,也就是所谓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等之类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带有独断论性质的东西,不可能有真正的普世价值。王弼在《道德真经注》[2]2中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事与形,以及指事造形的道与名,不过就是可感、可观的现象世界的摹画,不过就是一些具体的做事做人的原则、方法,都不是世界、人类的本质所在,所以“非其常”,即没有真正的永恒价值。具体事物的道理、名称,用在具体、特殊方面尚可行得通,但是冠以天下或人类之大道或大名,则必然失败。所以,能道、能名者,非放之四海皆通的道道、名名;道道、名名,必不可道,必不可名。

  老子所说的“大道”“常名”,是主宰万物、放之四海皆准的铁规则,必然是不可言说的东西,不能言传,也许可以意会。也许只能意会,也许也不能也许。我们意会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呢?只能是“无”、是“非”、是“空”、是“戒”、是“没有”一切,这样才是一切。另外,“无”“没有”“沉默”,也并不一定就是完全的心无所想、心无挂树,有智才能大智,大智才能真无。达“真无”之境者,必是佛陀如来,必是老子,必是真沉默。根柢在心,心之真无。若心真无,便如一白板、白纸;若心虚空,便万千世界、细枝末节,可尽收眼底,也可尽于己无涉。有无之境,气息相通,尽出于心,尽出于己、在于己。诸君是己,己已不是诸君。

  有天地始有人类,有人类才有语言文字。有语言文字、有众名方可一一为天地万物立名,天地万物有了名,名才能用来交流、流转,为众人所知晓。天地万物总在人类先,没有人类自无文字由来,所以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假使有天地,无人类,“天地”之名从何而来,所以无名为万物、天地始,始是开端。有天地,有万物人类,方始有名。天地万物自不能无人类而有名,但有人类无天地万物则无天地万物之名。所以王夫之《老子衍》[3]5云:名因物立。有万物所以有众名,有万物而无众名,万物则无从谈起。以名立物,以众名谈论万物,是以有“名还(hai)生物”之说,所以老子说:“有名万物之母。”[1]47在这里,“母”即有出生的意思,同时也区分了天地万物。有从无中来,无为有之始。有名而有物,有名而有万物名。有人类、有语言文字,方始有名,有众名。有名而有众名,即所谓“一生万”,有名是很重要的,犹如有人类很重要,犹如有语言文字很重要。有名如流行之发端,忽一夕间天地万物之名皆如雨后春笋。无名意味着有名之必要,无名提示有名之开端、端倪。万物、万物名常由无到有,所以有“无”,才有“有”,才有“有有”,难怪王夫之慨叹:夫既有“始”矣,既有“母”矣。[3]5名始从无到有,从有到万有。其中有、万有,就人类、就语言文字而言,名而已。名是什么?它可以是天地万物之名,也可以是人类使用之名。依物而有名,是人类的创造;无物而用名,仍旧是人类的创造。文化是什么?人类的记忆、记载。循名以求信实,有时的确是谬哉!

  心中无名相,自然可以常无欲。无名相无欲则吾心犹如一白板,白板可尽书,可随心所欲地书写,真是妙用无穷。但是要书、要书写,却还必须有书写的欲望,有书写的欲望,有观察世界的意图,才可饱览一世界的千奇百怪、毫发细节、迹象征兆。正如老子所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缴。”[1]47知道无欲的妙用,并懂得有效地运用有欲。一方面以静默、虚空及恬淡而修心,一方面又可做到明察秋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身修。这不仅仅是精神修养的境界,也是人身获得绝对自由的前提。老子所言无欲与有欲,堪称身心兼修的极致境界。达此境界,于心于情,妙不可言;于理于身,尽真尽善尽美。

  有欲、无欲虽然名字不同,但是源头却是一样的,这个一样,就叫做“玄”。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但是,无欲而有欲,无而有,有欲而无欲,有而无;无出有,有归无,有无相生,生生不息,一样又不一样,因此又叫做“玄之又玄”。“玄”揭示了“有”“无”共同的源头,源头相同,只是名字不同罢了;“玄之又玄”揭示了“有”“无”之间的相互联系、辩证关系,这是世间万物互为消长,千变万化的根本原因。后者揭示了天地万物运行的基本法则、规律窍门,所以老子接着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天地万物内部或之间的同与不同、有和无的辩证规律推动着自然万物、人类社会的变化历程,这代表中国古代先贤对真理的最初认识。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1]50一方面,美与恶,善与不善,是有区别的,并且这种区别,不止是名称的不同,也是名称所指事项的不同。另一方面,美与恶,善与不善,又依据一定的条件相互转化。老子认为,美与恶,善与不善,它们之间转换的条件在于“天下人”,在于“知”。天下人,依其生存本能,依其本能欲求,与动物无异。“知”,与自然物质结合,与本能欲求结合,只能是物质的“知”,只能是追名逐利的“知”,只能是相互争斗的“知”。知道物质给身体带来快乐,知道物质能够满足身体的欲望;天下人谋天下物,天下人追逐天下物质财富,美、美色尽收,善、伪善横行,自然就是恶与不善了。反之,知恶才能有德,知不善才能多向善。再反之则不然。以美以善为目的,最终只能走向恶与不善;只有知道恶之大,不善之害,才能尽力向善。

  恒是老子真经中的重要概念。恒是一般、永恒的意思。但是,要界定一般、永恒的概念,却不能以给对象、事物命名的方式进行。老子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1]50也就是说,老子以列举实例的方式给恒下了个定义。所谓的一般、永恒,指的是事物内部或之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即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犹如“知美之为美”,这只是知其一,但如果还知道,美依据一定的条件还能转向恶,即知道美与恶之间的辩证关系道理,才能算是了解了“恒”。恒是事物辩证关系的最高抽象。唐玄宗在《御注道德真经》[4]12中云:六者(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相违,递为名称……亦如美恶,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唐玄宗一方面解释了相互对立的各个名称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探讨着具有辩证关系的事物诸如美恶等产生的原因。唐玄宗认为是人的妄情导致各种关系(如美恶)的复杂化,却不知老子却认为辩证关系是事物变化的客观规律。在老子看来,在“恒”即客观的辩证关系面前,人不应该是主动者、支配方,而应该是受动者、被支配的对象。

  人跟天地万物一样,受“恒”的支配。“恒”面前,众生平等。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看,人又是自在自为的高级动物。人无时无刻不在自主、自由地活动。“恒”支配万物包括人,是合乎道理的,是顺乎自然而然的。人支配人,人凭借权力、凭借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支配其他人,却是人为造成的结果。人是动物的一种,一种动物绝没有客观依据去支配另一种动物,也就是说,如果人要治理人,无论其采取何种方略、制度,都是人为的结果。人天生是不公义的,只有“恒”才公道。因此,老子呼吁:“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50老子所讲的圣人,待人处事,都不以营私利为目的,都注重自身实践、身体力行;老子所讲的圣人,也会教化百姓,不过却只以做好自身为目的或榜样,而从不做驱使人的事情。圣人讲无为,既是心之修养所致,更是力行言谈之自然利他而然。

  因为为无为,所以才能任自然。老子说:“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1]50万物繁衍生息,却没有开端,没有倚恃,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生是自生,为是自为。既然一切都是自作自受,那么于他物、彼物,就都无所损益。开端是自己开端,生长是自己生长,作为是自己作为。正是因为一切都是自动,所以也就不向别人祈求什么。河上公《老子章句》[5]43说:“各自动也。……道所施为,不恃望其报也。”顺其自然是自然,不顺其自然自然要遭到自然的报复。自然,就无所谓始、有、恃,这是天地万物生、灭、存的共同特征。

  既然一切都自然而然,就无所谓的“功劳”而言。但是我们又免不得对人对己进行评价,对于有功而言,功就在那里,无论你评价或不评价,它都不增也不减。人类之功,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是所有相关要素共同作用而自然产生的结果。居功自傲,把天时地利人和自然而然的结果奉为一己的功劳,最终只能遭到所谓功劳的戏弄。老子说:“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1]50不居功,因为没有必要居功;只要天时地利人和具备,人世之功就可以水到渠成。对个人而言,患得才有患失,既然无所谓得失,那么,功就无所谓去与不去。功名利禄,虽说是身外、方外之物;功名利禄,虽说是人为人定的结果;却最终都是自然而然。

  无功、有功都不能尚(崇尚)功;不仅功不能崇尚,其他一切可见、可欲之物都不能崇尚。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1]52依老子来看,功不仅不能“居”,也不能“尚”、还不能“赏”。功劳、贤名,一旦被崇尚、追捧,就必然会使老百姓相互争斗。财物珍宝,一旦被视为稀世少有,自然就会使老百姓产生偷盗的行为。总之,名利之心都不能种进老百姓的心理,否则就会民心大乱。不尚贤名,不贵稀世之货物,欲壑被填平,人心就能安定下来。

  无欲是因为名和货(稀少之物)不被大家所崇尚、重视,所以有欲的欲失去了所指的对象,自然就只能无欲了。无欲使百姓重新回归平朴的心态,或者说他们对欲望的对象缺乏某种知识,所以也就不懂得去争了。按照老子的`看法,不尚贤名,不贵货名,可欲之物令百姓不见、不知,就可使普通老百姓无知无欲了。但是社会上又不只是普通老百姓;那些博学多才之人,那些见多识广之人,那些所谓的智者,也是破坏社会风气的引领者。所以老子说,除了要常使民无知无欲外,还必须想法子使那些智者不敢为也。使智者不敢为的方法,当然不能效仿秦始皇的做法:焚书坑儒。而应该从治理者自身修养、身教力行做起,从营造整体上不尚贤、不贵稀货的社会风气做起;如此,智者就彻底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只能也回归朴实的本性,也走向无知。所以,老子所说的无知:既是对专事名利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嘲讽,同时也是对人性道德的一种要求。

  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1]52“治”既有治理方法之意,也有治理目标之意;就治理的方法而言,我们要实施无为,而就治理目标而言,则是无为之后的天下太平。统治者无为,并不是指其不务正业,在职位上不作为。而是要求统治者要减少对老百姓的限制、管制,减轻徭役赋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统治者除了减少对百姓的限制盘剥之外,还要注意规范自己的德行,要以自身身体力行、无欲寡求的身心状态为百姓做出表率。统治只有自己先做到无欲无知,自己先回归本性、人性道德,才能使人人得其性,才能使天下信服、使天下大治。唐玄宗说:“于为无为,人得其性,则淳化有孚矣。”[4]就此而论:官员犯法,绝不能只是与庶民同罪,而更应该是罪加一等。这才是治的要义、关键。

  治是老子之道的具体运用。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1]53王夫之《老子衍》解释说,冲,本作“盅”,这里指器物中的虚处,虚处不盈,才有大用。[3]6冲和渊,犹如大海之虚怀若谷,因为虚怀若谷,所以接纳百川;因为它总能接纳一切河流,所以总让人感觉深不可测。道虽不可言说,是真无,但是道的作用大家都能看到。天下有多大,道就有多大、道就有多大作用,道用之不尽,所以叫“不盈”。道又深不可测、深渊似海,宛如“万物之宗”。老子的道,就是虚纳一切,就是绝对道德,就是人性的极致境界。以虚空之人性为最高统摄,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之真、善、美尽收眼底,百花齐放。虚是永恒,所以老子又言:“谷神不死”。[1]

  修道以虚为正宗,以不仁为无为、自然之手段。因为不仁,所以就没有东西对任何东西感恩戴德;因为任何东西,无论生、长、老、病、去,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79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54万物、百姓都依道而行,都自然而然,都自相繁衍、生息。所以天地、圣人,对万物、百姓都没有施行仁义,也没有必要施行仁义,因此叫做“不仁”。万物、百姓,都是天地宇宙的独立个体,带着各自的使命而来,他们或者伟大、或者卑微,造物主、上帝都不存在。中国古代圣人老子以“不可说”、“无”为自己哲学研究的起点,从世界的有与无、人性的善与不善两个角度辩证地思考自然、人生的运动变化规律,揭示出了自然万物自然而然的本性,进而对国家社会治理、个人内在修养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充满知性以及合理化的思考,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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