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惟我一人耳。什么意思在线急!

在数千年的易学长河中,程颢是屈指可数的原创性易学大家之一。有别于其弟程颐通过章解句释《周易》经传而成《伊川易传》以展现其易学观与易学体系,他主张由对作为经典的《易》书的关注,转向借助圣人于《易》书中所昭示的易之道与易学视域,去观照理解人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易世界。这一识见无疑更加卓荦,更具启发意义。以往学界多将二程思想合起来研究并以程颐为主,在易学思想方面更是如此,很大原因在于程颢未尝著书立说,可供后人研究的语录、文章相对不多,其中《识仁篇》与《定性书》最为著名,经历代学人阐发,凸显为其思想之精髓所在;反之程颐撰有在易学史上影响甚大的《伊川易传》以及其他丰富的语录、文集等资料,导致程颢的易学思想相对受到忽视。有鉴于此,笔者在拙文《程明道生生视域下的〈易〉》的基础上,尝试从程颢观万物生意的角度出发,探索其意趣盎然生活世界背后的易道基础和天理根据,以对明道易学做一管之窥。

一、“易”在万物生意中

《周易》经传所开示的关键词,排在第一位的当属“易”。就此,程颢在与弟子论学过程中曾言:“岂可只以今之《易》书为易乎?”又说:“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在此,程颢对于“‘易’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鲜明地指出,理解“易”,不能仅仅执着于《易》书本身;“易”这一关键词,实质所指向的是“易之道”;真正理解“易”的内涵,在于体认“易之道”;而“易之道”并非仅存在于《易》书之中,更是原本就存在于人们所置身的现实世界中,圣人正是于现实世界中体认到它,才创作出《易》这部书以将其揭示出来。“易”在万物生意中,万物生意所豁显的就是鲜活的“易之道”,这成了他的易学基本观点。
程颢所言“易之道”究竟谓何?他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生生之谓易”乃《易传》的《系辞上传》阐释《易》之大义之语。由《河南程氏遗书》可见,引用“生生之谓易”一语阐发易学见解的言论,在程颢、程颐二人语录中共有七处,其中六处为程颢所云。程颢认为,“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系辞上传》所言“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阐发了天地造就大千世界,化育世间万物,天地拥有大千世界、富有万物的这一盛大事业得以成就;天地使世间万物及其所在的整个大千世界皆实现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始终处于生命流转不息、新而又新的大化进程中;与此同时,天地自身亦在周而复始的运转中,实现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天地生生不息的盛大德性。
《周易》之“易”有三义,其中之一是“变易”,即“变动”“化育”。《易传》于此处则点醒,《周易》之“变易”并不是漫无方向和秩序的混乱变化,也不是单向度趋向静止或者走向消亡,而是一种生而又生、日新常新的生生不息、繁衍化育。正因如此,天地造化而成的世界,是始终保持生生日新之化的世界。依程颢之见,“生生之谓易”揭示了天之所以为道,天以生为道,天道就是生生之道,作《易》的圣人所揭示的“易之道”亦即是生生之道。生生之道乃通过现实世界中万物的生生流转不息与展现生机生意得以实现,故而欲明晓“易之道”,首先要着眼于万物之生意。
在此,程颢将通行本《周易》六十四卦首卦卦辞的第一个字“元”直接与万物之生意相关联,以凸显万物之生意乃是体认“易之道”的入手处,他说:
“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
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
作为《周易》六十四卦首卦的乾卦,其卦辞为“元亨利贞”,“元”乃第一卦卦辞的第一个字,其自身涵义及其位置背后意义不容忽视。“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是《文言传》对“元”的诠释。“继之者善也”,见《系辞上传》。春意亦即生机生意。程颢指出,现实世界中最美最值得关注的是万物之生意。依他之见,“元”字首先所指,是天地间万物所蕴含的盎然生机,将揭示万物内蕴生机的“元”字作为乾卦卦辞的首字,以此引领乾卦经文、进而引领六十四卦全体经文,这显然寄寓并体现出作《易》圣人对万物生生之意、天地生生之德的高度重视,以及揭橥其首领意义的深刻用心。故而程颢认为“万物之生意最可观”,于《易》首先要体会出万物的生意。
程颢重视天地万物的盎然生机,这应该是受到周敦颐的影响。在少年时候,程颢与其弟程颐都就学于周敦颐,周敦颐常教周氏兄弟用心观察周边的动物植物等自然物象,体察生物自身所具备或透显出的生意,进而体会整个天地造化生物所透显的生意。程颢回忆:“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在周敦颐的书房窗前有草生长着,而周敦颐却不像常人将草铲除,别人问起时,便答复“与自家意思一般”。周敦颐不将窗前的草视作生命秩序的障碍或冗余之物,而是着眼点于草木茂盛生长所呈现的生机勃勃景象,以及这一景象所蕴含的旺盛生命活力和蓬勃生机。与之相对应,天地造物的生意,就是天地造化赋予天地间万物以生机;对人而言,人应当不辜负天地造化所赋予自身的生命和生机,并令自身的生命和生机保持舒畅通达。程颢对生意亦有与周敦颐相似的体察:“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茂盛的杂草同样覆盖在程颢书房前的台阶上,他却拒绝别人清除杂草的建议,不忍心将青草铲除;程颢在院中掘出一小坑,在坑中置入水盆,在这个盆池中放入数尾小鱼,经常观看盆池中游鱼悠然自在地游来游去。在传统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里,不乏在生活细微处的童心、真趣,韩愈也有与程颢类似盆池养鱼的经历,并作《盆池》一诗记载其中乐趣:“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程颢不除草、畜养鱼只为能够常见、时时观造物生意与万物自得意,通过观察身边动植物为代表的生物,体会它们自身透显的生意,进而体悟天地造化万物的生意,把握作为体认“易之道”入手处的万物之生意。
程颢不仅从身边的生物观察体会造物生意,并且以《易》为根基会通其他经典,于中体认生意。他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活泼泼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出自《诗经·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语出《中庸》。“鸢飞戾天”描绘出鹞鹰展翅翱翔飞抵天际,“鱼跃于渊”描绘出鱼儿畅游欢跃于深水渊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生动描绘了天上地下两幅生趣盎然场景,生动形象、美轮美奂。这是对生命生机生意的最美表达,它让生命臻于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境地,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富有诗意的最美表达与实现。
现实世界就是这样一个随处呈现着勃勃生机的世界,始终展现着饱满的生意。程颢又进一步指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天下之大,万物之多……”天地创生造化出的每一生命性存在,样式并非单一,而是各式各样。仅从形体上便有长、短、大、小之分别,也就有了诸如高大的树木与短小的青草,与大小长短不一的昆虫、鱼、禽、兽以及人等各种不同样式形体的生物,故而程颢不禁发出“天下之大,万物之多”的感叹。每一类生物在展现着不同于其他生物形体样式的同时,亦以不同形式展现着各自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生机与生意,亦即程颢所言“造物生意”与“万物自得意”。“茂草覆砌”而不除,是因为青青野草生长茂密旺盛,显露着天地间的盎然生意、生趣;“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鹞鹰展翅高飞天际,游鱼畅游于深水,无不抒发着宇宙大自然的蓬勃生意与生命活力。宋代大学问家邵雍有诗《首尾吟》,其中云“池中既有双鱼跃,天际宁无一雁飞”,即是化用“鸢飞鱼跃”的典故,同样取其生机无限的意思。
在活泼生动的现实世界,随处都充盈洋溢着欣欣盎然的天地造物生意,呈现出万物欣欣自得之意。造物生意与万物自得意既是《易》所揭示的,又是原本实际存在于现实世界。因而,现实世界就是一个以乾健不息的生命力为底色,并因此而焕发出蓬勃生机与盎然生意的“易”世界,就是一个生意意义上的现实“易”世界。生生不息的“易”,就实现并展现在大宇宙生意场中,万物生意纷然呈现,汇聚其中。“生生之谓易”的“生生”之妙,在宇宙大自然中、在生动活泼的现实世界展现出来,于是,“易”具备了“生意”这一底蕴,具备了“生意”这一表达。故而“易”就存在于“生意”之中,“生生之谓易”被具体化为“生意之易”。

二、生意的根基乃“易之道”或天理

依程颢之见,万物之生意豁显的是“易之道”,前者属于后者之用,后者属于前者之体,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置身其中的体用为一的现实“易”世界。
《易传》以象数、义理合一的理路,透过对《周易》六十四卦系统的奥妙诠释,揭示出《周易》的卦画爻画符号系列与卦辞爻辞文字系列所共同符示和表达的重要内容,现实世界就是由乾天坤地所造化生成,并在阴阳消息四时流转中成了生生日新的世界。《易传》的《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汉代易学抓住了《易传》所揭示的这一阴阳之道,在阴阳学说核心基础上,着力从阴阳大化的角度理解这个世界,阐释了阴阳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化生大千世界,点明宇宙大化流行及天地间万物持续生生日新背后乃阴阳相互作用在推展着,现实世界呈现为阴阳流转、生生流转不已的“大化之易”。
在汉代易学所揭示的生生不息的“大化之易”的基础上,程颢透过六十四卦首卦卦辞首字“元”,揭示了生机无限、生意盎然的生意意义上的现实“易”世界。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是什么令现实“易”世界中万物呈现着盎然勃发的朝气与生意?换言之,“易”所指向的这一现实世界中万物生机生意、生命生生背后的深层所以然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关注、观照、体认万物之生意的目的。于是乎,在“生意之易”的视野下,程颢借由“元”字,开启进入现实“易”世界的本体层面,进而深究“易”之“道”所以然的根基性意义。
《易传》的《系辞上传》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又云:“阴阳不测之谓神。”指出天道运行阴阳流变不居,阴阳交感变化奥妙难以意料,此称之为神。《说卦传》继之而言“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对“神”作出诠释,“神”是对天道下贯,阴阳大化流行,以妙不可言的天工之化,创造化育了天地间万物的形容与赞叹。基于《易传》所点明的天道运行阴阳大化妙育万物的这一“神”,程颢借《易传》中另一语,诠释自己对“易”的见解,他言:“天地只是设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此乃继《系辞上传》所云“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的进一步阐发。天地只是确立上下之位,而“易”则在天地间推展发用,“易”行于天地间就是前所言“神”,就是天地间万物得以造化,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得以敞开。现实世界中的生生不已之化,生动地昭示着“易”的实质,生而又生、新而又新的大千世界,就构成一个鲜灵活泼的“易”的世界。依程颢之见,万物得以造化并生生相续日新不已的这一神妙之化,是“易”行乎天地中所带来的,“易”行即指“易”发用。故而生化日新背后的所以然,即是命名为“易”的这一根基意义者,亦即程颢所谓“易之道”。他进一步阐释道:“命之曰易,便有理。”“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命名为“易”,实则背后是“理”。理谓何?天就是理,而天以生为道,才有万物的生生大化。因此在程颢这里,生生大化的所以然“易之道”,又称作理,即他体贴出的天理,正如他所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因此在他看来,天即是理、道,天以生为道,天道即是生生之道,而天理即是生生之理,故天理与道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关于“道”,程颢指出:“《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
《系辞传》以道、器分谓形而上、形而下。阴阳当属形而下,却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竟以形而上的道言之,实是为凸显万物造化背后具有根基意义的所以然,从而引人将关注点由造化转向造化的根本,关注“易之道”,令人明晓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此道。由此而言,“易”有体有用:“易”之体属于形而上者,即作为万物生化日新的根本依据的“易之道”或天理自身;“易”之用属于形而下者,即“易之道”或天理所引发的现实世界中万物化生不已、生意不息、生机永续、生命流转过程。正因如此,与天、道、理相较而言,在揭示万物之造化上,“易”更具优势,程颢言:“‘天地设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盖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则人只于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诚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识而自得之也。”
乾天坤地一上一下,确立起上下等级之位。在这乾坤天地上下之间,体用通贯、有机一体的大化洪流和大化过程以令人叹为观止的无限开放气象、无限延展趋势沛然展开。之所以不言人,是由于人亦为物,若称人展开于天地间,则不能涵括人以外的其他事物于天地间的展开,人与物皆为形而下者,更难以体现出体用通贯的道体。如果说是“神”展布于天地之间,虽然“神”既可以指神妙的体用通贯之体,亦可以指神妙的体用通贯之用,但是由于“神”这一字,往往使人联想为鬼神之神,所以尽量避免使用这一容易引起歧义误解的字眼。如果说“理”或者“诚”展布于天地之间,由于“理”与“诚”往往偏重于以体涵用、侧重于体的范畴,以“理”或“诚”言说,则体用通贯之用则更易受遮蔽而未能得以更好地体现。《中庸》谓:“诚者,天之道也。”天道即是真实无妄之道,在程颢的视野中,天道、天理和“诚”属于同一层面的概念,可以互通互换。但是,与“神”“理”“诚”相较而言,“易”则能够在以用涵体的意义上,既可与它们互通,更可以在体现用的方面较它们更胜一筹,表现更具优势。这大概正是圣人于《易》中选择“易”言“易行其中”,而不言“人”或“神”或“理”或“诚”的原因所在。

三、“易”在万物性命中

在彰显“易”存在于万物生意之中、豁显“生意之易”的基础之上,程颢继续作深入哲思,揭示了万物生意所体现的“易”之本体层面的生生根基———“易之道”或天理,指出正是作为万物生化日新的根本所以然的“易之道”或天理,促就了万物的无限生机与盎然生意。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需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即作为生生根基的“易之道”或天理是如何发挥作用使万物生化日新、生意盎然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谓使易学的性命之理在《易传》之后再度豁显,并成为贯穿历代易学家的核心意识与核心话题。
就此问题,程颢在《易传》思想的基础上,阐明作为体层面的生生之道的“易之道”抑或生生之理的天理下贯,落实于万物,成为内在于生命存在的性,以性的形式发挥作用,令万物各自得以生机畅然、生化日新。由此程颢将现实世界引入性命的语境,晓谕现实世界即一实现着性命生生不息的“易”之世界。于是“易”就具有了“性命”的底蕴、具有了“性命”的表达,“易”便存在于天地间万物性命之中,表现为具有哲理抽象高度的“性命之易”。
《易传》的《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指出圣人作《易》以顺应性命之理。这一性命之理亦为《系辞上传》继“一阴一阳之谓道”而言“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阐发的,揭示阴阳大化成就万物的性命,而阴阳之道最终落脚成万物的性命之理。而《文言·乾》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阐发了天道运行,阴阳交感变化,化生万物,天所赋谓之命,万物所受谓之性,天道下贯赋予万物,万物便拥有固守其正的天道的厚重根基,从而各得以正定其本然性命,令大千世界处于最和谐的状态。于是在《易传》思想的基础上,程颢阐释了何谓性,他指出:“天降是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天即是理,亦即体层面的作为生生之理的天理抑或生生之道的“易之道”。所谓性,就是天理或“易之道”下贯,化生的万物从天道那得以正定本然之性命,“易之道”或天理成为内在于万物的本体之性。又言:“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一切天地造化创生的生物,不可避免言其性。
程颢谓:“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这是继《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的进一步阐释。阐明了对万物而言,尚未下贯至万物的自然之天称为天道,天赋予万物的则称之为天命。天所赋予万物的即称为天道的天之自然,亦即本体的“易之道”、天理,万物得以造化就是“易之道”或天理赋予万物的过程。由天角度而言,天所赋谓之命;由万物角度而言,万物所受谓之性,天理赋予万物成了内在于万物的性,正如《说卦传》所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性、命通贯为一,“易”因万物的性命而透显其性命之理的内涵。
程颢之所以着力阐发“性”,归根结底在于为揭示本体层面的生生根基———天理或“易之道”是现实世界中万物生命背后共同的根本依据。万物及整个大千世界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并示人以盎然生机生意与旺盛生命活力,是由于天理或“易之道”这一根柢依据促成的。然而究竟如何促成?概而言之,乃天理与气共同引发万物生命的生生。具体而言,则须自万物如何产生论起,他说:“万物之始,皆气化;既形,然后以形相禅,有形化;形化长,则气化渐消。”
现实世界中万物皆源于气化,各种生命存在物的形体由气化造就;气化而后成形,有形而后又以更迭变换形体的方式造就出与以往不同的新事物,这便是形化;随着形化程度增长,气化便渐渐消退了。依程颢之见,万物的形体乃是气化所成,各种生命存在须先有形体方得以存在,但仅仅以气化言万物之所自来是不完善的,应当说是天理与气结合共同实现的,他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一本此下云:“二之则不是”。)“‘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
谈万物各正性命而不言气化形成万物形体这一前提是不完备的;谈气化形成万物形体而不言“易之道”或天理发用下贯成为万物的本体之性这一根本是不明确的。“易之道”或天理发动,由气化造就万物形体,由理下贯成万物的性,实是理气两者相结合从而成就性命状态相异的各种生命存在。由此而言,本于“易之道”或天理而来的万物之性与形成万物形体的气不相分离。天理与气结合造化实现各种生物,生物的性的存在须有生物形体存在为基础,若脱离了气,则不会有实际的生物的性,故而性离不了气,气离不了性。《礼记·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程颢借此提出“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意指谈论人之性,则须从已有人的形体开始论起。以此强调“易之道”或天理成人的性的前提,须先有人的形体,而形体的产生又凭藉气而来。所谓“便已不是性”,乃言明一旦与气结合就不再有纯理无气之性,由于人未产生前,“易之道”或天理和气还未结合,由理而来的人之性更不存在。以上虽以人为例,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性皆是如此。
“易之道”或天理与气结合落实成为各种生命存在的性,成为内在于生命存在的天,可名之曰性天。“易之道”或天理就作为生命存在的性,以性的形式令万物具备生生的根柢,继承确立生化日新的基因,从而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显现出蓬勃的生机生意,进一步深层呈现着“易”。
“易之道”抑或天理下贯赋予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以及人等各个生命存在,每一生物禀受天理成为了它们各自的性。花的性作为花的性天,令花具备了生生的基因与根柢,从而得以生化日新,生意盎然,绽放盛开;草的性作为草的性天,令草具备了生生的基因与根柢,从而得以生化日新,生意盎然,葱郁如茵;树木的性作为树木的性天,令树木具备了生生的基因与根柢,从而得以生化日新,生意盎然、根深挺拔、枝繁叶茂;昆虫的性作为昆虫的性天,令昆虫具备了生生的基因与根柢,从而得以生机畅然,生命活力充沛,啾鸣灵动;鱼的性作为鱼的性天,令鱼具备了生生的基因与根柢,从而得以生机畅然,生命活力充沛,于水中摆尾悠游;鸟的性作为鸟的性天,令鸟具备了生生的基因与根柢,从而得以生机畅然,生命活力充沛,于空中展翅飞翔;人的性作为人的性天,令人具备了生生的基因与根柢,从而得以生机畅然,生命活力充沛。对于现实世界中每一生命个体而言,皆禀受“易之道”或天理成为了各自的性,并作为各自的内在性天,令每一生命存在具备各自生化日新的基因,进而得以生机沛然、生命活力旺盛,促推其性命进程。“易之道”或天理成就起大千世界中每一生命存在的性命历程,“易”就透过大千世界中万物的性命更加深层地呈现。

四、性命相通下各自“万物皆备于我”

在阐明“易之道”或天理下贯成为万物的性,确立起万物生化日新的基因,由此推进万物性命历程的基础上,程颢进一步揭示了现实世界中每一生命存在由于“易之道”或天理而产生了的内在联系。他指出:“‘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
天地间万事万物为我所具备,不仅人,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存在皆是如此。究其原因,在于作为生生根柢的“易之道”或天理,乃整个大千世界生生基因的确立者与生化日新的决定者,天地间每一生命存在的生化日新皆由“易之道”或天理确立。“易之道”或天理发动,产生气化,万物得以造就。每一生命存在皆完整禀受成为各自性天的“易之道”或天理,万物并且没有谁优先于谁,皆由此“易之道”或天理而来,各自的性命历程归根结底皆自此展开。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以及人等不同生命存在所禀受的,是同一个而非千差万别的天理或“易之道”,造就花草树木的就是造就虫鱼鸟兽的、造就人的以及造就一切性命的“易之道”或天理。
就本然层面而言,“易之道”或天理乃统摄万殊性命的一本,它塑造成就万物,成为万物各自的性,因此它统贯着万物,涵贯着万物的性命。每一生命个体的性,皆由造就自己与其余所有生命存在的“易之道”或天理而来,于是每一生命个体的性在本然层面就涵摄着其余生命个体,因而一切生命存在个体由于成为各自性的“易之道”或天理而深层相关、息息相通,不再孤立。就实然层面而言,现实世界中每一生命存在皆有其各自独特的性。“易之道”或天理下贯,具体落实于物与人,便产生物性之间与人性之间的不同: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生之谓性”,告子此言是,而谓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则非也。
 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皆谓之性则可,于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循其性(一作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谓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为马底性。此所谓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道。
就不同类生命存在而言,犬之性与马之性与牛之性以及人之性几者间是相互差异的,犬、马、牛以及人之所以分别是犬、马、牛、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各自具有各自特定的性。就同一类生命存在而言,以人为例,人的性相互之间亦存在不同,有的人天生是善的,而有的人天生却是恶的。对于性之间为何会存在差异,程颢认为“是气禀有然也”,原因在于禀受的气不同。在阐发“万物皆备于我”所言“都自这里出去”后,程颢继而言:“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虽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铺放着。”在阐释“所以谓万物一体者”所言“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后,他又继而言:“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物禀“气昏”,所禀之气较人所禀受的相对浑浊,人所禀之气则相对更清,令人的心具备灵性产生自觉,达到推己及物、推己及人的境界,领悟性命与“易之道”或天理的真谛。人以外的生命存在因禀气较之浑浊,性命便迷失昏聩,无法推己及他物,领悟性命相关的道理。然各个生命存在所禀受的“易之道”或天理却不会因其能否推己及物、推己及人而有所不同。作为能推者的人,也存在着禀气清者为善、禀气浊者为恶的差异。各类不同的性与同类间不同的性皆是由于所禀之气存在差异而造成。不过这也造就了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不同的性命存在,令“易之道”或天理统贯下所实现的万物生机生意五彩缤纷,彰显了“性命之易”的精彩纷呈。“易”就存在于本然通贯一体、实然性命各呈精彩的性命场中。这体现了“理一分殊”之义,不过程颢更注重申述“理一”内涵的一本一体,程颐更注重申述“分殊”。
现实世界异彩纷呈,存在着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与人等各个由“易之道”抑或天理与气造就的互不相同的生命存在。每一生命存在,以与众不同的生意,彰显自身生命的精彩,彰显现实世界的绚烂多姿,映现“易之道”抑或天理的奇妙,展示着以天理、易之道为一本而通贯为一体的现实易世界的美好。可谓一花一世界,一花一精彩;一草一世界,一草一精彩;一树一世界,一树一精彩;一虫一世界,一虫一精彩;一鱼一世界,一鱼一精彩;一鸟一世界,一鸟一精彩;一兽一世界,一兽一精彩;一人一世界,一人一精彩。置身于这体用为一的现实“大化易世界”“生意易世界”“性命易世界”贯通为一神圣壮美“易”世界,作为三才之一、具有高度生命自觉意识的人,就应充分体认万物生机生意与性命本身的神圣壮美,体认所有性命存在的神圣性、非工具性的内在价值,守望生生与生意,敬畏“易之道”(天理)与性命,呵护善待万物,令这一“易”世界精彩更精彩,壮美更壮美,和谐更和谐,完满更完满。不难发现,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生态发展成为国家发展重大战略的今天,这一思想无疑具有显著启发意义,值得我们予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原载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5月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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