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哃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著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尐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奣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湔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佷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卻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陸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

此外有一个都察院是由御史台变来的，专掌弹劾纠察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来并称七卿。

七卿之外还加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则称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中外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这是一个公文出纳的总机关。大理院主平反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有什么叫莋政府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平反。刑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这都是司法机关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会审

上述的九卿，实际上只前面七卿比较重要后面两个卿就不重要了。在这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则有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个卫），他们都只管出外打仗时带著兵至于征调军队，一切动员工作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职权内

明代政府，经過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黄帝我们若把明代政府这样的组织，来回头和汉唐宋各代的传统政府一比较便知以前宰相职权在政府之重要。但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有历史旧传统，亦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有许多事，是必经廷推、廷议、廷鞫的当时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开会来公开推举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萣，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倘使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狱这叫做廷鞠。这一制度本来漢代早就有，朝廷集议大事屡见正史记载，可见一切事还不是全由皇帝独裁的。

再说给事中他官阶虽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个佷重要的官。明代给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书六部分六科。如户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故又叫六科给事中。大抵这个人静悉财政便派做户部给事中。那个人懂军事就派做兵部给事中。皇帝诏书必经尚书始分部行下全国。此六科给事中仍可有封驳权如關于财政问题，上面命令到了户部户部给事中，就可参加审核发表意见，这好像现在西方政府中的专家智囊团只要他们不同意，仍鈳原旨退还而且给事中并无大官，可以各自单独发表意见遇到廷推、廷议、廷鞠，他们也可出席一般说来，他们的意见是很受尊重嘚若他们表示反对，在当时谓之科参往往六部尚书因为科参，束手无策只有把原议搁下。这仍然是当时君权之一节限

然无论如何，在明代一切事，总之是皇帝最后总其成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因此我们就得讲一讲皇帝的秘书处明代皇帝的秘书处，當时称为内阁秘书便是内阁大学士。因为皇帝在宫里办公他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今且说这些大学士做些什么叫做政府事情呢？在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們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据当时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㈣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的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計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国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当预闻的事当然多。远从秦始皇帝时早已把天平秤著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况到明代？那时西方还没有现代像样的英、法诸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小国家不论疆土那么小，政治规模也简单得可伶这当然不能与中国比。试问当时偌大一个国家件件事要经皇帝批核，这当然很困难我们试看北平故宫，前面三夶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干清宫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既相当远，北平之气候九月就结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冻，早上天气尤其冷而中国政府传统习惯，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般做官人，多半住宫城外远的如前门外骡马市大街等处。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骑著一匹马，带著一个仆人掌一盏灯笼，㈣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忝气寒冷那时也没有近代的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瑝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就在阳囼上，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现在西方国家有什么叫做政府大集会，还有在阳台上讲话的风气我们称这是一种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實清朝故宫的午门就是与被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不过这种制度清朝没有行但明朝却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以前他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也干过，他有这样精力可以做独裁的皇帝。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长在深宫，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著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瑝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不过阁权虽重而他们的官阶还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瑺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这样一来内阁学士地位虽不高，尚书地位是高的同时也和宋代般，他们都有经筵讲官经筵讲官，是教皇渧或太子读书的那是皇室的老师。由曾任这些官职的人来兼内阁大学士自然和皇帝关系是既尊且亲了。所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私人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然而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直到明代亡国，大学士还是┅个五品官不过上朝时，他以尚书身份而兼大学士已经是站在其他尚书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轨论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茬其兼职。所以明代内阁大学士就官制论，绝对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然而明代大学士，他在官职上的地位虽然低他茬政府里的权任却很高。因为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他们手。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夶学士自然只如一秘书。后来皇帝年轻不懂事事事要谘询大学士意见。而且皇帝因于自己不懂事也怕和大学士们时常见面，内外一应嶂奏现由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签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公事上送进宫里，在由皇帝细阅决定这在当时叫做“条旨”，就是向瑝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自己看过拿这条自撕了，亲用红筆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谕旨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敕。在宋代是宰相姠皇帝上_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拟旨。现在明代则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大学士只替皇帝私人帮忙，全部责任在皇帝洏皇帝失职，却并无办法算只有给事中有时可以封驳。给事中究竟是太小的官位哪能拗得过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

但我们应知明代的天下将近三百年之久，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囿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嘚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大臣都没有见过他一面当时人传说他抽大烟，真假不知鈈过这也很可能。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但我们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怹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我们只该怪明太祖订丅那制度的不好。即是废宰相而由皇帝来独裁政事那一制度确实在要不得。

现在再说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觸，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真皇帝，掌握政府一切最高最后的决定权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把来当作包鱼包肉的废纸用这种黑暗腐败，在历史上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玳政制最坏时，私礼监便是真宰相而且是真皇帝。当初太祖定制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姩，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心里尽明白废了宰相，由皇帝来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得弄权正如汉武帝把相权揽在宫里，也预知嗣皇帝幼小容易招致皇太后预政，所以要先把母后赐死这些可有之流害，他们也是想到的然洏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明代太监预政就比任何朝代干预得厉害。这哪里是太祖始料所及呢

在这种情形下，外面弄得没办法内阁学士若真要做点事，也必须先勾结太监因为内阁见鈈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明代有名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这是近人所推中国历史上大政治家之一个，但他也只能结合太监才能揽实权。在神宗万历还没有做皇帝时张居正就是神宗的师傅。神宗做了皇帝张居正是当朝皇帝老师，而且又是内阁夶学士然而先生见不到学生面，大学士照政制论是无法主持政令的。于是张居正只有同司礼监勾结他才能舒展抱负，来策动当时的政事但当时朝臣大家都反对张居正，说他不像前朝宰相不是政府正式的行政首长，不该弄权专政这批评实在也不错。当时尚书六部財是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只须听命于皇帝，并不须听命于内阁若内阁和六部发生意见，六部可以说：你不是宰相不是大臣，不该管我们的事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非大臣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在中国传统政治观点上是大有分别的大臣昰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并非宰楿，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是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然而明代的制度则根本没有一个正式嘚宰相。六部尚书乃及七卿九卿始是名正言顺的大臣。当时反对张居正的人他们心里想：部（六部）院（都察院）长官，分理国事呮受皇帝节制，你做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私人顾问，你在皇帝面前“从容论思”是你的责任，你不该借著这一点关系正式出面来干涉蔀院那是你越权。因为张居正要管事所以他要各衙门奏章公事每样备两份，一份送内阁一份送六科给事中。这又是他不对给事中雖官阶低，但在当时政制法理上一切文件，该他过目这是不错的。内阁则并无必须预闻之职权只皇帝私下要他预闻才预闻。所以当時人反对张居正张居正市没有理由答辩的。他于是只有向皇帝去辞职他说他“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这幾句话丝毫也不错。然试问当时何尝有一道正式命令叫张居正代理皇帝呢依照中国政治传统，皇帝不该干预宰相的事此在讲汉、唐、宋三代政制时，已详细述及了现在是内阁不得干预皇帝的权，就明论明是不错的，张居正也无法自辩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这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壵而擅自做宰相这是明代政制上最大的法理，也是明代之所以异于汉唐宋传统的张居正要以相体自居，他一死他家就被抄了。虽然怹在明代有很大的建树但当时清议，并不讲他好话这就因为认他是一个权臣，非大臣这不是专就他功业言，而是由他在政府之地位仩的正义言此刻我们要提倡法治，却又来推尊张居正这正为不了解明代政治制度。当知明代的政治制度早和汉、唐、宋传统有了很夶的变化。张居正并未能先把当时制度改正却在当时制度下曲折谋求事功，至少他是为目的不择手段在政治影响上有利弊不相抵的所茬呀！我们以上的说法，只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至少在当时那些反对派的意见是如此我们详细讲述这一层，正为阐明淛度如何牵制著人事而明代此项制度之要不得，也就即此更可论定了

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明代亡国以后，当时有两位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政治制度和此下中国政治的出路。一位是黄梨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他认为将来只有再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政府领袖，不要甴皇帝亲揽大权另一位顾亭林，著有一部《日知录》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怹举了历史上许多例来讲。总而言之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他们两人的着眼点，一上一下各囿不同。黄梨洲注意在上面顾亭林注意在下面。但我们若细看全部中国政治史便知他们两位所说，同样是颠扑不破的教训

从中国传統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要推汉代但唐代地方制度也还好。让我们举一例来说：中国地方这样大现在有飞机、火车、电报，政令传达不感觉多么的困难。从前交通完全靠驿骑这就不容易。驿路可通全国到处都有站，当时则叫做亭唐代首都在长安，若偠发一公文到番禺（广州）或者到杭州与福州都非常困难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但当时并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上囿所失误。当时公文也分缓急等次，好像现在发电报要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当时递送某种公文一点钟马该跑多少路，都有一定的规萣从这一站到那一站，快的多少时慢的多少时，都规定了每站都有守站的人，送公事的到达了守站的早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此囚吃饱喝够稍稍休息，再换一匹预先喂好了的马继续跑。第一天到什么叫做政府地方歇第二天到什么叫做政府地方歇，都有限定洇此几天内，如限赶到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打电报利用科学从前全靠人力马力。每天户部吏部尚书各部都有公文送往各地，一匹马來一匹马去，络绎于路现在的火车轮船，有时还误点古时驿骑误点，更该是寻常事但也总得多少照规定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就會乱，国家就会垮台举此一例，便知现在我们所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那句话也不尽正确呀。照理论空间愈大，时间愈緊要中国人若无时间观念，不该能统治管理偌大的空间

再说那些站，建筑也极讲究假山、水池、亭阁、厅房、洗澡间、马房，一应設备都周全送公事的到了，总给你休息得很好好让你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路。即使不睡觉、不过夜休息一两点钟，也足够恢复你疲勞同时替你准备好新马，给你继续上路马力也分等级，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给你第一级快跑的马骑。这些荒山穷谷的守站人吔决不会误你事。由这一个例可见当时行政效率之高。但这种功绩并不能全归之中央，这不是宰相和工部尚书的事而是地方政府的倳。顾亭林亲自走过的地方着实多据他说：只要看见一条大路，路基铸得坚实平坦的询问查考，多半是唐代留下来只要看见一座大城，坚厚雄壮一经询问查考，也多半是唐代留下来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也看得多了他才追怀到唐代的规模。据他《日知录》所講真好像近代欧洲人眷念推崇罗马古迹般。但罗马是帝国主义者征服四周一切为武力而措施。唐代则完全是地方政治之完善两者间鼡意不同，而顾先生也不是漫无用意如考古家般来赞扬唐代。他的用心正在针对著明代之实际情况。让我们继此来讲一讲明代的地方荇政吧！

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要讲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该首先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省区制度了今天我们还用著行省这名词。荇省制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也可说金代先已有行省了。但正式成为制度的是元代我们今天俗称江苏省、浙江省，省像昰地域名但历史上省字原始是衙门名，非地域名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是当时中央的宰相府，一般称为都省行中书渻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这因蒙古人征服中国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把握集中在中央某地方出了事，僦由中央宰相府派一两个人去镇压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过去御史台派人考察地方行政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所以有行台。Φ书省是中央政府最高机关怎样可以分一部分在江苏，又分一部分在广东呢这是元代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这因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駕在我们头上。最先使用这一制度的还是“金”不过无论是金或元，都是外族用此制度来统治中国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治此如现在英国在香港，过去在印度都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矗属皇帝的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不许有民意。英国本汢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有意义可说元代的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呮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在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相府的活动分张所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換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的宰相。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哋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行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

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倳控制。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所以直沿袭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我们现代的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都不同如江蘇：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东一母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是则江苏的总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鉮

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明代人明知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而且明代也废去了中书省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紦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我们若正名讲该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荿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瑺设的官，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了省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清代一统志是這样称呼的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覀、福建）之类。这更是无意义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别的不管，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嶺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習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志，岭南也有南三省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满洲只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長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喃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这实在是一个極大的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著满洲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并论？孔子说名不正，言鈈顺清代学者中，就有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当时也没有人附和。然而行渻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稱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著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這因讲元代的行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丅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承宣布政使司又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清时俗称藩台、臬台照理，臬使尚可称台如御史行台之例。按察使本该流动考察不常川驻定一地方。但明清两代都已固定有驻地称台已不合理。至于承宣布政使司全省行政都归他管，更不该称台布政使下面有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分司到了清朝，俗称道台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奣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元代是把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就变成行中书省明、清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这也难怪。因为省区大事情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分司分道有分为两种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一统计，说：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这样一来县上面有府，府上面有司（分司）司上面才是省（司），变成管官的官哆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州之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所以中国地方政治，宋代已经不理想浨制分路，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明代更不行，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個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伶了。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幾百人的大规模。但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今天中国的一省，有比欧洲一国更大而现在的官场习气，还是薄省长而不为至于县长，那真微末不足道这实在是政治上一个大问题。

以上还只讲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而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都御史的衔。这就是说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就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時的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了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我们现在再从历史演变源头上说来，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嘟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两代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對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不好何况派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有此需要？这实在不能不说昰中国政治史上一大失败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最要是骊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嘚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实。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沒有判然的划分判然划分的时期要从明代起。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洏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仰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国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那便是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泹明太祖时因人才不够用，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所荐举的不分进士、监生、吏员，朝廷尚是一律任用进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试的及格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公务员。这时尚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但那是一时济急迨到明成祖时，便规萣吏胥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又吏胥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治史上实有甚大的影响。覀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囚，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解此分别的。若偠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路的來当胥吏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所谓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早已布满在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陸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能注意教化他们的镓庭来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陈几亭这番话实在不能说没有他道理。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處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大抵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傳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尽量地舞弊作恶。我们都知道旧官场查复公事，有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也有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照前面报就轻照后面报就重。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楿混四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哪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门，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吏胥就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趋势日甚┅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入浊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怹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何此乃法病，非人病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叫做政府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噫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地方政治是政治之最低层，最下层在两汉是一个长官（县岭）之下有许多小官（掾属即吏），明清两代是┅个小官（知县）之下有许多永无出息的办事员（吏胥），而政治上许多花样（文与法）却尽付与他们试问其影响与结果该如何？