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心中有个地方，我知道那里充满了爱。这个地方会比明天更灿烂。如果你真的努力过，你会发觉不必哭泣。在这个地方，你感觉不到伤痛或烦忧。到那个地方的方法很多，如果你真心关怀生者，营造一些空间，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拯救这世界，让它变得更好，为你、为我，为了全人类。不断有人死去，如果你真心关怀生者，为你，为我，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如果你想知道缘由，因为爱不会说谎。爱是坚强的，爱就是心甘情愿的奉献。若我们用心去尝试，我们就会明白，只要心里有爱，我们就感受不到恐惧与忧虑。我们不再只是活着，而是真正开始生活。那爱的感觉将持续下去。爱让我们不断成长，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美）迈克尔·杰克逊，《拯救世界》
家长和孩子之间讨论问题是中产阶级抚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特征。由母亲和父亲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支配着中产阶级孩子。通过确保他们的孩子拥有这些和更多其他的体验经历，中产阶级家长参与了一个协作培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中产阶级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这种优越感在教育机构的场景里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中产阶级孩子在这个环境场景里学习对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讲话。
经济上的艰难困窘使一些基本的生存需要成为这些家长的主要生活任务，与中产阶级家长不同，这些家长并不认为协作发展孩子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有组织的业余爱好活动而实现的协作培养）是教育好孩子的必要因素。对他们来说，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要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想、观点和思想。相反，他们认为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些家长倾向于下达指令：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给出理由来说服他们去做事情。和与他们对等的中产阶级孩子不同，这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那些固定的由成年人为他们安排的活动，他们对自己业余活动的特性有更多的控制权。大多数孩子都和自己的小朋友和亲戚住得很近，都能自由地外出并和这些亲戚朋友玩耍。他们的家长和监护人推动了他们成就自然成长然而，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仍然需要与像学校这样在社会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机构配合互动，而这些社会中心机构又都坚决果断地推崇以协作培养的方式教养孩子的策略。对于工人出身的家庭和贫困家庭来说，他们在家中教养孩子的逻辑和教育机构的标准是不同步的。
美国也许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十地，但是它也是片不平等的土地。父母的社会地位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阶级主要指以经济水平为基础的社会地位，而并没有太多政治上的含义；因此阶级与“社会地位”大致可以对等互换。
最重要的差距并不是发生在同种社会地位内部，而是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之间。正是这种不同阶级地位之间的差别促成了影响到孩子在与身外世界发生联系时对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与承认社会地位的力量相比，美国人能更轻松地承认个人的积极主动性。然而，毋庸置疑，社会的确是有阶级和阶层之分的。很多非常宝贵的资源都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均匀地分配的，比如说，对财富的占有。而且，这些资源还是代代相传的：预测一个孩子是否有一天能从高校顺利毕业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一看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否有大学文凭。当然了，诸如此类的关联并不是绝对的。
在普通学校存在很多实质性的局限性，比如说教师短缺、教师工资偏低、学习用品缺乏和繁冗的官僚制度。家长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力量。学生们来自种族之间互不杂居的居住区，在这些居住区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土地使用模式和市场的压力限制了大型商店存在的可行性，这里的住宅很小而且都挤在一起，交通很混乱，犯罪率通常也让人担忧。
在中产小学，经济方面的安全感不是问题。家长回到家里，显然因为劳累而不愿再去督促孩子去做家庭作业。家长还经常会对孩子的成绩及能力估计过高。这些家长们，他们当中有好多人都好自我中心哦！有一些人，他们已经把自己这种自我中心的东西传给了他们的孩子。家长埋怨老师，老师也在埋怨家长。
如果社会地位不起紧要作用的话，这些差别就会是无规律地随机分布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全国范围内，家长的平均社会地位较高的社区，都拥有声誉要好得多得多的公立中小学系统。
已确立的职业惯例和教育机构制定的标准。美国的小学有很多一致的成分，比如说，包括教学日的组织安排都很相近。老师们看起来对什么是恰当理想的童年经历拥有类似的看法，大体上他们都同意，家庭应该在促进孩子的教育发展上担当起恰当的角色。这些前提并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对自己个人信念的一种表述，而更是他们对一整套已受到教育界普遍赞同的文化惯行的一种附和。
总的来说，老师们都支持协作培养的惯行，强调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发展孩子的能力、通过说理和阅读增大孩子的词汇量，并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教育和家庭以外的各种文教机构组织的活动。教育工作者每天都会有选择性地对孩子提出表扬，在闲聊中对他们父母的教育方式或褒或贬，并遵从那些学校和区里制定的编有特定教法的成规。教师们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也会遵从协作培养的规范。
比起那些像让孩子在院子里玩球或是看电视等等的随意玩耍，成年人更重视像体育竞赛和舞蹈表演会这样有组织的活动。当孩子们主动告诉老师他们看了某个电视节目或是和表亲的孩子玩了什么游戏时，老师们并没有对他们表示那么高度的兴趣或赞许，而如果孩子们告诉老师他们参加了一个有组织的活动，老师则会对他们大加赞赏。
总之，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在这些情况下都面临着一个自相矛盾的局面。一方面，各个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存在深刻的差别。另一方面，各个教育机构在文化技能库方面则接受并推崇同样的标准。因此，老师们都强调要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来培养孩子的才能，强调由父母来发展孩子的词汇量的重要性，强调父母积极和正面地配合参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这些标准更照顾中产阶级的文化惯行，而对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则很不利。这种模式使得中产阶级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能够更安逸地，有时甚至是更容易地实现他们的心愿。
很多人都认为，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开放型的。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才干来为自己开拓生活道路。所有的孩子都被看做是拥有近乎平等的人生机遇。或者，如果孩子们的人生机遇看上去有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也会被看做是天赋、主动性、抱负和勤勉程度上的差别。这种观点直接回绝了本书的主题，即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规律有系统地塑造着孩子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成就。与本书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每个人在自己一生中所取得的成绩如何，只应由他们自己来担当。
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是以每一个孩子的活动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生活的方式塑造了所有家庭成员的经历，包括并没有参与某项具体活动的兄弟姐妹的安排。我们所看到的中产阶级孩子在兄弟姐妹之间公开表现出的敌对行为，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中却并末出现。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之间明显有相互讨厌对方的时候，但是我们却从未听到过中产阶级孩子这种毫不掩饰甚至是随随便便就提到憎恨的话。同样的，中产阶级孩子之间的大声吵闹及需要大人出面才能解决冲突这一现象，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也是很少见的。对于后者来说，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既没有这么吵吵闹闹，也不大会在大人在场的时候发生。亲戚的重要性相对较小
对塑造儿童生活之主要因索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只专注在寻找一个单一的决定因素上——比如说，他们都希望这个决定因素能指向收入或受教育水平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我们也曾很勤勉地去寻找关键性的因果关系元素，但是从我们所密切观察的所有十二个家庭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以各种形式附着在中产阶级文化上的惯行或策略模式。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孩子活动造成的忙乱日程安排并不是由他们生活的某个单一层面引起的：像家庭收入、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或工作状况，临近区域类型、有几个孩子或孩子性别构成、或是家长的业余爱好等方面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起到压倒多数的决定作用。关于中产阶级教养孩子的方法是如何与我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我们还知之甚少，这也使得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想象中产阶级所使用的方法也许并不是最理想的教育方法。
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经济资源有限，这就使得照顾孩子的衣食住行成为一项艰苦的劳作。家长们倾向于把精力投人到保证孩子的安全、强化纪律中，在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孩子的行为。在这些界限内，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可以自由成长和发展。家长允许他们自己选择各种活动，自己选择玩伴，自己决定参与这些活动时的积极程度。因此，中产阶级孩子常常被当做有待开发的项目，而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则能在由家长划定的界限内自由成长。
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更注重和亲戚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孩子们和家庭成员之间有更多的互动，和中产阶级的孩子相比，也给自己的亲戚带来了更重要的物品和服务。虽然兄弟姐妹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吵架，但是和我们所观察的中产阶级家的孩子比起来，他们更多的是给予对方友谊和支持。成就自然成长的文化逻辑给予了孩子一个独立于成年人的世界，在这个自治的空间里，孩子们有自由去尝试新的体验并发展重要的社交能力。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学会了怎样在游戏里的公开冲突中进行商榷，包括怎样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和女孩子相比，男孩子还拥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去玩。
这些孩子之间最重大的差别，就是那个现有文献尚未完全承认的差别：一个以阶级为根源的在日常生活组织方式上的差异——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孩子追从着一个由成年人组织的忙乱至极的活动日程，而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则遵循着一个并没有多少成年人管控的可自由支配的议程。
总之，与中上层中产阶级孩子相比，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的日常生活节奏更慢，压力更小，也没有那么结构分明。因为成年人极少把时间花在监测孩子的活动上，对孩子的实际表现也没有那么重视，孩子们也就有了更多的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孩子们有独立于成年人的自己的世界。当然自治也是有限度的。家长加给他们各种规矩来确保他们的安全，而且，有些活动的时间也是家长决定的，比如跑腿做事和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去亲戚家做客往往也由家长决定。
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成年人对待孩子的活动十分认真。孩子要求帮助时，也不会置之不理。由于中产阶级家长对孩子的生活十分关注，对孩子来说重要的事情很容易也会成为家长的要事。这也给孩子带来了压力，让他们觉得自己必须成功。中产阶级家长不仅会通过让孩子报名参加各种活动来持续支持孩子的爱好，还会观看孩子即兴表演的幽默小品或是加入其中一起在后院玩球或是在饭后和孩子一起玩文字游戏。家长们通常很喜欢这样的参与，但是他们也把这些看做是自己对孩子应尽的责任之一。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是家长的参与。因而，中产阶级孩子就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事无巨细都右权利得到成年人的关注。
我们观察到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大多是9-10岁的儿童，他们年龄尚小，仍然会喜欢得到父母的关注。有时候他们会要求大人关注他们或是帮他们做某些事情。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揭示，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成年人常常（但并不总是）会拒绝孩子的这些要求。孩子们往往也会默默地接受这样的决定。他们不会催促成年人满足他们的愿望。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长认为孩子的社交生活并不怎么重要，他们的孩子往往也会接受父母的这种观点；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孩子们没有受到训练，没有感到自己很特别，也没有觉得自己值得在生活中得到特殊照顾。在对待更大的世界时，孩子们看起来得到了一种局促感，而不是优越感。
然而，局促感并不是唯一的结果。成就自然成长在监护方面对孩子管控严密，但却在休闲娱乐方面给孩子以自主权，当家长遵从成就自然成长的儿童教养策略时，孩子看起来的确在玩耍中得到了真正的快乐。孩子的活动不受大人的关注也没有大人的参与，这就使得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能够有自由去做让自己高兴的事情。与中产阶级孩子在参加有组织的活动时的表现相比，我们观察的这些孩子在他们的休闲娱乐中都展示出了更多的创造性、自发性、快乐和直觉。
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家长不太关注孩子的业余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孩子玩得开心，喜欢孩子开心并不会让家长觉得自己应该经常给予孩子类似的经历。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家长也不觉得自己有义务丢关注或是跟踪培养孩子所表现出的创造性。总之，孩子的业余活动被看做是令人愉快的，但又是无足轻重的，并且是和成人世界割裂开来的。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那些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的繁杂步骤：叫他们起床，冲澡，吃饭，穿戴整齐，穿暖冬装，按时出门上学，然后这一天要结束时还要确保他们安全到家，吃晚饭，做好作业，按时睡觉。
与中产阶级家长在这方面的负担相比，这些任务要耗费工人阶级和穷人家长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劳累，也造成了更多的挫败感。想通过公共援助来把日子过下去，就得一次一次地面对繁冗的官僚机构。由于没有私车或只有很破旧经常抛锚的私车，使得他们连完成像买菜这样例行的任务也不得不坐公交车；按时赶赴与医生的预约也会包含同样复杂的后勤过程。而且在长期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很小的问题（例如，洗衣机损坏，或是退款没有如约到位）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深远的后果。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的孩子都了解他们生活中的这些局限，但是对穷人的孩子来说，资源匮乏的后果则更加紧迫更加无法抵御。
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记住，即使在经济状况相同或是近乎相同的地方，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作出不同的反应。而且无论其经济地位如何，每个家庭（和家里的每个人）都会在他们而对的很多其他方面的限制上有所不同。正如赖特·米尔斯所指出，社会结构和个人经历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家面临着的很多问题并非只局限于某个阶级，而是那些不论经济地位稳定与否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的挑战——包括性虐待、严重的抑郁症和艾滋病感染。然而，如果这一家但凡有那么一点点经济来源——如果他们所依据的社会公益服务机构但凡能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支援，让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得到保证——他们也许还可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而那些选择所造成的后果也许还不会那么悲惨。换言之，一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会给其家庭成员带来不同的资源储备以应对生活中类似的问题，但是，即使在社会地位相似的家庭当中，人们使用手头的各种资源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
所有的家长每天都会面临着教养孩子的多重任务。但是在贫困家庭中，执行这些任务所要遇到的困难却远远比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的要大得多。贫穷造成的更多的负担与个人能力并没有关联（虽然个人在社交方面的确是有差异的）。倒不如说，这些困难都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造成的。在西欧国家，所有有孩子的家庭每月都会得到国家的津贴，而在美国，经济来源的稳定性被看做是个人自己的责任。公共援助并不能涵盖抚养孩子的最低消费。而且，穷人能得到的社会资源还不仅仅是不够，其申请过程往往还很官僚、缓慢并受他人轻贱。
调研中的所有家庭——各地的所有家庭——都面临着各种问题。不同的是，他们面临的困难种类和数量不同，每个人的性情也影响着他们面对挑战所作出的反应，每个家庭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也不尽相同。
这些日常的两难境地符合社会结构问题的定义：它们是由社会结构系统的组织形式造成的。而家庭成员的个人经历又和这些社会结构问题混合在一起。因此，通过观察真实生活中的家庭每天如何生活，我们观察到一个社会结构与个人经历之间持续进行的互动。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结构问题是结构一经历混合物中最具压迫性的一方。物资缺乏决定了全家住在哪里、家长有（否）工作、如何出行，以及家长能给幼儿多少及何种照顾。
在这样的条件下，家长不优先考虑孩子的业余生活也就不足为惊了。他们较少参与孩子的游戏，也不会通过给孩子注册加入有组织的活动来持续支持孩子在音乐、美术、戏剧或体育方面绽露的兴趣。不过，日常生活的压力并不是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的家长不支持孩子业余爱好的唯一原因。在中产阶级家长中显著存在的协作培养的责任感，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中并不普遍。同样，中产阶级孩子那种有权享有成年人关注的优越感，在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中也并不流行。
在观察中我们发现，对于经济资源最有限的家庭来说，完成生活中简单的事务都比其他家庭更困难。所以贫困的母亲比工人阶级的母亲面临更多的经济压力。在这两个社会阶层中，孩子们都十分敏锐地意识到了家中经济资源的限制。
语言是人类体验的零件和组成部分。但是各种社会言语模式（各个社会阶层在言谈中所使用的词汇和句法）之间却有着重要的差异。一些研究人员，特别是雪莉·布赖斯·希思(Shirley Brice
Heath)发现，不同的父母在是否把（还不会说话的）婴幼儿当做潜在的交谈同伴上存在着不同之处。有些母亲和婴儿交流的时候就像是在和他们对话：“好了，好了，这样感觉就舒服多了是吧？”（停顿）“你现在想小睡一会儿了吗？（停顿）小孩在生命的这个阶段还不能够回答母亲的问题，但是等他们慢慢学会说话，他们就会把自己看做是与成年人交流的同伴。不过在其他家庭里，希思发现，家长们虽然会谈论自己的孩子，但却不把婴幼儿看成可以与之交流的聊天伙伴。希思认为，这些社会语言学风格策略上的差别，与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有很重大的关联。
在这一部分中我将展示，调研中这些家庭里的孩子们，也在父母的教养下学会了使用不同的语言，有些家庭甚至就是为了培养语言能力而使用语言。他们由内在本然的愉悦感使然，就是喜欢语言本身。他们讨论词语的众乡含义。父母用语言作为管教孩子的关键性机制。这种方式常常导致日常家庭生活中大量的谈判磋商、讨价还价和牢骚抱怨。但是这种方式也让孩子获得了巨大的词汇量和娴熟的语言交流能力。对于其他家庭来说，特别是贫困黑人家庭，语言的使用则更具实用性。家庭成员能够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偏好，但是他们却只用了很少的言词来达到目的。这些家长在与孩子交流时会使用指令性的语言，而不是进行大量的磋商；必要的时候，他们还会用体罚来进行威胁。这种做法的一个后果就是，孩子们很少（甚至根本不会）和家长犟嘴。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牢骚抱怨，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却很少见。尽管如此，由于语言交流常常会增大词汇量以及强化其他重要的阅读技能，在家里面使用语言的方式不同，也就造成了孩子们从学校教育中受益程度的不平等口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还在与成年人的商谈上获得了较少的经验，而这一技能很有可能会在他们日后与公共机构打交道时派上用场。
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同孩子进行广泛的说理、提问、对观点的探究和对回答的倾听。
这样的训练帮助中产阶级孩子发展了一种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参与意见，提出特别的要求，对他人进行评判，并给成年人提供建议。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注意并受到重视。十分重要的。比如，在美国的殖民时期，承认这些优势和权利有历史的特定性是孩子的行为受到高度的限制，因此，与协作培养有关的策略在那时就不会给人任何在社会地位上的好处。这些教育策略在当今的美国却极其有效，其原因正好在于我们的社会格外褒奖的，就是具有说理和协商技能的人所作出的果断自信又有个性的行为。
贫困和工人阶级孩子的语言世界，既为他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优势，也让他们付出了一些代价。在这种环境下，大人和孩子之间的界限分明。成年人觉得自己可以轻松自如地给孩子下达指令，孩子也会马上遵从照办。成年人下达的一些指令是以孩子对家中其他人的义务为中心。在他和同龄人互动的时候，贫困和工人阶级家庭中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语言互动有着显著的差别。
社会地位还是造成了父母（主要是母亲）在如何处理孩子对公共机构的抱怨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母亲往往都会采取干涉主义的方式，果断自信地对一些状况进行干涉。有时候家长的干涉会成功，有时候则不会。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直接教会了孩子怎样“不因为被拒绝就轻易放弃”，也教会了他们怎样给公共机构中掌权的人施加压力以敦促他们照顾到自己的需求。
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往往会期待教育工作耆及其他教职员工承担起领导的角色。其实，这种顺从并不是他们对自己生活中其他关键性服务人员所抱有的态度。
借用布迪厄的理论话语来说，黑人和白人的中产阶级家长，尤其是母亲，都会常规性地不断审视搜寻视野中的各种机会，来代表自己的孩子激活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很精明地把自己的干预建筑在与公共机构（诸如学校和公立或私立休闲班）相一致的组织程序上，这样，家长就能为孩子获得重要的优势。这些受益要远远超出短期的目标，像进入“最好的四年级老师教的班里，或是挤进“最好的"体操班。通过教他们的儿女怎样让公共机构满足自己个人化的需求，白人和黑人的中产阶级母亲就把那些有可能在孩子成人后都会极有价值的技能传递给了他们。这些优势是以阶级地位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与公共机构之间所打造的那种关系，与中产阶级家长打造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不同，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都是如此。
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种族的确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却不是在家长是否或如何干预孩子在公共机构中的生活这方面，而是在他们监督的是何种问题以及家长和孩子面临的潜在问题数量多少上。中产阶级的黑人家长——他们的孩子常常会在以白人为主的环境中度过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光——都会不断地去处理其他孩子及成年人的种族排斥行为或不得体的行为。非裔家长也都对白人可能会看低自己的孩子很警觉。这种警惕性就意味着黑人中产阶级家长，尤其是母亲，比白人中产阶级家长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因为他们担心种族平衡的问题及其他孩子的不得体行为，也因为他们还要对自己孩子的反响作出恰当的回应。有时候，家长和孩子都会遇刭艰难和痛苦的情况。一方面要承认孩子评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要尽力对一个人人平等、种族相融的社会存有希望，这是黑人中产阶级母亲共同面临的一个持续性的挑战。
当家长通过监督、批评和干预孩子在公共机构中的生活而致力于协作培养的时候，孩子就会获得重要的受益——或利润。
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意味着，在社会地位之特权的传输中，众多微妙的技能技巧都会被利用到。因此，在家长为激活文化资本所作努力的有效程度上就会出现各种重要的变异。像干预是否机敏、家长提出意见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吸引掌权的人作出回应，以及孩子遇到的困难的特性，这些因素都会起到一些作用。在教育领域，至少有三个重要原因可以使得文化资源的使用不成功。首先，教育工作者有时并不知道中产阶级母亲会很顽强地遵守学校的政策规定。他们不能对自己毫不知情的行为给予特权。然而，孩子们不但知道家长作出的努力，还会为此感到十分压抑。尽管家长的干预是好意，但却会让孩子感到极不自在，从而降低了孩子努力学习的动力，而且也没有激发出他们的学习热情。因此，即使有些时候老师也许会认可家长的资本，孩子们自己也不会认可。其次，对于有帮助的行为是由什么组成的，教育工作者经常采用一种较为严苛的定义；家长那些处在定义范畴之外的行为会被忽视或被怀疑。因此．像反复不在学校的各种表格上签名或多次迟交的家长，就会被看做是严重的玩忽职守，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再次，即使在社会地位资源相当的家长中，也会有一些家长要比其他家长更能有效地激活利用这些资源。
并不是只有一个人试图帮助孩子学习，但是他们却无法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在这方面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也经常会有相似的经历。
无论处在什么社会地位，家长都会密切关注孩子的教育。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与中产阶级的家长一样都渴望孩子能学业有成。然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却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经常害怕在与学校相关的事务中做错了事情。与中产阶级家长相比，他们大多更尊重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技能。因此，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对学校的工作人员通常都是恭顺的，而不是苛求的，他们会到教育工作者那里去寻求指导，而不是去提供建议，他们会尽力保持学校和家庭的分离状态，而不是培养一种家校之间的相互联系交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育工作者往往并不喜欢这种方式。他们想要让这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的家长更加果敢自信。换言之，估们希望这些家长能够参与到各种形式的协作培养当中来。
这种家长恭顺于教育工作者的模式，不是个别家长在个性上的特殊差别造成的。同样是这些家长，他们会默默地接受不同的老师对孩子作出的（有时候是相互矛盾的）评估，而在对有线电视公司、房东和当地的店主讲话时却是既强硬又直率。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有能力苛求其他的成年人。但他们却认为，在与学校和医务人员打交道时这种强硬的方式是不恰当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必备的词汇来对这些人提出挑战。而且，这些家长都把教育看做是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因而他们期望老师和学校职工承担起责任，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学到所有应该学到的东西。
最后，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对老师表现出的恭敬背后，还潜藏着一些抵制的成分。那些在家长会上默默点头的母亲回到家后，会在孩子仍然能听得见的地方公然指责老师不公平、不可信赖或心怀恶意。尤其是在责罚孩子方面，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更有可能认为学校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很多家长都鼓励孩子——直接违反学校纪律——去打那些袭扰他们的孩子，尤其是建议他们“在老师没有看着的时候去报复那些欺负他们的入。这种抵抗的潜流还带有一些敌对的色彩。学校的职员被授权代表那些他们认为在家里受到虐待的孩子采取相应的行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对此十分愤恨。按照教育工作者的要求去做就会减少他们受到国家官员干涉的危险，虽然老师的那些要求在家长们眼里都很荒谬。尽管如此，因为家长对孩子的教养策略与学校有一强调的协作培养有冲突，这样的家长还是会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公然批评，因为他们没有在孩子的学校教育中发挥更具领导性的作用。
总之，这些儿童教养标准都是由专业人员制定出来并编入学校制度的。换言之，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发布了恰当的儿童教养标准，并警告我们什么样的教育方法是不正确的。教师和学校的管理人员采用了这些标准。而且，无论好坏，学校是政府的臂膀，并因此必须依法报告那些他们相信是虐待儿童或疏漏照顾的事件。由于小孩子必须接受学校教育，所有的家庭都无法避免与学校打交道，或者间接避免政府官员的审视。在这样的环境中，中产阶级家庭——因为他们更有可能采用专业人士制定的标准——看上去就是在享受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所没有的这些大多是无形的优势。
在美国，人们对社会阶级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看法并不一致。很多美国人都相信，美国在根本上是个开放型的国家。他们认为认识美国社会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看成很多介体的集合。他们相信辛苦的工作，付出努力，并且有才干的人更容易走上坡路。换句话说，很多美国人都相信美国梦。在这种观点看来，儿童应该拥有大致平等的人生机会。而人生机会不同的程度都可以追溯到每个人对成功的渴望、拥有的天赋和勤勉努力的程度不同上。这种看法否定了另一种看法，即，家长的社会地位系统性地影响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和取得的成果。相反，成果被看做是更多地掌握在个人的手中。
在一个有所不同但又是相关的支脉上，有些社科学者承认系统性不平等的存在，包括，例如，家长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职业声望的差异、收入及儿童教养方法上的差异。然而，这些学者却都把社会内部的差异看做是一种渐变等级。为了解释不同的人取得的不同成果，他们认为，审视像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或者某个城市的家庭收入范围这样的线索会有帮助。这些不同的线索相互交织成纷繁复杂又往往令人迷惑的模式对不平等抱有这种看法的学者，大都把焦点聚集在了各种具体模式之间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上。这些社会科学家都明说暗指地拒绝接受那种认为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可以确认的直接差别的观点。他们不相信贯穿伞社会而确实存在着的各种差异能够聚合成以社会地位的形式出现的可辨认的模式。
在这本书里，我向这两种观点都提出了挑战。我并不把社会看做是一群个体的集合，相反，我强调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在塑造其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追随一个已经稳固确立的欧洲传统，我拒绝接受那种把美国家庭解释成细微等级的分析。我认为类别分析的方法更有价值——可以用类析法把各个家庭按贫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这样的社会类别分成组。我认为，这些类别有助于研究家庭成员的行为，其效力不只体现在某一个方面，更是体现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里。家庭的日常行事与其社会地位紧密结合在一起。接受这个观点的社会科学家也在类别的数量和种类上存在着分歧，例如，是否应该设定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及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尽管如此，他们都同意，人们可观察到的不同点是可以在不扰乱日常生活复杂性酌同时，成功地被分成有意义的类别的。我自己的看法是，选择出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并将其按社会地位来区分，这完全是了解美国人家庭生活现实一个更好的方法。我还相信，出生在何种社会地位对塑造日常生活常规十分重要，即使在家庭成员都没有明显意识到各种社会地位的存在时，也是如此。
因此，我强调了社会地位的力量是如何与孩子及其家长日常生活的结构和节奏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地位影响了家庭生活的几个关键方面：时间安排、语言的使用和亲族纽带。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母亲们可能都会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反映出类似“无微不至照管孩子的理念，但是她们的具体行为却截然不同。为此，我描述了几对作为儿童教养之“文化逻辑的信念和行为。当孩子和家长走出家门进入社会机构的世界里，他们发现这些文化惯行并没有被赋予同等的价值。由于在家中的文化技能库和公共机构采用的那些标准有很高的相似度，中产阶级孩子及其家长拥有很多优势，虽然他们看不到自己是如何受益的。
在我们观察的这些家庭里，其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并没有随社会地位而出现有规律的差异。每个家庭都有欢笑的一刻，有情感相通的瞬间，也有静谧自在的时候。这些息息相通的瞬间对于处在各个社会地位上的孩子和家长们来说，都有着深刻的意义，即便这些瞬间在语言，活动内容和特征上都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显现出了不同的形式。
我们观察的所有家庭都遵循着一些仪式性的惯行：他们最喜欢吃的饭，他们必看的电视节目，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玩具或游戏，他们盼望的全家出游日和其他一些共同的经历。各家仪式性惯行的内容（尤其会随着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是，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些经历，而这些经历本身也给家庭成员带来了一种归属感。而且在所有的社会地位中，孩子日常生活的一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丫重复各种仪式上：起床，镝床，洗澡，穿衣，梳头，刷牙，吃早餐，找课本和卷子，等着成年人准备好接送他们。这些时刻都点缀在几小时、几天和几周的家务中，在冗长乏味的事务中，在平凡的任务中，在紧张的气氛中。这一点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真实的，不论是什么社会地位的家庭。也没有哪一个家庭可以豁免于人生悲剧的发生：各个社会地位的家庭中都有入因为交通事故或者自杀而过早地离开人世。在各个社会地位上的家庭中，孩子和家长都有各种各样的性情：有些人很羞涩很安静；有些人很外向很健谈。有些人很有幽默感，而有些人却没有。日常生活的组织安排和整洁程度也不随社会地位而有规律地变化。有些人家中干净整洁，有些人家里却乱成一团。有些最脏最乱的就是一些中产阶级的家庭，他们的人口通道堪称整洁的楷模，但是他们的居住空间，尤其是楼上，却到处都很零乱。尽管像前面的章节里所详述的那样，各个家庭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差异，但是在每个家庭中，几次访问之后，我和研究助理们都发现周围的环境很正常，很舒适，也很安全。换言之，它们都让人觉得是来到家里了。
不论处在什么社会地位上的人，他们的儿童教养方法看起来都很自然。就像呼吸一样，儿童教养方法通常都是自动而且无意识的。家长们很少会意识到他们正在用某种具体方式引导孩子。
同样的，在使用成就自然成长的家庭中，经济都极为拮据，他们几乎总是在谈论着有关钱的话题。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相信自然成长而不是协作培养，这种对自然成长的笃信还带着一种“理所当然一的意味。
West)教授报告了一件让他深感沮丧的事情：他要为自己新著的出版去照一张头像照，在马路上叫出租车的时候，竟然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他等了又等，有十辆空的出租车从他身边驶过，却（通常在他的视野内）停下来去接那些不是黑人的乘客。盛怒之下，他放弃了叫出租车，而改乘地铁，结果没有赶上预约时间。韦斯特教授和其他中产阶级的非裔美国人常会提起让他们感到愤怒的事情：他们在与陌生人的互动中无法标示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些情况下，种族就占了社会地位的上风。
基于这些证据，如果暗示种族问题在孩子们的生活中不重要，必然是一个错误。不过，种族的影响并没有我原先料想的那么强大。本书所聚焦的领域是：孩子们如何度过闲余时光，家长们使用语言及惩戒孩子的方式，家庭社交网络的性质，干预公共机构的策略——根据这些焦点，白人和黑人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采用了十分相似而且经鬻是一模一样的惯行。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种族在他们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也有可能会增加。大多数非裔美国人都不会和其他种族和民族的人恋爱或结婚。对于黑人房产所有者来说，住房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现象，无论他们处在什么社会地位。非裔美国人在与白人的人际交往中也更容易遇到种族主义的态度，尤其是在工作场合。
然而，在小学四年级时，种族对孩子生活的影响还没有社会地位那么重大。随着父母围绕孩子的课外活动来安排自己的时间，中产阶级的黑人和白人孩子得到了极多的个性化的关注。这种对孩子活动的优先考虑深刻地影响了家长的业余时间。在这些情况下，各个种族之间少有差别或者根本没有差别。
同样，也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不论黑人孩子还是白人孩子，他们和自已的兄弟姐妹争吵打架，还和自己的父母犟嘴。这些行为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是根本不能容忍的，不论黑人还是白人。在本项调研中，在孩子们日常生活行为中反映出来的儿童教养的文化逻辑上，最大的差异仍然是中产阶级孩子（包括更富有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之间的差别。为什么这很重要？
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都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固有的优势（和负担）。然而，这些儿童教养惯行却被重要的社会机构赋予了不同的社会价值。有迹象表明，有一些家庭的文化惯行，尤其是那些与协作培养相关的儿童教养惯行，给孩子带来了其他文化惯行所不能带来的优势。
在日常生活的节奏方面，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中产阶级孩子学会了发扬和珍视自己的个性。家长允许他们参加各种各样令人羡慕的活动：体操，足球，夏令营，等等。这些活动既可提高的他们的技能，还可教他们成为比父母当年还要好的运动员。在运动场上，他们学会了胜不骄败不馁。中产阶级孩子学合了巴洛克式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区别。他们学会了表演。他们学会了表现自己。但是这种培养也是有代价的。全家的时间安排都被打乱了。一家人晚餐的时间都很难安排在一起。尽管总有静谧的间歇，家庭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都十分狂乱。家长们，尤其是母亲，必须调解好各种相互冲突的优先事宜，同时处理各种活动的时限，这些时限远比做饭或帮孩子洗漱睡觉的时限要紧迫得多口孩子课外活动的支配地位能让家庭付出很大的代价。有时候，中产阶级家庭中的每个人——包括十来岁的孩子——都看上去疲惫不堪。因此，这种儿童教养方法既带来了强大的优势，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从他们经历的儿童教养文化逻辑中，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也得到了优势，并且同样付出了代价。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学会自娱自乐。他们在外面玩，自己发明各种游戏。他们从来都不抱怨没意思。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还似乎有无限的精力。他们没有疲累的时候，不像我们看到的中产阶级同龄孩子那样。有些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渴望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当经济状况、无人接送、活动项目有限等因素合在一起，妨碍或限制他们参加时，他们也都会感到很失望。很多孩子也会深刻地了解自己家庭经济的拮据和家政预算余地的有限。家里的生活窄间很小，经常没有多少隐私可谈。电视几乎总是开着的，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中产阶级孩子一样，现在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看电视的时间没有任何节制。因此，和中产阶级家庭相比，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成员在共有的空间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事实上，家族成员之间的纽带十分坚固，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还和他们的表亲及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建立了很紧密的联系。
在家庭内部，这两种儿童教养方法都有自己明确的长处和短处。然而，当我们在家庭以外考察公共机构的动态时，与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的生活相比，中产阶级孩子生活中不平筹的优势就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在很多至关重要的方面，中产阶级家庭的成员看起来相当有舒适感和优越感，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成员则显得局促和不自在。
这种行为模式也出现在他们在学校里与他人的交往中。有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与教育工作者之间有着很热情很友好的关系。但总的来说，与中产阶级母亲相比，本项调研中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对学校都更疏远成者更有隔阂。
在像我们这样的历史时期，专业人士赞同果断自信，而把被动服从摒弃为不恰当的教子方式。而不对等的信任程度．加上揭示出来的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同，就能产生不平等的利润。中产阶级孩子及其家长所作出的努力，经常（但不总是）会增加他们的受益或利润。
总的来说，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家庭生活中的各种日常仪式性惯行并没有平等地得到相同的合法地位。比起使用指令性语言来，家长和孩子（甚至是两岁的孩子）讲道理在教育上被认为更有价值。专业人员认为把时间花在踢足球或打棒球上比花在看电视上更有价值。而且，不同儿童教养的文化逻辑在广大的社会范围里也被附上了不平等的面值。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使用的成就自然成长的策略相比，中产阶级的协作培养策略看起来更有资本变成社会利润。
这些中产阶级孩子潜在的优势和工人阶级及穷人的孩子潜在的代价都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在调研结束的时候，这些孩子还都在上小学。尽管如此，在孩子们小时候就已经有了标志这些隐藏优势的重要征兆。中产阶级孩子与他们生活中的成年人有广泛的互动经历，他们和这些成年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单纯，由官僚机构来管控，又比较表面化。
正如我即刻将要讨论的，当今有些评论家谴责孩子生活中“日程安排得太满．他们渴望让孩子得到像过去那种有很多闲散时间的生活，到处充满着不拘形式的游戏。但这只是一种浪漫化了的对过去家庭生活的期盼。虽然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童年生活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孩子都对家庭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
Zelizer)说，在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伴随着这些惯行的是，人们相信孩子努力工作对孩子十分重要。如果说有什么不好的话，那就是，如果孩子们在有用的营生方面得不到特别的训练，他们长大后就有可能成为乞丐或小偷。然而，在1920之后的岁月里，随着《童工法》的实施，人们开始把孩子看做是“在经济上毫无用处，在感情上却是无价之宝，由此儿童对经济的贡献也就急剧地减小了。
因此，虽然一部权威性的几童业余活动史还有待出炉，但是看起来，给孩子很长时问自由玩耍在历史上却是只有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期。在二战之后，白人和黑人家长都允许孩子在放学后、在各种活动当中和在周末的时候，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玩。除了去教堂做礼拜之外，那时孩子们参加仅有的几个有组织活动（例如，音乐课和童子军）的年龄也要比现在的孩子大。“孩子课外活动的制度化和协作培养的崛起，一般来说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现在的家长并没有把他们在自己家庭出身当中学到的东西传输给孩子。我们教研中的家中，孩子的父母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出生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小时候有排得满满的课外活动日程。相反，本项调研中的中产阶级家长，有可能是全国的中产阶级家长，看起来都是在成就自然成长的儿童教养逻辑下长大的。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尤其是在儿童课余休闲的制度化和强调对子女要无微不至地照管这两方面。为了理解这一转变，评论家们常会指向现代生活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与日俱增的“运作合理化的影响。这种观点被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称作“社会的麦当劳化，即，日常生活的日益标准化，其重点在于强词效率、可预测性、管控和可计算性上。瑞泽尔发现这些来自快餐世界的原则已经被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所采纳了，包括儿童运动娱乐、健身俱乐部、幼儿托管、美国宿营地、玩具反斗城及其他商店。家庭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合乎经济原则。
儿童休闲的运作合理化就表现在不断增殖的有组织的活动上，这些活动有固定的日程安排，在一定的具体时间内提供一定数量的体验，并处在成年人的管控之下。孩子的课余时间从自发游戏转变成有组织的活劫并小意味着一家人在休闲的时候不再享受快乐。很多人都觉得在一起度过像足球和棒球比赛这样的时光让他们特别愉快。问题的关键在于，与不久以前相比，家庭生活的一些领域变得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具有可预测性，也越来越规章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包括家长担心孩子无人看管而在附近街道上玩耍会很不安全，更多的人出去工作（造成有大人在家的时候越来越少），以及能找到邻家玩伴的机会减小。由于出生率
下降和市郊化效应，尤其是住房面积增加和住房密度减小，孩子们越来越不容易在自家附近找到玩伴。
家长在家里更强调讲道理，尤其是将其作为一种责罚形式．在公共机构中讲道理也是家长进行干预的手段，这些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运作合理化的形式，尤其是那种在文献中常见的科学教子。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要分析协作培养的兴起，就要抓住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制造业高薪职位的减少和不受欢迎的服务行业职位的增多。这种结构重组使得现在的孩子在成人之后很有可能在生活水平上会比他们的家长要低。这就意味着好工作会减少而坏工作会增加，竞争也会更激烈。而且，由于要得到那些受欢迎的工作孩子们就必须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很多中产阶级家长都会急切地渴望孩子获得好的学习成绩。公共机构的把关者，例如主管大学招生的官员，都赞同孩子参加课外活动。因此，很多家长都认为，孩子参加的活动不仅仅只是有趣可爱的娱乐消遣。这些活动还为孩子在这种筛选过程中提供了潜在的优势。
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是促成一种新型儿童教养标准在中产阶级中兴起的原因。正如海斯(
Hays)所示，这种新型的标准以多种方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专业人士都积极支持家长通过自己主动担当起对孩子的培养，来增进孩子的创造力和课业之外的才干，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并提升孩子的在校表现。成就自然成长这种比较老式的儿童教养逻辑则很少得到公共机构的支持。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儿童教养的文化技能库就发生了变化，如果这个变化是真实的，那么儿童教养策略的使用为什么会出现阶级差异呢？为什么大家没有用同样的方法来教养自己的孩子呢？
家长的经济资源造成了本书中所讨论的儿童教养上的阶级差异。孩子参加的活动都很昂贵。中产阶级家长很不屑地认为25美元的报名费无关紧要，而对所有贫困家庭和很乡工人阶级家庭来说，这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报名费也只是参加一项活动最初最表面的一小点费用。很多活动还要求有特殊的服装。参加比赛需要特殊付费。在全家从一个活动跑到另一个活动时，孩子们紧张的日程安排也增加了在外吃饭的次数。不在本地的比赛还带来了特殊的报名费及旅店和餐馆的账单。赛季结束时往往会有特别活动、宴会和送给教练的礼物。此外还有各种各样隐形的花销，。这个数字也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因此，除了要有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来支付课程和活动的花销之外，家里还要有其他优势，比如靠得住的私家车和有弹性的工作时间，以便接送孩子去参加活动。这些资源都很不均衡地集中在了中产阶级家庭。
教育资源上的差异也很重要。中产阶级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更高，也有更大的词汇量和更多的知识。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促进了协作培养，尤其表现在干预家庭以外的公共机构者方面。如同我前面所展示的，贫困和工人阶级的家长在理解专业人员士用的关键性术语上有困难。中产阶级家长的教育背景也给了他们批评教育工作者和干预学校事物的信心。对工人阶级和
贫困家庭的家长来说，教育工作者高于他们，处在社会的上层。对中产阶级家长来说，教育员工与他们平级或者比他们还低。此外，研究表明，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相比，中产阶级家长大都对儿童教养标准的变化更为敏感。这有可能是因为中产阶级家长大都更能根据专业人士的建议调整自己的做法。
其他学者也指出，家长的职业和工作条件，尤其是工作的复杂性，对其儿童教养理念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本项调研中，不仅有迹象表明家长的工作很重要，而且还表明成年时代的经历本身就影响着人们如何构想童年时代的生活。中产阶级家长没有严重的经济困难，因而经常会把经历专注在工作生活的快乐和困苦上。他们大都认为在童年时应该有机会玩耍，但是要有机会发展宝贵的天赋和才能，以便今后在成年时能实现自我。为了拓宽孩子将来的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孩子的能力十分重要。
塑造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所持观点的经历和忧虑与中产阶级家长的截然不同。对工人阶级家庭来说，是工作的衰减和经济匮乏的压力塑造了他们成人期的经历，影响了他们对童年的构想。对贫困家庭来说，是依赖政府救济和资源严重匮乏影响了他们对成人期和童年的看法。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更担心生活的基本问题：怎样挨过食品短缺，尽管没有可靠的交通工具但还是要带孩子去看医生，买衣服，并设法弄到其他生活必需品。当他们回想自己的童年时，这些成年人都承认他们经历过困苦的时期，但也都记得一些较好的时候，那时没有他们现在面临的各种担忧。很多人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得快乐惬意。他们的孩子成
年后会有足够的时间去面对生活的重担。总之，家长对成年期和童年的构想似乎是与他们的亲身经历紧密相连的。因此，影响家长教子策略的因素也不仅仅局限在受教育程度上，而是还包括成年人在工作上和经济上的经历。
事实上，之所以中产阶级家长采用协作培养的策略而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则采用成就自然成长的方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生经历和各种资源的相互交织，这些资源包括家长的经历资源、工作状况和教育背景口尽管如此，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不能决定他们取用哪种儿童教养惯行。行动者的执行权和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个体在扮演其社会结构地位、上演人生种种结局的时候是有相对自主性的。紧记这一点十分重要。
除了经济和社会资源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影响不同社会地位的儿童教养惯行。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情节：如果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在资源上与中产阶级家庭平起平坐，他们教养子女的文化逻辑也会随之改变吗？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这里有没有相对独立于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文化态度和信条在影响着家长的教子惯行昵？遗憾的是，本项调研的规模和范围都无法让我们就此作出明确的回答。另一方面，一些贫困和工人阶级的家长报告说他们想让孩子参加更乡有组织的活动，表示他们相信倾听孩子需要的重要性，并感到作为家长自己在孩子学校教育中的积极参与十分重要。在这些家庭里，家长的教子惯行看起来是直接受到了资源匮乏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在其他家庭里，家长并没有把孩子参加各种活动看得特别重要。
因此，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家长的教子信条是繁复混杂的：一些人希望孩子能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另一些人则不希望。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迹象表明，如果家长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能得到改善的话，他们的文化惯行也会随之改变。调研中有很多中产阶级孩子的家长正在走上坡路。孩子的父母是中产阶级，但祖父母却是贫民或工人阶级。在有些个案中，孩子的祖父母反对与协作培养有关的儿童教养惯行。对孩子为参加有组织的活动而制定的忙乱日程，他们感到十分困惑．对孩子父母采用讲道理的方法而不是直接下达指令，他们感到特别恼火，对孩子母亲在学校教育方面的密切参与，他们感到非常敬畏。由于个案数量有限，我们不能把结论扩大化但的确有证据表明，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是塑造儿童教养惯行的关键．随着家长自己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他们在救养子女上的文化信条和惯行也产生了变化。解开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与孩子所作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在本项调研的范围之内。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要怎么做才好呢？
Katz)的一部很有思想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卡茨展示出，美国人近年来的社会福利观念已经变得过分狭隘。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向穷人提供官方援助上，但却忽略了另外两个重要的社会分配形式：社会保险计划和税务政策。然而在规模和范围上，社会保险计划，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都会缩小贫困家庭需要支付的款额。而且，这些计划都很有效地在老年人中减少了穷人需支付保险金的百分比。州政府也很有可能会采取类似的措施来减少美国家庭之间的不平等。要减少本书中所描述的社会不平等，州政府的干预很可能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任何能为穷人（和工人阶级）提供安全网的措施都会增加儿童的资源，并因此使得他们有可能去参加现在还无法参加的各种活动。他们被排斥在这些活动之外，不仅因为他们没有钱参加，还因为家长没有时间接送他们。如果家长有了更多的时间（比如，工作时间减少了），孩子们有可能会去参加更多的活动口在这样的目的下，我会支持像全民医疗保健、州政府出资的日托、（和）落实最低工资这样的条款。此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增加娱乐经费也会有所帮助，因为，我在对斯旺小学和下里士满小学周围娱乐项目负责人的采访中清楚地发现，镇区变得越富有，他们能提供的娱乐活动也就变得愈加丰富。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课外活动和交通运输的优惠券（例如，音乐课、美术课、运动项目和特别夏令营）。问题是，各住宅区在社会地位上都较为单一化。如果能把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合并到中产阶级的居住区，他们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设施。然而，更难做到的是，出台支持财富再分配的政治决策。相反，如同其习惯势力，美国人更有可能仍然把精力放在更多孤立的解决方法上。但是，由于问题依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如此。下面我将讨论一些可能性。
放慢速度：为中产阶级家庭做的政策性建议
一些中产阶级家庭忙乱的日程安排在媒体报道中日趋增多。因此，一种社会运动潮流正在逐渐形成，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家长开始抵制如此安排孩子的生活。包括像《过分忙碌的孩子》(7he Over-Scheduled Child)这样的书籍坚持说，孩子们的日程安排已经失控了。抵制在不断地蔓延。
一个关于家长如何监督和干预公共机构的系统性审评还没有出现。事实上，很多专业人士都积极主动地培训并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对于家长广泛对孩子使用讲道理的方法有多少价值，人们的怀疑也正在不断增加。专业人士和媒体对家长与孩子之间界限模糊所带来的问题也作出了很多相应的反应。以《家长是主管：为您和您的孩子制定健康而充满爱的界限》和<我是家长，你是孩子》为题，专业人士发出了家长需要给孩子提供指令的信号。这些书都向我们提出了警告，讲述了一些无礼，讨厌又不领情的孩子的故事，这些孩子拒绝对客人讲礼貌，认为作孩子的可以决定是否与家人一起吃晚餐，还能在接到了礼物之后不对送礼的人表示感谢。作者们把这些孩子形容得极其失控，渴望成年人的干涉[原文如此，虽然译者认为此处“干涉(intenrention)应作“关注(attention)"，因此他们号召家长要制定界限并作出决断。这些专家提供的解决方法大都提倡个人去采取行动：鼓励每位家长去找回自身固有的力量来自己做主；给孩子明确的指令；顶住诱惑，不去寻求孩子的赞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产阶级家长的这个新议程，不论是以集体形式还是以个体形式表达出来的，汇总起来就是又回到了成就自然成长策略的许多要素上。对负担过重和疲惫不堪的家长来说，在核心政策上建议他们限定界限：减少孩子参加活动的数量，安排全家在一起的时间，优先考虑家庭活动而不是孩子的课外活动，并在总体上把群体的需要放在个人需要之上。
对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来说，在核心政策上建议他们要在公共机构的场景中为孩子获取更多的优势。有些课程强调给孩子读书的重要性，增加词汇量，并防止“暑假退步”（summer
setback。署假退步指的是，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在假期里大都会学习退步，而中产阶级孩子的学业却在假期里大有长进）。在此，重要的是要记住公共机构的标准永远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为孩子提供遵从权威标准所需的资源固然可能有帮助，但是这样做也并没有对基于阶级地位之上的儿童教养方法其本身固有的问题去进行仔细审视。出台更多的政策来帮助专业人士学会如何对文化惯行的不同更加敏感，如何语码转换，在互动中因人而异，还是有可能做到的。进而，他们也可能能够教孩子们如何在家庭和公共机构之间进行语码转换。一种很有前途的发展项目就是为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孩子提供那些中产阶级孩子在家里能得到的协作培养的成功计划。这样的例子包括高中的深度干预，以及学校和家庭教师通过“我有一个梦想”的慈善事业承担起中产阶级家长（和他们雇的家庭教师）通常会扮演的角色。这些课程项目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减少了停学、纪律问题和少女妊娠的出现频率，还增加了大学的入学率。很多项目还把高中毕业率翻了一番其他干预措施也产生了同样的正面效用。总之，与给中产阶级家长的建议不同，在政策上对工人阶级和贫困家长的建议不涉及忙乱的日程安排或需要家长去进行更多的管控。相反，这些建议都集中在为孩子获得在公共机构巾的优势上，鼓励家长更多地使用说理的方法来提高孩子的词汇量，并在孩子的学校教育中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
通常家中有新的成员出生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家里人会在日历上圈出与即将出生的侄女、侄子、女儿或孙子有关的各种日子，在出生前会举行像宝宝送礼会这样的庆祝活动，为宝宝的到来庆祝并赠送礼物，到医院去做检查并详细谈论宝宝会长得像谁，以及有像洗礼仪式或在各个教派的教堂里举行“献堂典礼”这样正式的祝福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庆祝新生命带来的希望。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以白己独特的方式展开的。在同一个家庭中，每个兄弟姐妹都有不同的脾气和喜好以及不同的基因排列。甚至同一个家庭中的不同成员都有着不同的教子经历。家庭结构会随着时间变化，家长的生活状况和教子方式也会随之变化。兄弟姐妹们各自作出不同的选择，也各自得到不同的人生结局，这当中的变异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每个人生命中的独特性格，以及每个个体带给家庭的独特天赋，都不应该蒙住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到在制造不平等的过程中，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十分重要。社会群体成员身份构成了人生的各种机遇。每个家庭都会欢庆新生儿降生，而有机会获得至关重要又为人普遍追求的目标，对于所有这些新牛儿来说并不是平等的——例如，在像学术能力测验这样的标准化考试中拿高分，从大学里顺利毕业，拥有专业性强的工作和持续受到雇用。我们丝毫也不能主宰自己能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而我们出生的家庭却相当重要。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机构系统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更多还是建立在某些文化模式之上，而对另一些文化模式则少予采用。事实上，在社会上走上坡路和走下坡路的都大有人在。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有些人，尤其是某些移民群体，克服了人们预想的种种困难，生活越来越好。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不能决定所有的事情。但它又是确实存在的。在这个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承认的社会地位系统中，有时候阶级地位比种族更重要。这也暗示了，虽然处于同一社会地位的男孩和女孩在生活中有重要的性别差异，但是他们也有重要的共同之处。
美国人大都不会接受自己生活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中这一观念。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是中产阶级。当有人问起社会分歧时，很多人都很愿意谈论种族的影响，但是社会地位并不是大多数美国人会系统性地谈论的事情。现在也不像早些年那样，人们已不再就消除贫困或缩小不平等的社会差距等观点展开广泛的讨论。
在公共机构的标准中审视社会地位的差异．为我们提供言词来理解不平等的现象。它强调了公共机构的标准是如何给了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大的优势，同时也突出了家中的文化惯行在家庭以外是如何以不平等的方式来获取酬劳的。这一关注焦点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削弱中产阶级对自己在道德水准上比穷人和工人阶级要高尚的主观臆断。而一套建立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地位，七的词汇也要远远胜过一套道德说教的词汇，因为后者是根据个人的生活状况来从道德上加以指责并把最苛严的批评留给了那些“不劳而获的穷人”。这样做也比只依据种族类别进行研究要更精准。一个人所在家庭的社会地位对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成败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我们的社会系统所制造并维持的不平等却因其无形而不予承认。如果我们扩大宣讲社会地位的重要性，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就会变得更好。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开始更有系统性地认可我们当中的阶级区分。
布迪厄的著作为研究社会阶级地位的冲击力提供了一个语境。他的模型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冲突、变化和系统性的不平等，并突出了结构和执行者之间关系的流动性。布迪厄认为，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体通过不同的社交活动适应了不同的社会生活。这种适应社会生活的经历为儿童及以后的成人提供了一种感知，让他们感觉到什么对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他把这种感觉叫做惯习）。这些背景性的经历也塑造了个体所拥有资源（资本）的数量和形式，这些资本由个体继承而来，并在个体面对社交世界中各种形式的公共机构（场域）时得以利用。
布迪厄总是很注重权力，尤其是有权势群体对稀有资源的支配。他所感兴趣的，不仅是个体有怎样的权利去定义什么才能构成受到高度尊重的活动，而且还有为什么一些特定的社会惯行比起另一些来会更受尊重。事实上，布迪厄看到了在这个社会结构的中心存在着的统治支配与不平等。他的著作提出，研究个体使用何种策略保持或改进自己及其子女的社会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特权的传输都没有得到承认。人们都倾向于把自己周围的社会组织形式看做是合理的。身份、特权和其他娄似的社会酬劳，都是人们通过所谓的努力挣得的；也就是说，人们把这些东西想成是通过自己的智力、天赋和其他在战略上显现出来的技能而获得的。布迪厄在展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获得和使用文化资本时，清楚地解释了个体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像勤勉或智力这样的个人特征起作用的结果。尤其是他认为，因社会地位而拥有特权的人在很多方面占优势，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经历本身有内在的价值。相反，因为有特权的家庭用来教养孩子的标准与占统治地位的公共机构所（随意）推举的标准之间有着密切的兼容性，人们在家里受到的文化训练在这些公共机构中就获得了不平等的价值。
布迪厄还把目光指向在行动者和公共机构之间的互动中出现的细微的阶级差别。他注意到，人们都拥有大量的资源、社交网络和文化训练，而且他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情景下都会使用所有这些资源。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流劫性特有的敏感度，使得他的理论比其他社会不平等理论（如贫困文化模型）都要更具说服力。
布迪厄使用了一套艰涩的专有词汇来构建自己的模型。其核心概念就是上面提到的：惯习、场域和资本。惯习(habitus)概念强调的是个体通常在家中学到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套对文化、社会和自己未来的特质意向。布迪厄提出，惯习的不同给个体以不同的文化技能、社会关系、教育行为和其他文化资源，这些不同的资源随着个体步人社会，又可以被转化成不同形式的价值（即，资本）。在以后的人生中，也有可能采用新的惯习，但是这些新近习得的特质意向与童年时学到的那些相比则缺乏那种舒适（自然）的感觉。
场域( field)概念至关重要。它包含了如市场和社会制度等术语中同样能捕捉到的那种动力。但是，正如大卫·斯沃茨(David
Swartz)指出的，布迪厄还从场域的思想中去寻求一种更宽广的东西：“布迪厄……认为‘场域’的意象要高于‘制度’的意象，其原因有二：首先，他想要强调社会生活的矛盾性，而制度的概念则暗示着一种一致性，其次，他想要建立这样一个概念，它可以涵盖那些较为模糊的社会领域，其日常行事只被微弱地制度化，其界限也不是很明确。
布迪厄认为，在一些关键区域，社会空间是分层而置的——一些群体会被排斥在外，另一些则会被包括进来（还有一些则会把自己排除出去）。他用一个纸牌游戏做类比：游戏中有个场域，它既提供了游戏规则又提供了有各种不同资本存在的社会空间。布迪厄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出的牌和打牌者技能的交点上。他强调，游戏的本性是任意的，赢家的位置也是有限的。例如，他决不会建议说，更多的家长通过采取某种行动就可以提高孩子在校学习的成功率。相反，他会指出，社会中的精英位置是有限的。因此，任何一种要把精英们的做法传播给所有社会成员的努力，都会导致那些做法失去原有的价值从而为一种不同的选拔机制所代替。从这个意义讲，他的模型就暗示着，不平等是社会群体间存在的恒久的特性。然而，在任何一次具体的互动中，布迪厄又强调，其结果是不确定的。使用的策略有可能不会带来好处。此外，他还解释说，拥有相似资源的个体也可能在资本的使用技巧上有差别。
总的来说，布迪厄的研究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构性不平等的动态模型。它使得调研人员能够捕捉到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瞬间。要了解这些瞬间的特性，调研人员就需要去审视资本所处的环境，去审视个体为激活自己的资本而付出的努力，审视他们激活资卒时所使用的技能技巧，和公共机构对被激活的资本所作出的反应。遗憾的是，布迪厄的研究并没有对拥有资本和激活资本的区别给予足够的关注。他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在机构中做“把关者"和决策者的人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上。例如，在本书的一些事例中，我曾试图展示出家长是如何在家里传输不同的惯习。我展示了这些惯习又是如何在与具体公共机构的交锋中以文化资本的形式发挥作用，以及文化资本是如何（依其激活方式而）产生（或无法产生）教育利润的。
总而言之，这些家长和公共机构中关键行动者之间的这些互动瞬间都是社会阶层形成过程的生命线，需要我们在今后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布迪厄并没有用经验性的数据来展现个俸是如何在与公共机构互动的瞬间使用以阶级为基础的文化资本的。家长在用户化他们与公共机构的这种互动时，其能力看起来也是参差不齐。同样，在说服专业人士按他们的意愿行事时，他们的能力也是不均衡的。
总之，我们需要了解来自占据主导地位阶级的家长是如何通过关键性的社交场合来帮助自己的孩子进步的，他们这些帮助孩子的方法作为个体可能并不重要，但是当这些方法累积起来时就会变得十分重要。这本书正是为此作出的一个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