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院内大阳台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一日，校长曹云祥与梁启超谈起导师聘任之事。
梁启超说：“有一个人校长不知可曾注意过？”
曹云祥说：“不知是哪一位高贤？”
梁答：“江西修水的陈寅恪，校长有意聘他吗？”
曹问：“他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答：“他不是博士，连硕士也不是。”
曹说：“那他总该有大著吧！”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笑道：“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又没有著作，这就不好办了！”
梁说：“我梁某人也不是博士，著作算是等身了，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梁虽不是博士，但17岁即中举人，维新变法，蜚声海内外，曹氏自不敢小视。接着，梁启超便介绍哈佛大学要高薪聘请寅恪，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教授对陈寅恪是推崇得无以复加、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后梁启超说：“就算你想聘人家，人家来不来还是个问题呢！”
曹云祥到底不是个思想僵化之人，连忙回答：“我一定聘他，我一定聘他！”
陈寅恪到清华任教实为吴宓所荐，但梁启超与曹云祥对话情节经陈哲三教授演义出来后，颇具传奇色彩，故广泛流传。
陈寅恪的学生蓝孟博说，陈先生讲演，字字是精金美玉，同学们都显得程度很不够，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但先生诲人不倦，很耐心。
一次，我们在闲聊时问起葡萄酒的来历，先生便把葡萄酒原出何处，原名是什么，何时传到何处，何时变成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的演变过程谈到传播的过程。
一件小事的闲谈，使我们学到许多知识。
陈寅恪先生自幼即体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所以直到中年仍未婚娶。
其时，散原老人年逾古稀，见儿子婚姻还无着落，十分着急，说：你再不娶，老父就要做主包办婚姻了！陈寅恪请求宽以时日。
亦是天赐良缘，一日，同事间闲聊中偶然提到女教师唐筼家中悬一条幅，署名“南注生”，大家都不解其来由。
陈寅恪的舅舅俞明震乃清代著名学者，曾与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共事。陈寅恪读过唐景崧的《请缨日记》，了解唐氏的家世，当然亦知唐景崧的别号“南注生”，几个因素再加上时间的推算，因而推断唐筼是唐景崧的孙女。
此后，陈寅恪便与唐筼结识了。1928年8月，俩人喜结连理，一些好友参加宴会，并作画、作诗、撰联以贺喜。
吴宓先生以红笺题诗：“廿载行踪遍五洲，今朝箫史到琼楼。斯文自有千秋业，韵事能消万种愁。横海雄图传裔女（新夫人为昔台湾巡抚甲午起兵抗日之唐公景崧孙女，现任北京女子大学体育教员），望门耆德媲前修。蓬莱合住神仙眷，胜绝人间第一流。”
1939年秋,陈寅恪一家在香港。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篔、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婚后40余年，感情诚笃纯真。夫人长于吟咏，且书法亦佳，一直以“诗弟子”自居，夫妇时相唱和，饶有情趣，尤其是两相离别时，书信往来，常以诗作互倾思念。
1928年暑期婚后不久，陈寅恪即只身返校上课，其《渤海舟中作》一诗有“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之句。
1946年陈寅恪赴英治疗眼病，作《大西洋舟中记梦》诗，前四句云：“贫贱夫妻已足哀，乱离愁病更相催。舟中正苦音书断，梦里何期笑语来。”
《癸巳元旦赠晓莹》一诗写道：“烧余红烛岭梅边，珍重残妆伴醉眠。枕上忽闻花气息，梦惊魂断又新年。”
1955年在陈寅恪先生66岁初度之时，夫人赋诗中有“回首燕都初见日，恰排小酌待君来”。同时，夫人诗中赞寅恪“斋中脂墨助高才”；寅恪答谢诗中，则赞夫人“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
同年，唐筼有《题陈眉公梅花诗画册一绝》，诗云：“孤干如虬伴竹栽，共扶清影上妆台。东皇似解诗人意，故遣寒香映叶开。”寅恪和曰：“老梅根傍倚窗栽，疏竹光摇玉镜台。待得月明双弄影，愁心千叠一时开。”
在纪念夫妻结婚纪念日时，寅恪诗云：“同梦匆匆廿八秋，也同欢乐也同愁。”夫人答句是：“甘苦年年庆此秋，已无惆怅更无愁。”夫妇二人几十年间，趣似琴瑟和谐，情如血肉相连。
陈寅恪先生对佛学研究很深，但他研佛不信佛，而是为了研究中西文化史。他精通梵文，研习圣经、佛经、可兰经，甚至花2000元积蓄买《大藏经》，却从不为书中的说教所惑。其父散原老人去世，他坚决反对请僧道唪经，反复劝告兄弟们不要搞迷信蠢事。
陈寅恪对医学也很有研究，写有《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狐臭与胡臭》等有关医学方面的文章，还经常读外文版医书。
在法国留学时，当时英、法等国上层人士有一种风气，凡出身书香门第之子女，必须具备法学和医学方面的修养，如此方不失体面。所以陈寅恪学医是为了便于与外国学者交往，有利学术研究。
他对医药也很熟悉，上药房买药，他问到许多药名，一位医生惊奇地说：“陈教授知道的药比我知道的还多！”
凡接触过陈寅恪的人，无论学生老师以至有关领导，都钦佩他惊人的记忆力。
其实在孩提时代，他的记忆力即与众不同。平时大人说说笑笑，别的小孩打打闹闹，而他经常是静坐沉思。他幼年在湖南抚衙，祖父会客交谈，他则在一旁静听。客人走后，别人有时记不得刚才说过什么，而他却能娓娓道来，照述无遗，故常得大人夸奖。
“留心处处皆学问”，他之所以具有超常的记忆力，首先是具有超乎常人的“用心”。他从小爱看书，许多典籍皆能背诵。后来他双目失明，而备课、著文、著书，却能准确地指导助手查阅数十种数百种资料，几达胸藏万卷之境界，令人惊叹！
陈寅恪从小好学，刻苦用功，非常人所及。陈封雄曾听长辈说，小时候遇冬天寒冷，深夜时分身上的棉衣不能御寒，陈寅恪就往身上裹一床棉絮坚持看书。夏天蚊子多，招架不住，他就用木桶装满水，双脚浸在水里，以防蚊子叮咬。点着小油灯，看书到半夜后，更是常事。
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回忆说，他在中学时读的世界史，是根据美国的教科书编的，一般应该是准确可靠的。但有一次寅恪叔翻阅这本书时，看见一张图片上注明的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便立刻指出：“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我当时很惊讶，感到寅恪叔真是学识渊博。
“七七”事变后，北京西苑兵营被日军轰炸，陈寅恪赶紧从清华回家，说其它东西都可牺牲，但一定要保住书籍和著作手稿，他要封雄等立即去雇车抢救。由于一时忙乱，《大藏经》及其他一些贵重书籍还是不及捎上，他为此久久不安。
1938年，他从香港取道越南赴昆明上课，特地买了一只比较好的箱子装重要书籍和手稿，不料被贼“惦记”，以为好箱子里肯定有金银财宝，所以被偷。为此，他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过很长时间还耿耿于怀。
陈封雄还回忆说：“寅恪叔爱书成癖，为买书宁可节衣缩食，一掷千金而不惜。每年春节，他必须逛游北京琉璃厂书摊，曾带我去过两次。他一到书摊便流连忘返，如醉如痴。我当时才11岁，跟着他转，觉得无趣，且又苦又累，以后就再不想跟他去玩了。”
陈家以前也收养丫头，陈寅恪留学归国后，便要求家里不要再养丫头。家里人很尊重他，就听从了他的意见。原有的几个丫头，以后分别选择清白殷实或有一技之长可以自立的人家出嫁，并赠以嫁妆。婚后，丫头还把陈家当亲戚来往。
陈寅恪娶妻生小孩后，因夫人身体很差，就请了保姆王妈帮做家务。抗战爆发后他们一家逃到香港，因经济困难，春节买肉很少。陈师母在饭前叮咛流求等孩子：王妈很辛苦，过年了，你们吃饭时少吃一点肉，让王妈多吃几块。
陈寅恪常对学生说：“凡事不论是本国的或是外国的，只要是好的就要学”。他不会喝酒，但他赞扬法国白兰地是好酒，建议别人喝一点。一次宴会上，他用法国白兰地酒瓶盛白开水代酒与客人对饮，以表示他对名牌好酒的推崇。
陈寅恪认为骑马射箭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好传统，既可练武又可健身。他曾建议家里买马置箭，大家都可以当作体育活动玩一玩。但因师母不同意，他也就不勉强。
据其侄陈封怀回忆，有一次上海来了外国马戏团，要请中国人做客串参加表演，陈寅恪自告奋勇报名参加。演出时，他虽穿中国服装，却说一口流利的外国话，很吸引观众。
陈寅恪一向待人和善，不端架子，尤其尊重劳动人民。但在生活的卫生方面却很认真，往往容易引起误解。如他规定家里人各用各的洗脸巾、茶杯，如果别人错用了他的，他宁可丢掉也不再用。他这种做法，并不是轻贱人，只是比当时的国人超前而已。我们现在一家人共用一条毛巾、一只茶杯的恐怕极少，不都是各用各的毛巾和茶杯吗？
陈寅恪生活节俭，廉洁自爱，不爱接受别人的馈赠，甚至亲人之间也同样严于律己。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其侄陈封怀见他穿着比较单薄，便送了一件皮袄给他。但他一直没穿，在家里放了一个冬天后，又原物退还给封怀。
1932年暑期，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为学校拟国文试题时，出了一道“对对子”的题目。
因苏东坡《赠虔州术士谢晋臣》一诗中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遂出题为“孙行者”。答卷中有对“祖冲之”的，有对“王引之”的，有对“胡适之”的，陈寅恪认为都很好，“祖”对“孙”妙，而“引”又胜于“冲”，“胡”对“孙”，盖“猢狲”乃“猿猴”也。
他认为“对对子”“即是最有关中国文字特点，最足测验文法之方法”。其目的：
（1）测验考生对词类之分辨，如虚字对虚字，动词对动词，称谓对称谓，代名词、形容词对代名词、形容词等；
（2）测验考生对四声之了解，如平仄相对求其和谐；
（3）测验考生读书多少，如对成语，须读诗、词、古文多，才能信手拈来，缀成妙对；
（4）测验考生思想如何，妙对巧对不但要求字面平仄虚实尽对，“意思”也要对工，且上下联之意要“对”而不同，不同而能合，即辩证法之“一正，一反，一合”也。
有一次，陈寅恪与学生闲聊，向在座者吟一对联，上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下联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此联涉及四人，上联：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圣人”，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现在梁在清华任教，那你们就是康圣人的“再传弟子”了；下联：王国维是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王现在又是你们的老师，那你们就是皇帝的同学，溥仪与你们就是师哥师弟的关系了。
抗战时，陈寅恪在西南联大任教，当时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到云南、四川等大后方轰炸。遇有空袭警报，老百姓就要赶紧跑去钻地道。针对这种情况，陈寅恪也曾戏作一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罗家伦虽然在外国留学，喝了不少洋墨水，但回国后从军从政，在北伐后曾官拜少将。1928年，国民政府任命罗为清华校长。罗到校后，推行党化教育。
一次，罗家伦去看望陈寅恪，并赠其新作《科学与玄学》一书。陈寅恪说：志希（罗家伦字志希），我赠你一联如何？随即吟出一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
罗家伦一时不明白“儒将风流”所指何事，陈寅恪笑着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娶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呢！”在场众人大笑。
1947年冬，北京甚寒，而清华大学经费紧张，无力为住户供暖。陈寅恪体质很弱，一向怕冷，又患心脏病、双目失明，实在难以熬过严冬。家中无钱，只得忍痛将一部分书籍卖给北京大学，得区区120元，买点煤回家，仅在一室生只火炉，以度寒冬。
当时某报刊登“天吁”所填《生查子》一词并序。序曰：“陈寅恪教授卖书买煤，为之意苦者久之”。词曰：“铮铮国士名，矻矻寒窗苦。生事困樵薪，珍袭归书贾。燎原战火燃，断续炊烟舞。何异又焚书，风教委尘土。”
陈寅恪的学生罗香林曾做了一篇论文《客家源流》，请先生指正。文中叙述了客家人孙中山的家世，随后也简单地提起老师陈寅恪也是客家人。
陈寅恪看了此文后，认真地指示罗香林：孙中山先生是开国的伟人，我们自然应该宣扬他。怎么能把我陈寅恪也写在文中呢？“万请删去！”
刘文典是民初著名学者，抗战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此君学问深厚，也颇自傲，且快人快语，还吸食鸦片。他对庄子颇有研究，却又过于自负。曾说：世上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是庄子本人，二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算半个。甚至倔劲上来，敢与蒋总司令对骂。但就是这样傲气的刘文典，提起陈寅恪先生，却是“十二万分佩服”。
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发空袭警报。刘文典知道陈寅恪眼睛不好，体力又差，便急匆匆带几个学生找到陈寅恪，挟着他往防空洞逃避，还边跑边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看见沈从文也在跑，刘即大骂：“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哇,你干嘛跑哇！”
因沈从文是搞新文学的，写白话小说，刘看不起他，加上刘有时喜欢骂人，所以在联大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刘亦大骂：“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据张稼夫《庚申忆逝》一书记载，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学部委员（院士）时，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况比较单纯，人员落实比较好办。但社会科学方面就很复杂了，名额本身有限，党内就有一批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人有待评选。
像陈寅恪先生，属于“不宗奉马列主义”的党外人士，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改造、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等运动又明显持抵制态度，但学术成就巨大，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又是爱国主义者，有关领导觉得选与不选都很为难。
此事呈报毛泽东拍板，毛泽东明确表态：“要选上”。
“文革”开始时，造反派给陈寅恪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他不理解这莫须有的罪名。一天，他问助手黄萱：“什么是反动呀”！黄萱不知该如何回答好。事后，黄萱沉痛地回忆说：当时所谓的“革命行动”，连博古通今的陈教授也莫明其妙，何况他人？
又有一次，批判陈寅恪是“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喃喃地说道：不学无术怎么成了学术权威？既是学术权威怎么又不学无术？不通，不通。
1967年的某一天，造反派要将双目失明、腿又瘫痪且78岁高龄的陈寅恪揪出去批斗，夫人唐筼上前求饶，被推翻在地。此时，前历史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时年67岁的刘节教授挺身而出，说自己愿意代替陈教授挨斗，造反派果真揪斗了刘节。
在批斗会上，造反派以嘲讽的口吻问刘节，代人挨斗有何感想。至诚至德至义的刘节说：“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这无疑是给造反派一个大气凛然的回答，但也显示陈寅恪在师生心目中的地位。
陶铸同志在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时，对陈寅恪先生多有照顾。“文革”初始，陶铸调中央工作后，还打电话到广东，要求保护陈寅恪。
“四人帮”曾拉拢陶铸，拉拢不成，便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罪名迫害他。这时，广东的造反派紧跟“四人帮”的步伐，想整陶铸的黑材料，便数次找到陈寅恪，要他大胆揭发陶铸的“罪行”，并暗示“揭发有功”。
此时陈寅恪已陷入待死的绝境，但面对威胁利诱，他大义凛然，丝毫不去考虑以揭发陶铸或其他领导的“罪行”去换取廉价的“宽大”，只是交代：“他（陶铸同志）是以中南局首长的身份看望我，并无私人交情。”
当要他揭发原校长陈序经时，他说，“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说完，便闭着眼睛不做声。
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无中生有或小题大做“揭发”别人所谓“问题”者屡见不鲜。这些人大概属两类，一是斗争别人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而图“进步”，一是出卖别人以求划清界限而图“自保”。对比陈寅恪的高尚人格，这两类人只能算是政治投机者。
陈封怀回忆：“文革”中的某一天，中山大学两名专案组人员到我家，迫令我爱人张梦庄写陈寅恪的揭发材料，张梦庄坚决不写。
她说：“寅恪先生是好人，是爱国人士，从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我不能写。”
专案人员威胁：“你敢担保吗？”
张梦庄义正词严地说：“我敢以人格担保。”
专案人员只好悻悻而归。
张梦庄敢于逆潮流担风险为寅恪叔担保，当然不仅仅是因亲属关系，而完全是出于对寅恪叔的尊崇和信服。
吴宓与陈寅恪是情同手足的朋友。1961年，吴宓在经历反右派、反右倾等重大政治运动后，总放心不下久别的陈寅恪先生。这年8月，吴宓千里迢迢从重庆辗转来到广州看望陈寅恪，陈寅恪亦在家中坐等到半夜以后。
此次会面，陈寅恪赠诗有云：“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1969年10月，陈寅恪去世，身陷囹圄的吴宓并不知道。1971年9月，吴宓实在放心不下陈寅恪，不顾挨批斗的风险写信给“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极欲知其确实消息”，而校方未作答复。
1973年6月3日，吴宓在梦中与陈寅恪会面。吴宓日记云：“六月三日，阴雨，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
朋友相交如此魂牵梦绕，令人感动。
陈寅恪夫妇于1969年去世后，骨灰长期不能入土为安。“文革”后，虽经多方甚至包括有关领导的努力，而有关方面总是善于以种种理由拖延、推诿，至使此事拖了一二十年仍无头绪，期间又何止“一波三折”？
幸有寅恪先生三位女儿和有关领导如毛致用（曾任江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社会贤达如黄永玉等不懈努力，终于在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诞辰日这一天，在中国科学院江西庐山植物园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陈寅恪夫妇骨灰安葬仪式。
陈寅恪墓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墓碑形式，它是由十余方大小不同的数百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石垒成的不规则堆积体。右边矗立一块一人高的柱石，柱石的正面刻有“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11个字，此石的背面刻有“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庐山植物园敬立公元二〇〇三年六月十六日”28个字；中间由几块两尺来高的小石块横着架起一块横卧的巨石，巨石的主体部分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0个大字，左下方刻有“后学湘人黄永玉敬书壬午春月”13个字。
墓址所在的小山岗被命名为“景寅山”，含景仰寅恪先生之意，并在小路旁立有1米来高的石头，上刻“景寅山”3字。
内容选自《陈寅恪家族旧事》，吴应瑜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