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我们常听说”道”，道是传统文化的内核，博大精深，而这里说的道，是指“人间大道”，是指决定人类世界运行方式的物质与精神协调运动的客观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共产主义的内涵，因为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就是要达到“高度丰富的物质”与“高度文明的精神”所构成的幸福境界。共产主义就是人类世界共同追求的人间大道。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在东方文化已经败坏不治，西方文化也是败相显露的时候提出来的，他从剩余价值中看到西方文化被资本腐蚀的本质缺陷，认识到西方文化并不是人类最好的文化，所以他在《资本论》中揭示西方文化必然会衰败的结局，提出了创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剥削的概念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初期，生产力还不发达，工业生产靠延长工时不加薪和克扣工资来降低生产成本，剥夺工人的剩余价值非常明显。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发达的科技知识使剩余价值的产生不再以工人的血汗为代价，而是通过产品的批量、质量、科技含量和时间运筹等因素形成的价格差来实现。人才竞争使资本家放弃了剥夺劳动力价值的方式，把目光放在用科学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上。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自动消除了剥削现象，充分尊重劳动力价值。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没有剥削因素，这是马克思当初未能认识到的。 
    资本社会比封建社会优越之处，在于它把社会价值从过去向王公大臣聚集，改变为用资本来实现人人享有聚集财富机会的经济机制，这是价值分配上的进步。但是，到了后期这种经济机制也显露出了它的缺限：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新的价值分配问题：资本在运动中自然形成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与封建制度一样形成少数人享受财富和特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呈现出价值分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资本运动自然产生的不公平比封建特权产生的不公平有很大的进步，主要在于人人都有机会在资本运动中聚集财富，但是这种机会也形成了对人心和人性的巨大破坏性引力，造成私欲膨胀，人心败坏，社会问题因此而层出不穷。所以，资本社会并不是一种善良的社会，对人性的破坏力很大，人类社会在资本运动的机制中疲于争夺，并不幸福。 
    资本主义社会的败坏主要表现在精神上的无聊和物质上的疯狂，原因就在于资本运动对财富的分配是纯物质性的，缺乏道德的因素，导致道德意识屈从于物质运动，从太极来说，这就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失衡。东方文化精神上的修心养性与西方文化物质上的生产方式，正好是精神与物质的对应，共产主义就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精神与物质相互均衡作用的社会运动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社会价值在人心的高境界中大都变为公益价值，有需求就取用，无需求不多拿，精神的高尚与物质的光华相映成彰，人们的生活安祥而幸福。 
    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高境界之上的现实人类社会，东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建设的方式，西方文化提供了物质建设的方式，共产主义则是将两种建设方式有机融合，从而创建人类社会的新文化和新机制。因此，共产主义的本质不是政治性的社会革命，而是文化性的社会建设，是人类共同的建设事业。现在，资本运动已经使人类社会具备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建设能力，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使人类具备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精神建设能力，因而全世界人民共同实践和实现共产主义已经是呼之欲出之势。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将东方传统文化的修心养性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为此，必须先搞清楚“共产”的含义。“共产”是“共用财产”的意思，不是“共有财产”的意思。
   “共用”不是“共有”，没有“所有”概念。在财产“共用”的社会，没有所有权的意识，生产物与自然物一样，都是共用的，不存在所有和归属的问题。比如村子面前的一条河，是共用之物，谁想用就去用，并不归属于村民所有，村外的人也可以享用。这就是“共用”概念，没有“共同所有”之义。共产主义社会是财产共用的社会。
    人类的财产能不能实现“共用”？能，但是必须首先破除人类的“所有”意识，同时提高人类的思想境界。没有极其高尚的思想境界，就不可能实现社会财产的共用；有了极其高尚的思想境界，就能自然实现社会财产的共用。 
    在一个思想境界极其高尚的社会，生产和管理既是生存的手段，也是生活的方式，更是生活的乐趣，参加生产和管理都是义务劳动，没有资本、没有分配、没有权益，劳动成果都是共用的，人们享受劳动成果与享受自然风光没有区别。在思想境界极其高尚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没有占有欲望，“个人独自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大家共同幸福才是真实的幸福”。因为“幸福”是一种境界，离不开环境条件。人与人是互为条件、互为环境的，只有人人共同幸福才是真实永恒的幸福。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共同幸福的社会。
    “共产”的含义包含着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关系，包含了物质与精神圆融运动的机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找到物质与精神之间相互协调作用而产生的社会运动机制，这正好就是太极的基本原理。这样，共产主义与太极原理联系起来了，太极原理是实践共产主义可借助的思维启示和思想智慧。 

    人类思想史上发生过两个重大事件：佛教思想在古印度产生，传到中国扎下根后却在印度消失了；共产主义在欧洲诞生，引进中国扎下根后也在欧洲消失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是，其中有着深刻的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这两大思想都是冲着中华文化中的太极而来的！
    佛教文化展示和建立了人类精神境界的深邃性，思维功力极强，但是具有重精神轻物质的特征，是唯心思想系统。中华文化展示和建立了人类对物性运动的认识系统，物性虽然不是物质，但是也属于唯物思想系统。佛教传入中国扎根，是唯心文化与唯物文化的自然结合，是人类文化自我完善的历史运动成果。这种结合正是暗合太极原理，是人类文化的太极运动的表现。
    共产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心的欧洲诞生，一是因为欧洲有物质文化，特别是有指导物质发展的科学技术理论；二是表明太极是全人类的，不只是东方文化要求物质与精神俱全，全人类的文化都要求物质与精神俱全。共产主义是科学的社会理论，但是马克思在提出共产主义时，没有解决物质与精神相互作用的机制问题，由于受到西方物质文化的思想局限，他在论述共产主义时，整体思想是重物质轻精神的，把精神附属于物质，忽视了精神的独立性。这一思想缺陷，决定了共产主义需要到中国的“道德文化”和“大同文化”的文化环境中发育成长，用太极原理加以完善，并用太极原理把共产主义的内涵显示出来。
    佛教为什么在印度消失？因为佛教的思想是绝对精神至上的，没有物质的内涵，而中华道学和儒学是物性思想，含有物质内涵。绝对精神的追求没有物质的支撑，时间长了就会陷入思想虚空境界，使修炼者难以理解和难以达到彼岸。佛教就是因此而在印度消失的。
    共产主义为什么在欧洲消失？道理很简单：思维方式不合。在西方文化中，人们的思维只在物质空间中，精神没有独立的空间，是附属于物质的。所以，西方文化思维不可能理解物质与精神的运动机制。 没有精神内涵和精神境界，共产主义的内涵在欧洲就不可能被真正认识，而且会被极端物质思维排挤。在以物质文化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及思维中，对共产主义的论述也不可能完整，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常常因为不能自圆其说而不能深入人心。失去人心和文化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共产主义成长的思想土壤。

    文化是人对物质与精神追求的反映，人对物质与精神的和谐追求是文化的昌盛，人对物质或精神的极端追求是文化的溃烂。在现实中，西方物质文化产生的以物质力量说话的政治疯狂，导致恐怖主义与之对抗，这是文化败坏到极点的症状。人类必须重新定义文化的内涵，重新调整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认识，从物质文化的巨大阴影和巨大误导中走出来，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人类的危害。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两肩担道义”的。 
    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共产主义宗旨，尽管时事艰难，仍然不忘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仍然不忘记在学习西方“以法治国”思想的同时，推行东方“以德治国”的思想。这些都是在做着“物质与精神均衡发展”的事，都是在暗合太极原理。中国共产党全力发展中华民族经济，是在补物质文化发展的课，是在完善中华文化的思维。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加入世贸；欧洲国家建立经济共同体，实现统一的欧元货币流通机制，这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说明世界性的“经济大同”正在形成，由“经济大同”带动“文化大同”，再由“文化大同”带动“政治大同”，最终的发展方向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世界大同”。 
    人类文化极度败坏之时，正是实践共产主义之时，因为人类已经被破败糜烂的旧文化搞得很痛苦了，开始寻求创建新文化，此时必将欣然接受物质与精神和谐发展的共产主义文化，必将欣然接受深刻无比的太极原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指导。中国古圣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忍辱负重，就是为了担当起拯救人类于危难之中的历史重任。

近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了，但不少人却感觉不如以前幸福了， 以至于有人说：“现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心理空间越来越小，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生活到处都是烦恼。”这是不少人讨论关于“幸福指数”的一个热门话题。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各有不同， 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 B. 缺少对生活的自信
• D. 缺少精神的滋养和文化的浸润

　　美好生活既包含物质丰富，也意味着精神充实。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为新时代精神生活提供了个人、民族、人类的三维价值遵循。然而，在资本逻辑规制下的个人精神生活物化、民族精神传统断裂、国际正义式微，都背离了新时代构建美好精神生活的价值原则。拯救沉沦的精神生活，需要通过保持物质与精神的合理张力、构建优良的社会精神生态系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实现其价值回归。这既关系到美好生活的实现，也关系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世界大同等人们的生存实际。

　　新时代/精神生活/价值

　　袁祖社(1963- )，男，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华清(1983- )，女，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五大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项目编号：15ZDC004)的阶段性成果。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新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过程，现在中国人民的物质需求得以充分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生活取代物质生活在人们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是由于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已经为精神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包括为人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二是因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各种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需要人们从更深层次的思想意识上去寻找答案，所以人们关注的重点自然而然地转移到精神生活上来。然而当下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在资本逻辑的统治和约束之下，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及其价值追求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这一危机既是整个现代化进程在精神领域的客观反映，同时也成为人们审视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精神路径。①在“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消除和拯救精神生活的危机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既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生存的现实需要。

　　一、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三维价值追求的主要内涵及其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这就为当前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历史场域。报告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此基础上，又自然延伸出“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这些无疑为新时代精神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

　　(一)个人之维：美好精神生活是人民幸福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个人层面来说，美好精神生活价值指向的是人藉由“精神性”的逻辑规制和价值指引，获得在物欲世界中精神境界的有限提升。这种“精神性”的逻辑规制和价值指引主要是通过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实现的。然而，人的美好精神生活并非是一种顺其自然便能发生的结果，它需要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指导以达到对世俗生活的超越。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导致精神生活追求的扭曲和错位，从而使人更加远离真正的美好精神生活。毫无疑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便成为构建个人美好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

　　新时代要创造新生活，一种人民能感受到幸福的美好生活。这种美好生活不仅是指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更是意味着精神生活的高品位。因为人既是物质实体又是精神主体，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追求。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在关系来说，精神生活离不开物质生活，它是对物质生活的反映，并且只有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才能谈精神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都无动于衷。纵观人类文明史，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人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必然伴随着对一定精神生活的要求，即“当物质生活资料达到充裕后，物质生活的进一步提高就获得新的意义，即它不再是或主要不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自身不断增长着的物质需求，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和发展精神生活的需求。这时候物质生活在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精神生活，或者说成了精神生活的外在形式”②。马克思指出：“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③这表明了人的需要的变化，在这里，如果说“肉”代表了人的物质需要，“刀叉”则体现了人的精神需要。肉对解除人的饥饿的有用性始终没有改变，但人的需要已然发生了改变。从“生肉”到“熟肉”这一食物形式的变化，从“用手、指甲和牙齿”到“用刀叉”这一工具形式的变化，都反映了人满足需要的精神形式要求。在这里，人的精神生活就表现为“肉”的食用性之外审美品格的需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精神生活的物质基础已经有了充足的保证，从而幸福感受的源泉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从物质层面转向了精神层面。人民幸福的含义早已超出了单纯的物质丰裕，更包含着内心精神世界的充实、精神生活的高尚等精神层面的因素。

　　(二)民族之维：美好精神生活是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

　　从民族层面来说，美好精神生活价值所指向的应是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这在新时代就体现为“为民族谋复兴”。如果说物质生活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生活的硬件，那么精神生活就是其生活的软件。由于社会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它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在精神生活上的反映，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任何一种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都形塑着与之相应的精神状态。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④。但同时，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社会发展目标的确立和实现，离不开本民族与之相适应的整体精神状态的强力支撑。因此，美好精神生活应该是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相适应的，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及党和国家社会发展目标在精神风貌上的集中反映，是社会成员精神状态与国家、民族精神状态的高度统一。

　　“中国梦”是凝聚人心、整合分散的社会力量的强有力的精神纽带，它通过对民族整体而长远的利益所具有的高度的政治认同感而形成的政治向心力，为国家长远发展凝聚起全民共识，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本遵循。历史一再证明，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要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需要有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有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共同体认，以此来增强精神生活的归属感。实现中国梦的过程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相互作用共同提高的过程，也是形成同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相匹配的精神生活价值的过程。只有具备了与民族复兴宏伟蓝图相匹配的精神生活的支撑，人们才能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三)人类之维：美好精神生活是世界大同的本质要求

　　从人类历史的层面来说，美好精神生活价值应遵循的是人类正义得到弘扬，人类解放得以实现。这也是马克思对人类精神生活提出的最终价值指引。在以国家作为人类最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环境中，人类层面的美好精神生活价值主要指向的是国家间的正义。国家间正义也称国际正义，是指赋予国家以权利和义务——如自决权利、不被干涉权利和所有主权国家被平等对待的权利——的道义规则，它包含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两种主要的形式。⑤国际正义主张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出发来关注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而非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国家的利益得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世界谋大同”正是聚焦于人类整体利益，蕴含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充分反映了对人类正义的向往和追求。

　　国际正义不是单靠呼吁就能实现的，它必须以具体实现机制作为保证，即建立起一套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来实现和落实。这种秩序既包括现象世界的社会秩序，也包括意义世界的精神秩序，它们共同体现和维护着人类正义。其中，精神秩序具有更为本质和稳定的特征，并通过社会秩序得以外化和表达。发端于资本主义框架体系内的旧国际秩序，奉行的是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这无疑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等现实挑战，都在警示人们，这种零和博弈的强权逻辑不可能谋得大同的美好世界。当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日益突显的全球性问题也一再表明，各国的未来息息相关，单打独斗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建立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既是人类正义的必然反映，也是谋得世界大同的本质要求。

　　二、资本逻辑规制下的精神生活的价值疏离 

　　精神生活作为人之为人的重要表征，是人精神的栖居之地，它追寻超越现实生活的人生意义及精神价值。然而，由于现代社会受制于资本逻辑，包含精神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总体已然处于现代性遭遇的洪流之中，从而背离了精神生活的价值。

　　(一)精神生活物化对人民幸福感的侵扰

　　美好精神生活是人民幸福在精神上的反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实践着的美好生活。然而，由于资本逻辑以无可撼动的主导地位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以致扭曲，造成了各领域物质主义的盛行，作为人之部分需要的物质需要已然泛化为人的需要本身，物质需要最大化继而成为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与此相关，人的精神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物化倾向，不同等级、不同档次的商品符号成为了人生意义的标签，人们纷纷以物质的满足来求得精神的慰藉。这在事实上造成了物质生活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挤压，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在理论和实践中充斥着物质崇拜。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将人们迅速卷入一个普遍物化的“病态社会”之中，物质由此被赋予了表征精神生活的特殊意义，甚至成为了精神生活水平的衡量标准。然而，研究表明，物质财富的多少与幸福感不是成绝对正比的关系。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至4000美元时，幸福感会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多而增强，但过了这个“幸福拐点”后，幸福感就跟物质财富关系不大了。因此，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精神生活所追寻的关于人自身存在的超越性特征便会悄然隐退。对此，弗洛姆深刻地指出：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于是，在这个人人忙于创造并尽可能多地占有物质财富的社会，人们却清楚而强烈地感受到了空虚和孤独带来的精神折磨，出现了物质富裕与精神虚空的二律背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及精神生活物化的这一状况，是资本逻辑带来的消极历史效应，其实质是对人的生命本性的否定。蓝德曼说：“人与其它存在物不同，人不是纯然地存在着，而是好奇地询问和解释自己。”⑥然而，一旦意识到这种询问无法在物质主义范畴内获得解答时，便会对此种物质化的精神生活产生怀疑，并最终产生虚无主义。其结果要么是满足后的虚空，要么是无法满足的痛苦，人民幸福感受到严重的侵扰。

　　(二)精神传统断裂对民族复兴的羁绊

　　民族精神传统是支撑本民族努力走向未来、实现梦想的精神力量之源。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精神传统蕴含在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指出：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出现过二十六个不同的文明形态，但其中唯有中华文明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时代生活瞬息万变，民族精神家园在中华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内涵、形态和目标，但历史积淀下来的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便成为了中华民族永恒的根。这一精神血脉的核心包含着共享的、关系性的概念，正是这些概念构成了指导人们开展精神生活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准则。

　　然而，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包围下，资本已占领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社会发展中的造假、贪污、腐败等丑陋现象层出不穷，恰恰反映了那些曾经被人们普遍遵循的价值原则和代代相继的传统观念已分崩瓦解，最终不得不让位于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等与资本逻辑相伴而生的价值观。综观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个人主义对精神生活越来越起着支配性的重要作用，以集体主义为重要特征的精神传统在当前精神生活样式中已逐渐淡化。物质利益关系与个人主义原则渐渐成为个体联结世界的重要方式，而以传统方式积淀的精神生活准则已呈衰微之势，谈论集体、奉献等已成为了“假正经”。这一结果必然造成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更为宏大的视野的后撤，精神生活便只剩下一种狭隘的、自恋的自我专注。个人主义是以个人自身作为精神生活展开的起点和终点，通过个人远离他人和社会关系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这无疑是与传统理念所倡导的共享的、关系性的概念的断裂，从而意味着切断了与精神传统的联系，精神生活也就丧失了滋养自身的文化土壤，造成了精神生活的漂泊状态和无根痼疾。诚然，个人主义价值观给主体的自由开放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但同时也使个人失去了其行为中的更大的社会和宇宙性的视野，以及那些更高的目标感。这种精神传统的断裂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危机。

　　(三)国际正义式微对世界大同的阻碍

　　“为世界谋大同”实质是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公平正义为基石而对未来世界作出的一种理想性描述。然而，与发端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框架的全球化相适应的，是一种与价值和意义无涉的现代性运行机制，唯资本马首是瞻，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公平正义从来不在其考虑范围。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借托马斯·登宁所言：“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了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风险。”⑦凭借资本在全球的扩张，现代性的运行机制及其后果也在全球蔓延开来，这种零和博弈的逻辑导致的非正义行为，使人类世界发展不断陷入各种危机之中。继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中东、北非的政治危机之后，中东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叙利亚战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强势推进再穆斯林化等事件又接踵而至，以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等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浪潮日渐高涨。这些大事件都充分表明国际正义的严重缺失，相反地充满了强国为保障其重大经济利益对相对弱小国家的自决权利、不被干涉权利和所有主权国家被平等对待等权利的破坏。正是由于资本的贪婪，使它敢于“越过地方的、民族的和道德的界限”，并“利用危机和混乱使之成为进一步发展的跳板、用它自己的自我破坏来滋养自己的能力”⑧。

　　国际正义式微下的人类社会，各国纷纷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肢解了人类发展的整体性，导致人类世界严重不公正不合理的非均衡发展。习近平主席就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问题指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令人担忧。”⑨然而，“为世界谋大同”首先是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发展机遇，但若平等正义缺失，“谋大同”便无从谈起，正如罗尔斯所言，在万民社会中“人民间相互尊敬的关系，并因此构成人民社会基本结构与政治环境的根本组成部分”⑩。

　　三、美好精神生活的价值回归之路 

　　拯救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危机，必然要直面其存在的问题，从造成这些后果的现代性中寻求答案，开辟精神生活的自我更新之路，实现符合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的价值回归。这既是社会发展中的难题，也是确保社会继续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保持物质和精神的合理张力，实现个体生命与灵魂的深度契合

　　人是一种二元性的存在，包括了理性及其依靠的肉体，这决定了人的生活样态也必然包括精神生活及物质生活。因而关于人的探讨，只关注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只有将二者综合的时候，人们才能拥有完整的人类形象。(11)物质与精神的积累共同推动了人类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虽然二者的积累从来不是同步的，但就当前其严重失衡的程度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重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赖于物质与精神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在多大程度上被正确对待和有效实现了。

　　如何保持这种合理张力？说到底，就是必须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思想指引，实现人们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协调统一。具体来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防止精神生活全面物化的状况。若将精神生活囿于感性的物质生活经验内，则必然导致其超越性特质的退场，最终导致精神生活极简化为物质生活。人对于自身生命及价值的好奇和追问便找不到可能的答案，在遭遇挫折时便轻易失去了坚持的勇气。只有以精神生活为基础和支撑，人生才可能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拥有面对一切生活磨难的终极价值支撑。二是注重让精神的根系深扎于现实的生命活动。现实生活中内蕴着精神生活的价值，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正是源于对现实物质生命活动的反思，体现着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寻。若仅强调精神的超越性而忽视其对现实生活的依赖性，则精神生活必然会因脱离现实而太过抽象，甚至会野蛮倒退到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寻求精神慰藉，以神性来统治人性，从而使精神生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类生活是一个整体，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也从来不是彼此隔离或无关的两个领域，它们是与人类生活密切关联的两个层面，通过现实生活得以连结。

　　只有维持这两个层面的协调发展，才能确保物质和精神的合理张力，从而实现生命与灵魂的深度契合。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面对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现状，国家应将已经有所偏移的精神生活拉回社会生活的正轨上来，改变因过于注重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积累而遭受压抑并日益萎缩的精神生活状况。

　　(二)优化精神生活资源环境，构建优良的社会精神生态系统

　　美好精神生活的实现离不开健康的精神生活环境，面对如此复杂多元的新时代，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需要优化精神生活资源环境以形成优良的社会精神生态系统。

　　首先，加强文化“三自”建设，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美好精神生活的源泉。文化是精神生活的媒介，人类精神的文明进步是通过文化来表达、实现和塑造的，这就决定了精神与文化的关系往往难以分割。(12)因此，关于人类精神的病症可以通过对文化病症的治理找到一定的解决之道。作为一个以现代性为目标的后发展国家，中国文化在时代转换中同样遭遇了文化传统的断裂，导致传统精神资源的衰微以及传统精神生活方式的逐渐隐退。中国文化的核心构造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心，这一现象无疑影响着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根据地。(13)一个民族的复兴所指向的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同时也包含了精神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自信。(14)这就要求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并对其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

　　其次，吸收优秀外来文化，为新时代精神生活在价值和信仰的提升方面提供有启发性的理念选择。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众多精神资源的交流互动，出现了多种精神生活资源的同时在场。然而，深受资本逻辑布控下的精神领域，这一多元精神生活资源还并未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新时代，也必须将中国的精神生活放置在世界舞台上来观照，具有一种超越一国一族的世界视角，真正展现出大国气象。这就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外来文化的精髓，提升新时代精神生活的价值和信仰。由此，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价值追求便获得了普遍意义，具有了宏大的世界气度，从而获得与新时代的内在特质相匹配的精神生活样态。

　　最后，在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发现和创制属于新时代的美好精神生活所必需的新的话语及其实践方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精神生活的实践者。精神生活资源的创制不应该脱离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应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为出发点，健康表达和生成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才能在实践中加强人民群众对精神价值的体认，从而让精神生活发挥超越和引领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根植于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的话语表达，它不仅为人们在这个多元价值共存的社会里提供了一个判断信息的基准和选择资源的标杆，而且有效整合了日益分散的社会利益诉求，从而有利于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合力实现民族复兴。

　　不同精神资源和精神主体相互借鉴，不同时代精神主题的相互交融，是形成优良精神生态系统的必然要求。因为人类的诞生也伴随着祖先积累并承传给我们的文化的“外在装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然要将时代需要的精神源源纳入文化发展的轨迹中，以保证精神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

　　(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美好精神生活的国际共识

　　马克思洞见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解决方案，以期消解资本在世界舞台上的破坏力量，从而为人类社会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美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由人联合体”理念的思想精华，结合当今世界的发展现状，对其作出了符合时代特点的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被写进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重要决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所传递的面向未来的国际正义理念，契合了国际社会对人类正义的普遍期待，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人类建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凝聚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需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从价值、利益、责任三位一体的逻辑思维出发，凝聚起美好精神生活的国际共识。(15)第一，以价值共同体为核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赖于一套能为国际社会成员所共同接受并认可的价值观，这也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和灵魂。价值观认同是各国展开对话合作的基础和前提。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有利于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摒弃“他者”或“异己”等排他性概念，以更公正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国家，实现国际冲突最小化和合作最大化，使共同体成员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而共同价值观的提炼要在尊重各国差异的基础上进行价值观的整合，超越文明、地域、宗教和社会制度等界线，实现求同存异。第二，以利益共同体为保障。马克思曾经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6)，这就意味着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保障。因此，如何将价值共同体转化为利益共同体，使共同体成员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关键。构建利益共同体一方面要舍弃资本逐利绝对合理性的思维，推进全球经济的普遍和全面发展，以改变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现状；另一方面，反对为了一国私利而剥夺他国的正当利益和践踏人类的整体利益的行为，要把地区、民族、国家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相结合，为国际社会提供有益的经济公共产品，实现各个国家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循环。第三，以责任共同体为支撑。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在享受共同体带来的权利的同时，也要对共同体承担相应的责任，实现权责一致。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或只承担责任不享受权利，都是有悖公平正义原则的，也必然动摇共同体的存在基础。应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共同问题和危机，就需要对共同体中的成员实现合理的责任约束，打破西方在主导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西方中心论”，超越狭隘的地区、民族、国家视野，以共存共生的意识使各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的展开离不开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就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就为其精神价值追求作出了内在规定。保障精神生活的价值在场，这关系到美好生活的实现，也关系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世界大同的真正实现。

　　①彭成广：《现代性危机的表征：“家园”意味的时空转向与衰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②张同基、包哲兴：《精神生活：一个属人的世界》，《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⑤黄日涵、姚玉斐主编：《国际关系实用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页。

　　⑥[德]M.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彭富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1页。

　　⑧[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5页。

　　⑨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第3版。

　　⑩[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11)[德]M.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彭富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

　　(12)张同基、包哲兴：《精神生活：一个属人的世界》，《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13)樊浩：《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14)童世骏：《理性与梦想：中华腾飞的精神两翼》，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15)靳凤林：《王道政治的转型升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3期。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